导论
你是否有时会感到你的民族和国家总是莫名其妙地被排斥在主流之外? 你是否曾经感觉到当你说出“我”这个词时,“我”指的是别人,而不是你? 你是否隐约觉得你并不是你说出的句子的主语? 你是否曾经感到每当你发言时,你在某种意义上已经充当了别人的代言人? 或者当你听到别人讲话时,你总是他们谈论的对象? 你是否意识到这些发言者从未考虑过你的感受如何? 你来自何方? 你是否意识到你生活在别人的世界中? 一个为别人而存在的世界中?
——罗伯特·J. C. 杨:《后殖民主义与世界格局》1
从1492年哥伦布发现美洲大陆,到1947年后以印度为序幕的一系列民族独立运动,再到如今颇受抵制而每个人似乎又不得不置身其中的“全球化”进程;从拿破仑修《埃及志》,到法农面对欧洲殖民者的愤怒呼声,再到萨义德以《东方学》为后殖民主义奠基;直至今日,殖民与后殖民这一研究领域已然成为一个众声喧哗的角斗场,又仿佛是不断自我消解的虚无之渊。殖民与后殖民的历史延伸到现实,从未间断地塑造着当下的生活和生活的主体,关于殖民与后殖民的研究也不断揭露、消解,但据说又巩固着这些建构的机制。罗伯特·杨平实而深刻的发问,既是对后殖民主体境遇的描述,也隐隐展现出后殖民研究的尴尬所在。
底层(subaltern)能说话吗? 反抗的声音何以可能? 如果你运用自由民主的思想为自己争取权利,批评者会说这还是在援引西方殖民者的话语。如果你在政治、经济、文化表现上强调本民族特色,批评者会说一个原始纯粹的“本土”并不存在,或者本土特色正是为了迎合西方人的眼光。如果你提出西方也确实受到过其文化伙伴的深刻影响甚至结构性的塑造,批评者会说这就是西方不断扬弃他者壮大自我的能力,或者“本土”仍然要依赖西方的肯定而自我肯定——总之,文化交流中总有一种不对等的关系。如果你想要彻底摆脱西方,批评者会说这样的天钩(sky hook,罗蒂语)并不存在。再苛刻一点,后殖民研究——本身就是反思西方及其他者关系的研究——甚至也可以被说成是奠定在西方哲学资源之上又在西方学界发挥影响的一种学术。批评的锋芒进而从学术研究扩展到学术机制,便有了这样一种诛心之论:从事这项研究的学者无非是借助西方理论和本土特色(对众多来自第三世界的知识分子来说)来追名逐利。
一切都成了关于“同”和“异”的辩证法游戏。它不仅见诸后殖民研究,同样是文学、哲学和艺术学研究中绕不过的逻辑内核。这种“解构”或者“颠倒”并不复杂。那些哲学家、批评家、理论家都可以掌握游戏的玩法,从学术或非学术的角度颠覆对手,却只有少数人洞悉了游戏的机制。所有人都感到不安和焦虑,但有些人才明白焦虑从何而来,又如何在张力中前进。如果只是停留在上述那些绝望无解的局面,那么我的研究根本没有任何展开的可能性;但我也不敢说自己是发现了秘密的少数人,更不可能提出一个有效的解法,只是希望对这些僵局做一些力所能及的澄清,并争取有所拓展。
我的研究主题是“反思后殖民理论的二元结构”,对其中每一个语词的释义也就成了这篇导论的结构:首先简要分辨“后殖民”及其周边概念,由此廓清研究对象和研究范围;然后解释“理论”与“反思”,这部分是对中国后殖民研究现状进行分类,参考国内外的研究方式,提出本书的方法论特点;最后,“二元结构”是本书重点,也是正文研究的全部内容,当然无法在导论中说尽(正如黑格尔所言,如果一本书的内容可以抽象成一篇pre-face,那这本书也没有必要存在了),但我将概述全书的章节安排和大致内容。
一
名词解释是很多研究开篇的基础工作,如此一来,各家解释层层累积便形成了一个难以穷尽的资料库;但解释的目的并不在于列举所有已有含义;相反,不纠缠于这些含义,凭借学术常识,我们同样能大致无障碍地谈论关于后殖民的种种;所以,名词解释的意义不在于全面,而在于准确,要在常识的基础上有所拓展,又有所限定,归根到底还是为本书的研究打下基础。要解释“后殖民”,又不能不先扫清周边的“障碍”,不妨先从与其相关的概念谈起。
作为动词的“殖民”在最宽泛的意义上指扩张原有势力范围、取得新领土的过程。德国史学家于尔根·奥斯特哈默(Jürgen Osterhammel)归纳了殖民的六种形式2,若不考虑特定的历史时期和权力结构,诸如“古希腊曾殖民埃及”之类的说法也是可以成立的。然而,“殖民主义”却是一个不折不扣的现代性概念,与欧洲四百年来的扩张与剥削有关。3 科学革命和工业革命为资本主义生产提供了技术条件,现代民族国家的确立为经济活动提供了制度上的保障,而地理大发现则为资本主义扩张贡献了最重要的原料、劳动力和市场——殖民主义从来就是西方领衔的现代化进程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它意指:“少数外来入侵者与多数本土居民(或被强制输入者)之间的控制关系。殖民统治者出于自己遥远宗主国的利益考虑,采取了一系列关键措施,影响着被殖民者的生活。殖民者拒绝与被殖民者的文化相互融合,他们坚信自己的优越性,认为自己的统治权力天经地义。”殖民者与被殖民者之间不仅是简单的主奴关系,而且是一个民族被拉出了自己的历史发展轨迹,被剥除了原来的文化背景,被来自外部的统治者出于自己的利益而操控;殖民者以诸如“进步”之类的意识形态宣传,贬低被殖民者的本土文化,以宗主国文化同化之。4 简言之,殖民主义是一国(往往是资本主义现代民族国家)对某一地区(往往是遥远的、尚不具备清晰的现代政治组织形式的地区)政治上的控制、经济上的剥削,以及文化生活上不对等的影响。
而“帝国主义”与殖民主义就像一枚硬币的两面。在最宽泛的意义上,它可以追溯到罗马帝国,泛指“一种帝国的组织结构(formation)” “一个国家对邻近诸国的统治力”5;雷蒙·威廉斯也指出imperial一词可以追溯至14世纪的拉丁词源imperialis、imperium,意为支配、指挥、至高权力。但是作为“主义”,它同样是一个现代概念,在1870年之后才被频繁使用,与宗主国的统治体系、殖民贸易有关,词义偏向于政治体系和一种以“教化使命”自居的政治企图。进入20世纪,这个词语的意义就更加丰富,不仅作为政治结构,也开始有了经济和文化的含义,诸如“美帝国主义”6“苏维埃帝国主义”的用法更是超出了传统的定义。7 奥斯特哈默将帝国主义定义为“为建立和维持多个殖民王国所行使的各种强权和活动”,在当代则不仅是对殖民地,还包括在全球化背景下国际间的政治活动。8 泛化了的帝国主义概念关乎一种广义的经济宰制。9 毫无疑问,帝国主义与殖民主义的关系——虽然在诸学者的具体研究中略有差异——是密不可分的。奥斯特哈默认为帝国主义是更大的概念,殖民主义是帝国主义的具体表现之一。罗伯特·杨认为:帝国主义是“受到以宗主国的意识形态所驱使,关心国家权力的确保与扩张”;殖民主义则是“受经济驱使,对边缘地带的行动”;帝国主义偏重概念分析,殖民则偏重实践。10 一者为体,一者为用。萨义德的说法与杨类似:“帝国主义”意指“统治遥远土地的宗主中心的实践、理论和态度”,而常常作为帝国主义之后果的“殖民主义”,则是“向边远的土地上移民”。11 但这种着墨并不平衡的定义显然体现了萨义德本人的学术重心和意向,即重视帝国主义话语分析,较少涉及殖民议题,更不愿被划归到后殖民学术中。12
由此可见,殖民主义与帝国主义是从不同的角度、共同描绘一种居于中心地位的帝国与其边缘的殖民地或第三世界国家的权力关系,这种关系根植于16世纪以来殖民扩张的历史,涉及政治、经济、文化等诸多方面。两个“主义”既是对现实境况的描述,也是关于这种现实的学术;既包括抽象的哲学意涵,也包括与现实紧密相关的各种实证性研究。在今天,这组概念也有一种走出历史、抽象泛化的趋势,被用来描述各种控制/被控制的二元关系。
有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就有它们的对立面——“反殖民主义”(anti-co-lonialism)和“解殖民”(decolonization)都是常见的说法。前者指“殖民地人民反抗殖民主义的具体意识形态和实践方式的政治斗争”,包括政治、经济和文化方面,13但倾向于单纯描述反抗运动,并不包括如后殖民般的反思维度。后者是“一个过程,它包括揭露和拆解殖民主义权力的各种形式的努力”14。 “解”(de-)的前缀似乎参照了解构主义的提法,所以相比反殖民,这一概念不只强调反抗,而是对反抗的策略有所反省,可以说是一种伴随自我反思的反殖民过程。但无论是“反”还是已颇具后殖民意味的“解”,这两个概念都侧重于行为和过程,却很少被当作一套理论话语的标签。在有关殖民和后殖民的论述中,它们虽然经常出现,但大多作为一种常规的行文措辞,而不是一个学术专名。换言之,它们只是反抗活动,而不是一套理论、一种思潮、一类“主义”。
在反抗殖民统治和殖民话语的过程中,最常见的现象就是由受过宗主国文化训练的本土精英来领导解放运动,然而在独立建国之后,原殖民地人民又恍然发觉,本国的政治制度仍然沿袭着宗主国统治时期的形式,在全球化的大趋势下,本国经济仍无法摆脱帝国资本的压榨,统治阶级由外国殖民者变成了本国精英,但底层人民的生活并没有多少改善。一言以蔽之,殖民主义的名目被推翻了,控制和剥削却依然存在。这就是加纳前总统恩克鲁玛在其著作《新殖民主义:帝国主义的最后阶段》中提出的“新殖民主义”概念:“新殖民主义的本质就是,新殖民主义的国家在理论上是独立的,有国际上认为主权国家应有的所有外在条件,但是在实际上,它的经济系统和政治政策是由外面的势力主导。”15新殖民主义尖锐地指出了殖民主义在形式上终结后、在实质上仍然难以消除的影响,同时也包含对反殖民或解殖民运动中所采取的策略和效果的反思。无论在历史时间上还是在反思角度上,新殖民主义都与后殖民主义有所重合。但“新殖民主义”一词并没有取得如后殖民那般广泛的用法,它还是被限定在其所诞生的语境中,即侧重于经济方面的批判,认为独立后的前殖民地国家仍然依附于资本主义经济体系,且在这一体系中仍处于帝国主义的宰制之下。16
在澄清了上述概念之后,我们终于可以来到对“后殖民(主义)”的探讨。
首先,尚未算作“主义”的后殖民是一个以时间为鲜明特征的政治和历史概念,这也是该词语首次出现的语境。根据米什拉( Vijay Mishra)和霍奇(Bob Hodge)的考察,这个词语第一次出现在1959年,指独立后的殖民地国家,那时它还不是一个专名,只是出现在post-colonial state这一词组中。17 所以我们可以将“后殖民”首先作为时间界限,描述殖民统治结束之后的全部现实。不过,作为时间概念的后殖民并不这么简单,因为它不单单是历史的分界线,还应该被理解为学术史的分界线:关于后殖民的研究也产生于殖民统治之后。这听上去像是一句无聊的同义反复,但其中却包含着一个必要的提醒——注意概念产生的理论语境。正如前文所提到的,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虽可以在宽泛意义上包含古代,但根本上必须被看作与现代性共生的概念,现代既是这些概念出现的历史时间,也是它们的理论语境。同理,后殖民时代的问题或是在实践上与殖民时代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或是在理论上抽象为超历史的哲学问题;但无论如何,为了避免这个概念过分模糊,为了不使“后殖民研究”与“殖民研究”丧失区别,也不使之成为如“高蹈理论( High Theory)”18一般的纯粹思辨,我还是认为有必要时刻谨记它产生的理论语境:后殖民研究产生于殖民统治结束之后,它受到后殖民时代哲学资源的支持,回应着后殖民时代的现实问题,由此而来的研究又不可避免地回溯到殖民历史之中。
这就来到“后殖民”概念更为重要的一面——作为学术的“后殖民主义”。这种后殖民主义的起源并不像时间概念那样有一个清晰的界限。特别关注现实政治斗争的学者将法农尊为后殖民的先驱,认为后殖民主义诞生于阿尔及利亚民族解放运动中;一般观点认为萨义德乃是后殖民主义作为一项学术研究的奠基者;也有人认为后殖民首先是以文学研究的面貌出现19;而后殖民的反对者则不无讥诮地认为这种学术“诞生于第三世界知识分子到达第一世界时”(德里克)。我认为,阿尔及利亚解放运动与其说是后殖民的不如说是反殖民的,再抛开讽刺的俏皮话不谈,以萨义德的《东方学》作为后殖民主义诞生的重要标志,可以说是公允的。首先,《东方学》覆盖的范围从古希腊直至20世纪前半叶,萨义德对殖民话语的批判显然是受到后殖民时代种种现实问题的触动,进而追溯到殖民乃至前殖民时期关于东方的各类话语,此乃上文所说的时间之“后”。其次,萨义德并不是批判殖民话语的第一人,但他给这类研究带来的创新就在于援引福柯的话语分析理论,这也是为什么他批判殖民话语却不算殖民研究而是“后”殖民奠基。学术资源和学术范式之“后”,正是我要界定的学术后殖民主义的第一个特质。后殖民主义研究引入解构主义、话语分析、精神分析等广义的后现代理论,自己也成为后现代的一支,这并不是故弄玄虚或哗众取宠,而是对后殖民研究有着实质性的更新。语言学转向之后,东方与西方,绝对本质与话语构造,历史的真实与历史的叙述,原来牢不可破的东西烟消云散,种种壁垒分明的对立也开始动摇。正是在这种基础上,后殖民主义才能从新的角度去反抗殖民主义的种种宰制,试图消解本质并超越二元对立。正如文化研究大家斯图亚特·霍尔所说的,“后”不仅是“后于(after)”,而且是“超越( go beyond)”殖民主义。20不论它是否成功地做到了这一点,至少它始终对当初粗糙的反殖民策略、也时刻对自身的反抗策略保持紧张的反思,不断自我批判、自我超越。
其次,从学科和研究问题来看,后殖民主义虽然建立在反本质主义的哲学基础上并较多诉诸高蹈理论,但这只是它内含的一种学术精神,并不等于完全倒向哲学思辨。现实的后殖民状况本来就不是铁板一块:作为曾经的超级宗主国的英国和今天的美帝国主义一样吗? 作为殖民地的澳大利亚、美国和印度又一样吗? 霍尔说:“我们不能认为所有的后殖民社会都是在同一个意义上(in the same way)属于‘后殖民’的……但它们也不是毫不相关、在任何意义上(in no way)都不能归为后殖民的。”21相应的,后殖民主义的问题也是广阔而繁杂的:欧洲的领土扩张与征服,各种殖民机构,帝国的话语运作,殖民话语微妙地建构主体,以及主体的反抗,最重要的——在诸民族国家独立前后,对殖民主义种种侵犯的回应,以及殖民主义的当代遗产。22 由此可见,后殖民研究仍无一例外地关注殖民和新殖民的问题,既接续原有的研究并有所推进,又将其理论化,从哲学的高度加以反思,并且,如上文所说,“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都趋于泛化为一种宰制关系,所以,有些地区并非严格意义上的殖民地,但也因其与西方的历史渊源而被纳入后殖民研究范围,例如中国,又如萨义德的《东方学》所聚焦的阿拉伯世界——大部分并非殖民地,但此书却是一部后殖民的经典。23 这样一来,后殖民所涵盖的学科也相当广泛,或者说,它本身就是一种跨学科的尝试:政治、历史、社会学、经济学、文学批评、文化研究……“后殖民理论”只是其中一支偏重哲学和理论的研究,并不等于后殖民的全部。后殖民研究也不是一个有着严格的范围、以某种单一理论去处理该范围内所有材料的研究方式。换言之,“后殖民理论其实根本不是一个理论;也就是说,它不是那种‘根据许多原则,归纳出可以应用在无数实证性描述的抽象模式’(福柯)。后殖民理论发展出一套概念的资源,就像女性主义没有一个必需恪守的单一方法,反而是许多共享的政治和心理感知,并且依据某个共同范围的理论,运用各种理论性的简洁而订定特定的社会和文化目标”24。这也是为什么我没有将后殖民主义描述为一个学科、一项研究或者单一的“主义”,而是一类“学术思潮”。
最后,还有必要澄清一下后殖民与其他后学的关系,特别是它的实践品格。最广义的“后现代主义”等同于所有“后学(posts)”,则后殖民毫无疑问是其中的一支,但在有些语境中,狭义的后现代理论被认为是从索绪尔发展而来的结构和后结构主义语言学以及语言哲学——虽然这也是后殖民主义的理论资源之一——那么就有必要区分后殖民与后现代的关系。25 后殖民主义始终有着深切的现实关怀和积极介入的能动性(agency),它关注的问题是殖民统治结束后第三世界仍然普遍存在的剥削和压迫。这一领域卓有声望的学者——萨义德、斯皮瓦克、霍米·巴巴,甚至不太属于这个圈子的德里达、霍尔和福柯,都有殖民地血统或深厚的殖民地生活经验;虽然我们无法将他们的经历与学术做简单的反映论式的对接,但可以说后殖民经验总是在直接或间接地影响塑造着后殖民学术,即使是最抽象玄奥的理论也离不开现实土壤的滋养。这一领域的研究成果中,既有在政治、经济、历史方面颇为具体的考察,也有抽象的理论思辨,后者往往是对前者的认识论、方法论学术框架的批判和反思,后殖民研究可以在反思的层级上排成一个序列。虽然研究的方式多种多样,介入现实的程度有大有小,但将后殖民一概斥为脱离现实的话语游戏,这种论调是站不住脚的。恰恰相反,后殖民研究不同于狭义后现代的特点,就在于它“坚持后殖民生活中物质现实( material realities)的重要性”26,后殖民主义“……是最激进的哲学,它质询过去的历史以及至今仍在发挥影响的欧洲殖民主义的遗产,从而消解它们。所以后殖民研究不仅是一种理论知识,同时也是‘理论实践’,是一种从静态的学科权力到行动干预的知识转化”27。
至此,我们已经考察了殖民主义、帝国主义、反殖民主义、解殖民、新殖民主义和后殖民的概念,挂一漏万在所难免,而这些概念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也并非本文所能穷尽。为每一个概念下一个清晰的定义、划出一个明确的边界是非常困难的,我所秉持的原则是从概念的用法入手,尽量厘清它们不同的侧重方面。总结起来,我认为——
后殖民主义是一种诞生于20世纪70年代的学术思潮;它关注前殖民、殖民、殖民结束后及当下的全部问题,乃至广义的关于地区、族群、文化之间的宰制关系的问题;它继承、更新、推进以往的研究,又对这些研究本身加以更高层次的反思;它带着一种激进的、反本质的解构精神,结合各个学科的具体问题和具体方法,形成一种多学科和跨学科的广阔领域;在其中,高度抽象的“解释世界”的哲学理论、具体的分析研究和“改变世界”的实践能力相互启发,并行不悖。
二
后殖民研究的相关著述汗牛充栋,必须找到一个合适的分类方法加以概括。一种方法是以学科来划分。虽然当今学术研究愈发呈现跨学科趋势,但一般来说,研究者在尝试援引其他学科的知识或方法时,仍不失自己立足的本行。在这个意义上,虽然后殖民有强烈的跨学科倾向,但依然可以按传统学科门类(政治、经济、历史、文学等)大致加以区分。不过,“理论”在这里有一点小小的麻烦:它既可以看做是和上述学科平行的、后殖民研究中的一支,又是相对于它们后退一步、拔高一层的抽象反思。这就又能从另外一个角度,即“后殖民研究”和“后殖民理论”两个层面来区分。这里的“研究”和“理论”都是我设计的狭义说法。前者指上述诸学科的研究内容,它们占据着后殖民主义的绝大部分区域;而后者是对前者的学术框架的反思,介于具体的研究和哲学之间,是后殖民研究在行进过程中对自己随时的检视。
举例来讲,萨义德的《东方学》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具体的研究内容上,都被尊为后殖民研究的经典著作。但这部作品在理论方面获得赞誉,主要是因为萨义德将福柯的话语分析引入对东方学的研究,聪明地占到了“跨学科”的先机。可是从整部书的结构安排和篇幅大小来看,绪论和第一章涉及理论,其余则是对各种形式的东方学话语的具体分析。在《东方学》中,萨义德将史书、政论、游记、书信、公文、学术著作、虚构作品这些原本不相关的对象召集在“东方主义(Orientalism)”之下,这是一种“跨”学科的尝试,也可以说是一种福柯式的、打破旧分类建立新范畴的努力。相对于其研究对象而言,《东方学》当然有对于它们的反思和批判;但是,正如文学史和文学批评也有对作品的反思却不被称为“文学理论”,我们也并不能因《东方学》包含反思维度就认定它属于后殖民理论著作。它更应该被看做是以话语分析范式写成的学术史或思想史,在其中,萨义德处理的是关于东方的各种话语类型,考察它们所蕴含的权力关系,由此形成了一部典型的后殖民研究著作——虽然萨义德自己并没有提出这个概念。尽管在学术史上,这部书理论的灵光或许要远远盖过后面繁冗的分析,但它仍然应该被归为“研究”而非“理论”,实际上,它也不可能成为后殖民理论。因为彼时这类研究刚刚起步,研究的成果尚不丰富,又怎能在一开端就出现对研究自身的反思呢?
除了这部经典著作,属于“研究”的作品还有许多,从题目和目录就很容易判断。譬如,奥卡福(Nonso Okafo)的《重建后殖民地的法律和正义》28考察原殖民地国家的本土经验和西方法律政治制度之间的关系;洛佩兹(Alfred J. López)编纂的《后殖民的白人特性》29收录了许多批判种族话语的论文;斯皮瓦克的论文《三个女性文本以及对帝国主义的批判》运用女性主义和后殖民理论考察三部有关女性的文学文本;戴安娜·布莱顿和海伦·蒂芬的论文《西印度群岛文学与澳大利亚文学比较》是从文学发展史的角度揭露帝国主义的权力运作方式。30
随着后殖民研究的蓬勃发展,出于自我创新的需要以及为应对批评之声,后殖民研究也加强了检视和反思,“理论”越来越多地出现。罗伯特·杨的《白色神话》31便是后殖民理论中难得的大篇幅、成系统的经典之作。在书中,他逐一分析了现实的反殖民斗争以及与斗争策略相关的理论,分析了后殖民研究状况与它们背后的理论资源和研究范式,他考察的对象包括:马克思主义、萨特激进的左派倾向、历史主义、福柯的话语分析、杰姆逊的理论、萨义德的东方主义研究,直至正当活跃的斯皮瓦克和霍米·巴巴。关于后殖民研究状况的单篇论文——尤其是在学者之间的论争中——就更是不胜枚举。这种“理论”与“研究”的划分非我独创,也不是一个多么了不起的学术创见,而只是早已被默默运用的分类方法而已(在此我特别提出,只不过是为下文做一铺垫)。譬如在许多论文集——后殖民学术因碎片化倾向而最常见的形式——的目录中,“理论”与“研究”之分显而易见。六百余页的《后殖民研究指南》32中,文章被分为四类,第一类就是“历史与理论问题(Histori-cal and Theoretical Issue)”,收录了关于概念释义、研究综述以及理论反思的文章;其余则是后殖民主义的具体研究。在另一个庞大的文集《后殖民研究读本》33中,第一部分“问题和论争(Issues and Debates)”收录的文章如:斯皮瓦克的《底层能说话吗?》(“Can the subaltern speak?”),本尼塔·佩里(Beni-ta Perry)的《当代殖民话语理论中的问题》 (“ Problems in Current Theory of Colonial Discourse”),斯蒂芬·斯莱蒙(Stephen Slemon)的《后殖民主义的乱局》(“The Scremble of Postcolonailism”)。当然,很难在“理论”与“研究”之间划出一个绝对清晰的界限,学术研究发展到后学阶段,任何研究多少都包含着理论反思,甚至对自身研究方式的暴露,如《东方学》就是兼有具体分析和理论创见的作品;但根据这两个极点之间形成的连续光谱,我们要将一项研究大致分类、定位还是不难做到的。
我之所以要区分“理论”与“研究”,其实是为了综述国内的后殖民研究状况。已经有许多论文和著作都梳理过这段不长的学术史:王宁等人合写的《又见东方》中的第四编“后殖民理论在中国”,赵稀方《后殖民理论》的“内部殖民和理论旅行”中对内地和香港、大陆和台湾的后殖民研究的综述,王岳川的《后殖民后现代主义在中国》,章辉《后殖民主义与当代中国文化批评》的整个下编……但从这些综述可见,作者们大多把注意力放到了“后殖民理论”层面,换言之,重点描述的是热热闹闹的理论争鸣,而鲜有介绍有分量的研究著作。仿佛徐贲、刘禾等几个学者对后殖民稍加引介,就引来了大量关于后殖民是否适合中国、文学理论失语症、后殖民与民族主义合谋等激烈论争。几粒小石子就掀起了池塘中的惊涛骇浪,未免有些奇怪。或许把学术史写成你来我往的论争史会比较有戏剧性,但其实在中国学界,“研究”与“理论”的成果数量上都不少(且不论质量),前者甚至更多一些。也可能是理论家们把大量的“研究”看作“将外国理论套用在中国材料上”的把戏,不值一提,可是论争中的理论含量和创新性就真的更高明吗?
在中国学界,带有“后殖民”标签的具体研究大多在文学和语言学领域,来自比较文学或外国语言文学专业,例如孙会军的《普遍与差异:后殖民批评视阈下的翻译研究》,石海军的《后殖民:印英文学之间》,高文惠的《后殖民文化语境中的库切》,费小平的《家园政治:后殖民小说与文化研究》,方红的《完整生存:后殖民英语国家女性创作研究》,任一鸣的《后殖民:批评理论与文学》以及陈义华的《后殖民知识界的起义:庶民学派研究》等。在博士学位论文中,同样有东北师范大学蔡清的《后殖民语境下美国华裔女性文学中的疾病书写分析》,苏州大学高照成的《奈保尔笔下的后殖民世界》。前文提到,后殖民研究本应是广阔的多学科交汇的领域,但在中国似乎只有文学界有所感应。如华东师范大学严仲连的《后殖民视野下的学前教育》这样的文学研究之外的成果并不多见。遗憾的是,这些研究较少牵涉中国本土问题,也应了理论家们的批评:后殖民研究在中国似乎仍然没有扎根,本土化和创新性不足。只有在硕士学位论文中,才有一些对张爱玲、辜鸿铭、张艺谋电影、华裔流散作家的研究。
对比中国的“后殖民研究”和“后殖民理论”,有一个有趣的现象:在已出版的著作中,“理论”的数量和影响更大;但如果加上单篇论文和硕博学位论文,“研究”的比重就要大大增加了。理论著作一般出自颇有建树的专业学者之手,如:徐贲早年的《走向后现代与后殖民》,王宁等人新近合写的《又见东方:后殖民主义理论与思潮》,赵稀方的《后殖民理论》,张其学的《后殖民主义语境中的东方社会》,马广利的《文化霸权:后殖民批评策略》,章辉的《后殖民理论与当代中国文化批评》,姜飞的《跨文化传播的后殖民语境》。而在博士论文中,理论却少于研究,其代表只有福建师范大学刘小新的《后殖民·本土论·左翼思潮》,南京师范大学李新民的《后殖民理论与中国文化身份认同》,华南师范大学刘莉的《马克思主义与后殖民理论视域》。
通读中国学人书写的后殖民理论,会发现一些共同的问题。首先,它们的本土意义不强,后殖民问题之于中国的适切性、中国后殖民学术的面貌都没有得到恰当的处理。虽然王宁、赵稀方的著作都辟有“后殖民主义在中国”之类的章节,但所做的基本是概括综述,并没有针对某一个具体问题的深入研究。李新民的博士学位论文题目中有一半是“中国文化身份认同”,但非常可疑的是,他只在最后一章提到了这一点,并且这一章中的绝大篇幅还是在谈西方身份认同和主体性理论,在最后的最后才有一些关于构筑中国主体性的口号。或许中国的后殖民具体研究还不够成熟,更难以产生针对中国后殖民研究的理论反思;另一方面,目前无论是开辟一个意识形态的飞地,还是寻找一个东—西二元关系之外的全新认识论模型,都不可能,谁也无法以一己之智慧指出构建中国文化主体性的方针;因此,慎言乃至避谈中国的后殖民理论,这种本土意识的缺席,或许还是可以原谅的。
那么,中国在引介和评述西方理论时又做得怎么样呢? 一个突出的特点就是大量的堆砌和重复。几乎所有著作都要对后殖民的相关概念、后殖民的学术史做一个梳理,这本无可厚非,但有些作者把这种界定和爬梳作为单独的、大篇幅的一章,就有点令人困惑。他们的界定非常全面,或许引用了每一个他们所能找到的定义,但见不出重点,不知界定是为了下一步要做什么。如果将其列为一章——而不是写入前言绪论之类——甚至作为研究的主要问题,想必是对后殖民这个概念有与众不同的见解,那么要做的就不是罗列,而是批判,指出某些甚至所有的定义都不完善,进而提出自己的看法,更新读者心中对后殖民的理解。遗憾的是,我们似乎并没有看到这样的尝试。而对于重要理论家的研究,大家仿佛是受了杨的影响,最常见做法就是将萨义德、斯皮瓦克、霍米·巴巴这三剑客(杨称这三位学者为后殖民研究的“三位一体”34)综述一遍,或伴有葛兰西的文化领导权和福柯的话语理论。《又见东方》前三编和《后殖民理论与当代中国文化批评》整个上编,都是如此安排。赵稀方的《后殖民理论》的五章分别是殖民主义、新殖民主义、后殖民主义、内部殖民主义、理论旅行,涉及理论家众多,三剑客和杨是他在“后殖民主义”一章中讨论的对象。而姜飞的《跨文化传播的后殖民语境》则采取了一种少见的方式,在第一章“后殖民文化批评理论的一般问题”中综述了塞泽尔、葛兰西和三剑客,而后则是时间视点—机制论(涉及萨义德)、空间视点—异化论、主体视点—杂种论(涉及斯皮瓦克和霍米·巴巴)、话语视点—霸权论(涉及葛兰西和福柯),并且这篇论文的页下注释绝大部分来自《东方学》一书,这种诡异的章节安排很容易令人想起文学原理、美学原理之类的教材。
研究西方理论家没有错,甚至扎堆研究这三个最重要的人也不过分,但已有研究的不足在于缺乏问题意识;虽然名目不同,但大体上都是对三位大家的整体述评,甚至只有“述”,连“评”都很无力。只是这三个人充当研究对象,却没有要研究的问题,没有一个串联起三人的合理的线索,甚至没有一个侧重点——哪怕“攻其一点,不及其余”也好。葛兰西、福柯、萨义德我们已经足够熟悉,斯皮瓦克和霍米·巴巴的中文资料不算多,但是也有生安锋的《霍米·巴巴的后殖民理论研究》 (2011)和李应志的《解构的文化政治实践——斯皮瓦克后殖民文化批评研究》(2008)两本全面介绍性的专著,实在没有必要一遍遍地重复综述三剑客了。
本书的研究属于后殖民理论的范围,但我的“反思”又有不同的指向。一方面,它是基于对以往著作的不满,对整个中国后殖民研究状况做一次反思。另一方面就要费些解释了。我们固然可以将全部后殖民学术分为“理论”和“研究”两类,但实际的情况是:一方面,所有的研究多少都有理论含量,伴有对方法论的自我暴露,以及对原有理论的改造、推进;另一方面,“理论”仿佛成了无限后退的——杨可以研究三剑客,那么我们再来研究杨,不是站在更高的“(再)反思”视角上了吗? 最好不要这样想。不要从一个无限后退或无限上升的序列上来设想后殖民理论,而是要以一个莫比乌斯圈(拓扑)的方式,即:无论是对后殖民某些具体研究的反思,对三剑客的反思,对杨的反思,还是对三剑客和杨的反思,都是在研究时暂且后退一步、拔高一层,但最后研究成果同样又归于“后殖民理论”,成为这个大花园中的一枝;同理,本书反思得出的结论和方法论在未来也继续接受他人的反思和批判。我的研究对象将会包括哲学的、理论的、后殖民学术状况等诸方面——它们已经是一重反思性的,所以我的研究当然就是“反思的反思”;但这并不意味着我更抽象或更高明,我的研究同样是后殖民理论的一员而已。
还有一点需要说明。我在前文中一再强调理论的语境化和有所侧重的界定,既然叫后殖民理论,就要与具体的经验研究和抽象的哲学思辨有所区分。但是,在接下来的研究中,为了更彻底地澄清后殖民的理论困境,我将从后殖民理论出发,进入哲学领域做一番探究——暂时有点离题;但这样澄清的目的是再回到后殖民领域,看看杰出的理论家是怎样在这个困局之内尝试改变的,最终的落脚点仍然是在后殖民主义上。
三
本书的研究对象首先是后殖民学术中基本的二元结构,同时也是哲学辩证法的内核。当后殖民的理论反思将自己推至极限时,便发现这类研究困在一个冲不破的逻辑陷阱里。当然,研究这种二元结构不能就事论事,变成一个翻来覆去的逻辑游戏;而是要打开视野,看看这种困境如何在后殖民学术中凸显出来,理论家和哲学家们如何思考、澄清,在对此困境有所意识的情况下又如何继续,或者能否另辟蹊径。因此研究对象也要拓展至涉及二元结构的、有代表性的各种理论。而研究问题可以概括为:后殖民主义的二元结构是什么? 它是如何产生的? 从哲学的角度应该如何理解或如何处置? 在洞悉这样的困境后,那些优秀的学者又是如何推进后殖民主义的? 譬如有无可能的“反写”或“反话语( counter-discourse)”? 抑或转换重心,以主体间性范式,考察一个虚幻、不完满的主体被刻写的过程? 最后,我还想考察中国30年间真正秉承的后殖民精神的研究是何面貌,它们存在的语境、方法论和价值立场是什么,未来的中国后殖民学术又有哪种可能的——我统称为实用主义的——方向。
第一章的目的在于暴露问题。首先是萨义德在《东方学》一书中留下的话语/真实的问题,或者说再现(representation)与被再现者的实际存在的问题。 《东方学》自1978年出版后,引来大量的批评和讨论,经过时间的沉淀,一些最重要最典型的缺点已经得到公认。35 其中一点就是:萨义德声称他研究的只是来自西方的东方主义话语对东方的形塑,丝毫不涉及真实存在的东方历史与现实,然而众多的批评已经证明萨义德的免责声明之不可能,甚至他自己的研究都不能遵守他在开篇提出的这条原则。当萨义德自以为在话语层面自由行动时,他忘记了这种分析之所以可能,是因为他时时参照着潜在的“真实”层面。这种话语/真实的问题也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简化为能指/所指的问题。自从索绪尔提出任意约定性,两者的关系就变得可疑了:原有那种“意在言外”“意在言先”的理解被推翻,但我们又不能简单地认为能指先于并决定了所指。实际上,当我们以这种被索绪尔更新了的角度去思考问题时,会发现两者形成了一种相互缠绕、相互界定、互为主奴的特殊关系。
其次,萨义德在书中还揭示了东方要建立自己的文化主体性所面临的窘境。无论贬低还是推崇,西方的描述背后始终是一种主体对他者、主人对奴隶的控制欲望,而与东方本身无关。在这样的格局下,进入20世纪,西方对东方有了更进一步的“表演”的要求,所谓东方特色仿佛也成了迎合西方的眼光。类似的研究还有法农、印度庶民学派、德里克对后殖民学术的批评、对后殖民知识分子身份的质疑……无不揭示出东方主体或第三世界主体的僵局。一条路是承认在数百年殖民历史或其他东西交流中西方的主导影响,学习西方文化以期迎头赶上,但这种追赶永远有着阿克琉斯与乌龟的距离,并且在这种趋同中失去了自己的身份。另一条路是强调自身特质,叩问遥远的历史以寻找文化之根,但这种由历史而来的身份也可能是一种想象虚构;并且,过于迷恋特殊性,在某种意义上也是接受了西方对东方的想象和判断,甚至刻意表现出西方希望看到的样子。显然两条路都行不通。
话语与真实、主体与他者,两个表面上似乎并不相关的问题,实际上都有着相似的逻辑结构。这两组概念甚至还可以与更多组概念类比,一样的道理都可以追溯到最根本的哲学层面。正如德贡布在《当代法国哲学》36中所说, 20世纪法国哲学一直受到黑格尔的影响,始终在思考同和异的辩证法游戏。在第二章中,我将通过对德里达解构哲学的研究,论述二元结构的内在机制。德里达深知同/异的辩证法奥秘。他揭示了这种机制产生的原因和运作的方式,并且希望通过这种揭示来达到解构的目的。所以在此处,我想澄清流俗对德里达和解构主义的一种普遍误解:把解构看作简单的颠倒,或者将“延异”看做是一种无限后退的虚无主义。在某种意义上——德里达本人也这样说——解构可以说是“颠倒”,但是解构的实践意义和革命意义并不能因为这个耸动的字眼就被过分估计。我对德里达的理解或许偏于保守:解构只是揭示、暴露,但如何颠覆则是下一步的内容,两者之间有一道关于具体策略的鸿沟。解构不等于解放,如何通过前者达到后者,是德里达本人以及解构支持者们后续的思考和努力。
对于辩证法的僵局,学者们多无异议;但是对于德里达解构的运用和效果,人们则多有批评,所以第二个误解则更值得探讨。如果延异是无限后退,那么接下来可以推出:无限的差别可以被整个地当做“本体”,也就是那种“唯一不变的就是变化”的说法,解构也就重又堕入形而上学。其实这种指责对于解构并不能成立。辩证法是吸纳一切叛逆者的黑洞,一度以破坏者自居的尼采、海德格尔到头来都被说成是“最后一个形而上学家”。但我认为解构的犀利之处就在于德里达不会成为新的“最后一个”,差别不能被整体化、同质化为新的本体。这是因为延异不能被理解为那种使差别的各项在平面上无限延伸的链条,而是同者与他者不断增加层次的扩展(类似前文所谈到的后殖民理论的反思层次),这种层次关系也不是无限增殖的,而是又回到同与异的关系中,也就是齐泽克经常借用的“拓扑学结构”这个术语。
令人遗憾的是,当代的伟大头脑以各自的方式不约而同地触及二元结构的底线,却尚未有人提出革命性的替代方式(alternative)。在后殖民领域,极具哲学素养的学者们尝试着戴着镣铐跳舞,背负着辩证法的枷锁在后殖民研究的道路上前行。在第三章,我希望从二元结构的角度来理解斯皮瓦克和霍米·巴巴的思想。考察他们的著作是极难的任务——一来因为两人理论武器之丰富、关注问题之广阔、研究对象之驳杂;二来因为两人为全世界学者所诟病的晦涩文风。有关两人的研究著作国内已经出版,外文资料更不胜枚举,没有必要重复。而我的研究也不是关于两人的专著,希望能够免除求全责备的负担。我理解斯皮瓦克的角度无疑是解构主义。刚刚说解构哲学与其应用隔着距离,那么斯皮瓦克是如何弥补这个距离的? 她的理论和批评很难被体系化地概括,所以我将重点考察她的一个精致的批评案例,其中她充分发挥了解构的方法,使不同维度相互拆台,廓出一个无法说话的“底层”作为批评的极限。从这个案例中,我们可以看清她擅用的一种策略,也可以作为阅读斯皮瓦克其他文章的启发性钥匙。概言之,解构武器在她的手里不仅被应用于帝国主义话语,更针对本土特色和“为底层代言”的幻觉,她就是要不断以差异戳穿所有再现/代表性话语——哪怕这个话语声称是为底层的——中总是已经存在的霸权和同质性的蒙蔽。霍米·巴巴的情况与斯皮瓦克又有所不同。他更多地借助精神分析资源——自称师从法农,但实际情况或许更接近拉康。我希望从霍米·巴巴的理论源头入手,从拉康的镜像理论步步推理出“套话” ( stereotype)、“戏仿” ( mimicry)、“含混性” ( ambiva-lence)等重要概念的深刻内涵,亦可见出拉康与解构主义的异曲同工之处。如果说斯皮瓦克一直在以“负”的方式提醒我们,那种与中心对等的边缘主体的不可能性;那么霍米·巴巴则暗示出在一种新的主体观之下,我们还是可以在承认中心、边缘各自的缺陷后,从建构性和含混性的角度去思考各自的主体身份。
霍米·巴巴可以被看作延异逻辑和实用主义研究之间的过渡,使我们从苦苦兜圈的二元结构中暂时脱身。第四章我将离开抽象的哲学和后殖民理论,而接近后殖民的具体研究情况,考察几种不同的反话语。反写是一个富有歧义的词语,它引起的混乱正如“东方主义”。原来的“东方主义(a)”是指西方人关于东方的表述,也是萨义德分析批判的对象。但《东方学》 ( Orien-talism,也是“东方主义”)37一书走红之后,很多论述中一提这个概念,其实就是指称萨义德这种批判性的“东方主义(b)”——可b和a恰恰是针锋相对的。反写也有这个问题:反的是谁? 原来的反写是指那种戳穿殖民话语的研究,萨义德和其他许多学者都在不同学科从事这项工作。如果说西方帝国主义对殖民地的经济、历史、文化上的宰制话语是一种“正写”,那么这种揭露确实称得上一种“反写(a)”。但随后而来的问题是,萨义德的批判本身也存在诸多问题,与其说消解不如说巩固了东西对立关系。人们不满于这种研究方式,所以要进一步对萨义德进行再反思、再批判,形成了一种“反写(b)”——既反西方中心论的反动,又反萨义德式后殖民研究。
我所关注的反写是b意义上的。思想史家克拉克致力于钻研东西方的思想交流,试图证明西方文化本身的异质性。他认为,东方文化的影响不是微不足道或可有可无的,它们是西方文化实实在在的组成部分,参与着西方的现代性进程。克拉克的写作脱离了西方对东方的一味陈述、控制,也不令一个孤独而怨忿的东方绝望地反击西方、确证自己。他借助阐释学理论,在东西交流的广阔背景下尝试一种反写。虽然扭转二元结构是一个不可能的任务,但克拉克的成绩在于:不在“戳穿西方的谎言”和“建立自身主体性”这两条路上钻牛角尖,而是开辟了一个豁亮的新论域,从其他道路迂回思考二元结构,也算是丰富、拓展了后殖民学术的园地。在后面章节,中国学者周宁的跨文化形象学与克拉克遥相呼应,但所处语境的不同却形成了微妙的差异。
布鲁玛和玛格里特合著的《西方主义:敌人眼中的西方》是一部极具影响的、介于学术和通俗读物之间的作品。这部书乍看上去好像是不服气的西方人对萨义德“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你说西方对东方有刻板偏见,并且这偏见是服务于西方的控制权力;我说东方对西方也有刻板偏见,东方积极调动这种偏见,服务于自己阴险的政治阴谋或非理性的攻击欲望。但这本书的亮点在于,虽然行文处处是“东方”“西方”,却制造出一种相反的效果:东方和西方不再是某些现实的地理位置、政权、人群,而是一种抽象标签或代数符号,许多历史事件、话语构造、精神结构都可以由此解释。这似乎又印证了二元结构的根本有效性,但此书不是一种脱离历史和现实的抽象,恰恰是向我们暗示:既然这组概念不一定固着在地理和历史上,那么我们也完全可以以一种实用主义的态度去运用它们,为我所用,来解释我们的历史和当下,这样就不必因为自己的文化中沾染了西方因素就自卑,也不会陷于悠久历史和中国特质的迷梦。
陈小眉的《西方主义》38正显示了这种以中国为主场的分析方式。一提起中国引介、学习西方科学文化,悲观的保守主义者会哀叹中国文化的“失语症”,而激进的批评家会搬出二元结构——“学习西方是迎合西方,彰显中国特色还是迎合西方,甚至什么是中国特色也是西方人来告诉我们的”,这话固然不错,但可否换个角度来思考呢? 陈小眉毫不讳言,自20世纪70年代末中国民间在正面意义上生产了大量西方主义话语,但值得我们关心的不是跟在西方身后的焦虑自卑,而是我们为什么要学习、推崇西方,西方话语如何影响和改变了中国的现实。我们一直想建设自己的主体性,对于二元结构十分敏感,一涉及西方,焦虑感和无力感就涌上心头,仿佛我们自己的自卑与自豪、问题与出路全部系于那个遥远的大他者。如果暂时忘掉这个结构呢?如果一上来就站定主体的位置,如果不先问“主体性何以可能”,而问“我们的主体性是怎样的”,情况会不会有所不同呢? 在我看来,这或许是一种值得尝试的方向。
最后也是篇幅最长的第五章考察中国的后殖民研究,特别是二元结构在不同阶段如何内在地发挥作用,又是在不同领域中怎样被处理。首先,后殖民理论被刘禾、张京媛、王逢振引进时,立刻聚集了国内的第一批拥趸,他们批判西方的话语霸权和学术殖民,大谈“失语症”和“重返精神家园”;但很快人们又意识到本土性之虚构和不可能,第五代导演的获奖以及其他中国文化输出的状况,令学者们迅速展开“自我东方化”的批判;最后经过正题和反题,后殖民学术被当成了一种意识形态,批评者认为它在中国与保守主义、民族主义合流,又质疑它成为中国学者(特别是在海外)晋身的终南捷径。
表面热闹的论争,并没有实际推进后殖民理论被深入地引进和理解,更少有分量的本土化研究。刘禾的“跨语际实践”将思想史的重要概念作为权力运作的场域,考察它们在“旅行”和翻译过程中被改写和被争夺的状况。我选择较早的“国民性神话”、较近的关于“夷”的翻译这两个批评案例,39它们贯通着刘禾试图拆解二元疑难的方法论,但在国内迎来的批评也显示出后殖民在大陆遭遇的误解和尴尬。周宁的跨文化形象学基于主奴辩证法,结合福柯的话语分析和曼海姆的《意识形态与乌托邦》,梳理自16世纪至今的西方的中国形象,是对萨义德的学习、参照亦是修正、批判。吊诡的是,周宁的研究始于为中国文化主体性操心,最终却更像一类“为西方”的学术:若在西方语境下,不会被二元结构困扰;但在中国语境下,却没能回答他自己最初设定的问题。
随后我们将目光投向中国香港和台湾地区。在这两地讨论本土、身份、主体性,还不仅仅是“做西方/做自己”的二选一,这个“自己”要同时反思殖民政权、亦参照各种意义上的“中国”来加以探索。因此这处于中华边缘的两个地区的后殖民理论,尤其值得我们参考。香港曾受英国长达150年的殖民统治,然而若要从殖民历史拯救自我身份,一种民族主义的叙事却并不能直接适用。 20世纪70年代本土意识兴起,但这个意识又不可能指向明显或潜在的另一种民族共同体,因而港人面对必然命运时,对于身份更加焦虑迷茫。“混杂”说法是陈词滥调,但也可以作为各种身份论述的总括。回归前夕,怀旧保守的潮流和“消失”的论调,体现出鲜明的后现代色彩。“混杂”未必具有批判性,也可能犬儒地变成消费主义的装点。周蕾根据香港的历史文化经验,将身份论述定位在中西的夹缝之间,认为其占据了双重反思和抵抗的独到批评位置。“北进殖民小组”则调转了方向,批评香港兼有被殖民者和殖民者的双重身份。而罗永生为“混杂”整理出最具丰厚历史和体系逻辑的论述,他同样反对“国族/殖民”“压迫/反抗”的二元逻辑,将香港的殖民性理解为“勾结共谋”。这个身份并不是中西的混合物,也不是中西之外的第三种,而是权力运行的空间和型塑的结果。它是帝国权力(西方性)、民族主义(中国性)被各方操作(也包括本地人自行操作),经过斗争和协商(但总的来说是服膺于殖民统治的合谋)而最终都作用、沉淀在本地的东西。罗永生的后殖民研究,堪称福柯的权力分析和霍米·巴巴的混杂理论卓越的香港化实践。
台湾的后殖民讨论,除了直接意义上的日本殖民统治,更包括反思国民党政权,最终离不开统独的敏感议题。陈光兴的左翼立场却是一股清流。他认为台湾的后殖民讨论亦即真正的去殖民工作,在全球化时代才真正展开;主体性不仅意味着挣脱可见的日本殖民、国民党威权和对岸的牵制,而是要反思,是否在为做自己而做自己时,有些因素被遮蔽和忽略,从而贻误了真正主体性的成熟。颇像斯皮瓦克,陈光兴令国族(中/外)、省籍(外省/本省)、冷战(国/共、资/社)、阶级(资本家/劳工)几个维度互相交织,互相拆台,直至挑战民族主义意识形态、民族国家概念的深层内涵。
本书所涉及的人物和文本或许庞杂,但不是凑数;我始终怀着明确的研究问题去选择和分析对象,也以问题的延展去串联它们。这些材料是困难的出处,是理论的资源,也是新范式的可能性例证。全书的章节安排亦即论述路径可以归纳如下:从后殖民理论困境开始,进入哲学中彻底澄清二元结构,又带着对这一结构的自觉返回后殖民研究;运用解构主义展开具体批评,可以充分揭示边缘主体的(不)可能性,亦是言说的极限,但也可以在承认二元结构的同时转变研究重心,思考一种含混性的新主体观;这也意味着从延异逻辑谨慎而偏执的思维中后退一步,从东西交流的角度尝试反话语的生产;边缘者虽因其被设定的逻辑位置而无法达成与中心对等的主体性,但我们可以在洞悉延异逻辑、接受自身的有限性和被建构性后,在历史中、在与各种他者的相互参照中寻找自己的身份。
——这又像一个沙漏。上半部分虽然只介绍萨义德一人,但也是萨义德所代表的、相当一部分后殖民研究和理论论争共有的问题。这些问题经过抽象的哲学细颈的处理,又可以向一种宽广的、实用主义的后殖民学术敞开。但愿中国的后殖民学术也可以越走越宽,如蜿蜒曲折的河流最终奔向辽阔的海洋。
1 〔英〕罗伯特·J. C. 杨:《后殖民主义与世界格局》,容新芳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8年,第1页。
2 分别是:1. 全部人口和整个社会的整体迁移;2. 多数人口迁移(如中国城);3. 边境殖民(border colonization);4. 海外拓居殖民;5. 通过武力征服建立王国;6. 海上殖民网络。现代意义的殖民地(colony)是指:“在前殖民条件下,通过入侵(征服或拓居殖民)建立的新的政治组织形式。身在海外的当地统治者仍然依附于地理上遥远的‘母国’或帝国中心,这一帝国中心宣称对殖民地有着独一无二的权力。”殖民地又分为剥削殖民(exploitation colony)和拓居殖民(settlement)。参见Jürgen Osterhammel, Colonism: a Theoretical Overview, trans. by Shelley Frish, Princeton: Markus Wiener Pub-lishers, 1997, pp. 4-10.
3 参见Bill Ashcroft, Gareth Griffiths and Helen Tiffin, Key Concepts in Post-Colonial Studies.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1998, p. 46。
4 Jürgen Osterhammel, Colonism: a Theoretical Overview. trans. by Shelley Frish. Princeton:Markus Wiener Publishers, 1997, pp. 16-17.
5 Bill Ashcroft, Gareth Griffiths and Helen Tiffin, Key Concepts in Post-Colonial Studies.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1998, p. 122.
6 Osterhammel认为当今只有美国和英国是完全意义上的帝国主义,他将殖民地和殖民主义加以区分,认为有“有殖民地而无殖民主义”和“有殖民主义而无殖民地”两种情况,前者如澳大利亚、加拿大等拓居型殖民地,后者如美国,是就一种泛化的权力关系而言。参见Jürgen Osterhammel, Colonism: a Theoretical Overview. trans. by Shelley Frish. Princeton: Markus Wiener Publishers, 1997, p. 21。
7 〔英〕雷蒙·威廉斯:《关键词:文化与社会的词汇》,刘建基译, 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年,第227—228页。
8 Jürgen Osterhammel. Colonism: a Theoretical Overview. trans. by Shelley Frish. Princeton:Markus Wiener Publishers, 1997, p. 21.
9 参见〔英〕Robert. J. C. Young:《后殖民主义——历史的导引》,周素凤、陈巨擘译,台北:巨流图书有限公司,2006年。 “帝国主义”一节。
10 同上书,第16页。
11 〔美〕萨义德:《文化与帝国主义》,李琨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年,第9页。
12 有学者在后殖民研究中进一步区分了“后殖民的”和“后帝国的(postimperial)”,并认为萨义德更多属于后者。对此后文将有详细解释。参见Linda Hutcheon, “ Orientalism as Post-Imperial Witnessing”. In Bill Ashcroft and Hussein Kadhim eds, Edward Said and the Post-colonail. New York:Nova Science Publishers, 2001。
13 Bill Ashcroft, Gareth Griffiths and Helen Tiffin, Key Concepts in Post-Colonial Studies.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1998, p. 14.
14 Ibid. , p. 63.
15 转引自〔英〕Robert. J. C. Young:《后殖民主义——历史的导引》,周素凤、陈巨擘译,台北:巨流图书有限公司,2006年,第47页。
16 Bill Ashcroft, Gareth Griffiths and Helen Tiffin, Key Concepts in Post-Colonial Studies. London and NewYork: Routledge, 1998, p. 162.
17 参见赵稀方:《后殖民理论》,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前言”之“二,后殖民的不同版本”。
18 指以德里达、拉康为代表的法国解构主义理论,萨义德、斯皮瓦克、霍米·巴巴被认为是运用法国理论从事后殖民研究的杰出代表。有学者译为“高等理论”或“高雅理论”,但我认为high的意思并不在于等级或品位之“高”,而是形容该理论浓厚的抽象性和思辨性,亦有与现实相对立的意味,与“哲学”在汉语中的前身——玄学之“玄”字应最为契合。取其玄奥、超脱、“不切实际”之义,又结合high本身的“高”的意思,故试译为“高蹈”。
19 萨义德在其经典著作《东方学》中只有一次非正式地提及“后殖民”,并没有旗帜鲜明地推出这个概念。倒是1989年阿什克罗夫特(Ashcroft)在与他人合作的The Empire Writes Back一书中将后殖民概念正式引入文学研究,并且后来坚持认为自己是后殖民概念的首倡者,起点在他所编纂的《新文学评论》1977年第2期的“后殖民文学”专集。参见赵稀方:《后殖民理论》,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前言”之“二,后殖民的不同版本”。
20 参见Iain Chambers and Lidia Curti eds, The Post-colonial Question: Commen skies, Divided Ho-rizons. London and NewYork: Routledge, 1996, p. 253。
21 Ibid. , p. 246。
22 参见Bill Ashcroft, Gareth Griffiths and Helen Tiffin, Key Concepts in Post-Colonial Studies.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1998. Post-colonialism词条。罗伯特·杨做了更具体的分类,包括政治、军事、思想方面的所有反殖民类型:1. 以欧洲道德和人道精神而反对(启蒙运动、反奴隶运动、人权理论);2. 以欧洲自由经济思想而反对(史密斯、柯布敦、布莱特、巴斯夏);3. 帝国列强之间存在的欧洲/非欧洲的对立(英—法—苏俄,或美—日—苏俄);4. 肯定拓居殖民地有自决的政治权利;5. 殖民民族主义(包括资产阶级的、文化的、宗教的)(美国、加拿大、玻利维亚);6. 反殖民国际主义(泛非洲运动、泛阿拉伯主义、泛伊斯兰主义、黑人精神运动);7. 工业罢工、土地改革和公有主义(communalism)所引发的动荡,移动抗议、农民叛乱等,与共产主义和民族主义相结合;8. 马克思国际主义和武装民族解放运动(中国、越南、古巴、安哥拉、莫桑比克)。 “就历史角度观察,后殖民理论是上述一切的产物。”引自〔英〕Robert. J. C. Young:《后殖民主义——历史的导引》,周素凤、陈巨擘译,台北:巨流图书有限公司,2006年,第170页。
23 当然,殖民研究和后殖民研究并不应该因此泛化为任何两种要素之间的宰制关系。它们诞生于殖民历史的土壤,即使范围有所扩大,也总是围绕着地区之间、族群之间、文化之间的宰制,而不可能用来命名性别、阶级、“资/社”之类政治意识形态的关系。 20世纪末,以二元结构为内核的各种后学都有泛化的趋势,“欧洲中心主义”“冷战思维”“男权思维/女权主义”都或多或少地脱离了原有语境,用来形容一种二元关系。但它们用法不同,各有侧重。中国近现代史是否应理解为殖民状况,进而,“中国文化的主体性”问题是否属于后殖民研究,这些问题尚有争议,我在第五章会再谈到这一点。
24 〔英〕Robert. J. C. Young:《后殖民主义——历史的导引》,周素凤、陈巨擘译,台北:巨流图书有限公司,2006年,第65页。这里的“后殖民理论”就是广义的后殖民研究,与下一部分我所区分的“后殖民研究”和“后殖民理论”有所不同,详见下文。
25 参见Bill Ashcroft, On Post-colonial Futures: Transformations of Colonail Culture. London and New York: Continuum, 2001, p. 4。
26 Bill Ashcroft, Gareth Griffiths and Helen Tiffin, Key Concepts in Post-Colonial Studies. Rout-ledge, 1998, p. 4.
27 Henry Schwarz. “Mission Impossible: Introducing Postcolonial Studies in the US Academy” in Henry Schwarz and Sangeeta Ray eds, A Companion to Postcolonail Studies. Oxford: Blackwell Publishing, 2005, p. 4.
28 Nonso Okafo, Reconstructing Law and Justice in a Postcolony. Farnham: Ashgate Publishing Lim-ited, 1988.
29 Alfred J. López. eds, Postcolonial whiteness: A Critical Reader on Race and Empire. Albany: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2005.
30 以上两篇论文见〔英〕巴特·穆尔—吉尔伯特等编:《后殖民批评》,杨乃乔等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
31 Robert. J. C. Young. White Mythologies. Routledge, 1990.
32 Henry Schwarz and Sangeeta Ray eds, A Companion to Postcolonail Studies. Oxford: Blackwell Publishing, 2005.
33 Bill Ashcroft, Gareth Griffiths and Helen Tiffin eds, The Post-colonial Studies Reader.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1995.
34 Robert. J. C. Young, Colonial Desire: Hybridity in Theory, Culture and Race.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1995, p. 154.
35 这方面有代表性的研究批评文章包括詹姆斯·克利福德的《论东方主义》,丹尼斯·波特的《东方主义及问题》,这两篇文章也被收录在一些英文的后殖民主义论文集中,其典型性可见一斑。参见罗钢、刘象愚主编:《后殖民主义文化理论》,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
36 〔法〕文森特·德贡布:《当代法国哲学》,王寅丽译,北京:新星出版社,2007年。这本书法文标题是“同者与他者”,英文版为“当代法国哲学”。显然,法文版题目更能体现德贡布对法国哲学总体面貌的概括和理解。
37 在汉语语境下,“东方学”这一译名本身就饱含歧义,因而容易令人误解。萨义德的书名以及文中出现的“东方学”一词所对应的英语单词之一是Orientalism,萨义德为这一关键词赋予了三重含义:一门学科,一种思维方式,与东方有关的一类陈述。其中,作为一类知识、一门学科的“东方学”还有一个更准确的对应词:Oriental learning。而萨义德的Orientalism既包含这个learning本身,又是以反思的方式超出learning自身而对其加以思考。在这里我更同意刘禾的说法:“Orientalism”应该译为“东方主义”。萨义德并不像他书中那些东方学家一样直接去研究东方,他的研究对象不是东方的语言、文化、科学、一般历史;而是关于东方的观念和知识,即这些东方学家们的研究成果;换言之, Orientalism可以说是“‘东方学’学”或“元东方学”——“东方主义”是关于“东方学”的研究。参见刘禾:《互译性:现代思想史写作中的一个盲区》,收录于刘禾:《语际书写》,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9年。 《东方学》的译者也在注释中说明了这个词的多重意蕴和汉语翻译的困难,见〔美〕萨义德:《东方学》,王宇根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9年,第3页,注释1。
38 〔美〕陈小眉:《西方主义》,冯雪峰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
39 分别收录于《跨语际实践:文学、民族文化与被译介的现代性(中国1900—1937)》,(宋伟杰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2年)和《帝国的话语政治:从近代中西冲突看现代世界秩序的形成》(杨立华等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9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