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什么样的民诉法学才能称为一门学问，如何深入推进民诉法学的研究，以使它避免流于浅显或空谈，是多年来一直萦绕在我脑际的问题。

如今，这个困扰已经开始消散。答案似乎也比较简单：做本应做的事情。

那么，何谓“做本应做的事情”？

既然要研究民事诉讼法，首先就应把这个部门法本身的研究（大致）做好。在有余力时，可再去侧重作所谓“法外”（经济学、社会学，甚至人类学等）视角的研究。[1]

由此又须问，何谓或如何做好民诉法本身的研究？

在这方面，法教义学几乎就是各部门法的代名词。对民诉法而言，也是如此。对民诉法本身的研究就是民诉法教义学的研究。

文本、概念、体系与裁判，应该是（民诉法）教义学的研究对象。法教义学将现行法（整体上）当作教义（但并不排斥对它的某些部分的批判），研究它是（言说了）什么，它隐含的关系、体系是什么，它在实践中是如何被适用的，实践中有哪些重要问题应予回应。如果对于现行法的阐述以及对争议问题所提供的解决方案是合理的，是被高质量的法律共同体多数成员接受的，则这些阐述或解决方案也将成为教义的一部分，并通常应在实践和研究中得到遵从。

就当下的状况而言，特别应当强调的是对司法裁判的研究。即便认为裁判不是教义学研究的对象，也应将其作为特别的研究对象列入研究范围。因为，长期以来，国内民诉法学的研究轻视或忽略了这个维度，这部分是因为盲目的理论自信。然而，这种理论的“自信”，已经（一再）被疑难案件击得粉碎。在遭遇疑难案件时，我们往往茫然无措，或者盲从某一种观点。这种惨痛的教训一再证明“理论与实践有很大距离”之“古训”。有时，我们自以为掌握了理论，但其实我们可能并不知道它们意味着什么，我们不知它们如何与实践发生关联乃至互补。疑难案件既是检验理论研究的工具，也是理论研究的素材。疑难案件中往往“充满”理论难题。理论可因对裁判的关注而变得“丰满”，并更具有实在性和相关性。

从以往的（也包括“法外”视角）民诉法研究情况来看，至少还应特别注意（强调）的是提高（加大）研究（思维）的深度和精度。如果一个部门法在这方面有严重的欠缺，大概就很难成为社会科学中令人尊敬的成员。在这方面，至少以下三点可能是重要的：其一，不在简单问题上投入较多研究资源，也不（在无争议问题上）作重复研究；其二，努力对复杂的论题作精细化的分析、论证，不作“大而化之”式的泛论，论证要尽量做到有理有据；其三，不人云亦云，不盲从，努力作审慎、独立的判断。

如果我们都对民诉法教义学抱持敬畏态度，就可能真正沉静下来，做朴素的“本应做”的事，这样就可能真正推动民诉法研究的发展。

本书是笔者十多年来在民诉法教义学研究方面的一些心得，希望它能对这个学科的健康发展起到一些推动作用。

本书的内容分为两个部分。前一部分（前九个论题）可谓是“本体论”，主要是从教义学角度讨论若干重要概念、规范和个案。后一部分则主要涉及“方法论”，即对民诉法教义学的基本问题（思维路径等）作“一般性”说明，又结合若干实例说明教义学研究中应注意的（广义）方法论的问题。

祝愿本土民诉法教义学的研究取得“质”的进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