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义遒
未名湖畔，漫话往事
革命启蒙心路
1932年，我出生在浙江省慈溪县黄山村（现属宁波市）。黄山村南北有前黄山和后黄山对峙，东西各有一条河，是一个相对封闭的村落，宛若世外桃源。在抗战时期，不少逃难的人来到这里，乱世中，这个封闭的村子有过一段短暂的安定和繁荣的时光。我小学就读于黄山的崇本学校，学校十分开明，但要求严格，教学质量较高，学校的“国防教育”开展得很好，倡导学生唱抗日歌曲、演活报剧，对我进行了爱国启蒙教育。1941年日军占领慈溪。此后，日伪军，国民党游击军、杂牌军，共产党新四军三五支队来来往往，乡下也不安宁了。有一次一位新四军女干部暂时在我们家借宿，伪军来搜查，我母亲骗说她是我们家亲戚，把她的手枪藏在马桶底下，使她躲过一劫。
1944年，小学毕业后，我在慈湖中学三七市分部短暂学习了三个月。那时候学校有新四军的人来，给我们讲抗日的故事。当时我年仅12岁，但已经知道中国共产党是1921年成立的，了解了部分党史，也知道延安，知道毛主席、朱总司令，受到了浓郁的革命熏陶。后来，在紧张时局下，我被迫辍学。抗战胜利后，我得以恢复学业，先后入读宁波中学、宁波效实中学。
在中学的这段时间里我逐渐确立了革命的人生道路。一件令我对国民党深恶痛绝的事是通货膨胀。我父亲原来大学是学电机的，毕业后在南方的国营企业工作。当时规定，国营企业的职工子女上中学以后，如果每门功课考70分以上，就可以报销全部学费、住宿费。当时70分已经是很高的分数了，为此我非常用功。但是那时候是学期初先交费，学期末拿着成绩单去报销。当时的恶性通货膨胀非常厉害，比如虽然我这学期交的费用是1000块钱，报下来的也是1000块钱，可是等报销下来这1000块钱几乎一分不值了！这种报销制度简直是坑人的笑话，我没有办法，只好向亲戚朋友借学费，我也不再用功去追求门门课考70分的目标了。这对我影响很大，内心深深感慨在国民党政府的统治下，像我父亲这样的大学毕业生连一个中学生都养不起。
当时还有一件事。我外婆把在北京的一家私人银行的股票卖了，得到不少“金圆券”。我母亲告诉我，“金圆券”靠不住，让我在宁波城里立即将这笔钱兑换成黄金或者银圆。我当时正忙着跳级考高中，想着考后也可以买，因为政府说了，金圆券不会贬值的，所以就拖了一个月。结果等我考完以后，可能原本可以买几两黄金的券，现在仅值几毛钱了。我被母亲大骂了一通，她说我外婆就依靠这一点钱养老，现在全被糟蹋光了。此后，我就对国民党政府彻底失望了。
因为我以前接受过一点中国共产党的教育，知道共产党是为人民服务的，就开始向往和积极宣传共产党了。后来我就喜欢看《观察》《新中华》等进步刊物，也偷偷从同学那里借了毛主席的《新民主主义论》《论联合政府》、艾思奇的《大众哲学》、华岗的《社会发展史纲》等，我逐渐学习了一些基本理论，如社会是从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发展到资本主义社会再到共产主义社会，我觉得很有道理，非常向往共产党来解放中国。所以我后来感悟到，物价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关系民心，一定要重视。
读了一些进步刊物，看了几本进步书籍，我就迫切想为革命做一些贡献。1949年1月，蒋介石“下野”到奉化溪口，一艘“太康号”军舰为他护航，经常停泊在江北码头上。军舰上的官兵都很年轻，比我们中学生大不了多少。他们没事就到学校里面和我们一起打篮球，也邀请我们去军舰上参观，给我们介绍舰上的雷达、鱼雷，还有洗衣机、咖啡机，等等。这些都是我从未见到过的。我跟其中两名士兵关系还挺好。有一个士兵老家在苏北，当时已经解放了，他很忧心家里的情况，后来我就买了本《新中华》，里边有报道解放区生活的情况，我说让他放心，共产党是很合情合理的。我就是希望能给国民党士兵做做工作，那时候我自己觉得思想已经比较进步了，认为革命是一件非常神圣的事情。
1949年5月，传闻解放军要来了，我们还是害怕打仗，晚上谁也不敢出去，宿舍窗户上面都蒙了好多被子防止流弹进来。结果第二天早上发现解放军已经进城了，都露宿街头，没有骚扰百姓，我们觉得解放军军纪确实好，非常佩服。此后，我更加积极了，给同学们讲解“群众路线”“民主集中制”等是什么，还组织“识字夜校”，动员周围居民来学习，讲工人如何受压迫、被剥削。解放军到学校看我对共产党还有点了解，就让我当了一名通讯员，报道一些学校的好事。有一次，我到解放军部队里去送通讯，那里人来人往，熙熙攘攘，墙上挂着“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标语，我还在那里吃了顿饭，非常高兴。以前，我们从来不敢到国民党政府的门口去看一看，现在共产党、解放军那么亲民，所有的人一块吃大锅饭，有说有笑。我真正觉得共产党不一样，真的是为人民服务，不久我就加入了新民主主义青年团。
1951年，我参加高考。那时候多数高考学生都是考工科的，主要因为毕业以后工程师的生活比较有保障。但是因为我父亲是工程师，国民党时期，我觉得他连养活我们都有困难，我就有一种逆反心理，偏不做工程师。在新政协会上，毛主席讲过，随着经济建设的高潮的到来，不可避免地将要出现一个文化建设的高潮。所以我就想学习文化，报的志愿两个是文科、两个是理科，最后一个才是工科，那时候文理是可以通报的。我的第一志愿是清华物理系，因为我高中的时候看科普读物，有一本书非常称赞钱三强，冲着钱三强我报了清华物理系；第二志愿是北大地质学系，是冲着李四光先生去的；第三志愿是北大历史系，因为我对共产党的理论、历史比较感兴趣；第四志愿是清华中文系，是冲着李广田先生去的，我喜欢读他的散文；第五志愿报了黄河水利专科学校，我想要是都考不上我就去治理黄河。
当时高考是分区在大城市举办。我报的清华、北大都在华北区，就要到华北区去考试。那时候有一个现在已经撤销的省——平原省，省会在今天河南的新乡。我父亲那时候在郑州工作，郑州是河南省省会，属于中南区。我就从郑州穿过黄河到新乡考试。到了新乡发现环境十分简陋，找不到住宿的旅馆，最后只找到一个骡马店，就是拉马车的那些人住的地方，二三十个人一间屋，条件很差，满是跳蚤臭虫，所以我晚上根本无法入睡。第二天进考场，头脑昏昏，数学一共五道题，结果两道题我根本做不出来。下午考语文，出一个作文题目叫作“我一生最激动的时刻”，我一想我从来没激动过，没办法只好硬着头皮写了，把宁波解放的时候解放军在外面露宿什么的写了一下，其实这个事情我早有思想准备，并没有那么激动。当天晚上，我就在考场里，把桌子一拼，睡在桌子上面了，居然还睡得挺好。第二天考政治、英语、物理化学生物、历史地理，我头脑已经比较清醒了，发挥还可以。
我想我考那么差，清华绝对不会录取我，已经做好复读一年的准备。结果大概到了8月下旬，忽然接到清华的通知——我被清华物理系录取了。这也算一段趣事。
在清华物理系学习的时候，我是我们年级第一个入党的。以前在南方，我几乎没见过建设新房，只看到过把老房子拆了，变卖瓦砖木材。可是我从南昌到郑州这一路上，过了武汉以后，在火车上可以看到沿途这些城市都在热火朝天地建设，特别是到了郑州，正在大规模地建楼。我这一路上非常兴奋，觉得国民党只会拆楼，共产党会建设，强烈感到我们这个国家很有希望。
到了清华以后，我表现特别积极，共产党一心一意搞建设这是我亲眼所见，我觉得应该加入、宣传共产党，于是认真学习党章，这样慢慢地我提高了思想觉悟，当选团支部书记，而且很快入党了。
总的来看，这一段时间就是我逐渐接受革命启蒙的过程。
科研探索历程
在清华只学习了短暂的一年，1952年院系调整，我转到北大。我是清华物理系一年级团支部书记，到了北大以后我担任三校合并的团委宣传部副部长。我一直在团委，1957年还代表北大团委参加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这次会上，将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的名字改为共产主义青年团了。
当时毛主席提出青年人要“三好”：身体好、学习好、工作好。所以我们朝着这个方向努力，当时我成绩不错，门门功课都考了5分，做团的工作也比较积极。那个时候讨论的空气比较自由，很多人对共产党是不太了解的，但是都可以提出来公开讨论，自由辩论。
1953年暑假，学校计划邀请苏联专家来中国指导高校物理学科建设。当时的中国，会俄语的人才奇缺，苏联专家要来却没办法找到俄语翻译。我与另外四名同学被选中，放下当时其他的学习任务，在暑假中请俄语系应届毕业生突击教我们俄语以应对专家翻译的需求。我并没有系统地学习过俄语，只能算是接触过，因为当时一些教材是从俄语翻译过来的，我多少认识几个字母，发音就不行了。两个月后，两位俄语系毕业生必须离开去工作单位报到，我们只能继续自学。10月，苏联专家柯诺瓦洛夫抵达北京，他有一个生活翻译，但学术事务依然需要我来负责翻译。对于一个只经过三个月突击学习、半路出家的翻译来说，压力是可想而知的。为了更好地满足学术要求、完成翻译任务，我请专家把上课的内容写成文字，提前翻译，保证了翻译的质量和教学的正常进行。柯诺瓦洛夫需要出差去其他高校指导物理学科建设，我作为学术翻译也必须一路跟随，同时要承担起生活翻译的工作，困难是可想而知的。最终算勉强完成了翻译任务。一年后与苏联专家分手时得到了他的赞许，我们还聊了人生经历。他在未名湖畔边走边说：“一个人的幸福来自被别人需要。这一年我感到幸福，因为我满足了中国人的需要。”
我做完翻译后从事光学方面的教学研究工作。1957年11月我去苏联留学，非常兴奋，因为那个时候可以说是中苏关系的蜜月期。在苏联期间，我是列宁格勒国立大学物理系中国留学生的党支部书记。我们留学生政治上特别积极，在苏联积极参加义务劳动。我们看到学校里面有一条路路面裂开，专门买了劳动工具把这条路修好了，得到了苏联人的赞扬，说中国人吃苦耐劳。
留学苏联的经历，促使我进一步比较分析苏联物理研究和中国物理研究的状况。当时苏联的物理学研究处于世界领先地位，我认为这种领先优势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他们对基础研究的重视，这些研究在当时来看是很难发现其对实用技术有什么重要帮助的，但这些研究却得到了资助。而相对地，当时我国在这方面就不太完善。我们的科研都是跟在人家后面，人家研究什么，我们就跟着研究什么；没有鼓励和资助原创性的科研。当然，这与我们经济发展条件有关。
1961年，我从苏联回到北大的无线电电子学系，研究第一台原子钟。这和我们系主任汪永铨教授有关。我在苏联学的是很基础的理论，回来以后很想做这方面的工作。但是汪永铨主任觉得无线电是一个机密专业，是为国防服务的，因此他要我为国防事业多做贡献。后来我也觉得我的物理基础对原子钟研究有重要作用，对国防也有很大意义。这样我就开始做原子钟研究。1965年，我成功主持研制了我国第一台原子钟——光抽运铯气泡原子频标，翌年2月经国家科委审定要求参加“全国科技新产品展览”，在北京、重庆等地展览四个月。1976年，我成功主持研制我国第一批批量生产的“光抽运铷原子钟”，这项高科技成果在我国几项国防科研试验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改革开放以后，新的系领导希望我研究卫星通信、激光通信、光纤通信等，我说我可以做，但是我认为从长远来看，我们国家在国防上还是必须研究原子钟的。原子钟在战争时期是一个很核心的东西，它意味着精准地掌握时间，将来如果发生信息战，我们必须掌握高度精准的时间。
1978年，王义遒在原子钟实验室做实验
教育管理感悟
除了科研，后来我也逐渐走上管理岗位。1985年2月，我担任北大自然科学处处长。1986年担任北大教务长，此后历任北大副校长、常务副校长。我一直觉得学校管理是一种特殊的专业，值得研究和探索它的规律，为此，在教务长任期内，我和汪永铨创办了内部刊物《高等教育论坛》，就是现在的核心期刊《北京大学教育评论》的前身。我们积极鼓励北京大学各职能部门的同志也做一些相关研究，提升服务水平。既然要我做教育管理工作，我就要把它作为专业，钻进去做些研究，这样事情才能办得好。这些年我写过不少关于教育管理的文章，谈过各方面的一些心得。有几条我想简单提一提。
1986年，王义遒与丁石孙校长谈学校工作
一是科研要“顶天立地”，理论实践相结合。自工作以来，我一直感到肩上责任很重，因为我觉得北大应该成为中国科学文化的标志。中国的科学水平有多顶尖，就看北大；中国的文化水平有多高，就看北大。这是北大应该去承担的责任和使命。但是另外一方面，北大所依赖的基础学科跟国家建设的前沿有一定距离。因为基础是一个厚重的东西，与现实国家建设毕竟有一定的距离。所以老校长陆平来了以后就想改变这种状况，他成立了无线电电子学系、技术物理系、地球物理系等，他很想把北大发展成一个既有很强的文理基础学科，也能够对当前现实的中国建设做出比较大贡献的高校。有一件事我印象很深，20世纪80年代末一次两会期间，我们把西北几个省的省委书记和省长请到北大来，我说我们和你们一起做一个西北大开发的方案。他们很高兴能和北大合作。我们在北大请了许多学科的专家，暑假一起到西北调研，我们首先到甘肃，想讲一讲我们研究出来的甘肃该怎么治理，结果到那儿听到他们省里的官员一讲，我们就觉得他们比我们了解得更清楚，他们能够讲出非常具体的一条河该怎么治理，一个地方的水从哪来，而我们只能空谈一些理论问题。由此我感受到北大如果光搞理论不接触实际是不行的。就像王选先生说的“顶天立地”，我们做学问，哪怕是做基础研究，既要瞄准学科前沿，也得瞄准国家的实际导向，这样才能真正有用，否则的话就是纸上谈兵。所以理论联系实际这条，北大无论如何要坚守，一方面要把我们的原来的基础学科发展好，同时一定还要和现实紧密结合。
再一个，在教学上，一定要加强基础通识教育。我们在80年代末提出了十六字方针：“加强基础，淡化专业，因材施教，分流培养。”这十六字方针贯彻落实了多年，在全国产生了一定影响。这是我考虑了很长时间，做了大量调查后提出来的。我调查了北大的学生毕业后都做什么工作，取得了什么成绩，有什么优缺点。在这个基础上，我觉得没有必要那么狭窄地专门化地来培养专业人才，而应把基础打好。比方说，以前的江南造船厂总工程师是北大毕业的，专业是天体物理。他说他成为造船的工程师依靠的就是北大给他打下的数学物理基础。包括中文系的人，真正利用中文系的专业知识、专业课的其实很少，主要还是靠他的一些基础。所以我说打基础是很重要的，不管文科理科。文科的要把文史哲的基础都打好，理科的数理化的基础要打好。我当时提出全校的课不是各系的课，而是每个学生都可以上的，元培学院现在还是坚持这个理念。包括学科上要建立交叉学科，注重学科综合。我曾经对物理学做过非常细致的调查，调查最近五十年物理学的分支学科是怎么成长起来的。实际上是越分越多、越分越细，必须得有人来综合，否则就没有一个大局的观念了，就会阻碍科学技术进步。这些年我有个经验，谁对本专业学得越透，他一定能交叉得越好；对本专业一知半解，研究得不是很深入的人，反而不能够体会交叉的重要性。
第三，保持优良的学风。刚刚实行市场经济的时候，社会比较浮躁，我们学生的心也比较浮躁，那时候有人甚至提出来，我们北大学生应该学会做经理的本事。我记得80年代末招生的时候，北大录取分数最低的是数学系和哲学系，不少人觉得这两个专业没有具体的用处，不好找工作。后来我觉得这样不行，因为北大要做中国科学文化的标志，数学家是科学家的领头人，哲学家是思想家，更是时代的精神引领者。我们要好好抓一下学风，在这样一种情况下提出来“勤奋、严谨、求实、创新”的北大学风，希望北大人保持这种不求名、不求利、不唯上、不唯书的纯真、求真风气。我来北大快七十年了，我觉得北大人最好的传统，就是这种风气，我非常希望北大能够保持。
2019年10月16日，王义遒接受四个学会联合颁发的时间频率领域终身成就奖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立足千秋伟业，百年风华正茂，新时代中国青年要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己任，不辜负党的期望、人民期待、民族重托，不辜负我们这个伟大的时代。特别是北大学子眼界要宽广一点，心胸要开阔一点。孙中山先生有句话：天下大势，浩浩汤汤，顺之者昌，逆之者亡。北大学子要能够看清大势，认识世界，认识未来。还有很重要的一点，而且是非常困难的一点，就是认识自己：我有什么专长？我有什么优势？我有什么特点？我能在什么地方发挥作用？不能每一个人都去当老板，也不能都去做研究。所以要认识自己，认识大势，结合起来，发挥所长，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只有把自己的小我融入祖国的大我、人民的大我之中，与时代同步伐、与人民共命运，才能更好实现人生价值、升华人生境界。”
（采访整理：陈凯、詹天乐、马一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