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我国很早就有重辞的传统，而且深知言辞美妙动人，在成事上的重要作用。《左传》襄公二十五年记载孔子之言曰：“言之无文，行而不远。晋为伯，郑入陈，非文辞不为功。慎辞也！”所谓“言之无文”，即言辞不美；所谓“行而不远”，即不能广泛传播。也就是说言辞缺乏文采，不能得到人们的喜爱，就不能有很大的影响力。“伯”即“霸”，所谓“晋为伯”，指晋国成为当时众多诸侯国的霸主；“郑入陈”，指郑国攻灭陈国后，子产陪侍郑国的国君去朝见晋君，带着很多贡品，但客馆褊窄，容纳不下。子产遂下令拆了客馆的垣墙。晋国对此进行指责，子产据理力驳，结果赵文子以为子产所言有理，乃重修诸侯客馆。晋国的叔向评论此事说：“辞之不可以已也，如是夫！子产有辞，诸侯赖之，若之何其释辞也！”“已”是停止之义，叔向这句话的意思是说，言辞如此重要，不可以不重视，郑国的子产有辞说，各国诸侯都跟着借了光，怎么可以不重视辞说呢？“释”是丢开不要的意思。
古人以辞命交往，对草拟辞命都十分用心，不惜花费工夫和力气。《论语·宪问》载：“子曰：‘为命，裨谌草创之，世叔讨论之，行人子羽修饰之，东里子产润色之。’”孔安国注：“谋于野则获，于国则否。郑国将有诸侯之辞，则使乘车以适野，而谋作盟会之辞。”马融注：“更此四贤而成，故鲜有败事。”“为命”即起草辞命。裨谌是郑国的大夫，由他起草，但他如果在都城筹划，就往往不相宜，去郊野筹划就有很好的结果。国指都城。所以每逢有诸侯之间的事情，需要造作辞命了，就让他乘车去郊野谋划。他起草了以后，还要经过三个人的打磨。一是世叔，即郑大夫游吉。由他“讨论”。“讨”是治之义，“论”即反复推敲。一是行人子羽，“行人”是当时对使臣的称呼。子羽即公孙挥，要经过他“修饰”，修改整饬。一是东里子产，即郑国的子产。再经过他“润色”，即进一步美化文字，使更具文采。子产居住在东里，故以东里为号。“更”是经过的意思，“四贤”即裨谌、世叔、子羽、子产，经过这四个人，才最后作成。因为辞命作得好，所以事少有不成功的。“鲜”，少。“败事”，事未做成。
我国古文献中流传下来一部《尚书》，它是古代朝廷文献的汇编。其中时代过早的，如《尧典》《皋陶谟》等，那时还没有发明文字，当属后人据口头流传追记，不能视为当时文字的本色。但其中的《盘庚》三篇，则可信度很高。甲骨文证明，盘庚时期我国文字已相当发达。这三篇都是记言体，记录盘庚迁殷时对臣民发布的告诫，其中对臣民威之以天命刑罚，谕之以利害道理，很有说服力。语言表达上，不仅能传出盘庚的训示口吻，而且善用比喻，生动明晓地阐明问题。如形容小事可能酿成大变说：“若火之燎于原，不可向迩，其犹可扑灭！”“向迩”，靠近。就像野火燎原，人都不可靠近，还怎么能扑灭！后来“星火燎原”的成语，就出于此。注意文字表达的技巧，其传统源远流长。
春秋战国时代，是汉字表达能力和技巧的大开发时期。诸子散文对说理文字的表现潜力，历史散文对记事文字的表现潜力，都进行了深入的开掘，获得了辉煌的成就。以历史散文《左传》的记事笔墨来说，它记载头绪纷繁的历史事件，善于结构安排，有条不紊，并往往带有曲折引人的故事性；记述人物言行，善于抓住要害，要言不烦，并置于矛盾冲突的场面和事件纠葛之中，能清晰地展现出人物的个性风貌；语言锤炼得精练生动，富于表现力，不做细腻的描写，简笔传神，往往一两笔的勾勒，便神采毕现。诸子散文是表述各家思想的说理文字。它们虽然意在说理，但都很讲究修辞技巧，注意锤炼形象化的语言，还多运用寓言故事和史事传说论证问题，生动引人。《论语》为语录体，文字洗练，记言能传达人物的声口、性情、神态。《墨子》文章虽不尚词采，但逻辑谨严，说理透彻，别具一格。《老子》更以韵文形式，用极简括的语句表述深邃的哲理，别有风味。《荀子》《韩非子》都结构谨严、逻辑周密、文采斐然。特别是《孟子》的雄辩，口若悬河，《庄子》的恣肆，天骨开张，都具有独特的风神，优美动人。它们都在开拓汉文字的表现潜能上，做出了卓越的贡献。诸子散文和历史散文在语言修辞、叙事描写、谋篇布局以及运用寓言等多种艺术手法上大大超越了前代。
古代中国的知识人被称作“士”。无士不文。甚至可以说，正因为能文才成为“士”，被称为“士”。中国进入官场的官，除了皇亲国戚，都是由士人来做的。特别是自隋代开始，实行科举制度，文笔成为基本的考核点，成为做官必跨的门槛。士人无不追求文笔斐然。重文不只是风气，也是士人必要的修养。所以到了唐宋时代，中国文坛已经涌现众多的文笔大师。“唐宋八大家”——韩愈、柳宗元、欧阳修、苏洵、苏轼、苏辙、王安石、曾巩，他们以各自独特的创造与开拓，将汉语的表达推上一个新境地。韩文气盛蹊异，挥洒自如；柳文深刻奇峭，字简境深；欧文纡徐自然，意远情浓；洵文博辩犀利，纵横恣肆；轼文收放自然，挥洒自如；辙文深沉醇厚，优柔秀美；王文简洁峻切，思深理力；巩文端庄质实，深刻有法。
“八大家”文树立了文章的新规范，后进竞相仿效，明代出现了唐宋派。主要代表人物有王慎中、唐顺之、茅坤和归有光。唐宋派以唐宋文为鹄的，虽尽其力追逐，但才力有限，难以超越前人。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归有光。他虽亦承接唐宋文的传统，但另辟蹊径，别开生面。我国传统的古文并不乏细节描写以及故事性，如《史记·项羽本纪》中的片段“鸿门宴”“垓下之战”“霸王别姬”都是典型的例子，归有光继承了这种传统，却不囿于其中，而是跳出来，别辟表现天地。他用古文写生活琐事，另开一种文学境界，《项脊轩志》《寒花葬志》都是典型的代表，文字更通俗了，叙事更生动了，传情更深沉了，正如钱基博所说：“此意境人人所有，此笔妙人人所无，而所以成其为震川（归有光之号）之文，开韩、柳、欧、苏未辟之境者也。”（《明代文学》）归文成为中国古文中的一朵奇葩。
唐宋派之后，桐城派兴起。方苞、刘大櫆、姚鼐号称“桐城三祖”。直到白话文兴起，文坛几乎全是桐城派文的天下。胡适评论桐城派说：“唐宋八家的古文和桐城派的古文的长处只是他们甘心做通顺清淡的文章，不妄想做假古董”，“桐城派的影响，使古文做通顺了，为后来二三十年勉强应用的预备，这一点功劳是不可埋没的”（《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这是说，桐城派古文比以前的古文更通俗明白了。实际上这是归有光通俗古文光照的结果，不过又表现到传统的古文中来了。桐城派文章号称“雅洁”，所谓“雅”，即俗而不白；所谓“洁”，即白而不繁。直至“五四”新文化运动到来，白话文兴起，它仍绵延不绝，流细而不涸，始终不失为一种表意的文字形式，甚至出现了半文半白的混杂文体，至今为人们所应用。
白话文兴起时，经典白话文名家，诸如胡适、朱光潜、朱自清等人，无不有深厚的古文基础，故其文字简明晓畅，白而有味。古文基础对提高文字表现水平的作用，在这些名家身上，充分体现出来了。以为古文已是老古董，对写作没有什么作用了，不是一种正确的观念。
这本小书就是想展示一下古文的魅力及其对提高写作水平的不可忽视的作用，期待更多的读者认识、了解古文的价值。
书名叫《绝妙好文》，这自然有与此前出版的《绝妙好诗》相配的意思，但更本质的意义是说选入本书的古文都是好文章，都具有独自的特色和创造，值得揣摩和咀嚼。希望这本书使读者有兴趣更多地接触传统文化瑰宝之一的古文。它不是一本传统意义上的系统的古文选本，虽然很多时代的文章都有，那是文章本身自然带有的特质，不是本书有意的对古文史的追求。全书只不过是想通过一些优秀的古文篇章，让读者对优美的古文及其伟大创造略尝一脔而已。
对选入本书的古文，本书都有讲有析。“讲”指释词，讲解古文词义；“析”指分析，指点文章的巧妙创造。有此两方面，既能读懂文章，也能体悟作者匠心所在，揣摩写作的技巧。欢迎读者对本书批评指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