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 本书的章节安排

本书的目的是对认知语境主义进行彻底的考察，并最终得出结论：认知语境主义的前景并不像其倡导者所暗示的那样有希望；相反，认知语境主义相较于其理论竞争对手——认知的恒定主义（epistemic invariantism）——并没有明显的、实质的理论优势。

如前一节所述，本书主体内容可以分为两个部分：第一部分包括第二章和第三章。第一部分旨在评估认知语境主义的相关语言模型的有效性，在此基础上，我们将进一步评估，认知语境主义者是否提供了一些良好的、独立的、实质的理论动机或者理论理由来让我们合理地接受关于“知道”的认知语境主义。

本书的第二章从两个角度论述和评估了关于知识归属的二元的认知语境主义主张。一方面，我们评估和批评了一种关于知识归属的索引词模型，并将详细论证该模型并没有充分的理由以索引词为模型：通过将“知道”一词比拟于诸如“高”“平”等语境敏感词项，这种做法仅仅是提供了类比论证，而不足以提供令人信服的理由来指称关于知识归属的索引词模型。另一方面，我们在这一章中还将展示，关于知识归属的所谓语境主义直觉受到了质疑。当代的二元语境主义者提出了两个系列的案例研究（即科恩的“机场案例”和德罗斯的“银行案例”）来支持所谓的“知道”的语境敏感性主张。这些认知语境主义者认为，上述案例所说明的直觉最好由关于知识归属的语境主义理论来解释。然而，来自实验哲学和心理学研究的数据并不支持这种认知语境主义的主张。关于“知道”的所谓“语境主义”的直觉很可能是有偏见的，因为它们与实验哲学家和心理学家所发现的关于知识归属的大众实践（folk practice）不符。由于语境主义知识论者所引用的直觉和预测无法获得经验数据的支持，因此，以关于“知道”的所谓“语境主义”的直觉作为促发认知语境主义最重要的独立动机是可疑的。由于二元语境主义的两个独立动机都是有问题的，因此，我们可以得出结论，第一种类型的认知语境主义相对于其理论对手——恒定主义——没有明显的理论优势。

第三章专门介绍沙弗尔的对比主义，并对该理论进行了批判性的反思。我们可以合理地论证，对“知道”一词三元关系主义的解释也不是一个更优的理论选择。我们甚至可以发现，对比主义所占据的理论地位很可能要比关于知识归属的二元认知语境主义更为糟糕——对比主义甚至无法有效捕捉关于“知道”的所谓语境敏感性的相关直觉。正如我们在该章中将要看到的那样，如果我们承认“知道”是语境敏感的词项的话，那么形式为“认知主体S知道p而非q”（S knows that p rather than q）这种明确将对比子句清晰表述出来的语句，依旧是语境敏感的；换言之，对比主义关于“知道”的三元刻画并没有成功地将关于“知道”的所谓语境敏感性彻底表达出来。这就意味着相较于关于知识归属的二元认知语境主义而言，由三元的对比主义所提出的语言模型更加成问题。

因此，在第一部分的结尾处，笔者将得出结论：认知语境主义的两种语言模型都是有问题的，认知语境主义所假定的独立动机、所接受的关于“知道”的语境敏感性的相关根据与理由都是可疑的。在有关语言使用的语用学和心理学理论的协助下，认知恒定主义作为语境主义的竞争理论，至少在理论地位上似乎并不逊于认知语境主义。

但是，正如一些哲学家（例如，欧内斯特·索萨［Ernest Sosa］、理查德·费尔德曼［Richard Feldman］、斯蒂芬·希弗尔［Stephen Schiffer］等）所论证的那样，认知语境主义更为严重的问题其实是：作为知识归属的语义理论，认知语境主义对知识论研究没有提供任何真正重要的理论洞见——关于知识归属的认知语境主义仅仅指出诸如“认知主体S知道p”这样的句子在什么语境中是真的，在什么语境中是假的；该理论并不能帮助我们理解知识的本质，也不能帮助我们真正解决围绕着“知道”所展开的知识论难题。但是，语境主义者可能会认为，上述这类抱怨与批评是不可接受的，因为认知语境主义在为怀疑论难题提供解决方案、保留知识的封闭原则、保持认知谦逊、捍卫可错主义等方面都有所作为，而上述这些在知识论研究中都是十分棘手的理论问题，因此，认知语境主义理论对知识论的相关研究其实是做出了重要贡献的。在本书的第二部分中，我们将分别考察认知语境主义所声称的这些对于知识论研究的理论贡献。

本书的第二部分主要包括第四章、第五章和第六章。

第四章评估了认知语境主义对怀疑论的解决方案，我们最终得出的结论是，认知语境主义并不能成功解决怀疑论难题。在这一章中，我们将看到，认知语境主义者面临如下理论困境：如果认知语境主义者想要对怀疑论直觉进行妥协，那么，相关的妥协会导致即使在日常语境中怀疑论者最终也会赢得胜利并由此剥夺我们的日常知识；如果认知语境主义者希望保持我们的日常知识，不愿向怀疑论直觉做出妥协的话，那么，我们将可以合理地论证，认知语境主义的理论并不具备明显优于其竞争对手（例如，新摩尔主义［neo-Mooreanism］）的那些所谓的优势。

第五章则主要评估了认知封闭原则与认知谦逊在认知语境主义框架中并存的可能性。我们首先以对比主义为例来说明认知封闭原则与认知谦逊之间的张力。 然后，我们从上述关于对比主义的考察中总结出了一项总体性的教训，并将该教训扩展到那些非对比主义的认知语境主义理论之上。这样的话，如果非对比主义的认知语境主义者想要保留认知封闭原则，就有一种通用的、一般性的方法来构建破坏认知谦逊的反例；如果他们想保持认知上的谦逊，那么就会出现一些反例，这些反例说明了认知语境主义理论并不能对我们知识归属的日常实践提供合理的解释。

我们将在第六章中进一步考察以科恩为代表的认知语境主义者所提出的、以“知道”的语境敏感性为核心要素的对于可错主义的捍卫。我们在这一章将会得出结论，认知语境主义并不能为可错主义提供可持续的辩护与捍卫，这是因为认知语境主义无法应对如下的两个挑战：（1）科恩对可错主义的语境主义解释将会导致关于可错主义的某些不可接受的误解； （2）科恩对可错主义的语境主义描述无法解释可错主义的古怪之处（oddity）。 通过使用语用论的解释以及相关心理学理论的支持，我们可以论证，认知上的恒定主义实际上比认知上的语境主义更有利于解释和捍卫可错主义的理论立场。

在本书最后一章中，我们最终将得出结论，综合从第二章到第六章所得出的所有理论结论，我们可以合理地指明，认知语境主义面临着严重的理论危机。当我们从综合而全面的角度考虑相关问题，并在此基础上，从前述章节总结、归纳和概括相关的理论经验教训时，我们能够揭示出认知语境主义者所采用的一种至关重要的方法策略：实际上，认知语境主义者使用导向最佳解释的推理（inference-to-the-best-explanation）策略来支持其理论立场；也就是说，认知语境主义者声称，他们所提出的关于“知道”的语境敏感性理论，在处理相关现象或者相关素材数据方面，更优于相关的竞争理论（例如，恒定主义理论）。 但是，通过系统的论述，我们发现认知语境主义者的相关方法论策略其实是非常可疑的，因为他们所声称的那些作为原始的、假定的素材数据的相关现象本身就存在问题，而认知语境主义者并没有为我们提供令人满意的理由或者动机以论证的方式证明相关现象数据本身的真实存在性。

简言之，通过本书的分析、论证与评价，我们有充分的理由相信，就目前所提供的理论资源而言，认知语境主义并不真正具有其宣称的理论优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