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导言
对“旧制度”的研究在时间上可以往前追溯到1648年，往后延伸至1789年。这里之所以选择1713年和1763年作为这个时期的上、下限，则是出于军事、外交和政治诸方面的考虑，突出这些方面的重要性。但是，本卷除了说明当时的国际外交活动和国内政治状况（表现在普鲁士和俄国在中欧的崛起以及英法在西欧和公海上日趋激烈的竞争）之外，还企图根据当时的经济状况、政治机构、社会结构以及主要思潮等，对旧制度作进一步阐述，虽然这些方面的情况可能在1713年以前就已有所发展，并且在1763年以后仍然继续存在。
在1760年之前的半个世纪中，国际贸易量取得了可谓革命性的增长。同时，各主要贸易国家的相对重要性，也发生了变化（第2章）。贸易的增长一定程度上是由于技术的进步，但是18世纪前半叶国际贸易量之所以有惊人的增长，其主要原因还是在于欧洲各国与美洲、非洲和亚洲各殖民地之间贸易的迅猛扩大。殖民地产品的再出口在英国、法国和荷兰的贸易中成为一个非常重要的部分；它在西班牙和葡萄牙的经济生活中也是一个十分重要的部分。大西洋的贸易，尤其是与加勒比群岛的贸易，在18世纪上半叶受到了欧洲各国的极大重视，因而自然地就成为在这个地区拥有殖民地的欧洲四大强国之间不断发生摩擦的原因。其他的一些从事非常重要的贸易活动的地区是印度，东南亚又次之。18世纪初国际贸易的一个显著特点是，荷兰已不能保持其卓越的地位；法国和英国此时已赶上荷兰而成为贸易强国。18世纪后期国际贸易的又一特点是，法国和英国为争夺商业和殖民的优势，展开了激烈的斗争。这种斗争不仅在美洲和亚洲发生，而且也在地中海以及北欧和中欧地区的贸易中展开。对北欧和中欧的贸易当时在法英两国的出口货物中，仍占很大的数量；1713年以后，对于英国商人来说，与德国的贸易比之他们原先十分重视的与“旧西班牙”的贸易更为重要。18世纪初，法国由于其人口比英国多，而且生产的奢侈品也比英国的精美，因而在英国观察家看来，它是一个非常危险的对手。但是，法国的地位存在着某些很严重的缺陷，尽管这些缺陷对于当时的观察家们来说，并非是显而易见的，所以他们既没有看到法国海军的薄弱，也忽视了这样一个事实，即法国的贸易平衡没有建立在制造大批价廉物美商品的坚实的基础之上，而英国的繁荣却是以五金和布匹为基础的。当时人们只看到法国出口和再出口的商品在价值上超过了进口货物，因此在18世纪的很长一段时间内，这就意味着繁荣。
欧洲18世纪前半叶的社会状况（第3章）表明了当时的经济状况如何缓慢地改变着宗教战争结束时的那种社会。18世纪的欧洲社会仍然是贵族占统治地位的社会，尽管贵族的地位在各国有很大的不同，如波兰、瑞典、匈牙利和英国的贵族拥有很大的政治势力，而法国、丹麦或西班牙的贵族在政治上就很软弱。在普鲁士，贵族必须为国家效力，或在军队里服役，或在政府中供职。在俄国和奥匈帝国的部分地区也曾试图要求贵族同样为国效力。欧洲人口中的主体仍然是农民。他们的境况在各国也大不相同，从英国、瑞典和法国某些地区的自由村民到中欧、东欧和南欧各地的农奴，差异颇大。18世纪一个明显的倾向是城市中产阶级人数增多，影响扩大。随着海外贸易的扩大，商人们，尤其是英国和法国的商人人数和财富俱增，而在中欧和东欧，特别是到了18世纪后半叶，由于越来越多的人被委以公职，中产阶级的队伍也膨胀起来了。
观赏艺术和想象文学反映了18世纪社会的状况以及社会中正在发生的变化（第4章）。从表面上来看，这个时代的文化似乎受奥古斯都罗马艺术的影响，但18世纪初期的文人艺术家们对于自己的文艺才能完全充满信心，特别是在英国和法国，他们已经发展了一种具有特色的社会形式，因此他们能够产生出全然独创和异常优美的城市建筑和散文文学的样板作品。早在1730年，对中世纪建筑产生浪漫主义的兴趣的迹象就已经在英国出现；而在18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对哥特式风格的兴趣，一直是与对古典主义风格的赞赏并行不悖的。随着1741年《帕美勒》一书的问世，浪漫主义的倾向也开始出现了。小说作为一种文学形式在许多国家，尤其是在能够读书识字的人数日益增多的西欧，变得十分流行。但是，这个时期虽然在文学和建筑方面对浪漫主义的爱好初露端倪，然而在文学和市镇建筑方面更具有特色的却是那些带有一定程度的古典主义色彩但主要富有独创精神的产物。如像《旁观者》一类的刊物就具有伦敦、巴黎等这样一些繁华中心城市的社会特色。这种城市生活的生命力，也带来了18世纪初的另一个具有时代特色的成就，就是城镇的房屋与广场和街巷作为总体设计的一部分一并考虑，这在英国尤为明显。英国对城镇进行规划并统筹建造与之最合适的房屋的思想为各国广泛采纳，但是许多贵族（如法国的贵族）却喜欢住在周围有花园的住宅里；而在中欧、东欧，即使到18世纪末，发展较大的城市，也寥寥无几。
至于在18世纪早期散文文学中有所表现的思想，即后来称为“启蒙运动”（第5章），它们是以极力颂扬人类理智为基础的。人类理智到17世纪末已在天文学和数学领域里取得了如此辉煌的成就。然而，18世纪的怀疑论者和唯理论者都是经验主义者，他们宁可向培根，而不向牛顿寻觅灵感。在这个时期，人们倾向于摒弃数学，注重自然科学，所以牛顿开创的世纪在布丰身上表现得最充分。这个世纪是科学思想大普及的世纪，例如伏尔泰在他的《哲学书简》中使牛顿的天文学大为普及。这个世纪也是收藏家和分类学家的世纪，其中最伟大的可推瑞典博物学家林奈。不能抽象思维的弱点，使化学得不到发展，人们普遍相信错误的燃素说，使这一学科停滞不前。在18世纪的上半叶，历史学的重要性被认为仅次于科学，但是18世纪最伟大的历史学家之一的维科却并没有为他的同时代人所理解，因此他对他的那个时代影响甚小。18世纪思想发展最重要的两门学科也许要算心理学和社会学。根据洛克的感觉心理学，人的性格是一张任意由经验书写的白纸。人们希望理性能够指导对后代的教育，从而取得一定程度的进步，这种进步可与人类智慧在识破天文奥秘方面所取得的成就相媲美。在试图对社会进行全面研究方面取得的成就要小些。孟德斯鸠的《论法的精神》是一次大失败。这个时代还没有为社会科学上的牛顿做好准备。总的来说，启蒙运动的政治思想是相当肤浅的。怀疑论者和唯理论者的批评都是针对许多国家中的酷刑、野蛮惩罚等法制混乱现象的。他们鼓吹自由是“天赋的”。有些批评家，突出的如马布利和爱尔维修，极力主张平等作为一项政治原则是重要的，但是就整个来说，批评家们在讨论政府形式时却是非常谨慎的。在法国，批评家们将进步的反教权主义的思想与保守政治结合起来。这个时代的经济思想一般同政治思想一样，都是保守的。
18世纪上半叶，西欧和中欧的有组织的宗教的地位并不是很强大（第6章）。在罗马天主教教会里，教皇的宝座在绝大多数情况下都是被一些并不杰出的人物所占据。在法国，天主教会由于詹森派和教皇支持者（特别是耶稣会会士们）之间对凯斯内尔在他的《新约全书法文版附关于道德问题的思想》一书中所表述的意见是否异端邪说进一步展开争论，而告四分五裂。《克雷芒通谕》谴责凯斯内尔的101条神学论点，由此而引起的争论后来成为带有一定政治性质的论战。这场论战在18世纪的很长时间内削弱了法国国王（他是支持教皇通谕的）力量，也使罗马天主教教会声誉扫地。在整个欧洲，王公贵族中有一种脱离教皇控制的倾向。这种倾向不仅在世俗哲学家的著作中有所表现，而且在诸如范·埃斯本·詹农和霍恩斯泰因等作家的著作中也有所表现。教廷感觉到不得不做出一些实际的让步，如1727年对撒丁的让步，1737年和1750年与西班牙达成的政教协定，以及1740年对葡萄牙以及对那不勒斯的让步。18世纪也出现了教皇最有力的老盟友耶稣会会士们在许多国家中丢脸并被逐出的事件，这个运动最后终于在1773年造成了这样一种局面：教皇本人竟然出面镇压耶稣会。在信奉新教的国家中，有组织的宗教的权力也并不比欧洲天主教国家中的强大。在讲德语的地区，数量众多的地方教会的存在增强了大学的权威，教授们拿启蒙运动的思想来影响宗教政治。许多小教会的存在也往往削弱教会权威的观念。把哈雷作为强大据点的虔敬主义，与启蒙运动一样，是反对教权的。在英国，18世纪英国国教的主教制度在观点上也带有世俗的倾向。一个牧师能否从一个贫穷的教区调任或提升到一个富裕的教区去工作，这有赖于辉格党的正确原则，因此主教们对于政治的兴趣往往甚于对精神事物的兴趣。失去那些拒绝宣誓服从国教的教士，严重地削弱了英国国教。乔治一世即位后，不信奉国教的新教徒便得救，不再遭到迫害，因此他们的人数在18世纪初虽然略有减少，他们的宗教热情也被当时盛行的唯理主义倾向所冲淡，但是他们在英国的经济和文化生活中却起着重大的作用。而真正的宗教热情却要到摩拉维亚弟兄会、卫斯理的追随者以及英国本土教会福音派的信仰复兴者教友身上去寻找。
18世纪初，欧洲大多数国家的正常的政体形式是某种君主专制政体（第7章）。君主政体的一个辉煌的例子是法国，路易十四的传统仍然使王位大为增色，但是在18世纪的观察家看来，法国的国王由于受到宪法条文的约束，并不像西班牙、丹麦或普鲁士国王那么专制。反过来，西班牙等国的国王，看起来又不像全俄沙皇那么独裁了。对于18世纪的观察家来说，全俄沙皇只可与土耳其的皇帝相比拟。即使国王的权力受到更多的限制，如在英国或瑞典要受到宪法的限制，在葡萄牙要受到教会的限制，在神圣罗马帝国要受到其领地性质迥异的限制，国王仍然可以坚持自己的权力，例如瑞典1772年发生的政变。甚至波兰的王位也能用来激励一下这个不幸的国家，使之活跃起来，波兰第一次被瓜分后的情况便是如此。尽管欧洲各国的政体形式仍然同前两个世纪一样，极为普遍的是君主专制政体，但从17世纪中叶到18世纪下半叶也发生了一些变化，政府才比以往有点效率。中央政府中，朝着日益专业化方向发展，各省则采取措施使行政管理更为有效。但是，许多国家的司法行政机构仍然十分混乱，与古老的习俗和地方特权纠缠在一起。除普鲁士之外，征收王家岁入的方法收效甚微，因此战争总是使许多国家受到巨大赤字的威胁。甚至普鲁士国王、罗马帝国皇帝一直不得不依靠外国的津贴。法国国王统治着欧洲中人数最多，也是最富裕的人口，但是他在18世纪末同样遇到了严重的财政危机，结果导致了王朝的垮台。英国国王非常幸运，他以很低的利率轻而易举地借到了钱。
武装力量和18世纪战争的性质，清楚地反映了政府的特点和社会的结构（第8章）。在18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战争都是按一定的方式和常规进行的。它们和16、17世纪的“正义和道义的战争”大不相同（第165页），也不同于19世纪常见的那种民族或意识形态狂热的战争。在18世纪，许多战争都是王朝战争，其中三次分别称为西班牙、波兰和奥地利王位继承战争，这绝不是偶然的。这些战争总是为了要获得某种特定的东西而进行的，最后以交换疆土和重新划定边界而告结束。这些战争在任何意义上来说，都称不上总体战争。流血和破坏的程度都因遵从战争规则而有所限制。战斗尽可能局限在人数少的职业军队中进行，而各次战役也主要是一些围攻或意在迫使敌方撤退的迂回运动。战术则是因循守旧，传统的老一套。而且在18世纪期间，武器的技术几乎没有任何改进，只是木质的推弹杆在1740年为铁质的所代替而已。部队的行动缓慢而拘谨，因为没有一支军队敢于远离其弹药库和粮库。冬季战役由于道路状况恶劣几乎无法进行。军队是由社会上的非生产性人口组成，贵族提供军官，而流浪汉、罪犯则构成士兵的主体。人们认为雇佣外国军队是一种省钱的办法，因为这样可以不耗费国家现有的人力。这种军队对于他们所从事的战争很少有或者完全没有热情。他们服役是为了挣军饷，为了掠夺财物。开小差的情况总是十分严重，因此部队只准驻扎在乡村，但要在军官监督下配给口粮。纪律是严明的，士兵必须害怕自己的军官甚于害怕敌人，这是必要的。后来逐渐发现靠招募，甚至靠拉丁的办法都不能够补充足够的兵员。在普鲁士和俄国，曾经试验了某种征兵形式，但是在18世纪上半叶还没有出现彻底的全国征兵制的形式，资产阶级的分子便逐渐地跻身军官的行列，但这种情况并不普遍。18世纪上半叶的陆军和海军都是国王们精心豢养的玩物，它们保守、守旧，费用浩大；而且，如有可能，利用这些玩物不经过战斗就可取得结果，因为打仗花费很大，18世纪的统治者们发现要征敛到额外的赋税实是困难。
国王们不愿打一场“总体战”，或者说，实际上不愿打任何战争，除非这场战争的目的有严格的限制而且一般是为王朝的目的而战。这种情况对于英法之间商业上的竞争起到了某种平衡作用，而英法之间的竞争在18世纪已日趋明显地成为国际事务中的一种力量（第9章）。在18世纪初，这种竞争是隐蔽的，因为从1716年到1733年前后两者的统治者都暂时处于一种微妙的地位，因此彼此结盟。除了英法商业竞争的缘故以外而有可能引起冲突的两个地区是地中海和波罗的海。在地中海，伊丽莎白·法尔内塞使奄奄一息的西班牙恢复了生机，采取了咄咄逼人的行动；在波罗的海，瑞典的衰落为俄罗斯和普鲁士这两个新的大国的崛起让开了道路。乌得勒支的和平解决办法标志着法国的部分失败，也为英国赢得了某些好处。但是，如果把18世纪的后半叶称为英国在国际事务中占有优势的时期[1]，则低估了法国的重要意义。当欧洲的和平在1717年、1718年和1725年屡次受到西班牙侵略的威胁时，英法的联合行动证明两国的力量足以制止敌对行动大规模的发展，而且英法也能够说服神圣罗马帝国的皇帝最终对意大利的西班牙女王的要求做出一些让步。在波罗的海，漫长的北方战争于1721年结束了，一方面是由于查理十二于1718年逝世，另一方面则是由于英法外交的胜利。和平在这个地区持续到1733年，而1725年彼得大帝的逝世使维持和平的任务大为容易。在彼得大帝逝世后的大约10年间，俄国在北欧事务中不再起着重大的作用了；不过，这仅仅是暂时的现象，因为俄罗斯和普鲁士作为重要的大国出现，乃是18世纪重大的发展之一。在波兰王位继承战争期间，俄国的一支军队第一次深入西欧，而奥地利王位继承战争则是普鲁士侵略行为的直接结果。1739—1748年的战争是复杂的，因为这场战争与英、西、法之间的殖民战争结合在一起了。到了1739年，1716年时曾经可以促使英法两国国王结成同盟的国内状况，已经完全改变了。1739—1748年的战争并没有解决多少问题，但它明显地标志着普鲁士作为一个大国的出现。普鲁士在外交上采取主动的能力以及俄国在外交上日益增长的重要作用，都是1755—1756年“外交大变动”的重要原因。七年战争，就像奥地利的王位继承战争一样，所以打起来的部分原因是要解决由普鲁士的野心所引起的争端，但它也是英法在印度和美洲冲突中的一个重要舞台。
从路易十四逝世到七年战争结束的这段历史，实际上是造成法国大革命的这一比较漫长时期的一个部分，它的特点是君主专制制度逐渐衰亡和失败（第10章）。路易十四的统治结束时，被人称为“旧制度”的专制主义的形式仍然是一种有效治理的新模式，它把现代的专制主义和古老的中世纪的君权神授的思想结合起来了。这种新型的君主政体，黎塞留和马萨林使它臻于完善，它与欧洲其他地方的行政管理制度相比较，非常有效率，因此即令法国在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中遭到了部分失败，法国政府在18世纪初还是走在几乎所有欧洲国家的前面。法国拥有相当丰富的自然资源，人口约有1900万，而神圣罗马帝国为2000万人，西班牙和英国各为600万人。因此，法国在1713年仍然不失为欧洲的一个实力最雄厚的大国。由于路易十四在他统治的结束时奉行了一个招致整个欧洲团结起来一致反对他的政策，因而遭受了一部分失败。法国在18世纪初却实施了一种被广泛仿效的政府模式。这种政府模式虽然威望很大，但是这种新专制主义中却存在着非常严重的缺点。甚至到18世纪末，法国也未完全统一，在其疆界内有些地区行政、司法、赋税、军事组织以及宗教事务等交叉重叠，十分混乱。甚至财政制度也不统一，国家不是单一的关税区。虽然地方自治机构在很多地区都已取消，但是许多地方特权依然存在，严重地妨碍了王室政府的统治。地方长官的效率大大降低了，因为他们管辖的地区太大，手下的工作人员太少，因此他们的职责繁重。王室政府的效率更是低下，因为地方长官时常拒绝执行他们接到的命令。18世纪法国的中央政府实际上是被少数大臣所掌握的。虽然当时至少有4个政务会来处理外交、内政、财政、贸易和宗教问题，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各大臣形成了任何统一的内阁。只有极个别的情况才有某个人拥有首席大臣的头衔。政府的实际首脑是国王。因此，这个首脑人物应具有出众的才能，并且准备把大量的时间和精力投入国家的事务中，这一点对于法国来说，是至关重要的。路易十四曾经把本来可以分担国王的行政职责的一切机构都削弱了，但是他却给教士、贵族和议会留下了起干扰作用的充分的权力。1715年路易十四逝世后，摄政掌握了大权，他企图弥补他所继承的那个政府体制中的某些缺陷；但是他的改革失败了，这就表明这个由红衣主教和路易十四苦心经营的制度是多么根深蒂固。摄政也试图解决一下国王钱财严重匮乏的问题，因此对约翰·劳十分信赖，但是“劳氏制度”只是昙花一现，在取得了一些惊人的成就之后，也于1720年宣告失败。这次试验确实大大地刺激了法国的贸易，但是它也造成了财富的再分配，其结果是使阶级界限大为混乱，从而进一步破坏了从路易十四那里继承下来的政治体制。健全的财政对于一个稳定的政权是必不可少的，而和平的外交政策对于健全的财政同样是必不可少的。弗勒里认识到这一点，因此继续奉行由摄政倡议的与英国结盟的政策。弗勒里在这个联盟的有力支持下，才恢复了法国在北欧和东欧的势力。而且，法国根据在波兰王位继承战争结束时签订的维也纳条约，终于收回了巴尔和洛林。1743年，弗勒里去世后，对于事务的控制权重又归于路易十五，但是他不能胜任这个任务。由于没有一个强有力的人物来指导政策，法国宫廷内各派斗争激烈。贝尔岛是1740年主张对奥地利作战一派的中心人物；阿尔让松于1743年位列群臣之首，但他并无能力推行有力的政策，因此在1748年到1756年之间，很难说究竟是谁在指导法国的政策。蓬巴杜夫人赞同贝尼斯的主张，贝尼斯于1756年与奥地利缔结了十分惊人的、完全出人意料的同盟。蓬巴杜夫人还帮助舒瓦瑟尔在1758年上台。舒瓦瑟尔是一位很能干的大臣，但是到他上台时，法国在国外信誉已大为扫地，在国内王权也被削弱，一部分原因是宗教斗争，一部分原因则是由于马肖尔在奥地利王位继承战争之后企图征收二什一税以恢复经济而引起的反对所造成的。
18世纪法国的君主专制政体逐渐崩溃的时候，英国的君主政体却在受到限制的情况下稳步前进，走向繁荣和强大（第11章）。在1713年，英国与法国相比，看起来并不十分煊赫。它的人口只有法国人口的1/3左右，国内的交通状况非常恶劣。但是有些方面英国要比法国强些。英国的地方行政机构可能是松懈的，甚至是腐败的，但是它有着郡、自治市的一套系统，因此英国虽然有着一整套不同的行政区划，但并没有显得杂乱无章。英国也是一个单一的关税区，所以沃波尔在1721年能够实行一个全面的关税率改革计划，一百多种货物免收出口税，并降低许多原料的进口税。与法国的地方长官相比，英国非职业性的、志愿的治安官似乎工作效率不高，但是实际上英国的郡与法国财政区一样被管理得井井有条。英国的税收制度比法国的有效得多。公众坚定地信任政府，尤其在政府建立了偿还国债的偿还基金后，许多人开始购买政府的证券。因为贸易兴旺发达，税收中拨款用于偿还基金的部分比人们期望的还要多。因此虽然沃波尔为了避免征收额外的税收，于1727年和1733年曾两次压低偿债基金，但是公众对政府的信心仍然没有动摇。18世纪中几乎没有一个国家能这样容易地和用这样低的利率借到钱。到18世纪中叶，英国的国债已是1688年的80倍，但是政府支付的利率在1717年降至5%，1727年降至4%，而到1749年竟降至3%。英国政府的制度也证明比法国的有效得多，虽然在一些方面两国的政府制度彼此十分相似。与法国相似，英国真正掌握政策的是少数几位大臣；与法国不同的是，这些大臣不正式开会议事，而且是撇开国王商讨决策。在这个由大臣们组成的小圈子里，通常有一个为其他大臣公认的首脑人物。他通常负责把大臣们的决策报告国王，并力图说服国王采纳他们的决策。这位首脑人物所拥有的绝不像现代的“首相”所拥有的权力。“首相”这个头衔往往是他的政敌给取的，而且是一个贬义词。但是英国的实际情况仍然如此，与法国不同，英国的大臣们往往自行商讨，自行决策。与法国的另一个不同之处是，英国的大臣通常并不就是宫廷里的宠臣。18世纪英国的下院中3/4的议员是由自治市选举产生的，选举权是受到奇特的限制的，或者甚至是由口袋选区选举产生的，但是议会至少为构成英国社会的各阶层提供了某种形式的代议制。那些在议会生活中引人注目的人物通常是讲究实际的。1715年詹姆斯党人起事的失败就表明英国政府制度的稳定和基础的健全。英国政府十分健全，甚至还经受住了英王和威尔士亲王之间的尖锐冲突，以及辉格党内部的派别之争。
1720年“南海骗局”发生时，沃波尔及时地重掌政权，挽救了英国。此后直至1742年，他一直在指导政策。沃波尔与弗勒里一样，认识到一个和平的政策最切合英国的需要，而他所领导的不冒险的政府，给英国带来了一个前所未有的繁荣昌盛的时代。然而，到1733年时，沃波尔的地位变得越来越岌岌可危了。他提出的税务计划引起了一场纷争，一些辉格党的贵族起来反对他，结果自1715年以来辉格党人第一次有足够的人数来组成一个可供选择的政府。在1735年的大选中，沃波尔的支持者在那些舆论仍然很重要的选区未能获胜。1736年，威尔斯亲王弗雷德里克与他的父亲发生了激烈的争吵，在莱斯特宫另立一个对立的朝廷，成为反对派的核心。曾经是沃波尔最忠诚的朋友卡罗琳王后又于1737年去世了。1738年，法国根据维也纳条约，似乎在欧洲胜过英国一筹并取得了优势。1739年，沃波尔被迫与西班牙宣战。1742年，他辞职。他的引退标志着一个时代的结束。“20年来，沃波尔一直在压制社会上的种种抱负。而这种抱负却是一个面临商业大发展的巨大可能性的社会所必然会产生的。”[2]18世纪下半叶，在查塔姆指导外交政策时，这些雄心壮志获得了充分施展的机会。奥地利的王位继承战争对于英国来说得益不太大，但是七年战争却使它在印度和美洲赢得了一个帝国。英国在海外引人注目的征服，它的繁荣较为稳定，使它威信倍增。因此，观察家们很容易相信，英国的宪法保证了维护自由和获取巨大的财富。
1716年的英法联盟很难在其中保持和平的一个地区是西地中海（第12章）。在那里，经济上和政治上均已衰落的西班牙，由于一位得到法国经济专家支持的波旁亲王的到来又复活了。在那里，西班牙的新王后伊丽莎白·法尔内塞把西班牙新获得的国力用来支持她为儿子们对意大利领土提出的要求。西班牙的经济状况在1700年腓力五世即位时十分惨淡。国家的社会成分没有为改革措施提供多少支持的前景。教会十分强大，而且它的势力完全站在传统和保守主义一边。贵族人数众多，拥有大量的土地，极端粗野，没有政治头脑。资产阶级和自由职业各阶层则人数很少。最初三个波旁王朝的国王都不是改革者，因此不能称之开明的君主，但是他们并不奢侈，而且他们手下有一批能干的顾问。他们事无巨细都要亲自过问，注意经济问题并且讲究效率。他们想方设法增加王室的岁入，建立海军，恢复与印度的贸易，并且改进西班牙的一般状况。意大利从1700年到1748年一直是西班牙野心的主要目标。它在18世纪中呈现出的景象却不尽相同。在外国观察家看来，意大利的北部和中部宛如一座大花园，精致的城市林立，城市里的艺术生活蓬勃发展。但是南部却是全欧洲最贫穷、最落后的地区之一。各教皇国这个时期在政治上依然如故，但是米兰和托斯卡纳在哈布斯堡的统治下却得到了迄今少见的良好治理。帕尔马和那不勒斯在伊丽莎白·法尔内塞的子孙们的统治下也是如此。葡萄牙由于孜孜于宗教问题，又从巴西源源不断地得到黄金的供应，因此在1750年蓬巴尔的出现之前未进行任何改革。
如果说，日益激烈的商业竞争和对殖民地的争夺是推动1733年后西欧发展的关键，那么在北欧和东欧，对于未来极为重要的发展就是普鲁士和俄罗斯作为两个能够在国际事务中采取主动的大国的出现。在这两个国家里，最引人感兴趣的事件是它们在行政和财政方面的改革，这些改革为它们取得的新的地位奠定了基础。
普鲁士的强大（第13章）的某些基础是由大选侯奠定的，但是即便是在1713年腓特烈·威廉一世继承王位时，普鲁士在地理上仍然是四分五裂，在经济上是落后的，而且人力不足。当时普鲁士的人口只有200多万，土质是沙土，而且耕作方法又十分原始。尽管大选侯做出了很大的努力，普鲁士的制造业依然处在萌芽阶段，贸易也存在逆差。腓特烈·威廉一世最关心的事物之一是陆军，但是要维持和发展一支有效的战斗力量，他必须聚敛更多钱财。他努力地从他的王室领地或通过征收间接税筹集每一笔可能聚敛到的钱财，这就要引起对国家行政管理的一次全面改革。1710年，王室领地占全部土地的1/3和全部农民土地的1/4。王室领地短期租赁给国王的代理人。这些代理人对土地实行了非常有效的管理，因此从领地土地上得到的收入几乎相当于从全部税收所得到的收入。主要的税有两种：一种是贡赋，有时占一个人收入的40%，除了王室领地上的农民外，其他的农民都要纳贡；另一种是货物税，这是对城镇居民征收的税，腓特烈·威廉一世把这种税扩大到王国里所有的城镇。为了保证各个城镇行政部门的工作效率，由国家任命的拿薪水的官员替代了选举产生的地方政务会。为了增加城镇的财富，根据重商主义的原则，调整了工商业。行会的章程也受到国家监督。但是，即便如此，贸易仍然入超。1723年，腓特烈·威廉一世简化了税收手续，精简了国家的行政机构，把原来分别负责王室领地和征收战争赋税和货物税的两个部门合并成一个“战争赋税、财务及王室领地管理总署”。这个机构采取委员会的组织形式，按多数票做出决定。这个机构下属各省的地方委员会。每个城镇、王室庄园或其他乡村地区都受到地方委员会具体而有效的监督。腓特烈一世试图用各种方式解决人力短缺的问题。他欢迎从法国和萨尔茨堡逃亡出来的新教徒；他从国外招募士兵数量之多，竟占他军队总数的2/3；他在国内强迫农民入伍；从1733年起，他采用由县补充军队中阵亡士兵的制度。他还要贵族为国家服务，坚持贵族的子弟们应到军队中服役，担任“士官生”或“尉官”。1740年，腓特烈二世继承了他父亲的王位时，他发现国库充实，并有一支7.2万人的精锐军队，而当时奥地利的哈布斯堡王朝统治下的人口是普鲁士的3倍，而正规军的人数只有8万至10万。腓特烈利用他的人力、物力，充分利用同一年奥匈帝国皇帝去世的时机入侵西里西亚。1763年，腓特烈发动的战事结束时，普鲁士的疆域大大扩大了。1772年，腓特烈策划对波兰实行了第一次瓜分并取得了西普鲁士时，普鲁士的领土又进一步增大。1756年以后，腓特烈二世在国内把注意力集中在医治战争的创伤上。他还对腓特烈一世所忽视的司法机构进行了改革。腓特烈二世又尝试提高从他先父那里继承过来的行政管理机器的工作效率。凡此种种说明，虽然腓特烈·威廉一世设法克服了一个贫穷小国的弱点，但他并没有创立一个健全的政府形式。
俄国的发展（第14章）可与普鲁士的发展相媲美，但是俄国却没有一位可与这位大选侯相比的统治者；虽然彼得大帝创建了一个比较有效的国家机器，但是他没有一个有才能的直接继承者来充当腓特烈二世这一角色，运用国家的实力去赢得胜利并取得疆土。18世纪初，俄国像普鲁士一样，经济落后。农业产量之低，交通状况之恶劣，因而在彼得大帝改革之前，俄国经济的主要来源不是农业，更不是处在萌芽状态的工业，而是靠圣彼得堡至喀山一线以北的大森林中出产的木材、皮毛和盐。彼得大帝的改革是1709年俄国在波尔塔瓦战胜查理十二世之后开始的，是在增加俄国军事力量的决心促使下进行的。为此，彼得大帝发展了俄国的铸铁工业，因此他在制造军火方面，铁可自给自足。他还增加布匹的产量，然而即使在这时他也不能生产足够的布匹满足军队的需要，于是他大量增建纺织厂。他还鼓励建立其他的工厂，所以，到他的统治结束时，已经有两百多家工厂开工了。给矿山、工厂提供劳动力并没有多大困难，但是熟练的工匠非常少。尽管彼得大帝做了种种努力要吸引外国人来俄国工作，并训练本国的工人，但是情况仍然如此。然而，要找非熟练工人却是易事。在城镇，私人雇主可以利用当地的穷人，而国家则可征集孤儿、盗贼、醉汉以及其他社会上的闲散人等。彼得大帝还抽调了成千上万王室领地里的农民去到那些远离城镇的企业中充当非熟练的劳动力。要取得任何成就最首要的是要改善国内的交通状况。彼得大帝曾考虑用石块铺路，但是成本过高，耗资巨大，因而他决定开凿运河。尽管他做了种种努力，但是交通状况仍然很糟。因此，运输费用，再加上国内的关税壁垒，仍然是经济发展的巨大障碍。彼得大帝能成功地发展起来的一项贸易是通过圣彼得堡的对外贸易。对外贸易发展十分迅速，到1725年，俄国的出口货物价值相当于进口货物的两倍，虽然其中包括有来自中东和亚洲的一些货物，而俄国在这些地方却没有什么东西可以出售。彼得大帝在筹集足够的岁入以支付军费时遇到了很大的困难，于是他于1718年修改了直接税制度，用人头税代替对一家一户征税的方式。他彻底改组了军队，改为常备军。常备军由从每20家农户中抽调的一名男子组成。为了保证税收的正常进行，彼得大帝也彻底改组了中央政府，用联合组织来替代政府机构重叠的混乱现象。但是，他在改革地方政府方面，收效甚微，他曾做过两次努力，但均告失败，结果省的行政管理机构主要掌握在驻扎各地的团队指挥官的手中。彼得大帝与普鲁士的腓特烈·威廉一世一样，没有改善司法行政部门的工作，不过他确实颁布了一部刑事法规，规定证人和被告人必须亲自出庭受讯问。他废除了教长的职权，并于1721年用宗教会议来继续管理教会。他企图对上层阶级和政府官员的子弟施以教育，但没有成功。他也试图给黎民百姓提供书籍，但同样没有成功。彼得大帝的政策对于俄国社会结构的影响是相当大的。1718年的财政改革使农民的人数增加了，占总人口的90%。西伯利亚的农民占农民总数的13%。彼得大帝强迫这部分农民每年交纳40戈比的额外税款，而在这之前，他们是从不交纳封建捐税的。可称为贵族的占人口的2%，这部分人受彼得大帝改革的影响最大。他在17世纪宣布一切贵族的庄园为世袭财产，这实际上是对当时发生的变革给予了法律的承认。同时，他坚持贵族的所有成员必须为国效力，而且他1714年的“限嗣继承地产权法”背离莫斯科古老的习俗，该法强令地主只能把地产传给一个继承人。这样，他就制造出一批没有土地的贵族，必须靠为国家效力来谋取收入。1725年彼得大帝去世后，俄国出现了一系列软弱无力的统治者，俄国深受其害，在国际事务中不能发挥强有力的作用；而且，在国内，贵族能够从沙皇那里强求让步，一直到他们完全摆脱了彼得大帝强迫要求他们应提供的服务。叶卡捷琳娜一世建立了最高枢密院，贵族们便有更多的机会参与政务。彼得二世时期，首都迁至莫斯科，以多尔戈鲁基家族为代表的贵族掌权。1730年，安娜废弃了“限嗣继承地产权法”。1731年，她又减少了贵族服役的数量。安娜女皇去世，宫廷发生了一系列的动乱，直至1744年彼得大帝最后一个还活着的女儿叶利托维塔在普利奥布拉岑斯基团队的帮助下掌权后才告结束。人们认为俄国已很强大，与英法两国都有着真正的利害关系；法国在1742年和英国在1756年都曾试图与俄国结盟，但都没有成功。总的来说，在彼得大帝死后，直至1762年叶利扎维塔去世，由腓特烈大帝的忠实崇拜者彼得三世继位为止，俄国的政策一直倾向于与奥地利结盟。彼得三世结束了对普鲁士的战争，1762年叶卡捷琳娜二世即位时，他留给她的是这样一副局势：俄国最终能够奉行一种独立的政策，这种政策可以让俄国充分利用彼得大帝的改革所积聚起来而尚未耗尽的力量。
普鲁士和俄国作为大国最初明显出现的地区之一是波罗的海（第15章）。1721年北方大战的结束在斯堪的纳维亚的两个大国——丹麦（当时包括挪威在内）和瑞典（当时统治着芬兰）——之间建立起一种均衡，但是这也使它们退居为二等大国的地位。北方战争结束时，丹麦和瑞典面临的主要问题之一是，荷尔斯泰因-戈托尔普的各公爵都对瑞典的王位以及丹麦统治者们所觊觎的领土提出权利要求。丹麦1721年到1773年的政策方针是要使丹麦对整个石勒苏益格和荷尔斯泰因的公爵领地部分的权利要求最后得到普遍的承认。这个问题弄得很棘手，因为荷尔斯泰因-戈托尔普的各公爵有时可以依靠俄国强有力的支持，有时看来他们似乎可以获得瑞典的王位从而加强他们的力量。1718年，查理十二世去世时没有男嗣，一位可能要求继位的是荷尔斯泰因-戈托尔普公爵。他是查理姐姐的儿子、彼得大帝的女婿。查理·腓特烈未能取得瑞典的王位，但是这并不意味着荷尔斯泰因-戈托尔普提出的权力要求已不再成为一个政治现实了。1723年，议会里的荷尔斯泰因派的势力很大，它可以为查理·腓特烈弄到一大笔钱以及“殿下”的称号。这就表明他并没有被排除王位的继承。1723—1726年，丹麦的政治家们害怕彼得大帝对丹麦国王怀恨在心，他会在查理·腓特烈重新夺取石勒苏益格和荷尔斯泰因的属地的战争中支持他；而且，瑞典的荷尔斯泰因派的势力可能仍然相当强大，可以迫使人们承认查理·腓特烈为有确定继承权的继承人。这场危险过去了。1726年，瑞典的荷尔斯泰因派分裂了，而且1727年女沙皇叶卡捷琳娜一世紧接其丈夫也归了天。俄国也就不再支持查理·腓特烈了。一直到1738年，霍恩伯爵及其一派（这一派人因为奉行一种浑浑噩噩、毫无进取精神的政策，人们给他们起了一个绰号，叫“睡帽党”）仍然控制着瑞典，而且波罗的海地区也是相对比较平静。但是，1738年霍恩却为好战的“礼帽党”所替代。这些“礼帽党”人与法国结成同盟，投入了奥地利王位继承战争以反对俄国，他们希望收复瑞典在1721年所丧失的属地。瑞典在战争中惨败，“礼帽党”通过把国内的注意力转移到王位继承问题上，才使自己免于在1742—1743年失去权力。一位强有力的王位候选人是荷尔斯泰因-戈托尔普的查理·彼得·乌尔里希。他是查理十二世的侄孙，新上台的女沙皇伊丽莎白的侄子。“礼帽党”希望通过支持这位年轻的荷尔斯泰因-戈托尔普公爵的权利要求来取悦于他的姑母，以诱使她对瑞典做出有利的让步。查理·彼得·乌尔里希作为候选人在瑞典颇得民心，但是在瑞典人正式邀请他去成为法定继承人之前，女沙皇伊丽莎白已经承认他是她自己在俄国的继承人，因为他是彼得大帝的外孙。俄国在最近一次灾难性的战役中征服了芬兰。女沙皇伊丽莎白遂强迫瑞典人承认荷尔斯泰因-戈托尔普家族的另一个成员阿道夫·腓特烈为法定继承人，以此作为恢复芬兰的代价。他是查理·彼得·乌尔里希的继承人，查理·彼得·乌尔里希当时没有子女。俄国曾派遣了一支1.2万人的军队一度占领了瑞典以支持阿道夫·腓特烈；俄国的舰船也附属于瑞典的海军，表面上是为了要阻止丹麦对王位继承问题的安排做任何干扰，因为丹麦对于荷尔斯泰因-戈托尔普家族日益增长的势力感到惶恐不安。1762年，查理·彼得·乌尔里希成为俄国沙皇。他立即与普鲁士媾和以便把军队转过来对付丹麦，但是在他还没有真正来得及发起与丹麦的敌对行动之前，他就被废黜了。继位者叶卡捷琳娜二世对于她的丈夫对石勒苏益格和荷尔斯泰因的权力要求不感兴趣。因此，她准备在她儿子保罗成年之后，由他来向丹麦国王提出这些要求。1743年以后，俄国在瑞典的势力也减弱了，因为阿道夫·腓特烈娶了腓特烈大帝的妹妹，从而逐渐与俄国疏远了。在七年战争中，瑞典人在向普鲁士人发起的一次进攻中失败了，从而促成了“礼帽党”人在1764—1765年间的垮台。战争使瑞典的力量大大削弱，为俄国和其他外国势力所左右。1768年，看来几个强大的邻国几乎要把它瓜分掉了。到1772年，瑞典和丹麦已明显地降为二等国家了。
波兰（第16章），俄国和普鲁士在18世纪的崛起所产生的影响比在波罗的海地区的影响甚至更为明显，其后果也更为悲惨。从1679年至1763年，波兰一直受韦廷家族的萨克森国王们的统治。在这个时期的头20年里，奥古斯特二世一直跟积极拥立斯坦尼斯瓦夫·莱什琴斯基为国王的一帮为数甚众的臣民相对立。奥古斯特只是在俄国的帮助下才于1709年回到了波兰。当时俄国的威望因彼得大帝在波尔塔瓦战胜了查理十二世而大大提高。1717年还是在俄国人的帮助下，他又与叛乱的臣民达成了一项协定。作为报答，俄国人在库尔兰公爵家族濒于灭绝时，占领了库尔兰，并且拒绝交出利沃尼亚。这位波兰国王竭力想摆脱对俄国的屈从地位，甚至在1719年与奥匈帝国皇帝签订了一项条约，迫使俄国从梅克伦堡撤出。但是波兰的贵族拒绝支持这个政策，因为他们害怕卷入一场对俄国的战争。俄国宫廷则坚持执行不让波兰强盛起来的政策。1720年，俄国和普鲁士一致同意保护波兰的政治制度，也就是竭力阻止任何可能使波兰恢复实力的国内改革。这个协议在1726年、1729年、1730年、1732年、1740年、1743年和1762年一再重新签订。1726年俄国又和奥匈帝国皇帝结盟，以阻止韦廷家族掌控波兰的王位。但是当1733年奥古斯特二世去世，斯坦尼斯瓦夫·莱什琴斯基的候选人地位再次得到法国的支持时，俄国又充当了它在1709年和1717年担当过的角色，扶植萨克森的奥古斯特三世登上了王位。在他统治期间，15届议会只有一届没有闹得不欢而散。波兰的政治生活就是一出两个最大家族竞相谋求国外支持的丑剧：波托茨基家族指望得到法国和普鲁士的支持，恰尔托雷斯基家族指望得到奥匈帝国和俄国的支持。在七年战争期间，波兰的国土不断为外国军队所侵占。普鲁士和俄国对于这个不知所从的共和国的国土虎视眈眈。波兰的唯一希望就是在这两个国家发生冲突。1762年普鲁士与俄国的结盟以及1763年奥古斯特三世的逝世，给波兰带来了厄运，波兰在各任萨克森人国王的统治下，保持着虚假的繁荣（至少对于贵族来说是这样），领导昏聩无能，知识界停滞不前，政治上一片混乱。
俄国和普鲁士的兴起对其具有较大影响的第三个地区是哈布斯堡家族统治的领地（第17章）。在这个地区，这两个新兴大国的影响，尤其是普鲁士的影响，使哈布斯堡帝国开始解体。哈布斯堡领地特别容易受到这些日益强大的邻国的影响，因为在18世纪上半叶帝国的皇帝没有男嗣。到1720年以前，查理六世皇帝面对着土耳其的威胁以及由于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引起国际大混战之后，一直孜孜不倦地为巩固自己在领地内的地位而忙碌。1712年，这位皇帝根据索特马尔和约，又可以在匈牙利重新建立自己的权力；1718年，他根据帕萨罗维茨和约，从土耳其那里获得了不少领土，包括巴纳特和贝尔格莱德本身在内。到了1720年，这场旷日持久的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终于结束了。1720年之后，查理六世的外交政策的指导原则是要确保他所占有的领地都要传给他的女儿。女人是不能够戴上神圣罗马帝国的皇冠的，但是查理六世却有权决定由谁来继承他在奥地利和波希米亚的世袭领地。而且，虽然哈布斯堡的男嗣已告断绝，匈牙利却有权选出一个新的统治者，但是匈牙利议会却首先宣布准备选举奥地利的女大公为匈牙利的女王，应该由她继承奥地利和波希米亚的世袭领地。此后，查理六世费尽心力地说服大多数的欧洲大国承认他的女儿是他的继承人。1733年，奥匈帝国又卷入了波兰的王位继承战争。在这次战争中，查理的候选人战胜了，但是，这次战争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对意大利所产生的影响。在意大利，查理不得不把那不勒斯和西西里割让给西班牙，虽然他收回了帕尔马和皮亚琴察，并为他的女婿取得了托斯卡纳，可是他的女婿又把他在洛林的世袭领地转让给法国以作为回报。查理的地位到其晚年一直不断地被削弱，先是由于他的唯一真正有才干的将军欧提亲王在1736年去世；继而是对土耳其人的一场灾难性的战争，这场战争于1739年结束时，使奥地利几乎失去了它在1718年所赢得的一切，只有巴纳特除外。次年，查理六世去世。巴伐利亚立即对玛丽亚·特蕾西亚继承她父亲领地的权利提出了挑战。普鲁士提出要帮助她抵抗巴伐利亚，但是要求取得西里西亚作为报答。1740年开始的奥地利王位继承战争确认了普鲁士对西里西亚的权利要求，但是让玛丽亚·特蕾西亚拥有她父亲的其他领地。从1748年缔结和约起到1756年间，她在国内奉行改革的方针，这是出于害怕普鲁士会卷土重来。她对军队实行改革，增加赋税收入，改进行政制度。这些改革的意图全都是为了要有能力更有效地反对普鲁士。许多改革的本身就是仿效普鲁士的。玛丽亚·特蕾西亚的外交政策也是针对要收复西里西亚这一目标的。正是为了要使她处于更为有利的地位，她改变了原来与海上大国结盟的老一套做法，1756年与法国结成了联盟。
欧洲18世纪的历史曾经发生过三次重大事件：奥地利的王位继承战争（第18章）、外交大变动（第19章）以及七年战争（第20章）。这些事件涉及了为数众多的国家。因此，要在任何一个国家的历史中充分地说明这些事件，是不可能的。而且，这些事件非常复杂，需要进行比较详尽的研究。而在国际关系中加以概述是不可能的。这些事件清楚地表明大国是不愿意作战的，除非是为了有限的目标；或者说都不愿意交战，除非是迂回战和围城战。这些事件还表明俄国和普鲁士的出现在多大程度上越来越大地影响着欧洲的外交活动。而且，这些事件也表明，随着18世纪后半叶的到来，英法之间在殖民地和商业上的竞争日趋尖锐。从1740年持续到1748年的奥地利王位继承战争，实际上是一系列为了有限目标而进行的战争。普鲁士的腓特烈二世对奥地利作战，是要取得西里西亚这样一块特定的领土。他两次出卖了自己的盟国，最后在1742年得到了这些土地的绝对主权后就停止了敌对行动。他只是在1744—1745年间又重新开始敌对行动，因为奥地利在对付其他敌人方面所取得的胜利威胁着他对西里西亚的控制。巴伐利亚的选侯与奥地利交战则是为了取得他的皇帝地位，因为在1742年已投的全部选票都推举他继承这一尊严。他也为了扩大自己的领土而打仗，因为皇帝的统治要有实效，就必须有自己强大的人力、物力。法国曾一度支持巴伐利亚和普鲁士，但是只是作为援军，它在1744年以前并没有对奥地利宣战。同样，英国也只是援军，只是在1744年法国对奥地利宣战后，英国才成为一个主力。汉诺威在1744年之前，一直保持中立。当普鲁士和巴伐利亚在中欧为它们的有限目标作战时，西班牙在地中海与奥地利开战了，是为伊丽莎白·法尔内塞的儿子们在意大利获得更多的领地。而且，从1739年起英国与西班牙一直为了两国在美洲和西印度群岛的野心发生冲突而交战。腓特烈二世1745年的胜利为他赢得了“大帝”的称号。1748年的艾克斯拉沙佩勒的和平解决，允许他保持西里西亚，虽然玛丽亚·特蕾西亚保持了哈布斯堡世袭领地的其他部分，而且她的丈夫被承认为皇帝。西班牙为唐·菲利佩获得了帕尔马和皮亚琴察，而唐·卡洛斯则已经取得了那不勒斯和西西里，这是作为对西班牙在波兰王位继承战争中给予支援的报答。法国没有凭借和约取得任何领土，但是在1748年法国的统治者们应该为自己的处境感到满意。普鲁士的胜利削弱了哈布斯堡家族；奥地利、荷兰和英国之间的联盟关系十分紧张。英国的政治家们完全有理由对此感到忧虑。英法之间争夺殖民地的竞争越来越尖锐。1716年至1731年间存在的英法联盟已经彻底垮台。事实证明，英国的老盟国荷兰只是一个十分不热心的支持者，而奥地利则一心忙于处理西里西亚问题，对于其他任何方面的问题几乎不闻不问。
国际间第二个涉及如此众多国家而其本身就必须要加以阐述的事件，就是1755—1756年的外交大变动。这一事件再次说明了具有18世纪特点的某些发展情况。普鲁士的崛起意味着英国现在有了一个可以替代奥地利的反法盟友。它也意味着奥地利的头号敌人已不再是法国，而是普鲁士。俄国的崛起意味着这个大国的外交活动可以破坏现有的联盟的平衡。1755年的形势表明，法国和英国已越来越陷入商业和殖民的斗争之中。而1748年以来发生的种种事件表明，法国在一个软弱无力的国王和意见分歧的内阁领导下，它的政策越来越无力。在奥地利王位继承战争结束时，普鲁士对于法国宫廷的软弱无能十分厌恶，彻底变更原来联盟关系的道路已经铺平。法国由于普鲁士认为柏林可与凡尔赛旗鼓相当，感到十分恼火。英国对奥地利一直不满，而奥地利则对英国一心只顾殖民地的事务也心怀不满。早在1749年，考尼茨曾要求发展与法国的友谊。虽然1750年他出使巴黎，未能使两国宫廷之间达成谅解，但是他并没有放弃与法国友好的思想。1754年年末，当英国和法国在北美洲发生敌对行动时，英国企图要求奥地利做出保证在德意志给予有效的军事援助。奥地利提出了英国难以接受的苛刻条件。1755年，考尼茨提出重新与法国结盟的企图。于是在巴黎与贝尼斯红衣主教开始了谈判，但是进展缓慢。推动法奥谈判的动力是英国在北方的外交活动的结果。1755年9月，英国与俄国签订了一项津贴条约。它实际上仅仅是1742年英俄谅解的延续。玛丽亚·特蕾西亚对此大加鼓吹，认为它可能加强1746年的奥俄协定，但是它对当时存在的联盟体系却起着瓦解作用。当腓特烈二世听到英俄条约签订时，他便在1756年1月与英国签订了威斯敏斯特条约。他希望借助这一条约可以使德意志保持中立；他还希望他的盟友法国不会认为他与英国签订的协定是与他已经与法国的协议相违背的。腓特烈在这一点上做了错误的估计。法国宫廷勃然大怒，因于1756年5月与奥地利签订了凡尔赛条约。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俄国在看到联盟体系发生变化时，却仍然对奥地利忠诚不渝，而没有继续与英国结盟，尽管是英俄条约触发了这一场大变动。欧洲局势中有一个事实显然是由于外交大变动所产生的，就是东部与西部几乎截然分开了。两对基本竞争对手是，英国与法国之间（在殖民地和贸易方面），奥地利与普鲁士之间（为争夺西里西亚和最后为争夺东欧的霸权）。这些就是1755年之前的竞争的对手，外交大变动之后仍然是这些竞争对手。在殖民地问题上的两个对手可以在中欧和东欧的国家中交换盟国，这就说明西欧国家的利益和中欧国家的利益是多么独立。
七年战争似乎是外交大变动的直接后果。它成了18世纪中叶超越各个国家的本国历史范围的第三个重大国际事件。1756年腓特烈二世入侵萨克森，揭开了七年战争的序幕。他声称，这仅仅是为了阻止奥地利和俄国反对他的侵略行动，但结果却恰恰使反对他的联盟加强了。奥地利和法国于1757年5月又进一步缔约。18天之后，奥地利和俄国又签订了另一项条约。1757年10月，萨克森的军队投降了。奥地利乞求法国和俄国给予条约所承诺的援助。于是，一支法国军队进攻了汉诺威，迫使坎伯兰公爵于1757年9月在克洛斯特塞文投降。俄国人侵入东普鲁士，但是风闻女沙皇去世，惊惶不安，遂又撤兵。瑞典人在波美拉尼亚向腓特烈发起进攻。腓特烈在科林战役中败给了奥地利人，奥地利人占领了柏林。但是在这一年年底之前，腓特烈在罗斯巴赫打败了法国人和神圣罗马帝国的军队，并在洛易顿打败了奥地利人，由于这个胜利，他收复了西里西亚。在1757—1758年的冬天，腓特烈把瑞典人从普鲁士的波美拉尼亚赶了出去。1758年，观察部队增加了，英国给这支部队的津贴也更多了，使它能够牵制住法国的军队，因而七年战争的后来几年，大陆上的几次主要战役都是在普鲁士和它在东欧的两个主要对手——奥地利和俄国——之间进行的。1758年，腓特烈在措恩多夫顶住并打败了俄国人，但是在西里西亚和萨克森却未能和奥地利人打出个结局。到1759年，普鲁士开始感到战争的重压。腓特烈能够投入战场的兵力只有10万人，因此无力采取攻势。奥地利人未能利用这个形势，但是，俄国人却拿下了奥得河畔法兰克福，并在库纳斯多夫打败了腓特烈，虽然他们也未能乘胜追击，扩大战果。舒瓦瑟尔于1759年在法国掌权，他决定集中力量进行与英国的战争。他把法国给奥地利的津贴减少了一半，但是他精心策划的入侵英国的计划却由于英国海军在拉各斯和基贝龙湾取得了胜利而垮台了。即便是腓特烈大帝仍然能够在1760年招集一支10万人的军队，可是主动权却仍然掌握在他的敌人手里。奥地利人侵入了西里西亚，并于1760年6月赢得了兰茨胡特战役的胜利；8月，他们在利格尼茨又被打败了。10月，奥地利人和俄国人占领了柏林，但是腓特烈在托尔高的胜利却表明他虽在战略上陷于僵局，但在战术上仍处于优势。在海外，法国成功地说服了西班牙从1762年1月开始积极投入战争，结果使西班牙丧失给英国大块大块的领土。1762年1月，俄国的女沙皇伊丽莎白的去世拯救了腓特烈，因为她的继承人一反她的政策，不仅中止了反对腓特烈的敌对行动，而且还寻求与他结成联盟。1762年11月，英法缔结了初步和约；1763年2月，普鲁士和奥地利也效法英法的做法。在欧洲，和约的条款也反映了军事僵局，因为这些条款把局势恢复到战前的状态。事实上，有一个事实可以说明腓特烈的失败达到了什么程度，甚至为了要恢复欧洲大陆的战前状态，普鲁士的盟国英国不得不放弃它征服的许多殖民地。英国确实没有充分利用自己的地位来取得可以实际上削弱法国的和平。七年战争使争夺统治地位的决斗仍将在英法之间展开。
在欧洲以外的其他地方，英法在商业和殖民地方面的斗争都起着决定性的作用，不过这个斗争在七年战争期间只是变得更为突出了。
18世纪头50年的标志是英国在美洲大陆上的殖民地在稳步地发展（第21章第二部分）。虽然在这一时期从1713年到1755年，英国只建立了一个新的殖民地——佐治亚，所占区域扩大了1倍，而人口从1715年至1750年增加到原来的3倍。大约有6.1万北爱尔兰的苏格兰人和22.2万德意志人在英国的殖民地定居，而最初殖民者的后裔则向腹地推进。1730年以后，南卡罗来那人就向腹地进发去寻觅更多的土地种植稻米。1742年靛蓝的引进有助于佐治亚的扩展。弗吉尼亚和马里兰烟草种植园主发现他们的土地渐渐变得贫瘠，于是也向腹地推进。殖民地向偏僻地区的扩展，就使比较边远的地区和比较早期建立的沿海地区之间发生冲突。人们抱怨沿海地区的商人垄断了贸易。内地的农民由于货币和信贷困难遭受相当大的损失，他们认为1751年的货币法是不公正的。边远地区的移民在各个殖民地的政治生活中，没有得到充分的代表权。随着18世纪的向前发展，社会也逐步成长起来，人们对于来自老殖民地的或英国的控制，已感到不能忍受。法国的殖民地看起来比之英国的殖民地缺少活力。因此，1744年，英国在北美洲的殖民者约有10万人，而法国为数只有5万人。但是，尽管法国殖民地的经济基础非常薄弱，可是这些殖民地却是按照英明的战略眼光计划的。因此到了18世纪中叶，从圣劳伦斯河起经过大湖区和俄亥俄河到密西西比河和墨西哥湾的一系列法国殖民地似乎有可能阻止英国殖民主义者进一步向西扩张，而且甚至有可能把他们赶到海里去。西班牙的广大帝国（第21章，第一部分）由于防备力量薄弱，经济发展不健全，而且，尽管波旁王朝的国王们进行了改革，但行政管理仍然很糟；因此这个大帝国的绝大部分地区一直远离18世纪的殖民斗争。但在边疆地区则有所扩展，这主要是通过像耶稣会会士、方济各会的托钵僧和方济各会修道士等的传教活动进行的。这个时期新开发的矿山和新建立的城镇比16世纪以来的任何时期都要多。但是，正如在英国的殖民地中一样，克里奥尔人和西班牙人之间的鸿沟越来越大了。克里奥尔商人逐渐产生不满。巴西在这个时期取得了惊人的发展，蓬巴尔成功地实行了中央集权统治。
英国和法国在北美洲的实际冲突（第22章，第二部分）有一个时期避免了，一则是因为在这两个国家的殖民地之间横亘着广袤的荒野，尤其是在南方；二则是因为在北方的6个印第安部落保持中立，而且法国人和纽约人都不愿中断皮毛贸易。甚至在奥地利王位继承战争期间，北美洲不是一个主要的战场。布雷顿角的路易斯堡1745年为英国殖民主义所夺取，但是1748年的和约，把它归还用来换取马德拉斯。英法冲突在1754年变得真正尖锐的地方是在俄亥俄河上。而英国决定从英国本土派军队前去支持弗吉尼亚人，这一事实表明美洲大陆的殖民地这时已经被认为对于整个殖民体系是至关重要的。英国夺取加拿大的战役摧毁了北美洲的法兰西帝国。
与西班牙在殖民地方面的冲突集中在加勒比海地区（第22章，第一部分）。这个冲突一部分是在西班牙与所有其他企图染指西班牙帝国贸易的大国之间展开的。在这方面，英国在1713年以后有着一种表面的而不是真正的好处，因为一家英国公司获得了向西班牙帝国提供奴隶的特权。这个冲突一部分则是在各个海上强国之间进行的，是要决定哪一个强国应从西班牙的软弱中得到便宜。这个冲突演变成为英法之间的一场决斗，但是尽管英法战争在1744年扩展到了西印度群岛，但是两国的主力部队却在其他地方作战。西印度群岛的战斗仅仅是七年战争的一次预演。1748年的艾克斯拉沙佩勒和约并没有解决西印度群岛的任何重大的争端。七年战争期间，斗争的第三个方面变得明显了，当时英国不仅分别在1759年和1762年征服了法属的瓜德罗普岛和马提尼克岛，在1762年占领了西属哈瓦那，而且还竭尽一切努力尽可能多地占领西印度群岛中归属未定的岛屿。然而，到1763年签订和约时，比特已接替皮特。他希望尽快地缔结和约，因此决定把瓜德罗普、马提尼克和圣卢西亚岛归还，从而就开始了这样一个时期，在这个时期中英国不甚重视西印度群岛的重要意义，对英国在那里的属地也不甚关心。
在印度（第23章），从1707年奥朗则布皇帝去世到1764年他的有名无实的继承者被英国人击败为止的这个时期，是以莫卧儿帝国的解体为标志的。帝国的解体为英法两国权力的扩张创造了有利的条件。这两个欧洲强国之间的争斗以英国获胜而告终。莫卧儿帝国的皇帝们由于没有继续执行阿克巴的政策而使帝国的国力受到了损伤。阿克巴主张信教自由，减轻赋税。此外，交通状况恶劣，宫廷中贵族派系之间钩心斗角以及对王位继承缺乏确定的法规等也都削弱了帝国的力量。在奥朗则布1707年去世后的两年内，他的儿子们为了争夺王位争吵不休。在1712年至1719年期间，先后有5个傀儡皇帝在德里进行统治。很自然，各省的总督纷纷宣告独立。莫卧儿帝国的皇帝们软弱无力，也给信奉印度教的马拉塔人的兴起提供了机会。马拉塔人的势力席卷了印度的中部地区，西起他们的首府萨达拉（位于孟买以南约100英里），东到加尔各答周围200英里处。1742年至1747年，马拉塔人不断骚扰孟加拉省，1751年该省总督不得不同意向他们纳贡。1740年，马拉塔人向东南进击，攻打卡纳蒂克。英国和法国在那里据有像马德拉斯和本地治里这样一些重要的贸易站。正当印度的中央政权分崩离析和马拉塔人的威胁日益加重之际，英国和法国的东印度公司于1744年听到它们各自代表的两国已交战。但在印度，1744—1748年的战争并没有多大意义。艾克斯拉沙佩勒和约使英法两国在印度的相对实力没有发生变化。1748年之后，当英法两国所属的公司插手支持德干高原相互对立的候选人，它们之间遂展开了一场非正式的战争。在卡纳蒂克因支持对立的权利要求者也发生了类似的斗争。在德干，比西成功地把法国方面的权利要求者扶上了王位。伦敦的英国当局提出要与马拉塔人结成同盟来驱走比西，但是孟买的英国地方官员拒绝支持这个计划。所以，当1756年新的纳瓦布西拉吉-乌德-多拉攻击加尔各答的英国人集居地并把那些还活着的人囚禁在“黑洞”时，克莱武便在孟加拉放手地发动袭击。1757年克莱武在普拉西的胜利使英国人控制了印度最富庶的省中的一个——孟加拉省，并且也给英国人提供了资源，有助于他们在东南沿海地区打败法国人。在此期间，马拉塔人把他们的势力扩展到了西北地区，但是阿富汗的领袖阿哈马德沙·杜兰尼逐渐把他们赶回南方去。他在1747年到1769年间，曾不下10次侵入印度，1757年攻克了德里，1761年又在潘帕特打败了马拉塔人。阿富汗人没有乘胜前进，但这却给英国人以时间可以在孟加拉巩固力量。莫卧儿皇帝和他的奥德的纳瓦布-瓦齐尔曾企图推翻英国人在孟加拉的统治，但是这个企图于1764年被决定性地粉碎了。从此以后，英国人成了孟加拉无可争辩的统治者。
非洲（第24章，第一部分）在18世纪初与欧洲相去如此遥远，所以甚至连英法两国之间日益增长的争夺殖民地的斗争，在那里也不大为人所感觉。两国在商业上的日益激烈的竞争同享有特许权的国营公司和无执照营业的私商之间的竞争相比之下也是次要的。18世纪非洲主要的商业活动地区在西海岸，从北部的塞内加尔到南部的安哥拉，绵延大约3500英里。美洲殖民地的发展使奴隶贸易的重要作用增加了。由于西印度群岛糖价在1740年到1770年间上涨，西非的奴隶贸易也就兴旺起来。即使在好的年头，奴隶贸易也要冒很大的风险，因为从投入的资本中取得利润的周期很长，所以几乎所有从事奴隶贸易的国家都把奴隶商人组织在享有特许权的公司里。这些公司在西非不得不修筑设防的贸易站。在18世纪，这些公司让位于私人奴隶贩子或无照营业的私商，他们无须花钱去修筑堡垒；他们可以试验、探索，他们认为哪种办法最好，就那么干。在西非从事奴隶贸易的欧洲各国中，勃兰登堡人的买卖很小，因此他们于1717年就卖空了。丹麦人也时常遇到困难，部分原因是他们在西印度群岛的市场受到很大的限制。葡萄牙人倒能够进行相当大的贸易，同时随着巴西矿业的发展，对奴隶的需求也增大了。即便如此，葡萄牙人也由于资金匮乏而受到妨碍。法国的奴隶贸易既不能满足西印度群岛种植园主的需求，也不能满足巴黎政府的需求。有时公司一年只输出500个奴隶，因此在18世纪20年代，法国为了维持塞内加尔便年年亏损。乔治王之战与七年战争彻底摧垮了法国的私商的贸易，但是在和平时期，私人贸易还是很繁荣的。荷兰人的地位要比葡萄牙人或法国人的强得多。荷兰人在西印度群岛的圣厄斯坦修斯岛和库拉索岛提供了一个很有用的货栈，他们准备从那里出售奴隶。他们有资金，也有使贸易欣欣向荣的商业经验，但是即便如此，到1750年荷兰人的奴隶贸易也被英国人接管过去。皇家非洲公司是英国在1750年以前一直从事奴隶买卖的一个官方机构。但是它曾在1698年失去过垄断地位，布里斯托尔和利物浦的私商所经营的奴隶要比公司经营的多得多。甚至南海公司也在西印度群岛收买奴隶，这就对私商大为有利。1750年之后，英国与非洲的贸易兴旺起来。兰开夏的棉织品压倒了印度的产品；1750年到1775年间，英国向非洲的出口货物增加了400%。私商能够用新的市场做试验，从那里可以廉价买到奴隶，因此到1771年，英国出口的奴隶有半数是来自贝宁和比菲亚的小海湾。但是，尽管与西非有了如此可观的贸易，欧洲人并没有试图渗入内地，原因之一是商人们感兴趣的是贸易，而那里的气候并不能吸引人们在那里定居。另一方面是由于像达荷美和阿散蒂等强大的部落的兴起，阻止了欧洲人向内地渗透。荷兰人在好望角的一块小小的殖民地离西南海岸很远，这里的贸易量也是微不足道的，但是，在布尔人1779年与豪萨人发生接触以前，荷兰的商业贸易向内地已有相当大的扩展。在东非，当葡萄牙人的大部分东印度的贸易输给荷兰人之后，他们在莫桑比克的基地也就失去了意义。与阿拉伯人还有一些贸易往来，但法国人在1768年吞并了马达加斯加。
远东（第24章，第二部分）的大部分地区在18世纪与欧洲相比也是远不可及的，商业上的竞争在这里几乎没有什么反响。只有菲律宾还可依稀地感到英西冲突的气息，因为在“詹金斯的耳朵战争”期间，安森俘获了一艘往来于马尼拉与墨西哥之间装运茶叶、柚木材、香料、生丝和其他远东物品的大帆船。1762年，英国人实际上征服了马尼拉，而且占领它直到战争结束。在另一方面，18世纪菲律宾的历史也是一部与西班牙争论的历史，争论的问题是墨西哥的阿卡普尔科的大帆船是否应把中国制造的丝绸运往墨西哥，因为这样就要耗尽各个西班牙殖民地的白银。另一个经常遇到的问题是如何对付在菲律宾的大量中国人。这个问题的答案往往是赶出去，甚至是大屠杀。荷属东印度群岛在1740年就屠杀了岛上大约1万中国人。18世纪也是荷属东印度公司从1724年至1725年开始亏损经营的时期，尽管它每年还支付18%的红利。然而，咖啡的生产有了惊人的发展，从而东印度群岛的繁荣得到了挽救。1711年第一次收获的咖啡产量只有100磅，到了1723年，咖啡产量已达1200万磅。最初，荷属东印度公司的董事们都不知道如何处置这样巨大的收获。他们做出努力限制咖啡生产，但是最终咖啡作为一种纳贡的形式被接受了，它对于荷属东印度群岛的开发起到了很有益的作用。在18世纪尔后的时期中，咖啡成了印度群岛繁荣的基础。欧洲在18世纪企图发展与中国贸易联系的努力并没有取得多大的成功。欧洲人需要中国的丝绸、瓷器、漆器、茶叶以及诸如扇子、屏风之类的奢侈品，但是中国只要白银，不要其他东西来做交换。1699年，英国人在广州取得了一块立足之地。到1720年，英国的贸易已有很大的发展，中国当局认为应征收4%的税才合算，最后又增加到16%。对外国的贸易所做的这种限制，结果在1734年只有一艘英国船只驶进广州，一艘进入厦门。1736年，只有10艘欧洲船只到广州做买卖。英国人竭力想打开与厦门和宁波的贸易，但是在1757年，清朝皇帝下了一道圣旨，限制一切外国人与广州通商。在18世纪，中国几乎与日本一样，完全置身于欧洲的政治活动的范围之外。在英国和法国，普鲁士和俄国，奥地利和西班牙发生的紧张活动，人们感觉其影响越来越微弱了，而到了密西西比河以西，非洲的内陆，近东的许多地区以及中华大帝国那里，其影响已细微到无人可以觉察了。到18世纪中叶，世界还没有成为一个单一的政治单位。
（姚乃强 译）
[1] P.米勒在其所著《英国的优势》（1937年）一书中就是这样说的。
[2] J.H.普卢姆：《18世纪的英国》（1950年），第7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