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古代关于共和国晚期的理论

波利比阿在其书第六卷对罗马政体的称赞中同样也预示着其之后的衰退。生长和衰落的自然规律对罗马来说也并不例外。这一自然规律存在于所有政体中，其形式是一种始于王政而终于暴政的循环。王政、寡头制和民主制等因素之间的平衡使罗马共和国维持了稳定，这一平衡阻止着其中任何一种迅速地占据优势，尽管如此，从这个不可战胜的帝国中滋生出的奢侈与野心最终还是会使罗马垮台。富人们的贪婪将会压迫民众，而另一些人的野心也将会利用这种不满。而人民也不再希望服从他们的领袖或者和他们共享权力，而是要寻求主宰每件重要的事。由此产生的自由或者说民主将会是事实上的暴民统治，是沦落为独裁统治的明确开端。如果这写于公元前146年之前，就是一种有预示性的理论分析（波利比阿对弗拉米尼乌斯做出过相似的判断，他是公元前232年的激进保民官，之后继续做了执政官和监察官）。然而，这可能是波利比阿在格拉古兄弟参政时期修订了其作品的结果。从保留下来的狄奥多鲁斯的残篇来看——尤其是他根据煽动家的典型形象来描述盖约·格拉古的野心，以及他对贪婪的骑士等级的谴责——波西冬尼也接受了波利比阿的解释。这似乎也极大地影响了之后罗马人的表述。[10]

罗马共和国覆灭之后的罗马史家乐于声称它的覆灭是不可避免的。罗马不能够承受住自己的广阔地域所带来的负担；贪婪滋生了道德的败坏，奢侈和野心也没有了外部的约束，尤其是曾经来自迦太基的威胁被完全根除后更是如此。政治体制本身的变化并没有被看成是重要的事——无疑这主要是因为罗马人不认为体制改变了。然而，对诗人卢坎（Lucan）及历史学家弗洛鲁斯来说，有一种纽带将富有与贫穷、将它们二者与欲望联系到了一起，只有用政治煽动术和最终的内战才能满足这种欲望。这种解释不只是来源于波利比阿以及他之后的历史学家，也来自那个时代政治家所发出的警告。根据波西冬尼的说法，西庇阿·纳西卡（Scipio Nasica）反对毁灭迦太基，因为迦太基的存在会促使罗马人公正并体面地统治他们的帝国，而它的毁灭将会给罗马带来内乱，并使地方官员能毫无顾忌地压迫他们的属民而削弱帝国的基础。尽管对于纳西卡是否有过这样的观点还存在争议，但毫无疑问这种想法在公元前2世纪广为流传。

在罗马帝国的历史中迦太基的陷落是否是如此关键的一件事？我们无法在这里详细讨论这个问题。这一世纪的早些时候已经可以看到罗马人对海外更为无情的态度。当罗马的霸权达到了一种新的高度之时，内部斗争在公元前146年之后确实变得重要起来。奢侈、贪婪和野心无疑充斥着整个公元前2世纪。撒鲁斯特将之起始归于迦太基陷落之后，但在此之前撒鲁斯特所熟知的监察官加图的著作中就曾谴责过这种贪奢，而且波利比阿和与格拉古兄弟同时代的编年史家卢奇乌斯·皮索也都记录过这一状况。加图猛烈抨击疏忽而专横的地方官员以及从黑海进口的昂贵的腌鱼。皮索将人们性贞洁观念的下滑及对奢华家具——餐具柜以及一条腿的桌子——的渴求示众，这种腐化始于公元前186年曼利乌斯·乌尔索（Manlius Vulso）凯旋之时。而同时，索尔特里琴（psaltery）以及桑布克琴（sambuca）的表演者们也跳着亚洲风格的舞蹈到来。约公元前130年，西庇阿·埃米利阿努斯在一次反对提比略·格拉古立法的演说中谴责了形形色色的舞者以及受到鼓励的性放纵。这清楚地说明了人们是如何将大众道德和政治激进主义挂钩的。[11]

当然，对财富和权力的贪欲并不是罗马人在公元前146年或确切来说在公元前2世纪突然发现的恶习。从早先的时代中有充足的证据来表明后世所理想化的那种罗马人，库里乌斯（Curius）和辛辛纳图斯（Cincinnatus）——一个奋斗着的、操守严谨的农民，秉持着简朴的生活和工作作风——如果不是虚构的人和事，至少不能够完全代表当时的状况。然而要说这些恶习与共和国晚期的危机毫无关联显然也是不能自圆其说的。随着罗马帝国的扩张而膨胀的欲望，以及由于贵族统治间的竞争所产生的紧张关系自公元前2世纪初以后便有清楚的证据表明其存在，尤其是体现在反对贿赂（最早在公元前181年）的法律和反对在晚宴上公然挥霍（最早在公元前182年）的法律上。人们不能完全无视罗马人自己对这些不良行为的认知。

然而，不管是过去，还是现在，要简单地从贵族道德衰败的角度来解释共和国晚期的问题都非易事。难道坐在元老院里的人们互相之间的差别不像军团士兵们那么多？有趣的是，在《喀提林阴谋》的序言和正文中，以及在其之后的著作《朱古达战争》中谈及对财富和权力的贪欲时，和波利比阿曾经提到过的一样，撒鲁斯特本人将某些人财富的获得与其他人的贫穷相联系，特别是和农民家庭被从他们祖传的土地上赶走相联系。乡村居民的苦难是提比略·格拉古本人演说的一个主题，这些演说很可能保存在他兄弟为了留诸后世而作的有关他的回忆录中。卢坎和弗洛鲁斯的作品中指出富人财产的增长及平民对其的憎恨是内部斗争的根本原因：“从此以后，力量就是衡量是非的标准，用武力主宰自己祖国的人受到了尊敬。”土地问题同样占据着阿庇安《内战史》的前几章，虽然在这里作者将此问题与发动改革的保民官们直接联系了起来，而并没有直接联系到随后最终爆发的内战。只有在论述恺撒遇刺以后所爆发的内战时，阿庇安才强调了士兵们通过战争来提高他们经济状况的欲望。[12]

因此，由对财富的贪婪所招致的贫困便被许多罗马史家所接受，作为广场上的政治冲突及最后内战的原因，虽然这个原因有时看上去更多地偏于道德层面而不是社会经济的角度。按照这一观点，穷人的大部分原因并不是因为穷，而是因为贫穷激起了他们的怨恨，并且使他们变得暴力和贪婪。另外，穷人的不幸并不被视为他们的贵族领导者和其同僚互相倾轧的理由。尽管认识到平民的悲惨境遇外，撒鲁斯特在《喀提林阴谋》及《历史》中还是宣称那些领袖维护平民权利的言论是带有欺骗性的：就像元老院的领导者们一样，他们利用冠冕堂皇的借口来攫取个人权力——这样的评价最早可以追溯到修昔底德对公元前427年科西拉岛内乱的论述中。弗洛鲁斯在评价格拉古兄弟的时候也表达了类似的观点。他们的举动看似公正，但他们损害了国家的财富和有产阶级（他们自己也包含在这些人中）的利益：实际上，他们和其他保民官更多的是在寻求保民官这一职位的支配权，而并不是在捍卫人民的利益。

尽管历史学家对煽动性的保民官持有普遍敌意，但普鲁塔克和阿庇安的作品可算是例外，他们对格拉古兄弟抱有好感。对这个问题的一种解释是盖约·格拉古对其兄长和其本人的论述是普鲁塔克和阿庇安最重要的史料来源。然而，除此以外，格拉古兄弟的才能和传奇性的光环（源于他们显赫的身世和悲剧性的死亡）使他们成为原则上反对煽动行径的人最为喜爱的煽动家。西塞罗巧妙地利用了格拉古兄弟的名字，一边通过类比从而贬低其他煽动者，一边又声称自己对平民原则的拥护。像萨图尔尼努斯、格劳西亚或普布利乌斯·苏尔皮西乌斯这样的人就没有格拉古兄弟这样的待遇了。或许只有一部史料——《致赫伦尼乌斯》（Ad Herennium）——可能隐约地为激进保民官们说话，这可能是写于公元前80年代的一本演说手册，引用了平民派演说词中谴责平民敌人的有力例证。[13]对于保守派对手来说，无论历史学家如何相信贵族阶层的腐化，对现状最顽固的拥护者——像卢奇乌斯·奥皮米乌斯（L.Opimius）、梅特卢斯（Metellus）、小加图那样的人——因为这种对原则的坚持而受到尊崇，共和国早期的顽固人物，阿庇乌斯·克劳狄乌斯家族（Appii Claudii）、帕皮里乌斯·库尔索（Papirius Cursor）、曼利乌斯·托尔夸图斯（Manlius Torquatus）以同样的方式成为那一时期编年历史中令人敬畏的人物。

参与内战的军事领袖们受到同时代人的严厉批评，并不奇怪的是这些批评大多在后来的材料中存留了下来。苏拉因为他的公敌政策而被人们记住（塞普提米乌斯·塞维鲁皇帝将之与恺撒的宽厚相比，并且反常地公开赞赏了这样的做法）。而撒鲁斯特也谴责苏拉在内战中为了保证追随者的忠诚导致了军纪的松散，开启了军队中的腐败的先例。马略的声名从未真正从其政治对手的手段中得以恢复，尤其是苏拉。庞培在奥古斯都时代的史家笔下受到了温和的对待，他理论上被看作法律与秩序的代表，但我们也不应该忘记共和国晚期加诸其身上的尖锐攻击，而且在卢坎、塞内加和塔西佗看来，他和恺撒一样应当受到责备。随着元首制发展完善，史家们对指名道姓地批评罪人失了兴趣。卡西乌斯·狄奥尤其以避免非难个人而闻名，尽管他对总体上的腐败不吝笔墨。然而在卡西乌斯·狄奥的时代，共和国的灭亡看上去是非常遥远和理所当然的事件了，以至于对其灭亡原因的分析成了真正意义上的学术性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