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部分

第一章 共和国的危机：史料与史料问题

安德鲁·林托特（Andrew Lintott）

到了公元前2世纪末，罗马人在地中海的霸权使他们面临着一场危机。这一危机因为一种不断增强的政治意识而变得越发尖锐，而这种政治意识来源于罗马人在建立帝国的过程中取得的广泛经验以及与外界的思想交流。弗洛鲁斯[1]认为，这是罗马精力充沛的壮年时期，但是其注定要陷入元首制的老态龙钟。这种想法使得根据罗马人自我意识而做的研究变得更加复杂而有益。

在公元前150年之前，对罗马崛起最具洞察力的评述是由波里比阿做出的——他是一个熟悉罗马的希腊人，但终究是一个外人。大约公元前200年以前由罗马人撰写的历史著作都已经佚失了，仅留下一些引用和引证，但是，即便这些著作有朝一日重见天日，我们是否能够发现堪与波利比阿的分析相提并论的史料也还是一个问题。无论如何，在公元前2世纪结束之前，不仅有大量的罗马历史著作涌现，而且史料的种类也变得多样化。生活在格拉古兄弟时代的森普罗尼乌斯·阿瑟利奥（Sempronius Asellio）在单纯的编年史和以追寻因果动机为目的的史学著作之间做了区分，前者以传统的罗马方式按严格的时间顺序记述事件。实际上，这意味着罗马人的历史著作不再总是那种上迄埃涅阿斯或是母狼和两兄弟的时代、下至他们自己时代的通史了，他们也会撰写传记、自传以及关注古往今来的某些具体问题的论著。此外，罗马人精神生活的进步带来了散文创作的其他形式——论述文，尤其是在演讲术、法律还有书信方面。同时，希腊人对罗马的兴趣并未消失，对之后的希腊语作家们最有影响的史料之一来自斯多葛派的哲学家波西多纽斯（Posidonius），除了在地理学和民族志方面的建树外，他还写作了一部包罗万象的罗马历史，从波利比阿结束的地方开始论述。[2]

罗马编年史家的成就随着奥古斯都皇帝时期李维的作品而达到顶峰，李维142卷的著作中有120卷记述的是直到西塞罗去世为止的罗马历史。然而罗马共和国时期真正留存下来的作品只有撒鲁斯特（Sallust）所写的两部著作和他另一部历史著作中的大量残篇、一部科尔涅利乌斯·奈波斯（Cornelius Nepos）所写的短篇传记集以及恺撒所撰写的战记。而在李维的著作中，公元前167年之后的部分也只余残篇。李维和他之前的史家们对于罗马共和国晚期的看法，以及波西多纽斯同样重要的著述都只能从残篇、摘要和后来各种的衍生著作中部分地拼凑出来。而之后最有价值的史料来源于元首制时期的希腊历史学家们。在公元2世纪被皇帝提拔为行省财政长官的阿庇安（Appian）论述了罗马霸权的扩张。他以各个战区来划分章节，其中也包含了内战的历史及其政治背景。半个世纪过后，塞维鲁王朝统治时期的元老、曾经担任两届执政官的卡西乌斯·狄奥（Cassius Dio）编撰了一部卷帙浩繁的罗马史，从罗马的起源一直记述到他自己的时代，并在其中穿插了修昔底德式的归纳和解释。（其中涉及公元前69年以后的部分几乎得以完整地保存。）此外我们还必须加上传记作家普鲁塔克（Plutarch），在大约公元100年的时候，他在《希腊罗马名人传》当中通过比较杰出的希腊人和罗马共和国时期的罗马人来彰显政治和道德品质。上述著作中的叙事主线绝大部分是基于共和晚期的历史而展开的。

然而，我们所拥有的最重要的史料是西塞罗的著作。虽然他从未如其友人们期望的那样撰写过罗马史，但他的书信提供了对于公元前67年至公元前43年间罗马政治局势和上层社会的直接而深刻的见解。并且在他发表的演说集和理论性著述中也论述了许多他所处的时代以及他之前时代的事情。这意味着在他作为一名律师和政治家活跃的公元前81年到公元前43年期间，我们都能够直接地接触到罗马的公共生活。而关于此前50多年，他的作品所记述的事件不是他亲身经历过的就是从那些有着亲身经历的人那里听闻的。

当然，在使用西塞罗的史料时会遇到问题。在他给阿提库斯（Atticus）的信件中，西塞罗讲述了他眼中的真相，而这个“真相”可能每周都不一样。他本人写给熟人及其他通信者的信件有时可能存在着不诚实、言不由衷或是故意的含混。在演说中，他有时不惜直接对一个事实撒谎，更通常的情况是，他为了佐证自己所说的事而刻意隐瞒或任意歪曲事实。极端的例子是：他曾经断言在公元前52年克洛狄乌斯（Clodius）密谋杀害米洛（Milo），也曾经声称喀提林（Catiline）在公元前66年就策划了初步的阴谋，而这比他亲自动手镇压喀提林阴谋要早了两年多。不过他是否讲了实话在很多方面可以通过他的其他作品或二手材料来核对，所以，近现代学者对于甄别他的谎言乐此不疲。不过需要提醒的是：我们不能据此认为普鲁塔克、阿庇安还有狄奥作品里的材料就是冷静的、主流的，而且价值中立的，会自动纠正西塞罗作品中的倾向性。元首制时代的史家们像我们一样受缚于第一手文献，而这些文献既包括赞颂庞培、恺撒、加图以及西塞罗本人的传记，也包括与之观点相反的长篇大论或者污蔑性的著作。阿西尼乌斯·波利奥（Asinius Pollio）与西塞罗和恺撒同时代但年纪稍轻，他对于内战的叙述是阿庇安和普鲁塔克的主要史料来源，而且也可能影响了狄奥。波利奥本人对恺撒的支持和对西塞罗的高度批判[3]也可能影响了他著作的立场。

我们所掌握的罗马共和国晚期的原始材料中还有更严重的缺陷。首先，这一时期的铭文要少于元首制时期的铭文，也少于这一时期的文本史料。尤其是我们缺少有关苏拉独裁到恺撒独裁之间这段时期的公共文献。此外，虽然我们从对罗马城本身的考古中了解了不少信息，但我们对意大利的城市发展及行省的认识不够完整。就乡村考古而言，为阐明意大利的土地使用权和农业机构的性质，考古学家们正在进行大量的研究，但需要做的还有很多。而在一个领域，历史学家们资料充足。罗马共和国时期留存的货币极其丰富并获得了详尽的研究，这不仅是为了建立年代学，为传说和图像学提供解释，也是为了对发行的规模和可能发行的原因做出更一般的结论。针对罗马盟邦的货币也已经有了重要的研究成果。[4]

历史上流传下来的大量文献，即使其中的元素相互冲突，仍允许我们描绘出一幅自约公元前70年以后所发生的各类事件的清晰画卷。然而解释仍然是困难的。同时代人在评论事件的时候因为与这些事件离得太近而难以认识到它们的重要意义；另一方面，奥古斯都时期的史家太注重将重整的新体制解释和辩解为旧制度的再现，这样就会偏向于寻找个体的替罪羊而不是从整体上来考察罗马社会和政府的缺陷。我们之后将会回到这一问题上来。另外，与西塞罗时代丰富的史料相比，从迦太基的陷落到公元前70年这段时期内的研究缺乏史料证据，而且我们又不能从元首制时期那些对共和时期史料进行摘要的史家们的残篇中提取一段良好的连续性叙述。从公元前80年到公元前70年这十年材料过于稀缺，以至哪怕撒鲁斯特《历史》中的一个单行残篇也是十分宝贵的。在之前的十年间，罗马历经了同盟战争、米特拉达梯战争和第一次内战，以苏拉的独裁结束，这一时期的描述原本来自锡塞纳（Sisenna）、卢库鲁斯（Lucullus）、路切伊乌斯（Lucceius）这些同时代人及苏拉本人。这十年从军事的角度被较好地记录了，然而从政治的角度来说却模糊得让人只能干着急。在共和国晚期危机初露端倪的那段时期，一些重大问题——土地问题、罗马和意大利的关系问题、元老院和骑士阶级之间的关系问题开始凸显；同样还有格拉古兄弟以及罗马军队中充当救主的新人，盖乌斯·马略（C.Marius）。但是除了李维留有记载和我们拥有西塞罗详尽证据的那些年份，我们对这一时期政治状况的认识是逐年减少的。因此，在重要的背景知识缺乏的情况下，历史学家往往过分依赖存留下来的原始材料中对事件的呈现。历史学家经常发现他所面对的是一份精心打包的简史，这份简史所引起的问题比它能够解决的问题还要多。

和通常的状况一样，关于这一时代罗马政治状况的论述带有高度的倾向性，但并不只是立场问题。两位诉诸暴力的改革者，卢奇乌斯·阿普莱乌斯·萨图尼努斯（L.Appuleius Saturninus）和盖乌斯·塞维利乌斯·格劳西亚（C.Servilius Glaucia）在传统上遭到罗马史家们的一致敌视，马略的政治活动也同样受到了这种待遇。另一方面，赞同和反对格拉古兄弟的论述都留存了下来。更重要的是——煽动性的政治家和元老院中大多数人之间的权力争斗影响了对任何其他事物的描述。为了对那些企图颠覆或维护现状的人做出道德上的批判，各次改革所带来的好处和弊端都变得模糊不清了。要从我们的二手材料当中推测出当时的人们对各种事件的看法并不容易——一个例外是普鲁塔克和阿庇安将之归于提比略·格拉古的演说，这演说最终看来还是出自盖约·格拉古对其兄长的传记之中。元首制时期的古文物学者和语法学家们所保存的演说残篇（比如盖约·格拉古和西庇阿·埃米利亚努斯（Scipio Aemilianus）的演说残篇）是宝贵的。[5]对共和国晚期更有趣的同时代或接近同时代的评论可能会在对另一个时期的历史叙述中出现。公元前137年元老院对与西班牙人所签协定的否决（对于此协议同时代的货币也有提到）就影响到了被认为是由公元前321年执政官所订立的该协定或誓约（sponsio）的记述。针对提比略·格拉古在与保民官同僚屋大维冲突时态度的间接评论却出现在了有关其父在公元前187年保民官任上作为的编年史叙述中。甚至关于共和国晚期土地政策的论述都被哈利卡纳苏斯的狄奥尼索斯（Dionysius of Halicarnassus）搬到了共和国早期历史中，以至于我们在一篇被归于公元前495年执政官的演说中发现了对于小份额土地分配的谴责和对国家出租的大农场的拥护。[6]

碑铭文献和考古学使我们得以核实所掌握的文字史料。一个关于铭文的令人困扰的事实是它们记录的官方举措都被我们所掌握的文字材料所忽视和混淆了，这样一来我们对铭文中所包含的史料颇感意外。在所谓的“本博铜版表”（Tabula Bembina）（一度属于枢机主教本博的铜表残篇，而我们现在知道其最先的拥有者是乌尔比诺公爵）的一面上，有《关于勒索罪的法律》（lex de repetundis），这项法律旨在恢复那些被罗马人利用权势所非法占有的财产。这无疑是盖约·格拉古立法的一部分。文字材料的确告诉我们格拉古更换了法庭上的陪审团，但是丝毫没有提及残篇上所显示出的司法程序的大规模改革以及残篇中所暗示的法庭氛围的改变。另一个例子是公元前101年至公元前100年关于执政官行省以及罗马处理东方事务的法律。这条法律曾经仅见于德尔斐的一个残缺不全的文本中，而现在尼多斯（Cnidus）发现的一篇包含新史料的铭文进一步地揭示了这一法律。这一点被我们所掌握的有关萨图尼努斯和格劳西亚的史料完全忽略了，但是这条法律必然和他们两个人有关，并且为理解他们的政策提供了一种新的视角。[7]《关于勒索罪的法律》的铜表残篇的反面刻有公元前111年的一项土地法。阿庇安曾经简短地提到过这项法律，但是文本自身及其对早前立法的暗示体现出阿庇安对于此项立法表面谨慎的描述是不充分的。此项法律中的两部分牵涉到了在北非和科林斯的土地。然而并没有其他史料提到罗马人正计划在这个时候对科林斯采取土地划分。至于非洲，要对罗马在此地的定居规模（包括书面材料告诉我们的盖约·格拉古尝试建立的殖民地）有所认识，只有将对这份铭文的研究和主要来源于法国航空摄影的考古学证据相结合。[8]

考古学不能解决由书面材料的不足而引起的问题，但是至少能提醒我们哪里存在不足。公元前125年位于萨莫奈边境的拉丁殖民地弗雷格莱（Fregellae）（靠近现代的切普拉诺）的叛乱，现存文本中对此只有寥寥数语。叛乱原因至今未明，但今天的考古发掘已为城镇的繁荣及镇压的残暴提供了证据。七年之后罗马人在南高卢建立了他们的第一个殖民地，“玛尔斯的”纳尔波（Narbo Martius）殖民地。西塞罗至少向我们说明了这个举动是存在争议的，但若非从挖掘中清晰地显示出这个地点在商业上的重要性，甚至可能在殖民地建立之前就是这样，这个殖民地可能只会被视为一个军事前哨。[9]

那么，从格拉古兄弟改革到苏拉复古的这一时期的问题便是：原始材料的相对缺少使我们矫正材料中的选择性和倾向性变得困难重重。有关这种偏见的一些症结将在下一章中讨论。历史学家所需要做出的修正，不仅是不能够受到传统叙事的影响，还要意识到对政治冲突的描述尽管反映了真实发生的争执，却掩盖了统治阶层中关于城市、意大利和海外帝国应该如何管理的大量的一致看法。这种看法可总结为对地中海资源进行更可控的和彻底的掠夺。一些政客多少对这样的掠夺持高尚的保守主义态度。无论如何，总体来说，罗马贵族统治的竞争性意味着政治家们会强烈反对对手们尚有活力的计划，但是之后便会毫不犹豫地赞同这些措施并享受其带来的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