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者序[1]
对20世纪中期以前的大多数学者而言，公元前4世纪的历史被希腊的衰落和马其顿的崛起左右。当时罗马仍在为中部意大利的霸权与周边地区作战，而波斯和埃及据称已经衰落，历史的中心变成了希腊世界。在希腊世界中，因为斯巴达、雅典和底比斯在争夺希腊霸权的斗争中先后败下阵来，让腓力二世和亚历山大统治下的马其顿击败了希腊，完成了希腊人向往的征服波斯的事业，所以《剑桥古代史》第6卷第1版把马其顿作为历史中心，将其命名为“公元前401—前301年的马其顿”。[2]
然而，这幅以希腊世界为中心，希腊城邦、波斯与埃及日益衰落、马其顿日渐崛起的图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逐渐遭遇挑战。首先，公元前350年之前，很难说马其顿是东部地中海历史舞台上最为重要的力量，波斯和希腊城邦仍然是该地区历史的主导者。公元前323年亚历山大去世后，纵横于东部地中海舞台上的，则是名义上属于马其顿、实际上是创建希腊化世界的亚历山大的将军们。虽然这些人都以马其顿和亚历山大的继承人自居，但他们的精神和作为，更多地与后来的希腊化世界而不是之前的马其顿相联系，舞台的中心也是西亚和埃及，马其顿不过是影响该时期的因素之一。像《剑桥古代史》第6卷第1版那样，将一个如此复杂的时代笼统称为马其顿时期，显然不太合理。其次，在西部地中海区，西西里和意大利的历史发展很少受到马其顿本质性的影响，那里的主角是迦太基、西西里的叙拉古以及南意大利的希腊人和罗马，甚至斯巴达和科林斯也一度成为重要角色，唯独不见马其顿。马其顿的主题，显然不可能恰当地涵盖西部地中海区的历史。最后，凯尔特人和希腊世界周边的其他地区，真的对古典世界的发展不够重要吗？公元前3世纪凯尔特人已经入侵希腊大陆，一度逼近希腊人宗教圣地德尔斐；罗马在公元前4世纪初被高卢人攻陷，此后罗马与高卢人的战争成为其对外战争的重要部分，被征服的高卢人领土，构成罗马帝国最重要的一个部分；[3]意大利人的势力正在兴起，并且给那里的希腊人施加了强大压力，他们在政治上的实验与军事上的进步，对后来的罗马产生过重要影响。[4]如果继续忽视周边地区对古典世界的影响，似乎不够合理。
20世纪后半期以来学术界对公元前4世纪古典世界历史的新认识，在《剑桥古代史》第6卷第2版[5]的论述中得到了比较充分的反映。它吸收了最近50年来有关该时期最新的成果，预示了该领域某些新的方向。对于这些新动向，国内学术界虽有所了解，但似乎不够深入和全面，典型表现是仍把公元前4世纪作为希腊城邦危机时代对待。[6]因此，把这些新的看法（尽管可能并不新）介绍给国内学术界，或许仍有一定积极意义。本文将以《剑桥古代史》第6卷第2版的论述为中心，从三个方面探讨古史学界对该时期历史新的认识：重新认识公元前4世纪的希腊历史、重估波斯帝国专制与衰落论、解构腓力及亚历山大的“光辉”形象。
重新认识公元前4世纪的希腊史
1927年，由伯里等主编的《剑桥古代史》第6卷出版。该卷的副标题为“公元前401—前301年的马其顿”。在解释何以把马其顿作为公元前4世纪古典世界历史的主题时，主编们提出的理由是：波斯帝国已经衰落，虽然它仍能对希腊事务施加影响，却只是让希腊陷入分裂和软弱。“历史的讽刺在于，正是这种让希腊国家软弱和分裂的政策为马其顿的崛起铺平了道路。”希腊本土的三大强国斯巴达、雅典和底比斯，“谁也无力或者有意愿对希腊行使连续的霸权或推进统一，从而阻止马其顿的成功”。狄奥尼修斯时代的叙拉古霸权未能在他死后延续下来，即使“在其延续时期，它也被用来支持斯巴达的政策”，对希腊历史的发展无足轻重。因此，“我们看到希腊人自身无力实现统一，或者抛弃那已经不敷实际用途的政治理想”。于是，马其顿君主国的崛起，特别是腓力的天才，因为“希腊人政治能力的破产成为可能”。即使提摩莱昂能够在西西里暂时复兴城邦的理想，“但在这里，时代不过是在等待一个阿伽托克勒斯”，[7]即公元前3世纪前期那个掌握西西里霸权的僭主。第1版对希腊人政治和军事失败的强调，意在说明君主国统一东西地中海区，为当时基本的历史趋势。马其顿的崛起，是历史必然性的一部分。
强调公元前4世纪希腊衰落的传统绝不仅仅从近代开始。修昔底德证明，伯里克利以后的雅典民主政治已经败坏，后来的雅典政治家都是恶棍和无赖，应当为雅典在伯罗奔尼撒战争中的失败负责；亚里士多德的《雅典政制》将公元前4世纪的雅典民主笼统地归为激进民主；演说家伊索克拉底和德摩斯梯尼不约而同地把公元前5世纪的民主政治理想化，而猛烈抨击公元前4世纪的雅典政治家；色诺芬的《希腊史》把公元前4世纪前期的希腊世界描写成以混乱开始，以更加混乱告终的时代；[8]稍晚的提奥庞普斯，则以腓力为中心撰写他的历史。古代留下的基本文献，长期制约着近现代西方学术界对公元前4世纪希腊历史的认识，即使是努力为雅典民主政治辩护的格罗特，在写到公元前4世纪希腊的历史时，似乎也颇为尴尬。在他的笔下，雅典人面对腓力的扩张不思进取，“似乎是已经衰老了，他们已经变成了平和安稳、安土重迁的文雅公民”，[9]致使希腊人在喀罗尼亚战役中败于马其顿之手。那些批评所谓激进民主者，更乐意见到雅典在公元前4世纪的“衰落”。在其名作《伯里克利以来的阿提卡政治》中，贝洛赫为人们描绘的雅典，是内争不断、人民领袖摇唇鼓舌、国力不断衰败、道德不断下降的阴暗画面。只有胜利完成统一并且征服了波斯的马其顿，在德国和意大利完成民族国家统一的反衬下，闪现出光辉。[10]
可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研究，对于将马其顿作为公元前4世纪历史中心的观念提出了严重挑战。就希腊世界自身而论，公元前4世纪中期以前，执牛耳者分别是斯巴达和底比斯，而非马其顿；就城邦制度来说，雅典等城邦表现出足够的活力，而且学者们已经证明，即使喀罗尼亚战役后，希腊城邦制度仍保持活力。[11]腓力和亚历山大的成就，与公元前4世纪希腊人在政治和军事上的创新之间，有明显的继承性。波斯帝国确实遇到了不少麻烦，但它强大的军事和财政实力，仍足以让它在一段时间里左右希腊大陆的局势，成为希腊世界争端的仲裁者和求援对象。基于这些考虑，《剑桥古代史》第6卷第2版对重点和主题做了根本性调整。从涵盖的时段上看，虽然该书名为公元前4世纪，实则仅涉及亚历山大去世前古典世界的历史，即从伯罗奔尼撒战争结束到公元前322年左右地中海地区的历史。它的起点是斯巴达在希腊的霸权，终点是马其顿在东部地中海区和西亚、埃及地区建立的帝国。马其顿的兴起似乎仍是该书历史的“终极目标”。但是，第2版用“公元前4世纪”这个毫无色彩的时间概念取代第1版的“公元前401—前301年的马其顿”，已经体现了它对该时期历史的重新定位。在公元前4世纪前期的希腊大陆上，斯巴达和底比斯先后主导历史，雅典仍占有重要地位，马其顿无足轻重，是各个强国争夺和控制的对象；在西亚和埃及，波斯是支配性力量；在西部地中海，主角是与马其顿几乎毫无关系的迦太基、西西里的希腊人、意大利人和凯尔特人。从整体规划看，历史的中心是地中海，希腊大陆不幸“沦为”地中海地区众多历史中心中的一个，马其顿则退隐到幕后，西西里则因为叙拉古的狄奥尼修斯的霸国，获得了一章的篇幅。只是从公元前350年以后，马其顿才逐渐走出分裂的阴影，开始在东部地中海区扮演主角。然而在西部地中海，西西里和意大利仍然相当重要。提摩莱昂复兴西西里的努力，取得了相当程度的成功。如此处理，更能彰显公元前4世纪的一般特征：希腊并非当时西方文明的唯一代表，众多传统的汇合，既是古典希腊文明繁荣的一个前提，也预示了希腊化与罗马时代地中海地区历史发展的一般趋向。
就希腊世界历史论，第2版不再把希腊大陆作为唯一中心。波斯对希腊历史的影响得到充分重视。用该书“序言”的话表达：“公元前413年已经重返希腊舞台的波斯，是整个时期故事中的一个基本角色。”（序言第18页）依靠灵活的外交手段和雄厚的财政实力，波斯在希腊大陆政治中纵横捭阖，迫使从斯巴达到底比斯的希腊霸主拜倒在其权势之下。该书更大的变化，是对希腊世界其他地区的重视。西西里的、意大利的、西北希腊的和黑海地区的希腊人得到更多关注。在第1版中被忽视的非希腊人，如迦太基人、凯尔特人、意大利人、西徐亚人和色雷斯人的历史，被补充进来。他们的历史“提醒我们注意，不是所有重要的事情都发生在东部地中海区”（序言第18页）。通过放大视野，公元前4世纪地中海地区历史的多中心特征，在第2版中得到了比较充分的表现。因此，第2版第8—9章有关东西地中海各个地区的概论（占全书篇幅近40%），虽看似与希腊世界无关，却成为最受学者们肯定的部分。有关该书的书评，无不把这个部分作为第2版最为重要的贡献。[12]
在希腊大陆上，至少就公元前4世纪中期之前的历史论，第2版没有把马其顿作为中心。它仅仅作为斯巴达、雅典和底比斯干涉的对象或盟友偶尔出现，舞台上的主角是希腊人国家。“在我们所涉时期的前40年中，马其顿仅仅是主流事件的边缘，叙事性章节的划分，意在反映城邦连续征战的年代……与后一时期的区别，那时腓力和亚历山大为主导力量。”（序言第17页）具体地说，公元前362年之前，斯巴达、雅典和底比斯先后成为希腊大陆上的支配性力量。斯巴达和底比斯尤其重要。前者在公元前371年之前主宰着希腊世界的政治和军事史，后者在留克特拉战役后一度成为希腊大陆的霸主。虽然该书继续给予雅典以重要地位，却力图改变单纯以资料多寡来规定历史框架的传统，希望从当时历史的实际中，给予斯巴达和底比斯应有的尊重。体现在具体的内容上，是斯巴达、波斯和底比斯在前7章中无所不在，雅典尽管重要，但主要体现在第6章有关雅典第二同盟的叙述中。
第6卷第2版有关公元前4世纪希腊历史具体问题的看法，更引人注目。如前所述，该书第1版主要把那时的希腊历史作为马其顿兴起的背景处理，关注希腊人的衰落和失败：城邦体制已经不能适应新时代的需要，希腊人却仍然抱着残破的传统不放，政治上无所进步，最主要的是，未能创立统一的希腊人国家，最后为马其顿征服。所以，希腊的衰落是基调。第2版不否认希腊人政治上的不足，但转换了观察的视角。公元前4世纪希腊历史的第一阶段所以值得关注，“不仅是它暴露了希腊城邦政治上和其他方面的弱点”，“然而它仍然充满思想和创新”（序言第17页），即使在政治领域也如此。在第11章中，罗兹对希腊政治发展的整体分析，试图揭示如下基本事实：作为城邦，公元前4世纪的雅典仍然稳定而且强大，内部政治运转正常。在新的形势下，雅典人做出了很多调适，如适当限制公民大会的权威，提高法庭的地位；为了国家运转的效率，民主成分有所削减，让财政官员等的地位有所上升。该时期的斯巴达因为政治和社会的原因，在执掌希腊霸权的年代里诚然遇到了许多问题，但衰落也未必是它历史的主线。公元前4世纪前30年中，斯巴达把它的政治和军事优势运用到极致。留克特拉战役之后，斯巴达则为恢复其强国地位，表现了非常顽强的一面。在雅典和斯巴达之外的地区，希腊人政治上的创造力表现得更加明显。在阿卡狄亚，以麦伽罗波利斯的建立为标志，希腊人进行了联邦制的试验；在中希腊，底比斯人通过彼奥提亚同盟，实现了地区性统一。公元前4世纪的希腊与公元前5世纪确实不同，但那并不意味着希腊衰落，更不表示希腊人丧失了自由，或者说城邦制度已经灭亡。罗兹如此比较公元前5世纪希腊的鼎盛时代与公元前4世纪的“衰落”：
然而，公元前5世纪与公元前4世纪的区别，并不在于公元前5世纪希腊政制运行良好，而在于公元前4世纪未能良好运行。更进一步说，公元前5世纪的雅典和斯巴达拥有远胜于其他城邦的实力，他们能够将希腊世界划分为两个势力集团，保持一种并不典型的稳定性。一旦雅典在伯罗奔尼撒战争中败北、斯巴达在留克特拉战役中战败，空白就产生了，没有任何一个希腊城邦能够填补这一空白。联盟和同盟并不新鲜；联邦国家也不新鲜；正是因为这种稳定性已经被打破，所以在公元前4世纪，我们听说的联合越来越短暂。在腓力身上，马其顿拥有了一个国王，他能够抓住这个天赐良机。（第590页）
公元前4世纪希腊世界战争的频繁，是公元前5世纪斯巴达和雅典势力被消灭、城邦取得更大独立性的表现。公元前4世纪雇佣兵的增加，也并不必然代表城邦公民的爱国热情下降。当国家需要的时候，例如喀罗尼亚战役之时，公民仍会为城邦奋不顾身。城邦内部的冲突，也不完全意味着城邦制度本身遭遇危机。甚至在喀罗尼亚战役后，希腊城邦也并未彻底死去。一方面，城市和某种程度的城邦式生活随着亚历山大的征服在亚洲等更广大地区得到扩展，尽管它们是否完全符合古典城邦的特征，值得讨论，另一方面，希腊本土的城邦，从来没有放弃自己的自由梦想。“城邦和同盟继续存在，并且只要环境允许就会尽可能宣布独立。希腊政治制度并没有失败，并且显示了非同寻常的生命力。”（第591页）
罗兹对希腊本土希腊人政治经历的分析，得到了有关周边地区希腊人历史发展论述的补充。它们显示，希腊人并不只是会固守城邦体制，缺乏政治上的创意。在西北希腊（第9章第4节），那里的希腊人选择用部落联盟的方式解决政治统一问题，组建了具有代表制色彩的摩罗西亚人国家；在西西里（第5章和第13章），虽然那里的希腊人一直有着政治上不可靠的名声，但从公元前5世纪末到前4世纪中期约半个世纪的时间里，还是接受了狄奥尼修斯长期的僭主统治，一度甚至统治了南部意大利，将触角伸入亚得里亚海。但当提摩莱昂驱逐了迦太基人和僭主们，在西西里重建温和寡头政体后，那里的希腊人城市再度取得了数十年的稳定和物质上的繁荣。在黑海地区的博斯普鲁斯（第9章第6节），同样是希腊人，却在斯帕托库斯家族介于君主制和僭主制之间的政体下，实现了政治上的转型，并且在外有西徐亚人压力，内有雅典、马其顿和希腊化时代君主国卷入的复杂环境中，将独立一直维持到公元前3世纪初年。基于此，也许我们应当抛弃今天民族主义的有色眼镜，不以希腊人是否能够走向他们从未尝试过的所谓统一来判断他们的成败，也不片面强调城邦体制对希腊人不能形成统一国家的制约。就希腊世界整体而论，城邦式的国家形态，不过是希腊人创造的众多政治组织之一，在城邦内部，其政体也多种多样。多样化的政治体制和政治创造，正是希腊世界固有的特征。只是在过去，学者们过多地把眼光盯在希腊本土的雅典和斯巴达，忽略了希腊人政治组织的丰富性和多样性。公元前4世纪希腊人在政治组织上的实验，充分显示了希腊人的聪明才智，是其多样且丰富的文化和艺术作品产生的前提。这里我们也许可以把芬利评价雅典民主政治的话略加变通，应用到对公元前4世纪希腊人的历史上：我们不能在肯定他们近100年来文化成就的同时，却否定创造了这些成就的制度。[13]对不同地区希腊人政治体制丰富性的揭示，对公元前4世纪希腊正走向没落观念的解构，成为第6卷第2版最为重要的贡献之一。
对于公元前4世纪希腊人在思想文化领域的创造，《剑桥古代史》第1版曾不以为然，认为希腊人政治上死抱着他们已经过时的城邦观念不放，文学上失去了创造性。第2版则采取了不同的立场，认为与公元前5世纪比较，虽然此时的希腊在社会经济和宗教等领域少有创新可言，但艺术上出现了“希腊化时代巴洛克风格的因素，其功能也更加多样”。文学上，“在柏拉图那里，希腊语成为独特的表达思想的灵活媒介。”“伟大学校的形成，确保了政治上衰落的雅典成为未来的文化中心，它们的物质形态将延续900年，其精神形态，尤其是亚里士多德的遗产，则还要长得多。”（序言第18页）体现在正文中，则是第2版篇幅宏大的第12章，分别概述了公元前4世纪希腊学校的成长和知识的进步，尤其是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各自创建的学园及其在文化上的成就，以及艺术的变革。医学中固然包含着更多传统因素，但理性主义已然抬头，并成为希波克拉底派的主导原则。即使希腊人在战场上被马其顿人击败，他们的军事技术仍有值得肯定之处：最初的变革，出现在希腊大陆的斯巴达和西西里的叙拉古，腓力不过是综合利用了希腊人的发明。斯巴达人对普拉提亚的围困，创造了新的攻城和防御技术；最初的攻城机械，出自狄奥尼修斯统治下的叙拉古；雇佣兵的出现和轻装兵的兴起，成为后世腓力军队的前身。如果没有希腊人在这些领域的发明和创造，则腓力和亚历山大的胜利，将无法得到合理的解释。在讨论公元前4世纪的哲学时，第2版也试图做出创新，不再把眼光盯在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等的哲学思想上，而更多地转向对哲学学校起源的历史背景、学校内部的管理机制、不同思想流派论证自己主张的方式，希望证明这些思想和文化上的创造，源自希腊城邦制度的启发，是城邦制度在意识形态领域的表现。
以上的介绍表明，《剑桥古代史》第6卷第2版给我们描绘的希腊世界，是一个城邦制度仍充满活力，政治上新实验层出不穷，思想与文化创造力勃发的时代。这种多维立体的画面，与古史研究从一般走向具体、从政治和军事主导走向社会大众的日常生活不无关系。[14]面对这样一个创新与多种问题并存的世界，我们很难用简单的“衰落”来概括。
波斯帝国的统治与“衰亡问题”
中国学术界对公元前4世纪波斯的主要印象，用最为简单的话概括，大概两个词就够：专制和衰落。关于波斯帝国的专制问题，国内的学者大多以大流士改革为界，认为其奠定了波斯帝国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体制。但如笔者曾经在他文中指出的那样，[15]波斯大王的权力虽然足够专制，掌控着上至王公大臣、下到升斗小民的命运，但所谓的中央集权，因为总督权力的放大和地方共同体的自治，实际上被消解。史料似乎表明，波斯帝国的统治，以高度尊重地方自治为一般特征。中央政府对地方的要求，主要限于赋税和征调军队等。对此这里不再赘述，而着重讨论公元前4世纪波斯的“衰亡”问题。在多数国人的印象中，公元前5世纪初波斯在希波战争中遭遇失败后，统治阶级内部争权夺利，帝国逐步走向衰落，因此面对马其顿亚历山大的入侵，波斯上下离心，士兵毫无斗志，皇帝带头充当逃兵，成为亚历山大赫赫功业的陪衬。[16]
中国学者的论点，并非全无根据。苏联科学院编辑的《世界通史》第2卷就认为：“阿契美尼德王朝强国的崩溃，正如在它以前的亚述帝国的崩溃一样，是完全合乎发展规律的”，原因在于巴比伦尼亚等地与波斯有联系的奴隶主阶级不满于王朝的专横；而那些偏远地区的奴隶主和地主，“对波斯强国的维护就更缺乏兴趣了”，并举出埃及、小亚细亚等为例。更重要的是，“到了波斯统治的末期，阿契美尼德王朝已经没有保证顺利进行大规模征服的力量了”。所以，“到希腊—马其顿进军时，阿契美尼德王朝强国已经外强中干，无力长期顽强抗战了。外来的征服之时揭露和完成了内部的崩溃”。[17]西方学者的解释虽然不同，但基本观点并无明显差异。《剑桥古代史》第6卷第1版认为，公元前4世纪的波斯帝国已进入最后的垂死阶段，表现为国王或者残暴无道（阿塔薛西斯二世），或者懦弱无能（阿塔薛西斯三世和大流士三世）；宫廷内部斗争激烈，宦官一度成为舞台上的主角，女性不断介入政治（阿塔薛西斯二世的母亲）；国王的政策摇摆不定，总督不断叛乱；苛捐杂税日益加重，塞浦路斯、腓尼基、埃及等地不断爆发起义，并且一度赢得独立。波斯镇压起义的努力，或者久拖不决，或者勉强成功，却耗尽了自身的力量。因此面对马其顿亚历山大的生力军，波斯军队不堪一击，迅速溃败。[18]奥姆斯特德的观点大体类似，其《波斯帝国史》第21章以下基本可以概括为波斯政策的失败史。[19]甚至伊朗人扎林库伯近年刚出版的《波斯帝国史》也仍持此种立场。根据他的看法，波斯帝国的衰亡虽然不像有些著述说的从大流士开始那么早，但也早到公元前5世纪中前期的薛西斯时代，那不仅因为他远征希腊失败，还因为他残暴无能，遭遇一系列宫廷冲突和内部叛乱。公元前4世纪的波斯帝国史，基本是无能的君主、地方的叛乱、国王镇压叛乱和宫廷斗争的历史。[20]
《剑桥古代史》第6卷第2版对这些传统看法进行了解构。如该书序言指出的，“公元前413年已经重返希腊舞台的波斯，是整个时期故事中的一个基本角色”（第xviii页）。这一点并不新奇，因为古典文献给我们的印象就是如此。斯巴达所以能够击败雅典，是因为波斯慷慨的资助，让它能够不断重建水师，以及斯巴达统帅吕桑德与波斯王子小居鲁士良好的关系；对斯巴达霸权最初的挑战，源自公元前395年科农统帅下的波斯舰队摧毁了斯巴达水师；科林斯战争的爆发，据说与波斯金钱的支持有直接关系；大王和约的签订，源自斯巴达赢得了波斯的支持；此后，希腊使节经常出现于波斯宫廷中，或祈求得到金钱，或寻求政治和军事支持；甚至在马其顿亚历山大东侵时，波斯大王仍能携带大笔金钱到希腊活动，并在雅典引发了一场不大不小的政治风波。不过，这个问题并非全无争议。刘易斯曾经指出，古典文献给我们留下的印象并不准确。在详尽考察了公元前5世纪到“大王和约”之间波斯金钱的作用后，刘易斯指出，波斯大王并不大愿意使用金钱。偶有资助，也三心二意。所以，波斯大王的金钱，尽管从阿里斯托芬到埃斯基涅斯都喋喋不休，但既不大可能影响希腊世界金银的比率，也不大可能对希腊政治家造成长久影响。[21]
《剑桥古代史》第6卷第2版可能不会赞同刘易斯的消极意见。在公元前4世纪前期的历史叙述中，波斯与斯巴达、底比斯、大王和约与西西里等希腊的重要地区与事件一样，获得了一章的篇幅。它强调阿塔薛西斯一世左右了伯罗奔尼撒战争的结局；公元前4世纪前期的阿塔薛西斯二世固然在处理与西部总督区的关系时遇到了某些麻烦，但成功从希腊人手中夺取小亚细亚，并保持了50年之久；公元前4世纪后期的阿塔薛西斯三世成功平定塞浦路斯的动荡，重夺对埃及的控制权。在详尽回顾了公元前4世纪希腊与波斯的关系后，作者们指出，虽然波斯所有的行动，例如公元前4世纪初年盲目敌视斯巴达，不一定都合理，但通过灵活的外交手腕，波斯人基本达到了自己的目的：从希腊人手中取得小亚细亚；成功平定了总督的反叛；征服了塞浦路斯和埃及，打败了腓尼基的反叛者，维持了帝国的疆域和统治（第48—50、68—96页）。即使被阿里安视为草包的亡国之君大流士三世，军事上也不完全一无是处。他在爱琴海上的反攻，给亚历山大造成了巨大压力；他以金钱资助斯巴达发动战争，一度让马其顿摄政安提帕特处境狼狈；即使在经历伊苏斯和高伽美拉两次惨败后，大流士也并未完全放弃，仍期望以米底和东方诸省为中心组织抵抗。这样看来，公元前4世纪的波斯与公元前5世纪甚至更早的时候比较，并无本质性的区别，它的确是东部地中海区强大的势力，一个“基本角色”。
波斯的强大，源自其雄厚的政治和军事实力。如果说第三章在于展示波斯实力的外在表现，第八章则从对波斯帝国不同行省的分析中，具体表现了波斯帝国的繁荣和力量。它讨论了波斯帝国统治下的不同地区，主要是西部总督区内部的历史。这是该卷篇幅最大的两章之一，包括波斯统治下的小亚细亚、美索不达米亚、犹大、埃及以及塞浦路斯和腓尼基等地。在这些行省中，无论是社会经济发展，还是思想文化创造，都不乏亮点。小亚细亚固然犹如马赛克，不少土著部落仍保持独立，波斯人直接控制的地区不是非常多，而且不断遭遇希腊人入侵，但在波斯统治期间，希腊的、小亚细亚的和波斯的多种文化间实现了和平共处和适应，开始了希腊化进程；该时期经济繁荣的程度，如果建筑的兴盛可以作为证据，较雅典统治下的公元前5世纪可能更高。在逐个讨论了小亚细亚不同地区公元前4世纪的发展后，霍恩布洛尔提醒我们说：“卡利亚、吕底亚、吕西亚等地区的当地人，此前一直类似被剥削阶级，在公元前4世纪总督的治下，实际享有较在雅典帝国或公元前3世纪—前2世纪塞琉古王朝时代更好的命运。”（第228页）就文化发展论，“我们应当小心这样的假设：希腊人意味着美丽，而波斯人表示粗鲁”（第232页）。如果霍恩布洛尔的论述成立，则我们对公元前5世纪雅典帝国统治的性质、亚历山大的所谓解放希腊人，也许应当寻求与目前非常不同的解释。
美索不达米亚确有部分地区衰落，但巴比伦文书表明，那时该地区的灌溉系统有所发展，人口和定居点都有所增长，尼普尔、乌鲁克等地继续繁荣，巴比伦仍是帝国最为重要的城市和中心，保持着作为波斯帝国税收、粮食主要来源地的地位。用该节作者斯托尔珀的话说：“在巴比伦尼亚地区，大多数古老城市仍是活跃的法律和商业活动中心，它们之间的交流不受阻碍，有些城市由相当发达的腹地环绕，腹地点缀着大量村庄和相对说来略少的小城镇，并且为庞大而规律的灌溉系统支撑。最南端的衰落因对沿底格里斯河以东土地日益增多的利用，得到补充。无论巴比伦尼亚作为整体是否繁荣，巴比伦尼亚社会的某些阶层肯定兴旺，那里足以支持数量庞大的居民。拥有田庄的地主数量日益增多，他们有权参与帝国政府，并为帝国政府缴纳税收，提供人力。”（第244—245页）
犹太人返回犹大地区后，基本活动大体不受波斯中央政府干涉，顺利完成了圣殿的修建以及与北方撒玛利亚人的分离，犹太宗教与文学在那个时期最终形成，犹太人历史上最为重要的一些成就——编订经典、撰写历史、创作诗歌等，大体都在该时期完成。塞浦路斯和腓尼基与公元前5世纪甚至更早的时候比较，也仍然保持繁荣，并且开始了文化上的希腊化进程。所谓波斯有意打压希腊文化，扶植东方文化的说法，并无事实根据。埃瓦戈拉斯等的暴动与扩张，虽然并非波斯本意，但那是波斯的统治策略。一旦波斯下定决心，便迅速收回了对塞浦路斯等地的控制权。总体上看，“腓尼基人城市从波斯的统治中受益，因为得到波斯大王的恩宠，而且从帝国的和平以及良好的交通中获利，尽管它们在西部失去了迦太基和其他殖民地，其繁荣却有所增长”（第324页）。“公元前4世纪，塞浦路斯和腓尼基诸王国曾短期期望获得即使不是充分的，至少也是更大的政治独立。但与某些希腊人城市也许期待过的相反，从波斯到亚历山大的变换，仅仅是对自治的削弱。虽然各个古老王朝的结束，并不都像萨拉米斯的王朝那样富有戏剧性，但继业者的统治最终终结了两个地区传统的政治体系。塞浦路斯和腓尼基成了希腊化君主国中普通的行省。”（第335页）最后让塞浦路斯和腓尼基失去其自治地位以及它们文化上独特性的，不是波斯，而是希腊人。
在波斯西部行省中，埃及可能是一个例外。作为一个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埃及拥有强烈的文化与政治独立传统。波斯的宽容政策，并未让埃及完全安静下来。公元前5世纪它就曾在希腊人支持下多次暴动，一度赢得独立。公元前4世纪的很长时间里，它也脱离了波斯的统治，建立了第28—30王朝。虽然公元前4世纪末波斯再度恢复了对埃及的统治，但波斯并未消灭埃及的政治与文化。尤其是第30王朝，“埃及最后一个独立时期虽被奥库斯的入侵粗暴终止，但仍是一个复兴与民族再发现的时代。它意在复活过去的伟大传统，特别是通过复活古代的诺姆制来复制第26王朝。他们乐观地希望，也许是小规模地再造公元前525年埃及被波斯征服前的伟大。可是，这个政策所产生的并非了无生趣的古典主义，而是具有相当活力的文化，有时是令人吃惊的革新，它注定将成为托勒密时代文明的基础”（第349—350页）。
因此，《剑桥古代史》第6卷第2版第8章给读者们勾勒的波斯帝国，并非一个即将走向灭亡的衰败王朝，而是一个地方享有不同程度自治权、经济和文化都保持繁荣与进步的多样化的帝国。它诚然遭遇了一定麻烦，但凭借君主的能力和帝国强大的实力，仍足以应付一般的威胁和冲突。希腊古典作家对波斯的一般印象，以及希腊人不断求援于波斯，并不说明当时的希腊人不清醒，而是现代学者因为被波斯败于马其顿这个后来的事件遮蔽了眼光，先入为主地判定了波斯的衰落和灭亡。波斯大王确实利用了希腊雇佣兵，但那并非波斯人缺乏战斗精神的表现，而是因为雇佣兵确实拥有一定战斗力，是波斯人对专业精神的尊重（况且雇佣兵也不都由希腊人组成）。同时，波斯人在需要时，仍具有足够的勇气和决心战斗，至少在伊苏斯和高伽美拉战役中，让马其顿人付出了沉重代价。
必须承认，第2版的上述看法为我们创造了一个“新的”、仍充满活力的波斯帝国，而且大多有丰富的资料作为证据。有关小亚细亚部分的论述利用了大量铭文；美索不达米亚部分则利用了包括穆拉舒档案在内的私人文件以及大量考古调查材料；犹大、塞浦路斯和腓尼基的文献相对丰富，但也使用了不少最新的考古成果。所以，他们的论证，具有相当的合理性，对我们重新认识公元前4世纪的波斯帝国，具有非常积极的意义。
可是，为了证明波斯的活力，第2版的某些方面可能走得过头。作者们似乎有意无意地忽视了一个基本问题：否认公元前4世纪的波斯至少在某些方面存在衰落的征兆和因素，将无法解释庞大的波斯面对实力（就人力和物力资源而论）明显不如自己的马其顿时，居然迅速失败。的确，与亚述和新巴比伦时代的征服者动辄屠杀被征服者不同，波斯人注意尊重被征服地区的习惯，给予地方适当的自治权，而且有时会任命被征服者的首领担任顾问等职务，给予他们似乎相当高的地位，如犹太人尼希米和以斯拉可能都在波斯宫廷中享有一定地位，尼希米还是国王的持杯者，即国王的近臣；[22]希腊人中，米利都僭主希斯提埃伊欧斯、雅典被驱逐的僭主希庇亚斯、斯巴达被废黜的国王戴玛拉托斯、曾经的雅典英雄地米斯托克利等，都曾经得到波斯国王不同程度的任用。据说希斯提埃伊欧斯经常与大流士一道用餐；戴玛拉托斯曾经陪同国王薛西斯远征希腊；[23]地米斯托克利到达波斯宫廷后，国王竟然高兴地在睡梦中三次喊出“我得到了雅典人地米斯托克利”。后来波斯人招引希腊人投降时，也经常用地米斯托克利作为参照，宣称会让他们在宫廷中具有比地米斯托克利更大的影响。[24]言下之意，这些外族的廷臣可能左右国王的意见。
然而这些人在波斯帝国政府中真的有那么重要吗？关于犹太人中的那两位，我们只看到他们在修建耶路撒冷圣殿和组织犹太人社会方面发挥过作用，而且是执行波斯国王的旨意。希腊人的情况似乎比较复杂。据希罗多德，御医戴摩凯戴斯因为治好了国王大流士的脚伤，得到与国王同桌而食的荣誉，并且可能拯救过某些即将被处死的埃及医生的性命。在帮助大流士做出攻打希腊的决定时，他可能间接发挥过作用。后来他借机返回了希腊，才未发挥更多作用。[25]至于其他人，似乎主要都是在事关希腊的问题上，才会被国王召请和咨询。米利都僭主希斯提埃伊欧斯好像非常重要，但只是在小亚细亚希腊人暴动时，被国王派回了米利都；雅典僭主希庇亚斯流亡波斯后，我们只看到他在马拉松登陆时出现过，而且明显没有统帅权，仅仅是个向导；戴玛拉托斯曾经介入波斯宫廷的王位继承问题，但希罗多德随后就说，无论戴玛拉托斯是否曾提出建议，薛西斯都会成为国王，“因为阿托撒握有绝对权力”，[26]等于否定了戴玛拉托斯的任何作用。甚至大名鼎鼎的地米斯托克利，虽然学会了波斯语，一度在波斯宫廷中颇为风光，但不久后就因为担心波斯显贵会对他不利离开了宫廷，到小亚细亚的封地上做领主去了。如普鲁塔克所说，“因为国王牵挂着国家内政，全未注意希腊事务”。于是地米斯托克利无所事事，只能到处旅游。即使如此，他仍不敢得罪当地的波斯人，甚至为脱困需要贿赂总督的后宫人士。[27]也就是说，所有这些希腊人，不管他们似乎在波斯大王面前多么风光，他们的责任，不过是为大王提供有关希腊问题的建议。
可是，即使在希腊问题上，核心的决策也是波斯人而非希腊人做出。向大流士建议征服希腊的是王后阿托撒，而非戴摩凯戴斯；希罗多德提到，马拉松战役后，不少希腊人督促波斯人再度出兵，但薛西斯首先仍是进攻埃及，而且明确提到，他根本无意进攻希腊。那也意味着，不管是色萨利的阿琉阿戴家族，还是雅典的庇西特拉图家族的后代，对薛西斯是否决定入侵希腊，并不能产生任何影响。在平定埃及后，薛西斯终于就是否出征希腊问题举行了御前会议。据希罗多德，出席会议的，是“波斯的第一流人物”，没有任何希腊人。在会上发言的，分别是大流士的女婿马尔多尼奥斯和国王的叔父阿塔巴佐斯，其中前者主战，后者主张安守本土，国王支持了马尔多尼奥斯。但当天夜里国王所做的梦，似乎让他在这个问题上产生了犹疑，于是找来叔父商量。当阿塔巴佐斯也确信，神灵希望波斯入侵希腊时，薛西斯最终下决心采取行动。整个决策过程，都是波斯人起决定作用，看不到任何其他部族的人员。在占领雅典后讨论下一步行动的军事会议上，尽管有希腊人列席会议，马尔多尼奥斯似乎也征询了所有人的意见，但那次会议很难说是一次真正的讨论会，因为绝大部分发言人只是简单表示同意马上决战，只有阿尔特米西娅提出了在伯罗奔尼撒各地登陆的主张。但这次会议很可能是个形式。一则波斯人对自己信心充足，认为有足够的力量击败希腊水师，另一方面，当时可能已经是9月底，必须马上决战，否则庞大的军队无法在希腊越冬。因此，最后的决定仍是波斯人马尔多尼奥斯的主张：立刻决战，而非看来非常合理的阿尔特米西娅的建议。[28]
波斯入侵希腊军队统兵将领的名册，也许会让我们对波斯统治的策略有所认知。据希罗多德记载，几乎所有的高级将领都是波斯人，而且其中相当大一部分，还出自阿契美尼家族。波斯人的统帅是薛西斯的岳父欧塔涅斯；米底人的统帅是阿契美尼家族的提格拉涅斯；奇西亚人的统帅是欧塔涅斯的儿子阿纳培斯；亚述人的统帅是欧塔斯佩斯，从其父亲的名字看，此人显然也出自阿契美尼家族；印度人的统帅帕尔纳扎特列斯，也出自阿契美尼家族。其他将领，也大多由波斯人出任。甚至波斯人最不擅长的水师，也由大流士的儿子等人统帅。当然，我们可以相信，低级将领，因为波斯帝国不同的部族各自说自己的语言，可能由各地的附庸充任，如哈利卡那苏斯的僭主阿尔特米西娅等。[29]布里昂指出，至少从大流士时代开始，波斯帝国已经变成波斯人的帝国，而且主要是阿契美尼家族的波斯人的帝国。由此产生的一个重要后果是，帝国从中央到地方的高级职位，以及帝国发展所带来的好处，基本被波斯人垄断，非波斯人只能担任地位不够重要的地方长官和基层官吏，而且无法影响帝国中央政府的政策。作为一个统治着从印度河到地中海地区的庞大帝国，却只允许波斯人，而且是得到国王赏识的少数波斯人，享受帝国的收益，让它的社会基础不可避免地狭窄，并且给亚历山大提供了可以利用的机会。[30]事实上，《剑桥古代史》第6卷第2版的作者们也透露了一些波斯内部不稳定的原因。例如，在美索不达米亚，虽然社会经济保持繁荣，但发展的成果基本为波斯上层阶级瓜分，普通劳动者不同程度地陷入困境。在有关犹太人历史的讨论中，也谈到犹太人因为需要支付波斯国王税收，不得不负债乃至出卖儿女的问题；有关小亚细亚和美索不达米亚的部分，也论及波斯分封显贵享用食邑造成的当地居民负担的加重。遗憾的是，这些内容不同程度地被忽视了，至少没有得到应有的强调。相应地，对于亚历山大入侵过程中，塞浦路斯和大多数腓尼基城市的放弃抵抗、小亚细亚部分部落首领的合作、埃及的主动投降，乃至高加美拉战役后巴比伦等地的主动投降，也未能得到合理的解释。
此外，第2版在肯定波斯尊重被征服地区习俗与制度的同时，忽视了波斯帝国统治的压迫性质。在西亚历史上臭名昭著的迁移被征服地区人口的政策，虽然在波斯时代规模不如新亚述时代明显，但并未彻底被放弃。公元前494年米利都被灭亡后，其残余人口被迁移；公元前490年埃里特里亚人被带到苏萨，后被安置到苏萨附近的王室领地上。肯定波斯帝国尊重被征服地区习俗并长期保持帝国统治的稳定并无错误，但忽视了它带来的部分负面影响：帝国缺乏统一的认同。在波斯帝国中，波斯人仍是波斯人，希腊人还是希腊人，其他诸如埃及人、巴比伦人、潘菲拉哥尼亚人等，也都保持着自己的认同。帝国很大程度上靠波斯人的武力维持。一旦遭遇大规模外敌入侵，各自为战相对容易，但动员统一的抵抗颇为不易。一旦波斯中央政权遭遇失败，则地方纷纷自谋出路，与征服者合作。波斯面对马其顿的失败，与帝国的拼盘式体制，不能说全无关系。由于过多地从正面肯定公元前4世纪波斯帝国的活力，导致第6卷第2版第16章的作者博斯沃思无法解释波斯失败的原因，只好倭过于大流士三世个人。作为一国之君和统帅，大流士本人对失败当然难辞其咎，但将失败完全归于国君，不免低估了波斯社会和制度缺陷的影响，让本来很有见地的博斯沃思落入了英雄决定历史的窠臼。
尽管如此，第2版有关波斯帝国统治的讨论，至少提出了不少有价值的问题，促使我们对波斯帝国历史的复杂性以及很多传统看法，做出新的估价。其中的某些方面，在后来古代西亚和埃及历史的著述中，得到了进一步的阐释和开掘。[31]
“去魅”亚历山大
由于实现了征服波斯这一似乎不可能完成的梦想，军事强人马其顿的亚历山大大帝一直是西方世界非常推崇的人物。以阿里安为代表的正史传统把亚历山大描绘为不世出的政治和军事天才，亚历山大的各种罪行，被他以各种理由开释。[32]以克莱塔库斯和库提乌斯·鲁弗斯等为代表的通俗传统，把亚历山大变成了超人和半神。[33]古代的传统在近代欧洲殖民扩张的背景下，得到进一步衍伸和发展。19世纪初德国历史学家德罗伊森把亚历山大作为上帝派来征服东方、传播希腊文化，以为基督教的传播开辟道路的救世主型人物。20世纪初的维尔肯等人，则把亚历山大作为当时德国人需要的强势政治家的代表。20世纪前半期，亚历山大不幸又成为纳粹鼓吹扩张、神化统治者的工具。迟至20世纪80年代，英国史学家哈蒙德仍然认为，无论是作为马其顿人的国王，还是作为军队统帅，以及作为政治家，亚历山大都取得了伟大的成功。他再度重申了亚历山大那神秘的使命感，把这位马其顿国王变成了一个近乎超人的伟人。[34]
然而，学者中也不乏仍保持清醒头脑者。19世纪中期的史学家格罗特从其自由主义立场出发，肯定亚历山大军事上确有过人之处，但批评其政治上的无能和野蛮。20世纪上半期的法国学者首先指出，亚历山大对波斯的征服是彻头彻尾的侵略，他本人也并不是传播希腊文化的传教士。美国学者贝狄安有关亚历山大的论文，把这位君主刻画成为一个头脑清醒、精于算计、一切以加强自己权力为目标的政客。法国学者布里昂从波斯方面来观察亚历山大的行动，指出亚历山大在远征波斯过程中实际犯了许多重大错误，最为显著者，是围攻哈利卡纳苏斯和推罗、过早解散水师，造成战场上的被动。至于亚历山大在东方的政策，也不再与他传播希腊文化的神秘使命感有关，而是巩固帝国统治的需要。这些观点虽然没有完全被西方古史学界接受，但对重新估价马其顿历史和亚历山大对波斯的战争，提供了全新的视角，由此引起了对亚历山大和马其顿历史一系列重要问题的重新研究，并且产生了重要影响。[35]《剑桥古代史》第6卷第2版有关马其顿和亚历山大历史的叙述，在很多方面体现了这些新潮流的影响。
第2版有关马其顿部分的作者队伍，就代表了英美古史学界重估马其顿和亚历山大历史的潮流。腓力部分的作者是澳大利亚莫纳什大学高级讲师埃利斯，亚历山大部分的作者是澳大利亚西澳大学教授博斯沃思，对亚历山大做出“终审裁定”的，是后来担任英国伦敦大学古代史教授（当时是牛津大学古代史导师）的霍恩布洛尔。埃利斯此前有关腓力的著作试图证明，公元前4世纪中期马其顿的崛起，固然与腓力对马其顿国家充足的人力物力资源的重组有密切关系，但更多地受到马其顿人向外扩张的欲望以及社会组织构造的驱动。[36]博斯沃思写有一系列关于亚历山大大帝的著作，是英美史学界重估亚历山大作用的代表性人物，可能也是当代成就最显著的亚历山大研究者。他一方面肯定波斯面对马其顿入侵时的反击措施，同时揭露亚历山大远征过程中犯下的政治与战略上的错误，并且将亚历山大的措施与传播希腊文化的使命感切割开来，着力强调亚历山大有关措施的临时性与实际目标而不是所谓传播希腊文化、希望人类大同的使命感。[37]霍恩布洛尔虽然以研究修昔底德起家，重点在古典时代的希腊史，但他曾深入研究过波斯统治下小亚细亚的历史，写有关于卡利亚统治者毛索鲁斯的专著，对波斯的统治政策及其效率有深刻认识。在《毛索鲁斯》的序言中，霍恩布洛尔指出，他研究传主的动力之一是资料的大量增加，同时也希望揭示传统夸大亚历山大传播希腊文化作用的倾向。“通常希腊人东方的希腊化被认为始自亚历山大，本书的目的，是证明这一点并不正确。在亚历山大到来之前的50年里，安纳托利亚内陆的希腊化（沿海地区已经长期处于希腊人影响之下）已经取得显著进展。有关此点最为极端的例证，也是最为明确的证据，可以在卡利亚看到。”[38]通过把亚洲地区的希腊化“提前”，霍恩布洛尔希望把亚历山大与亚洲的希腊化分割开来。第2版在选择作者时，有意无意地避开在马其顿史领域卓有造诣但观点相对老派的哈蒙德（尽管在序言的第xviii页，主编们承认他是该书的“精神导师”），多少体现了几位主编的学术倾向。事实上，哈蒙德是西方研究马其顿史的权威之一，除前述腓力和亚历山大的著作外，写有3卷的《马其顿史》以及《马其顿国家》等众多论著。他还是《剑桥古代史》第1—4卷的主编之一，就第6卷而言，他贡献了“西北希腊人”一章。尽管如此，第2版有关马其顿和亚历山大的叙述均出自新生代学者的手笔，也带有他们鲜明的个性特征。
为消除笼罩在亚历山大头上的光环，第6卷第2版首先抬出腓力“对抗”亚历山大。对于腓力在马其顿国家兴起中的作用，前人已有不少论述，更有人把腓力作为马其顿能够崛起的唯一原因。如我们刚提及的哈蒙德。在他的笔下，腓力继位之时的马其顿濒临崩溃，去世时留下的马其顿，却是欧洲历史上最为稳定和强大的国家。虽然哈蒙德自称所有结论都根据对文献的直接解释做出，但他的文献基本来自腓力的崇拜者；他对腓力作为人、国王和统帅的评价，则把腓力变成了政治天才。[39]他有关腓力推崇希腊文化、传播文明使命的论述，仍不免让人想到19世纪德国的学术。这样的论述，如波尔扎指出的，在某种程度上仍然是根据腓力对希腊文明的态度来评判腓力，把腓力视为希腊文明的代言人，忽略了腓力作为马其顿君主的身份和马其顿自身传统的影响。[40]第6卷第2版有关腓力的论述，比较多地注意了马其顿国家自身的特征以及腓力对马其顿国家和社会的改造和重组。对执笔腓力时代历史的埃利斯而言，马其顿国家在公元前4世纪中期的崛起，首先源自马其顿国家自身的特征。它拥有丰富的资源，包括自然和人力资源。但长期以来，高地马其顿人与低地马其顿人之间的冲突和分裂，造成了马其顿国家的软弱。而马其顿社会以男性为中心，男人皆为战士的传统，以及国王作为军队统帅并由军队“选举”产生的传统，都让战斗成为马其顿人生活的一部分。经过公元前5世纪以降数代国王的努力，到公元前4世纪中，马其顿国家无论在统一程度上，还是在文化和社会发展上，都取得了明显进展。腓力继位时虽然面临的形势非常严峻，马其顿有再度陷入分裂的危险，但大部分马其顿人真诚地希望能够延续和平。腓力在底比斯的经历和能力，以及他对希腊历史发展的了解，让他能够比较充分地利用马其顿的人力与马其顿人的意愿，迅速排除其他竞争者，击败边境上的挑衅者，建立一个相对稳固的国家。
但是，腓力对马其顿国家和社会重组的成功，并不完全源自他个人的天才，其中包含对希腊人已经存在的联盟组织加以利用的因素。腓力的军事改革，特别是对众多先进武器和技术的采用，在很多方面是吸收斯巴达、叙拉古以及波斯已有革新的结果；腓力计划的入侵波斯，也并非纯粹由腓力个人无限的扩张欲望决定，而是因为小亚细亚。“这里有一系列目标值得一位强大的英武君主和一支强大的军队去争取得到，这里是奖金之源，有声望、战利品和贡品来回报付出。一支强大公民兵的创建者，无论多么关注对当地安全与社会和谐的培育，都不能忽视一支无所事事的军队带来的危险，何况这支军队进行的战争能为其成员提供自尊、激励和利益。”（第751页）也就是说，尽管腓力在重建马其顿国家和发动对波斯入侵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但他的动力来自马其顿人，那些一旦无所事事，就有可能给君主制造麻烦的人。为了给马其顿人过剩的精力寻找出路，腓力计划了一次又一次的出征，包括对波斯的入侵。他本人（包括他儿子亚历山大）在征战中身先士卒，不过是典型马其顿人特征的表现。入侵波斯的计划，则可以在公元前4世纪的思想家如伊索克拉底等那里找到源头。霍恩布洛尔正确地提醒我们，腓力并不是他能够利用的政治和军事手段的发明人，“在腓力的身后，还有一些时代较早但仍属于公元前4世纪的独裁者”（第876页）。他们包括叙拉古的老狄奥尼修斯，博斯普鲁斯王国的统治者以及卡利亚的毛索鲁斯。因此，腓力的做法，是希腊世界一般趋势的表现和进一步发展。这种从马其顿和希腊世界历史背景出发，同时肯定腓力个人作用的基本立场，显然较单纯将马其顿崛起视为腓力个人成就的看法，具有更多的合理性。
然而，要去魅亚历山大，仅仅强调腓力早期的成就显然不够，毕竟亚历山大的“成就”首先体现在征服波斯上。因此，第2版第15章的核心问题，是腓力统治后期的工作，以及它们与亚历山大东侵波斯之间的联系：通过一系列的战争，腓力彻底统一了马其顿国家，马其顿人从此得以享受安宁和繁荣；通过征服色雷斯，控制色萨利，击败希腊和组建科林斯同盟，腓力为亚历山大创造了可以进行远征的政治和军事条件，并通过温和处置福基斯与雅典等国家，让希腊人大体接受了马其顿的霸权。腓力选用的老臣如帕尔麦尼昂等，成为亚历山大继位初年最为倚重的政治和军事助手。通过建立城市和要塞控制被征服地区，腓力为亚历山大树立了榜样。当然，腓力创建的新型马其顿军队，是亚历山大进行远征最为重要的资本。埃利斯不断强调，腓力为亚历山大远征波斯提供了所有必要的准备。在该书的“跋”中，霍恩布洛尔进一步指出，亚历山大对自己的神化，也并不全是他个人的创造，而可以在更早时期的希腊历史，至少在腓力那里找到源头。至于亚历山大对波斯的入侵，霍恩布洛尔借用他人的话说，“亚历山大所以征服波斯，仅仅是因为腓力曾计划了那次征服”（第876页）。
霍恩布洛尔还从希腊世界和马其顿历史的发展，为亚历山大东侵波斯提供了短时段、中时段和长时段的解释。在长时段解释中，霍恩布洛尔把马其顿人入侵波斯与400年前马其顿人可能进入过亚洲的传统联接起来，颠倒了传统与现实需求之间的关系，尽管十分精巧，却难说有充分的说服力。中时段的解释，即希腊世界舆论对腓力和亚历山大的影响，只能说是亚历山大远征的部分原因。作为科林斯同盟的盟主，腓力和亚历山大都打着向波斯150年前入侵希腊的行动复仇的旗号，巧妙地利用了希腊人希图向外扩张的心理，发动对波斯的所谓“圣战”，让我们注意到从雅典进攻波斯，中经斯巴达国王阿盖西劳斯的亚洲远征，到腓力和亚历山大入侵波斯之间的联系，具有相当的见地。不过，这里仍有夸大传统作用的倾向。从本质上说，腓力和亚历山大对泛希腊主义口号的借用，都是“创造性地”利用历史，为马其顿人的扩张欲望寻找合理的借口，以推行自己的扩张政策。[41]公元前5世纪至前4世纪雅典和斯巴达之所以未能成功，是因为对手实力强大，而借用者本身也犯了众多错误，最终导致自身霸权的崩溃。就短时段而言，公元前4世纪末的马其顿人之所以取得成功，是因为经过腓力重组后，马其顿国家的实力远超此前的任何希腊人国家，而马其顿人自身的历史，又让腓力能够突破希腊城邦传统，大量吸收被统治地区的精英集团参与征服和统治。当然，腓力正确的策略功不可没：他首先巩固马其顿国家内部，继之以击败和安抚希腊人国家的有产阶级，接着在他们的支持下，以泛希腊主义为旗号，发动对波斯的入侵。也就是说，腓力和亚历山大入侵波斯固然有顺应希腊世界舆论的因素，但其根本性的原因，应当到马其顿自身去寻找。
对笔者而言，在霍恩布洛尔有关去魅亚历山大的三个解释中，只有最后一个解释，即他所谓的短时段解释，以及重新给予亚历山大的对手以适当的尊重，最具说服力。由于波斯国王大流士三世最终失国身死，在战场上表现不佳，在两次关键决战中当了逃兵，生命中最后的日子又在被亚历山大穷追不舍中度过，因此从古代到现代，人们普遍对波斯帝国这位末代君主评价不高，并据此夸大亚历山大作为胜利者的光辉。第6卷第2版有关亚历山大的两章出自博斯沃思之手。他有关亚历山大的基本看法我们在前文已经论及，在《剑桥古代史》的有关叙述中，博斯沃思一方面强调大流士在伊苏斯和高伽美拉两次决战中部署的合理性，另一方面指出亚历山大在东侵过程中遭遇的困难以及出现的错误。然而这样的处理不免让人疑惑：既然大流士三世不是那么草包，且波斯帝国整体实力占优（或如部分学者所说，公元前4世纪的波斯并未衰落），亚历山大又犯了如此多错误，那如何解释波斯最终的灭亡？当我们试图在破坏一个旧偶像的同时，是否又在创造一个新偶像：尽管大流士具有相当的政治和军事能力，亚历山大也确实有错误，但后者仍是一个超群绝伦的军事和政治天才，因为他打败的不是草包大流士，而是具有相当政治和军事能力且实力远超自己的波斯国王大流士。从逻辑上说，这有让亚历山大的形象更加光辉之嫌。正是在这个问题上，霍恩布洛尔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更为合理的解释：
从战略细节上看，在亚历山大最初通过掷矛宣称亚洲是征服之地（Diod.ⅩⅦ.17）以后所发生的事情，除一个重要的例外，他都仅仅是受到对手波斯人调动的牵制。一直到高伽美拉战役前，亚历山大的战事就如一盘棋局，对方的王就是战略目标，后者有限但重大的行动，规定着马其顿军队突破和追击的路线。就我们所能了解的而言，其中一个重要的例外，就是伊苏斯战役后，亚历山大决定暂时向西回转，而不是继续向东。那是一场赌博，基本上由经济上的考虑决定。他的目标（宗教方面的渴望除外）大概是吞并埃及的资源，这也是波斯国家和波斯人的经济利益所在。高伽美拉战役以及波斯国王被俘以后，如反对斯皮塔麦奈斯的游击战争等阶段，那完全是强加给亚历山大这位新的波斯大王的。到印度阶段，他似乎可以自由地做自己想做之事。但到这时，军队已经开始暴动，他最终被外部的反对力量所“驱使”。然而，在第一次荷马式掷矛后的10年里，不论亚历山大的领土野心和他的自我想象发展到何种程度，我们都不能忘记腓力的先例和计划已经提供了原初的动力。（第878页）
也就是说，尽管亚历山大取得了最终的胜利，但胜利的动力来自腓力，而亚历山大的行动，并不是那么完全自主。大流士垮台前，他的对手大流士三世大体“规定”着他的行动路线；大流士死后，中亚地区当地人的反抗斗争决定着他的方针；在印度，马其顿人的意愿决定着这位大王最后的动作。必须承认，霍恩布洛尔点出的这些方面，虽然过去并非完全没有受到注意，但明确地将它们作为制约亚历山大行为动机的，仍属第一次。如此背景下的亚历山大，不再是操纵历史或者掌控历史的英雄和半神，而是自身受到诸多因素制约的历史人物。也是在这个意义上，大流士的形象和亚历山大的成功，被置于了恰当的历史背景中。当然，如果第2版能够考虑到波斯动员人力的困难，以及波斯统治体系基本不干涉地方传统，波斯始终是一个多种文化、多个族群并立的社会，导致波斯帝国徒有专制之名，却无能力动员全部军队以抗击马其顿入侵的实际，也许会让相关论证更有说服力。[42]
博斯沃思对亚历山大的论述，还让我们注意到以前美化和崇拜亚历山大时被掩盖的某些方面。波斯人对国王的忠诚和战斗中的英勇，过去因为大流士在战场上的怯懦表现被忽视了。博斯沃思证明，亚历山大在格拉尼科斯河的战役并不那么轻松，至少在马其顿军队渡河之时，遭遇过不少麻烦。亚历山大对被俘的希腊雇佣兵的残酷处置，让他丧失了瓦解敌人的机会。他对哈利卡纳苏斯的围攻，不但在波斯水陆两路的防御下遭遇失败，而且耽误了宝贵的时间。伊苏斯战役中，大流士所以变换战场，并不完全是军事上的无能，而是后勤供应压力使然。伊苏斯战役中，马其顿人的左右两翼曾遭受波斯人沉重压力，几乎溃败。高伽美拉战役中，巴克特利亚骑兵不仅战斗英勇，让马其顿人的左翼遭遇惨重伤亡，而且马其顿右翼的骑兵同样损失惨重。为补充损失的人力，亚历山大被迫紧急要求从马其顿获得新兵援助，由此引起了他与摄政安提帕特之间关系的紧张。在中亚和印度，亚历山大的残酷表现得无以复加，大多数地区靠大规模屠杀平定。与此同时，他的专制倾向导致了他与马其顿人关系的紧张，造成了至少3次针对他的阴谋以及相应的清洗。对于波斯人的任用，亚历山大也犯了诸多严重错误，其行省政策和返回巴比伦前颁布的所谓“流亡者敕令”，直接造成了帝国范围内的骚动以及他去世后的“拉米亚战争”，并且把腓力费尽心机培养起来的希腊人对马其顿霸权的好感消灭殆尽。归纳起来看，博斯沃思给我们刻画的亚历山大，更像一个野心勃勃而且颇有才具的年轻人，一旦大权在握，虽然完成了不少值得注意的功勋，却犯下了更多，有时是不可理喻且难以饶恕的错误。
人们崇拜亚历山大最为重要的原因之一，是认为他成为希腊文化的传播者，间接地，为人类精神的统一，事实上是后来基督教的传播，铺平了道路。《剑桥古代史》第6卷第1版的作者塔恩在论及亚历山大的政策时，特别点出了亚历山大业绩的两个方面：古典希腊文明在近代人发现伯里克利时代的雅典以前，对西方文明的发展贡献甚小。教诲罗马人的，是亚历山大开创的希腊化时代的文明。基督教的产生，是希腊文明与犹太文明综合作用的结果。然而如果没有亚历山大创立的人类大同理念，斯多葛派和基督教倡导的天下一家、人类皆兄弟的思想，将无从产生。因此，对于亚历山大推行的传播希腊文明、融合波斯与希腊人的政策，塔恩的敬仰可以说是无限的。[43]
在目睹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非殖民化运动后，第6卷第2版的立场有明显的转变。首先，作者们否认古代波斯和希腊推行过鼓励自身文化而打压希腊文化的政策，也否认所谓希腊文化与东方文化的冲突。在有关塞浦路斯和腓尼基的论述中，迈尔明确指出，在所谓希腊文化与东方文化冲突最为剧烈的塞浦路斯，两种文化都长期并存，相互适应。该岛确实存在冲突，但那是统治集团争夺势力范围的斗争，与文化的冲突无关。希腊人的萨拉米斯在对外扩张之时，首先把矛头对准希腊人邻邦而非腓尼基人；岛上的腓尼基人统治者参加了公元前5世纪初希腊人反对波斯的起义，有些希腊人却站在了波斯一边；公元前4世纪中期的希腊人，更帮助波斯镇压了由塞浦路斯的希腊人发起的反对波斯的暴动。其次，他们希望论证，东方接受希腊文化影响的时间，较亚历山大更早。塞浦路斯的希腊化，在公元前4世纪已经取得突出进展，到该世纪后期，希腊文化已经成为该岛文化的主流。霍恩布洛尔对小亚细亚的论述证明，早在公元前4世纪初，甚至更早的时候，小亚细亚内陆的希腊人共同体，包括克桑托斯、拉布隆达等地，都开始把自己与希腊人传说中的某些事件（主要是特洛伊战争）联系起来，为自己寻求所谓的希腊人祖先。不少碑铭采用希腊语为表达媒介，希腊人的艺术家在这些地区也异常活跃。最为典型的，当然是卡利亚统治者毛索鲁斯及其后继者修建的陵墓和建筑，给当时希腊最为著名的艺术家斯科帕斯等人提供了展现才能的机会。因此，早在亚历山大到来之前，小亚细亚、腓尼基等地早已熟知希腊文化，希腊化进程也已经开始。易言之，亚历山大帝国建立后东方地区的希腊化，不过是这些固有趋势的进一步发展。第三，否认亚历山大进军波斯途中所采取的行动有传播希腊文化的意图。过去的不少学者对此津津乐道，最典型的是宣称亚历山大建立城市、安置移民的行动，意在传播希腊文化。博斯沃思以他典型历史学家的做法，解构了这一传统观点。他逐一考察了有史记载的亚历山大所建城市的历程和动机，指出亚历山大最初建立的城市大多遵循腓力的传统，建立在原本已有的城市之上，系把当地居民驱逐后安置希腊和马其顿移民的结果，主要意图是军事和战略需要，城市的居民也并不都是希腊人。埃及的亚历山大里亚虽然没有这样的意图，但那是为了与他的父亲竞争。城市人口虽然主要是马其顿人和希腊人，但劳动者主要是当地人，而且处在被剥削的地位。亚历山大在中亚建立的城市，或者是为了遏制当地人的暴动，或者是为了防御边境上的游牧民，控制和遏制是主要目标，当地人则被强制转化为农民，受到城市中殖民者的盘剥。建立于阿富汗和印度地区的城市延续了这一传统，军事和政治控制左右了城市的选址和发展。希腊人和马其顿人被强制安置在城市中，当地人则被强行固定在土地上受到剥削，“这些城市自然对当地居民造成了困苦。同样也不受希腊居民欢迎，他们也处于对亚历山大的畏惧之中”（第868页）。亚历山大去世后两万名希腊和马其顿移民聚集起来返回希腊的结果，是马其顿军队对移民大规模的屠杀。一旦剥去古代和现代作家附着在城市传播希腊文化上的神话，我们会发现，亚历山大所建立的城市，其主观意图与文化传播无关，其客观效果，则是东方当地人民和希腊—马其顿人移民的双重苦难。[44]
结论
基于上述，我们的结论也许并不让人惊奇。首先，《剑桥古代史》第6卷第2版从马其顿更名为公元前4世纪，主要是最近50年来西方古代希腊和东方历史学术研究发展的自然结果。就其基本目标而言，第2版通过放大视野，将西部地中海历史纳入考察范围，更全面地反映了西方文明在公元前4世纪取得的进展。希腊衰落论，波斯衰落论，亚历山大超人—英雄论，一个个被解构。它留给我们的，是有关公元前4世纪一个新的形象。在那里，希腊人城邦仍然保持着活力和创造力，进行着政治、科学和思想多样化的实践。东部地中海区，尤其是沿海地区的希腊化正在进行。马其顿国家的兴起与亚历山大帝国的建立，虽然左右了最后4章的叙述，但相较于该书第1版的马其顿中心，第2版更多地以地中海为中心，对西方文明该时期的发展，做了更加全面的展示。它一方面暗示了该时期西方文明较公元前5世纪更大规模的扩展（第5卷以雅典为中心，主要限于以爱琴海为中心的地区），另一方面开启了第7卷希腊化世界和罗马的兴起。
其次，该书提倡从不同的角度观察公元前4世纪的历史。对公元前4世纪前期希腊历史的考察，大多系从该时期希腊城邦的立场出发，力图证明当时希腊城邦虽然遇到了各种问题，却并不是一片衰败景象，更不能说城邦注定走向没落。对马其顿历史的考察，则兼顾希腊城邦和腓力的立场，对腓力的成就给予充分肯定，对主要的反马其顿派雅典人如德摩斯梯尼等，并不否定，对腓力策略的失败，特别是讨好雅典遭遇多次挫败，有充分的叙述。有关亚历山大的两章，让这位国王不可避免地成为主角，但在具体分析中，努力考虑到波斯和东方的立场，特别是考虑到了亚历山大东侵的历史因由以及他在东侵过程中犯下的各种错误。对亚历山大建立城市的评价，是其中最为显著的例证。对所谓“流亡者敕令”的否定，则从马其顿加强统治和它给希腊城邦造成混乱的角度，做了比较充分的揭示。根据新观点建立的公元前4世纪历史的新图景，如果与第1版进行比较，则我们会发现，第1版中两个失败者的阴暗形象，具有了不少光明面；那里的英雄，则被打下凡尘，变成了虽然精明却有许多缺陷的统治者。然而多重视角的考虑，让该书的观点更加平实，相对客观，在评论者看来，也更接近历史的实际。
最后，该书提倡的从具体而微的研究探索古代文明具体特征的基本理念，对于向来强调宏观印象的中国世界古代史学界，也是一个适当的补充和警醒，提醒我们对过去许多大而化之的看法，有通过扎实和具体的研究加以细化和修正的必要。史学的创新，视野和理论的变革当然重要，但对原始文献深入的分析和探讨，是宏观立场转变的前提和基础。如果没有霍恩布洛尔、迈尔等对公元前4世纪小亚细亚和塞浦路斯希腊化进程的分析，如果缺少了斯托尔珀根据穆拿舒档案等原始文献对波斯时代美索不达米亚的细致考察，如果缺少了博斯沃思综合阿里安和所谓通俗传统史料对亚历山大战争行动的深入分析，如果没有对希腊人公元前4世纪在政治、技术和文化领域各项成就的详尽叙述，则该书希望达成的解构旧观念、树立新图景，将缺乏足够坚实的基础。如果说第2版比较充分地反映了西方学术界在相关问题上取得的最新进展，构建了一幅公元前4世纪古典世界历史的新图景，则这种创新，是把视角的转换和细致的微观研究有机结合的结果。必须提及的是，具体细致的研究，是70年代以来《剑桥古代史》新版（前3卷为第3版，第4—12卷为第2版，第13—14卷为新撰，意在反映古典晚期研究的新动向）的一个基本特征。
关于译文的几点说明
本书的翻译，由晏绍祥、李永斌、崔丽娜共同承担。其中，崔丽娜承担第1—7章；晏绍祥承担第8—9章，序言、目录、跋和索引，并撰写了本书的译者序言；李永斌承担第10—17章。翻译过程中，三位译者曾就译文以及具体技术问题有过多次交流，并且都在规定的期限内顺利完成了初稿。译稿完成后，三位译者相互对译文进行校订，由晏绍祥统改后再返回另两位译者审核，最后再由晏绍祥根据其他两位译者的意见进行修改，才把定稿交给出版社。最后校改清样的工作，也是三人通读全书后共同完成，相关问题相互讨论确定，最后由晏绍祥对全书统校、改定。
在翻译过程中，译者曾就译文中出现的问题咨询、请教相关专家。犹太史部分承南京大学宋立宏博士帮忙解答相关术语；原书第396页注释56中的意大利语部分承温州大学陈勇博士帮助译出；东北师范大学张强教授在百忙中审读了译稿，提出了很多中肯的意见，相当部分被译者接受。译稿初步完成后，郭小凌教授审阅了部分章节，指出了译文存在的多处不准确和错误之处，吓得我又把全书译文通读一遍。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徐建新研究员、清华大学张绪山教授、南开大学历史学院王以欣教授等都曾审读过部分章节，指出了第一章译文中存在的不恰当和不准确之处，并就译文提出了很好的总体修改意见。承课题负责人武寅研究员和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领导曹宏举、郭沂纹编审等组织，在《剑桥古代史》多次翻译工作会议上，与会的多位专家就翻译中的具体问题，包括人名地名翻译、若干制度和风俗习惯等历史术语的译名、译文中出现的诸多具体问题，进行过多次深入细致的讨论，让译者受益非常。如果没有这些会议上多次的讨论和相互交流，译文肯定达不到现在的水平。对于上述各位专家学者的帮助，三位译者深表谢忱。
在本书最后编辑阶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的几位编辑付出了大量心血。由于本书篇幅宏大，前后一千多页，几位编辑分头审核原文，改正了译文中存在的不少技术上的和文字上的问题，让我们在最后关头避免了不应当出现的错误。李永斌和崔丽娜两位校订非常认真，使我能够顺利完成最后的校改。本书能成为现在的样子，是项目课题组成员、译者和编辑共同努力的结果。
对于让人头疼的译名问题，通用者如希罗多德、修昔底德等，大体追随传统；不大常见的人名和地名，我们一般遵从徐晓旭教授和刘健研究员制定的译音表，多数译名与汪连兴教授领导制定的译名对照表核对过。虽然如此，译名前后不一致的情况恐怕还是难以避免。出现这种状况的原因，一是我们个人的能力有限，这部一千多页的大书，实在难以做到完全首尾兼顾。二是有些译名在原书中拼写就不一致。出于对原文的尊重，有时只能有两个译名，大多数则尽量保持一个统一译名。对于官职、制度和事件，我们也大体遵从世界古代史学界的惯例，如雅典的archon译成“执政官”，Council of 500 译成“五百人议事会”（而非元老院），斯巴达的ephor译成“监察官”（而非埃伏尔），the Peloponnesian War译成“伯罗奔尼撒战争”（而非某些学者主张的“伯罗奔半岛战争”）。另有某些尚未出现于中文学界的生僻名词，我们只好根据上下文的内容以及相关工具书，自己“创造”了。《圣经》中出现的人名、地名，一般使用中国基督教协会的新标准修订版与新标点和合本（中英文对照本），译文一般也遵从该书。基督教的名词，一般以文庸、乐峰、王继武主编的《基督教词典》修订版（商务印书馆2005年版）为准。对于书中个别地方出现的史实上的争议，包括脚注的缺漏，我们在相应地方以译者注的方式予以标明。对于注释，一般叙述和解释性文字我们会翻译为中文，但有些脚注本身比较简单，如Meiggs and Lewis中的and，多个作者后面跟着的et al，以及ibid等，并不影响读者理解，我们就保留原文。
本书涉及的主题和内容非常广泛，从波斯到埃及，从希腊本土到黑海北岸的希腊人城邦，从意大利的土著到中欧的凯尔特人，几乎无所不包，是一幅公元前4世纪古典世界的全景图。各章作者又都是各自领域的专家，讨论的问题非常具体深入，涉及的知识，如医学、军事等部分，也非常专业。三位译者虽然相互审读，并在可能的情况下请教了专家，但其中的错误和问题，恐怕仍然在一定程度上存在。我们热诚地期待读者能够不吝批评，以便重印或再版时改正。
晏绍祥
2016年1月17日
[1] 本文前几部分曾以“重构公元前四世纪的古典世界”为题发表于《历史研究》2015年第1期，承《历史研究》杂志和责任编辑舒建军编审同意，略作修改后作为本书的序言，特此致谢。
[2] J.B.Bury，S.A.Cook and F.E.Adcock，eds.，The Cambridge Ancient History，vol.6，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27.这种倾向在后来的著述中仍然存在。如斯塔尔的《古代世界史》有关公元前4世纪的论述仅涉及希腊世界，并把公元前404—前336年间称为希腊历史上“一个困难的时代，既表现为混乱，也显示了活力”，但随后的论证，更多地强调了希腊城邦的混乱与衰落，活力被归于马其顿。中国学者似乎也接受了这种基本看法。如朱龙华先生认为，伯罗奔尼撒战争后，“希腊历史进入城邦危机阶段，希腊古典文明亦由全盛走向衰落”。公元前4世纪希腊唯一得到显著发展的，只有奴隶制。见Chester G.Starr，A History of the Ancient World，4th ed.，New York and 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1，p.360；朱龙华先生的观点请见吴于廑、齐世荣总主编，刘家和、王敦书主编：《世界史》古代史编上卷，高等教育出版社1994年版，第270—271页。
[3] 关于凯尔特人对希腊人和罗马人的影响，见莫米利亚诺《外族的智慧》，晏绍祥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3年版，第66—97页。
[4] 意大利南部希腊人的历史以及罗马之前意大利人的历史，长期以来被英美学术界忽视，但罗马人的诸多制度和习惯，受该地区意大利人和希腊人的影响颇深。英美学者最近开始注意到这个问题，见Kathryn Lomas，Rome and the Western Greeks 350 BC-AD 200：Conquest and Accultration，London：Routledge，1993；Tim Cornell，The Beginnings of Rome：Italy and Rome from the Bronze Age to the Punic Wars（c.1000-264 B.C.），London：Routledge，1995，pp.86-92，230-232。
[5] John Boardman，et al.，eds.，The Cambridge Ancient History，vol.6，2nd ed.，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4.下引该书一般只夹注页码。
[6] 如吴于廑、齐世荣总主编，刘家和、王敦书主编的《世界史》古代史编上卷（第270页）认为，公元前4世纪希腊进入衰落时期。齐世荣总主编，杨共乐、彭小瑜主编的《世界史》古代卷（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第161页）也认为，“进入公元前4世纪，希腊城邦都在不同程度上开始呈现出衰微的迹象”。孙道天的观点大致相同，见氏著《古希腊历史遗产》，上海辞书出版社2004年版，第122—123页。
[7] J.B.Bury，S.A.Cook and F.E.Adcock，eds.，The Cambridge Ancient History，vol.6，preface，pp.v-vi.
[8] 关于修昔底德和公元前4世纪希腊人对雅典民主的看法，见晏绍祥《古典民主与共和传统》，上卷，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96—139页。
[9] 转引自古奇《十九世纪历史学与历史学家》下册，耿淡如译，商务印书馆1989年版，第513页。
[10] 《剑桥古代史》第6卷第1版之所以把马其顿作为公元前4世纪历史的中心，明显也受到了19世纪后期德国和意大利完成统一并走向强大和繁荣的影响，见John Boardman，et al.，eds.，The Cambridge Ancient History，vol.6，2nd ed.，preface，p.xvii.
[11] Erich S.Gruen，“The Polis in the Hellenistic World”，in Ralph M.Rosen and Joseph Farrell，eds.，Nomodeiktes：Greek Studies in Honor of Martin Ostwald，Ann Arbor：The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1993，pp.339-354.
[12] 在笔者搜罗到的有关该书的5篇书评中，几乎无一例外地对这两章都给予高度评价，不仅因为它们出自各个领域的专家之手，更重要的是它们较全面地展示了公元前4世纪地中海地区历史的图景。见Gnomon，70.Bd.，H.2（1998），pp.130-135；Historische Zeitschrift，Bd.264，H.2（Apr.，1997），pp.433-435；The Classical Review，New Series，vol.46，No.1（1996），pp.91-93；Mnemosyne，fourth series，vol.51，fasc.4（Aug.1998），pp.489-497；The International History Review，vol.18，No.2（May，1996），pp.376-378.
[13] M.I.Finley，“Athenian Demagogues”，Past and Present，No.21（Apr.1962），pp.3-24.
[14] 参见晏绍祥《古典历史的基础：从国之大事到普通百姓的生活》，《历史研究》2012年第2期。
[15] 晏绍祥：《波斯帝国的专制与集权》，《古代文明》2014年第3期；《米利都与波斯》，《世界历史》2015年第3期。
[16] 《世界上古史纲》上册（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226页）认为，大流士远征西徐亚人失败和在希波战争中屡次败北后，波斯“早已显露帝国的危机”（第229页）。李铁匠也认为波斯的衰落与其在希波战争中的失败密切相关。见李铁匠《伊朗古代历史与文化》，江西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四章。
[17] 苏联科学院主编：《世界通史》第2卷上册，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60年版，第278—279页。
[18] 《剑桥古代史》第6卷第1版认为，阿塔薛西斯二世残暴且无信义，虽然成功结束了总督大叛乱，但公元前358年他去世时，波斯帝国较之前更加软弱；继位的阿塔薛西斯三世“根本不是政治家”，当其公元前338年去世时，波斯更加衰弱，他的继承者不得不面对不满的腓尼基及马其顿的威胁。见该书第21—24、131—168页。
[19] 奥姆斯特德：《波斯帝国史》，李铁匠译，上海三联书店2010年版，第352页以下。第21章名为“苛捐杂税及其后果”，随后的各章涉及总督大叛乱、埃及的暴动与征服、短暂的复苏、行将衰亡的和有生命力的宗教、西方的新风等。
[20] 阿卜杜·侯赛因·扎林库伯：《波斯帝国史》，张鸿年译，复旦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137—169页。该章的某些小标题颇能说明作者的立场，兹列举一二：“阴谋诡计”“埃及和希腊”“叛乱蜂起”和“阿尔达希尔二世的末日”。
[21] D.M.Lewis，Selected Papers in Greek and Near Eastern History，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7，pp.374-379.
[22] 《以斯拉记》，7，11—26；《尼希米记》，2，1—9。见《圣经》，新标准修订版，新标点和合本，第715—717、724页。
[23] 希罗多德：《历史》下册，王以铸译，商务印书馆2005年版，第354、503—506、548—549页。
[24] 普鲁塔克：《希腊罗马名人传》上册，黄宏煦等译，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第264—265页。
[25] 希罗多德：《历史》上册，王以铸译，商务印书馆2005年版，第252—255页。
[26] 希罗多德：《历史》下册，第395—396、446—447、464页。
[27] 普鲁塔克：《希腊罗马名人传》上册，第265—267页。
[28] 希罗多德：《历史》上册，第253—254页；下册，第464—477、586—587页。关于战役时间，请见John Boardman，et al.，eds.，The Cambridge Ancient History，vol.4，2nd ed.，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8，p.583。
[29] 希罗多德：《历史》下册，第493—503页。
[30] Pierre Briant，From Cyrus to Alexander：A History of the Persian Empire，translated by Peter T.Daniels，Winona Lake，Indiana：Eisenbrauns，2002，pp.347-356.
[31] 如Pierre Briant，From Cyrus to Alexander，pp.350-352；Amélie Kuhrt，The Ancient Near East，vol.2，London and New York：Routledge，1997，paperback edition，pp.647ff。前者留意到拼盘体制与波斯灭亡的关系，后者更多地注意到波斯加强帝国统一的努力。
[32] A.B.Bosworth，A Historical Commentary on Arrian's History of Alexader，vol.I，Oxford：Clarendon Press，1980，pp.14-15.
[33] 克莱塔库斯和鲁弗斯的著作都不完整，前者仅有残篇，后者前两卷缺失。塔恩认为，两人都对历史的基本原则缺乏认识，所感兴趣的不过是故事，而且是轰动性的故事。见W.W.Tarn，Alexander the Great，vol.II，Chicago：Ares Publishers Inc.，1981（reprint of Oxford，1948），pp.43-46，91-93。
[34] 德罗伊森认为亚历山大是一个武装的施洗者约翰，为基督教的传播开辟了道路。引自《剑桥古代史》第6卷第2版第880页。维尔肯赞许地提到了德罗伊森把亚历山大视为一个旧时代结束、新时代开始的看法，并从三个方面进行论证。见Ulrich Wilcken，Alexander the Great，translated by G.C.Richards，New York and London：W.W.London and Company，1967，pp.265ff。哈蒙德的看法请见N.G.L.Hammond，Alexander the Great：King，Commander and Statesman，2nd edition，Bristol：The Bristol Press，1989，pp.246-270。
[35] 有关亚历山大学术的概述，请见晏绍祥《古典历史研究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上卷第236—237页，下卷第52—53、113、137、206—207、309页。布里昂有关亚历山大和波斯的最新论述，见[法]皮埃尔·布里昂《亚历山大大帝》，陆亚东译，商务印书馆1995年版；Pierre Briant，From Cyrus to Alexander，pp.817-876.
[36] J.R.Ellis，Philip II and Macedonian Imperialism，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86.该书最初在英国出版，面世后得到学术界一致肯定，认为他扭转了人们有关马其顿的腓力的评价。详见该书封底。
[37] A.B.Bosworth，Conquest and Empire：The Reign of Alexander the Great，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8.
[38] Simon Hornblower，Mausolus，Oxford：Clarendon Press，1982，p.vii.
[39] N.G.L.Hammond，Philip of Macedon，London：Duckworth，1994.
[40] Eugene N.Borza，In the Shadow of Olympus：The Emergence of Macedon，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90，p.7.
[41] 徐晓旭认为，腓力的成功之处，在于“在城邦各别主义容许的限度内，最大程度地实现了伊索克拉底提出的泛希腊主义计划。正是由于腓利（即腓力——引者注）对希腊事务的参与，霸权和泛希腊主义均超越了城邦世界传统的政治视野”。见氏著《腓利二世：霸权与泛希腊主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前言”第2页。
[42] 迈克尔·曼：《社会权力的来源》第1卷，刘北成、李少军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306—308页；Pierre Briant，From Cyrus to Alexander，pp.867-871。
[43] J.B.Bury，S.A.Cook and F.E.Adcock，The Cambridge Ancient History，vol.6，pp.436-437.在后来的著作中，塔恩继续保持并更详尽地论证了他的看法，请见W.W.Tarn，Alexander the Great，vol.1，Chicago：Ares Publishers Inc.，1981（reprint of Oxford，1948），pp.132-148；W.W.Tarn and G.T.Griffith，Hellenistic Civilisation，3rd ed.，London：Edward Arnold & Co.，1952，pp.3-5。
[44] 早在上世纪40年代，琼斯已经指出，希腊人和罗马人统治东方期间，西亚地区的城市化水平实际非常有限，很多城市人口的所谓增加，不过是简单地把周围乡村的居民划归某个城市的结果，居民的生活状态并无本质变化。见A.H.M.Jones，The Greek City from Alexander to Justinian，Oxford：The Clarendon Press，1940；A.H.M.Jones，The Cities in the Eastern Roman Provinces，2nd ed.，Oxford：The Clarendon Press，197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