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包天笑与杂志界

在我有限的文化记忆里，包天笑（1876—1973）给我的印象是位古老的旧派的大作家，却不见载于正统的文学史。直到某一天在琉璃厂邃雅斋旧书店的书架上看到一本《杂志》，这才拉近了与包天笑的距离。一本杂志的名字就叫杂志，好像这是吾国期刊史的唯一一例。《杂志》1938年5月10日创刊于上海，中间停刊了两回，于1942年8月10日再度复刊。复刊之后的《杂志》较之先前的《杂志》，不知好看了多少倍！只需说一句，张爱玲是《杂志》的头牌作家，还用多解释么。张爱玲名作《金锁记》，《倾城之恋》给了《杂志》首发，《杂志》专为张爱玲办过几次聚会——“《传奇》集评茶话会”“苏青张爱玲对谈记”“女作家聚谈”“纳凉会记”。“投我以桃，报之以李”，双方的合作非常愉快，善始善终，没有重蹈《万象》“一千元灰钿”的覆辙。《杂志》不单单对张爱玲好，对所有的作者都好，唯一的负面——有人怀疑它的背景是否正确。

在《杂志》里，我惊奇地见到了从远古走来的包天笑，老作家慈眉善目，谁也不得罪的圆胖脸。1944年12月的这期《杂志》，刊出了老漫画家王敦庆（1899—1990）的《作家素描六题》，第一题《包天笑车中话旧雨》，如雷贯耳的人名真多，值得全部抄在下面：

若果没有随车由京返苏的漫画家季小波兄的解说，彼此阔别二十年的包天笑先生，或许不会再认识我，我于庞杂的人丛中，也未必能找着他。我代包先生提着轻便的旅行箱，一同乘上定备的bus。冬来的雨声，如泣如诉，不禁引起了我们怀旧的哀愁。

我们不约而同地谈到当年《晶报》的“三剑客”——袁寒云、张丹斧和余大雄的过去，讲起目前居留在苏州的《晶报》同仁许窥豹和黄转陶两位“小弟弟”的现在。又论及由他扶育成人而去充《新华日报》记者的毕倚虹的一位公子。再交换关于飘泊在数千里外的漫画家张振宇和黄苗子的消息。甚至还想起抛却笔耕生活的江红蕉，目前经营丝织品公司是如何地得意。最后，我不知怎样把他所主编的《小说大观》提出来做话题，他随即就说：“每期用老四号排，也有二十多万字，要估四五百页的篇幅，定价却只有‘袁世凯’一枚。若照现在的市价记算，恐怕纸章就需要四五百元，还不说排印工了，即或卖给旧货担，每册也可得一张一〇〇。这足见今日的出版事业，愈弄愈难了。”

包先生比我大二十一岁，明年就要做七十荣庆，可是他的身体与精神，还是那样地健旺，笑容还是那样地可爱。

人世几回伤往事，王敦庆和包天笑聊到的《小说大观》，不由然使我想起我那失去的《小说大观》。三十年前，于海王邨里的中国书店漫无目的买了不少零零散散的老旧杂志，其中即有《小说大观》。当时买回来的杂志，自己感觉封面不讨喜的就搁在壁橱里，《小说大观》黑不溜秋，又厚又大，理所当然打入壁橱。不久，还是在那家中国书店的书架上，我一眼瞅见书架顶端放着一捆朝思暮想的《古今》，请老店员取下来一看定价，900元！当时穷得叮当响，情急之下，回家从壁橱里拿出两大摞子杂志，算了算买入价拢共是1800元，心想折个半价换套《古今》总可以吧。第二天赶到店里，说明我的意思，老店员的脸立马就不好看了，冷冷地说了一句，哪有这么换算的？虽然碍于我在他这儿买了两三年的老杂志，怎么着也算老主顾的情面上，最终换给我《古今》。可是，从此往后，老店员再也没有卖给过我一本杂志，更甭提上库房给我补配杂志了，三年的交情毁于《古今》。《小说大观》也在那次交换之中，在壁橱前我曾犹豫过，翻了翻还是换出去了，可是“若有所失”的心情一直时隐时现。多少年之后，我买到了《小说大观》的创刊号，好像是一种补偿吧，对自己，对包天笑。

高伯雨（1906—1992）于《记包天笑先生》里写到《小说大观》和《星期》，那是青少时期高伯雨的爱物：“我开始读他（包天笑）的小说时是一九一九年，有一天，我偶然在书斋的书橱中发见一本厚厚的《小说大观》，我是看惯旧章回小说的，当时正在看《七侠五义》《施公案》《彭公案》《七剑十三侠》一类的书，现在见了这部新的小说，真是耳目为之一新。”“因为对《小说大观》有好感，故此爱屋及乌，对主编人‘吴门天笑生’自然也有好感……后来在《申报》，见有大东书局大减价的广告，赫然有《星期》在内，五十本一盒，定价五元，八折优待，我连忙写信托上海的朋友代买了。”

魏绍昌在为鸳鸯蝴蝶派作家群排兵布阵时，将徐枕亚、李涵秋、包天笑、周瘦鹃、张恨水五位，称作“五虎将”（《我看鸳鸯蝴蝶派》）。包天笑（1876—1973）对于这顶帽子不大情愿：“前日《大公报》的《大公园》里，宁远先生写了一篇《关于鸳鸯蝴蝶派》，其中似有为我辩护的话。他说我‘以风格而言，倒还不是地道的鸳鸯蝴蝶派’云云，至为感谢。据说，近今有许多评论中国文学史实的书上，都目我为鸳鸯蝴蝶派，有的且以我为鸳鸯蝴蝶派的主流，说起鸳鸯蝴蝶派，我名总是首列。我于这些刊物，都未曾寓目，均承朋友们告知，且为之不平者。我说：我已硬戴定这顶鸳鸯蝴蝶的帽子，复何容辞。行将就木之年，‘身后是非谁管得’付之苦笑而已。”

又说：“我所不了解者，不知哪部我所写的小说是属于鸳鸯蝴蝶派。（某文学史曾举出了数部但都非我写。）”

包天笑显然不是现代文学研究者的重点，在《中国现代文学期刊目录汇编》的276种现代文学期刊中，包天笑只在《小说世界》里有三篇作品，《万象》三篇，《风雨谈》六篇。但是如果将范围扩展到“近现代文学”，包天笑的名字则响彻云霄。将包天笑划归到鸳蝴阵营里，我认为研究者是为了“叙事的方便”，将之归到破鼓万人捶那一边，揍起来又顺手又省劲。

《杂志》于1944年11月举办了一场别开生面的“掌故座谈会”，请来的嘉宾有包天笑、周越然（1885—1962），徐卓呆（1881—1958）、钱芥尘（1886—1969），还有三位日本学者：内山完造、松平忠久、福间彻。主持人说：“在座诸位中，包先生的高寿已经六十九岁，年纪最长，就请包先生先谈些清末的小说作家和他们的作品。”包天笑说，清末四大小说家，曾孟朴、刘鹗、李伯元、吴趼人，“我认得曾、李、吴三位，只刘铁云先生不相识，他只做了一部小说《老残游记》，其余三位则著作很多”。这资格老得也是没谁了！

接下来，他们聊起了《绣像小说》《东方杂志》《民报》《小说月报》《时务报》《浙江潮》《江苏》等报纸杂志和主笔者的逸闻趣事，谈兴正浓，一些个花边掌故自然而然就聊了出来：“他（李伯元）与花界中人物挺相熟，每逢星期日，总在‘张园’跟当时的名妓在一起的。”“经售《民报》的徐镜吾，一个肥胖的人，也是老同盟，大家叫他‘野鸡大王’。那时的好事文人，常常开‘花榜’，捧长三妓女，他却故意开‘草榜’，把最下等的妓女——野鸡，选举作状元，故有野鸡大王的诨号。”“（《杂志》）：福间先生到过青莲阁没有？（福间）：去过的，我在青莲阁楼上喝过茶，看见野鸡兜来兜去，络绎不绝。（《杂志》）：没被她们拉了去？（福间）：哈哈，没有。”“那时候青莲阁有一书场，妓女来往，都坐在龟奴的肩上，由龟奴的手托住一只小脚，真有趣。”“日本人娶中国太太的，倒常常要离婚，据我所知，有十几个日本人娶中国太太，可是其中只有一个人是不曾离婚的。”“哎呀！戴季陶先生自己是怕老婆的，他的太太凶得很啊，所以他有此一论。”“嘴上说怕老婆的，未必真怕，讳言怕老婆的，倒一定有季常癖。”

“掌故座谈会”主持人总结发言：“我们希望在座诸位将来能够把这些可贵的掌故和史料，写成文章，这样较有系统，也可以说得更详尽一点，在《杂志》上发表。当然，这又是为《杂志》拉稿。”几位与会的老作家，包天笑以实际行动响应，旋即给了《杂志》这些顶级的掌故好稿：《我与杂志界》（上下）、《六十年来妆服志》（上中下）、《六十年来饮食志》（上）。《饮食志》特好看，可惜没来得及登完，《杂志》便停刊了。

想三十年前，龚明德关心我，鼓励我编《书鱼重温录》，内收民国杂志里谈藏书的文字八十余篇，其中即有包天笑的《我与杂志界》。

包天笑于《“今年的愿望”特辑》（1945）说：“我每日早晨起身吃粥，两碗白米粥，三碟吃粥菜。粥菜并不名贵，咸菜，酱瓜，偶或有火腿，皮蛋，惟粥则香粳米，熬之极稠。今已两年不啖此粥，而此种糙米，所煮之粥，殊难下咽。我希望今年仍旧吃点香粳米粥。”七旬老翁何所求，一碗香粳米粥而已。包天笑，可亲可爱的老人。

回归正题，包天笑与杂志界。《我与杂志界》分两期刊载，可称它为近代期刊之信史，若果有人撰写中国杂志史，此文诚为宝贵的一手材料。若果再参考包天笑1971年所撰《钏影楼回忆录》里相关的《木刻杂志》《在小说林》《编辑杂志之始》《编辑小说杂志》《〈时报〉怀旧记》诸篇，合而观之则更佳。某些小细节和小数据，还是《我与杂志界》可靠，如“《星期》也是以小说为主体，不过多一点小品文之类，式样是小型的。……一年共出五十期，幸未脱版，已觉大幸”。而《编辑小说杂志》内云“这个《星期》周刊，也只办满了一年，整整五十二期”。又如《编辑小说杂志》里说“《小说画报》初出版时，却也风行一时，照例印三千册，可以销完……出完了一年十二册，以了此局”。实际上《小说画报》自1917年1月至1920年8月共出22册。某年中国书店拍卖会有21册《小说画报》上拍，以二万多元成交。

包天笑亲力亲为主编若干杂志，因此他颇能说出里面的道道，如“《小说大观》是一种季刊，一年出四册，小说杂志的有季刊，此为创始，后来遂有《文学季刊》之类。为了这小说大观四字，我颇与沈芝芳争执一下。我主张用‘今小说’三字，否则老老实实用‘小说季刊’四字。因为那时候，坊间所出的书，都是用大观两字，使人一望而知是‘洋洋乎大观哉’。因此编了许多法律书的，便称之为‘法学大观’。搜集许多笔记而汇刊成编的，称之为‘笔记大观’。更有所谓‘清朝野史大观’，甚而至于还有书画大观，魔术大观等等，大观两字，早已用得滥了。然而他们书贾，是注意在生意眼的，用大观两字，足以表示内容丰富。因为是季刊，要三个月出一册，安得不以丰富示人呢？……他们的生意眼却不差，出版后果然畅销”。

另如“《小说画报》尤其特别，完全是旧式，用有光纸一面印，装订作线装（用五色线作草装法），除短篇小说外，其余的长篇，完全是章回体。何以谓之画报呢？因为每一篇中，都插图画罢了，这近乎从前的所谓绣像小说。不过《小说画报》当时有一个规例，无论长篇短篇，都不许作文言。这在当时无论何种杂志所少见的”，“《小说画报》上写稿的，除自任长短各一篇外，有陈蝶仙（即天虚我生），叶楚伧，姚雏，毕倚虹，周瘦鹃，朱鸳雏，徐卓呆，张毅汉诸君，此皆为我之健将，每编小说杂志，必借重诸君，即《小说大观》亦如是。但有一人，亦为吾《小说画报》的中坚分子，即刘半农君是也，刘半农后为新文学钜子，在《小说画报》时代，则亦写章回小说者”。

再如“我在编辑了《小说大观》《小说画报》以后，曾经编过了一种星期刊，那种星期刊，名字就叫《星期》。……因为编辑杂志，在我算是一种业余工作，我的本业是新闻记者，编那种月刊、季刊，可以从容不迫，正是《论语》所说‘行有余力，则以学文’了。倘然是星期刊，那就七日一来复，迫紧在后面，我恐怕有些吃不消了。……《星期》出版以后，销数在水平线以上（当时上海的杂志，以能销三千份为水准线，不及此数，即将亏本。）但至多亦不过五六千，少则在三千数百份之间，于出版家之理想，未能满足”。

包天笑自嘲：“由《小说大观》，而《小说画报》，而《星期》，体积愈来愈小。友朋谑我，谓‘张公养鸟，越养越小’。”

寒舍所存这三种包氏期刊，均为散册，《小说大观》是无心配齐，《小说画报》是无钱配齐，《星期》全帙近来本有机会一鼓而擒，却因一念之差失之交臂，聊以启功的话“来日无多慎买书”当宽心丸吧。

二〇二〇年二月一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