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 祖父周福清入狱

杭州的深秋，依然青青苍苍。绵绵秋雨，淋得西子湖畔的松柳宛若秋露沐浴过一样，越发显得青绿。只是天空乌云密布，西湖的水也变得浓黑如墨。“波漂菰米沉云黑”，这“沉云黑”三字颇传出此时杭州和西子湖的神韵。

离西子湖不远的地方，就是杭州府。府署朝南，署门大堂威严庄重，富丽堂皇。司狱司在其右边，是西向的，一片阴森气象。入门则又一重铁栅门，推门进去，门内坐着几个禁卒。拐过一个弯，又是一张普通的门，里面一个小院子，上首朝南是狱神祠，再往东边的小门进去，又是一个小院落。门内是一条长天井，南边是墙，北边是一排白木圆柱的栅栏，栅栏内有狭长的廊，廊下并排一列开着些木门，这就是司狱司一间间专门关押官员的牢房。一排有四间，只有西头一间关着人。隔壁住了一个禁卒，负责贴身看管，其余都空着没有人住。走进西头的房间，见四壁都用白木圆柱做成，向南一面，上半长短圆柱相间，留出空隙以通风日，用代窗牖，房屋宽一丈半，高约二丈半，下铺地板，左边三分之二的地面用厚板铺成榻状，很大的一片，以供坐卧之用。对着门口放了一张板桌和椅子，桌上有笔墨纸砚。板台上靠北安置棕棚，上挂蚊帐，旁边放着衣箱。中间板桌对过的地方是几叠书和零用什物。

这里关着的这个人，正垂头坐在榻状的厚板上。他五十七八岁年纪，身材高大魁梧、雄健结实，穿着藏青色绸缎官服，顶戴已被摘去，脑后垂着一根又粗又长的花白辫子。俗话说人有四种脸型：“同”字型、“田”字型、“贯”字型、“日”字型。“同”字型的脸，是富贵的象征，最好；“田”字型是圆脸或横阔的脸，其次；“贯”字型是上大下小的，再次之；“日”字型是狭长的，是命苦的，最差。而这个人是不折不扣的“同”字型脸，显得富贵、威严，但似乎很气恼，就像天气一样沉闷，满脸的“沉云黑”，不住把自己右手大拇指的长指甲放在嘴里，咬得嘎嘎作响，嘴里喃喃地骂道：“昏太后”“呆皇帝”“速死豸”“王八蛋”……

此人便是樟寿的祖父周福清，生于清道光十七年阴历十二月二十七日，按照公历算，该是1838年1月22日，原名致福，后改名福清，字震生，又字介孚，号梅仙。

周福清幼年家贫好学，无资延师，经常到三台门房族书塾中旁听。那时，各房族经济充裕者，各延师设塾以课子弟，讲学时间参差先后，本意就是为使各塾就学子弟可以相互听讲，以宏造就。周福清趁机进修，他天资高，领会快，收获最大。族中人誉之为“收晒晾”，意思是乘便得利。

周福清的姆娘，也就是九老太太，是戴家台门出来的。离周家老台门只有四五家门面，是一排朝南的房子，也是深宅大院。周福清小时候常到那里去玩，他看到戴家表兄弟很阔绰，身带银衣袋，大块的银子放在大袋里，小块的银子放在小袋里，花钱满不在乎，买东西要拣上好的，付钱时从银衣袋里抓一把银子出来，往柜台上一掷，不要人找零。听到人说“少爷真好，真爽气”，就得意地走了。还常常请客饮酒，谁愿去就去。一次，大家喝得差不多了，不知为什么事，一言不合争吵起来，戴家表兄弟随手拿起一只碗扔过来，正好砸在周福清的嘴上，打歪了一颗门牙。从此，除万不得已的应酬以外，周福清再也不喝酒了。戴家台门因为经济上坐吃山空，渐渐地败落下来了。

然而，仍然有万不得已的应酬。周福清二十二岁那年，到跨湖桥环翠楼孙氏岳父家饮酒，与胞叔周以坶比赛酒量，结果酩酊大醉，回家后不省人事，第二天才醒。父亲周以埏哭着说：“我只有你一个儿子，你醉死了，我怎么办？”

周福清听了，后悔了好几个月。一年后，太平军攻进绍兴，周以埏到道墟女婿家避难，两年后回家时病重，临终又嘱咐周福清戒酒。自此，他一生不吸烟，不喝酒，尤其痛恶鸦片，专心致志攻读，参加科举考试。终于在1867年的丁卯科合并浙江乡试中考上第八十六名举人。接着又于次年赴京参加礼部会试，但不幸落第，不过仍考取了方略馆誊录。所谓誊录者，其实是高级缮写人员而已。三年过后，又参加了同治十年（1871）的辛未科会试，取得会试中式第一百九十九名、殿试第三甲第十五名、朝考第一等第四十一名的成绩，被钦点翰林院庶吉士，分发庶常馆深造。这在周家是很荣耀的大事，但在周福清中进士、点翰林的“京报”抵绍，厅堂里黑压压跪了一大群人贺喜时，九老太太却大哭起来，连说“拆家者，拆家者！”此事在绍兴城中广泛流传，老寿先生就常常提起，作为他不进仕途的依据。

按照清政府的制度，庶常馆每三年结业一次，名曰散馆，成绩优秀者，分别授以翰林院编修或检讨，其余分发各部充任主事或委用知县。周福清在庶常馆结业时大约没有取得好成绩，与同事的关系也不融洽。一次，他邀一位王姓同乡到京城有名的饭馆广和居饮酒。这位同乡循城根到前门，又经南大街到骡马市，马匹疲劳，道路泥泞，好不容易才到了广和居。而周福清不等他到，就与其他同乡先饮了。王姓同乡来后，周福清又不解释，只点点头就让人家入席。与同席者略饮一下就开始吃饭，没有抽烟就回家了。周福清饭毕，强请一位同乡坐车回去。这位同乡托词不坐，与王姓同乡一同步行回家。到门口时，对王姓同乡说，介孚境况窘迫，经济不宽裕，所以不让他雇车，但问自己时又不便直讲，只能以他词掩饰。这位王姓同乡，本就对周福清先饮不满，现在又听此言，就认为周福清诡诈，并在日记中记了一笔，予以讥刺。其实，周福清也确实并不富裕，虽然已经做了内阁中书，不仅不能往家里汇钱，还一直要家里为他举债。至今还存有两封他向别人借钱的信。官至内阁中书却又拮据举债，可想周福清与清朝官场风气并不能契合。此公性格确实奇特，又专爱骂人，上至“昏太后”“呆皇帝”，下至本家侄辈，无不痛骂。骂法又颇奇特，很有些绍兴师爷的风骨，常常进行反讽。譬如说有人梦见什么坏人反穿马褂来告别，意思是说挨骂的人，死后变成猪羊，还被害人的债。这还是平常的旧想头，不过是说挨骂的人，后来孤独穷困，老了在那里悔恨。这样骂来骂去，把各方面的关系都搞坏了。1874年离开朝堂，被外放做官，先是放四川荣昌县当知县，他嫌远不去，后改为江西金溪县任知县。

周福清在江西居官清廉，持正不阿，既不贪赃，又不枉法。处理民刑案件务求真情实事，从不颟顸草率。抑且案无留牍，随到随审，随审随结，不任当事人长期拖累。对胥吏衙役，防范周密，驾驭綦严，不容有少许隙漏为其所乘。对上官辄以无欲则刚的态度做应付，不巧言令色，不谄谀迎合，因之为他顶头上司的抚州知府所深恶痛疾。有一次他上府晋谒，不知为了什么事谈得不投机，周福清并没像一般下属那样，对上官的昭示不问青红皂白一律唯唯诺诺地曲承仰体，竟然直率地顶撞起来，弄得抚州知府下不了台，抬出大帽子压他，说：“这是皇上家的事情。”周福清也毫不迟疑地给了一个反诘：“皇上是什么东西，什么叫作皇上？”抚州知府万想不到会得到这样的回答，只好摊出“王牌”，说道：“大不敬！”随即端茶送客，趁此下台。后来周福清横被揭参，这就是主因之一。

周福清对上司常摆出一副神圣不可侵犯的姿态，没有和他接近过的人，不免望而生畏。其实，他却是色严而不厉，词愤而不激。从没听过他正式骂过人，也没看到他拍过台子。他性情是温和的，连他骂人的姿态一向也是温和的，只限于“王八蛋”一句，不像别人的词严色厉，只是从来不笑，也从来不说笑话罢了。知县大老爷是何等威风，一呼百应，气焰万丈。衙署里的事情，无不充满了官腔官派。知县大老爷吃饭时，是由一个神气活现的家丁快步跑到签押房，即知县办公室门口，把门帘高高撩起，大喊一声：“请大老爷吃饭啦！”喊完还得撑着门帘恭而敬之地肃立在那里侍候着。而周福清却还是和平常家居一样，绝不耍什么官架子。他家有一个老姆娘，是他幼年时雇来的女佣，这时也和家眷一起在金溪县任上。周福清乳名“福”，幼小时一般都喊他“福官”，到了金溪县任上，似乎应该改换称呼了。但是老姆娘习惯了，每当吃饭的时候，总跑到签押房，高叫“福官吃饭啦！”稍微迟疑，还要再来一声“毫燥”，就是绍兴话“赶快”的意思。周福清泰然受用，不以为意。但他与内人隔阂很深，给他制造了对母不孝的过节。

顶头上司抚州知府和周福清早有宿嫌，得到周家这种材料哪肯放松，忙托出先前的“大不敬”渗入此刻的“大不孝”，再添油加醋加上了不少“调味品”，就把周福清的前程揭参出去，达成革职处分，因文理尚优，以七品知县的原级休职。自此以后周福清对蒋老太太恶感更深。

回到家里，为重谋复起，就只得卖田捐官。先从陕西赈捐局买了一个比知县高二级的“同知”衔的官。由于光绪皇帝只批了个“著以教职选用”，只得再次买官。这次买的是内阁中书，但也得等候补缺，补缺后还得试俸三年，方得实授。这样，周福清从光绪五年（1879）九月分发到内阁行走，一直候补了九年，才在光绪十四年（1888）阴历四月初十前后，获得一个以抄写为事的从七品小京官。两个侧室薛氏和章氏都已过世，他又纳潘氏为妾，所以不仅不能往家里汇钱，还得不断要家里变卖田产或代他借贷。但是，周福清对自己孙子辈的学习却非常关心。孩子入塾时，一般都是从读《三字经》《百家姓》开始，他却主张开蒙先读《鉴略》，除识字外，还能对中国历史有一个总的概念。还认为读经书没啥用场，不如先看看《西游记》，特别是猪八戒的故事。他还爱讲孙行者败逃，化成破庙，尾巴没法安排，变作一根旗杆，竖在庙后门，立即被敌人识破的故事，以为全是小孩想头，写得很好。读了这些，可以增加孩子们读书的兴趣，把文理弄通，再读别的经书就容易了。这就使樟寿看到了惯常读书人家子弟看不到的中国古典小说。樟寿九岁时，周福清又从京都寄回《诗韵释音》两部。在给儿子周伯宜的信中说，该书“可分与张、櫆两孙逐字认解，审音考义，小学入门（吾乡知音韵者甚少，蒙师授读别字连篇），勉之”。他极想把伯宜、伯升两个儿子和长孙樟寿培养成翰林，在台门口悬一“祖孙父子兄弟叔侄翰林”的匾额，以遂他的平生之愿。

然而，世事坎坷难遂人愿。光绪十五年（1889）周福清从北京写信给儿子周伯宜，询问他参加本科乡试的情况，要求把“场作及题解”详细抄给他。令他遗憾的是，周伯宜落第了。四年后，周福清的姆娘九老太太去世，他只好带着潘姨太和次子伯升回乡奔丧，丁忧在籍。离家多年，一回来就觉得台门已经成了大杂院，周家已每况愈下，周四七等后人一个个成了烟鬼酒徒，只能败家，他着实气恼。而自己呢，补实缺才五年，如今因为母丧丁忧又去职了。这年已五十七岁，丁忧三年下来，已经六十岁，如何补得上缺？更是感到丧气！所以愈益性格急躁好骂人。九老太太“五七”那天，家里人连日操劳疲惫不堪，早晨起得晚些。他一早起来，穿好素服，走到桂花明堂，看见各间房子都还关着门，好像没这一回事，就走到樟寿祖母的房里，勃然大怒，用力敲床，祖母赶快起来。他转身出去，嘴里喃喃地咒骂着“速死豸”什么的，吓得全家老小纷纷起床。祖母一边跑去给孙子穿衣，一边说：“为啥找小孩子出气呢！”男女老幼都对这位祖父心怀不满。

看管罪犯的禁卒，对普通人犯蛮横需索无所不为，但对官犯却驯若绵羊转为罪犯服务。周福清系官犯，虽在缧绁，管理上却较普通人犯来得舒适，可免加镣、铐、铁索之类的刑具。隔壁专门看管他的禁卒邹玉，又是个长厚的老头儿，对周福清更是毕恭毕敬，宛若奴仆。翌日清晨，侍候周福清吃过早饭，他就点头哈腰地小声说道：“老爷，该过堂了。”

周福清微微点点头，说：“知道了。”梳理了一下辫子和衣衫，跟随邹玉出去。别看周福清对上司很傲慢，不苟言笑，但对下属和禁卒之类却一向很客气，常与他们谈天说笑。

出了牢房大门，径直去了署门大堂。门前的一对石狮子，威武地望着周福清。他横扫石狮一眼，比石狮还要威风。知府衙门大堂内外，站着杭州府大大小小近一百五十名衙役和捕快，持杖站列两旁。本应浙江巡抚崧骏亲审，但他有病在身，不能亲临，只得委托杭州知府陈璚代替。陈璚端坐在堂上，头上高顶一块“明镜高悬”的大匾。左边坐着专管刑事的臬司赵舒翘，右边坐着负责民政的藩司刘树堂。衙役持杖肃立案前两侧，礼房端站其后。两旁衙役持杖往地上一戳，齐声高呼“威——武——”。知府扫了周福清一眼，便高举惊堂木猛地往下一砸，啪的一声格外清亮，震得大堂几乎哧哧地响，大声说道：“带人犯！”如果胆小，只这阵势，就会当场吓瘫。

周福清却毫无惧色，不用人推，自己大踏步往前一迈，直挺挺昂首站立于堂前。口里似乎还喃喃骂道：“王八蛋。”

这下子，知府陈璚倒软下来了，命左右：“看座。”

差役搬过一把高座木椅放在周福清身后，周福清毫不客气地坐下了。腰板挺直，两手扶着两膝，朝堂上怒目而视，仿佛他是主审，知府和臬司、藩司倒成了被审。

知府喝道：“开审！”然后宣布：“接旨，犯官周福清的内阁中书职即行革职。犯事经过当从实招来！”

原来，苏州事发之后，御史褚成博就上奏此事。光绪皇帝即行下旨令浙江巡抚崧骏严切根究。崧骏上奏折说明事情缘由，请示将周福清革职归案审讯。光绪业已下旨“丁忧内阁中书周福清著即行革职，查拿到案，严行审办，务得确情，按律定拟具奏”。臬司从后边礼部手中接过周福清当初让陶阿顺交给主考殷如璋的贿考信，问道：“此信可是革员所写？”

藩司补充道：“文人多会写多种字体，如想以对笔迹辩解，当以大刑侍候。”

周福清鼻子哼了一声，道：“此事全系鄙人一时糊涂所致，信件也是鄙人亲笔所写。鄙人乃携仆进京探亲，途经上海，得知本科主考官殷如璋与鄙人是同榜进士，竟起意为子求通关节，并欲为亲友中马、顾、陈、孙、章五姓有子弟应试者嘱托，希图中式，俟主考允诺，再向各亲友告知，择其文理清通诸生列名。由于素知各亲友家道殷实，不患无人承诺，事后必有酬谢之资。于是即由上海雇船开驶，抵达苏州，独自拟写关节一纸，复写洋银一万两空票一纸，然后嘱仆人前往主考官船上投送。”

臬司又问道：“送去的是可兑现的钱庄期票吗？”

周福清忙回答：“吾家境贫寒，无有余钱。那一万元银票，只不过是一纸空票。系余自开，不能兑现。”

臬司拍案道：“谎言。岂有以空票贿人的？”

周福清赶忙解释：“因为那几家家道殷实，事后不愁无人承诺费用。”

知府陈璚也曾任翰林院翰林，在堂上望了望这位腰板挺直的“革员”，心知他是想一人承担事情的全部责任，心中不禁对这位同院翰林涌起一股莫名的同情，犹欲全之，连忙岔开话题，说道：“君宁知法犯法，其中岂有诬枉耶？”

周福清摇摇头，表示并没有冤枉，侃侃而谈，说近年浙闱如某科某人，都是以贿赂主考得以中式，这种事情历历可数。

知府担心他数落的人太多，得罪一大片，后果难收。连忙伸出右手食指，责怪道：“偌这个人莫不是有神经病？如此胡言！”

周福清更犟了，脖子一梗道：“我哪里有什么神经病！不过是效法此辈做法罢了，非独异也。”

一时间，闹得知府顿然目瞪口呆，只得退堂了事。

秋天了，杭州刮起了江南从来没有过的萧瑟秋风，几乎一时间要把所有的树叶吹落。

杭州府狱里，仍然一片阴森气象。西头的房间，厚板铺成的卧榻上，周福清低头坐着，仍然不住把自己右手大拇指的长指甲放在嘴里，咬得嘎嘎作响，嘴里喃喃地骂道：“昏太后”“呆皇帝”“速死豸”“王八蛋”……

禁卒邹玉，这长厚的老头儿，悄悄走进房里，毕恭毕敬地小声说道：“老爷，该秋审了。”

按照清朝法制，凡是判处死刑的囚犯，在“监候”期间，每届秋季，由该省主管刑狱最高的“臬司”举行一次亲审，如有冤抑，得以平反。行之既久，转成一种惯例，只由臬司亲莅大堂，作一“点名”，并不实行亲审。

周福清听说之后，慢慢起身，随禁卒来到大堂。

这时，人已到齐了。死刑囚犯一律站在右面，经臬司按次点名。每点一名，囚犯就由右趋入堂上，跪地应一声“有”，起立转向左方。若是官犯，则只应“有”趋过，不须跪地。

点到周福清了。他信步趋到堂上，臬司对他客气地立起身来，而他却不应“有”，反倒回了一声“王八蛋”。

一时间，大堂上一片惊嘘。臬司深知周福清的性格，倒不生气，挥挥手，由他转向左方。

“秋审”完毕，周福清又回到自己的牢房中，照旧坐在卧榻上若无其事。

第二天一早，禁卒邹玉跑到周福清面前屈一足，手垂地行礼，打了一个千，说：“大老爷恭喜！”

周福清知事不妙，问禁卒：“‘钉封’到了吗？”

禁卒答：“请大老爷升天。”

周福清听了，形色自若地换上公服，靴帽袍套照旧，只帽上无顶饰，改天青褂为元色褂不缀补服，静坐待提。

候了一会儿，没有动静，知道还早。因为在未提出以前，先须会营，通知城守营派兵警戒，发梆三次，叫全体衙役准备，击三次鼓，打三次典，叫全班书吏衙役以及典史、禁卒站堂伺候，然后县官披着大红斗篷，戴上大红风兜升坐大堂举行堂威、排衙以壮声势。经过了这些程序，才提出人犯，验明正身，赐予酒肉，先问有无冤枉，继问有无遗嘱，最后勉励他下世务必做个好人，这才动手插标捆绑。所有的一切，周福清全知道得一清二楚。于是他坐下来先写遗嘱，再给亲友写留别书，见还无动静，又把存在狱里的私人衣物、书籍都开列清单。特别是那一匣《唐宋诗醇》，单挑出来，放在衣服上面。

正在办理这些事情的时候，禁卒匆忙跑进来对他又打了一个千，口中仍喊：“大老爷恭喜！”周福清以为是来提了，不慌不忙站起身，准备出去，禁卒忙把他按住，说：“真的恭喜了。”原来刚才“钉封”的是另一个同音不同字的武职官犯，不是他。

周福清这才知道禁卒弄错了，又从容镇定地脱去了公服，换上便装，坐下来，依旧看他的书——读过不知多少遍的《唐宋诗醇》……

说也怪，萧瑟的秋风骤然停了，周围一片平静。

周福清入狱不久，潘姨太、儿子周伯升和仆人阮标，就到杭州住在狱府旁边的房子里守候。秋决这天，潘姨太和周伯升在家里浑身哆嗦地等消息，阮标到狱府外观望，看押出行刑的官犯是不是自家主人。

好大一阵子，见两个衙役拖着一个吓得半死的武职官犯出来了。阮标倒吸了一口冷气，还静候着。直到三通鼓响，行刑完毕了，依然没见主人，阮标大喜，赶忙飞跑回家告知潘姨太和周伯升。

潘、周二人正哭作一团，见阮标来报喜，即刻不哭了，转哭为笑。

周伯升不顾一切，连忙准备笔墨纸砚，给家里写了封平安信，交阮标速速发走。

周家新台门里正一片恐慌，茶食不进，几乎断炊，又忽听有人大声喊：“周伯宜，有信！”

周家人立即倾巢出动，全来接信。周伯宜颤抖着双手，从信局送信人手中接过了信。

松寿见信封上还是写着：“覆盆桥新台门周伯宜先生启”，只是字迹稚嫩，不像祖父的笔迹。

周伯宜手抖着，从大襟里掏出十二文钱交给送信人。送信人转身走了，他依旧不敢拆信。这一年，时时记挂着“斩监候”的父亲，从夏到秋，怎一个“熬”字了得！苦“熬”，煎“熬”，难“熬”，死“熬”！在热死人的苦夏中，既盼望这苦热的夏天赶快熬过去，又害怕秋天的凉爽降临，亲生父亲遭杀头之难！自己和家人遭惊魂之恐！其中滋味可以想见。

玉田公公捋捋唇上开始花白的八字胡，催促周伯宜拆信，他方才瑟瑟缩缩地拆开看。信函一进眼帘，就不禁咧嘴大笑起来，叫道：“爹爹平安了！”

在场的周家人也如释重负，齐声欢呼：“平安啦！”

接着，周伯宜又大哭起来，呼道：“今年平安，明年又会怎样？这般日子何时熬到头啊？”

周家人又全都垂下了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