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群贤毕至：新政协的筹备和召开

当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积极响应与拥护中共“五一口号”、共同促进召开新政协、建立民主联合政府的电报、通电雪片般地飞到毛泽东的案头，毛泽东也给予了热烈的回应。1948年8月1日，毛泽东复电香港李济深、何香凝、沈钧儒、章伯钧、马叙伦、王绍鏊、陈其尤、彭泽民、李章达、蔡廷锴、谭平山、郭沫若诸先生，并转香港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及无党派民主人士。电文很长，但也可以用一句话概括：来吧，一起参加新政协！

南雁北归万里程

在中共中央发布“五一口号”时，大多数民主人士还在南方：宋庆龄、张澜等居住在上海，众多民主人士则避难在香港。毛泽东复电的当日，周恩来就亲自安排部署迎接民主人士北上。从1948年9月起，民主党派、无党派民主人士和文化艺术界代表性人士主要分四批从香港乘船北上。

安排民主人士北上是一项艰巨的任务，需要精心的布置安排。李济深是各方瞩目的人物。在国民党军事失败已成定局的情况下，一些人对李挑拨说：你不能去解放区，到那里你就身不由己。一些人想利用他的声望和影响谋划“划江而治”，白崇禧曾写信给李济深，让一位国民党大员赶到香港请李济深回武汉“主持大计”。特别是在发现不少民主人士已不再露面后，国民党特务也加紧了监控。情况错综复杂，李济深要想离开香港，确实困难重重。为此，何香凝在一次聚会后对李济深说：“任公，你还是早走的好，一则是形势的需要，二则为了任公你自身的安全。”为迷惑外界，李济深先参加一个午宴，由何香凝等作陪。宴毕，他与朱蕴山等带着酒肴，坐上交通员掌舵的游艇，装作去海上游览，在水面上游弋。入夜以后，神不知鬼不觉地登上“阿尔丹”号，并于次日凌晨安全出港。夏衍后来回忆，当时他们十分紧张地“在一家旅馆守着一部电话机听消息，直到听到‘船开了，货放在大副房间里，英姑娘没有来送行’这个谜语一般的电话，才松了一口气”。1949年1月1日，有记者就蒋介石发表《元旦文告》去采访李济深，才发现人去楼空。

经过十多个昼夜的艰难航行，1949年1月7日李济深抵达大连，被安排在大连最高级的饭店。当天中午，李富春、张闻天等以中共中央名义在关东酒楼设宴为李济深等接风洗尘。因为当时天气很冷，周恩来还安排送去了皮帽、皮靴、貉绒大衣等御寒用品。李济深等颇受感动，连声称道：“恩来先生想得真周到，吃、穿、住、行都给我们安排好了，名副其实雪中送炭！”

据中共广东省委党史研究室核查档案统计：从1948年9月至1949年9月，接送民主人士和文化精英北上的工作大大小小进行了20多次，共接送1000多人，其中民主人士350多人。

北上途中，民主人士豪情满怀，逸兴横飞，柳亚子途中赋诗：“六十三龄万里程，前途真喜向光明。乘风破浪平生意，席卷南溟下北溟。”郭沫若在船上更是办起了《波浪壁报》，刊载胜利消息，并赋诗云：“人海翻身日，宏涛天际来。才欣克辽沈，又听下徐淮。指顾中原定，绸缪新政开。我今真解放，自愧乏人才。”

折戟沉沙铁未销

在民主建国的进程中，有很多民主人士为了新中国的诞生献出了宝贵的生命，倒在了新政协召开的前夕。

“五一口号”发布后，冯玉祥将军于1948年7月30日、31日先后发表《告别留美侨胞书》和《告别美国人士书》，携全家登上苏联“胜利号”邮轮，准备经苏联转道回国。船行一月，在黑海航行途中，突然失火，由于抢救不及，冯玉祥于1948年9月1日不幸遇难，牺牲在新中国成立的前夕，终年66岁。毛泽东、朱德专电冯玉祥将军的家属表示痛悼，称誉冯将军“置身民主，功在国家”。

杨杰将军，民革中央执委、民联中常委，参加过同盟会和辛亥革命，因不满蒋介石专制独裁，成为一位反蒋斗士。1949年9月，杨杰由昆明到香港，准备赴北平出席新政协会议，不料军统头子毛人凤从杨杰家中抄出的日记及往来信件中掌握了杨杰在香港的住处。9月19日晚，国民党特务偷偷来到杨杰住处，谎称有要信面呈，杨杰毫无戒心地取过信，坐在藤椅上拆阅，特务突然拔出手枪对准杨杰胸部就是一枪，紧接着又对其头部补了一枪，一位杰出的民主战士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献出了宝贵的生命。

黄竞武，民建上海“临工委”常务干事，黄炎培次子。新中国成立前，黄竞武在上海忙于搜集国民党政府“四行两局”（中央银行、中国银行、交通银行、中国农民银行，中央信托局、邮政储金汇业局）有关组织、业务和人事方面的资料，监视国民党把中央银行库存黄金、白银、美钞、英镑偷运台湾的活动，发动上海各界制止金银外运，并和银行职工联合发动罢工拒运。1949年5月12日，一个陌生人来到了黄竞武位于外滩的中央银行办公室，说中央银行行长要召见黄竞武，把他骗到楼下，随后黄竞武被押送到秘密机关拘禁起来。原来，那个陌生人是保密局特务。面对敌人的严刑逼供，黄竞武始终严守秘密，坚贞不屈。5月18日深夜，被国民党残忍杀害。

英才汇聚在北平

新政协筹备在即，还有几位德高望重的民主人士由于各种原因尚未到达北平，中国共产党或解救他们于危困之时，或发出诚挚邀请。

张澜，著名的民主革命家，中国民主同盟的杰出领导人和创始人，一生经历晚清、中华民国、北洋政府、蒋介石政府、中华人民共和国等多个政权，当他接触并了解了中国共产党，犹如在黑暗中看到了民族的曙光，从此与中国共产党坚定地站在一起。1949年5月初，在上海的张澜、罗隆基突然被国民党特务拘禁起来，准备逃往台湾的蒋介石给特务头子毛人凤下了一道密令：像张澜这样的民主人士，要随国民党一同前往台湾。凡是拒绝去台湾的，一律就地处决。远在北平的毛泽东和周恩来高度关注张澜的安危，毛泽东当即作出指示：“张澜是民盟的领袖、新政治协商会议的代表，告诉上海的同志们，一定保证他们的安全。”周恩来亲自布置方案，组织上海地下党全力营救，历经曲折艰险，终于在人民解放军进攻上海的同一天夜里，将张澜安全营救出来。当得知中共营救自己的经过后，张澜对一同脱离险境的罗隆基感慨地说：“努生（罗隆基字），看见没有，恩同再造啊！”随即，毛泽东欣然命笔，邀请张澜来北平共谋开国大计。6月24日，张澜、罗隆基在上海脱险后乘火车抵达北平，火车刚在前门车站停下，周恩来、朱德等就出现在车厢门前。周恩来紧紧握住张澜的手，深情地说：“表老，你为我们担了风险，吃苦了！”张澜感动地说：“我也感谢你们对我的营救。”朱德是张澜昔日在四川办学的学生，40多年后见到老师，当即行军礼表示崇高敬意。

宋庆龄，孙中山先生夫人，中国共产党的亲密朋友。1949年新年刚过，毛泽东、周恩来联名致电宋庆龄诚邀其北上，但宋庆龄因病不能成行。新政协筹备会召开前夕，6月19日，毛泽东再次亲笔致函宋庆龄：

庆龄先生：

重庆违教，忽近四年。仰望之诚，与日俱积。兹者全国革命胜利在即，建设大计，亟待商筹，特派邓颖超同志趋前致候，专诚欢迎先生北上。敬希命驾莅平，以便就近请教，至祈勿却为盼！专此。

敬颂

大安！

毛泽东

21日，当邓颖超带着毛泽东的亲笔信即将出发时，周恩来沉吟一番，也给宋庆龄写了一封信，交夫人邓颖超一并捎上。面对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周恩来的无限诚意，8月26日，宋庆龄由邓颖超、廖梦醒陪同，乘专列2252次离沪北上。28日安抵北平，毛泽东、周恩来、林伯渠、董必武及李济深、何香凝等亲自到车站迎接。

毛泽东还十分重视团结海外华侨的力量。1949年1月20日，毛泽东致电南洋侨领陈嘉庚：“中国人民解放斗争日益接近全国胜利，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建立民主联合政府，团结全国人民及海外侨胞力量，完成中国人民独立解放事业。为此亟待各民主党派及各界领袖共同商讨。先生南侨硕望，众望所归，谨请命驾北来，参加会议。”同时致电大洋彼岸的致公党元老、美洲华侨领袖司徒美堂：“至盼先生摒挡公务早日回国，莅临解放区参加会议。”陈嘉庚、司徒美堂这两位在海外享有声望的华侨领袖，接电后都铭感毛泽东的盛意，毅然归国赴会。

包罗万象的天书

渡江战役后，中国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国民党政府在政治上彻底破了产，召开一个没有国民党反动派参加的新的政治协商会议，条件已经具备。1949年6月15日，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召开，筹备会一项重要的工作就是确定参加新政协的代表名单。

这是一件极为复杂繁重的工作。

筹备会期间，有不少其他党派团体要求参加政协，如孙文主义革命同盟、民社党革新派、中国少年劳动党、光复会、中国农民党、中国民治党、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人民民主自由联盟、民主进步党、中国人民自由党等，其中不乏来历不明的冒充者。这些党派团体，有些在解放战争期间对革命做过一些有益的工作；有些并无民主运动的历史和实际表现；有些则是极少数反动分子或政治投机分子临时拼凑起来，组织严重不纯，成分复杂。

筹备会经过调查，本着包括一切参加奋斗方面的广泛性和坚持不能有反动分子参加的原则，作了实事求是的研究。对于不符合参加新政协标准的组织，不考虑他们参加政协，要求他们宣告解散结束组织，但邀请他们当中有民主运动历史，又有一定代表性的民主分子以个人身份参加政协或在工作上给予适当安排。如：孙文主义革命同盟性质与民革相近，主张联共反蒋，但组织不纯，成分复杂，于1949年8月在上海宣告解散，其成员大都转入民革，领导人许闻天、邓昊明以个人身份参加新政协。民社党革新派成分复杂，其领导人沙彦楷、汪世民以个人身份加入新政协，并在会议期间宣布民社党革新派已完成自己的历史任务，自动解散，部分成员加入民盟。国民党CC分子操控的中国民治党，以及为国民党所利用的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人民民主自由联盟、民主进步党、中国人民自由党等“政党”，因其并未参加民主运动，有的还属反动组织，被要求解散。

经过三个多月的反复沟通、统一思想，9月20日，参加新政协的单位及代表名单终于尘埃落定。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共有45个单位，正式代表585人，候补代表77人，总共662人。其中，中共、民革、民盟三个党派的正式名额均为16人，候补代表2人。沈钧儒亲眼目睹了共产党不以大党自居，在代表名额分配上和民革、民盟人数相等的创举，感慨万千：“这确是有史以来第一次遇见的民主政府，民主精神。”

筹备新政协

协商是什么？就是经过充分讨论、交流，把分歧达成一致意见的过程。而新政协会上对建立新中国、成立新政府的各项事宜的讨论交流，就是一场生动的协商过程。

筹备召开新政协，是一项极为复杂的工程，除确定参加新政协会议的单位名单和代表，更主要的是起草共同纲领、拟定国旗国歌国徽等。为此，筹备会设立了6个小组：第一小组，主要拟定参加新政协会议的单位名单及代表人数，组长李维汉，副组长章伯钧；第二小组，起草新政协会议组织条例，组长谭平山，副组长周新民；第三小组，起草共同纲领，组长周恩来，副组长许德珩；第四小组，拟订中华人民民主共和国政府方案，组长董必武，副组长黄炎培；第五小组，起草宣言，组长郭沫若，副组长陈绍先；第六小组，拟订国旗、国徽和国歌方案，组长马叙伦，副组长叶剑英。

三个多月里，各小组紧张有序地展开工作，通过协商座谈、意见征求、研讨磋商，负责的事项基本落实，但是也有一些事情并未达成最终的一致，需要留给政协会议协商解决，比如第六组的国旗、国歌方案的最终确定。

于是，生动的协商讨论在第一届政协会议上得到延续。

经过三个多月的充分准备，1949年9月21日，肩负着建国使命的时代盛会——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在中南海怀仁堂开幕。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决议，成立大会国旗、国歌、国徽、国都、纪念方案审查委员会，委任马叙伦召集55名委员集中讨论。9月25日晚，毛泽东、周恩来在中南海丰泽园召开座谈会，听取关于国歌、国旗等问题的意见。

关于国歌，马叙伦建议用《义勇军进行曲》暂代，但有人提议修改歌词。周恩来插话：“法国用马赛曲作国歌，‘把敌人的血浇灌我们的田’是旧歌词，也没有改。我们要嘛就用旧歌词，这样才能激励感情，修改了唱起来就不会有那种感情。”毛泽东接着说：“我国人民经过艰苦斗争，全国快解放了，但是，中国还受帝国主义包围，还不能忘记帝国主义对我们的压迫，我们要争取中国的完全独立解放，还要进行艰苦卓绝的斗争，所以，还是保持原有歌词为好。”在充分协商的基础上，《义勇军进行曲》作为代国歌被确定下来。

关于国旗有四种主要意见：一是镰刀锤头交叉并加五角星，但有模仿苏联之感；二是麦穗齿轮并加五角星，图案复杂，不适合做国旗图案；三是两色或三色横条组成旗面，左上或中央置放镰刀锤头或麦穗齿轮或五角星。横条象征长江、黄河和珠江，镰刀锤头象征工农等各阶级联合，但图案也较复杂，且有与美国、苏联国旗混杂之感；四是旗面三分之二为红色，三分之一为白、蓝、黄各色，加以红色或黄色的五角星。但也有缺点，……讨论时，大家比较倾向于复字32号五星红旗方案，这是一位名叫陈联松的普通职工设计的。大五角星代表中国共产党，小星代表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四个阶级。可是，大家认为四个阶级的提法不妥，争论较为激烈。讨论中，毛泽东就放大了的五星红旗图案说：“大家都说这个方案好，中国革命胜利就是在共产党领导下以工、农为基础，团结了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共同奋斗取得的，这是中国革命的历史事实。今后还要共同努力进行社会主义建设，我看这个图案反映了中国革命的实际，表现了我们革命人民大团结。现在要团结，将来也要团结，我看这个图案是较好的国旗图案。”一直关心国旗方案的华侨代表陈嘉庚接着说：“我从东北回来，我很关心国旗问题，我完全同意毛主席讲的复字32号国旗方案。”著名建筑学家梁思成也表示赞同：“我觉得32号图案很好，多星代表人民大团结，红代表革命，表示革命人民大团结。”其他人也相继发言，五星红旗的方案最终得到通过。

关于国徽，鉴于大家对当时所涉及的国徽图案均不满意，毛泽东建议：国徽是否可以慢一点决定，原小组继续设计，等将来交给政府决定。

关于纪年，大多数人赞同公元纪年。但有人说：我们采用公元纪年，老百姓也可能同时采用其他纪年。毛泽东说：“老百姓要用其他纪年我们也没办法，我们不能制定法律去处罚他们。过去用中华民国，老百姓用甲子年，他们还是用了。但是，我们政府要有个决定：采用哪个年号。”黄炎培接着说：“有人说采用公元纪年是以耶稣诞生之年为纪元，是基督教国家的年号，据我们调查了解，其实许多非信仰基督教的国家也采用公元纪年，现在公元纪年已成为国际习惯通用的年号。少数国家采用本国纪元，但在行文写到本国纪年时，常常还要加注公元多少年，很麻烦。”毛泽东风趣地接话：“就是，耶稣也不坏嘛，耶稣和今天某些国家借推行基督教进行帝国主义侵略不一样！”于是，公元纪年得以确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