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共商国是：政治协商基本形式的确立

新中国成立初期，一些重大决策都是中共中央事先同民主党派、无党派民主人士协商探讨而后确定的。遇到国家的大政方针和人民生活中的重大问题，中国共产党都会同各民主党派、无党派民主人士在一起充分发表各种意见和建议，认真、平等地协商讨论，呈现出团结、祥和、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

三种协商形式

国家大事商量着办，是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共产党人的重要治理策略。自一届政协会议召开以来，中国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无党派民主人士的政治协商逐渐成为制度，这一时期主要有三种形式：

——通过人民政协全国委员会和常委会进行协商。新政协会后，成立了政协全国委员会和常委会。根据《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组织法》规定，中国共产党和中央人民政府对一切有关国家大政方针和统一战线的重大问题，需要同各民主党派及各界代表人士协商时，即提到政协全国委员会或其常务委员会来进行协商。经过协商，取得一致，再由中央人民政府讨论，制定成法律、法令，公布实施。政协全国委员会或其常务委员会对某一或某些重大问题需要向中央人民政府提出建议时，也可以提出建议案送请政府研究，采纳实行。自1949年10月至1954年12月，政协全国委员会共召开4次会议，常委会共召开64次会议，协商的重大方针政策主要有：关于政府的一些重大决议，如《关于抗美援朝工作的决议》等；关于国家财政经济问题，如1951年财政总方针、成立全国工商联；关于一系列法律、法令、法规的协商，如《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等；国家政权建设中有关问题的协商，如《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法院暂行组织条例》等。

——协商会。根据需要，中国共产党不定期地就重大决策及国家大事、国内外形势、党派关系等问题和各民主党派领导人、无党派民主人士举行协商会、座谈会。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进行土地改革、抗美援朝、镇压反革命、知识分子思想改造和“三反”“五反”运动。这一时期协商会的内容，也主要围绕五大运动来展开。如：1950年6月，中共中央负责同志分别邀请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代表人士就土地改革的各种问题进行协商座谈；1950年6月朝鲜战争爆发后，中国共产党委托周恩来、李维汉就出兵朝鲜问题先后三次邀请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的代表人物进行协商，征求意见；1951年初，在镇压反革命运动开始时有些人思想震动比较大，中国共产党通过各种形式同各民主党派、无党派民主人士及各界代表进行协商，帮助他们了解肃反政策，消除疑虑。

——双周座谈会。双周座谈会是中国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无党派民主人士及各人民团体经常交换意见、沟通思想的一种形式。双周座谈会最初是由民革、民盟和民进发起，经参加人民政协的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同意，以党派、团体为单位推派代表参加。每个单位的代表人数由各参加单位协商决定，但每一单位至多不超过5人，还可以更换。双周座谈会的主席，由在京的各民主党派及无党派民主人士依政协单位的次序轮值，每次座谈会由轮值主席召集，会前准备工作委托人民政协全国委员会秘书处代办。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双周座谈会的内容，主要有四项：一是围绕着国家各项中心工作，如抗美援朝、土地改革、镇压反革命、“三反”“五反”等听取报告，座谈讨论，提高认识；二是协商有关单位提出的问题和由政协全国委员会提出的问题；三是学习毛泽东思想，学习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四是针对统一战线工作的情况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

中国共产党与民主党派、无党派民主人士通过上述三种形式实行的政治协商，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之间平等相待、互相尊重、坦白真诚的合作共识关系，成为我国民主制度的一大特点和优势：

——科学决策、凝聚共识。新政权面临的第一次重大决策就是抗美援朝。在是否出兵抗美援朝的问题上，中共中央曾多次在党内讨论，又及时同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进行认真的协商，征求他们的意见。1950年10月20日，毛泽东召集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负责人商讨是否派出志愿军援助朝鲜问题，经过慎重考虑，大家表示拥护毛主席出兵抗美援朝的决定。周恩来、李维汉还在此期间，三次与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进行协商座谈，征求意见。经过协商，各民主党派很快达成了出兵援朝的共识。达成共识之后，民主党派先后开展了广泛的抗美援朝教育活动，调动鼓舞各自所联系的阶级、阶层和全国人民的爱国主义热情；积极捐款捐物，实践爱国公约；参战出力、赴朝慰问等，为取得抗美援朝的胜利作出了重要贡献。

——统一思想、凝聚人心。“镇反”运动开始，在一些民主党派中出现了疑虑和议论：有人表示“摸不清底”，小心静观，缄默其言；有的人担心“镇反”会引起社会的“震动与恐慌”；有的人主张对反革命分子要“宽大为怀，以‘仁’服之”。为取得民主党派成员对“镇反”运动的理解和支持，毛泽东多次电示各地党政领导，要特别注意政策，以免“为反革命所利用，为民主人士所不满，为人民所不同意”。按照毛泽东主张，坚决纠正“镇反”中的关门主义和神秘主义倾向，让民主党派与闻其事、参与其事。毛泽东经常将各地有关“镇反”的报告送给张澜、黄炎培、史良、沈钧儒等民主党派主要负责人，供他们参阅并了解情况。毛泽东曾给黄炎培送去广东、广西两省的情况报告，并附言“不杀匪首和惯匪，则匪剿不净，且越剿匪越多。不杀恶霸，则农会不能组成，农民不敢分田。不杀重要特务，则破坏暗杀层出不穷”。1951年3月，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在镇压反革命中处理涉及民主党派民主人士爱国分子问题的指示》，规定对于在新中国成立前就已开始反蒋斗争与中共合作的民主人士，和真正起义的军官，在“镇反”中予以特殊的照顾和宽大处理。通过大量的工作，各民主党派都表示坚决拥护《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反革命条例》，先后发出了积极参加镇压反革命运动、清理组织中暗藏的反革命分子的指示。

——献计出力、支持决策。1951年2月28日，在“三反”运动中，黄炎培给毛泽东的一封信中说：机关人员的贪污行为往往与工商界有关，当查诘商店时，又发现不少漏税、行贿、送回扣等问题，此种风气在北京根深蒂固，如不扑灭，难以整饬各机关风纪。黄炎培建议在工商界开展“消灭行贿、消灭回扣”的斗争。根据这种情况，1952年初，经毛泽东提议，中共中央又决定在大中城市发动反对资产阶级行贿、偷税漏税、盗骗国家财产、偷工减料、盗窃国家经济情报的“五反”运动。运动中，各民主党派还参与了许多重大问题的协商。1952年1月5日，政协常委会举行第34次会议，专门讨论各民主党派参加“三反”运动的问题。当月，毛泽东看到华北局上报的关于刘青山、张子善问题的处理意见和有关材料后，即请民主党派领导人传阅并听取他们对量刑的意见。2月，高等法院院长沈钧儒主持了公审大会，判决刘、张二犯死刑。3月，中央统战部召开座谈会，商定草拟《关于各民主党派贪污分子统一处理办法》，与会人士发表了很好的意见。各民主党派参与这些问题的协商，对“三反”“五反”运动的顺利开展起了积极作用。

协商背后的殷殷关怀

老一辈中共领导人能够与各民主党派领导人真诚协商、民主协商，很重要的一个基础就是双方彼此的信任。这种信任，形成于血雨腥风的追求民主和解放的反蒋反独裁斗争中，巩固在和平年代执政的中国共产党对民主党派的关心关照下，共同经历和殷殷关怀共同构建了协商中的真诚底色。

新中国成立后，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对李济深的生活非常关心，为他的工作和生活做了周到的安排，配备了负责文字、警卫和行政事务的秘书，以及医生、厨师、司机、警卫等公务员，给予悉心照顾。国家公务员实行工资制后，李济深定为国家一级干部，每月领取工资500多元。李济深看到中共的广大干部和解放军各级干部执行的是供给制，生活艰苦，常常感到不安。1954年1月6日，他特别致函毛泽东，建议将广大中共干部和解放军的各级干部一律改为工资制，他说，“多年以来，济深寝食不安耿耿在念者，以济深无功无能，竟蒙党、政府给以超等的照顾及待遇”，而“为着中国人民解放事业牺牲流血、挨饿受冻的共产党员及人民解放军的各级干部至今国家仍给以供给制待遇，使他们衣食不好、家人受苦”，“因此，济深不得不冒昧请求钧鉴加以考虑，提出商讨，早日将供给制待遇的人员一律改为薪给制”。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对李济深的建议十分重视，经过周密考虑和计算，终于在次年采取切实步骤，全面实行工资制。

新中国成立后，张澜不顾自己已是古稀之年，仍然以极大的热情投身到新中国的各项事务中，得到了毛泽东等中央领导的尊敬，受到了特别的关怀。1952年夏季的一天，张澜一家人刚入座准备吃午饭，来人报告说毛泽东派人给张澜送来了菜肴，端上桌一看，鲜嫩的绿色蔬菜还冒着热气。毛泽东对于张澜的身体健康非常关心，当他得知张澜吃东西不多时，劝张澜经常换换口味，多吃些有营养的东西，还专门给张澜安排了一个好厨师。夏天开会时，毛泽东知道张澜怕吹风，每次都不开风扇。张澜对此很过意不去，毛泽东却说：“敬老是中国人民的优良传统，表老就不要客气了。”朱德是张澜的学生，对张澜关怀备至。朱德外出视察回京后通常要去看望张澜，并把视察时看到的新气象、了解到的新问题讲给张澜听。张澜由于年纪较大，身体多病，时常住院，每次朱德总是第一个来探望，在朱德的关心下，张澜的病体很快恢复。

共产党人能以豁达宽广的胸怀，团结四海人才，真心实意地和全社会不同阶层各路英才紧密合作，夯实多党合作的现实基础，迎来了多党合作的快速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