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8章 试论昌耀诗歌中的“时间意识”——从昌耀散文诗《时间客店》谈起

程波

原载《诗探索》2000年第3—4辑。

一

昌耀的散文诗作《时间客店》[1]像是在通向其诗歌艺术和精神那条幽暗隧道中突然出现的灯火，让我感到惊喜。在未读到这首诗之前，以“时间意识”来作为昌耀诗歌的一个重要特质以及探讨昌耀精神的一个切入点，对我来说，还是件没有多大把握的事情。体会到诗人对“时间”的关注却无法较为清晰地表达出来，我时常感到自己与诗人“智力”上的差距。《时间客店》的出现提供了这样一个契机：给我以往的阅读经验找到相应的根据，并通过对一首诗的解读谋求对诗人整体精神理解的深化。

首先应该指出的是，“时间意识”，在本文没有结束之前，只是一个预设的前提，主要包括以下两层意思：第一，昌耀诗歌对“时间”有着较为普遍的关注和思考；第二，这种关注和思考的具体意蕴不是偶然的、孤立的、散乱的，而是已经上升成了有着统一内涵的“意识”了。当然，“时间意识”不能涵盖昌耀诗歌的所有层面，本文所要做的是勾勒出“时间意识”的发展脉络和意义层次，以求从“时间”的窄门中看见更多的风景。

二

《时间客店》是迄今为止昌耀发表过的作品中唯一一首以“时间”命名的诗作，与之对应的是，他的诸多未以“时间”命名的作品中都有关于“时间”的诗句，有的甚至是直接的探讨。这极易使人不由自主地把《时间客店》看作诗人对“时间”进行长时间思考后的一次集中表达。直接以抽象的“时间”作为抒写的对象，诗人需要具有相当的精神能量和思想深度。在一般人看来，抒写出“时间”的诗意极有可能是一件吃力不讨好的事，因为哲性思维中“时间”的抽象性与诗性思维所习惯的感性直觉之间有着较大的差异，人们或许更愿意通过“时间性的事物”（如季节、生命、历史、时钟等）这一中介来承载、呈现出“时间”的诗意。而这首诗以现在的面目出现，从某种程度上正反映出昌耀对自己诗意理性（诗性与哲性的结合）的自信，如果说这种自信并未彰显到诗人自觉意识中的话，那么它至少是在潜意识中已经呈现着的了。熟悉昌耀诗歌的人都能感觉到，在其诗歌动态发展中，就思维（诗歌的心理因素）本身而言，智性和哲性因素是逐步增长，并与情感因素趋于完美融合的。可以这么说，正因为昌耀主体具有了这种卓越素质，“时间意识”方才有了形成和发展的内在动力。这首诗以“客店”作为场景，也不是偶然的，其象征性的意味在于：客店是“旅途”中的暂歇之所，它不同于居室，而是公共性的、带有异己因素的场所，同时客店是经历过的一段行程和将开始的另一段行程的界限和交汇点，与时间上的“当下”有着对应的性质。

《时间客店》的叙述成分较多，就其意义结构的类型而言，既可把它看作一则哲理性寓言，也可把它看作对一个超现实梦境的复述：“我”手捧“形如壁挂编织物似的物件”“时间”（用纺织物作为时间的一种喻象，是古人所熟知的修辞之一，汉语中至今仍保留着“日月如梭”之类的痕迹）来到一家客店，经过一路颠簸，“时间”残破了，为回答一个女人“时间开始了吗？”的询问，我开始修补它，人们跟着以这一询问催促我，却不援之以手，甚至连提供“时间”代用品的修补材料也不愿意，以致最后一切都无法挽回。“我”痛心疾首，为错过了修复“时间”的机会，也为“人的弱点”。诗在“故事”后面有着象征意义，这很明显，但其象征意义到底何在却不明朗，我们不妨从“我”与“时间”以及“我”与“人众”这两条线索来解读。

当“我”进入客店时，双手平托着“时间”，以至腾不出手来，只能“用脚背勾过来一把椅子”坐下，这一描述让“我”的形象迥异于一般的食客，突显出很强的动作性和造型感，甚至还带有一种仪式的意味：“我”是“以受命自负”的（时间的护送者），诗人自己解释道。而“时间”在这一形象中是处于中心地位的，“我”对自己责任的担负正表明其在“我”心目中的重要性。还不止于此，“我”之所以把手中的“物件”认作“时间”，并不是通过认识或判断，而是“凭着直觉”。这一方面表明可能是“我”不愿意翻弄它，出于敬畏；另一方面也暗示了“时间”本身的神秘性，人难以用理性去认识，只能借助于直觉。“我”与“时间”最初是被对神秘感和崇高感的敬畏与维护联系在一起的。而当我“检视已被我摊放在膝头”的“时间”时，因其凌乱和破缺，我“深感惋惜”。昌耀在诗中让“时间”在第一次推动之后即是破损的了，“时间”先验的不完整性在崇高和神秘的面纱揭开以后显露了出来，这并不是“我”的过错，“我”却为此负疚。重获时间的完整和崇高成了“我”的目标，“我将修复，只是得请稍候片刻”。然而，与“我”这种平静和信心十足的语气相反，实际的情况是“我”将花一段时间（哪怕是“片刻”）来修复时间。修复要在时间中进行，无论其如何迅速，时间必会出现新的裂痕。这是一个悖论，无异于剜肉补疮，终不可至通体完美。“我”似乎也感觉到了修复时间之不可能性，因为在进行技术性的“织补或梳理”的同时，“我已本能地意识到我将要失去其中所有最可珍贵的象征性意蕴”。此时，负疚和惋惜中已出现了表层的无奈和深层的焦灼了。即使如此，“我”还是存留着修补的一线希望，比如，“我”曾要求客店老板的帮助。只是在面对他人表面焦灼下的冷漠，以及内心深处的焦灼时，“我”终于愤怒了，并随着“我终究未能、也无能”补充时间（哪怕只是采用代用品），愤怒很快变成了痛心与孤独了。“我”主观情绪的剧烈变化（敬畏、惋惜、焦灼、愤怒、痛心与孤独），把“我”和“时间”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表征着“我”触及和认识“时间”上步步深化的过程。

从另一条线索来看这首诗，“我与人众”的关系可以作为“我与时间”关系的佐证，也可以展示“时间意识”的内涵。“人众”在诗中主要有两种：一是那个提问的女人，一是包括“伙计”“食客”“客店老板”在内的人群。那个女人出现的场景很有意思：她向我走过来，环顾四周，然后俯身轻声询问。这类似于两个陌生人为了某件重要机密而进行的“接头”，而那句“时间开始了吗？”类似于“暗号”，因为有了这种心有灵犀的默契，“我好像本能地理解了她的身份及这种问话的诗意”。她的身份是什么？不论她是谁，她首先是问题的提出者和等待回答者。那句问话的诗意又何在？在于让“我”所携带的“秘密”在私人谈话间被揭穿（以一种“我”愿意的方式），在于提问本身对“我”的身份（时间护送者）和“时间”的性质（不是“有或没有”，而是“开始”与否）的触及。“我”对这个女人是尊重和重视的，事实上，已把“她”看作“我修复时间”这一工作的意义的来源和归宿。而当“店堂伙伴、老板与食客”围拢过来，“学着那位妇女的口吻齐声问我‘时间——开始了吗？’”的时候，“我”便被从私人谈话空间拖入了公共话语空间，暴露在众目睽睽之下了。实际上，“我”是希望这些人能像自己一样切实感到“时间不可修复”的压迫，自己也可以进入一种集体的关怀中，共同解决面临的难题。可惜这些人对“时间”的焦灼与关心是不同于“我”的，他们只希望有一个人在他们之外，在丝毫不触及他们自身利益的情况下，为他们平复这种焦灼。从某种程度上说，“他们”只是“群氓”，“我”的愤怒正因此而起。“我”成了人群（人类？）最前端、最边缘承担无法解决之困境的人，“我”所感到的压迫一方面来自“修复时间之不可能”，另一方面来自发觉了“我”身后的那群人实际上是异己。而真正参悟了这一点，“我流泪了。如此孤独”。诗歌的两条线索在此交织成了一体。

然而诗并未止于此处，“我”与“时间”以及“我”与“人众”的关系在诗的最后一节有了共同的延续。诗接下去写道：“我发现等候我作答的那位女子已不知在何时辰悄然离去，这意味着机会的全盘失却。”“她”提出了问题，让“我”在痛苦的寻找过程中有了各种情绪交织与转变的心路历程，并在意识到其不可能的情况下还尽力为之，然而到后来，提问者却不见了，“我”一切的努力随之没有了意义。这是一种难以言说的无望的痛苦。从荒诞的结局回溯，“她”的出现好像就是为了让“我”陷入抗争宿命之路似的，而“她”的消失让“我”成了自己的提问者，成了永远不可能寻到答案的等待者（“她的身份”此刻真正明朗了，是“我”内心那种本体焦虑的外化）。“机会不存，时间何为？或者，时间未置，机会何喻？”这是一个在任何环节上都无懈可击的锁链，牢牢把“我”锁在命运的深渊里，永远都无法解脱。当“我”从此前噩梦似的经历中猛醒过来后，诗人反而得出了这样的结论：“时间何异？机会何异？过客何异？客店何异？沉沦与得救又何异？从一扇门走进另一扇门，忽忽然而已。”似乎，只有这样的“醒悟”才能使人跳出宿命之链，只有以这种洞彻一切的反讽态度看待不可抗拒的宿命，才能获得解脱。不过，事实上我们可以感觉到，前一串反问触及的是深入“我”骨髓的东西，而后一串反问多少都有一点言不由衷。我们很难说这种彻悟完全不带有诗人真实的想法，只是追求诗性张力（矛盾/戏剧化）的“故意”姿态，但我们至少可以说，这不是全部，因为在诗的结尾，诗人说：“但是，真实的泪水还停留在我的嘴角。”昌耀的精神世界里交织着坚持与宿命抗争和彻底解脱（放弃？）出来这两种力量，或许前者更居于主导地位，因为我们可以感觉到，对昌耀来说，内心真实的痛苦是最为根本的。

还有一点应该指出，诗的开头和结尾的结构安排，也是意味深长的。诗起首以“比预定的时间来得早了一些”一句开始，紧接着便否定了这一判断——“其实，谁人说得准呢。”在结尾处，“我”刚刚在“客店”中痛心疾首，接下去，作为诗意背景的“客店”便消失了，而“我”也因彻悟不再痛苦了。这种明显的解构和反讽，或许正可反映出诗人内心那两种力量不明显的角力。至于最后一句，可视作从解构向结构，从反讽向本意的回归，是诗人再次“故意”地让本意自然流露了出来。我想，昌耀还是始终认为：真实的泪水意味着或许还有希望。

三

把目光投向昌耀的诗歌整体，我们可以发现，《时间客店》不是孤立的，其中共时出现的对于“时间”带有发展的认识，在昌耀其他一些重要作品中曾历时地出现过。更有意思的是，《时间客店》中“我”与“时间”每一种情绪和认识上的联系几乎都可以找到对应的诗作，而且前者的逻辑顺序与后者的历史顺序也几乎是一致的。

《雪。土伯特女人和她的男人及三个孩子之歌》[2]是昌耀20世纪80年代初期的作品。诗作带有很强的自传色彩，易于让人窥视主题的精神世界。我们知道，昌耀的命运是多舛的，他曾以“在善恶的角力中/爱的繁衍与生殖/比死亡的戕残更古老、/更勇武百倍”（《慈航》）这样的态度去抗争和体认命运，这首诗正以此作为基调。在“两个女孩的历史”一节，诗人让“女孩妻子”和“女孩女儿”在同一个时空中出现，土伯特女人通过女儿回忆自己的青春和快乐，诗人通过妻子的回忆体味过去年代里自己经历的苦难以及在妻子的爱中获得的救赎，恍如隔世的感觉使诗人对横亘在妻子与女儿之间、苦难与救赎之间的时间产生了一种近乎本能的感激与敬畏：“时间啊，/你主宰一切！”这是昌耀的“时间意识”的最初体现，从一定程度上说，这种感激与敬畏与诗人对生命和爱之伟大的皈依密切相关，是经历了悲剧苦难之后对世界仍保持的乐观态度。《旷原之野》（1983）一诗，继续着诗人对时间崇高属性的感叹：“一切是时间。/时间是具象：可雕刻。可冻结封存。可翻检传阅诵读。/时间有着感觉。/时间使万物纵横沟通。/时间是镶嵌画。”“时间”被看作主动而非被动地与人发生着联系，与事物发生的场所相比，此时在诗人眼里，“时间”更是事物的推动力。而且诗句的语气是沉稳的、坚定的，诗人的感叹中更多了理性思考的因素，对昌耀来说，“时间”的崇高给了他以这样的信心：人是可以掌握自己的命运的。“没有恐惧。没有伤感。没有……怀乡病。/一切为时间所建树、所湮没、所证明。”这又一次让人联想到《时间客店》中“我”“以受命自负”双手捧着“时间”的形象。

而到了《意绪》（1985）中，诗人却说：“时间躁动，不容人慢慢嚼食一部《奥义书》，/且作一目十行，随手翻掀，一带而过。”现实世界运作节奏的加快，看似让人有了更多的时间，实际上精神的失落也同样加快了，人几乎无法仔细地拷问自己的精神世界，时间逐渐成为异己，成为异化力量作用于人的中介。失去了时间带来的可靠性，“我”只有“渥发泼墨，转体180度，倾此头颅写它一通狂草”来宣泄这种受压迫的焦躁意绪了。诗人还在另一首诗《干戚舞》（1989）中反复歌吟着“时不我与，是前行还是却步？”这样的诗句，“时间意识”更明显地以对时间的焦虑表现出来。“感觉眼角掠过一抹仓皇的余光，/时间反差在竖子躯体染作一片幽蓝。/总进程如期在宇宙各部推进。/最后一个堂·吉诃德已告永别。”时间中社会整体的进程与个人追求的进程是不一致的，这正如堂·吉诃德在一个早已不属于他的时代里做着宿命的英雄伟业。个人相对整体来说，无疑是渺小的、被动的，如果个人想融入“总进程”中而不失去对理想的追求，就必然要以整体的前进为个人的前进创造一个理想环境为前提，也就是说，除非现实进程具有理想性，否则个人体验到“时间反差”的困苦——被时间抛弃却还得在时间的驱使下作宿命的抗争，就是必然的。同样是对时间的焦虑，两首诗的表现还是有些差异的。前者是激烈的宣泄，后者在沉郁中有了冷静的气质，而用以排遣焦虑的“干戚舞”也不同于“用头颅来写狂草”，它在某种程度上是审美创造的象征，隐喻了对现实困境彻悟之后非关一时功利的本体意义上的抗争。（昌耀在《与梅卓小姐一同释读〈幸运神远离〉》中说，“是以我们迄今仍借助艺术创造求所超脱，释解焦虑”，可作旁证。）

有的研究者以1986年为界，认为在此之后昌耀开始自觉地追求“艺术的抽象和抽象的艺术”，其诗歌主题也从关注外在的功利的善恶角力转至对生存宿命的感悟及对与宿命抗争的崇高人格的塑造[3]。这一看法大体上是符合实际的，也得到了诗人本人的认同。从这个角度来看昌耀的诗歌，有助于我们理解“时间意识”从“对崇高的敬畏”到“焦虑”的转变与发展（以及“焦虑”自身的转变）。然而，这一观点未能注意到（预见到）诗人在感悟生存宿命时常常显露的“解脱的轻松”，以及诗歌中出现的荒诞与反讽的调子。这些反映在“时间意识”进一步的发展中。

如果说《意绪》《干戚舞》等作品中透露出来的“对时间的焦虑”与《时间客店》中有关“时间不可修复”的困惑同源同质的话，那么，《哈拉库图》（1989）和《百年焦虑》（1995）的诗意与《时间客店》中“我”从痛苦、孤独到反讽式的解脱这一思维及情感过程也是契合的。

哈拉库图城堡在物质上是“岁月烧结的一炉矿石”，在精神上是“宿命永恒不变的感伤主题”，然而“没有一个世人能够向我讲述哈拉库图城垒。/记忆的负重先天深沉。/人类习惯遗忘。/人类与任何动物无别而习于趋利避害。/而遵循快乐原则”。时间磨蚀了城堡的躯壳，而人自身的弱点（“人是一种有着致命弱点的动物。”——《时间客店》）让寓居其中的往昔的崇高精神失却了。在习惯遗忘的人类面前，时间之所以是停滞的，是因为人类的却步。“时间呵，令人困惑的魔道，/我觉得儿时的一天漫长如绵绵几个世纪。/我觉得成人的暮秋似一次未尽快意的聚饮。/我仿佛觉得遥远的一切尚在昨日。/而生命脆薄本在转瞬即逝。”这是一种隐痛，像一次长途跋涉的间歇中的喘息，乍听起来并不急促，却都是杜鹃带血之啼，因之，昌耀发出的“是这样的寂寞啊寂寞啊寂寞啊”的唏嘘与半个多世纪前鲁迅的感喟才这样的相似——在精卫填海式的抗争中，勇士内心的孤独与寂寞是巨大而真实的。大凡寂寞得过于长久了，悲剧中都会出现反讽的调子，鲁迅如此，昌耀也如此。“情感的一切玄思妙想原就早都有过的了。/衰亡的只有物质，欲望之火却仍自炽烈。/无所谓今古。无所谓趋时。/所有的面孔都只是昨日的面孔。/所有的时间都只是原有的时间。”好像时间的度量功能以及它对人的压迫感在世人的心理上一下子就都失去了。果真解脱了吗？如果说失却了的“崇高精神”对当下现实仍可能发挥作用的话，那人也只是这样一种“早已有过”的精神的载体与中介，而非重新创造者，何况人类自身的堕落使其对这种中介功能的承担都成了问题，世人表面上的如释重负，正是对人的这种承担的反讽。T.S.艾略特在《四个四重奏》中有这样的诗句：“现在的时间与过去的时间/两者也许存在于未来之中，/而未来的时间却包含在过去里。/如果一切时间永远是现在/一切时间都无法赎回。”[4]用以反映他的来自宗教的历史观。考虑到艾略特写作此诗的初衷（注释和实践其诗歌理念）以及他对个体诗人地位的认定（参考《传统与个人才能》一文），我们完全可以将这些诗句作为昌耀此一阶段“时间意识”的佐证。历史进程是一个整体，个人在其中是渺小和被动的，并因此感到压抑和焦虑，又因为无力改变什么，对时间只能听之任之。只不过前者在艾略特《四个四重奏》那里是一以贯之的，后者只是昌耀诗歌某一阶段（从痛苦、孤独到反讽）上的，而这与《时间客店》中的第二串反问的内涵又何其相似！

《百年焦虑》的诗名似乎有高蹈之嫌（《百年孤独》），但仔细推敲着读下来，方可领悟诗人用心之一二。按诗人的本意，“百年焦虑”是对“焦虑”的焦虑，对“焦虑的焦虑”的焦虑，“诗中之诗”里写道（又是一个“无穷套”？）：“遗忘在遗忘里。追忆在追忆中。”遗忘是对上一次遗忘的遗忘，记忆是对前一次记忆的记忆，这是说没有指向他物的记忆或遗忘，只有指向自身的本体意义上的记忆或遗忘？果真如此的话，那么记忆或遗忘便脱离了现实世界，只存在于纯形式的“时间”中了，因而“百年”也就失去实指，可以被任何一个指称时间的定语取代，而“焦虑”因记忆或遗忘而起，本质上是对时间的焦虑。反讽了时间的本质之后，诗人似乎又想从正面指出“无所谓今古，无所谓趋时”的荒诞境地的根源正是本体论意义上的人的焦虑。“时间意识”经过“反讽”这一阶梯螺旋式上升了。

通过以上对昌耀诗歌的整体解读，说昌耀对“时间”的诗性思考已经上升成为一种有系统的“意识”，应该是可以的了。不过，“时间意识”还不止于就“时间”谈“时间”，它在昌耀那里还能引发人们对一些更为广泛、更为深层次的内涵进行思考。

四

与《时间客店》中“我”与“他人”的关系可以解释“时间意识”的情况类似，昌耀主体精神（骆一禾曾认为讨论昌耀的诗歌艺术大可将诗人的精神一同纳入探讨的范围，无须怕犯所谓的“意图谬误”[5]）与其诗歌中的“时间意识”是互为表里的。

如前所论，“时间意识”在昌耀诗歌中几经转变，有着一个从朦胧到清晰的过程，而就其目前的情形来说，主要表现为对时间本体意义上的焦虑和为了平复这一焦虑反讽式的解脱两者此起彼伏的交织，这让人感到昌耀的精神状态时常是处在矛盾两极的互相纠葛中的。其实，透过“时间意识”这一当前形态，我们可以发现在更广的范围内，这种矛盾以及因矛盾而具有的思想张力也是存在的。比如《与梅卓小姐一同释读〈幸运神远离〉》中有关“梦”和“醒着”两种状态，昌耀便“无法”辨出高下真伪。再如，他曾在一篇论文里说：“其实，一切事理都是以一种被选择的动态过程呈示。所谓‘天下理无常是，事无常非’，惟时间一以贯之。……一切宜在一定的时间截面去量取、把握，凡是得以发生、存在或延续者必有其这一切之缘由。”[6]以此解释“世间并无诗名的不朽者”。在同一篇文章里又说要融入历史进程中，不欲速朽的诗方才可能。可见，我们再以较为简单的“抗争宿命”这一向度来指称昌耀的诗歌精神已不足够了。

重新回到《时间客店》和《百年焦虑》等诗作，可发觉它们的“情节”构架与萨特的某些小说（如《囚室》）极为相似，命运的不可击破的循环之链锁住的不只是三个虚构的灵魂（《囚室》中的人物），还有实实在在的人。生存的宿命是与荒诞感联为一体的，荒诞又往往会导致戏谑与反讽，这是存在主义作品的路数，昌耀纠缠着焦虑与解脱的情绪可以说有着浓厚的存在主义气息。诗人对时间的思考从某种程度上说，即是对存在的思考，从对时间的敬畏到对时间的焦虑及对时间本质反讽式的参悟，昌耀的诗逐渐趋于反映失去了意义之源和存在必然性的人本身的悲剧命运和荒诞处境，趋于从本体意义上把人探求存在的过程理解为悲剧性的，而在悲剧中掺入戏谑剧，这或许就是“存在悲剧”与“社会悲剧”的不同吧。

有意思的是，海德格尔在其早期思想中，正是把“时间”理解为通过“此在”（“时间就是此在”）寻求“存在”的直接途径[7]，这与昌耀诗中的“时间意识”有相同的意蕴。我想，这或许并不是一种巧合。

注释

[1]见昌耀：《昌耀近作》，《作家》1999年第1期；载昌耀：《昌耀的诗》，人民文学出版社，1998年版。

[2]见昌耀：《命运之书》，青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以下未注明“近作”者，均出自此书。

[3]李万庆：《“内陆高迥”——论昌耀诗歌的悲剧精神》，《当代作家评论》1991年第1期。

[4]紫芹选编《T.S.艾略特诗选》，查良铮等译，四川文艺出版社，1992年版，第46页。

[5]骆一禾、张玞：《太阳说：来，朝前走》，《西藏文学》1988年第5期。

[6]昌耀：《以适度的沉默，以更大的耐心》，载昌耀：《命运之书》，青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05页。

[7][德]海德格尔：《时间与存在》，载孙兴周选编《海德格尔选集》上卷，上海三联书店，1998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