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节　畿南、山东、晋北地方官绅反对大顺政权的叛乱

大顺军在山海关战役中失败的消息传开以后，原大顺政权管辖区内的明朝官绅认为时机已到，迅速纠集兵力发动叛乱，推翻当地的大顺政权。这些发动和参与叛乱的官绅绝大部分是以明朝为正统的，他们对山海关战役和清军入京的情况并不大了解，有的只知道大顺军被吴三桂部杀败；有的虽然知道清军入关，也以为只是吴三桂借用清方兵力。因此，他们打的旗帜大抵是“擒贼复明”。

四月二十七日，山东德州乡绅明朝御史卢世淮、赵继鼎、主事程先贞、大学士谢陞之弟生员谢陛发动叛乱，推举逃难到该地的明宗室庆藩奉国中尉、香河知县朱帅为盟主，假称济王[92]，号召远近。山东和北直隶的许多地方官绅群起响应，不到一个月就占领了山东省德州、省会济南府、东昌府、青州府、临清州、武定州、高唐州、滨州、海丰、蒲台、沾化、莱芜、陵县、乐陵、利津、济阳、商河、齐东、乐安、朝城、恩县、平原、德平、临邑、禹城、阳信、武城、宁津；北直隶的河间府（包括河间、任丘、肃宁、兴济、阜城等八州县）、大名府、景州、冀州、沧州、吴桥、故城、武邑、交河、献县、武强、东光、饶阳、衡水、清河、曲周等，共四十多个地区[93]。朱帅在明朝宗室内的地位很低，只是由于原封在山东境内的鲁王、德王、衡王不是南逃就是被大顺军俘获，找不到合适人选，竟被推为“济王”作为复明的号召。朱帅发布的檄文中说：“不佞派居天裔，义切君亲，适税驾于德城，快凶流之正罪，谬当推戴，统众专征。……闻吾君犹存六尺之孤，况寰宇不止一成之藉。史司马（指明南京兵部尚书史可法）整旅江南，旌旆夹舳舻并进；吴总戎（指吴三桂）扬旍塞北，清兵挟汉将齐驱，屡有捷音，多方响应。知匡复之不远，识中兴之有期。……於戏，新市、平林究扫除于汉祖，思明、庆绪畴摇夺夫唐基，繇来滔天之恶必亡，伊我列祖之灵未坠。共成义举，早睹昌时。”[94]可见山东和河北南部的汉族官绅反叛大顺，是以“中兴”明朝为宗旨的。尽管以朱帅为代表的山东、畿南官绅对大顺政权极为仇视，他们的意图是要恢复明朝，在明室“天位未定”之际权宜设官置吏，以待“匡复”。清朝官员后来说他“假济王聚众，欲称尊号”，“遍授乡绅以侍郎、卿、寺之名”[95]；指责朱帅想自称尊号是他入清以后的政敌诬罔之词，但他确实曾经以“济王”的名义任命了一批不伦不类的官员，现存第一档案馆就有“山东济王府兵部主事臣张吕韬”于七月十三日给清廷的奏本[96]。朱帅檄文里明说“闻吾君犹存六尺之孤”，又特别提到“史司马整旅江南”，他自己只是“统众专征”，并没有用监国以上的名义，这些都说明朱帅和他的拥戴者仅限于为即将继统的明朝新君从大顺政权手中“收复失地”而已。

大顺军撤入山西以后，清军停止了追击，返回北京休息整顿，大约有一个月时间没有采取军事行动，所占地方不过是京师附近一带。李自成又一次犯了战略性的重大错误。他不是坐镇太原，火速从陕西等地调集军队入晋，加强山西防务；相反，却同刘宗敏等高级文官武将率领主力继续西撤，于六月初渡过黄河，返回西安。尽管他在固关留下了大将马重禧；在大同、阳和留下了制将军张天琳；在晋东南长治地区留下了大将刘忠；路过省会太原时留下明朝降将陈永福守御，“且授以坚壁清野之计”[97]；在晋西北保德地区留下了降将唐通；晋南临汾地区又有绵侯袁宗第统兵万人屯于挂甲庄[98]。兵力似乎颇为可观，但这些留守山西的军队各守汛地，缺乏一员威信卓著的将领统一指挥。由于大顺政权覆败后档案材料毁灭殆尽，我们无法得知李自成为什么要那么匆促地返回西安，为什么连长期担任前线总指挥的刘宗敏也没有留镇山西。清军占领畿辅地区后，山西就成了大顺政权同清方对峙的前线，李自成部署之不当又一次证明了他缺乏战略眼光。

五月初十日，一度投降大顺政权的明大同总兵姜瓖发动叛乱，“阳和军民约与镇城军民内应，于是杀（张）天琳及伪中军张黑脸，恢复大同”[99]。姜瓖占据大同地区后，初期也是以复明为号召，他拥戴“境内枣强王朱鼎续先帝之祀”，“委以国政”[100]。按时间推算，这时李自成正在太原地区，却没有对这一雁北重镇发生的重大变故采取任何措施，而是继续西撤。姜瓖随即在清方拉拢下，很快归附了清廷。六月十六日，他接到清兵部信牌传达多尔衮的令旨：“大同总兵官姜瓖忠诚为国，擒杀伪将，平定大同、阳和等功，予甚嘉悦。但立枣强摄理国事，以延先祀等语，甚觉不宜，其枣强王可照旧守其本等爵级。……”姜瓖立即遵令用顺治年号“大张榜示，通行布告军民人等”[101]。这样，大同的复明变成了归清。

明恭顺侯吴惟英之弟吴惟华在多尔衮进京时拜迎马首，自告奋勇前往山西替清朝招安地方。多尔衮欣然同意。六月，吴惟华离京赴晋，在两三个月里联络一些明朝文官武将先后招降了代州、繁峙、崞县、五台[102]，攻克静乐、定襄等州县[103]，从而使清朝控制区扩大到太原以北。

姜瓖在大同叛变投清以后，又发生了唐通在晋、陕交界地区的叛乱。顺治元年八月初六日，清廷以摄政王多尔衮名义写信招降唐通。[104]唐通和姜瓖、吴三桂等人一样都擅长于见风转舵。大顺军兵败撤出畿辅后，他奉李自成之命镇守同陕西相邻的军事要地保德州、偏关地区。由于姜瓖的叛变，大同地区落入清方之手，唐通估计大顺政权难以同清廷抗衡，就在八月下旬以保德州为据点发动叛乱，文告改用明崇祯年号，西渡黄河袭击陕西府谷县，同大顺政权镇守陕北的亳侯李过激战达半月之久。由于变生意外，李过部损失较大。唐通占领了山西保德州、岢岚州、永宁州（今山西省吕梁市）、河曲县、兴县、岚县、临县和陕西府谷县、葭州（今佳县）一带。清朝委任的山西总兵高勋和唐通有一面之交，于九月初三日派人往保德招降唐通，初七日唐通回信表示愿意归附清朝。[105]十月十一日，他正式拜表投降清廷，改用顺治年号。[106]清廷于十一月将唐通由定西伯加封为定西侯。[107]唐通的叛变，不仅使山西北部全部沦入清方之手，而且由于唐军占领了府谷、黄甫川、清水营和葭州一带，在黄河西岸的陕西境内也建立了据点，对大顺政权的陕北防务构成了威胁。李自成深为愤慨，下令把唐通的母亲和儿子处死。[108]

历史证明，大顺政权在驾驭明朝降将上犯了一系列错误。从1644年到1645年，归附大顺的明朝旧将几乎毫无例外地叛变投敌，对于整个局势的逆转影响极为巨大。李自成的嫡系部队既不如清朝满洲八旗兵强劲，对于来附的明朝将领本应授予高官显爵，改编其军队；即便要任人器使，也应以嫡系大将统精兵为主，降将为辅。李自成宽厚有余，警惕不足，往往任用刚刚投降过来的明朝将领率领原部兵马独当一面。结果风向一转，叛乱四起，终致土崩瓦解，教训是非常深刻的。

[1]　顾炎武《日知录》卷十三，《正始》条。

[2]　戴延栻《半可集》卷一，《蔡忠襄公传略》。

[3]　刘尚友《定思小纪》。

[4]　熊开元《鱼山剩稿》卷一，奏疏，隆武元年（1645）十一月二十二日疏。

[5]　查继佐《国寿录》卷一，《左中允刘理顺传》。

[6]　谈迁《国榷》卷一百一。

[7]　李天根《爝火录》卷二。

[8]　《史可法集》卷二，“为时事万分难支，中兴一无胜着”等事疏。

[9]　彭孙贻《平寇志》卷十。

[10]　彭孙贻《平寇志》卷十。

[11]　张正声《二素纪事》。

[12]　杨士聪《甲申核真略》。

[13]　《明清史料》丙编，第一本，第九十二页。

[14]　《清世祖实录》卷二十。

[15]　乾隆三十九年《永平府志》卷二，《封域志·纪事》。

[16]　康熙十一年《重修大名府志》卷六，《年纪新志》；又见康熙十五年《元城县志》卷一，《年纪》。

[17]　乾隆十年《永年县志》卷十二，《兵纪》。

[18]　雍正八年《高阳县志》卷六，《杂志·兵事》。

[19]　康熙二十四年《灵寿县志》卷七，《孝义》；又见同书卷一，《地里》附《纪事》。

[20]　雍正十年《肥乡县志》卷二，《纪事》。

[21]　康熙三十年《临城县志》卷八，《述考志·事迹》。

[22]　乾隆五十三年《德州志》卷十二，艺文，程先贞《何振先传》。

[23]　乾隆三十七年《历城县志》卷四十一，列传七，《忠烈》。

[24]　乾隆二十四年《阳信县志》卷三，《灾祥》。

[25]　康熙三十四年《邹平县志》卷四，《职官》。

[26]　吴殳、戴笠《怀陵流寇始终录》卷十八。

[27]　郑廉《豫变纪略》卷六。

[28]　王度《伪官据城记》，见《荆驼逸史》。

[29]　钱《甲申传信录》卷五。

[30]　顺治五年二月十五日吴三桂“为恳请天恩事”揭帖称“本藩生于辽，长于辽，有祖先园葬立中后”，见《明清档案》第七册，A7—115号。《清史列传》卷八十，《吴三桂传》说他是“辽东人”，过于笼统。《清史稿》卷四百七十四，《吴三桂传》云：“吴三桂，字长伯，江南高邮人，籍辽东。”这里说的江南高邮人，是指他祖上从军以前的原籍，传至吴襄、吴三桂已无实际意义。三桂字月所，写作“字长伯”亦误。

[31]　按，祖氏为吴三桂继母，见《清世祖实录》卷二十一，顺治二年十一月吴三桂奏言。吴襄原任明辽东总兵，直到崇祯十六年底才调回北京，见崇祯十六年十一月十三日兵部塘报，《明清史料》乙编，第六本，第五七四页。

[32]　《清太宗实录》卷六十，除皇太极敕谕外，收有张存仁、祖可法、裴国珍、吴三凤、胡弘先书信的主要内容。陈邦选、姜新书信见《明清史料》丙编，第一本，第八十五、八十六页。

[33]　《清太宗实录》卷六十三。

[34]　《清太宗实录》卷六十四。

[35]　《吴三桂纪略》，见《辛巳丛编》。

[36]　《清史列传》卷七十九，《唐通传》。

[37]　顺治元年六月山海关总兵高第“为钦奉令旨恭报挑过兵马实数仰祈睿鉴事”揭帖（原件藏第一档案馆）中明确讲到“伪镇唐通”调取关镇马匹和关门兵丁“投顺流寇”。高第上疏时距山海关战役不过一个多月，完全可以证明唐通接管了山海关防务，并且又证明了吴三桂、高第等辽东、关门兵将确实一度投降了大顺政权。

[38]　《吴三桂纪略》，见《辛巳丛编》。

[39]　张怡《闻续笔》卷一记：吴三桂“闻其父大将军襄为所系，索饷二十万，乃惊曰：此诱我，剪所忌耳。乃率兵还。”杨士聪《甲申核真略》记：“吴襄者，三桂父也，在京为都督，被获将夹，复宥而宴之。吴知终不免，遣人贻书于子云。”下文又说：“吴襄书达三桂，并不言被夹，而赍书人误传已夹。三桂大痛愤，以道里日期计襄必死矣。”

[40]　彭孙贻《流寇志》（即《平寇志》）卷十一记载他听人转述吴三桂的幕客讲，吴三桂已决策投降李自成，“至永平，遇父襄苍头与一姬连骑东奔，惊问之，则襄姬与苍头通，乘乱窃而逃，诡对三桂曰：‘老将军被收，一门皆为卤，独与姬得脱，东归报将军，将军速为计。’三桂乃翻然复走山海，拥兵自守，使人乞师，共击贼也”。谈迁《国榷》卷一百一云：“吴三桂讹闻父襄遇害，即日自玉田还山海关。”

[41]　吴伟业《圆圆曲》，见《吴梅村诗集笺注》卷十；参见钱《甲申传信录》卷八，《吴三桂入关之由》。

[42]　佘一元《哭李赤仙二律》诗序中说：“平西伯中途闻变，旋师山海，各官星散。”见光绪四年《临榆县志》卷二十。

[43]　光绪四年《临榆县志》卷九，《舆地编四·纪要》。

[44]　光绪四年《临榆县志》卷二十，佘一元《哭李赤仙二律》序，其《述旧事诗五首》之三亦云：“仓库净如洗，室家奔匿多。关辽五万众，庚癸呼如何？”

[45]　光绪四年《临榆县志》卷二十一，《事实编四·乡型下》，程儒珍《关门举义诸公记》。

[46]　《清太宗实录》卷六十五。

[47]　《清太宗实录》卷六十三。

[48]　《清世祖实录》卷三。

[49]　《明清史料》丙编，第一本，第八十九页。

[50]　缪荃孙《云自在龛笔记》所载有徐元文、韩菼跋文的范文程启本；参见《清世祖实录》卷四。

[51]　吴晗辑《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上编，卷五十八。

[52]　《清世祖实录》卷四。

[53]　吴晗辑《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上编，卷五十八。

[54]　《清世祖实录》卷四。

[55]　《清世祖实录》卷四。

[56]　《清世祖实录》卷四。

[57]　《清世祖实录》卷四。

[58]　大顺军出征山海关的兵马数各书记载相距甚大，清方档案和《清实录》都说是二十万人；有的史籍说只有六万人。时山海关人佘一元《山海石河西义冢记》说战役中“凡杀数万人……然所杀间多胁从及近乡驱迫供刍糗之民，非尽寇盗也”。见佘一元《潜沧集》卷三，又见康熙八年《山海关志》卷九。可见，清方所记二十万除有夸大之处，还把大顺政权征发的民夫计算在内。

[59]　《大义觉迷录》卷一载雍正“上谕”说：“至世祖章皇帝入京师时，兵亦不过十万。夫以十万之众，而服十五省之天下，岂人力所能强哉！……其时统领士卒者，即明之将弁；披坚执锐者，即明之甲兵也。”

[60]　光绪四年《临榆县志》卷十九，《事实编二·乡型上》记：“时议诈降缓贼，以待本朝大兵。”所派之人为高选、李友松、谭邃寰、刘克望四生员及刘台山、黄镇庵二乡耆，参见同书卷二十一，《事实编四·乡型下》及光绪《永平府志》卷六十五。

[61]　康熙八年《山海关志》卷五，《政事志·兵警》。

[62]　李光涛《明清档案论文集》中反复论证即使没有清兵助战，吴三桂军“足以制贼”，李自成“必败无疑”，见全书“自序”、第八页、三十九页、八十页、八十一页、七○○至七一○页，台湾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6年版。李氏立论完全凭借山海关战役后吴三桂部下将领、义勇绅衿争功文书，似乎连《山海关志》《临榆县志》以及当时当地人佘一元等人著作全未参考。事实上，二十二日上午吴军已有瓦解之势，吴三桂深知危险，亲自率领数百骑同关城绅衿吕鸣章等冲出关外，至欢喜岭上的威远台叩见多尔衮，请求立刻出兵相救。“方见时，忽报北翼城一军叛降贼”（康熙八年《山海关志》卷五，《政事志·兵警》）。李氏之见，偏颇太甚。

[63]　佘一元《述旧事诗》云：“清晨王师至，驻旌威远台。平西招我辈，出见勿迟回。”见光绪四年《临榆县志》卷九。

[64]　顺治元年七月督理山海粮储户部员外郎吕鸣章等启本，见《顺治元年内外官署奏疏》。

[65]　康熙八年《山海关志》卷五。

[66]　《清世祖实录》卷四。

[67]　不少史籍记载清军投入战斗以前，大顺军毫无觉察，等到发现突阵而来的是清军，立即失魂落魄地奔逃。这和当时情况不符。大顺军同吴三桂部作战时包围了山海关，吴三桂往威远台请清军参战时是“冲”过大顺军阵地的，清军随即入关，大顺军不可能不知道。问题是获悉清军进至山海关地区，大顺军领导人已来不及檄调援军，只有凭手头兵力付之一掷了。

[68]　乾隆三十九年《永平府志》卷三，《封域志·纪事》。

[69]　杨士聪《甲申核真略》记此事云，“恐东兵攻城，故亟去之”。他本人也被抓去城外拆羊马墙。

[70]　李天根《爝火录》卷三引当时塘报。

[71]　徐应芬（聋道人）《遇变纪略》。

[72]　边大绶《虎口余生记》。

[73]　《甲申核真略》附《答孙兴公书》，所谓“一留再留”是出仕大顺和清朝的一种隐晦说法。

[74]　顺治元年七月吏部左侍郎沈惟炳揭帖，见《明清史料》甲编，第一本，第六十九页。

[75]　《清世祖实录》卷五。

[76]　徐应芬《遇变纪略》。

[77]　《清世祖实录》卷五。

[78]　《清世祖实录》卷八。

[79]　《清史列传》卷七十九，《冯铨传》。

[80]　《清世祖实录》卷二十五。按，原文把周伯达的官职写作甘肃巡抚，刘达为两河巡按御史，是以明清官制来称呼大顺同级官员的。

[81]　陈之龙降清之初被英亲王阿济格委任为陕西三边总督，见《明清史料》甲编，第二本，第一○四页；不久改任凤阳巡抚。

[82]　《清初内国史院满文档案译编》中册，第二五六页。

[83]　《明清档案》第二册，A2—119号，参见《清世祖实录》卷十三。

[84]　《清世祖实录》卷十五。

[85]　《明清史料》甲编，第一本，第七十五页引顺治元年谕旨。

[86]　《清世祖实录》卷十六。

[87]　参见《清世祖实录》卷十五，顺治二年三月户、兵二部议复顺天巡抚宋权疏条。

[88]　谈迁《北游录》纪闻下。

[89]　《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上编，卷五十八。

[90]　《清世祖实录》卷五。

[91]　《清世祖实录》卷六。

[92]　康熙十二年《德州志》卷十，《纪事》。

[93]　顺治元年七月庆藩奉国中尉朱帅启本，原录本藏第一档案馆。

[94]　康熙十二年《德州志》卷十，《纪事》；另据乾隆五十三年《德州志》卷十二《艺文》校补。按，这件檄文为德州生员李嗣宬代作。

[95]　顺治元年六月二十九日招抚山东户、工二部侍郎王鳌永启本，原件藏第一档案馆。

[96]　顺治朝奏本第五号，藏第一档案馆。

[97]　康熙二十一年《阳曲县志》卷十二，《丛纪》。

[98]　雍正七年《临汾县志》卷五，《兵氛》。挂甲庄在临汾县城东北，见同书卷一，《图考·疆域图》。

[99]　顺治九年《云中郡志》卷十二，《外志》附《逆变》。

[100]　《清世祖实录》卷五。按，朱鼎或作朱鼎珊，字为言旁，不符合明宗室命名原则。

[101]　顺治元年六月二十四日大同总兵姜瓖条陈，见《明清史料》丙编，第五本，第四○一页。

[102]　顺治元年七月二十日督抚兵民招安山西大同等处地方恭顺侯吴惟华题本，见张伟仁主编，台湾联经出版事业公司出版《明清档案》第一册，A1—29号，参见罗振玉《清初史料丛编》所收《顺治元年八月吏曹章奏》。

[103]　顺治元年八月初一日吴惟华题本，见《明清档案》第一册，A1—71号。

[104]　《清世祖实录》卷七。

[105]　顺治元年九月初九日山西总兵高勋揭帖，见《明清档案》第一册，A1—104号。

[106]　顺治元年十月十一日唐通“为钦奉敕旨事”奏本，见《明清档案》第二册，A2—17号。

[107]　顺治元年十二月唐通揭帖残本，见《明清档案》第二册，A2—101号。

[108]　顺治十一年正月二十日正黄旗正钦尼哈番唐通奏本，原件藏第一档案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