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论
在审议和争论各种常规事务的时候，把城市表现为一种集体化场景的不同方式通常就会出现在关键时刻和各种场合。在马克斯·韦伯的意义上，城市被视为由劳动分工的迫切需要和制约经济的功能主义操控的企业集团。只要我们处理和看到最初的公共特性，城市就会被理解为包含比这更多的起源。城市生活的生动辩证法就是在解决关于集体性质的不同看法之间的张力中变得生机勃勃的。城市历来都被这个问题所困扰，这种困扰表现在其作为一种组织的两面性进行的斗争中，这种组织由对劳动分工的自我理解和对共同性的需要与渴望所支配。
柏拉图的《理想国》表明，公共实践或者他所谓正义的国家，可以在工具性交易、专业能力和资格的理想所支配的环境中得以实现，可以在劳动分工以及他所认为的制约性经济统治的世界中得以实现。黑格尔把集体发展作为一种需求系统和一种精神实体性质之间的张力。在把城市看作集体化动力的范例中，我认为其社会形态和过程反映了面对转变进行自我认识的不懈努力，而这种变化可能会使人们认为这种过程的理论化似乎是毫无意义或本质主义的，也许是一种过时的姿态，一种体现在虚无主义挑衅中的诱惑，即城市只不过是一种符号。
作为集体生活环境的虚无主义
从某种意义上说，每一种伟大的哲学都是从虚无主义的幽灵中分离出来的，这令人想起存在的无根性（groundlessness）。这不仅是一个抽象的哲学问题，因为大众文化充斥着虚无主义的图像，并且把日常生活中的斗争戏剧化已经有很长时间了，如在突出某个人物与精神病患者、捕食者、连环杀手、机器人、十几岁的青少年、贪得无厌的商人或者政客相遇的电影中。在多数情况下，虚无主义者头脑中总是萦绕着人类力量的限度。虚无主义的诱惑出现在我们认识到面对解释和行动都难以表达的那些关键时刻，出现在尼采所说的行为变得无所作为的荒谬似乎就是唯一真实的时候。假如虚无主义的集体表现是社会生活的一种基本力量，那么它就很有可能来自海德格尔所说的我们自身遭遇的不确定性与人类作为某物的地位，而不是这个世界上到手之物的遭遇中必有的焦虑。这和查尔斯·波德莱尔的评论相一致，哲学是一个时代的焦虑症状，意味着每一种哲学在某种程度上都是解决焦虑的一种症状，特别是在塑造一种特别的方式，既在自我提问中夸夸其谈，又在采取措施中犹豫不决。如果每一种哲学都是与对话者压制性的对话，都是用挑衅（柏拉图所谓的善）挑战对真理和知识声音的渴望，那么虚无主义就是善内在所固有的，就好像总是处于行动中的犹豫不决的痕迹。也就是说，在它如其所是地呈现出来的时候，就像赋予其名称的艺术和实践一样，每一种哲学都要求把握虚无主义，仿佛仍然被它的声音所困扰。这把虚无主义从一种学院派哲学家的抽象妄想中拯救出来，因为在作为一种焦虑的状态中，它依然具有生命活力。哲学与虚无主义的长期对话，作为它沉浸于生命之中的一种症状，不过是对我们有限性的集体自我反思的一种净化，因此，是永无止境的，并且往往是对我们自我反思时必不可少的“焦虑”的平常关注（Bonner，2001）。
尼采把权力恢复为对更为高贵的欲望的一瞥，而不是通常所认为的“治理”。这种“治理”把社会性本身构想为他所说的我们在最好的艺术中发现的同一种能力，即创造和再创造的欲望，也就是他所说的“权力意志”。从这个意义上说，城市本身就是一种赋权行为，一种艺术表达，一件艺术作品。尼采说，试着从艺术家而不是从任何男人的角度考虑一下对真理的欲望吧。这意味着我们对城市真理问题的反思，不应该像任何男人（管理者、学者、技术人员、大街上的男人）那样对它进行思考，而应该像艺术家那样去思考。因此，出于理论化的需要，从这个角度看，城市呈现为全神贯注于生活细节的行为过程的结构，目的不仅是忍受这种生活，而且是自我救赎，也就是说，它不只是一种人和资源的数量集合体，还是一个形成过程中的共同体。
尼采继续说，然后从生命的角度来考虑一下这样的形象。他用生命说明威胁着那种要破坏渴望真理本身的矛盾、缺失、断裂、鸿沟和抵抗，因为生命总是检验理性并发现想要的东西，总是在这种意义上超过理性。没有任何一个总体计划能够掌控城市所滋养的生命。城市必须与生命相适应，生命可以使城市消失和沉没，可以完全体现在生活和工作的意外事件之中，反映在会聚与召集的偶然性之中、社会化个体的可能性之中，同时保持这些关系的特殊性和具体性。我们可以这样理解，城市假如是一件艺术品，那么也是一种生命的力量，使人们看到相互冲突和差异的个体需求，追求的目标，支配一切而又无能为力的想法，对自律和独立比较与对比的愿景，对功能的异质性看法，关于管理、制定和分配资源的资格，以及对作为相互作用、认识结构一部分的最佳解释和判断的不断演变与争论的设想。城市这种社会形态的艺术与生活之间的张力，体现在作为一个由劳动分工的利益和需要所支配的集体的重要性与渴望重新变为一件艺术品之间的斗争中。
假如城市是在与生命的永恒斗争中被创造和更新的一件艺术品，而这种生命又让人想起对无根性的真理决定性的渴望，那么这件艺术品如何在场，如何表现出一种创造性和至关重要的实践集合呢？作为一种开始，乔治·巴塔耶在这里是很有帮助的：“知识的终极发展正在受到质疑，我们不能无止境地服从答案……服从知识……而且知识最终向虚无开放。在知识的巅峰时刻，知识停止了。我屈服，一切都是眩晕。”（Bataille，1988b，89）他告诉我们一种集体艺术包含什么，权力意志可以通过创造质疑的环境来表达，而这种环境要求在面对生活时要努力保持自己的声音（但生活是鼓舞人心的，而不是对存在的无根性的可怕认识，不是对不可避免和不可动摇的眩晕的可怕认识）。作品中所反映的就是这种明显可见的城市表象，它们不仅展示（根本模糊性的）眩晕的生产，而且展示这种生产所激发的社会形态的创造，仿佛这种生产就是集体生活的焦点。这意味着一个城市对待自身的最好方式就像对待一种社会形态一样，带着眩晕，既不要想方设法掌控，也不要试图消除，而是通过问题—解决的方式在日常生活中遭遇眩晕。更进一步说，这就是城市在所有日常生活领域中发现的东西，那些具体的伦理冲突被戏剧化了，并且出现了对眩晕永无止境的独出心裁而又争论不休的解决方案，这种眩晕伴随着任何一个声称是确定性的决断。正如巴塔耶所说的，如果每一个决断都是犹疑不决的，那么这个信条就不能赋予我们权力，在不能决断的自我生命中再度发现社会的创造性。
城市是什么？对城市具有强烈兴趣的性质是什么？假如像巴塔耶所认为的那样，这种研究的结果只能是质疑，那么这是一个需要导向作为具有约束力和创造性社会力量的眩晕的问题。因此，探究可以把自己当作艺术来进行反思，尽力在言谈中表现一种把人们聚集在一起的提问环境，尽管围绕提问本身的行为有各种差异性，但是这种行为总是被客观化在各种不同的研究之中。在那里，问题和眩晕都在转瞬即逝的社会形态和城市的日常生活中继续作为不可避免的痕迹而存在。然而，这种提问的筹划不是一种不可分割的行为，而是在那些由关注点激发的行为之间和行为之中产生差异。正如斯宾诺莎所说的，不同的人以不同方式观看同一个客体，同一个人也以不同方式观看同一个客体。因此，如果一种筹划认为对艺术和生活的承诺就是这种环境，那么它不是对学说统一性的承诺，而是对提问的游戏及其在研究中的客观化的承诺。这意味着，我们可能会冒着风险把这样一种探究的好处看作以一种谨慎的方式来设想的承诺，即对发展过程中的共同体的承诺。而这种共同体（用黑格尔的话说）是未发展的、隐含的和抽象的，本身总是演变为一个导向眩晕的开放问题。因此，作为一个共同体的城市就是正在进行中的作品（对城市的研究也是如此）。
作为主体和客体的共同体
巴塔耶对海德格尔在某个地方所说的话做了评论。海德格尔说：“在我们探寻者的共同体中，教授和学生都是由知识决定的。”（巴塔耶所引，1988a，24）巴塔耶反对这种说法，他说：“恰恰相反……没有探寻者的共同体就不可能有知识，没有生活于其中的共同体也就没有内心的体验”。然后，他说了这样的话：
当人们互相注视的时候没有任何真理，似乎他们是相互独立的个体。真理开始于共享的对话，共享的欢笑，共同的友谊，并且它只发生在人与人之间。我讨厌把人与孤立联系在一起的想法。认为自己反映着这个世界的隐士在我心目中是可笑的。他不能反映这个世界，因为他本身就是这种反映的中心，他不能与一个没有中心的东西相联系。在我描绘它的时候，这个世界看起来并不像一个分离的或受限制的存在，而是类似于我们欢笑或做爱时从一个人传到另一个人的东西。当我认为这就是事物所是的方式时，无限就敞开了，我就迷失了。（Bataille，1988b，44-45）
尽管今天我们可能会说，巴塔耶似乎有点儿像那种大惊小怪的人，总是把自己推向眩晕、虚无、无限；但是对言说和写作进行反思是值得的。就像人们在戏剧中迷失自己一样，为了重获它们的声音，在这种探究的每一点上，思考对于艺术品的研究如何可以在质疑中失去自我，以及我们理解为研究的东西是否或者如何能够符合这样一种具有原则性的要求。思考这样一种言说和书写方法在人文学科、艺术和社会科学中会是什么样子是值得的。
言谈中的城市
为什么城市既表现为社会理论的主题，又表现为有关社会理论的原始（西方）文本资源，即柏拉图的《理想国》呢？在那里，城市与讨论有关（人们认为这种讨论是在城市中形成的），与所讨论的“是什么”（国家正义与发展）有关。《理想国》回忆苏格拉底如何提出讨论这个问题，就是一个描述理想国形态的问题，以及一个“让我们相信它能够被实现和表明它如何实现”的问题（v473，Chapter ⅩⅧ，178）。这意味着在交谈中，我们不只谈及正义，而且在做正义的事情，并且如果与此相协调，就能够认为我们自己实现了正义和证明了正义是如何实现的。这也意味着，一种解决城市问题的筹划，按照它自己的方式在这场谈话中展现自己，就像某类城市的诞生一样。假如正义在言谈中描述了提问环境，那么《理想国》提出要在这样一种成就中表现艺术与生活之间的斗争。柏拉图想通过会话实践把正义落到实处，在共同努力的实践中，这种方式能够在我们之中和我们之间得到具体化。
如果这个理想国是在具体的对话实践和提问环境中，那么我们可能会认为，我们必须面对的问题不是制定和实现理想，而是处理行动后果，也就是说，处理生命及其所不断提醒的我们的极限。这意味着，这样一个共同体的形成，在某种程度上就是重新制造不断困扰它的虚无主义。因此，柏拉图向我们表明了这种理想国是如何形成的，以及我们如何可能被说服。但是，只有当我们面对作为理性极限的眩晕时才会被说服。这意味着正义并不是某种乌托邦式的梦想，而是伴随着对眩晕的经验而产生的，并在其后必须有保证。无论城市的力量还是对城市探究的力量都并不完全在于目标或里程碑的实现，而且在于表明（实现）对其自身眩晕的可论证和令人愉快的“解决方案”的能力。
城市至少以两种方式与这种讨论有关。首先，与自然不同，它不是一种被欣赏、被敬畏或者在技术上采取行动的（如在崇高中，在安静的地方休息或度假时的放松，培育植物，驯养动物，在运动中锻炼身体）一成不变的环境，而是涉及共同相互影响的机会，在这种语境中，从试图相互说服中释放出来的对我们产生强烈影响的激动和挫折，会提高我们的责任感和敏锐性。城市是这样一个对话场所，因为它就是我们对世俗影响的渴望必须与我们努力说服对方所释放的“巨大”力量发生冲突的场所。城市体现了这样一种危险，并且在这样做的过程中，起到了鼓励人们交谈的作用。我们在《理想国》的开篇就看到了这一点，一群年轻人试图说服苏格拉底和他的朋友格劳孔，阻止他们逗留，和他们一起去克法洛斯家。
苏格拉底，玻勒马库斯说，我确实认为你要赶回城里去，扔下我们不管。
你猜对了，我说。
嗯，他说，你看到我们是一大群人？
我看到了。
除非你是我们的对手，否则你必须留在这里。
难道没有别的选择吗？我说：我们也许可以说服你们，然后你必须放我们走。
如果我们拒绝听，你怎么说服我们呢？
那我们就没有办法了，格劳孔说。
好吧，我们会拒绝的。你们可以下定决心走了。（chapter 1，i.327-331 D，3）
在这里，对话本身的原始问题是通过力量、人数和拒绝的数量提出来的。与之相匹配的欲望可能会被压倒，被默许，正如我们之间根据数量做出的任何决定一样，数量强加的力量必须受到质疑。在最好的情况下，说服本身可以用一种拒绝屈从于它的力量的姿态被拒绝。虽然苏格拉底暗示，他可以通过理性说服来战胜数字的力量，但是柏拉图更深刻地暗示，即便他取得成功，本身也是对一种力量的运用（他的说服力的力量），最终可能会撞到拒绝的砖墙上。这不仅是共同体“内部”的行政问题，也是共同体与外界的关系问题。在这里，被理想化的提问环境的可能性，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它所采取的拒绝措施的能力。“如果你们拒绝的话，我们就无法与你们交谈。”格劳孔说，玻勒马库斯用他们会永远拒绝的承诺来进行反驳。集体实践的精神永恒性必须领会和表现拒绝的声音，而这种拒绝的声音是真正艺术的一部分。
对提问环境的承诺可能会以相同方式受到内在和外在数的力量的诱惑，即这样的提问方式不仅必须使自己相信可以在最好的意义上实现，而且在这种情况下，它必须同意自己拒绝相信这一点或听从自己的意见（它的顺从，它在面对任何行动“荒谬”的犹豫不决时无所作为的倾向），而且必须进一步说服自己，在一个受数的力量支配的世界中，它是一个少数群体，这并不表示它的不可能性，而是实现它的必要条件（这种永恒的拒绝就是其生活的一部分）。正如玻勒马库斯承诺永远都不听一样，拉康则用另一种语调说他者并不回答。这意味着，提问的环境必须永远存在于其未回答的问题中，只能在没有这种保证数量和可能达成一致的情况下，通过“说服自己它可以产生并指出它是如何实现的”来使未回答的问题持续存在。
色拉叙马库斯
对《理想国》各部分评论最多的是色拉叙马库斯。他在谈话初期的不耐烦随着他的倾听而变得越来越明显。
在整个过程中，他不止一次打断我们的谈话；但他的邻居阻止了他，希望听到最后的争论……他再也不能保持平静，而是像一头野兽一样起身扑向我们，好像要把我们撕碎似的。当他冲向全部客人的时候，玻勒马库斯和我都吓得魂飞魄散。你们俩怎么了，苏格拉底？你们为什么要这样愚蠢地继续下去，客气地顺从彼此的胡言乱语？如果你真的想知道正义意味着什么，就别再问问题了，就别给你们得到的答案打分了。你非常清楚，问问题比回答问题更容易。回答你自己，告诉我们你认为正义意味着什么。我不需要你告诉我们它就像强制性的或有用的或有益的或有利的或方便的东西一样；我想要一个清晰而准确的陈述；我无法忍受那种废话。（chapter 111，i.336 B-347E，15-16）
色拉叙马库斯认为，某物的意义是由更强大一方的利益决定的。这一说法不仅适用于狭义上理解的政治，而且适用于意义、语言、话语及其根据所谓的“利益”做出的决定。这是今天的许多人经常说的话。
同样，在所有国家，“权利”有相同的含义，即对党派来说它在权力中被确立的是什么。并且这是最强大的。因此，第二个结论是，“权力”的东西在任何地方都是一样的，这是最强大党派的利益。（chapter 111，i.338-1.339，18）
这样一句格言适用于解释本身，也适用于说某种东西是什么，特别适用于色拉叙马库斯所说的在这次聚会中正义是什么。因为他表明了他对成为一个更强大一方定义的清晰性和力量，与那些他认为优柔寡断和闪烁其词的懦夫相反。色拉叙马库斯的不妥协试图强化他的论点，以便控制这场讨论。如果色拉叙马库斯在这里表现得好像他属于更强大的一方，那么这与他的论断是一致的，即强势的一方决定某种东西意味着什么。对他来说，对话不过是他声称的事情就是这样的一种延伸而已。
我们可以把苏格拉底与色拉叙马库斯的斗争看作一场关于谁是最强大一方的竞争，因为苏格拉底的力量显然也在发挥作用，他渴望沿着某些路线来引导探究。然而，任何赢得争论的人都可以被看作更强势的一方（解释最有力）。因此，柏拉图认为苏格拉底处于一种令人眩晕的迷失地位。也就是说即使他处于必须肯定色拉叙马库斯主张的立场上，即使他赢得了这场争论，那也是因为他是最强大的一方。
苏格拉底处在肯定色拉叙马库斯的一个奇怪立场上，即使在实践中反驳了色拉叙马库斯，因为苏格拉底的目的是要维护正义本身，而不是认为正义是由最强大一方的利益决定的，但他仍然是一个被更强大一方的欲望所吞噬的人。《理想国》要求我们考虑令人惊异的真理难点，如果理性是由自我利益的力量支配的，那么对他者的任何反驳都是对自我的反驳，因为任何争论都只能证实它的说服力的力量，而这种说服力归根结底与力量的外在性无关（就像布尔迪厄所说的，口齿更伶俐的教授恰好是更强大的一方）。
好像色拉叙马库斯的声音是永远无法被压制的，因为他能够说任何事情，包括反驳他的人的观点，这是由强势一方的利益所决定的争论。这就告诉我们，要实现正义，必须在一定程度上说服自己，色拉叙马库斯的声音已经被仔细斟酌过，并且发现不合适，在权力、自身利益和反驳的圈子之外还有一些出路。这样，关于正义的对话就不得不与我们可能认为的糟糕的二元论（就像临床实践中谈论坏胆固醇的方式）进行争辩，这种糟糕的二元论促使我们认为言行是如此不同，生命是如此重要，言语是如此致命，而对话对事物本身存在的方式没有任何影响。这样，柏拉图便通过苏格拉底与他年轻朋友之间的关系，证明了这种可能性并不是在统一的学说中实现的，而是在那些渴望实现正义，渴望正义成为一种真正对话实践的人身上体现出来的。
苏格拉底正在寻找那些对谈话友好的人，而不是那些分享他在这段话中所证明的教义的人。格劳孔和阿第曼图斯认识到，苏格拉底没有反驳色拉叙马库斯，他必须做更多的工作，必须对自己提出更多的要求。和苏格拉底一样，他们也同意这种直觉，即正义不能仅仅是强者一方利益的表达，并且正因为这种一致性，他们敦促苏格拉底继续提问。苏格拉底对这种表达共同愿望的喜悦，在致力于实现对话的实践中把他们联系在一起，即便他们对他的论点仍然不满意也同样如此。他们与他并不是理论上的分歧，而是针对他愿望的批判，这就肯定了对话状态是一种提问的友好态度，这是一种面对任何看似固定不变的东西都必须继续提问的态度。在这种情况下，只要它的最终目的可以作为一个机会被重新激活，使正义成为一种对话性的实践，就会产生对反驳的真正满足感。
柏拉图处理的问题是，一个提问环境是否存在并且如何能够存在或者在行动中如何实现，不是通过规定它的存在，而是通过建构一种情境。欲望与生命的反复无常在这种情境中发生冲突，从而使人们看到在这样一种环境中需要什么东西来抵制虚无主义的声音。这些“需求”不过是表现保护自己不受生命伤害的艺术愿望，对话试图保护自己免受巨大眩晕及其各种不可控制的力量的表达，免受无法穿透的沉默以及永远自我取消的反驳。在这件艺术作品中，苏格拉底仍然保持另一个角色。《理想国》把各种方式都戏剧化了，在那里，生命的反复无常威胁着要撕碎作为一种集体事业的早期集体性纽带，而这种集体事业致力于掌握其内容，致力于获得一种最终答案。为了相信正义是存在的，我们需要说服自己这样的提问能够并且确实存在，在解决城市问题的实践中这两者同时存在于我们之中和我们之间。
提问城市
这样一种提问环境能够以色拉叙马库斯的方式被冷嘲热讽地听到，或者被看作一种陈词滥调，仿佛我们是在宣扬简单的“开明思想”或一种“目标”，比如模糊性本身就是一种目的，需要证明在这里有我们想要的更具体的东西。无论对我们这些探究的人还是对我们研究的内容来说，问一问所有这一切与我们和城市究竟有什么关系是合理的。我一直在力图提出这种主张，即这样一种环境给城市带来了差异性。这样，我们就可以为这本书兑现一个身份，并给予本书一种属于它自己的声音。
在我们探究的每一个清晰可辨的地区，转瞬即逝的城市生活都会产生坚定的解释和行动，在严肃的质疑中，这些解释和行动揭示了对不确定性集体焦虑的踪迹及其作为一个有待解决的问题的不可思议的持久性。这个问题就是，人们在犹豫不决的时候如何做出决断？在城市日常生活中，这种焦虑表现在伦理冲突中，这些冲突揭示了人们通过各种努力去把握和表现集体遭遇的时间和空间、分隔和邻近、居住和定居、地方性和忠诚、人与物之间的距离、即将消失的瞬间和场所的“浩瀚无边”的问题。城市的想象性结构在某种程度上，涉及权力问题所引起的集体焦虑，涉及场所与生活共同的和相互作用的重要性以及预测这种提问答案的不可能要求。城市的想象性结构体现在那些具体场合，即体现在一种重建行动中，体现在规划中，体现在改变和抵制社区突变中，体现在组织一次节庆或旧货现场出售中，体现在表达和争议住房的需求中，体现在确定和寻求救助贫困中，体现在工业搬迁中，体现在那些数不胜数的城市生活细节中。这些细节总是对理想和现实之间的冲突提出质疑（或者更贴切地说，有关价值的冲突，或者政策称之为“最佳实践”的东西），此时，不确定性仍然是犹豫不决的踪迹。因此，案例研究或探讨重新呈现出这种集体问题—解决（problem-solving）的形象。但是，只有当这个例子被质疑的时候，它才能表现出它的眩晕，只有当提问对自己提出要求的时候，它才能努力在具体行动情境细节的表现中看到它所运用的社会不确定性的网络，以及力图解决问题的各种预期解决方案。
客观和主观
人们用无数的方式表达城市，就像金赛报告中对性的描述一样，按照巴塔耶的外在性，如频率、立场和阶级：“当我们在一张10栏的表格下面读到这个标题时，我们不得不发笑，‘美国人口性高潮的原因’，这些机械分类通常适用于像钢或铜的吨数这样的东西，与内在的现实性完全不相称”（Bataille，1986，153-154）。这些“机械分类”在巴塔耶看来似乎很可笑，因为他判断它们存在着不足，发现它们是还原论的，但是根据他对词语“内在的现实性”的直觉标准，它们却往往是我们需要通过提问来阐述的出发点。因此，真正可笑的是那种把问题的开始当作结果进行的研究，这种研究对进一步探讨漠不关心。
我并不是在选择与实证科学明显不同的“主观”方法来看待城市，在这个题目下发生的任何事情，仍然把城市当作一个明确的分析对象。例如，想象一下，我们开始于从数百万人那里收集到的第一手“内在”证据，而不是对城市的这些外在看法，那些人在叙述中向我们表明城市（或性别）对于他们意味着什么。然后，我们可以得到一个类似于被巴塔耶所取笑的标题为“美国人口性高潮的二百万个故事”的例子。这仍然是可笑的，因为在这种情况下，性不是被看作一吨钢或铜，而是被当作知识来传播的一种意见，在这里，那些“拥有”性的人或者说认为性是合适的人，只要能够表达个人的信念就可以了。
我们必须从这些地方开始，这一事实并不意味着以此结束。这些开始总是吸引人们思考在这些材料中有什么事情正在揭示一个社会的效果，也许这种效果是共同的，但是以不同的方式表现。正如材料所暗示的，这样的揭示总是吸引一种敏锐的眼光。可笑的是，不要通过且满足于非中介的开端进行这种揭示。我们希望从人类学角度看待这些观点，这意味着由这种可操作性的假设带来的麻烦，既不是希望对手头的问题提出更好的定义或证据，也不是想“取代”或反驳关于这些问题的假设。当我们探讨城市表象在各种旨在“解决”模糊性问题的话语中出现的方式时，并不是在进行更深入的探讨，以纠正事实，也不是在打官司；毋宁说，我们试图考察，面对这样的分裂，城市作为一个对象的问题，究竟是如何作为一个集体关注的隐性焦点牢固不变，如何默默无闻地以集体化问题为中心进行协调一致的活动的。这意味着本书体现并在每章标题中所提到的行为，既不是简单确定的，也不是完全散漫无边的，而是问题—解决的过程。在这些过程中，这种关系本身集中于城市是一种至关重要区分的集体化问题。
我试图利用许多被协调的声音构筑一种集体参与感，仿佛是由不同观点或言说者构成的一种蒙太奇，通过伦理冲突或者戏剧化叙事的例子加以阐明。集体本身的意义就是社会生活中一种具有约束力的基本力量。这些由不同观点构成的蒙太奇，使发言者通过我们把注意力集中在他们的关系上，彼此相遇而变得富有生气，仿佛是把他们联系在一起的一个关注中心一样。这种筹划的说服力取决于在微小的迹象中体现社会基本力量的方式。
我把城市看作以不同的方式，在人们的生活中发挥至关重要作用的一种特质。即使这种特质就像许多人所设想的那样，是不明确、不确定、不实在或者虚幻的，也必须以证实其至关重要性的方式来关注这一点。此外，尽管当这种特质呈现给人们时，人们可能会对其重要性有各种各样的看法，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人们理解或者致力于质疑这个问题。从这个角度看，我把城市理解为一种激发一系列遭遇的集体力量，这些遭遇与特定场所的使用以及这些使用在日常生活中所起的作用有关；或把城市理解为与功能性和象征性参与其中的人口有关的地位问题。
在本书中，我们反对把理论化等同于解释。一是因为这种差异性的失败造成了一场灾难性危机（Girard，1977）。在这场危机中，只有通过命令或武力才能解决充分性的问题（色拉叙马库斯的论点）。二是因为解释往往通过对深度性或目的性的看法（维特根斯坦反对语言“图像”的观点）实现，最为重要的是，解释是理论化的素材或数据。在下面各章中，我关注的都是进行解释的方式[而不是倒数第二个（penultimate）的解释]，试图把集体生活的想象力当作一种社会事实加以拯救。城市的理论化总是开始于解决解释混合物都不可或缺的相互导向的复杂社会关系，这是一种既激活又具体描述各种观点的想象性结构。这样，我拒绝提供另一种解释来增加这种复杂性。人类学的解释方法把它们看作仪式化理解的一部分，并且把用各种方式客观化的图像看作地方性的约束和过滤器，由此，一个民族所从事的现实事务就是要接受与其特质和行为的根本模糊性相关的解释性主权。
不同观点的对话
这种理论化的意识检验各种解释，不是当作反驳的论点重新审视它们，而是当作不同言说者、不同观点的一种对话，并且认为不同的立场构成了一种话语。因此，如果我们把形而上学理解为世界的一部分，而不是超凡脱俗的东西，把形而上学理解为力图拯救“事物发生过程中固有的超越性”（Agamben，1998，16）的一种实践，那么每一种话语都会要求我们恢复“形而上学”的根源。我们致力于通过分析那些“客观的”和“主观的”开端，揭示在集体生活中作为一种特质的城市生命力与城市作为一种特质的“发生过程所固有的”超越性之间的联系。有关各种细微迹象的争论、政策和解释，都会把重要问题呈现给敏锐的探究之眼，前提是要把它们看作一张提问的请柬。客观说来，世俗性的形而上学以自己的方式体现在行为之中，而这些行为是由经常有争议但又反复碰到的问题引起的，诸如建筑法规和变化、中产阶级和产权、公共空间的建设和管理、电影节的举办、城市文化的规划、重建某个遗址、寻找关系和工作、关于城市行政区域划分方案的争议、延长或限制营业时间的建议，或确认从商业机构前面把车拖走的权利。不管他们说什么，这样的开端都会引起质疑，并且都有拒绝请求的风险。不管你对地方政府的政治有什么看法（不管你站在什么角度），如果不接受质疑，就会显得可笑。无论城市从一开始就被看作一吨钢铁，还是作为第一手的个人证言，这些处理方式作为探究、作为理论化仍然是可笑的，除非它们服从于一种提问的形式，力图揭示这些不同观点形成过程中所固有的超越性（Bonner，2001）。
信念即形象
在本书中，我把柏拉图对分界线（Plato，1945）的隐喻看作一个表象场景的符号系统。在这个场景中，理论化被认为是一场解决问题的斗争，而不是表象本身的存在，在城市中形成了解释和根据其共同情境采取行动的最佳方式和方法。这是一个永恒的、必要的、可取的问题，但是不可能用最终答案消除所有犹疑不决的踪迹。对于城市来说，这一问题是由于对已然实现或渴望实现的集体生活类型和质量的关切形成的，在寻找各种方法和手段的时候，要么挺身而出，要么弃之不顾，继续被显然棘手的任何最终解决方案所击败。就像苏格拉底所说的那样，理想国不可能“直到最后的细节”才得以实现，不必阻止我们就这一问题进行对话，因为即使面对任何一致解决方案的不确定性，有些事情也值得争取。表现的根本模糊性（在这里，考虑到作为一个客体的城市）就是本书要研究的主题，在伦理冲突中出现的社会现象是由有关非常具体的问题的解释、政策和行动上的差异性引起的。
我总是从那些不言而喻涉及它们的根据的形象开始，从而要求为它们提供解释性的联系，它们把各种形象与柏拉图所说的信仰的起源联系起来。因此，本书主要致力于通过引入使其形象成为可能或可信的信念阐述言谈的“根据”，这些信念解释了所说和未说的东西之间的隐含关系。由此可以公平地说，本书各章开头都充满了对信念的关注，而这些信念又被认为是重新思考重要城市生活问题的请柬。
各章的材料都是这些信念的集合，各章的要素都围绕协调这些信念的计划来组织，并指向超越特定信仰议程问题话语的一部分。因为我们“高估”或夸大了根本模糊性的问题（Lacan，1981），所以我们迫使这些信念通过它们似乎被涉及的实质性细节提及这个问题。因此，假如在一个被认为是城市同性恋区的社区里，以某个公园是否应该允许同性恋者或“其他人”进入，来界定这个场所的特别用途存在争议的话，我们就不把对立的观点看作要裁决的问题，而看作关于公共空间的意义和这些边界根本模糊性话语的一部分表达。把有关公园的争议重新表述为一种伦理冲突，使我们能够看到一种关于谁拥有空间以及如何解释和争辩谁有权谈论空间使用的问题的话语。因此，信念之间的对立便被取消了，但是差异性被保留下来（黑格尔的“扬弃”），因为这些信念在一个话语中被塑造成不同的言说立场，目的是解决被困扰而又无法掌控的问题。
这种话语在关注焦点上比特殊的信仰更为全面，适应于用不同方式和范围划分边界的现象，而关于公园使用的争论只是这个范围一个有限的案例。这些信念与话语有关，因为部分可能与一个整体有关（这意味着这些信念就像一个原作的图像）。如果没有这些星星点点的信念及构成我们由此可以开始辨别话语“材料”的基本论证结构，那这种话语就不可能取得任何成果。争论和信念是激活所有话语的生动元素。原初的东西不能没有形象而存在，就像话语不能没有信念而存在一样。事实上，原初的东西存在于形象之中，正如话语存在于信念之中一样。原初的东西支撑着形象，就像话语支撑着信仰一样。也就是说，当在数值上被聚集在一起时，这些形象和信念就被认为是相对无形的意见交流或者没有话语介入的感叹，而这种话语为它们提供了集体问题—解决表达方式可理解的力量。信念变成了推论性调整的模式、结盟的可能结构、亲和力和分歧，它们以无止境地肯定其繁殖力的方式横切集体生活。在某种程度上，理论化的技巧在于它与形象、信念和话语材料共同发挥作用，在叙事中构建一种聚焦性、反思性的渐进声音，这是一个既表现集体（为它说话）又再现集体（谈到它）的行动过程。
我们确定了一些案例，说明在城市中现代社会反复无常的变化所释放出来的各种焦虑，其中不稳定的情境成为集体问题—解决的焦点。它们总是表现为具有根本模糊性的伦理冲突。从这个意义上说，有目的地把这些案例作为表现的戏剧性中断，是为了使集体直面它们的局限性，以便人们能够反思无法解决的问题。这些案例起着关键性场合的作用，既具有示范性又具有说明性的方式，能够让人们看到集体的问题—解决及其始终如一的伦理性质。每一章的详细论述都涉及具体问题：城市仅仅是一个符号吗？城市的共同情境究竟是什么？城市究竟如何牵涉世界主义、夜生活、场景、唯物主义、建设和重建以及兴奋等问题？在每一章里，这个问题的不确定性都表明，城市如何能够产生一系列行动与解释、结盟与分化，都由于这个问题的模糊性而被中心化和社会化了。各章力图通过所激发的问题—解决方式，揭示模糊性本身作为一种集体化核心的社会力量。
当前的影响环境
在为索菲·博迪-根德罗的著作《城市的社会控制？》撰写的前言中，萨斯基亚·萨森注意到，作者如何把城市当作“经济全球化影响”的“一种恶化形态”来体验的“经验场所”。萨森继续写道：
这些城市有越来越多的高收入职业家庭，通过其可观的数量和生活方式，它们标志着城市景观，并与日益增长的贫困和隔离空间形成强烈对比。由于它们对全球经济具有战略性意义，这些城市也制定了政策……人们认为这些政策对于作为全球经济战略场所的城市的作用是至关重要的。作者探讨的一个重要假设是，在这种联合条件下，这些城市成为新规范生产的场所。这些规范包含维持秩序的更新重要性。（Sassen，2000c，x-xi）
萨森在讨论索菲·博迪-根德罗的“重要假设”时，嘲弄了马克斯·韦伯关于市场需要可计算和可预测的社会调控模式的讨论，或者嘲弄了今天所谓的“治理”。事实上，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假设，对城市文化的任何研究都必须考虑到这一点，尽管并不一定用它表述。这个重要假设是说，在当前条件下，城市成为生产新规范的场所。
请注意，这个假设是如何通过让我们回想起城市是一个具有集体活力的示范性场景的直觉，从而重新恢复与权威社会学方法的联系的。从历史上看，社会学一直被称为阐述和再现集体活力的形态和表达的事业，而“新规范的生产”则一直是这种集体化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但是现在，萨森以同样的姿态既给予又撤回，在两个方面对我们的探究产生影响。由于把新规范的生产与“保持全球经济”的政策和战略等同起来，而忽视了新旧之间的模糊而确定的辩证法及其围绕时间和时间性的对话，这正是长期以来体现社会学直觉的标志。她冒着削弱集体活力的风险。这在她把“维持秩序”看作最重要的新规范之一时体现得很明显，好像最好把城市文化描述为对经济全球化刺激的一种反应，而这种反应力图继续控制和维持秩序，以直面博迪-根德罗所说的“经济结构调整和社会迅速变化的负面后果”（Body-Gendrot，2000，ix）。这种把重要认识还原为一种变量语言的做法，理所当然地就是他们着手解决城市集体活力的真正问题。对文化的控制和所谓的秩序维护功能只是其话语的众多部分之一，并且，即便它说得很真实，文化的观念所表达和处理的冲突，也总是要比通常在“学科”结构中所描述的更复杂、更细微和更具差异性。这是因为文化的观念涉及情境中集体问题—解决，这些情境从根本上说是不稳定的，这种不稳定的原始根源并不在于政治或经济，而在于首先理解政治和经济的不可避免的资源区分（或者过滤，如果你愿意这样说的话）。如果城市是新规范生产的场所，那么这一命题的模糊性及其所隐含的一切都是城市中集体生活的具有根本性和争议性的焦点。
本书探讨城市是一种新规范生产的场所的命题，但是采用的方式与方法截然不同，因为我们把“生产”和“创新”这两个概念作为始终需要置于问题中的表面话语特征来考察。事实上，城市就是这样一种场所，因为它典型地体现了有关动荡不安的重要而及时的辩论，而这种动荡不安反映在塑造一种文明的明确氛围的不确定性之中。因此，本书的每一章都通过一个不同的例子，以不同的方式具体阐述“新规范的生产”究竟是如何作为一个集体化的焦点出现的。在各种影响循环的情况下，世界主义、夜生活、场景、物质生产和经济创新、建设和重建、艺术和风格、新与旧之间和中心与边缘之间的张力，都通过有争议的说法得到了具体化，即城市是一个符号，仅此而已（或者说没有其他东西）。
这种惯例性的替代方案可以通过一种习惯用法来理解，即被描述为在治理政策方面新规范“被生产”的情境。它掩盖了这种惯例性的替代方案在集体生活中出现时与模糊性的对抗关系，也就是说，这个命题掩盖了“产生新规范”作为一种推论性领域的社会现象，而这个推论性领域确定了它所提出的说明性实践的伦理冲突。
结论
城市的表现不断演变，被拟人化地表现为一种关于集体化与共同体的文明化对话的一部分，在各个推论性的片段或部分中，在一种必须深刻而充满诗意的坚实想象性结构中都可以清楚地看到这种对话。这是人类创造的过程，起点和终点都是不确定的，然而激发人们重新获取亲密联系的感觉，重新获得必要和理想的工作的机会，这个过程的不断更新给我们带来了激励和责任。在试图征服、掌控、忽视以及在某些情况下破坏它的易读性，限制它作为集体生活中心场所的权力的过程中，城市确实是一个想象性的客体——塑造着城市的用途，并且被它创造的用途所塑造。在这个意义上，城市作为人类交往中最高和最低程度上的典范，总是挑战我们重新思考人类独创性和社会创造力的伦理限度。
本书的一个结果是，把城市置于当代社会变革的辩论之中，这经常被视为全球性的难题。从这一角度看，全球性作为一个大题目，描绘了对城市产生冲击的影响环境，在以决定性的方式对城市产生影响的时候，也许会改变其形态和目的以及危及其完整性，或者带来新的机会；当然，它也以特定的方式给城市的日常生活增添色彩。不管如何对它进行实质性的描述（如通过媒体、金钱、市场、人们空前流动的景象），这种环境都作为一个“问题”呈现给城市，城市必须用不同方式处理或“解决”这个问题，也就是说，这种环境被看作“无论是什么”（关于“无论什么”，see Agamben，1998），总是对城市提出一种挑战，这是一个在关键时刻形成的问题，在这种情况下，人们可以重新阐述不同意见，对共同情境进行反思，并对其局限性提出看法。
这种环境要求城市把自身看作与其他城市对抗性关系的一部分。这些城市由于竞争性关系而在市场上获得认可。对可比性和竞争性的强调进一步促使城市把差异性看作“文化资本”或产品识别的资源，从而使一个城市的身份在与其他城市的差异性关系中不断出现问题。城市需要自我认同，需要在与其他城市的关系中使自身变得可被识别，这种需求在特定场合不断提出一个问题，即一个城市究竟如何显示一种真正的差异，也就是说，与其他城市的差异如何是或者是否是一种真正的不同。在本书中，我寻找使这样一个问题变得富有生气而又似乎生动的案例，可以把这些案例重新表述为由辩论这一问题的言说者所调解的伦理冲突，并且努力作为一个集体问题加以解决。从这个角度看，全球性在日常生活中创造机会，使集体身份认同的工作在实践中变得生动可控，并且，全球性把这项工作定位于“解决”在一个城市的共同情境中所提出的问题，即这个城市与其他的城市相比，既相同，又有差异，是一个双头怪（two-headed）。最后，让我以一种更加公式化的方式提出这本书应该得出的一些突出主题。
城市加剧了现代性的两面性及其张力，并使之浮出水面。城市为何同时为人所爱又为人所恨，为人所拥抱又为人所逃避？这种张力的根源主要来自城市把现代性作为一种生活方式和一种欲望系统来“实现”的努力。城市通常被理解为处于所参与文明的中心，试图通过不断改造为学校或者实验室、不断强化为日常生活兴奋的中心场所控制社会动荡，从而实现这一目标。在这个意义上，对于在任何一个历史时期经受现代化涤荡的人群来说，城市往往充当了“文明进程”的典范推动者的角色。这种创造性在历史上已经在城市的生产性中得到体现，通过客观性文化的成就构成自己，在显而易见的工程中具体化，这些工程总是引起关于变化问题和新旧关系问题的话语冲突。城市是物质性的，因为它的生产性体现在形象之中，表现出与这种形象不可分割的对话踪迹，就像计算机是关于效率、习惯的改变和修正、工作质量和行为、时间和空间使用的辩论形象一样。衡量城市生产性的标准是形象的生产性，这些形象通常隐藏着对价值问题的含蓄争论，而这在实践和项目中可以被观察到。
市场只是城市生产性的一个方面。城市形象体现在世界主义，被扩展的夜生活，异质性的场景，多样而变化的群体范围，艺术、知识、技术和城市中心重建中的创新，重新定义令人兴奋的事情，追求“甜美生活”的机会，创业和职业的举措。城市作为“客观性文化”中心的生产性形象具体表现在被人们理解为“给予”问题的冲突上，我们可以在对城市本身有益的变化的质量和方向的有争议的信念中分辨出熟视无睹的背景知识。可以预期，每一个重要的城市都会像“一面平安无事的镜子”（Lacan，1981），都会因为现代性及其与传统的冲突而展开一场殊死搏斗，传统正是城市具体而复杂的鲜明特征。
为了生活在时间之中，城市给出了这一冲突的具体形式，而这种形式是安置斗争的一部分。在撰写本书的时候，我似乎不得不明确一个立场，它涉及与这些名字相关的领域的工作，如萨森、哈维、列斐伏尔、索娅、卡斯特尔等。通常，城市内部空间是在世界市场中为了应对一个城市的空间变化而被协商或重新发明的。与其提出另一种观点或“立场”来增加这种混合体，不如把它作为一个跨学科焦点的出发点，把城市空间与世界市场的关系设想为生活辩证法的一部分，两者都在这个过程中发生变化。
这一概念是从对场所的更广泛理解中发展而来的，不仅包括空间，而且包括时间。这种方法利用社会实践的创造性，以符合我们对文化的重视及其与城市特殊性和独特性的联系。也就是说，城市无论在事实上还是在原则上都是真正独一无二的，城市独特性的问题往往会调解安置的生动辩证法，在这种辩证法中，任何相关的空间都能够激发有关其历史性或当下生存的对话。这种生动的辩证法揭示出安置本身就是一个有争议的过程，由此，各个群体都把城市及其各个部分塑造和重新塑造为与时间联系在一起的历史现象，而不仅是与社会立场、生产和霍布斯式的相互依存联系的碎片。
我们的方法允许把空间与城市影响的扩展和循环联系起来，表明它是一种流动的环境，不断产生关于属地的完整性、生活质量以及可能变化的方向等各种问题的问题—解决情境，这些问题需要解决空间和时间之间的辩证关系。从这个角度来看，对空间的关注就是对城市的一种重要定位。这些问题都与赋予城市空间和作为空间的城市以独特的时间可读性有关，即可以认同也可以否定这种时间可读性。现代的进步（以及所谓的城市千篇一律）和地方性条件（以及所谓的城市历史特性）都能够以同样姿态共存。在某种程度上，城市空间是指它在人类循环回路中占有一种欲望客体的地位，因为城市以提出集体问题的方式排斥和吸引要素（资本、人、信息）的流动。
具体化为社会影响和集体问题—解决的踪迹的各种表现，旨在解决困扰任何一种行动的模糊性。这种模糊性孕育着社会活力，不同群体犹豫不决的解释方案最终都会聚焦在联盟和分裂上，让人们在任何一种共同情境中把握至关重要的机会。这种“流动焦点”指向集体生活中的超越性和反思性力量。本书的唯物主义就在于试图用集体的问题—解决的观点评估所有概念（包括经济决定论），用任何形式表现世界都是基本行动情境的一部分。由此，人类决心让自己满意的是，如何最好地忍受并接受模糊性。这一犹豫不决的“解决方案”是任何集体表现不可言说的焦点，因为言谈必须“解决”社会影响在这个世界中具体化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