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版序言
“马克思主义”本质上是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解释，是他对我们的社会如何运行、如何发展以及它的发展方向进行的研究，但并没有形成最终结论。人是处在与他人、与他们的产品以及与他们的活动等关系当中的，关系中的人是他研究的根本主题。在阶级斗争两边进行对抗的是人，出卖自己劳动力的是人，购买劳动力的也是人，等等不一而足。尽管马克思通常把他所发现的那些非人的要素组织成了生产方式、阶级和价值等内容，但是他的异化理论仍然把作为剧作者和剧中人的个体放在了论述的中心位置。在这个理论中，人自身被赋予了一种优越地位，他们从这里出发来审视他自己与社会和自然之间现实的和潜在的关系；他的处境成了他是谁和他做什么事情这些内容的限定范围，而不是相反。为了从人的优势地位这个角度出发进一步对资本主义进行分析，对“异化”的分析就成了本书的主要任务，虽然人们对这个术语已有所了解，但这种了解是很少的。
然而，马克思的个体是他本人的一个理论产物。对于人是如何出现的，他们感知和认识的对象是什么，对他们造成影响的动因，他们能够在目前条件下或新的条件下能够做到什么程度以及（从另一个侧面来看）做什么等，马克思都有所构想。没有这些特点，他们就不能或不会对按照马克思提问的方式做出回答。因为即使我们承认人们的物质生活条件确如马克思所描述的那样，人们也不需要像马克思所说的那样做出一些反应，去做些什么或打算做些什么，除非他们意识到上述性质已经让他们实在是无路可选了。结果，作为一种关注个人的解释性社会理论，任何对异化的说明必定是以澄清马克思人性（human nature）概念中的与众不同之处开始的。
马克思似乎对其他作者关于人的观点的意义认识得非常清楚，在一定程度上他对这些作者更宽广的理论范围内人的地位也非常了解，但是他对自己的这些观点只有一些片面的、断断续续的认识。例如，他注意到我们的“哲学意识就是被这样规定的：在它看来，正在理解着的思维是现实的人”，但是智慧的钩刺决没有带出内在的含义。[1]“‘真正的’社会主义”之所以受到谴责，是因为他们把“德国小市民”作为典型的人，而且认为这是每个人都有的特质。[2] 他指责边沁根据他的理念做了同样的事情，英国的市侩。[3]
但是，马克思极力反对这些作者，因为他们的这些观点是非历史的（unhistorical），他们没有认识到人的特征是随着社会条件的改变而发生变化的。像考察土地和空气一样，将其视为既定的事物而仅仅根据外在表现来考察单独的个人，而不是把他视为时代的产物，马克思声称这是历史上各个时代的虚幻特征。[4] 对他来说，人性的变化也是由同一社会中的不同生活条件所导致的。例如，资产阶级和工人之间截然不同的性质据说是由每个阶级所生活的环境差异造成的。显然，最初没有把这些因素考虑在内的人性观念是错误的，但像马克思所做的那样，把这些因素考虑在内与没有一个人性观念是完全不同的两回事。它仅仅是把这些增加的新要素添加到了这个观念之中而已。
马克思自己的人性观念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和《德意志意识形态》（1846）中得到了最全面的（如果算不上最认真的话）表述。但是，这种表述形式使得逐渐把握这种概念成了一个棘手的和烦琐的任务。在马克思所有著作中，我们还能够发现一些关于人这一主题的相关素材，但是它都没有早期这些著作这么集中，尽管二者都没有正式出版。随之而来的两个问题是：为什么马克思没有用一种更为有条理的方式来展现自己的人性观念？为什么他没有出版《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和《德意志意识形态》？我们首先来处理后一个问题，因为一些把这些著作视为“不成熟”作品的批评者也提到了这个问题。
首先，马克思确实试图出版《德意志意识形态》，但由于德国当时的条件并不允许他出版而未果。他在后来的著作中告诉我们，他并不介意把这本著作“留给老鼠的牙齿去批判”，因为这达到了他的主要目的，即自己弄清问题。[5]马克思总是为了特定的目的而写作，而且，一旦他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所抨击的有害的哲学开始走下坡路，他写这些早期著作的目的——除了自我澄清问题之外——就变得过时了。进而，马克思不断地修改他的说明，因此他一定很快意识到他最初展示自己积极观点的形式不可能被工人阶级所理解，而这些人才是马克思最想让他们理解自己观点的人。[6]
与《德意志意识形态》一样，甚至是更甚一些，《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是自我澄清问题的一个演练。在更小的篇幅内，它成功涵盖了更丰富的内容。如果说《德意志意识形态》基本上是一部历史和哲学著作的话，那么人们就不能说明白《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到底是一部什么样的著作，尽管有的人用同样的方式给它贴上了标签。好像马克思的才智让他能够在所有这些他了解的领域内穿梭自如。历史、哲学、经济学、心理学、人类学、伦理学、宗教和社会学彼此之间以一种非常复杂的方式错综交叉在一起。在这部著作中，马克思给自己提出了一个伟大的新体系大纲，但他确实清楚地认识到，他首次表达的这些观点不会得到几个人的信服，甚至不会有几个人明白他到底在说什么。
在解释马克思没有出版《德意志意识形态》的原因时，我业已部分说明了马克思为什么没有用一种更系统的方式解释他的人性观念。当他想要系统地架构自己的大厦时，人性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主题，但是当他的目的是想要去诠释他的观点和说服别人时，他对是否赋予人性以突出地位显得犹豫不决。他强调环境因素能够更好地影响无产者的阶级意识，但这些因素是直接面向那类直接证据的，而且它们也能够通过讨论得到发展。但正如马克思所认识到的那样，讨论人性问题通常意味着讨论的结束。
而且还有一点可能非常重要。在1844年之后的数年内，马克思被迫就一系列的政治问题和意识形态问题与很多卑劣的资产阶级思想家和社会主义理论家进行争论，他们最喜欢用的表达方式就是“人的本质”（human nature）、“人性”（humanity）和“人本身”（man in general）。[7]在反对施蒂纳、费尔巴哈、克里格（Krieg）以及其他“真正的社会主义者”时，马克思被迫用相对缺乏术语的表达范式区分了他自己的理论，形成了他们用另一种方式所包含的思想，而这些术语是他们主要贩卖的东西。
然而，尽管人类学和心理学不再是主要内容，但是人必然继续在马克思的理论中占据中心地位。而且在马克思的后期著作中具有影响和相互影响的人与他早期著作中表述的人没有什么区别。人性的概念一经采用就很难做出改变了。因此，《马克思的异化理论》这本书中所使用的理论框架和范畴大多数来自《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和《德意志意识形态》，它们的内容则不受此限制，我的引文会充分说明这一点。
在试图重构马克思的人性观念之前，有一些更广泛意义上的哲学问题需要加以考虑。尤其是，作者必须处理好马克思不常见术语的使用问题，其中一个经常被忽视的基本任务是确保他用这些术语所要传递的信息，没有对马克思的本意画蛇添足或偷梁换柱。从马克思对语言的使用出发，直接导致了作为其他内容之基础的现实的观点的出现；从这里出发，还导致了研究的方法和解释的方法，他认为通过这些方法获得了这一观点。这些问题都需要在开始部分予以解决。如果异化这一主题在其他地方已经得到了充分讨论，我将不会在这部著作中再花更多的篇幅讨论马克思关于异化的一般哲学问题。不幸的是，我认为这仍是一个需要讨论的问题。
因此，本书是按照下面的安排组织起来的：第一部分解决的是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基础问题，主要是关于马克思如何看待所有的现实问题；第二部分解决的是马克思的人性观念问题，或者说如何用上述方式解决马克思视野中的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问题；第三部分解决的是异化理论问题，或者说，同样以上述方式处理这些关系在资本主义社会是如何产生的这一问题。在建造我们所关心内容的金字塔时，我将在最低限度上保持必要的重复，因为有些类似的表述是在一种新的而且更加复杂的背景中进行的。
我对待马克思主义也不同于这一领域中的其他大多数作者，他们的“非历史性”表现在三个不同的意义上：对马克思的思想发展很少关注；在它们的起源问题上没有花费多少时间；以及，没有试图把马克思主义置于它之前或同时代其他思想的背景中进行考察。关于第一点，我并不强调马克思思想中的变化，因为我没有看到它有多少改变，尤其是在比较1844年之后马克思主义的本质联系时更是如此。因此，为了理解这些观点，更为重要的是把马克思的著作视为一种在单一理论框架内进行的理论表述，而不是对那些出现的相对较少和微不足道的变化进行无谓的强调。后一种方法只能为理解这些表述之间的内在关系增加困难。
马克思在1844年之后使用了一些新的术语，这样的让步甚至有些过头。《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的“黑格尔式的”和“费尔巴哈式的”语言也仅仅是部分地被另外一种能够更好地表达马克思思想的语言所取代，它们也被接受了下来。至于其他马克思在政治、历史和经济等领域予以专门使用的东西，也没有要求采用一种主要在讨论哲学和人类学问题时使用的术语。而且，即使是在他的后期著作中，每当面对一些学科之间的联系时，他还经常求助于那些“旧的”术语；但正如我们所看到的，它们的意思可能由于文本内容的变化而多多少少有些不同。
有人认为，马克思的思想必须根据它所出现的不同时代进行分期，因为每个时代都与它之前的内容发生了严重偏离，这就要求提供一种在其他人那里找不到的证据。第一，我们必须证明马克思意识到了这种断裂，而且明显地认为他早期的观点是错误的。第二，我们必须证明马克思在他后来的著作中对他早先同意或不同意的观点采取了一种截然相反的态度。第三，我们必须证明马克思绝大多数早期著作中的概念根本没有进入他晚期的著作之中。
尽管我们发现有不少例证说明他思想的发展以及在理论和表述方式上的微小差异，但不管是马克思还是恩格斯都没有指出他们的思想发生了与“断裂”这个术语相匹配的变化。相反，马克思的习惯是，在草撰晚期著作时经常参考他早期的笔记。比如恩格斯就告诉我们，马克思在写《资本论》时使用了他1843—1845年所作的笔记。[8]作为马克思《资本论》的第一手稿，《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1858年）就包含了好几页从《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誊抄过来的内容。[9]即使是在正式出版的《资本论》中，也存在着很多马克思早期的思想和概念，而不是刚刚被认识到的概念。在第三部分中关于马克思的经济理论那些章节，我将试图对此进行证明。
但是，如果马克思的理论不容易按时间进行划分，那么如何解释那些确实发生了的众多的微小的变化和发展呢？显然，我不想说马克思的思想总是一以贯之的，也不想说“真正的”马克思主义仅仅是《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呈现的思想，是《共产党宣言》中的思想或者是《资本论》中的思想。相反，我的立场是，马克思的思想中确实存在着进化，这已经在他早期的约定和认识的逻辑中得到了体现，而且从他开始认真地针对人和社会等问题进行写作时，他的思想便沿着他此后从来没有偏离过的方向发展了下去。正如我们将要看到的那样，他开始研究的新领域与他的研究结果一起都是与他主要的理论发展相一致的。1842年、1844年、1846年和1848年的著作显示了他思想最明显的变化，但是所有的主要思想的发展在本质上是同一的这一点一定不能被丢弃。在下面几页我会处理一下马克思理论和表述中的发展和变化问题，因为这些发展变化总是与讨论的主题相关的。
在马克思思想的来源方面我投入的时间相对较少（因此，对它们的内容和创新也是如此），不是因为这一点不重要，而是因为我认为优先要做的是确定这些思想的内容是什么。只有掌握了理论体系的内容，充分了解了什么是以及什么不是它的来源以后，才能够研究它的来源，任何理论体系莫不如此。这种掌握不是通过在其他思想家的著作中寻找关于马克思主义的只言片语实现的，只能是通过结合考察它们与马克思主义本身的关系来实现。只有了解了马克思的主要理论之后，我们才能知道我们所探寻的是什么。否则，表面上的类似之处可能会造成一定的影响，结果是马克思的思想经常由于没有为理解它们做好充分准备而变得更加难以理解。
最后，我不会把马克思主义与之前或同时代已经被充分说明的其他理论放在同等位置，这首先是因为，只有了解了马克思主义是什么，我才能为它在思想史上找到一个合适的地位；其次，我承认我存在这样一个偏见，即反对通过与其他思想家之间的类比来解释什么是马克思主义。
这是一种我也不完全具有免疫力的知识分子的通病，总是通过讨论所有与之稍微相仿的事情来论述一件事情。当我们使用马克思的解释时，这意味着我们必须通过大范围的类比用亚里士多德、洛克、黑格尔、费尔巴哈、卢梭、罗马天主教会甚至更多的人物、思想和事件来突出马克思思想的含义。但是所有的类比都有可能会导致对作者和读者的误导。作者倾向于用自己对类比的理解来取代他对主题的理解，为了便于比较，有必要时他还会对后者进行修改。读者倾向于并经常急迫地想要做同样的事情。为了确证这一点，马克思或者像亚里士多德一样具有了目的论倾向，或者像卢梭一样把人视为社会动物，或者像洛克一样认为人是自由的；这让人们误认为，这些类似之处就是所有思想的共同的基础。如果把马克思主义理解为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社会所作的解释，那么马克思主义在马克思之前就不存在，作为纯粹的形式它也不存在于马克思著作之外的其他任何地方。马克思所说的内容就是用来解释马克思主义的原材料。
那么恩格斯呢？作为马克思一生中近乎四十年的亲密合作伙伴和他死后的遗嘱执行人，恩格斯和马克思一起通常被认为同样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代表人物。在大多数场合中，这种方式是能够得到辩护的。但是，在人的主题和异化这二者之间还是存在着细微差别，因此，在全面处理二者之间的关系时就要求进行很多精确的区分。自然而然，我将把我所使用的马克思关于人性观念和异化理论的证据严格限制在马克思自己的话语体系内。然而，对我来说，不能由于引用恩格斯时犯了一些细小的错误而让读者也犯同样的错误。有时候（在关于哲学基础这一部分到处都是这种例证）恩格斯谈到这与马克思完全一致时的坦率性取代了所有的其他思考，而且他把走进文本的方法视为一个完全值得信赖的见证人。对马克思和恩格斯观点具有一致性的详细讨论将在随后的关于辩证法的讨论中呈现，这是围绕一致性进行的论战中最核心的部分。
任何批评不管具有多强的穿透力，如果它发生在错误的时间和错误的地点，那么它就可能像最顽固的愚蠢行为一样成为理解上的最有效的障碍物。任何论证的思路，尤其是像马克思主义这种复杂理论的论证思路，就像一根根的棉线，只有织成坚固的理论布匹才具有说服力。否则，人们不能确定受到攻击的是不是“马克思的本意”。我也认识到这一点，一般来说，大量关于马克思主义的解释性材料中所争论的并不是社会主义的思想家说了什么（他的著作中的证据尤其在当今社会是很容易被接受的），而是他“要说什么”。因此，为了确立自己的观点，就必须允许马克思在充分的时间内不受限制地畅所欲言。基于这一原因，我直到本书结束时才说明我自己的更为重要的批评性评论。
通过《马克思的异化理论》这本书，我并不想把马克思主义变得比它的本来面目更加前后一致，与此同时我也强调它本质上的统一性。马克思一直就是他自己思想的建筑师、作者和考古学家。
[1]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42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尽管这个巨大的手稿的一部分最近刚刚以《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为名发表，但这个“导言”是马克思最初为他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写的。而且，虽然马克思最终决定不把这篇“导言”——实际上，他甚至没有写完它——放进著作中，但实际上这本专著1903年以后出版的各个版次都收录了这一“导言”。因此，我们现在所指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导言”，精确地说是指没有出版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导言”。
[2] 参见 《共产党宣言》，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301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德国的或‘真正的’社会主义”最后一段）。另参见《德意志意识形态》。
[3] 参见马克思：《资本论》，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4卷，704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据说已经对任何时间和地点的人都作了唯一描述的另外一个哲学家是施蒂纳，他把他自己看作一种理想。参见《德意志意识形态》，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103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60。
[4] 参见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25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5]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34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6] 恩格斯提到过他们对这个问题的态度：“我们决不想把新的科学成就写成厚厚的书，只向学术界吐露。正相反，我们两人已经深入到政治运动中……我们有义务科学地论证我们的观点，但是，对我来说同样重要的是：使欧洲无产阶级，首先是使德国无产阶级相信我们的信念是正确的。我们明确了这一点以后，就立即着手工作了。”（《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248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65）当他们达到目的之后，马克思就很少关心他的著作了，这可以从他从来没有搜集整理他的著作这个事实中看出来。F.Lessner，A Worker's Reminiscences of Karl Marx and Engels （Moscow，no date），p.169.
[7] 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human nature”的翻译并不一致，有时候翻译为“人性”，有时候翻译为“人的本性”，而“humanity”则被翻译为“人性”。在本书中，一般把“human nature” 翻译为“人性”，只有为了与“humanity”进行区分时，才将之翻译为“人的本性”。“man in general”在《手稿》中被译为“人本身”，这里采纳了这一译法。——译者注
[8]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4卷，37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
[9]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392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242～243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