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高等教育理论的初步探索（1949—1966年）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国家各项事业亟待恢复和发展，在高等教育领域，随着我们对苏联经验的学习以及社会主义高等教育体系的建立，研究者一直在对高等教育理论进行探索。

一、学习苏联经验，研究苏联高等教育理论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央人民政府下设教育部。1949年12月，第一次全国教育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会议讨论了如何对旧教育进行有计划、有步骤的改革问题。会议提出：“我们采取的是坚决改造，逐步实现的方针。”“以老解放区新教育经验为基础，吸收旧教育有用经验，借助苏联经验，建设新民主主义教育。”[1]高等教育从一开始就全面倒向“苏联模式”，高等教育领域的一系列改革基本上以苏联的经验为基础。在1949年前后，为使中国的高等教育尽快调整适应社会主义发展，高等教育界围绕学习苏联经验开展了一系列翻译和研究工作。

在1949年翻译出版的介绍苏联高等教育的主要书籍如下。

①东北英文研究会编译，《苏联的大学》，苏南新华书店1949年版。该书由东北英文研究会的徐和、周纯、姚周杰、周砚4位学者编译，收入了苏联大学教育部部长卡夫达诺夫的文章《新五年计划中的苏联大学》，以及其他苏联学者的文章，包括《苏联大学》《苏联大学教育的方法》《为苏联农业培养二十万专家》《列宁求学的地方》《白天是工人，晚上是学生》《战争时期中的苏联学生》《一个学生们的科学学会》《莫斯科大学生的假日》《我进入大学的道路》《学生伏隆竹夫的一天》，共11篇。这是较早的一部介绍苏联高等教育的译著。

②庄季铭译，《苏联教育制度》，开明书店1949年版。该书在第九章“高等教育”中专章介绍了苏联的高等教育发展状况。

③江山编译，《论苏联的教育》，苏南新华书店1949年版；华中新华书店1949年版；关东中苏友好协会1949年版。该书将“高等教育”译作“高级教育”，并介绍了“高等学校是苏维埃知识分子的熔炉”“高等学校概述”“高等技术专门学校”“教师深造学院”“苏联学位授予一般概况”“苏联高等学校的五年计划”6部分内容，最后介绍了苏联的3所高等学校。

④吴清友著，《战后苏联教育新动向》，耕耘出版社1950年版。该书在第五部分“苏联的高等教育”中介绍了苏联的高等教育发展状况。

⑤晨光出版公司辑，《苏联大学生活》，晨光出版公司1949年版。

1950—1957年翻译出版的介绍苏联高等教育的主要书籍如下：苏联卡弗达诺夫著，刘君实译的《苏联高等教育》（大众社1950年版）；东北教育社的《苏联的高等教育》（新华书店1950年版）；东北人民政府文化教育厅教育部编的《苏联高等教育法令选辑》（国立安徽大学政治教育委员会1950年编印）；第一次全国高等教育会议秘书处编的《苏联高等学校》（第一次全国高等教育会议秘书处1950年编印）；中国人民大学编的《苏联高等学校》（中国人民大学1950年编印）；苏联卡弗达诺夫[2]著，高士彦译的《苏联的高等教育》（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1951年编印）；教育资料丛刊社辑的《苏联的高等教育》（人民教育出版社1951年版）；中央人民政府高等教育部《高等教育通讯》编辑室编的《苏联高等学校的教学方法》（中央人民政府高等教育部高等教育通讯编辑室1953年编印）；中南财经学院编的《论高等学校的教学工作》（中南财经学院1954年编印）；高等教育部教学指导司编的《论高等学校的科学研究工作》（高等教育出版社1954年版）；付克著的《我所看到的苏联高等学校》（时代出版社1954年版）；苏联康士坦丁诺夫等编，芮沐等译的《高等学校的讲课方法问题》（五十年代出版社1955年版）；苏联康士坦丁诺夫[3]等编，吴培德等译的《高等学校讲课方法问题》（高等教育出版社1955年版）；苏联亚果德金等著，刘金续、方钢译的《苏联高等学校共青团的工作》（中国青年出版社1955年版）；哈尔滨工业大学教材资料编译室编，《苏联高等教育四十年（第1册）》（哈尔滨工业大学出版社1957年版）。

1950年成立的中国人民大学编印了《苏联高等学校》，内容主要是苏联高校学校管理和教学管理的文件，包括苏联“高等学校的组织与管理”“高等学校章程及教学”“教学工作之组织”等篇章。同一年，刘君实编译了苏联高等教育部部长卡弗达诺夫的《苏联高等教育》一书，该书收入了卡弗达诺夫的《苏联高等教育》《苏联高等教育的制度》《苏联高等学校》《高等学校的科学和生产的结合》《卫国战争后高等学校的概况》《苏联高等学校章程》共6篇文章。

1951年，为了配合当时的文教建设和进一步满足各地文教工作的需要，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编辑了“文教参考资料”丛刊。高士彦翻译的卡弗达诺夫的《苏联的高等教育》是其中一本。同刘君实的译本相比，该书内容更加全面和充实，分为14个专题，全面介绍了苏联高等教育的情况，包括苏联的大学、工艺专门学校和技术专门学校、高等农业教育、高等师范教育、经济学家的培养、73所高等医科学校、高等艺术学校、高等函授教育、苏联高等学校的教学组织原则、苏联高等学校中社会科学的讲授、苏联高等学校的科学力量、最先进科学的学校、苏联大学生的物质生活状况等各方面内容。这本译著偏重于对苏联高等教育制度的宏观介绍，使人们比较全面地了解苏联高等教育的发展概况和基本制度。

同年，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了教育资料丛刊社辑的《苏联的高等教育》。该书选编了部分苏联专家学者的文章，以介绍苏联的高等教育状况，具体包括《苏联高等学校是苏维埃知识分子干部的熔炉》《苏联高等教育的发展》《从苏联高等教育的经验略谈几个问题》《苏联高等教育的组织》《苏联高等学校的教学研究指导组》《爱国主义大学工作者的责任》《苏联大学的公共必修课——政治课》《全力改进高等学校中马克思—列宁基本知识的讲授》《提高教科书的思想内容与科学内容》《苏联高等学校及科学与生产的结合》《苏联高等学校里的生产实习》《苏联大学生的学习生活》《苏联国立莫斯科大学介绍》13篇文章，并在附录部分介绍了苏联高等教育重要法规，包括《高等学校标准规程》《高等学校教学管理规则》《关于高等学校、高等技术学校及技术学校学生社会活动的整顿》《高等学校教职员服务规程》等内容。这本译著不仅包括宏观制度的介绍，还涉及具体的教学指导的内容，从一个侧面显示出我国已开始着手进行教学改革。

1952年，我国的高等学校开始学习苏联经验，进行教学改革，包括改变原有系科，重新设置专业；制订全国统一的专业教学计划；制订与教学计划配套的、统一的教学大纲；借用、翻译苏联教材，逐步自编统一教材；增加教学环节，加强教学管理；建立基层教学组织，加强教学工作的计划性；聘请苏联专家到高等学校讲学，指导教学改革等。

与此相适应，高等教育界加大了对苏联高等教育经验介绍的力度。1953年，高等教育部《高等教育通讯》编辑室编印了《苏联高等学校的教学方法》一书，收入了苏联专家倪克勤、高尔琴柯、杰门节夫、加里宁、A.A.福民等关于苏联高校教学方法、教研组工作、教学实习、学生成绩、函授教育和夜校教育方面的5篇文章。

1954年，高等教育部教学指导司编写了《论高等学校的科学研究工作》。该书收入了苏联和中国学者关于高校科研工作的38篇文章，其中苏联学者的文章占了一半。中南财经学院为开展教学工作，也编印了《论高等学校的教学工作》一书，其中收录了《苏联高等学校教研组的基本任务及工作方法》《教研室是创造性的集体》《教学过程的形式与学生积极性的发展》等苏联专家的多篇教学类文章。

1955年，芮沐等翻译的苏联学者康士坦丁诺夫等编的《高等学校的讲课方法问题》由五十年代出版社出版。该书收入了斯米尔诺夫所写的《列宁和斯大林的讲演对于高等学校教学上的意义》、康士坦丁诺夫所写的《讲课的一般要求——关于格南诺夫斯基和克柳车夫斯基的讲课》、萨维赤所写的《卓越的讲演者和教师季米里耶捷夫》，并附上了斯科莫洛夫斯卡娅的《高等学校讲课方法参考书简目》。同一年，吴培德等也翻译了康士坦丁诺夫的这本书，由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并于1956年再版，对当时高等学校的教学改革产生了一定影响。

这一阶段，付克在访问并参观苏联高等学校后撰写了《我所看到的苏联高等学校》一书，由时代出版社于1954年出版。该书着重介绍苏联高等学校先进的教学方法与经验，对苏联高等学校的发展与成长过程、组织领导、教学与科学研究问题以及教师工作与党的活动等均有所阐述。该书内容提要指出：“苏联之所以培养出成千上万的专家和建设人才，显然与其科学的先进方法与经验分不开的。通过这本书的介绍，我们可以又一次地看到和体会到社会主义制度在高等教育方面的优越性。本书可作为我国高等学校学习苏联高等学校先进教学方法与经验的参考。”[4]

除翻译出版苏联的著作和论文集外，1949年后的《人民日报》《光明日报》《新华月报》《人民教育》等主要的报纸杂志上也有不少介绍苏联高等教育经验的文章，如《苏联高等教育的新成就》《苏联高等教育情况介绍》《苏联高等教育的改革》等。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面临着巨大的改造和建设任务。学习苏联教育经验，改革原有的高等教育，作为一项重要的战略措施，其方向是正确的，成绩是主要的。学习苏联教育经验，为我国社会主义高等教育体系的建立提供了重要的参照依据。苏联高等教育有许多长处，也有一些短处和弱点。它最大的缺点是统得太死。例如，强调高度的集中统一，地方特殊性照顾很少，高等学校主动权太少，不利于因地因校地发展和办出特色；没有多学科的综合大学，专门学院的学科过于单一，不利于新学科、新科技的交叉发展；人才培养只注意一种模式，过于呆板划一，实行的是统一专业设置、统一教学计划、统一教学大纲、统一教材，并且统一教学过程，统一教学管理。这种“大一统”的培养模式不但妨碍学生学习主动性、创造性的发挥，而且非常不利于因材施教，培养“拔尖”人才。学术思想也比较僵化，不利于探索争鸣。苏联高等教育的这些缺点，在相当长的时间内都或多或少地对我国高等教育产生了不良的影响。[5]

在学习苏联的过程中，学者们对于学习苏联的经验及出现的问题均发表了自己的看法。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胡锡奎在1954年中央人民政府高等教育部举行的中国人民大学教学经验讨论会上，对中国人民大学学习苏联经验的情况进行了报告，指出了学习的过程、通过学习所取得成就及今后开展教学工作应注意的几个方面。[6]曹未风认为：“苏联人民四十年的建设经验是在艰苦斗争的过程中得来的。这是人类历史上的一部分极宝贵的财产。我们今天为了更好地继承它，一定要首先更好地学习它。不但在文学、教育方面是如此，在其它任何一方面，也莫不是如此的。”[7]

张健在其1955年的文章中指出，苏联的高等教育建设先进经验帮助我国高等教育工作者逐渐明确了几个方面的问题和做法。随后，他通过列举高校教师思想改造问题、高等学校院系调整问题、高等学校毕业年限和教学计划问题等来具体说明，最后指出了存在的问题与缺点：只看到苏联先进经验的优越性而忽视中国当前具体情况，因而产生机械搬用、照本宣科的毛病；过分强调中国情况的特殊而不愿意学习和推广苏联先进经验的保守思想；对学习苏联先进经验采取一种极不严肃的官僚主义态度，往往道听途说，自以为是，从而歪曲了苏联的先进经验；还有部分同志对苏联专家产生依赖的思想。因此，需要注意的问题包括：要端正我们学习苏联先进经验的态度，各个学校应当分别总结当时新中国成立5年来学习苏联先进经验并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成功经验，必须进一步大力贯彻学习苏联先进经验并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方针，积极推进我国高等教育的改革，使我国高等学校更好地为国家社会主义建设和社会主义改造事业服务。[8]

1957年1月，高等教育部在北京召开了修订高等工业学校教学计划座谈会，与会代表对学习苏联经验进行了中肯的评价。大家认为，几年来的经验证明，学习苏联先进经验，根本上是正确的，有很大的成绩。同时，也有不少学者提出了在学习苏联经验过程中的一些问题，如学习经验不够深入，在一些问题上有教条主义、形式主义的偏向，不够结合中国实际等。[9]学者们关于苏联教育经验的思考，推动了高等教育理论的研究。

二、立足中国国情，探讨高等教育理论问题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我们“以苏为师”，在学习苏联高等教育经验的基础上，建立起社会主义高等教育体系，对原有高等教育进行了改革。在理论研究方面，学界除翻译介绍苏联的著作外，还编写了一些高等教育方面的著作。据笔者不完全统计，1950—1956年编写的著作如下：费孝通著的《大学的改造》（上海出版公司1950年版），新教育社编的《稳步改革高等教育》（新华书店华东总分店1950年版），北方交通大学校部编的《建设人民的高等教育》（1950年编印），中南军政委员会教育部编的《高等教育文件及参考资料》（1950年编印），华东军政委员会教育部编的《华东高等教育概况》（1950年编印），广州市公私立大专院校教师暑期研究会编的《高等教育参考资料》（1950年编印），华东军政委员会教育部编的《高等学校的政治教学工作》（1951年编印），西南军政委员会文教部编的《高等教育工作手册》（1952年编印），广东省人民政府文教厅辑的《高等学校教师思想改造学习资料》（华南人民出版社1952年版），东北商业专科学校总资料室选辑的《当前高等教育建设的方针》（1953年编印），高等教育部教学指导司编的《论高等学校的科学研究工作》（高等教育出版社1954年版），中南财经学院编的《论高等学校的教学工作》（1954年编印），张其昀著的《中华民国大学志》（中华文化出版事业委员会1954年版）。

1950年出版的《大学的改造》是由社会学家，时任清华大学校务委员会委员、副教务长费孝通所写的11篇文章汇编而成的。该书主要是费孝通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高等教育如何适应新形势等问题所做的深入思考的结晶，既是中国高等教育的重要史料，又对当今高等教育的改革和发展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10]著作具体包括《当前大学种种问题》《在大学内设立专业科计划提议》《论考大学》《论假期》《大学精简节约的标准》《大学的改造》《社会学系怎样改造》《医疗互助的意义和经验总结》《节约定期折实储蓄的意义》《我们的大课》《加强大学的民主基础》等文章，还附了《清华大学校务委员会工作总结初稿》《校务委员会今后工作方针》两篇报告。该书涉及专业课程设置、大学入学、年限、假期、系科改革等多方面内容。他提出的“大学的新任务是在培养，或是说生产，新民主主义建设工作中足够的干部”[11]，体现出新中国成立初期高等教育事业鲜明的工作导向。

1950年9月，新教育社编写了《稳步改革高等教育》一书。书中汇编了马叙伦《在第一次全国高等教育会议上的开幕词》《在第一次全国高等教育会议上的闭幕词》，《人民教育》社论文章《全国高等教育会议底成就》，《人民日报》社论文章《稳步改革高等教育，整顿学风》，政务院颁布的《关于高等学校领导关系的决定》，教育部颁布的《关于实施高等学校课程改革的决定》《高等学校暂行规程》《专科学校暂行规程》《私立高等学校管理暂行办法》，《东北人民政府关于目前高等教育工作的决定》，以及6篇关于苏联高等教育经验的文章。此书对于学者了解国家政策、进行高等教育理论研究具有积极意义。

《高等教育文件及参考资料》《华东高等教育概况》《高等教育参考资料》《高等教育工作手册》等是由各高教单位编印的学习资料，内容以文件汇编为主，属介绍性质，对宣传国家的高等教育政策、执行中央的高等教育决定具有一定的影响作用。

《高等学校教师思想改造学习资料》收录了一批学者和领导的文章、报告。胡乔木的《文艺工作者为什么要改造思想？》、邓拓的《思想改造必须是自觉的运动》、范文澜的《科学工作者应怎样展开“新我”对“旧我”的斗争》、徐懋庸的《“矛盾论”在思想改造工作中的应用》等文章，既是对知识分子自我教育和思想改造运动的理论研究，也是对高等教育改革的理论研究。书中的文章、报告在一定程度上加快了团结知识分子的步伐，同时推动了对旧的高等教育的改革。

《论高等学校的科学研究工作》和《论高等学校的教学工作》两本著作的突出特点是既收录了苏联专家的文章，又包含了中国学者的文章，做到了在借鉴苏联高等教育教学经验的同时融入中国学者的智慧和思想，在理论研究上发挥了主观能动性，对指导高校科研工作和教学工作具有促进作用。

值得一提的是，1954年，由张其昀著的《中华民国大学志》出版。该书是对民国时期大学变迁考察的资料性书籍，具有高等教育史研究的成分，在当时高等教育理论研究成果较少的情况下，其学术价值更为突出。

除出版著作外，新中国成立后，我国的新闻报刊事业开始发展，研究者在刊物上发表了一些关于高等教育研究的文章。其中，代表性的刊物是《人民教育》。1950—1956年《人民教育》所载高等教育研究的文章可分为如下三类。

第一类是对苏联高等教育的介绍和学习苏联的心得启示。例如，付克的《苏联高等学校的教学工作》（1952年第10期），《苏联大学生的文化生活和假期活动》（1953年第7期），陈名南的《苏联的高等函授教育》（1953年第3期），张健的《略谈高等学校学习苏联先进经验的成就和问题》（1955年第2期）等。

第二类是从宏观角度论述对高等教育的看法和介绍经验。例如，霍佩真的《改进综合性大学中文系的几点意见》（1952年第4期），杨镇雄的《高等学校的领导者》（1953年第2期），阳初的《高等学校共青团组织应积极参加青年专家的培养工作》（1953年第12期），张健的《积极发展业余高等教育》（1956年第2期）等。

第三类是对具体某个高校工作的介绍和经验看法。例如，齐一的《中国人民大学的教师的工作》（1951年第7期），承康的《山东师范学院心理学教学应该改进》（1952年第3期），易军的《清华大学教师批判资产阶级思想的经验》（1952年第8期），张禾瑞的《北京师范大学数学系代数教研室集体备课的几点经验》（1955年第12期）等。

据统计，1950—1956年，研究者在《人民教育》发表高等教育领域的文章共计120篇，相较基础教育领域而言，数量不多。其中51篇文章是关于高校教学层面的，显示出这一阶段研究者的关注重点在高校教学方面。

《高等教育通讯》由高等教育部[12]于1953年5月创办，不定期出版，集中了学者关于高等教育理论研究的成果。

该刊在创刊号中对宗旨、重点等均做了介绍。《关于创刊<高等教育通讯>的通知》全文如下。

关于创刊《高等教育通讯》的通知

各级高等教育行政部门全国各高等学校：

为了公布中央有关高等教育的方针、政策，及时交流和推广全国各高校的教学经验，藉以指导工作，推进教学改革，提高教学质量，我部经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批准，于一九五三年五月六日创刊《高等教育通讯》不定期刊，作为全国各高等学校及各级高等教育行政部门的内部参考资料。《高等教育通讯》在今后一个时期内将以教学改革为中心内容，希全国各高等学校将有关这方面的经验寄交我部，以便选择刊登。目前高等学校教学改革正在进行中，各方面的经验都不一定很成熟，本刊所登有关这方面的稿件亦仅供参考。希全国各高等学校及各级高等教育行政部门注意研究，对有关文件组织讨论，及时向我部提出意见，供给材料，共同努力办好这一刊物。又《高等教育通讯》因系内部参考刊物，所登文件，未经我部同意，不得印发。

中央人民政府高等教育部

一九五三年五月六日[13]

通知中明确提出《高等教育通讯》在今后一个时期内将以教学改革为中心内容。在随后的几年中，如其宗旨所言，该刊物主要刊发教育文件、领导讲话、高校教学经验等。

1956年，《高等教育通讯》改名为《高等教育》，政策、文件内容减少，理论研究有所增加，尤其是学者们对高等教育教学的研究。从1956年的《征稿要点》中，我们可以看到其中的变化。

征稿要点

本刊下半年以下列问题作为征稿要点，希望大家不拘形式地踊跃供给稿件（如评论、通讯报道、批评、建议、杂文等）。

①怎样灵活执行现行教学计划，适当安排课外活动，克服学生学习和生活过分紧张的问题，怎样组织学生自学，怎样加强培养学生独立思考和独立工作能力，有何问题和经验。

②怎样在教学中正确地贯彻“百家争鸣”的方针，怎样实现教学大纲的指导性并灵活运用教学大纲。

③怎样进一步修订现行的教学计划，对目前专业的分类和培养目标有什么意见，专业面宽些好还是窄些好，怎样安排基础课和专业课的比重，怎样设选修课和加选课，怎样改进和更好地运用各个教学环节。

④怎样理解“全面发展、因材施教”的方针，对执行这一方针有何意见和经验。

⑤怎样发挥各方面的积极因素和加强思想领导。怎样组织教师进修提高，有何经验。怎样安排教学工作和科学研究工作，有何经验。怎样编写和正确使用教材。

⑥几年来我国高等教育工作中，还存在哪些重大问题，怎样改进。怎样克服高等教育中的教条主义倾向，怎样总结我国的高等教育经验（首先是总结几年来的教学改革经验），更好地、创造性地学习苏联先进经验，同时学习兄弟国家的优良经验，以及批判地吸收资本主义国家的经验。

⑦怎样进一步加强政治思想教育，怎样克服政治理论课教学中的教条主义倾向，以及提高政治理论课的教学质量。

⑧怎样改进高等学校的体育工作。

⑨为了便于高等教育工作者学习苏联先进经验、人民民主国家的经验及吸取其他国家的高等教育经验，欢迎大家参考上述征稿要点，广泛供给译稿；来稿请先经校对，并附原文。

⑩希望高等学校的毕业生及在校学生对上列问题提出意见，踊跃投稿；同时希望各校通讯员也注意反映学生的意见。

高等教育编辑室[14]

从上述《征稿要点》中，我们看到《高等教育》刊登的内容不仅包括教学研究，还有关于教育方针、政治思想教育、体育、学习苏联经验等多方面的研究。可以说，此时高等教育理论研究已经有了持续从教学改革研究转向全面开展高等教育研究的趋势。《高等教育》刊物的创办，为学者们研究高等教育理论、提出观点、分享经验提供了好的平台，为高等教育事业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关于高等学校教学改革的研究，一直是此阶段学者们关注的重点。我们以《人民教育》为载体进行研究。时任中国人民大学教务部副部长张腾霄1951年在《人民教育》发表了多篇介绍中国人民大学的文章，其中有《中国人民大学的教学工作概述》一文。文章涉及中国人民大学的课程介绍与特点、教学过程，以及自己关于如何加强教学效果、提高教学质量的观点。《人民教育》认为该文“有许多方面值得各地借镜，故特发表，供全国高等教育工作者参考”[15]。

杨民华1952年发表的《高等学校工科拟定教学计划中的问题和经验》一文，将高等教育按四年制本科和二年制专修科分开，论述了苏联的教学计划安排，并结合我国实际，论述了教学计划的编订和执行。[16]

付克1953年发表的《高等学校教研组存在的问题及改进的意见》一文，提出教研组对其重要性、性质和任务缺乏认识，单干思想严重妨碍了教研组工作的开展，存在形式主义作风。鉴于以上问题，付克有针对性地提出了解决方案。[17]

曾昭抡1954年发表的《在前进中的高等学校教学改革》一文，对高等学校教学改革进行了定义，对教学计划的修订、教学大纲和教材的编写、生产实习工作进行了介绍，并指出教研组的组织建立推动了高等学校的教学改革进展。[18]

除上述文章外，还有多篇文章从不同角度对高等学校教学改革进行研究。

《人民教育》在1954年开设专栏，刊登了多位学者对师范学院的教学计划的体会和看法，包括萧璋的《对师范学院暂行中国语言文学系教学计划的体会》、柴德赓的《对师范学院暂行历史系教学计划的一些看法》、周廷儒的《我对修订后的师范学院地理系教学计划的一些体会》、董延闿的《对师范学院暂行数学系教学计划的一些认识》、祁开智的《对师范学院物理系新教学计划的体会》、鲁宝重的《对于师范学院暂行化学系教学计划的一点认识》、王焕勋的《对于师范学院暂行教育系教学计划中几个问题的认识》等。学术争鸣有力地推动着高校教学改革的进程。

1956年5月，毛泽东提出关于科学和文化工作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激发了学界工作者的研究动力，繁荣了科学文化界的学术研究成果。《高等教育》刊物中的理论研究气息愈发浓厚，学者们针对高等学校教学改革，纷纷发表观点，建言献策。

《高等教育》刊物除组织对“教学中的百家争鸣问题”进行讨论之外，还讨论过“保证教师业务时间问题”“如何贯彻‘理论联系实际’的教学方针问题”“修订教学计划、教学大纲问题”等。其中对“修订教学计划、教学大纲问题”的讨论最为持久，从1956年第14期开始，一直持续到1957年第3期，5期共发表文章32篇。[19]

1956年后，多所高校创办了关于高校教学改革的刊物，通过刊登文件、刊印或转发文章，使高等学校的教师关注这一领域，高等教育事业随之不断前进。随后，由于“左”的思想影响，《高等教育》刊物于1958年被迫停办。

这一时期，关于高等学校改革的研究见诸各类刊物，然而并没有形成系统论著，可以认为这一时期，国内的学者仍没有形成系统进行高等教育理论研究的意识。

三、“左”的思想对高等教育理论研究的冲击

1956—1965年是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10年。在教育领域，前5年是在全面“大跃进”背景下，以贯彻党的教育方针为主要内容的“教育革命”运动阶段。这一时期的高等教育理论研究突出在对方针政策的宣传贯彻上。

1957年10月，全国“大跃进”兴起。1958年3月3日，《中共中央关于开展反浪费反保守运动的指示》出台，全民全面“大跃进”兴起。1960年冬，随着党中央开始纠正农村工作中的“左”倾错误，“大跃进”运动也被停止。在教育领域，1958—1960年掀起了以“大跃进”为背景，以贯彻党的教育方针为主要内容，全面地、突击性地进行教育改革的群众运动。

1958年春，高等教育的“大跃进”开始。在“反右倾”思想的指引下，“教育革命”出现“左”的倾向。高等学校的群众运动打破了正常的教学秩序，使教学质量大幅下降。

针对“教育革命”暴露出的问题，1959年1月，中共中央召开教育工作会议。会议讨论了贯彻执行教育方针的主要经验和存在的问题，“教育革命”随后出现了反复。1959年9月初，高等教育的“反右倾”斗争开始。1960年1月，中共中央先后转发了《太原市委关于开展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运动的决议》《全国总工会党组关于当前技术革新、技术革命情况报告》，此后全国掀起了全民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的高潮（即“双革”运动）。高校结合自身情况，开始了新一轮革命运动，至1960年7月基本结束。随后又掀起教育改革的高潮。至12月，“教育革命”结束。

高等教育事业的曲折发展必然会对高等教育理论研究产生相应影响，主要表现在著作出版、刊物发行和文章撰写等几个方面。

在著作出版方面，1957—1960年出版的著作大体分为两类，第一类是对国外高等教育的介绍，包括1957年哈尔滨工业大学教材资料编译室编的《苏联高等教育四十年》、1958年何敬烨编译的《美国各大学及学院》和1959年杜殿坤翻译的苏联高尔采夫斯基和留比琴娜著的《大学生的独立工作》。第二类与“教育革命”有关，包括1957年清华大学新清华编辑委员会编的《捍卫高等教育和科学事业的社会主义方向》、1958年河南省教育厅编的《民办大学典型经验》、1960年江西教育出版社编的《共产主义劳动大学》等。

尤其要注意的是1958年高等教育出版社编辑出版的一套“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展览会经验交流资料”。这套资料一共60本，分别介绍了华中工学院、北京大学、清华大学、武汉大学、北京钢铁学院、北京石油学院等40多所高等学校和中等专业学校根据“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方针进行教学改革的经验。这套资料在“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展览会”上交流，并在全国发行，对当时的“教育革命”和教学改革产生了较大的影响。[20]

在刊物发行方面，随着“教育革命”在高等学校的深入，“左”的思想冲击了教育教学活动。高等教育刊物作为思想的传播载体，受到了严重影响，高校创办的高等教育教学刊物都被迫停办，作为学者研究高等教育理论的重要载体的《高等教育》于1958年停刊。与此同时，创刊不久，同隶属于高教部的《高等教育译丛》也被迫停办。

在文章撰写方面，这一时期，关于教育的文章多为对“教育革命”的宣传和报道，没有看到隐藏在教育事业发展背后的矛盾，盲目宣传“教育革命”，对教育发展有害而无益。“大跃进”思想的传播和文件的下达执行，使高等教育不能按其规律发展，对高等教育事业造成了不小的损失。可以说这一时期高等教育理论发展近乎停滞不前。

四、全面调整下高等教育理论的研究与探索

由于“左”的错误和急躁冒进，从1958年开始的“大跃进”运动给国家和人民造成了很大的损失。为了纠正“大跃进”运动的错误，1961年1月，中共八届九中全会召开，会议通过了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开始对国民经济进行全面调整。

“八字方针”通过后，全国高等学校都对教学工作予以了重视。要提高教学质量，首先面对的一大问题是教材的编写。如何编写一批高质量、符合教学要求的教材，是高等学校开展教材建设工作亟须解决的问题。

1961年3月22日，教育部颁布了《关于解决高等学校理科各专业全部课程及工科各类专业基础课程和共同的基础课程的教材问题和计划》，提出了选编理科教材的原则，随后由各省教育行政部门和高等学校负责落实教材的选编工作。

1961年4月11日至25日，中共中央宣传部同教育部、文化部在北京召开全国高等学校文科和艺术院校教材编选计划会（简称“文科教材会议”），时任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周扬在会上做了《关于高等学校文科教材选编的意见》的报告。[21]随后中央开始了文科教材选编计划。

经过一批专家学者的努力，文理科教材建设工作取得成效，所编教材带有中国特色，符合社会主义性质，为人才的培养提供了保障。

从1961年开始，国家先后对高等学校及专业设置进行了调整，制定了《教育部直属高等学校暂行工作条例（草案）》（俗称《高校六十条》或《高教六十条》），使高等教育得到充实和提高。《高校六十条》包括总则、教学工作、生产劳动、研究生培养工作、科学研究工作、教师和学生、物质设备和生活管理、思想政治工作、领导制度和行政组织、党的组织和党的工作共十章。《高校六十条》发布后，受到高等学校广大教职工的欢迎和拥护。虽然条例标明主要适用于教育部直属高等学校，但由于它所具有的示范性和普遍指导意义，党中央指示全国的全日制高等学校都来讨论这个文件，并要求各省、直辖市、自治区，各部委对所属高等学校进行调查研究，根据不同学校的情况，规定出适合情况的具体办法。后来试行这个条例的高等学校数逐步增加，影响逐步扩大。[22]各高等学校在试行这个条例的过程中，正确执行了党的知识分子政策，认真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调动了广大教师的积极性，使他们能够心情舒畅、满怀热情地投入教学工作和科学研究工作。有些高等学校注意发挥老教师的专长，让他们开设新课程，积极开展科学研究和各种学术活动，活跃了学校学术气氛，扩大了学生的知识领域，有利于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也有利于青年教师的成长。[23]

与此同时，党的知识分子政策也开始得到执行。1962年3月2日，周恩来在广州由国家科委召开的科学工作会议和文化部、剧协召开的剧本创作座谈会联席大会上，做了《论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24]，就知识分子的定义和地位、中国现代知识分子发展的过程、如何团结知识分子及知识分子的自我改造等问题进行了阐释。广州会议在知识分子中引起了强烈反响，会议精神的传达和贯彻有力推动了各个部门和单位正确执行知识分子政策，从而使我国的文化、教育、科学事业在1962年以后很快出现了蓬勃发展的新局面。[25]

1962—1963年，为贯彻《高校六十条》，教育部召开了高等工业学校教学工作会议和高等学校理科教学工作会议、教育部直属高等学校自然科学研究工作会议、高等学校研究生工作会议、中南和东北地区重点高等学校培养师资问题座谈会，为改进教学工作、提高高等教育人才培养质量做出了贡献。

1963年，中国人民大学创办“剪报资料图书卡片社”，专门转载和发行各类专题的报刊资料，高等教育是其中一个专题。作为剪报资料的《高等教育》刊物，主要转载当时发表在《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红旗》等报刊上有关高等教育的文章、报道和资料。其与1965年教育部创办的《高教战线》杂志是20世纪60年代仅有的两份高等教育专门刊物。[26]

1964年后，为推动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理论与实践相结合，高等学校开始推行两种劳动制度和两种教育制度，开展半工（农）半读教育试点工作，取得了一定成效。

在全面调整期间，学者们对高等教育理论的研究总体而言不多，从出版的著作和发表的文章来看，研究主要集中在教学领域，此外还有少量关于半工（农）半读教育的研究。

第一，关于高等学校教学理论的研究。

1962年，教育部制定《关于编写高等工业学校基础课程和基础技术课程教材的几项原则（草案）》，提出了理论与实际相结合、“少而精”、循序渐进等9项原则。在关于高等学校教学理论的研究中，学者们重点在“少而精”原则上做了探索。我们仅考察中国知网收录的1961—1965年发表的关于“少而精”原则的文章，发现5年间共有论文111篇，远远超出对其他高等学校教学理论的研究。其中，1964—1965年的文章量占5年总量的77.48%，说明在这两年，学者们重点对贯彻落实这一原则进行了研究。

在具体研究中，多数研究者结合自己的教学工作谈这一原则的贯彻问题，还有一些研究者对“少而精”原则进行了理论上的研究。有研究者从马克思主义哲学角度论证了“少而精”原则的科学合理性，认为“少而精”原则是一条正确处理教学中主要矛盾与次要矛盾、数量与质量关系的辩证唯物主义的重要原则。[27]有研究者指出，“少而精”原则有三方面内容：课程门数的“少而精”；每门课程内容的“少而精”；每次讲授内容的“少而精”。[28]有研究者从心理学的角度分析了要想在课堂教学中很好地贯彻“少而精”原则，除了深入领会党的教育方针和具体的培养目标外，还必须在教材的规律（教材的科学体系或内在逻辑）、学生的知识经验和认识规律（主要指思维发展的水平）、这样的学生学习这样的教材的规律（学习规律）三个方面下功夫。[29]

潘懋元和王增炳认为，“少而精”是反映教学过程客观规律的教学原则。“少而精”原则反映了教学过程中学生接受知识的数量与质量的对立统一规律，它的意义就是控制数量，提高质量，借控制数量的手段，以达到提高质量的目的。随后他们对“少而精”教学原则、理论联系实际教学原则、系统性与循序渐进教学原则、符合学生接受能力教学原则的关系进行了论述，最后提出贯彻“少而精”教学原则必须在党的领导下，加强教学组织和管理，抓好四个环节：统一思想，提高认识；调查研究；精选教学内容；改进教学方法。[30]

除对“少而精”原则进行研究外，还有研究者对启发式教学进行了研究，撰写了《在无机化学教学中几种启发式的尝试》《我们是怎样以毛主席思想作指导贯彻启发式教学的》《普通物理习题课贯彻“少而精”和“启发式”教学的几点体会》《运用启发式讲授“资本和剩余价值”一章的一些体会》等文章。

有研究者对高等学校教材建设进行了研究，撰写了一些文章，典型的有《对改革“语言学概论”课的一点看法》《关于高等师范院校公共必修科心理学教材内容问题》《关于编写中国现代文学史教材的几点看法》等。

第二，关于半工（农）半读教育的研究。

与高等学校教学研究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同样作为高等学校改革重点的半工（农）半读教育，学界对此的研究却很少，在1965年的报刊中，大多数是对半工（农）半读教育制度的宣传和实施情况介绍，出版的著作也都是介绍性质的，很少涉及这种制度的理论问题。《江西大学学报》在1965年刊发《在综合性大学中文系实行半工半读教育制度几个问题的初探》《我校文科由全日制改为半工半读中的若干问题》《半工半读中试行新的教育组织的一些体会》，是为数不多的理论探讨性质的文章。

《在综合性大学中文系实行半工半读教育制度几个问题的初探》中，作者谈到必须正确地处理工读关系，在教学中“旧框框必须彻底地破、反复地破”，“有中心，有配合，各门课拧成一股绳”，“必须抓住自学指导这一环”，“开展教学民主”等。[31]

《我校文科由全日制改为半工半读中的若干问题》提出在全日制大学中，要办好半工半读教育，应充分做好思想条件、劳动和劳动教育、组织干部和基地等几个方面的准备。半工半读高等学校中心是“又工又读，工中有读，读中有工，工读渗透，达到学习、生产、思想三丰收”[32]。

《半工半读中试行新的教育组织的一些体会》提出，级务委员会这一教育组织形式是领导、教师、群众三结合，政治工作、生产劳动、教学工作三结合。它的成立可以加强党对学校基层组织——年级各项工作的具体领导，有益于发动群众做好各项工作，贯彻了党的群众路线的工作方法，大大加强了政治思想工作，使政治思想工作与教学、生产劳动紧密结合，各项工作都出现了生动活泼的良好局面。[33]

1961—1965年，高等教育事业经过调整得以发展，在高等教育理论研究中，仍以高等学校教学为主要研究内容，体现出这一时期人们对高等学校的教学组织性质的认识。

1949—1965年，高等教育事业经历了曲折的发展过程，高等教育理论研究虽然重点始终在高等学校教学，但随着方针政策的出台，高等教育改革实践的探索及理论研究也曾出现转向，但总的方向仍是不断向前的。至“文化大革命”开始，高等教育领域的改革实践活动被破坏，高等教育理论研究欣欣向荣的景象被破坏，创建高等教育学学科的积极因素被破坏，高等教育学学科创建工作迟迟未曾起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