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语言学转向的哲学实质

哲学在20世纪初发生了一次根本性的转向，语言取代认识论成为哲学研究的中心课题，这就是哲学史上所谓的“语言学转向”。由于这次转向对传统哲学理性的强烈震撼和对后世哲学的决定性影响以及这场转向与科学进步之间的千丝万缕的联系，故又称为在哲学领域内所进行的“哥白尼式的革命”。[1]人们不再全力关注知识的起源、认识的能力和限度以及主体在认识活动中的作用等问题，转而探究语言的意义、语言的理解和交流、语言的本质等。它把语言本身的一种理性知识提升到哲学基本问题的地位，哲学关注的主要对象由主客体关系或意识与存在的关系转向语言与世界的关系。语言问题成为哲学的基本问题。随着其作为一种运动的深入发展，“语言学转向”已大大超出其本来的含义，也不止于哲学领域，而是广泛地涵盖于20世纪西方人文科学，包括心理学、人类学、文学批判等整个领域。深刻理解这场革命的形成动因，阐明其特征和意义，对于理解语言学转向之后、语言分析方法后续发展及其对科学哲学的影响具有重要意义。

（一）“语言学转向”的动因

从总体上讲，“语言学转向的最根本原因在于现代逻辑的产生”[2]。现代逻辑技术的出现，使得人类具有了一种在哲学研究中对语言进行分析进而解决传统问题的科学的、系统的方法。现代逻辑技术，一方面，它采用的是数学的方法，既不同于经验的方法，也不同于哲学的思辨方法，这就为建立形式的语言，并且在形式语言的基础上进行逻辑演算从而整体地、系统地处理哲学问题提供了可行的先在前提；另一方面，它对与哲学关涉较深并且具有根本意义的问题和概念，如量词、存在、必然、可能、真值以及个体、对象、关系等进行符号化、量化的处理，极大地推动了哲学研究的深入和发展，并最终导致了语言学转向。当然，语言学转向作为一场革命性的运动，是由哲学思维的内在发展和时代的客观要求所决定的，其动因主要有：

1.相对论及量子力学的出现，使科学理论越来越远离经验。实在不仅仅表现于直观的物质客体，而是一方面表现于抽象的形式化体系，另一方面表现于远离经验的微观世界中。这样，面对人们很难直接去把握和证实的肉眼所不可见的实体，传统意义上的实验和测量已远不能适应新的物理学革命的要求。同时，科学的发展证明，科学理论所描述的独立于我们思想或理论的信仰的实体是客观地存在着的。科学理论构成了真正的关于存在的主张。这样，科学理论的描述及其形式化体系成为人们评价的重要方面。科学理论的语词（即非观测语词）应作为特定假设的相关表达方式来考虑，它应当实在地被解释或说明。因为，“本体论所描述的对象依赖于人们使用变元和量词所意指的东西……因为在任一情况下，问题并不在于实在是什么，而是人们所说或意指的实在是什么。所有的这些都表明，实在依赖于语言”[3]。事实上，任何科学知识都是通过特定的科学语言系统获得其自身存在的物质外壳，从而展现它描述、解释和把握客观世界规律性的本质。所以，科学语言的内在结构及其运动，从形式上制约着科学理论的进步和深化，构成了科学理论发展的动力学因素。这样，科学语言作为一个关键性的因素被凸出地显现出来。

2.哲学本质问题的争论，归根结底存在一个语言的表述和解释问题。“语言学转向”的革命意义并不在于彻底否定传统，它与传统哲学的根本区别并不在研究对象上，它同样研究本体论和认识论，但是它改变了研究的策略，这就是把哲学不当作一种知识的体系，而是一种活动的体系，是确定或发现命题意义的活动。既然思想或信念其实就是语言，我们只有通过语言的研究才能把握思想，没有不通过语言表达而独立存在的思想，那么，对于传统诸多纠缠不清的涉及实体或对象的地方，采用“语义上行”（semantic ascent）的方法，即把所讨论对象的本体论地位悬置起来，而用统一的语言语词进行表达和重新解释并达成一致，从而避免无益的争论，这无疑是一种有利的必要的策略。这也充分表明，传统的抽象的形而上学哲学思维并不是错的，也不是因为有新的衡量标准而失去意义，它只是由于误用语言或被语言误导而没有意义。运用现代逻辑技术，建立精致的形式语言，抽象的哲学思维与语言使用完全可以具有充分的一致性。

3.逻辑的自洽性与语言的规范性的一致性要求。传统哲学的迷茫和无途、现代科学的发展和进步，从不同方面极大地促进了哲学的变革并提供了技术上的可能。一方面，现代逻辑技术的普遍深入和发展，要求在所有知识领域进行符号化和量化的推广和演绎，从而保证逻辑发展的普遍性、自洽性和一致性，这就提出了不具有历史性质而具有逻辑性质的要求；另一方面，哲学面对自身所处的理论困惑，除了建立科学的、系统的形式化语言，用规范性的语言处理各种难题之外，别无他途。在这种内在要求和外在影响的推动下，转向强调语言分析便成为自然而必然的选择。

4.逻辑和语言与经验的统一性问题，即科学理性与经验的一致性问题，突出地呈现在人们面前。伴随着世纪之交的科学革命，特别是数学和物理学的革命，哲学世界观也发生了巨大的变革。在这种情况下，传统的经验认识论方法，在对科学理论的解释方面，遇到了不可解决的困难。对于科学理论来说，“最有意义的不是直接观察到的东西的精确性质，而是对被观察到的东西（即理论事实）给出解释性的表述，因为正是这些理论事实的集合构成了科学知识的基础”[4]。同时，理论事实不是孤立的，它们结合在一起并形成了对经验进行完全数学化表述的规律“网络”，假设系统必须受到作为整体的经验的检验，无论是理论事实或与这些事实相关的联系，都不能孤立于网络的其他部分而独立地被决定。事实上，世界不但不能在经验之外存在，而且也不能在逻辑之外存在。超出于逻辑之外的也就是超出于世界之外，世界的界限也就是逻辑的界限。因此，如何合理有效地在逻辑（语言）、理论、经验之间保持一致的张力，成为人们关注的中心。

5.社会语言学向逻辑语言学的发展，要求寻找它的应用层面。对语言问题的关注是同20世纪以来数理逻辑和语言学的发展分不开的。逻辑和语言的结合不仅是科学发展的必然结果，更是自然语言的歧义性和模糊性在描述科学理论和进行科学解释时，造成意义混乱必须寻求精确语言的内在要求。逻辑语言学的完善和成熟，要求外展它的方法、功能、作用，并试图在所有领域构筑科学的统一语言，这就促成了“现象主义的语言”向“可观察的语言”的转变，从而试图以量词来限定物质实体，通过理论术语向观察术语的对应性还原，来解决哲学理论所面临的困境。

总之，20世纪哲学领域内所发生的“语言学转向”，是从关注本体论的古希腊哲学转向关注认识论的近代哲学之后的又一次根本性的变革。这场运动对于整个哲学思维尤其是科学哲学的意义是深远的。它是人类理性不断寻求认识的“阿基米德点”的又一次新探索，它在现代科学革命尤其是数理逻辑技术的影响下，把认识的基点定位于“逻辑—语言”的基础上。它关注于“语词—世界”之间的抽象关联、“语词—规则”之间的形式关联、“语词—现象”之间的经验关联以及“语词—实体”之间的具体关联，这就为哲学研究提供了新的方向和起点。由此，建立精确的形式语言成为人们共同的理想，语义分析方法成为最广泛的方法论手段。更为重要的是，这场哲学革命不仅是单纯认知方式的革命，而且是思维领域内的根本性的革命。在它的直接影响下，20世纪科学哲学成为哲学研究的主流，一个“分析哲学”的时代开始了。

（二）“语言学转向”的特征

从本质上讲，20世纪“语言学转向”是以逻辑经验主义为核心的分析哲学的广泛运动，它试图通过对语言形式的句法结构和语义结构的逻辑分析，去把握隐含在语词背后的经验意义，从而推崇科学主义的极端观念和形式理性的绝对权威。其特征表现为：

1.“语言学转向”是一场在新的基点上探索哲学存在新方式的革命。科学的发展、知识的增长就是科学理性的进步。但是科学理性并不是孤立地存在着的，它总是和某种确定的理论结合在一起，化作一种解释模式或理论评价的标准而生动地展示出来。当人们从黑格尔的形而上学的绝对理性桎梏中解放出来之后，便试图从理论上探寻一种真正的科学理性。逻辑经验主义就是沿着实证主义和科学主义的传统，构造了一种纯粹的、形式化的理性标准，并在这种“形式理性”的旗帜下庄严地宣告了它的“哲学革命”。它一方面拒斥形而上学，要求形而上学改变它的表现形态；另一方面，将形式理性推向了极端，使科学理性处于“至高无上”的地位。为此，逻辑经验主义者坚持实证主义的基本立场，把经验的可证实性作为判断一个命题是否有意义的标准。在他们看来，一个命题是否有意义，就在于能否用经验证实的方法确定其真假，即一个命题的意义，就是证实它的方法。而经验上的可证实性与逻辑上的可能性，即命题符合逻辑句法规则，是完全一致的。一个命题如果在经验上是可证实的，必然在逻辑上是可能的，反之亦然。因此，通过逻辑分析便可以确定一个命题是否有意义。这样，传统的哲学难题便迎刃而解，因为它们不可证实，对科学来讲是无意义的，应排除出去。同时，逻辑经验主义者汲取了现代逻辑学的成果，将其应用于科学理论的理性重建中。他们排除了传统经验主义对理论概念的“自然定义”，否弃了通过朴素的因果性“自然处理”以形成思想之间的联系，从而阐述理论概念的方式。他们立足于科学逻辑的整体性立场上，把理论命题的逻辑综合归诸严格的演绎系统，通过逻辑的功能去形成和强化科学概念和理论的意义。其最终目的就是要在科学理性的重建中，构造逻辑的经验意义。为此他们一反传统经验主义直接涉及“事件”的自然性，而强调涉及关于“事件陈述”的逻辑性，即观察陈述构成了整个科学理论的理性重建的逻辑起点。同时，他们认为，在满足了有意义的证实标准的基础上，所有理论术语都是认识上有意义的，而一个句子是有意义的，当且仅当所有非逻辑术语都是认识上有意义的。在这里，句法概念起着重要的作用。正是在这个基点上，逻辑经验主义者宣称要在科学语言的逻辑统一的前提下，对科学理论进行经验主义的理性重建，从而在漫长的传统经验主义的“统治”下掀起一场“哲学革命”。

兴起于20世纪50年代的批判理性主义尽管反对传统的经验主义，要对哲学史上的理性主义进行批判，但它同样延续了“语言学转向”之后，逻辑经验主义对传统哲学问题的处理方式。批判理性主义者同样诉诸经验的支持，只不过采用证伪方法，即用可证伪性来定义意义标准、科学和非科学的划界标准。一个陈述如果它是可证伪的，就是有意义的、科学的；反之，如果是不可证伪的，就是非科学的，形而上学的。更为重要的是，在他们看来，科学的目的是追求科学理性在逻辑上的真正解释而不是接近客观实在的真理，严格地坚持科学方法的逻辑性，就是坚持科学的理性原则，因为，“没有任何东西能比科学方法更理性了”。所以，逻辑就是真理，就是理性的原则，从而导致了彻底的“逻辑实在论”。[5]事实上，这与逻辑经验主义具有类似的看法，从本质上讲，批判理性主义仍然是这种理性主义的延续。

2.引入了新的语言分析，特别是语义分析的方法，开拓了哲学研究的新手段。由于“语言学转向”所产生的强烈效应，新的语言分析，特别是语义分析的方法，“已作为一种横断的研究方法，像血管和神经一样渗透于几乎所有的理论的构造、阐释和说明之中”[6]，它作为一种内在的语言哲学的研究方法，具有统一整个科学知识和哲学理性的功能，使得本体论与认识论、现实世界与可能世界、直观经验与模型重建、指称概念与实在意义，在语义分析的过程中内在地联成一体，形成了把握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的新视角。这一点在与实在论的结合中体现得更为明显。从方法论的意义上讲，除了许多复杂的条件之外，科学实在论得以复兴的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一大批科学实在论者在理论的构造、阐释、评价和选择中，自觉地借鉴、移植、汲取和引入了语义分析的方法，从而强化了科学实在论理论的立场、观点和方法的合理性与可接受性，由此自然而又必然地推动了科学实在论的进步。

3.消解了传统的对应论的本质论、符合论的真理论以及反映论的认识论。传统的认识思维受追求真理性的客观知识的影响，把主观与客观对立起来，把主观等同于虚构，把客观等同于真理，等同于自在之物意义上的客观的本来面貌。这样，就要求思想、命题或理论应与其所阐述的对象具有相同的结构，或者说在构成要素上要与对象的要素具有严格的对应关系，也就是强调语言符号与外在对象具有严格的指称关系。从本质上讲，这种思想奠基于传统哲学“心灵是自然之镜”的隐喻，把心灵当作一面可以精确地反映外在世界的镜子。[7]随着语言哲学理论的深入发展，传统的这一认识思维受到了猛烈批判。就其本身而言，它最大的缺陷在于忽视了认识主体在认识系统中的作用，因为在认识系统中，主体对客体的客观认识是不可能脱离主观而存在的。事物的存在既有整体性，又有多维性，既有现实性，也有历史性与条件性。心灵对有关对象的知觉与反映，要受到主体的成见、欲望和过去的知识背景及价值观的影响，它除了反映对象的有关特征之外，还要反映主体的有关心理特征。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语言哲学家否认人类使用的语言符号具有语义的单义性和指称性，进而否认语言符号表征客观真理的可能性，而强调语义的内在性、不确定性和多元性，从而从语言哲学的角度消除了存在于传统哲学中的这一僵化的、机械的形而上学思维。

需要强调指出的是，“语言学转向”的生成和发展并不是抽象的和一蹴而就的，而是在不断地深刻反思传统认识论思维和迎接各种思潮冲击的挑战中展现出来的。尤其是随着20世纪中叶“后现代主义”运动以分离、解构、消解和非中心化为特征的“后现代性”的渗入，语言哲学发生了朝向后现代性生长的趋向，并与科学哲学、科学实在论的后现代发展结合起来，整体地展示了哲学思维后现代演变的特征和走向。[8]

（三）“语言学转向”的意义

20世纪上半叶，当分析哲学家们高举着形式理性的旗帜进行一场“新的哲学革命”时，统治了哲学领域达两个世纪之久的“认识论转向”便不可抗拒地被“语言学转向”所取代。人们通过分析语言，更具合理性地达到了传统认识论在分析头脑的探索中所期望达到的目的。在尔后数十年中，关于语言结构、“语词—经验”关联和意义分析等的哲学方法论的阐释，赋予了“语言学转向”确定的历史特征。但是，以分析哲学为中流砥柱的“语言学转向”不能不具有它的历史局限性，特别是形式理性与科学主义的观念，导致了某些“不能令人容忍的极端倾向”[9]。当人们越来越清晰地意识到，对形式理性的极端迷信和科学主义的神话已日益成为阻碍科学进步的因素时，“语言学转向”及其产生的一系列结果受到了来自各个方面的强烈挑战。

首先，语言分析不是万能的。“语言学转向”的根本特点就是用现代逻辑技术来进行语言分析。应该看到，这种把问题上升到语言层面或把问题局限于只考虑对语言的使用是否相同的方法，客观上避开了某些说不清楚或一时不能说清楚的问题，尤其是本体论地位方面的麻烦。但是试图以之来解决所有哲学问题，便成为不切实际的空想了。这种极端追求“形式理性”的后果便是试图建立一种统一的科学主义语言，将所有的概念和陈述符号化，进而用数学的推演来代替哲学的思辨。事实上，现代逻辑技术本身是有缺陷的，它只能处理语言中一部分语言算子和句式，而且，对于许多概念的性质，如因果关系、时间先后关系等，它根本不能容纳。同时，自然语言，并不像逻辑经验主义认为的那样一无是处，哲学问题，也并不完全是由于自然语言的模糊性和歧义性所造成的。事实上，自然语言和形式语言之间存在着深刻的关联。随着“统一语言”的失败和解释实践的进一步深入，人们逐渐意识到，把哲学的任务当作总是根据特定意义和句法规则，去翻译、解译或解释任意符号的思想，完全是一种形式主义和理性化了的语言学理解的图景。它并不具有覆盖所有哲学认识的能力，既不是自明的，也不是必然的。语言的主要功能在于实践，是人类的公共交往形式，也就是说，对语言而言，使用才是最根本的。在这方面，自然语言是先天的、自然的。因此，只有使语言理解与解释经验、语言分析与语言使用相互渗透和融合，才能真正地发挥语言在哲学认识中的功用。片面地强调任一方面，只能走向极端。

其次，非理性因素受到不应有的忽视。“语言学转向”所高举的大旗是理性主义和科学主义。这样，一切具有主观特点的非逻辑的因素便被绝对地排除在外。事实上，作为逻辑经验主义先驱者的弗雷格（G.Frege），其哲学观点的第一条原则就是“始终要把心理的东西和逻辑的东西、主观的东西和客观的东西明确地区别开来”[10]。在他看来，逻辑是客观的、公共的、数学化的，而心理过程则是主观的、私人的、不精确的。一旦把具有客观性的思想和个人主观的心理或精神严格区分开来，人们就必须寻找客观的和外在于个人精神的东西，来体现人们可以公共评判的思想，从而建立公共性的语言，用语言来分析思想。这种反心理主义、反非理性的立场一直贯彻于整个逻辑经验主义运动的始终。应当看到，他们强调理性在科学认识中的积极作用，这是符合事物发展规律的，但是非理性因素同样具有不可或缺的作用。因为科学真理的获得，人类主体对客体的认识不可避免地要受到社会、历史及人类科学技术发展的影响，要受到主体生物特征、心理特征等因素的影响，它不是一个逻辑地前后相关的知识系统，而是一组物质的和认识的实践。各种不同的实践形式构成了不同的研究领域。因此，从本质上讲，科学实践是理性和非理性的统一。只有将科学理性的分析从科学理论的“逻辑结构”转向科学事业的“实践结构”，才能在系统地处理理性与非理性因素关系的基础上，获得知识的进步。

再次，对文化进行了消解。当传统规范哲学的认识论高举着理性主义的旗帜，在人类认识史的发展中取得了辉煌成就的时候，它的狭隘理性主义的弱点也同时暴露无遗。它把逻辑理性标准当作“纯理由的法庭”的首席法官，要求所有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分支，沿着物理主义的途径，向物理学的本体论和方法论作彻底的还原，从而导向了极端的科学中心主义。但是科学进步的历史日益强烈地表明，试图一劳永逸地为科学发现一种简单的、理想的和具有特权的逻辑规则，从而消解文化，是不可能的。科学理论的建立、解释和实践，内含着社会的、心理的、科学的、建制的各种背景因素的整体文化的说明。因为，对于科学功能的评判，应当建立在狭义的科学层面解释与广义的社会整体结构解释的统一的基础之上，而且，科学认识域的确立不在于单纯的逻辑预设，而在于科学探索和进步的实践的和社会的要求。同时，科学的本质不在于其自身目的与实现手段或途径之间的循环论证，而在于科学与特定社会中所有文化要素之间的结构参与性联结。所以，逻辑经验主义试图通过纯粹科学而消解社会文化的企图，只能是片面的、狭隘的，对科学的发展只有阻碍作用。事实上，寻求科学解释的广阔的社会根由，并不是要丢掉科学的“自主性”和“文化权威性”，二者恰恰是科学价值得以实现的前提条件，只有将科学向社会化、向所有文化“开放”，才能为科学系统给出逻辑的、物理的、技术的、文化的和道德的多层次的可能性评价，使其成为一个立体的可行性和功能性评价的规范体系。

最后，“语言学转向”加剧了欧洲大陆哲学与英美哲学的现代分裂。“英美”和“大陆”的区分从不同侧面代表了“语言学转向”以来两个不同的哲学主题，反映了两种不同的哲学情绪。英美哲学以“语言学转向”为核心，强调逻辑理性结构的经验性，其方法论的合理性因素包含在对科学理论语言的分析之中。他们只对语言符号与所指示的对象之间的关系感兴趣，而把人或主体当作可以完全忽略的因素。而20世纪贯穿于大陆哲学思想中的三个主题是文化批判、对研究背景和语境的关注以及自我的失落，与此相应的是反科学主义的情绪。他们普遍关注人的存在，把语言只是当作人与世界、人与人发生关系的媒介，从而追求概念的简单性和构造的复杂性，摒弃数学化和人工化的语言。因此，大陆哲学蔑视英美哲学的“自然主义”“经验主义”和“还原论”，而英美传统则反感大陆哲学的历史主义、唯心主义和结构主义。同时，大陆哲学从各个角度维护和延续思辨哲学的“方法”，而英美哲学则表现出对思辨“方法”的排斥和疏远。这两个传统在相互“对抗”中展现了科学主义和人文主义的不同风格，显示了“语言学转向”所导致的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之间绝对的、僵化的界限和逐渐远离的分裂。[11]

应当看到，“语言学转向”的形成和逻辑经验主义的兴起，对20世纪的科学哲学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这种影响，从罗姆·哈利（R.Harre）不无愤慨的语言中可见一斑：“科学哲学的进步，在20世纪突然中止了。这是因为在学术界出现了腐败的和极其不道德的教条的统治——逻辑实证主义。正是实证主义者，把科学知识的内容、源泉和检验限于感觉的瞬时判决。正是逻辑主义者，把哲学家的任务仅仅限于揭示已完成的科学论述的逻辑形式。这一观点的不道德的性质令人难言。”[12]当这种经验主义的极端形式理性主义和科学主义的统治不能再被忍受，并且它们自身也不能再继续下去的时候，它受到了来自各个方面的批判。这些批判是全面的和猛烈的。

逻辑经验主义把人类认识的本质归结为对知识中逻辑关系的发现，把哲学的任务归结为对科学语言进行逻辑分析，企图用“科学的逻辑”来取代哲学，这一点带有极大的片面性。通过使科学的概念准确化，通过对科学理论的结构、方法等的研究而促进科学进步，这仅仅是哲学的任务之一，而不是全部，绝不能把哲学仅理解为科学认识论和方法论，甚至把方法论等同于狭义的逻辑。这只能过分夸大语言符号形式化的意义，使它们脱离了所表示的客观现实对象，把它们当作人们“约定的”或任意构造出来的东西。同时，他们采用的逻辑分析方法，是共时性的而非历时性的，是分析的而非综合的，是抽象的而非具体的，这就使得他们在对科学理论进行逻辑分析时，静态地考察科学的逻辑结构，而脱离科学发展的历史，脱离科学所处的社会结构与文化背景，忽视心理因素对科学的影响。这些缺陷都使得逻辑经验主义在发展中逐渐失去了合理性，受到众多后来者的批判。但是，最致命的并不在于对其理论内在的、逻辑的方面的批判，而在于挖掉了其理论的最根本的基石——观察的客观性或经验的可靠性。自从休谟（D.Hume）以来的经验主义的认识论都基于这一思想的指导，即观察提供了经验知识的最大程度上确定的和概念上不可修正的基础，提供了所有科学方法进行推理的基本前提，丧失了这个基础和前提，就丧失了任何可能的知识和理性的思维。这一攸关重大的前提和基础，从20世纪50年代初开始，遇到了以汉森（N.Hanson）、图尔敏（S.Toulmin）、波普尔（K.Popper）、费耶阿本德（P.Feyerabend）、库恩和拉卡托斯（I.LaKatos）等人为代表的科学史学家和科学哲学家们的批评，从而导致了逻辑经验主义的衰落。

尽管逻辑经验主义如日中天的辉煌时期已然消逝，但它作为20世纪影响最大、统治时间最长的科学哲学流派，在科学哲学中的影响仍长期地存在着。首先，它把哲学的任务定位于对科学语言进行逻辑分析，并借助数理逻辑的精确方法，对科学理论的逻辑结构进行了精细的研究，并由此开创了分析哲学，对传统思辨性哲学产生了巨大的冲击。这无疑使得语言问题成为20世纪科学哲学讨论的主题，开辟了哲学研究的崭新方向，启发了近一个世纪的哲学研究，使得哲学从此发生了根本变化。其次，它所使用的语义分析方法，成为以后科学哲学研究的重要方法论工具。从总体上讲，尽管“试图通过语言哲学的详尽分析来摆脱哲学的困境并解决一切难题的任何企图，都作为一种‘幻想’而无情地破灭了。但是，语义分析作为一种有效的方法论思想，却具有一种普遍的、令人启迪的力量”[13]。它以科学知识为标本，用逻辑的方法改造哲学，使之精确化、逻辑化、科学化，在一定范围内使哲学分析的任务深化了。最后，更为重要的是，正是它的长期影响及最终衰落，播下了科学实在论全面复兴的星火，激发了科学实在论者抛弃传统实在论的机械性和教条性的决心，促使他们在与反实在论的争论中不断地变更自身的理论形式，从反实在论及其他哲学派别中汲取合理的方法论成分，以此强化自己的灵活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