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言 彰显哲学生存论

一

许多看起来俗套而流行的学术话题常常没有经过专门的学术清理，“生存论”即是如此。最近这些年来，人们在不同场合提到这一话题，听起来“生存论”俨然是一个内涵明确且学界周知的学术论题。然而，事实上，生存论并没有获得学理层面的深入探讨，其何以能够在当代哲学中彰显出来并成为当代哲学的一大主题，本身就是需要解决的问题。

在当代哲学中，生存论的彰显是当代哲学中已经和正在发生的理论事实。生存论的彰显客观上与当代西方哲学在存在论问题上发生的深刻变化关联在一起。这一变化，体现为人们通常所称的存在论变革或生存论转向，其实质即生存论存在论的开启。在存在论变革之类听起来有些武断的提法背后，其实包含着人们对当代哲学诸多主题转换的认可，并且包含着对当代人类生存实践活动、社会结构以及文化传统当代转型等现实问题的理解与把握，这本身也是当代哲学在存在论意义上的自我理解工作。

这是一个过渡性的时代，哲学家们提出了诸多主题，如人论、文化哲学、生活世界理论、实践哲学、语言哲学，并且看起来在每一个主题后面都存在着一些诸如“……转向”之类的东西，这些转向已足够繁复，乃至于让人“晕头转向”。但不管怎么说，生存论仍然是当代哲学中的一个中心问题，是关涉当代哲学存在论问题时必须研究的问题，是一个在生存主义哲学中成为问题的问题，也是一个其丰富内涵尚未得到开启的开放性的问题。换言之，如果生存论的当代彰显与存在论的变革是如此紧密地关联在一起，那么，弄清生存论彰显的意义与限度，就仍然是一件必要的学术任务。

所谓生存论的彰显，意味着从传统的存在论哲学和认识论哲学向生存论哲学转变的路向。生存论的彰显不只是从存在论直接转变为生存论，在从存在论哲学向认识论哲学的历史性的转换过程中，存在论的独立性已经被取消了。如果把认识论看成关于客观世界的解释理论，那么哲学的成立恰恰是在排除了认识论之后才是可能的，但是一旦这样做，哲学本身也就陷入一种缺乏规范性乃至理性规定性的困境。哲学存在论的使命在于为理性本身提供一种纯粹的支撑，但存在论也无法摆脱来自认识论在形式上的束缚。这种情况在认识论成为一种独立的哲学形态以后变得更为明显。如果说，在存在论哲学形态中，认识论还是依附性的，那么，在认识论形态中，恰恰出现了一个倒置：存在论成为认识论的依附性理论。存在论必然是与认识论的理论形式连接在一起的，存在概念的实体性与超验性，包括存在论的理论结构，都被纳入认识论的理论表达式中。其后果是存在论本来应有的生存论蕴含被抽掉了。因此，从理论历史的意义上说，哲学生存论的彰显必然要将存在论从认识论的束缚中解放出来。存在论是通过对认识论的“否定之否定”环节从而还原为或提升为生存论的。当然，生存论路向也不只是从认识论到生存论的领域转换，因为认识论若脱离与其关联的存在论基础，只不过是哲学的一个分支领域。当代哲学生存论的一个困境就在于过分割裂生存论与认识论的应有关联，从而使对生存论的理解以及自我理解陷入一种非理性的、相对主义的甚至是虚无主义的困境。认识论哲学是指一种哲学的历史形态，这是一种与存在论哲学成为一体、并由此体现着存在论哲学的完备理论结构的历史形态（在某种意义上说，超验存在论正是通过认识论哲学显现出来的）。不过，生存论转向对认识论哲学的超越，并不意味着否弃认识论，至少，认识论作为一种中介和理解手段，对于哲学生存论的阐释仍然具有至关重要的方法论意义。因此，在从存在论哲学和认识论哲学向生存论哲学的转换过程中，认识论发挥着一种扬弃功能。这意味着当代哲学转型并不必然地存在着认识论与生存论的断裂，如果说当代哲学生存论强化了这种断裂的话，那么在生存论的历史性的建构过程中将包含着必要的知识论的旨向。也只有这样，生存论哲学才不至于流于某种前逻辑的、前语言的甚至是神秘的状态，而是得到一种历史性的和合理性的理解，并获得一种稳定的当代哲学资格。

哲学生存论的当代彰显包含三方面内容：已经彰显出来的，正在或尚待彰显的，始终处于未竟或遮蔽状态的。我们的研究工作将是通过清理第一个方面的内容，从而将探讨重点引入后两个方面。对于当代哲学亟待实现的自我理解而言，这两个问题是最紧要地关联在一起的。

已经彰显出来的哲学生存论无疑是与生存主义哲学联系在一起的。克尔凯郭尔是生存主义意义上的“生存论转向（Existential Turn）”的肇端者。在克尔凯郭尔看来，苏格拉底是生存哲学家的典范，但是，自柏拉图开始的西方理性主义传统把与生存融合一体的思想“提升”为“哲学”。要还原哲学的精神本性，就必须强调孤独个体生存的意义及体验状况，并通过伦理学途径导向宗教信仰。克尔凯郭尔的弱小无助的孤独个体与叔本华的非理性的生存意志是相通的，这也正是尼采所要超越的。尼采强调：只有超人才能支配自己的意志并成为生存个体，生存个体的生命实现过程可能是悲剧性的，但绝不是悲观的。尼采是在彻底反叛西方传统的理性主义精神的前提下提出其“强力意志”的，这种努力也得到了包括生命哲学、哲学人类学、价值哲学以及生活世界现象学等哲学派别在内的现代人本主义思潮的强势影响。现代人本主义的核心即在于生命的自觉与理解，对生命的自觉与理解正是当代文化的自我肯定方式，并由此构成对传统意识哲学的反叛。海德格尔则把这种文化精神的反叛与自觉深化到存在论的批判与建构中，海德格尔通过此在展开的基本存在论，可以看成生存主义哲学视野内生存论努力的成果形式。但是，海德格尔本人的思想转变以及对过分强化感性个体生存的生存主义哲学的反感与厌倦也表明，基本存在论也是生存主义哲学的终结。不过，这种看起来属于定论式的观点并不是没有问题的。确实，“终结”很容易想当然地被看成“结束”或“中断”，而生存主义也很容易被看成整个当代哲学生存论彰显活动的全部努力，但思想的进程表明这恰恰是对哲学生存论的严重误解。“终结”并非“结束”与“中断”，因为导致主题终结的问题并没有消失，而是以变化了的形式继续存在并向新的方向敞开。终结意味着问题的转移或转换，海德格尔的思想转变也可以表象性地看成从此在生存论向语言生存论的转移。由此，对此在个体生存结构的感性阐释转入阐解和探寻语言生存论之堂奥，整个当代哲学的生存论努力，则在强大的语言学哲学背景下以及哲学精神的相对主义处境下艰难前行，并展示出哲学发展的可能方向。

二

生存论的当代彰显仍然处于未完成状态。一方面，生存论并不只是生存主义哲学的专利，但包括生存主义在内的现代人本主义对生存论仍然发生着潜在的和持续性的影响，已经成为传统的当代哲学运动与思潮中也都蕴含着生存论的努力与方向，亟待清理和深化。另一方面，正在或尚待彰显的生存论显形又滞留于当代哲学、特别是当代语言哲学的复杂状况中，而且，当下时代病态的精神状况对哲学生存论之路显然产生了负面的并且也是十分复杂的影响。

已经开显的生存论主要是通过生存主义哲学表达出来的，但却不能局限于和停留于生存主义之一维，生存主义与同一时期关注人的生存的其他人本主义思潮的内在关联仍然需要认真梳理。从某种程度上说，生存主义正是当代西方哲学为整个哲学生存论布下的陷阱，生存论与生存主义哲学的命运被拴在了一起，而生存主义哲学的自暴自弃也给人留下一个强烈印象：生存论的个体化之路也由此不了了之，以至于从生存主义向语言哲学的转换被不言而喻地看成生存论路向的终结。事实上，生存主义向语言哲学的转折并不是转换而是转移，转换意味着从主题到内涵的转变，而转移则意味着主题并没有发生变化，变化的只是思考或解决主题的范式与方法。生存主义与语言哲学的主题都是生存，生存主义关心的是生存的个体与感性层面，而语言哲学关心的，则是经过感性与非理性洗礼后生存的理性化重构与回复活动，是生存的理性化、公共性及其蕴含的可能的历史问题。生存主义与语言哲学都旨在摆脱和超越传统意识哲学与认识论哲学，生存主义力图达到一种新的感受与表达形式，语言哲学则是力图形成一种新的哲学分析与工作形式。在生存论哲学的进程中，生存主义标示着生存论的已经完成了的道路，而语言哲学表现的则是尚待开启的生存论道路，语言哲学承继着较生存主义而言更为深远的历史使命，情形也更为复杂。语言学哲学的兴起表明哲学的性质与功用已经发生了历史性的转换，但语言学哲学本身的前提尚须通过生存论加以说明。

由此观之，当代语言哲学本身就存在着一条通向生存哲学的思想之路。从很大程度上说，语言哲学是技术性的哲学，因而也是技术化时代的主导哲学。然而就像语言在文化体系中并没有摆脱工具性一样，语言哲学也成为工具化特征最为明显的哲学形式。这注定了语言哲学以及以语言哲学为主要表现方式的当代哲学的无根基性。这可以从三个方面来看。第一，当代哲学对语言的工具化态度指向的是生活形式的真实性，但是，语言在表征技术化或图像化的生活形式与日常生活形式时，注定要陷入某种悖论。这种悖论深刻地揭示了，语言不可能破解或消弭生活目标与生活样式之间的巨大冲突。而且，相对于英美分析哲学而言，对生存论哲学影响更为直接的是现象学传统中的语言哲学，但后者所依赖的并不是表征当代人类生活形式的当代语言，而是欧洲语言的古希腊源头，这种语言的“返祖”现象部分地表明当代哲学试图在寻求一种肯定当代生活的语言方式。然而，对于无法表征当代生活的语言的依赖（包括对语言的沉默功能的诉求）现象同样也表明，当代生存论哲学并没有寻找到其合理的历史性方向。

第二，当代语言哲学深刻地揭示出，语言是存在的家，而生存论的丰富性也寓于语言之中，但语言的可表达性、作为语言的在场形式的文字以及声音的延异也不断破解着生存论意蕴。语言的自身反讽现象表明语言只是生存论的表达形式，而语言对生存论的解释功能意味着语言只不过是理解活动的表现形式，语言及其表达的反讽性表征着生存的悖论性。

第三，更重要的在于，语言学哲学的兴起是置身于并且同一于强势的后现代相对主义背景下的，语言的反讽、延异以及复杂的悖论性，正是与这种相对主义的思想背景联系在一起的。后现代哲学强调的个人真实性显然是生存主义哲学感性个体观的进一步扩展，但个人真实性并不是真实的个体，而是标志着个人真实性的话语符码，对个人真实性的强调旨在强化和推进解构主义策略。也就是说，个人真实性并不是作为一种乌托邦式的个人主义提出来的，而是带出并强化了生活世界的话语契机。个人真实性是生活世界话语的谜底，但却是无须揭穿的谜底，其原因就在于：生活世界话语本身就是无底的谜面。不言而喻，发轫于晚期胡塞尔哲学并通过后现代哲学得以强势推进的生活世界理论，已在生存主义和语言哲学之后大大地深化和推进了生存论哲学。不过，正是在后现代哲学不断还原与回复的非理论的语境下，生活世界理论陷入一种散漫、空疏、缺乏理论建构的困境之中，生活世界的话语膨胀与幻相遮蔽了理论的无根状态。事实上，在后现代哲学浓厚的相对主义以及虚无主义的思想状况下，生存论哲学所蕴含的必要的理论建构本身就会被斥之为基础主义或另一种“最后在场的形而上学”而受到颠覆。

三

生存论在当代哲学中的彰显，作为哲学存在论变革的表现方式，可以从如下三个方面来理解。

1.存在论变革本身所依托并且反过来又必然体现出来的生存方式与生存观念的历史性转变

任何一种哲学存在论形式都是由一定的生存方式与生存观念决定的，而人类生存方式与生存观念的当代转变，必然要求实现哲学存在论形式的当代转换。当代人类生存方式正在经历从绝对匮乏的生存状态向相对匮乏的生存状态的转换，绝对匮乏表现在物质生活资料的匮乏以及由此确定的人们精神生活方式的单一性与低品质性。相对匮乏则表现在相对富裕的物质生活难以转化为富有内涵与自我肯定性的精神生活样式，多样性的精神生活无法遮蔽精神深处的生存焦虑与困惑。绝对匮乏时代的精神特征是超验的形而上学宰制着精神理念，相对匮乏状态是新的精神生活样式的尚待生成的困惑与焦虑状态，同时也意味着人们丰富而又散漫的感性生活正在趋向于形成一种整体性的和理性的生存论理解形式。从绝对匮乏状态到相对匮乏状态，反映在哲学存在论上，正是从超验的、实体性的抽象存在论向感性的、历史性的生存论存在论的跃迁。因而，转换生存观念，提升人的生命质量与生存意义，从把人的生存还原为一般生命物的流俗生存观念走向注重人生存的超越性与人本性的生存论的自觉与理论建构，从被近代性强化了的人类中心主义走向注重人、自然、社会相互协调统一的成熟的人类中心主义，便成为当代哲学存在论变革的题中应有之义。实际上，发展主题从传统的唯经济发展观向可持续发展观的转变，就内在地要求实现对于注重生命质量与生活意义、强调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新型生存方式的哲学理解。可持续发展观不仅是人类社会运作模式的自主性和整体性的变革，而且必然还包含并要求具体体现为人类社会诸主体的生存观念的重大变革。这就是从那种根深蒂固的动物性的、重占有的片面的生存观念转变为注重生存意义与生命质量，强调人、社会、自然的全面协调发展的生存观念，这是一种具有自我反思、约束及调节机制与效应的属人的生存观念。当然，生存观的上述转变必然是哲学观的历史性转变的反映。传统存在论得以确立起来的超验性基础与实体主义思维方式的必然终结实质性地敞开了哲学理性与生存的根本性关联，这一关联使形而上学脱离了超验存在论和实体认识论的束缚，通过融入生活世界从而培植生活形而上学的内涵，神本的和物本的哲学还原成了人的哲学，生存观念正在实现从传统的超验实存观和自然主义实存观，向高扬人的存在的超越性与责任意识的属人的生存观念的转变。

2.从哲学的传统理念及语言表述系统中潜存着的可能性所开展的历史的延续性与突变性

传统的生命力在于其原创性与杂多性蕴含、生成并影响着后世文化的一切可能的前进方向，而哲学特别是西方哲学的传统恰恰又是根植于以系词为中心的存在论话语系统中的。结合现有的一些古希腊哲学及语言学研究成果，我们发现，在古老的传统中，存在论与生存论同一于生命理论，因而，当代生存论哲学关于生存的词义从“实存”含义向“自身超越”含义的转换或提升，其实也已经以原初而又丰富的语用及语义形式蕴含于古希腊系词中了。在此，所谓生存论哲学蕴含着一项向古老的哲学传统回复的努力，但这种努力绝不能仅仅理解为向某种词义表达的回复，而是依循着并借助这种词源方向，向一种文化的根基以及由此开显出来的文化系统的多样性与杂糅性回复。就义理而言，生存论哲学并不意味着抛弃西方哲学传统，因为生存论作为一项持续性的努力本身就是与古希腊哲学的努斯精神、中世纪基督教哲学的非理性主义生命体验、文艺复兴运动的人文主义以及深刻地影响着德国古典哲学及狂飙运动等潜存于传统西方哲学中的浪漫主义联系在一起的。就此而言，当代生存论哲学意味着通过生存论这一新的阐释模式开掘和复活西方哲学传统中的努斯精神。

然而，生存论哲学毕竟蕴含着哲学样态在现当代的一种转变，转变仍是本书强化的关键，从这一意义而言，将“存在（Being）”诠释为“生存（Existence）”、将“存在论（Ontology）”诠释为“生存论（Theory of Existence）”，进而揭示和强化生存与存在的人本内涵，本身也表达了作者在精神信仰上的无神论立场。我个人坚信，生存论的彰显，在时代精神以及信仰层面，必然标示着从有神论向无神论的历史性的转变。在后世西方哲学的超验性和实体性的传统中，作为实存的生存与作为超验形式的存在是分离的，但超验的、实体性的存在论及其话语系统其实限制了生存论的自觉与理论建构。因而，仅仅作为“自身同一”的“直接性存在”的“实存”（existence），是无法构成一种开放性的解释系统的，实存概念的尖锐的悖论性被裹挟于圆熟中道的“哲学体系”中，其中潜存的活生生的生命力被提升为概念运演过程的整体的生命性。作为人的生命形式的实存，并没有成为个体的活生生的生命样式，甚至从“实存”中并没有区分出人的生存与一般生命物的生存。就此而言，从传统哲学的实存论向当代哲学的生存论的转换和提升，本身就是从传统哲学的存在论哲学及认识论哲学向当代生存论哲学样态转换的关键。

3.生存论本身所要超越的文化传统以及蕴含的历史的人类性方向

当代西方生存论哲学的努力同样也陷入了后现代相对主义与虚无主义困境。一般而言，相对主义与虚无主义属于西方文化按照其自身固有的逻辑周期性发作的精神现象，然而，相对主义与虚无主义的挥之不去倒应该看成西方哲学与文化的危相。其实质是，西方哲学与文化按其所谓“内在的”的历史逻辑，普遍化的“历史”已经陷入了困境。生存论哲学，作为表征哲学存在论变革的哲学样式，必然承担起解释文化传统当代转换的思想使命。文化传统的当代转换，其主体是人类多样化的主体，既包括非西方，也包括西方。通过对当代西方生存论哲学的剖析与反思，我们发现：人类整体的生存论建构活动需要充分地借助西方资源，但绝不是向西方的简单趋同。后现代哲学作为当代西方文化的反讽与反叛已经表明了这一点，后现代哲学理性的建构，实质上是对西方中心主义的反叛，它总是要求回归到地平线，其潜在的目标正是人类文化的异质多样性。这种异质多样性绝不是仅仅通过理论的方式建构起来的，而是通过人的历史实践活动呈现出来的。因而，在生存论哲学所承载着的文化传统的现当代转换的背景内，必然还蕴含着“非西方”（这是一个不得已的所指）文化传统及其生存样式的当代意义及其转换。

四

对当代西方生存论哲学的清理，必然蕴含着对西方中心主义的批判与拆解。正是通过这一工作，我们有理由建立起马克思实践哲学与当代西方生存论哲学的批判性和建设性的关联。马克思实践哲学是生成于西方哲学传统、但又通过内在地超越西方哲学传统从而蕴含了一种人类性的哲学方向，马克思实践哲学对当代历史的作用既体现在对西方社会发展的警识、治疗与调整，也体现在对非西方文化传统的当代转换的积极而强有力的影响和主导，马克思的实践哲学是世界历史真正走向世界历史时代的主导哲学。而要走出当代西方生存论哲学的困境，也应当从马克思实践哲学中寻求资源与智慧。

把生存论哲学的起点确立为生存主义哲学，这是就已经呈现出来的内涵以及作为现代哲学开端的强烈的非理性主义氛围而言的。事实上，在更为广阔的思想文化与社会历史背景下，相对于当代哲学的历史性的理性转换而言，当代生存论哲学的起点应当是马克思的实践哲学，包括通过马克思实践哲学获得理解的生存哲学。哲学在当代还将一直持续下去，这意味着马克思实践哲学对当代生存论哲学的方向性意义还远远没有开显出来。但是，由于多方面的原因，马克思实践哲学与包括当代西方生存论哲学、语言哲学以及后现代哲学在内的整个当代西方哲学的批判性和建设性的对话关系并没有建立起来。尽管生存论哲学也潜存着一条趋向马克思实践哲学的道路，但马克思实践哲学对生存论哲学的实际影响仍然显得不足。从很大程度上说，当代西方生存论哲学最后陷入相对主义困境，与他们没有充分重视马克思实践哲学是有直接关系的。

马克思实践哲学作为当代哲学变革的积极成果，直接蕴含着并要求实现哲学存在论形式的当代变革。传统哲学的超验的、实体性的抽象存在论形式即马克思实践哲学所要批判和超越的对象，而当代哲学存在论变革所要达到的目标，即感性的、历史性的生存论存在论正是马克思实践哲学的题中应有之义。也只有在马克思实践哲学中，当代哲学存在论变革的目标及意义才能得到合理的阐释与理解。当代哲学对生存论的追求，并不只是哲学学科内部的变化，而是在当代人类生存方式已经发生深刻变化的情况下，作为时代精神的哲学应当达到的理论自觉。新技术革命、知识社会、晚期资本主义，正在深刻地影响和改变着人类的生活，与此同时，各种矛盾与冲突呈日益加剧之势。这是一个呼唤智慧和理性并要求诉诸实践的时代。西方哲学、当代西方哲学以及非西方的文化传统也许都缺乏这样一种包容性和建设性的智慧与理性。正是在这一意义上，我们认为，作为内在地超越西方哲学包括当代西方哲学、并参与和引导着非西方文化传统的创造性转换因而蕴含着人类关怀的马克思的实践生存论思想，对于当代生存论哲学将产生深刻的引导作用。相比之下，马克思实践哲学仍然是这一历史时代的主导精神，也只有不断发展着的、与时俱进的马克思实践哲学方能达到对当代生存论哲学的理论自觉。

马克思实践哲学中蕴含的生存论理论与结构，我们称为实践—生存论。实践—生存论强调人的实践活动的主体超越性、感性现实性与社会历史性，强调人通过自身的历史实践活动生成和创造人与世界的生存论统一，包括个体性与整体性的统一、理性与非理性的统一、对象性与非对象性的统一、主体性与主体间性的统一、自由与自然的统一、超越性与责任性的统一，通过社会化所实现的人的自然化与自然的人化以及人的社会化与社会建制的合人性化的统一。实践—生存论的理论结构即人、自然、社会之间开放的、互动的和历史性的生命活动结构，相对于生活世界的散漫性与非理论性的特征而言，实践—生存论构成了一种理性的和历史性的生存论存在论建构，是生活世界的形而上学理论。

实践—生存论并不是马克思已经提出的理论，而是我们通过深入剖析当代人类实践活动并通过解读马克思哲学从而提升出来的理论建构。这一理论建构并不是直接来自于马克思文本，但却是深刻地蕴含于马克思实践哲学之中，是马克思哲学当代性的理论表达形式，同时也是马克思实践哲学富于自我批判与超越精神的理论表现形式。马克思哲学的渗透和参与，也将对治疗和走出这一时代的病态的精神状况产生积极作用。

实践—生存论之所以成为当代生存论哲学的方向，也在于它出示了生存论的方向。当代西方的生存论哲学只能局限于西方哲学背景内，而实践—生存论的理论视野则是当代人类的普遍交往与对话活动，是一个充满差异甚至冲突的当代人类的交往与对话活动。与当代西方哲学总是局限于感性个体或语言不同，实践—生存论的理论建构要求把哲学范式扩展到实践与文化范式。通过人类自我解放的历史实践活动把握当代人类文化与社会生活的本质，这使得生存论获得了广泛而深刻的理解与批判性，从而在形成人类的多样性的文化样式上真正有所作为。

当代哲学的生存论在西方哲学的主导性影响下已经走过了一个多世纪，期间经历了无数次看起来徒劳无功的反复与折腾。但是，这一历程包括其间经历的反复与折腾其实都是有益的，这些努力不断地趋向形成成熟健全的生存理解。生存论哲学或许并不存在一个定限的和可量化的目标与尺度，那些确定了定限目标和量化尺度的思想企图，必然要遭遇自我解构与淘汰。作为人自我解放的根本理论，实践—生存论显然不属于这类定限的目标，而是蕴含了人自身实践活动的无限可能性与方向，因而对于人自身的生存实践活动将始终起着一种理性的引导作用。实践—生存论设定了人生存活动的丰富性与无限可能性，这种必要的乌托邦设定可以看作当代哲学的存在论承诺，但却根源于人自身生存实践活动不断自我超越的本性。实践—生存论是人类实践活动的本质结构与方向。

实践—生存论的理论建构最恰当地反映了生存论的未竟性。生存论很难说成是一种定限的目标，生存论的彰显也不只是属于课题性的任务，而是思想的、历史性的任务，它在本质上是实践问题与历史问题。只要人的生存实践活动尚处于困境之中，生存论就必然处于未竟状态，然而，就人类始终处于一种未完成的历史性的生成状态而言，生存论的未竟性恰恰意味着其开放性与生成性。按照马克思的实践—生存论思想，生存论的彰显绝不只是“哲学”内部的事情，而是人之为人的历史性的生成过程。人本身始终处于不断生成的未完成状态，而人的生存必然是历史性地创造着和生成着、同时又不可能历史地完成的难题。而生存论哲学的未竟状态也不是源于理论的未完成性，而是源自人类自身实践活动的历史的未完成性与开放性。生存论的彰显本质上是实践问题与历史问题，是对历史与实践活动中的人的自我认识与实现问题。可以把实践—生存论看成当代生存论哲学的目标，但这并不是一个定限的和可量化的目标与尺度，而恰恰是标示着人的可能性与未完成性的目标，是标示着生存论彰显之历史性和人类性方向的目标。当西方哲学仅仅从理论上理解生存论的未完成性、因而使问题本身陷入理论困境之时，马克思的实践—生存论思想却开显了一条摆脱理论困境、内在地理解当代人类生存方式的路向，并由此提供了一种克服人类生存困境的信念支撑。如同生存论将始终处于一种未竟状态并由此预示着人生存的执着的超越与丰富性，马克思实践哲学也由于执着的生存论关怀与追求从而显示其不断延伸的当代性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