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中古时代的胡化与汉化
张国刚
安史之乱是唐代历史上的重大事件。解析这一事件的维度主要有二，一个是政治史维度，一个是民族史维度。当然这两个维度是有交集的。
从政治史维度出发的讨论，主要关注安史之乱形成的原因和影响，如边疆民族关系与节度使体制的形成，土地制度和兵役制度的变化带来的军事体制的变化以及由此而导致的外重内轻之势的出现，唐玄宗进取志衰、朝政腐败、社会矛盾尖锐等，削弱了唐朝中央的掌控能力。从民族史维度出发的分析，重视安禄山、史思明等胡人（粟特胡人、羯胡）及其宗教信仰对于叛乱的意义，重视河北长期的胡化局面对于叛乱的影响，讨论胡汉问题在安史之乱前后的变化，等等。王炳文博士的这本书试图打通这两个维度，进行深度的讨论与分析。
如何定性安史之乱？炳文注意到了安史之乱期间以及平定叛乱之后，唐人自己的调子以及之后的官方历史书写，都是有变化的。这种变化折射了时代的变迁，更折射了统治者的现实政治诉求。后代历史学家的论述，暗淡了刀光剑影，远去了鼓角铮鸣，视角更为平静冷峻，却也远离了事件本身的场景。
陈寅恪先生比较早从宏大视野讨论安史之乱。《唐代政治史述论稿》有两个令人印象深刻的观点，一个是认为河北地区的胡化是安史之乱爆发的重要背景，安史之乱以后，河北更是完全与长安不同的蛮夷之地；另一个是充分肯定武则天上台的意义，这种意义要比安史之乱重要。
炳文的研究更细致地揭示了安史之乱前河北地区的胡化问题，安史之乱前幽营地区胡人比较集中，聚集了高丽、契丹、靺鞨、奚、突厥、粟特等多种民族，虽然其中西域粟特人数量相对有限，而东北系少数民族人数更多，但是，粟特人掌控着军政大权，因而其影响比较大。炳文进一步把安史之乱之后的河北胡化，分成北部的幽营与南部的恒魏两个不同阶段，这两个阶段不同地域胡化的意涵是很不一样的。
对于安史之乱的主角安禄山，炳文做了更为细致的讨论。安禄山在起兵时的权力究竟有多大？所谓节制三镇究竟意味着什么？安禄山的蹿升有没有玄宗朝后期的现实政治背景？关于安禄山的族属，旧史说的是杂种胡人，前贤的讨论也存在不同意见，究竟应该如何看？这些是炳文在第三章、第四章涉及的问题。
在安史之乱的平定中，借兵回纥是件大事，影响到唐代此后数十年的政治格局。炳文通过史实梳理，认为借兵回纥只是出于政治意图。
安禄山叛乱所建立的燕政权，有四任领导人，即安禄山、安庆绪父子和史思明、史朝义父子，可以称为安燕政权与史燕政权；其间还有史思明因为与安庆绪的矛盾而短暂归唐。对于燕政权的内部结构及其前后政治态度的变化，以及唐朝中央应对策略的变化，包括河北藩镇格局的形成及其关系，炳文都有细致的观察。
安史之乱平定不久，作为唐军统帅的仆固怀恩就叛乱了，对于一直护持着他的代宗来说是很难看的。那么，仆固怀恩为什么叛乱？除了众所周知的与辛云京的关系、代宗处置失宜之类原因外，炳文特别分析了在突厥诸族内部，回纥与阿跌等其他部族的矛盾，以及在安史之乱后仆固怀恩在河东各路驻军中的孤立位置，这些细致的讨论无疑会推进我们对事件本身的认识。
总之，关于安史之乱的研究，学术界已经有丰厚的积累，但仍然有许多问题有待深入讨论。炳文的这本书，抓住了若干关键点，纠集各种史料，旁征博引，深入分析，与国际学术界及国内前沿的学术成果对话，提出了许多新观点，也揭示了许多新问题，有些讨论别开生面。他的博士论文曾获得清华大学优秀论文一等奖，这部书是他在博士论文基础上增订而成的。
鉴于本书是讨论唐代胡汉问题的一部个案性质的专著，我想借此课题，从宏观层面谈谈对胡汉问题的看法。
中国历史五千年，从《史记·五帝本纪》的记载开始，华夏与戎狄之间的战争与和平就不曾中断。现在的研究表明，三代时期的戎狄或者戎夷，未必都是游牧民族，也有农耕文明，只是其与黄河流域的华夏部落渊源有异罢了。秦汉以后，戎狄或者夷狄逐渐与华夏族即后世的汉族变得不同，戎狄代表游牧民族，华夏或者汉族则是农耕民族。这与北方长城沿线的生态环境变化有关，由于气候的变化，农耕地区的边线向南推移，长城之外愈益成为游牧地区的跑马场，而塞内则为内陆农耕之乡。北部边境的气候变化影响到草场边线的移动范围，在后来的三千年历史中，这一情况也反复出现过，每一次气候反复都若合符节地影响到北方游牧部族的动向，以及华夏与夷狄势力的消长。
今日世界各个国家的历史，都是以本国现今版图范围内的全体部众以及统治政权演变的历史为范畴，这是毋庸置疑的。这样的历史书写显然不可能与历史上的王朝史完全吻合。日本、英国如此，泰国、印度、埃塞俄比亚也如此。就中国而论，九百六十万平方千米的陆地面积以及海洋所属区域的历史，构成中国历史的基本范畴，它显然不能完全等同于“二十五史”之类史籍所叙述的历史。但是，中国历代王朝正史，其实是那个时代的“全球史”，从《史记》的《匈奴列传》、《大宛列传》，《汉书》的《西域传》、《西南夷两粤朝鲜传》，到《三国志》的《倭国传》，《魏书》的《西域传》、《蠕蠕传》，从《新唐书》的《东夷传》、《西域传》，《宋史》的《外国传》（含天竺、大食等），到《明史》的《外国传》（含佛郎机、和兰、意大里亚等），《清史稿》的《藩部传》、《属国传》，都说明在王朝的历史之外，人们也不会忘记这个王朝之外的两类政治实体，一个是其藩部，一个是外国；就当时王朝自身的政治诉求而论，他们对这两类政治实体，最多只有地缘政治的概念，而没有其他分别。就中国北方地区而论，对于这两类政治实体的记述，史籍上会统统冠以“胡”、“夷狄”之类名号。换言之，北方游牧民族的控制区域常常会横跨今日之中国和今日之外国两个部分；我们今日所谓两类政治实体的边界，在那个时代是模糊的。
比如，汉武帝派张骞通西域，寻求与大月氏结盟对付匈奴，匈奴控制的部分地区其实在今日之中国境内，大月氏则完全是今日之外国。又如，唐德宗曾派杨良瑶出使大食，就有对吐蕃侵扰中原、咄咄逼人形成牵制的意图。在今天看来，这些则属于外国和中国少数民族地区的区别。地缘政治是当时中原政权的切身感受，主权国家的边界则是我们今日之价值理念。如果我们以今日之观念，对历史上各种政治势力的地缘政治利益进行考量，强行解释，不仅误解历史，而且也贻害当今。
总之，中国历史内部始终存在两条并行的发展线索。一条是作为主体文化部分的华夏文明发展的线索，秦汉、隋唐、宋明这些重要朝代的历史，尤其体现出这一条线索；另外一条是中原王朝与周边，主要是北方游牧民族政权之间的互动（战争的与和平的）。三代（夏、商、西周）勿论，战国时期燕、赵、秦北边的长城，就是处理华夏政权与游牧部族关系的边防设施。这三个国家内部也有融合华夏与戎狄的问题，比如，赵国以邯郸为中心的农耕文明、以代地（大同）为中心的游牧区域，就在一个诸侯国家内部发生过冲突。赵武灵王的胡服骑射以及最后的沙丘之变，反映出赵国处理戎夏问题的得与失。秦朝的北修长城、汉初的和亲、汉武帝时期的反击匈奴乃至凿空西域，都反映出不同时代处理中原王朝与北边游牧部族之间关系的不同思路。
两汉时期与北方胡族政权的战争与和亲的交互变化，以匈奴、羌族为主的少数民族附塞和内迁，形成了比较复杂的胡汉关系。魏晋南北朝时期内迁“五胡”（匈奴、鲜卑、羯、氐、羌）并未完全融入汉文化与生活，仍然保留着部落编制；塞外部落（鲜卑慕容部、鲜卑拓跋部）对南下入关入塞虎视眈眈。趁中原王朝内乱（八王之乱）、统治力薄弱之机，两股势力汇流颠覆了中原王朝的统治。长城已经完全失去防御意义，秦汉时期在塞外的战争就被移植到塞内。后面的结果是众所周知的，五胡政权加速了胡汉融合，胡汉合作构建起隋唐大一统帝国的雄伟大厦。
隋唐主要是唐朝，不过又重复了历史的故事。唐朝前期各种内迁胡族部落依然存在，分布在长城边塞，安禄山、史思明就是其中的佼佼者。由于唐朝胡汉一家的政治品格（唐太宗被奉为天可汗是其突出标志），内迁胡族并没有受到太多的歧视，反而能够运用其长处（通六蕃语、善骑射）为国家效力，其领导人做到很高的职位。讲安史之乱爆发的胡化因素以及安史之乱之后河北乃至山东地区的胡化问题，都要在这个背景下审视。炳文的这部书就是对这一主题进行微观审视的研究成果。
我们可以看到，由于只有内迁胡族部落的军事和政治行动，没有塞外强大部落的响应，安史之乱的结果只是不到八年的燕政权，这种情况甚至比汉赵（304—329）政权更短暂[1]。一个原因是政权腐朽的晋朝无法与跌落盛世的唐朝相比，后者的平叛能力更加强大；另外一个原因是没有塞外部族的乘虚而入，相反塞外部落如回纥倒是成了唐朝的同盟军，从这个角度言之，本书第五章强调回纥借兵的政治目的（切断内迁部族与塞外部族的联合）大于军事作用，可谓深中肯綮。
如果进一步追溯下去，安史之乱之后的所谓胡化问题，也可以说其本质是汉化问题。内迁部落在河北藩镇建立之后，逐步打散了部落编制，逐渐进入汉化的洪流之中。在河东地区的沙陀稍显例外，是由于他们的部落组织的分散处于比较缓慢的过程中（宪宗时期才由河东节度使范希朝迁入朔州地区），五代时期后唐、后晋、后汉政权的建立，恰恰加速了沙陀部落的汉化，以至他们自己无不以华夏政权的代理人自居。总而言之，所谓胡化（胡人入塞）的实质恰恰是汉化。汉化有两个阶段，一个是离散部落之后的汉化，一个是部落未曾离散但是内迁后逐渐沿着离散部落的道路发展而被汉化。[2]逻辑上这是一个前后相沿的过程，事实上则是交互存在的过程。还有一种更大规模的汉化，就是鲜卑拓跋部入华建立北魏和周齐王朝的汉化，经历了近两百年的历史（从386年拓跋珪复国，到581年隋朝建立）。日本学者的所谓征服王朝辽、金，其实是北魏王朝汉化的新版本。进而言之，元朝、清朝不也是放大了的版本吗？代表华夏农耕文明的政权与北方游牧胡族政权之间的战争与和平，始终伴随着数千年的中国历史，是中国历史内部两条重要线索之一。所有的王朝都是中国历代王朝的一部分，元朝人认可辽金和宋为前朝正统，明朝人认可元朝为自己的前朝，清朝认可自己为明朝的继承者，都为之修正史，客观上就反映了这种历史的真实。所谓“新清史”从什么北亚历史的角度看东亚史、看中国史，作为学者写篇论文补充一个观察视角以示新意或可为之，但是，放在整个中华历史发展的脉络中去看，可以说是皮相之论。
三种不同层面的胡化——胡人生活于中原、胡人部落迁入中原、塞外部落入华建立政权，其实就是三种不同程度的汉化。离散部落的胡人很快接受农耕生活而汉化了；入迁胡人部落（如汉赵政权、安史的燕政权）因为战争与短命政权而加剧了部落离散从而汉化了；塞外部落（鲜卑拓跋部、契丹、女真、蒙古、满洲）入华建立政权，从黄河流域的半壁江山如北魏、辽、金，到整个全国性统治如元朝、清朝，最终的结果，无一不是接受农耕文明进而接受华夏文化因而汉化。这难道不是彰彰可见的历史事实吗？
那么，所有这些事变背后的逻辑是什么呢？这个逻辑非常简单，在工业革命之前，农耕生活是比游牧生活更稳定更先进的生活，比较符合人类追求舒适生活的天性。在发达的农耕文明之上构建的精神生活（思想、艺术、历史、文化、哲学）也更加具有吸引力，这也符合人类追求精神生活的天性。中国农耕文明及在其之上建立起来的华夏文化不仅影响到迁入中原的游牧民族、塞外游牧民族，而且影响到倭国（日本）、朝鲜、安南（越南）、真腊（柬埔寨）等周边国家。这应该是不争的事实。我们要承认这一事实，这不是什么“汉文明中心史观”，这是“人类文明中心史观”。“征服王朝”论和“新清史”的别出心裁，既不符合历史的真实，也不符合人类文明发展的逻辑。
当然，应该指出的是，农耕文明与游牧文明作为中国本土的两种经济形态和生活方式，具有很大的互补性，所谓华夏化或者汉化的过程，其实也是包容吸收各种游牧文明因素的过程，胡汉融合从来就是双向的，汉文明在吸纳胡族文化的同时，也丰富和发展了自己，只是这里面有主体与次要的分别罢了。
是为序。
2020年4月26日清华大学109年校庆日
[1] 汉赵政权是内迁胡族建立的政权，北魏则是塞外部落入主中原。前者类似于燕政权，后者类似于辽金政权。
[2] 有关内附部落的讨论，请参看拙作《唐代的蕃部与蕃兵》，见《唐代政治制度研究论集》，93～112页，台北，文津出版社，199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