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简朴
当我写出下面这些篇章，或者说其中大部分篇章的时候，我独自住在一座小木屋里，在树林中，离任何邻居都有一英里[1]之遥。小木屋是我自己建造的，在马萨诸塞州康科德镇的瓦尔登湖畔。我全凭自己的双手劳动谋生，在这里生活了两年零两个月。如今，我又成了文明生活中的旅人。
如果不是镇上的人特别仔细地打探我的生活方式，我本不该把自己的这些事强加给读者，引起他们的注意。有些人说我的生活方式怪诞不合理，但我看一点儿也不怪，考虑到当时的情况，我倒觉得非常自然，而且合理。有些人问我吃些什么，我是否感觉寂寞，我是否害怕，等等；另一些人则好奇，想知道我的收入中有多少捐给了慈善事业；还有些子女多的大家庭，想知道我抚养了多少贫困儿。所以，如果我在本书中回答这类问题，我就要请那些对我并无特殊兴趣的读者们原谅了。在大部分书中，第一人称“我”是省略不用的，但本书用；就自我而言，这是本书的主要不同之处。我们常常忘记总是在用第一人称说话。假如我了解他人也像了解自己一样，我就不会那样喋喋不休地谈论自己了。遗憾的是，我阅历浅，只能限于这个主题。此外，就我而言，我要求每个作家不仅仅写他听到的别人的生活故事，还要求他简单而忠实地描写自己的生活，就好像他在远方向亲人描述一样；因为我觉得如果他是在诚实地生活，他一定是生活在一个遥远的地方。这些文字也许是特别为贫寒的学生写的，对于其他读者，他们会接受适合自己的部分，我相信没有人会为了穿上衣服而把衣缝撑破，因为只有合适的衣服才好穿。
我乐于说的这些事情，并不是关于中国人或桑威奇群岛[2]岛民的，而是关于你们的，这些文字的读者，据说是住在新英格兰的居民；我写的是你们的境况，特别是你们生活的这个世界，这个小镇的物质状况或环境：你们过得怎么样，生活得如此糟糕是否必要，这种生活真的不能改善了吗？我在康科德[3]曾到过很多地方，无论在哪里，商店、办公室、田野上，据我观察，这里的居民好像在以一千种引人注目的方式做苦行赎罪。我听说过婆罗门教[4]的信徒坐在四面火焰中凝视太阳；或头朝下身体悬吊于烈火之上；或侧转头仰望天空，“直到他们的头无法恢复原位，由于脖颈扭曲，只有液体才能流入胃囊”；或终生被铁链束缚，锁于一棵树下；或者像毛毛虫那样，用他们的身体去丈量庞大帝国的疆土；或者独脚站在立柱的顶端——即便是这些有意识的苦行赎罪，也未必比我每天看见的情景更不可思议，更令人惊讶。与我的邻居们所做的苦役相比，赫拉克勒斯[5]的十二件苦役就微不足道了；因为那只不过是十二件，还有个终结；但我永远看不到我的邻居们杀死或捉住什么怪兽，或完成任何苦役。他们可不像赫拉克勒斯一样有伊俄拉俄斯[6]那样的朋友，用火红的烙铁烧掉怪兽海德拉的头颈，可那个怪兽的一个头被烧掉后，又立刻长出两个来。
我看到青年人，我的同乡们，他们的不幸是生下来就继承了农场、房产、谷仓、牛和农具；这些东西来得容易，舍弃却难。当初他们要是生在空旷的牧场上，由狼来给他们喂奶就更好了，那样他们就会更清楚地看到，他们是被召唤到什么样的田地上来劳作。谁使他们成了土地的奴隶？为什么他们该享用六十英亩[7]田地的供养，而别人却命中注定只能食一方寸土？为什么他们刚生下来就要开始挖掘自己的坟墓？他们不得不过一种人的生活，拼命地做这些事，而且要尽自己所能过得好些。我遇到多少可怜的、不朽的人，在生活的重负之下，几乎被压垮，喘不过气来，他们沿着生命之路爬行，推着自己前面一座七十五英尺[8]长、四十英尺宽的谷仓，他的从未清扫过的奥革阿斯牛圈[9]，还要管理上百英亩的土地、耕地、草地、牧场和林地！而那些没有继承遗产的人，无须为这种上代传下来的累赘去拼搏，他们发现为开垦和养育那几立方英尺[10]肉身而劳作就够了。
可是，人却是在一种错误中努力劳作。人的更好的那部分[11]很快就会被犁铧翻入土壤，化为粪土。正如一本古书中所说，人们受一种表面的、通常称为必然的命运所支配，他们积攒财富，而财富却被飞蛾和铁锈腐蚀，还招来盗贼入门偷窃[12]。这是一种愚人的生活，他们生前若不明白，临终时也会明白的。据说丢卡利翁和皮拉[13]创造人类时，是从头顶上向身后扔石头的：
Inde genus durum sumus，experiensque laborum，
Et documenta damus qua simus origine nati.[14]
或者，如罗利[15]用铿锵有力的诗句描述的那样：
因此我们善良而坚硬的心，忍受痛苦和烦恼，证明我们的躯体有岩石的特性。
盲目地服从错误的神谕，从头顶上向身后扔石头，不看它们落在何处，原来不过如此。
即便在这个比较自由的国家里，大多数人，仅仅由于无知和错误，也深陷于生活中人为的忧虑烦恼和过于粗鄙的劳动中，因此不能去采集生命的美果。太多的粗活，使他们的手指变得很不灵活，颤抖得太厉害，不适于采果。实际上，做体力活的人，日复一日，没有闲暇去使自己变得真正健全；他无法与他人保持那种最高尚的关系；他的劳动在市场上会贬值。他只是一架机器，没有时间做别的事情。经常需要运用自己的知识的人，他怎么能清楚地记得自己的无知呢？而他成长时需要知道自己无知。在评价他们之前，有时候我们先要免费让他们吃饱、穿暖，用我们的滋补食物来恢复他们的精力。我们天性中最美好的品格，像果子上的粉霜，要特别细致小心才能够保全。可是我们对自己、对他人，却没能这样轻柔。
我们都知道，你们中的一些人很穷，感到生活艰难，有时甚至喘不过气来。我毫不怀疑，读者中的一些人付不起自己的饭食，也买不起那些很快就穿旧或已经穿破了的衣服和鞋子，他们是偷闲来读这几页书，从自己的债主那里抢了时间。很显然，你们中的很多人过着卑微低贱的生活，因为经验已经使我的目光敏锐。你们总是行动受限制，努力做生意，努力偿还债务，陷在一个十分古老的泥潭里，拉丁人称为aes alienum，即别人的铜钱，因为他们的一些钱币是黄铜制作的。你们在别人的铜钱里生，在别人的铜钱里死，最后葬在别人的铜钱里；你们总是答应明天还债，明天还债，可是却债务缠身死在了今天；你们总是用各种方法讨好别人，去获取恩惠，只是没有犯重罪进监狱。你们撒谎、阿谀奉承、投票，把自己缩在一个礼仪谦恭的硬壳里，或者摆出一副浅薄空洞、慷慨大方的样子，这样你们可以说服邻居让你们给他们做鞋子，或帽子，或衣服，或制马车，或帮他们代买食品杂货。你们会攒些钱以防生病，把钱藏在一个破箱子里，或灰泥墙后的一只袜子里，或者更安全些，放在砖砌的钱柜里；不管藏在哪里，也不管有多少，结果你们自己却病倒了。
有时候我感到奇怪，我几乎要说，我们怎么会这样轻率，竟然会实行臭名昭著的、多少有些异域色彩的黑奴蓄奴制，竟然有这么多精明而狡诈的奴隶主奴役着北方和南方的黑人。身边有个南方的监工头就很糟，有个北方的监工头就更坏，可最糟糕的是你们变成了监管自己的苛刻的监工头。还谈什么人的神圣！看看大路上的车夫，日夜赶往集市，他的心里能有什么神圣的思想涌动？他最大的责任是给自己的马匹备料饮水！和他运输的利益相比，他的命运算什么？他还不是在给做大事的乡绅老爷赶车？他很神圣，很不朽，是吗？看看他如何蜷缩着，躲避着，整天提心吊胆，既不是什么不朽，也不是神圣，不过是成了自我评价的奴隶和囚徒，那是他自己的所作所为挣来的名声。比起我们自己个人的看法，公众的意见也成了软弱的暴君。一个人怎么看待自己，这才决定了他的命运，或指明了他的归宿。即便在西印度群岛的殖民地，在幻想和想象的自我解放上——请问有威尔伯福斯[16]那样的人来促进它吗？再想想这个国家的妇女们，她们编织梳妆用的软垫，准备末日来临时使用，掩饰对自己的命运过分幼稚的关注！好像你可以消磨时光而无损于永生。
大多数人过着沉默绝望的生活。所谓的听天由命就是根深蒂固的绝望。你从绝望的城市走进绝望的村庄，不得不用水貂和麝鼠的勇敢精神来安慰自己。即使在人类所谓的游戏和消遣中，也隐藏着一种固定不变的下意识的绝望。游戏和消遣中没有娱乐，因为工作之后才有娱乐。但是，明智的一个特征就是不去做绝望的事。
当我们用基督教教理问答的语言，来思考什么是人生的目标，什么是真正的生活需要和生活方式时，似乎人们是有意选择了这种共同的生活方式而摒弃了其他的方式，不过他们是真的认为没有其他选择了。可是清醒和健康的人都不会忘记，太阳终古常新。抛弃我们的偏见，永远不晚。任何思维方式或行为方式，不管它们是多么古老，不经过证实，就不可轻信。今天人人附和或默认为正确合理的东西，明天就可能变成谬误，不过是像烟雾一样虚幻的见解，可有些人还把它当作降甘霖于大地的一片云朵。老人们说你不能做的事，你尝试后发现，你做到了。老人有老人的作为，新人有新成就。古人或许就不完全知道，添上新燃料火焰就不会熄灭；新人就把一点儿干柴放在水壶底下，还能像鸟儿一样绕着地球飞行，如人们所说：那会要了老人的命。老年人并不比别人更适合当青年人的导师，可能还不如别人，因为他们失去的比得到的多。人们甚至可以怀疑，即便是最聪明的人，他是否从生活中学到了任何具有绝对价值的东西。实际上，老年人没有什么非常重要的忠告给予年轻人，他们自己的经验是那样不完全，他们的生活是那样可悲地失败了，他们必须明白，那是他们自己造成的；或许他们还保留了一点与自己的经历不相符合的信念，只是他们已经不像过去那么年轻了。我已经在这个世界上生活了差不多三十年了，可我还没有听到过老人有价值的、甚至是重要的忠告。他们什么也没有告诉过我，也许他们不可能给我什么合适的忠告。这就是生活，在很大程度上是我还没有尝试过的一种实验，而老年人已经尝试过了，但那对我无益。如果我得到了任何我认为是有价值的经验，我一定会想，关于这个经验，我的导师们可什么也没说啊。
有一个农夫对我说：“你不能光吃蔬菜，因为蔬菜不能提供骨骼需要的养料。”所以他每天就虔诚地花一部分时间，为他的身体补充骨骼所需要的养分；他一边说着，一边就跟在耕牛的后面走，就是这头吃草长出骨骼的牛拖着他和笨重的犁，不顾一切障碍猛地向前冲。有些东西，对某些人，如最无助的人或病人，确实是生活的必需品，对另一些人，就成了奢侈品，再换别的人，就是从未听说过的东西。
在有些人看来，人生的全部活动领域，无论是高峰还是低谷，都已被前人走过，一切都已被关照过。伊夫林[17]说：“智者所罗门曾定下条令，规定了树与树之间应有的距离；罗马行政官曾规定，你可以多久去一次邻居的土地上捡拾落地的橡树果而不算擅自闯入，以及应该分多少给那个邻居。”希波克拉底[18]甚至规定了人们应该如何剪指甲，即应与指尖剪得一样齐，不可短也不可长。毫无疑问，认为已经耗尽了生活的欢乐和丰富的那种单调乏味和厌倦无聊，是和亚当一样古老的。可是人的能力还从来没有被衡量过，我们也不能根据任何先例来判断他能做什么，因为过去做得太少了。不管你以前经受过何种挫折，“别苦恼，我的孩子，谁会指定你去做你未曾完成的事呢？”[19]
我们可以用1000种简单的试验来尝试我们的生活。譬如，就像使我的豆子成熟的同一个太阳，也照亮了如我们地球一样的许多其他的天体。如果我记住了这一点，那就能防止我犯一些错误了。我锄地的时候利用的并不是这种光。星星是多么奇妙的三角形的顶点啊！在宇宙的不同的星宿上，有多少彼此相距遥远的不同的生物在同一时刻注视着同一个太阳！大自然和人生也像我们的各种体制一样充满变化。谁能说出生活会向他人展现什么样的前景？难道还有比一瞬间通过彼此的眼睛进行观察更大的奇迹吗？我们应该在一小时内去经历世界的各个时代；是啊，经历所有时代中的所有世界。历史，诗歌，神话！——我不知道读其他人的经验会比这更令人惊讶和使人受益。
我的邻居们说是好的东西，有一大部分我在心里却认为是坏的；假如要我忏悔，我忏悔的很可能是我的善行。是什么魔鬼攫住了我，使我的行为举止如此善良？老人啊，你已经活了70岁，还得到了某种荣誉，你可以说你所能说出的最聪明的话——但我听到一种不可抗拒的声音，要我远离这些话。一代人抛弃另一代人的事业，好像抛弃搁浅的船一样。
我想，我们尽可以相信比我们实际上相信的更多的事情。我们对自己放弃多少关怀，便能真诚地给予他人多少关怀。大自然既能适应我们的优点，也能适应我们的弱点。有些人没完没了地焦虑和紧张，成了一种几乎无法医治的疾病。我们往往爱夸大我们从事的工作的重要性，可是有多少工作却不是我们做的！假如我们病倒了怎么办？我们多么警惕啊！我们决心如果能避免，我们就不靠信仰生活；整个白天防备着，夜晚则违心地念祷文，把自己交付给无常的命运。我们被迫这样认真而诚实地生活，敬畏我们的生活，否定可能的变化。我们说，这是唯一的生活方式；可是从圆心能画出多少条半径，就有多少种生活方式。一切变化都是值得仔细思考的奇迹；但那是每时每刻都在发生的奇迹。孔子曾说：“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当一个人把想象中的事实归纳成他理解的事实时，我可以预见，所有的人最终都会在那个基础上建立起他们的生活。
让我们考虑一下，我前面提到的大部分烦恼和焦虑是关于什么的，其中有多少需要我们去烦恼，或至少需要我们小心去对待。虽然我们生活在一种物质文明中，如果能过一种原始的垦荒生活还是有益的，哪怕只是为了知道什么是基本的生活必需品，以及如何得到这些必需品；或者，甚至可以去翻翻商人们的旧账本，看看人们在店铺里最常买些什么东西，商店都储存哪些货物，也就是说，最基本的食品杂货是什么。因为时代的进步对人类生存的基本法则并没有多少影响；比如我们的骨骼与我们祖先的骨骼，可能就区分不出来。
生活必需品，按照字面的意思，是指人们通过自己的努力得来的一切物品，从一开始，或因为长期使用，它们已经变得对人类的生活非常重要，只有极少数人，假如真有的话，试图不用它们过日子，他们或者是处于未开化的状态，或者是由于贫困，或者是信奉某种人生哲学。对许多生物来说，这种意义上的生活必需品只有一种，即食物。对于大草原上的野牛来说，那不过是几英寸可口的青草，以及有水喝；除非它还想在森林里寻找隐蔽处，或寻找大山中的阴凉。野生动物只需要食物和隐蔽处。人在这种气候环境中的生活必需品，准确地说，可以分为这样几类：食物、住所、衣服和燃料；因为只有当我们获得了这些必需品后，我们才能自由地、怀着成功的希望去考虑人生中的真正问题。人类不仅发明了房子，还发明了衣服，吃煮熟的食物；也许是因为偶然发现了火的热度，人们开始用火，起初是一种奢侈的享受，今天坐在火边取暖则成了生活中的需要。我们注意到猫和狗也获得了同样的第二本性。有合适的住所和衣服，我们就能合理地保持体内的温度；可是如果屋子过暖，衣服过厚，或燃料过多，就是说，外面的温度高于我们体内的温度，那不是说我们在开始烘烤自己了吗？博物学家达尔文曾提到火地岛[20]的居民，当时他和同伴们穿得很厚，坐在离火堆很近的地方，可是一点儿也不觉得暖和；而他惊讶地注意到，那些赤身露体的野蛮人，在离火堆更远的地方，却“被火烤得汗流浃背”。同样，我们也知道，新荷兰人[21]赤裸着身体却安然无恙，而欧洲人穿着衣服还瑟瑟发抖。难道不能把野蛮人的这种坚韧耐劳和文明人的心智聪慧结合在一起吗？按照李比希[22]的说法，人体是一个火炉，食物是保持肺部内燃的燃料。冷天我们吃得多，热天吃得少。动物的热量是缓慢燃烧的结果，燃烧得太快，就会生病或死亡；或者，如果缺少燃料，或通气出了毛病，火就会熄灭。当然，我们不能把维持生命的热量与火混为一谈，比喻就到此为止。所以，从上面的叙述中可以看出，动物的生命和动物的热量这两个词语几乎是同义语；食物可以被看作保持我们体内之火不熄的燃料——而燃料只是用来煮熟食物，或从外部增加我们的体温——房子和衣服也只是用来保持由此产生和吸收的热量。
所以，对我们的身体而言，最迫切的需要是保暖，是保持我们体内维持生命的热量。我们是多么辛苦啊，不仅要为我们的食物、衣服和住所操心，还要费心去弄床铺，那是我们夜晚的衣裳，我们从鸟巢和鸟的胸脯上掠夺羽毛，来准备屋中的这个隐蔽之处，好像鼹鼠在它藏身的地洞尽头用干草和树叶做床一样！可怜的人类常常抱怨这是一个寒冷的世界；我们把自己大部分的病痛都直接归咎于身体的寒冷和社会的冷漠。在有些气候环境中，夏天使人享受着一种乐园中的生活。在那里，燃料除了用来煮食物外，就不是必需品了；太阳就是他的火，许多果子已经被太阳的光线照得足够熟了；一般而言，那里食物的种类更多，也更容易得到，而衣服和住所就完全不需要，或只要一半就够了。在当今这个时代，在我们这个国家，我根据自己的经验发现，除了生活必需品之外，再有少量的工具就行了：一把刀，一柄斧头，一把铲子，一辆手推车，等等，对于用功好学的人，一盏灯，少量文具，再有几本书，这些次要的必需品，只要花上一点儿钱就都能得到。可是有些人就不聪明，跑到地球的另一边去，到未开化的、不卫生的地区去，花十年或二十年时间热衷于做生意，为了自己能够生活——就是说，为了能享受舒适的温暖——并且最终死在新英格兰。那些奢侈的富人不仅仅是享受舒适的温暖，而是在享受不自然的热。如我前面所说，他们是在被烘烤，当然是以一种时髦的方式被烘烤。
大部分的奢侈品，以及许多所谓的使生活舒适的物品，非但不是必不可少，而且还是人类进步的大障碍。说到奢侈品和舒适，最聪明的人曾经生活得比穷人更简朴。古代中国、印度、波斯和希腊的哲学家们都属于同一类人，他们的物质生活最贫乏，但他们的精神世界最富有。我们对他们了解不多，但我们对他们知道得这么多已经是了不起了。近代的那些改革家和造福于人类的人也同样如此。只有站在我们所说的自甘贫苦的优越地位，才能成为人类生活的公正的、明智的观察者。奢侈生活结出的果实就是奢侈，不论是在农业、商业、文学或艺术中。如今哲学教授满天飞，却没有哲学家。不过当教授是令人钦羡的，因为教授的活法曾经是让人钦羡的。但是要做一个哲学家，不仅要有精妙的思想，也不仅要创立自己的学派，还要爱智慧，并按照智慧的要求，去过一种简单、独立、高尚和信任的生活。这就需要去解决生活中的一些问题，不仅是从理论上，而且在实践中。大师和思想家的成功，通常是一种朝臣式的成功，而不是帝王式的，也不是充满男子汉气概的。他们只是靠顺从去应付生活，几乎与他们的父辈一样，所以绝不可能成为高尚的人类的先驱。可是，人类为什么会退化？是什么使许多家族没落，使国家衰弱并毁灭的奢靡？它的性质又是什么？我们能肯定自己的生活中就没有一点儿这种奢靡吗？哲学家甚至在物质生活方面也走在时代的前面。他不像他的同时代人那样吃喝、居住、穿衣、取暖。一个人如果不能用比别人更好的方法来保持自己生命的热量，他怎么能成为哲学家呢？
当一个人用我前面描述过的那几种方式得到了温暖后，他又想要什么呢？肯定不是更多的同样的温暖，不是更多更丰富的食物，更宽敞更豪华的房子，更多更漂亮的衣裳，持续不断的更多更热的炉火，等等。当他得到了这些生活所必需的东西后，就不会再要这种过剩的物品，而有了另一种选择，那就是，开始他免除了卑贱劳动的假期，他要去探险生活了。土壤似乎是适宜于种子的，因为种子的小根已经向下伸展，现在它的嫩枝也可以自信地向上生长了。为什么人在大地上牢牢地生根以后，不能同样地向天空伸展呢？——因为更高等的植物，其价值是由它们远离地面、最终在空气和日光中结出的果实来评判的，而不像那些低级的食用蔬菜，那种蔬菜可能属于两年生植物，也只培植到它们长好根部以后，而且往往是为了培植根部而被剪掉了顶枝，所以在开花的季节，许多人就认不出它们来了。
我并不想给那些强壮而且勇敢的人定什么规则，他们无论在天堂或地狱都会照料好自己的事情；也许他们会比最富有的人建造更豪华的屋宇，花销也更挥霍无度，但不会因此而贫困，我不知道他们是如何生活的——假如像人们幻想的那样确实有这种人的话。我也不想给另一种人制定规则，他们恰恰从事物的现状中得到鼓舞和启示，像恋人一样满怀深情地爱着现实——我认为自己在某种程度上也属于这类人。还有些人，他们在任何情况下都过得很好，我也不想向这些人唠叨，他们知道自己是否过得很好；——我主要是向大多数人说的，他们本来可以改善自己的生活，却牢骚满腹，毫无理由地抱怨自己的苦命或时代的艰辛。有些人对任何事情都没完没了地抱怨，无法安慰他们，因为如他们所说，他们在尽自己的职责。我还想起另一些人，他们看上去富有，却是所有阶层中最贫困的人，他们积攒了不少劣质的东西，却不懂得如何使用，也不知道如何摆脱它们，结果他们为自己铸造了黄金或白银的镣铐。
如果让我来说一说，在过去的几年中我曾经渴望怎样的生活，我可能会使那些多少了解我实际情况的读者感到意外，肯定会使不了解我情况的人感到惊讶。我只略述几件珍藏在我心中的事情。
在任何天气情况下，在白昼或夜晚的任何时辰，我都渴望着改善当前的状况，并在我的木棒上刻下它的印记；过去和未来这两个永恒之时的交汇点恰恰是现在，我就站在这个交汇点上，踩着这条线。请你们原谅我说话含糊费解，因为我的职业与大多数人的相比有更多的秘密，并非我有意保密，而是我的职业特点所决定的。我乐于把我所知道的一切都说出来，我的门上永远没有“不得入内”的字样。
很久以前，我丢失了一条猎狗、一匹枣红马和一只斑鸠，至今我还在寻找它们。我对许多旅行者提起过它们，描述它们的踪迹，以及它们会回应怎样的呼唤声。我曾遇到一两个人，他们听到过那只猎狗的叫声和那匹马的蹄声，甚至还看见过那只斑鸠隐入云中；他们似乎也急于要找回它们，就好像他们自己丢失了它们一样。
不仅要早于日出和黎明起身，如果可能，还要赶在大自然的前面！多少个夏天和冬天的黎明，还在任何邻居开始忙他们的生意之前，我就开始做我的事了！镇上的许多人，那些在曙光中赶往波士顿的农夫，或出门去砍柴的樵夫，肯定都曾见过我干完活儿回来。真的，虽然实际上我从来没有帮助太阳升起，但是请相信：只要日出时在场，这就是最最重要的。
多少个秋天，唉，还有冬天的日子，我都是在镇外度过，努力探听风声，探听并迅速传布风声中的信息。我几乎投入了我的全部资金，迎着风奔跑，但这压得我喘不过气来。如果这风声涉及两个政党的消息，请相信，那一定会作为最新的消息出现在报纸上。其他时候，在山崖或树中的瞭望台上，我用旗语来报告任何新到的客人；或黄昏时守候在山顶上等待夜幕降临，好让我捕捉到一些东西，尽管我捕捉的从来就不多，而即使得到，那意外的“天粮”[23]又会在太阳底下消融。
有很长一段时间，我是一家杂志的记者。这家杂志的销路不太广，编辑从来不认为我写的那一大堆稿子适于发表。所以，就像作家常见的情况，我付出辛苦，收获的只是自己的劳动。不过在这件事上，我的辛苦本身就是回报。
很多年以来，我自封为暴风雪和暴风雨的视察员，忠实地履行我的职责；我还做勘测员，虽然不勘测公路，却勘测森林中的小路和所有穿越地界的道路，保持它们畅通无阻；我还勘测沟壑中的桥梁，保持一年四季都可以通行，公众的足迹已经证明了它们的便利。
我曾照看过镇上野性未驯的牲畜，它们跳越围栏，给忠于职守的牧人带来很多麻烦。我对农场上人们不常去的那些角落也特别留心，尽管并不总是知道约拿斯或所罗门今天在哪一块田地里劳作，因为那不关我的事。我还浇过红色的黑果木、沙樱和荨麻树，赤松和黑梣，白葡萄藤和黄色的紫罗兰花，不然它们在干旱的季节里早就枯萎了。
简言之，我这样继续干了很久，我这么说并无炫耀之意，我尽职尽责地照管好我的这些事情，直到后来我越来越明白，镇上的人终究还是不愿把我列入公职人员的名单中，也不愿付我一点儿薪酬，让我来担任这个闲职。我的账目，我可以发誓记得很准确，可从来没有人审查过，也从来没有人认可，更不用说付款结账了。不过，我的心思也没放在那上面。
不久以前，一个游荡的印第安人到我住地附近一位有名的律师家里推销篮子，他问：“你要买篮子吗？”回答是：“不，我们一个也不要。”“什么！”印第安人出门时大叫，“你打算饿死我们吗？”看到他这位勤奋的白人邻居生活得如此富裕——因为律师只要编好辩论之词，像变魔术一样，财富和地位就跟着来了——印第安人就对自己说，我也要做生意，我要编篮子，这是我能做的事。他以为当他编好篮子，他就完成了自己该做的那一份，接下来就应该是白人买他的篮子了。但是他不知道，他必须使别人觉得他的篮子值得买，或者至少让人家认为是这样，或者制作出一些值得别人买的东西来。我也曾编织过一种精致的篮子，但我没有让别人觉得值得去买它们。就我这方面来说，我一点儿也不觉得它们不值得我去编织，我不费心去琢磨如何让别人觉得值得买我的篮子，而是考虑如何避免非卖它们不可。人们赞美并认为成功的那种生活，只不过是生活中的一种，为什么我们要夸大某一种生活而贬低别样的生活呢？
当我发现我的同胞们不大可能在县政府给我一个职位，也不会让我做助理牧师，或在别的什么地方为我提供饭碗，而我必须自己设法谋生时，我比过去更专注地转向了树林，因为树林更熟悉我。我决定立刻开始行动，就用自己手头已有的那一点儿钱，而不必等待筹措到通常需要的资金。我去瓦尔登湖的目的，不是到那里去过低廉的生活，也不是去过昂贵的生活，而是面对最少的麻烦去做一些我个人的事情，免得因为我缺少起码的常识，缺少一点进取心和经商的才能，做出显得可悲甚至愚蠢的事情。
我总是努力养成严谨做事的商业习惯，这对每个人来说都是不可缺少的。如果你是和天朝帝国[24]做生意，那么在海岸上，在塞勒姆[25]的某个港口，有一间固定的小账房就足够了。你可以出口本国的商品，完全是本地的产品，许多冰、松木和少量花岗石，永远用本国的货船装运。这都是些好生意。你亲自监管全部琐事，兼任领航员和船长、业主和保险商；既买进又卖出，还管记账；你阅读每一封来信，亲自撰写或审阅每一封发出的信；日夜监督进口的货品卸货；几乎同时出现在海岸上的多个地方——最昂贵的货物常常在泽西海岸上卸货——还自己负责收发电报，不知疲倦地向远方各地发送电波，与所有驶向海岸的船只联络；你要保持源源不断地发出货物，供给远方一个需求极大的市场；既要了解市场行情，各地战争与和平的前景，还要预测商业贸易和社会生活的发展趋向——利用所有探险考察的成果，使用新发现的航道和航海技术上的一切进步——研究海图，确定暗礁、新灯塔和新航标的位置，永远不断地校正对数表，因为计算上的差错常常会使船撞碎在岩石上，而它本来早该停泊在一个友好的码头了——会有拉彼鲁兹[26]未知的命运；还要紧跟世界上的科学，研究所有伟大的发现者、航海家、探险家和商人的生平，从迦太基的汉诺[27]和腓尼基人，一直到今天。最后，为了知道自己所处的境况，你要时时记录库房的存货。这真是一种劳役，考验着一个人的各种能力——盈利和亏损问题、利率问题、扣除皮重的计算问题，所有这类精确的计量，都需要广博的知识。
我认为瓦尔登湖会是个做生意的好地方，不仅因为有那条铁路线和冰块贸易，还有许多有利的条件，但把它们泄露出来可能不是上策。这是一个很好的口岸，有坚实的基础。虽然你得自己四处打桩才能在上面建造东西，但你不必填埋像涅瓦河区那样的沼泽。据说如果涅瓦河涨水，再刮起西风，加上河里的冰块儿，就会把圣彼得堡从地球表面冲走。
因为我要做的这种生意不用通常需要的资金，也许就不容易推测这类生意仍然不可缺少的那些钱从何处得来。我们立刻就来谈实际问题。比如说买衣服，也许我们常常受推崇新潮的心理支配，又在意别人的评判，就不大考虑衣服的真正用处。让那些有工作做的人记着，穿衣服的目的首先是保持生命需要的热量，其次是为了在今天这样的社会中遮掩赤裸的身体，他可以判断一下，不往自己的衣柜里添衣服，他能完成多少必要或重要的工作。国王和王后的每件衣服只穿一次，虽然有宫廷的御用裁缝为他们做衣服，他们却体会不到穿合身衣服的舒适感。其实，他们就是挂干净衣服的木衣架。而我们的衣服，一天天地成为我们自身的一部分，印上了穿衣人的性格特征，直到有一天我们不愿丢弃它们，就像不愿抛弃自己的身体一样，赶快用医药和某种郑重的方法来补救。在我的眼里，从来没有人因为穿打补丁的衣服而降低了身份；但我确信，一般人常为衣着忧心：衣服要穿得入时，至少要干净，还不能有补丁，可是，他们却不在意穿衣服的人是否有良知。但即使衣服上的破洞不补，暴露出来的最大缺点可能只是不够小心而已。有时我会用这样的方法来试我认识的人——谁会穿膝盖上打了补丁或多了两条缝的裤子呢？大多数人的表现是，好像他们都相信：假如他们穿了这种衣服，生活的前程就毁了。对他们来说，瘸着一条腿进城，比穿一条破裤子去更容易些。如果一位绅士不小心伤了腿，腿伤是可以愈合的，这很常见；可是如果他不小心把裤腿弄破，那就没办法了。因为他看中的不是真正值得敬重的东西，而是被人尊敬的东西。我们对人了解得很少，对外套和马裤却知道得很多。你给一个稻草人穿上你刚穿过的衬衫，自己不穿衬衫站在旁边，谁不宁愿向稻草人致礼？几天前我经过一块玉米地，看到一根戴帽子、穿上衣的木桩，等走近我才认出那是农场的主人。他比我上次看见他时，只是多经受了一些日晒雨淋。我听说过有一条狗，它向每一个穿衣服走近他主人领地的陌生人狂吠，但一个赤身裸体的小偷很容易就能让它安静下来。这是一个有趣的问题：人如果脱光了衣服，在多大程度上他还能保持自己相应的身份地位？在脱光衣服的情况下，你能确定无疑地在任何一群文明人中认出，谁属于最尊贵的阶层？当菲菲夫人[28]从东向西环游世界探险的时候，她来到离故乡很近的俄罗斯的亚洲部分，前去拜见当地的行政长官，她说她觉得必须换掉旅行服装，因为她“现在是在一个文明的国家里，那里……人们是根据衣服来评价人的”。即使在我们民主的新英格兰地区的城镇中，若有谁靠偶然的机会发了财，只要他有考究的服饰和装备，就能受到人们普遍的尊敬。但是这样尊敬他的人，人数虽然很多，至今却仍然是异教徒，所以需要给他们派一位传教士去。再说，衣服需要缝补，缝纫是那种可以称为永远做不完的活计；至少，女人的衣服是永远做不完的。
一个最终找到了工作的人，并不需要穿一件新衣服去上班；对他来说，旧衣服也行，就是那些在阁楼中不知放了多久、落满灰尘的衣服。英雄的旧鞋会比他仆从的旧鞋更耐穿——如果英雄有仆从的话，赤脚的历史比穿鞋的历史更长久，而英雄赤脚也可以应付。只有那些赴社交晚会和到立法院去的人必须穿新衣服，他们经常换衣服，正如穿这些衣服的人也在经常更换一样。可是，如果我穿着短上衣和长裤子、鞋子和帽子，就适合去敬拜上帝的话，那么有这些东西就行了，不是吗？有谁曾经注意过他的旧衣服——他的旧上衣，其实已经穿破了，变成了最初的布料，因此把它送给某个穷孩子也算不上行善，也许那个穷孩子会把它转送给某个更穷的人，或者我们可以说是更富有的人，因为那个人用更少的东西也能过得去。我说，要当心所有那些要求穿新衣服而不是穿衣服的新人的公司或单位。如果没有新人，又怎么能把新衣服做得合身呢？如果你有什么事业要做的话，穿上你的旧衣服去试试。人之所需，并非要应付什么，而是要有所为，更确切地说，要有所是。也许，不论旧衣服如何破烂或肮脏，我们永远不应该去获取新衣服，直到我们已经有所作为，已有事业，或者说已经启航，使我们觉得自己好像成了旧躯壳中的新人，那时如果仍保留旧衣服，就好像是用旧瓶装新酒了。我们去除旧思想和旧习惯的时期，就好像飞禽的换羽季节，必定是生命中艰难的转折点。潜鸟躲到僻静的池塘边去度过这段时光。蛇蜕皮也是这样，还有蛹虫脱壳出茧，都是靠内在的努力和扩展，而衣服只是我们最外层的表皮和尘世的烦恼。否则，人们会发现我们是披着伪装骗人，最终必将被世人的评价和我们自己的意见所抛弃。
我们穿上一件又一件的衣服，好像我们和外生植物[29]一样，靠外加东西来生长。我们穿在外面的，往往是薄而花哨的衣服，是我们的表皮，或者说，是假皮肤，它并非我们生命的一部分，有时把它剥去，也不会引起致命伤；我们经常穿的较厚的衣服，是我们的细胞膜，或皮层；而我们的贴身衬衫是韧皮，或者说，是真正的树皮，脱下来就像把树环状剥皮一样，会伤及生命。我相信，所有种族的人在某些季节里，都穿着相当于衬衣的东西。人穿得简单，就能在黑暗中摸到自己，能在生活的各方面都简洁而有备无患，这样，如果敌人占领了城池，他也能像古代的哲学家一样，空手徒步出城而无牵挂，这是可取的。一件厚衣服，在大多数情况下抵得上3件薄衣服，而顾客用真正适合自己的价格就可以买到便宜的衣服；花5美元能买一件厚上衣，可以穿上五年；一条厚长裤2美元，一双牛皮靴1.5美元，夏天戴的帽子只要25美分，冬天的帽子62.5美分；或者花极少的钱，自己在家做一顶更漂亮的帽子。穿上这样一套自己劳动挣来的衣服，他哪里还穷，还会没有聪明的人来向他表示敬意吗？
当我想定做一件特别式样的衣服时，我的女裁缝表情严肃地告诉我：“他们现在不做这种款式了。”她丝毫没有强调“他们”两字，好像在引用像命运三女神[30]一样客观而权威的话。我发现很难得到我想要的那种式样，就因为她不相信我说这话是认真的，不相信我这样轻率。当我听到她这句神谕般的话时，我沉思了片刻，把每一个字都单独强调了一遍，以便明白它的意思，找出“他们”与“我”有什么样的血缘关系，以及在一件与我有如此密切关系的事上，他们有什么权威；最后，我倾向于用同样神秘的方式回答她，也不强调那个“他们”——确实，近来他们没做这种式样，可是现在他们又做了。”女裁缝不量我的品格，只量我的肩宽，好像是量一个挂衣钉，这种量法又有什么用处？我们不崇拜美惠三女神[31]，也不崇拜命运三女神，但崇拜时尚女神。她纺线，织布，裁剪，享有全权。巴黎的猴王戴上一顶旅游帽，美国所有的猴子就跟着学样。我有时候感到很失望：在这个世界上，要做成任何十分简单而又诚实的事，很难得到人们的帮助。必须先让他们通过一台大功率的压榨机，把他们脑子里的旧观念榨出来，使他们不能马上重新站立起来；那时，人群中会有某个人，脑子里长了蛆虫，是从谁也不知道什么时候放在那里的卵中孵化出来的，因为连火都烧不死这些东西，你的劳苦也都白费了。不过，我们不会忘记，埃及的一种小麦是由一具木乃伊传给我们的。
总的看来，我认为并不能断言，在这个国家或任何其他国家里，穿着已经上升到一种艺术的尊贵地位。目前，人们是将就应付着，有什么就穿什么，好像船只遇难后的水手，上岸后找到什么就穿什么。他们隔着无论是空间还是时间上的一点儿距离，互相嘲笑对方化装的服饰。每一代人都嘲笑过时的式样，却虔诚地追求流行的款式。我们看到亨利八世或伊丽莎白女王[32]的服装，觉得好笑，仿佛那是食人岛上国王和王后穿的衣服一样。所有的衣服，离开了人就显得可怜或怪诞。只有穿衣人严肃的目光和诚实的生活，才能阻止嘲笑，使人的服装变得神圣。戏台上的丑角突发腹绞痛，他花哨的打扮就正适合那种情绪和气氛；战场上的士兵中了炮弹，破烂的军衣也像显贵的紫袍[33]。
男人和妇女对新式样那种幼稚而原始的趣味，使多少人颤抖并眯起眼睛，透过万花筒般变幻的世界，试图发现这一代人需要什么特别的花样图案。制造商们早知道这种趣味不过是古怪而变幻无常的。两种不同的图案，区别只在于某种特殊颜色的丝线多几根或少几根，一种就卖得很好，另一种就躺在货架上，虽然过了一个季节，卖不动的那款常常又成了最时髦的。相比而言，文身在皮肤上刺花，就不像人们所说是一种丑陋的习俗，不能仅仅因为图案刺入皮肤而且不能改变，就认为它是野蛮的。
我不相信我们的工厂制度是使人们能够有衣服穿的最好的方式。技工们的状况是越来越像英国工厂里的样子了。这没什么可奇怪的，因为据我听到或观察到的情况，这种制度的主要目标，不是为了使人们穿得好、穿得正当，而毫无疑问是要让公司更赚钱更富有。从长远看，人们达到的只是他们设定的目标。所以，尽管眼下会失败，他们最好还是把目标定得高些。
至于住房，我并不否认，今天这已成为一种生活的必需品，虽然有不少例子表明，在比我们这个国家更冷的地区，人们没有房子也生活了很长时间。塞缪尔·莱恩[34]说过：“拉普兰人[35]穿着皮衣，头上和肩上套上一只皮袋子，可以一夜一夜地睡在雪地上——那种严寒可以冻死雪地里穿任何羊毛衣服的人。”他亲眼看到过他们这样睡在雪地里。他还补充说：“他们并不比别的民族更强壮耐寒。”可是，也许人类在地球上生活了没多久就发现了房子的便利，即家庭生活的舒适，这话的原意可能更多地表示了房子而不是家庭给人带来的满足；然而在某些气候环境中，这种说法就非常片面，只是偶尔适用而已：在这样的地区，房子在我们的心里主要是和冬天或雨季有关，一年中有三分之二时间不需要房子，只要一个遮阳棚。我们这儿的气候条件，过去在夏天的夜晚，几乎只用一件遮盖物就行了。在印第安人的表意符号中，小棚屋是一整天行路的标志，树皮上刻记或画着的一排棚屋代表他们已经露宿的次数。人天生没有粗大的四肢和强健的躯体，所以他要设法缩小自己的世界，用墙围起一个适于他生存的空间。最初他赤身裸体，过露天生活；晴朗暖和的天气，白天就很舒适；但是雨季和冬天，更不要说在炎炎赤日下，人类当初若没有很快用房子来保护自己，他们可能在婴儿时期就被扼杀了。据传说，亚当和夏娃最初用枝叶遮掩身体，然后才有衣服穿。人类需要一个家，一个温暖或舒适的地方，先是身体的温暖，然后才是感情的温暖。
我们可以想象，在人类还处于婴儿的那个时期，某个大胆的人爬进了岩穴去隐蔽。在某种程度上，每一个儿童都在重复人类的历史，他们喜欢户外，甚至在雨天和冷天；他们出于本能，喜欢玩过家家的游戏，喜欢骑木马。谁不记得自己小时候，满怀兴趣地看着倾斜突出的石块，或任何通往岩洞的路径？那是我们最古老的祖先的本能渴望的一部分，它留在了我们的身上。从洞穴，我们进步到用棕榈叶、用树皮树枝、用编织拉紧的亚麻、用草和麦秆做屋顶，进而我们用木板和木瓦、石头和瓦片做成屋顶。最后我们不知道什么是露天的生活了，我们的生活比我们想象的更家庭化了。从野外到家庭温暖的炉火，是一段很长的距离。如果有更多的白昼和夜晚我们与天体之间没有任何阻隔，如果诗人不是在屋里吟唱得那么多，或者圣人没有在屋里住得那么久，也许就好了。鸟儿不会在岩洞中歌唱，鸽子也不会在鸽房里抚爱自己的纯真。
然而，如果有人打算建造一所住宅，他应该有一点儿新英格兰人的精明，免得最终他发现自己是住在一个教养所里，或是一座找不到出路的迷宫中，或是一座博物馆、一个救济院、一座监狱、一座豪华的陵墓中[36]。首先要想一想，住所的绝对必要性有多大。我看见过佩诺布斯科特印第安人[37]，就在这个镇上，住在薄棉布搭建的帐篷中，四周的积雪几乎有一英尺厚，我想，如果积雪更厚能挡住风，他们会高兴的。如何能用诚实的手段谋生，又有自由去从事自己正当的追求，这个问题过去比现在更使我困惑，因为很遗憾，我现在变得有点儿麻木了。过去我常常看到，在铁路旁边有一个大箱子，六英尺长三英尺宽，工人们晚上把他们的工具锁在里面；我就想，每个生活窘迫的人可以花上一元钱买这样一个箱子，在上面钻几个洞，至少可以透气，雨天和晚上钻进去，扣上箱子盖，他就可以在爱中得到自由，他的灵魂也自由了。这看上去好像不是最糟的，也绝不是一个遭人鄙视的选择。你尽可以在里面熬夜，想多晚就多晚，起床出门时，也绝不会有店主或房东追着你要租金。许多人为了支付一间更大、更豪华舒适的箱子的租金而烦恼到死，而他在这个小箱子里本来是不会冻死的。我绝不是开玩笑。人们可以轻率地对待简朴这个问题，却不能轻率地解决它。一个大部分时间生活在野外的强健而能吃苦耐劳的民族，曾经在这里盖了一间舒适的房子，用的几乎全是大自然提供的现成材料。马萨诸塞殖民地印第安人的监管古金[38]，在1674年曾这样写道：“他们最好的棚屋用树皮做顶，干净利落，不透风雨，而且暖和；那些树皮在树液干的季节中从树干上脱落下来，在树皮还发青的时候，用很重的木头将它们压成大的薄片……较差的棚屋用一种灯芯草编的席子盖顶，也算暖和，不漏风雨，但不如前面那种好……我见过一些这样的棚屋，六十英尺或一百英尺长，三十英尺宽……我经常在他们的棚屋里留宿，发现它们跟最好的英国房子一样温暖。”他接着写道，棚屋里地上和墙上一般都铺着、挂着精心编制的席子，各种器具一应俱全。印第安人已经进步到能够在棚顶上开洞，洞口挂一块席子，用绳子拉席子开启关闭，调节通风。最初，这种棚屋最多一两天就能盖起来，拆掉又重新搭好也只要几小时；每户人家都拥有一个这样的棚屋，或占有棚屋中的一个隔间。
处于野蛮状态中的人，每家都拥有一个几乎是最好的遮身之处，满足他们比较粗糙和简单的需要；可是我想，我下面这些话并不为过：虽然空中的飞鸟都有归巢，狐狸都有穴，野蛮人都有自己的棚屋，可是在现代文明社会，却只有不到半数的家庭拥有房子。在文明特别发达的大城镇或城市中，拥有房屋的人只占总人口的很小一部分；其余大部分人，每年要为这最外面的衣服付一笔租金，夏天和冬天都离不开它，这租金足够买一大片印第安人的棚屋，可现在却使他们终生陷入贫困之中。在这一点上，我并不是要坚持，租房不如自己有房；但是很明显，野蛮人拥有自己的房子是因为价格很低，而文明人租房住，常常是因为买不起房子，从长远看，他也未见得付得起租金。但有人会反驳说，只要付了租金，贫穷可怜的文明人就有了一个住所，比起野蛮人的棚屋，那就是一座宫殿了。按照本地区的价格，每年付25美元到100美元的租金，他就能享受经过几百年改进而得来的好处：宽敞的房间，清洁的油漆颜料和墙纸，拉姆福德式的壁炉[39]，内层抹灰泥的墙，软百叶帘，铜质抽水泵，弹簧锁，宽敞的地窖，以及许多别的东西。可是，那些据说享受着这一切的人，常常是贫穷的文明人；而缺少这一切的野蛮人，却生活得像野蛮人那样富足，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如果断定文明是人类生活条件真正的改善——我认为是的，虽然只有智者能利用他们的有利条件——那就必须证明，文明创造了更好的房子，但并没有提高房子的价钱；一件东西的价格，在我看来是用以交换这件东西的那部分生命，或者立即付出，或者长期付出。在这个地区，一座普通房子的价格也许是800美元，积蓄这笔钱，需要一个劳动者十到十五年的生命，还必须没有家室拖累——这是按每个人劳动一天值1美元估计的，因为如果有人挣得多些，其他人就挣得少些——这样，他通常必须耗费自己大半辈子的生命，才能挣到他的棚屋。如果我们假定他是租房住，那不过是在两害中做出一种难以预料的选择。野蛮人在这样的条件下，会聪明到用自己的圆顶棚屋去换一座宫殿吗？
也许有人认为，我几乎是把拥有这份多余的房产的全部好处，缩小到只是存一笔钱，未雨绸缪，对个人而言，主要是为了支付他的丧葬费。可是，人也许并不需要去埋葬自己。然而，这就显示出文明人和野蛮人之间的重要区别；无疑，为了我们的利益，有人使文明人的生活成为一种制度，个人的生活在很大程度上被纳入这种制度中，目的是保护和改善种族的生活。可是我想指出，为了目前得到这种好处，人们做出了多么大的牺牲；我还要建议，我们也许可以不承受任何损失就能得到全部好处。你说，常有穷人和你们同在，还说，父亲吃了酸葡萄，孩子的牙酸倒了，你这么说是什么意思呢？
主耶和华说，我指着我的永生起誓，你们在以色列中，必不再有用这俗语的因由。
看哪！世人都是属我的，为父的怎样属我，为子的也照样属我。犯罪的他必死亡。[40]
我想到我的邻居，那些康科德的农夫们，他们的生活境况至少与别的阶级一样好，我发现他们中的大部分人已经辛苦劳动了二十、三十或四十年，为的是可以成为自己农场的真正主人。通常这些农场是附带抵押权由他们继承下来的，或者是他们贷款买下的——我们可以把他辛苦劳动的三分之一作为房屋的代价——但通常他们还没有付清那笔钱。真的，那抵押的金额有时超过了农场的价值，结果农场本身就成了一个大负担；可是，仍然能找到承继它的人，如承继人自己所说，他太熟悉这个农场了。我向估税员了解情况时惊讶地发现，他们竟不能一下说出镇上十二个拥有自己的农场却不欠债的人。如果你想了解这些农场的情况，到它们抵押的银行去问就行了。真正用农场的劳动偿清了抵押贷款的人极少，这样的人每个邻居都能认出来。我怀疑整个康科德是否能找出三个这样的人来。人们说到商人的情况，他们中的绝大部分，甚至一百个人中就有九十七个，是注定要失败的，农夫们的情况也一样。不过，关于商人，其中有一位说得很中肯：他们的失败大部分不真是金钱方面的失败，而只是因为他们手头不方便就没有履行约言，换句话说，是道德品质出了问题。但是，这就使问题更糟糕了，而且让人联想到，前面说到的那三个人，他们的灵魂也许非但不能得到拯救，可能还会比那些老老实实失败的人在更糟糕的意义上破了产。破产和拒付债款是跳板，我们的文明大部分就是从这里跃升、翻筋斗的，可是野蛮人却站在饥馑这块没有弹性的厚木板上。然而，每年在这里举行的米德尔塞克斯耕牛赛会总是大获成功，好像农业这部机器的所有环节都在很好地运转一样。
农夫常常努力用比问题本身更复杂的方式去解决生活中的问题。为了得到他的皮鞋带[41]，他去做牛群的投机买卖。他以完美的技艺，用弹簧丝布好罗网，想捕捉舒适和确保温饱生活的收入；然而，当他要走开时，自己的脚却陷了进去。这就是他贫穷的原因；由于类似的原因，比起野蛮人的一千种舒适，我们都是贫穷的，尽管我们身处各种奢侈品之中。正如查普曼[42]所吟诵的：
虚伪的人类社会——
为了尘世的伟大
将所有天国的舒适都化入空气。
当农夫拥有了自己的房子，他可能并不因此而更富有，反倒是更穷了，是房子困住了他。按我的理解，这正是莫摩斯[43]极力反对密涅瓦[44]盖的那座房子的理由，她说密涅瓦“没有把房子造成可移动的，不然她就可以移动房子避开坏邻居了”；还可以进一步地强调，我们的房子是非常笨重而不实用的财产，我们常常被禁锢在其中，而不是居住在里面。至于需要避开的那个坏邻居，其实是我们可鄙的自我。我知道，在这座城镇里，至少有一两家，几乎一辈子都希望卖掉自己在镇边上的房子，搬到村子里去住，可是还未能如愿，只有死亡才能使他们获得自由。
假定大多数人最终都能拥有或租住那些具有各种改进的现代化的房屋。虽然文明一直在改善我们的住房，却没有同样改善住在房子里的人。文明创造了许多宫殿，可是要创造出贵族和国王却没那么容易。如果文明人的追求并不比野蛮人的追求更有价值，如果他的大部分生命只是用来获取粗劣的生活必需品和舒适享受，那么为什么他要比野蛮人拥有更好的住房呢？
可是，那些贫穷的少数人生活得怎样呢？也许我们可以看到，正如一些人的表面境况胜过野蛮人，同样另一些人就不如野蛮人，两者是成正比的。一个阶级的奢靡是由另一个阶级的贫困来平衡的。一边是宫殿，另一边就是救济院和“沉默的穷人”。那些建造了法老王陵金字塔的无数苦工靠吃大蒜为生，他们死后还不一定能体面地下葬；完成了王宫飞檐的石匠们，夜晚回到一间可能还不如印第安人棚屋的小房子里。下面这种想法是错误的：在一个具备了一般文明的国家里，绝大多数人的生活状况可能就不会像野蛮人那么糟糕。我指的是这些生活状况糟糕的穷人，现在还不谈那些糟糕的富人。要了解这一点，我不必到太远的地方去，只要看看铁路两旁随处可见的简陋的棚屋，铁路是我们文明的最新成就；我每天散步走过那里，看见人们住在猪圈般肮脏的小棚屋里，整个冬天屋门都敞开着，为的是让光线照进来；没有一点儿贮存的木柴堆，那柴堆往往出现在想象中。老年人和年轻人的躯体，由于寒冷和痛苦，长久地蜷缩着，结果永远地抽缩了；他们的四肢和各种官能的发育也受到遏制。当然应该去看看这个阶级的生活，是他们的辛勤劳动，完成了使这一代人的生活改观的各项工程。在英国这个世界大工厂里，各种技工们的生存状况或多或少也是这样。或者我可以带你们去看看爱尔兰的情况，在地图上，那块地方被标成白色或文明的地区。把爱尔兰人的物质状况跟北美印第安人，或南太平洋的岛民，或者任何别的没有与文明人接触因而也没有堕落的野蛮人比一比。我毫不怀疑，这些野蛮人的统治者，是跟一般水平的文明人的统治者同样聪明的。他们的状况只能证明，与文明并存的可以是怎样的肮脏卑鄙。我现在几乎不必提我们南方各州的劳动者，这个国家主要的出口产品就是他们生产的，而他们自己也成了南方的一种主要产品。不过我还是只谈那些据说是中等境遇的人吧。
大多数人似乎从来没有考虑过一所房子意味着什么，虽然他们不必贫困，但事实上却终生贫困，因为他们认为自己必须像邻居那样拥有房子这个东西。就好像一个人穿裁缝为他剪裁的任何衣服，或者，慢慢地不再戴棕榈叶做的帽子或旱獭皮帽子后，他抱怨时世艰难，因为他买不起一顶王冠！要发明比我们已拥有的更方便、更豪华的房子是可能的，但大家都承认，人们买不起它。难道我们总要费尽心思去获得更多这样的东西，而不能有时候满足于少一些东西吗？难道要那些可尊敬的公民以自己的言传身教去严肃地教诲年轻人，死之前必须预先准备好几双多余的高筒胶鞋、几把多余的雨伞，以及空荡的客房来招待空虚的客人？为什么我们的家具不能像阿拉伯人或印第安人的家具那样简单？我们把民族的救世恩主尊为天国的信使、为人类带来神圣礼物的使者，当我想到他们时，我想不出他们身后会跟着一群侍从，会有满载时髦家具的车辆。或者，如果我承认下面这种说法——这样承认不是很奇怪吗——那会怎么样呢？这说法是，我们在道德和智力上比阿拉伯人更优越，所以我们的家具也同样应该比他们的更复杂！现在，我们的房子里堆满了家具，显得脏乱，一个好的家庭主妇会把大部分家具扫进垃圾坑，而不愿放弃清晨的工作。清晨的工作！在奥罗拉[45]的红晕和门农[46]的乐声中，这个世界上的人清晨的工作应该是什么呢？我的书桌上有三块石灰石，当我发现它们需要每天拂拭灰尘时，感到很可怕，我头脑里东西上的灰尘还来不及拂拭呢，于是我厌恶地将它们从窗子扔了出去。既然是这样，我怎么能有一间带家具的房子呢？我宁愿坐在露天里，因为青草上没有灰尘，除非在人类已经破坏过的地方。
是那些骄奢淫逸的人创造出时新的式样，使大众不倦地苦心追随。一个旅行者在所谓最好的旅店房间里住下时，很快就会发现这点，因为旅店老板会相信他就是一个萨丹纳帕路斯[47]，如果他任凭他们摆布，很快就会完全失去男子气概。我想，在火车车厢里，我们往往愿意把更多的钱花在享受舒适上，而不愿花在安全和便利上；没有安全和便利，车厢可能就成了时髦的客厅，有长沙发、软垫椅、遮阳篷，还有一百种其他东方的花样，我们把它们带到西方来，这些东西原是为天朝帝国的妃嫔和脂粉气很足的当地人发明的，乔纳森[48]听了这些东西的名称也会感到羞耻的。我宁愿坐在一个南瓜上并独自拥有它，也不愿与人挤在天鹅绒的软垫上；我宁愿在大地上坐一辆空气自由流通的牛车，也不愿在游览列车花哨的车厢里，一路呼吸着污浊的空气上天堂。
原始时代的人衣不蔽体，过着极其简单的生活，至少有这样的好处，他只是大自然中的一个过客。当他吃饱、睡足、恢复了精神和活力后，就会重新考虑他的旅程。可以说，他是住在这个世界上的一个帐篷里，他穿山谷，过平原，或登上山顶。可是，看哪，人类已经成了自己的工具的工具。原来饥饿时独自采食果子的人已经变成了农夫；在树荫下乘凉歇脚的人已经变成了管家。如今我们已不再夜晚露营，我们安居在大地上，却忘记了天堂。我们信奉基督教，只当它是一种改良农业的方法。我们已为今生建好了家宅，也为来世造好了坟墓。最好的艺术作品是表现人类努力奋斗，从这种境况中解放自己；可是，我们艺术作品的效果只是使这种低级的状况变得舒适，而忘记了那更高的境界。实际上，这个村子里根本就没有一处地方可以摆放艺术作品，即便有艺术作品传到我们手里，我们的生活，我们的住房和街道，都无法为它们提供合适的基座。没有一枚钉子可以挂画，也没有一个架子可以承载英雄或圣徒的胸像。当我细想我们的房屋是怎样建造的，怎样付款购置的，或尚未付款清账，细想房子内部的经济状况如何管理和维持时，我就感到奇怪，为什么在宾客赞赏壁炉台上那些华而不实的装饰品时，地板不会坍塌，让他掉进地窖里去，落到虽然是泥土却坚实可靠的地基上。我不能不看到，这种所谓富裕而优雅的生活是人们争相跳跃着去追求的，我不欣赏装饰这种生活的艺术作品，我的注意力完全集中在那跳跃上。因为我记得，人类单靠肌肉的力量而达到的最伟大的真正的跳高纪录，是某些流浪的阿拉伯人创造的，据说他们在平地上能跳到二十五英尺高。没有人为的支撑，人跳到那个高度之上肯定还会重新跌回到地上。我想问问那些做事如此不当的房产主，第一个问题是：谁在支撑着你？你是在那九十七个失败的人之中，还是那三个成功者之一？回答了我的这些问题后，也许我会去看看你的那些花哨的玩意儿，发现它们华丽的装饰作用。马车安置在马的前面，既不美观，也没有用。我们用美丽的物件装饰屋子前，必须先剥去墙皮，我们的生活也必须剥除干净，还要有美好的家务料理和美好的生活作为底子：要知道，美的趣味大多是在室外培养的，那里没有房子，也没有管家。
老约翰逊[49]在他的《神奇的天意》中，提到与他同时代的那些最早来这个镇上定居的人们。他告诉我们“他们在山坡上挖土洞，钻进去，就当他们最早的住所；他们把土高高地堆在木头上，在最高的一侧，贴着泥土升起一堆冒烟的火”。他说，他们没有“给自己造房子”，直到“上帝赐福，让土地生产出面包来供养他们”，可是第一年的收成很不好，“他们不得不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把面包片切得很薄，减少口粮”。1650年，新尼德兰殖民地[50]的文书用荷兰文为那些想去那里获得土地的人写过情况介绍，他特别详细地说明，“在新尼德兰的人，特别是在新英格兰的人，起初无法按照自己的愿望建造农舍，他们在地上挖一个方形的坑，像地窖一样，有六七英尺深，长宽则按自己的愿望，然后在坑内的土墙上包上木头，再用树皮或其他东西填塞木头缝，以免泥土塌落下来。还用木板铺地面，用护壁板在顶上做天花板，架起一个用斜梁做成的屋顶，上面铺上树皮或绿草皮，这样他们全家就可以在里面住上两年、三年，或四年，干燥而又暖和，可以推断，这些地窖还隔出了若干个小间，视家里的人口而定。在殖民时代的初期，新英格兰地区那些有钱的大人物们开始建造这样的房子，有两个原因：第一，不在造房子上浪费时间，弄得下一季缺粮吃；第二，不要让他们从自己国家带来的大批贫苦的劳工灰心丧气。三四年之后，当这个地区适于农业生产后，他们才花上几千块钱，为自己建造漂亮的房子。”
我们的祖先这么做，至少表明他们是谨慎小心的，似乎他们的原则是首先满足更紧迫的需要。可是现在，我们更紧迫的需要满足了吗？当我考虑为自己弄一套舒适豪华的房子时，我就气馁了，因为，恕我直言，这个国家还没有适应人的文化，我们仍然迫不得已把精神的面包切得很薄，比我们祖先切的小麦面包薄得多；并不是说所有建筑上的装饰都可以忽略，即使在最初的阶段也不可以；而是首先要美化房子里与我们生活有联系的那部分，就像贝类动物外壳的内壁那样，但不要装饰得过分。可是，唉，我已经走进过一两座这样的房子，我知道它们是怎样被装饰的。
我们并没有退化到今天还要去住洞穴或棚屋，或穿兽皮衣的地步，所以最好就接受人类的勤劳和发明创造所带来的种种便利，尽管那付出了很高的代价。在我们这一带，木板和木瓦、石灰和砖头，都比适合住人的洞穴、整根的原木、大量的树皮，甚至比烧制的黏土、平板石材更容易得到，也更便宜。我可以很明智地来谈论这个话题，因为在理论和实践方面我对它已经很熟悉。只要再聪明一点儿，我们就可以利用这些材料，使我们比今天最富的人更加富有，使我们的文明成为一种神赐的祝福。文明人是更有经验、更聪明的野蛮人。不过，还是赶快去看看我自己的实验吧。
1845年3月末，我借了一柄斧子，来到瓦尔登湖边的树林里，就在靠近我想建造小木屋的地方，开始砍伐一些像箭一样高高挺立的五针松，用作建房子的木料，那还是一些幼小的松树。开始干活儿时不借东西是很难的，不过这也许是最好的方法了，因为这能使你的朋友们对你的工作发生兴趣。斧子的主人把斧子交给我的时候，说那是他最珍爱的东西；可我还给他时，斧子是更加锋利了。我干活的地方是一块令人赏心悦目的山坡，山坡上长满了松树，透过树林，我能看见瓦尔登湖和树林中的一小块空地，那儿松树和山核桃树正在茁壮地生长。湖里的冰还没有融化，但冰面上已经化开几处地方，一片暗黑色，渗出了水。我在那儿干活的几天里，还飘过几次小雪花；但大部分时候，在回家的路上，当我从树林中出来走上铁道时，黄色的沙丘延伸开去，在雾蒙蒙的空气中闪着光芒，铁轨也在春天的阳光下闪烁，我听见云雀、小鹟鸟和别的鸟儿在歌唱，已经来和我们一起迎接新的一年。这是宜人的春日，人们抱怨的冬天正与冻土一起消融，蛰居的生命也开始舒展了。一天，我的斧头从柄上脱落下来，我砍下一段青的山核桃木做楔子，用石头将它敲进去，然后把整个斧头放进湖水中浸泡，好让木楔涨开。这时我看见一条身上有斑纹的蛇溜进水中，它悠然地卧在湖底，待了一刻多钟，和我在那儿待的时间一样长，也许是因为它还没有完全从蛰伏的状态中苏醒过来。在我看来，人类仍然处于目前这种低级的原始状态中，也是由于同样的原因。可是如果人类能受到万物之春的感化而苏醒，他们一定会升华到更高级、更精妙的生命中去。以前，在霜冻的早晨，我看见路上的一些蛇，它们的一部分躯体还僵硬麻木，在等待着太阳来温暖它们。4月1日下了雨，冰也化了，早晨大雾弥漫，我听见一只离群的大雁在湖上寻路，嘎嘎地叫着，好像迷了路，又好像是雾的精灵。
我就这样一连干了几天，用我那窄窄的斧头，砍伐木头，削门柱和椽子，我并没有许多可传播的或像学者那样的思想，只是自己唱歌——
人们说他们懂很多知识，
可是，看哪！他们已添上双翅——
各种艺术与科学，
还有千种器械；
只有吹拂的风
他们都能够感受。
我把主要的木料劈成六英寸见方，大多数门柱只砍两边，椽子和地板料只砍一边，其余的树皮都留着，这样它们就像锯出来的木料一样直，而且更结实。我细心地在每根木条上都挖出榫眼，或顶上打出榫头，因为这时我已经借到了其他工具。我每天在树林里劳动的时间不很长，不过我通常都带上面包和黄油当午餐，中午坐在我砍下来的青翠的松枝中，读那张包午饭的报纸，松枝的芳香传到面包上，因为我的手上粘了一层厚厚的松脂。我收工前，已经与松树很熟悉了，虽然我砍倒了它们中的几棵，我却成了松树的好朋友而不是敌人。有时候，某个在树林中闲逛的人会被我的斧子声吸引过来，我们就在砍下的那些碎片上愉快地聊天。
我的活儿干得一点儿也不急，而是要尽量做好，到4月中旬，我的屋架已经完工，可以立起来了。我先前已经买下了詹姆斯·科林斯的简陋的小屋，想利用那些木板。詹姆斯·科林斯是爱尔兰人，在菲奇堡铁路公司[51]工作，他的小屋被认为是非常好的。我去他那儿时，他不在家。我在屋外四处走动，起先屋里的人没有注意到我，因为窗子又高又深。屋子很小，有一个三角形的尖屋顶，别的也看不见多少。屋外四周的脏土堆得有五英尺高，就像是肥料堆。屋顶是最完好的部分，不过已经被太阳晒得翘起来，变脆了。屋子没有门槛，但门板下有一条母鸡常年出入的通道。科林斯夫人来到门口，邀我进屋去看看，我一走近，把几只母鸡也赶进去了。屋里光线昏暗，大部分地面是泥土的，阴湿、发黏、寒气袭人，只有这儿一条、那儿一条的木板，经不起搬动了。她点亮一盏灯，给我看顶棚的里面和四面的墙壁，还有伸到床底下去的地板，提醒我别下地窖，那像是个两英尺深的土坑。用她自己的话来说，就是“顶上是好木板，四周是好木板，还有一扇好窗户”——本来是两个完整的方框框，近来只有猫从那儿进出。屋里还有一只火炉，一张床，一个能坐的地方，一个在这间屋子里出生的婴儿，一把丝绸阳伞，一面镀金框的梳妆镜，一只固定在小橡木块上的别致的新咖啡磨，就这些了。交易很快就谈妥，因为这时詹姆斯也回来了。我要在当天晚上付清4美元25分，他不得再卖给别人，要在明天早晨五点搬出去，我六点钟拥有这座房子。他说，明天最好早点儿来，趁别人来不及在地租和燃料上提出某种数目不定但完全不合理的要求。他向我保证这是唯一的额外负担。第二天早晨六点钟，我在路上碰到他和他的家人。一个大包袱，装了他们全部的家当——床、咖啡磨、梳妆镜、母鸡——所有的东西，除了那只猫：它溜进了树林，成了野猫；后来我知道，它踩上一只捕捉旱獭的夹子，最终变成了一只死猫。
就在这同一天的早晨，我拆卸了这座小木屋，拔下木头上的钉子，用小车几次把木板运到湖边，摊在那儿的草地上，让太阳把它们晒得发白，恢复原来平展的样子。我驾车沿着林区小路行进时，一只早起的鸫鸟为我送来一两曲歌声。一个名叫帕特里克的年轻人偷偷地告诉我，在我用车来回运木板的间隙，邻居爱尔兰人希利把那些还能用的、直的和可以钉的钉子，以及U形钉和大钉都装进了自己的口袋。然后，等我回去和他寒暄时，他就站在那儿，一副洋洋得意、漠不关心的样子，精力充沛地抬头望着那堆废墟。如他所说，没有多少活儿可干了。他在这里是代表观众，来帮助使这件看上去微不足道的事，变得像偷走特洛伊城里的神像一样[52]。
我在一处向南倾斜的山坡上挖我的地窖，一只旱獭先前也曾在那里挖过它的地洞。我往下挖掉了漆树和黑莓的根，以及最深处植物的残迹，挖了六英尺见方，七英尺深，一直挖到优质的沙土层，那里存放马铃薯，再冷的冬天也不会冻坏。地窖的四面是渐渐倾斜的，没有砌石头；但太阳从来没有照到它上面，所以沙土没有滑下来。这只不过是两小时的工作。我特别喜欢这样破土而入挖下去，因为几乎在所有的纬度地区，人们都曾挖到地下去获得稳定的温度。在城市最豪华的房子底下，仍然可以找到地窖，人们像以前一样在那里储存块根。即使上层的建筑物消失很久以后，后人仍能发现地下的凹坑。房子不过是地洞入口处的某种门廊而已。
终于，在5月初，我靠一些熟人的帮助，把房架子立了起来，其实我请他们帮忙并非必要，而是想借此机会增进邻里关系。没有人比我更荣幸，能够有这种品德的人[53]来帮我竖立房架。我相信，有一天，他们注定会共同建立起一个更崇高的建筑结构。7月4日，我搬进了我的屋子，那时刚刚铺好屋板，盖好屋顶，这些木板的边缘被仔细地削薄，搭接在一起，所以能很好地防雨，但在铺木板之前，我已经在屋子的一边砌好了烟囱的基础，我用了整整两车石头，都是我用双臂从湖边抱上小山的。直到秋天锄完地以后，赶在要生火取暖前，我才把烟囱建好，之前我总是清早在户外地面上做饭，我仍然认为，在某些方面这种方式要比一般的方式更方便，更惬意。如果面包烤好之前刮大风下大雨，我就在火的上方搭起几块木板，坐在下面照看我的面包，我就这样度过了一些愉快的时光。在那些日子里，手中的活儿忙时，我读书就少，但是地面上、我端东西的布垫或台布上的那些小片报纸，给我带来了许多快乐，实际上起到了和读《伊利亚特》同样的作用。
建造房子的时候如果比我考虑得更慎重一些是值得的，比如说，考虑一扇门、一扇窗、一个地窖、一间阁楼在人的本性中有着什么样的基础；除了我们目前的需要外，在找到更好的理由之前，也许我们永远不必去建造什么上层的建筑。一个人建造自己的房子，与飞鸟造它自己的巢，有着某些同样的合理性。谁知道呢，如果人们都用自己的双手建造他们住的房子，简朴而诚实地养活自己和家人，那么他们诗歌的才能一定会得到普遍的发展，就像飞鸟这样做时都会欢唱一样？可是，唉！我们却喜欢牛鹂和杜鹃，它们跑到别的鸟筑好的窝中去下蛋，它们那叽叽喳喳的聒噪声也不会使任何旅人愉悦。难道我们要永远放弃建筑的快乐，把它让给木匠们？在大部分人的经验中，建筑的意义是什么呢？我散步的时候还从来没有遇到过一个人正在做这么简单而自然的工作：造自己的房子。我们属于社会，不只裁缝是属于第九位的人，牧师、商人和农夫也一样。这种劳动的分工要分到什么程度为止？最终又要达到什么目的？毫无疑问，别人也可以代替我思考；可是，如果他这么做使我不能自己思考，那就不可取了。
真的，这个国家有那种称为建筑师的人，至少我听说过一个，他有一种想法：使建筑装饰具有真理的本质成为一种需要，因此有一种美，好像那是神给他的启示。从他的观点来看，也许就是非常好了，可是也只比一般浅薄的业余爱好者高明一点儿。一个在建筑方面多愁善感的改革者，他不从基础开始，却从飞檐入手。那只是考虑如何在装饰中放入真理的本质，其实每个小糖果球里都有一颗杏仁或葛缕子——虽然我认为吃杏仁不加糖最有益于健康——而不是考虑居住者，即住在房子里的人，如何真正地把屋里屋外建好，而不在意装饰。哪个有理智的人会认为，装饰是外表的、仅仅是皮毛的东西——会认为乌龟获得了斑纹的龟甲，贝类得到了珠母的色彩，就像百老汇的居民根据这样一份合同得到了三一教堂？可是，一个人与自己房屋的建筑风格无关，正如乌龟与它的龟甲无关一样：士兵不必那么无聊，去把自己的美德用准确的颜色涂画在军旗上。敌人会知道的：当考验来临时，他的脸色可能会变得灰白。在我看来，那位建筑师好像是倚在飞檐上，羞怯地向粗鲁的居住者低语他半真半假的道理，其实居住者比他知道得更清楚。我现在所看到的建筑学之美，我知道是由内向外渐渐发展起来的，是从居住者的需要和性格中生长出来的，居住在里面的人是唯一的建造者——美来自某种无意识的真实和高贵，而对外表丝毫不在意。任何这种外在添加的美如果注定要产生的话，之前必有无意识的生命之美。画家们都知道，这个国家里那些最有趣味的住宅，往往是穷人居住的最朴实无华的简陋的木屋和农舍；房子是居住者的外壳，不仅仅是房子在外表上具有的特性，而是房屋里主人的生活，才使这些简朴的小屋美如画。同样有趣的是居民们在郊外的那些箱子式的木屋，他们的生活正如想象的那样简单而舒适，他们的住房风格没有一点儿竭力追求效果的痕迹。建筑上大部分的装饰确实都是虚有其表，一阵9月的风就能把它们刮跑，好像吹散借来的羽毛[54]，丝毫无损于实质。地窖中不存橄榄和美酒的人，没有建筑学也一样度日。如果在文学作品中，也这样费心地去追求风格的矫饰，如果我们宗教经典的创造者们，也像教堂的建筑师那样花很多时间在飞檐上，结果会怎样呢？纯文学和艺术，还有讲授它们的教授们，就是这样装饰出来的。确实，人很关心那几根木条是斜放在他上面还是他下面，关心他的箱子应该涂什么颜色。如果是他自己认真地斜放好这些木条并给箱子涂了颜色，那多少还有一定的意义；可是，如果居住者已经失去了精神，那就是一件为他自己建造棺材的事了——坟墓的建筑学——而“木匠”不过是“棺材制造者”的另一个名称罢了。一个绝望或对生命漠然的人说，抓起你脚下的一把泥土，把你的房子刷成那种颜色。他是在想他临终要用的那个狭长的房子吗？抛一枚铜钱来决定吧。他一定有许多闲暇！你为什么要抓起一把脏土？最好把你的房子刷成你的脸色，让它为你变得苍白或羞红。一项改进农舍建筑风格的事业！等你为我准备好了装饰品，我会用它们。
入冬之前，我造好了烟囱，房子的四壁已经不漏雨了，但我还是给它们钉上了墙面板，用的是原木最外面的那层薄片，是有缺陷的边材做成的，我不得不用刨子把它们的边缘刨平。
这样我就有了一间钉好墙面板、抹好灰泥、不透风雨的房子，十英尺宽，十五英尺长，房柱子高八英尺；还带一间阁楼，一个壁橱，每面一扇大窗，两个活板门，屋子尽头有一个门，正对着门的是一个砖砌的壁炉。以下列出我的房子的确切成本，是我所用的这些材料的一般价格，人工不算在内，因为都是我自己干的。我列出细账，是因为很少有人能确切说出他们的房子花了多少钱，而能分别列出总开支中各种材料的不同价钱的人，如果有的话，就更少了：
木板..............................8.035美元（多是棚屋拆下的旧板）
屋顶和墙面用的废木瓦和旧木片......4.00美元
木板条............................1.25美元
两扇带玻璃的旧窗..................2.43美元
一千块旧砖........................4.00美元
两桶石灰..........................2.40美元（买贵了）
马鬃或马尾毛......................0.31美元（买多了）
壁炉架铁条........................0.15美元
钉子..............................3.90美元
铰链和螺丝钉......................0.14美元
门闩..............................0.10美元
粉笔..............................0.01美元
搬运费............................1.40美元（大部分我自己背）
共计..............................28.125美元
以上是所有的材料，不包括木料、石头和沙子，那是我依法在政府公地上占地定居，有权免费使用的。我还盖了一间与房子相连的柴棚，用的主要是盖房后剩下的材料。
我是想给自己盖一间房子，要比康科德主要街道上的任何房子都更宏伟，更豪华，要像我目前这座房子一样使我高兴，而且花费并不更多。
于是我发现，那些希望有个地方住的学生，完全可以用比他现在每年付的租金还低的费用，得到一间终生享用的房子。如果我的自夸有言过其实之处，那么我的理由是，我是为人类，而不是为自己夸耀；我的缺点和前后矛盾，并不影响我的说法的真实性。尽管有许多说教和虚伪——我发现那是很难从我的麦子上去除的秕糠，我像任何人一样为此而感到遗憾——但我还是要自由地呼吸并在这方面舒展我的身体，这会使身心非常放松；而且我决定自己决不屈辱地去做魔鬼的代理人。我要努力为真理说句好话。在剑桥学院[55]，一个学生租住一间比我的房子稍大一点儿的房间，每年租金就要30美元，可是那家公司就能占便宜，在一个屋顶下一间挨一间地建32个房间。房客们很不方便：邻居多而嘈杂，可能还得住到四楼上去。我不能不想，假如我们在这些方面有更多的智慧，不仅教育的需求可以减少，真的，因为更多的教育已经完成了，而且接受教育所需要的学费多半也不存在了。学生在剑桥或其他学校所需要的这些便利设施，会使他或某个人的生命付出很大的代价，如果双方都恰当地处理好这件事，只需花费十分之一就够了。花了大部分钱得到的那些东西，绝不是学生最需要的。比如，学费在学期账单中是一笔大支出，而学生与同时代人中最有教养的人交往，并从中得到更有价值的教育，却不必付费。成立一所学院的方式，通常是募集到一笔捐款，然后，盲目地遵照某种极端分工的原则——一个需要慎重遵循的原则——招一个承包商，他把这个工程做成一项投机的买卖，雇来爱尔兰人或其他工人，就真的开始奠基了。而将来的学生们据说就要使自己适应这种房子；由于这些疏忽，一代代的子弟就不得不付学费。我想，对于学生或者那些希望从学校获益的人，他们自己动手打地基更好。学生们有计划地逃避了人必须做的工作，得到他渴望的闲暇和休息，但他得到的只是不光彩而又无益的闲暇，而使这种闲暇结出果实的那种体验他却没有得到。“可是，”有人会问，“你的意思总不是说学生该用手而不是用大脑去学习吧？”我不完全是那个意思。我的意思是他可以这样好好地想一想；我的意思是社会供养他们做这种昂贵的游戏，他们不应该游戏人生，或仅仅研究人生，而应该自始至终认真地去体验生活。青年人如果不立刻去进行生活的实践，他们怎么能更好地学习生活呢？据我看，这会像数学一样训练他们的头脑。举例说，如果我希望一个孩子掌握一些艺术和科学的知识，我就不会按通常的办法去做，那不过是把他送到附近某个教师那儿去，那里什么都教，什么都练，只是不教不练生活的艺术；——那是用望远镜或显微镜观察世界，却从不用自己的眼睛；学习化学，却不学他吃的面包如何做，或者学习机械学，但不学这是如何得来的；发现海王星的新卫星，却不去发现自己眼中的微尘，更没有发现自己成了哪个无赖的追随者；或注视着一滴醋里的细菌怪物，却被他周围成群的怪物吞噬。一个孩子，从书本上读了他需要的所有知识，然后自己挖出矿石熔炼，最后做成一把大折刀；另一个孩子在学校里上了冶金学的课程，又从父亲那里得到一把罗杰斯牌的袖珍折刀——想一想，一个月后，哪个孩子进步得最快？哪个孩子最可能割破自己的手指头？……使我惊讶的是，当我离开大学的时候，人们告诉我，我已经学过航海学了！嗨，如果我到港口去待上一阵，就会学到更多关于航海的知识了。连贫困的学生也只是学习和被教授政治经济学，然而，生活的经济学，那是与哲学同义的，在我们的大学里教师甚至没有认真地教过。结果是，学生一边读亚当·斯密、李嘉图和萨伊[56]，一边使自己的父亲陷入无法摆脱的债务中。
像我们的学院一样，一百种“现代化的进步”也是如此，人们对它们抱有一种幻想，但它们并不总是正面的进步。魔鬼早就投了股，后来又不断增加投资，他一直在索取复利，直到最后。我们的发明物常常是漂亮的玩具，它们吸引我们的注意力，使我们偏离重要的事情。它们只是一些改进了的方法，去达到并无改进的目标，而这个目标早就可以很容易地达到了，就像铁路通往波士顿或纽约一样。我们急于架设一条从缅因州到得克萨斯州的磁力电报线，可是从缅因到得克萨斯，也许根本就没有重要的电报往来。两地就好像处于这样一种尴尬的境况：一位男士热切地希望被引见给一位耳聋的贵妇人，可是当他被介绍给那位夫人，助听筒的一端也在他手里时，他却无话可说。好像主要的目的是要说得快，而不是要说得合乎情理。我们急切地要在大西洋海底开通隧道，使旧世界和新世界的距离缩短几个星期；可是传入美国人呼扇的大耳朵的第一条新闻，恐怕是阿德莱德公主患了百日咳。毕竟，骑着马一分钟跑一英里的人，不会带来最重要的消息。他不是福音的旅行传道者，他也不是跑来吃蝗虫和野蜂蜜的。我不相信飞马奇尔德斯[57]曾经驼过什么玉米到磨坊去。
有个人对我说：“我奇怪你怎么不攒点儿钱；你喜欢旅行，你可以坐上车，今天就去菲奇堡，去见见世面。”可是我更聪明。我已经知道，最快的旅行者是步行的人。于是我对朋友说，让我们来试一试，看谁先到那里，距离是三十英里，车费90美分。这差不多是一天的工钱；我记得，在这条路上做工的人一天工钱是60美分。好了，我现在步行出发，夜里之前就到那里了；一星期来，我旅行都是这个速度。与此同时，你要先挣到你的车费，明天的某个时候你也到了；或者，如果你走运及早找到了工作，也许今晚就到那里了。可是，你要用一天的大部分时间在这里做工，而不是去菲奇堡。因此，即使铁路线延伸到了世界各地，我想我还是能赶在你的前面；至于说见世面，增长那样的阅历，我就得和你绝交了。
这是普遍的规律，从来没有人在智慧和才学上超越它；至于铁路，我们甚至可以说那也一样。修一条人人都可以利用的环绕地球的铁路，无异于把整个地球的表面铲平。人们有一种模糊的观念：如果他们继续这种将资本和铁铲结合起来的活动，最终所有的人就都能坐火车去某个地方旅行，几乎不用花多少时间，也不用花什么钱。可是，尽管成群的人冲向火车站的月台，列车员也大喊“旅客上车啦”，浓烟在空中飘散，蒸汽也压缩了，这时你会看到，只有少数人上了车，其余的人却被火车碾过去——这将被称为“一次可悲的事故”，而且它确实是。毫无疑问，那些挣到了车钱的人，最终还是能坐上火车的，就是说，假如他们能活得那么久的话，可那时候他们也许已经失去了愉快的心情，没有旅行的愿望了。这种用生命中最宝贵的那部分时间来赚钱，为的是在生命最无价值的时候去享受一种靠不住的自由，使我想起了那个英国人：他先跑到印度去赚大钱，为的是回英国后能过诗人那样的生活。他真该立刻爬上那个小阁楼去。“什么！”一百万爱尔兰人会突然从这块土地上所有的小棚屋里惊叫起来，“我们修建的这条铁路难道不是一个好东西吗？”是好东西，我回答说，比较起来是好的，也就是说，你们本来可能搞得更糟；可是，因为你们是我的兄弟，我真希望你们能把时间花在比挖土更有意义的事情上。
我的房子完工之前，我想用诚实而愉快的劳动挣10到12美元，来偿付我额外的开支，于是我在房子附近大约两英亩半的薄沙土地上种了些东西，主要是豆子，还有一点儿土豆、玉米、豌豆和萝卜。这块地总共是十一英亩，大多长着松树和山核桃树，上一年的地价是每英亩8美元8分。一个农夫说，这地“毫无用处，只能养些吱吱叫的松鼠”。我没有在这块地上施肥，因为我不是土地的主人，只是一个依法在公地上定居的人，也不指望种得太多，就没有一次把地都锄完。我犁地时，挖出了几考得[58]的树桩，够我当燃料烧很长时间。我留下了几小圈没有耕作的松软的沃土，夏天豆苗长得特别茂盛的时候，这些地方就很容易认出来。我房子后面那些枯死的多半卖不出去的树木，以及从湖上漂来的木头，就成了我其余的燃料。我不得不租一套牛犁和雇一个短工来帮着犁地，但我自己掌犁。我第一季度农业上的支出是14美元72美分半，用来买工具、种子和付工钱等。玉米种子是人家送我的，种子不值什么钱，除非你种得太多。我收获了12蒲式耳[59]豆子，18蒲式耳土豆，还有一些豌豆和甜玉米。黄玉米和萝卜种晚了，没有收成。我全部的农业收入是：
23.44美元
扣除支出…………………………14.725美元
结余………………………………8.715美元
除去已经消耗掉的农产品和手上还剩余的一些外，结余估计为4美元50美分——手上的结余远远超过了我没有种的那点儿青草的价钱。从各方面考虑，就是说，考虑到人的灵魂的重要性和当下时间的重要性，尽管我的实验花了短短的时间，不，一部分也是因为这个实验本身就是短期的，我相信，我今年的收获比康科德的任何一个农夫都好。
第二年我干得更好了，因为我用铁锹平整了我需要种的所有土地，大约有三分之一英亩。我一点儿也没有被那许多论述农业的巨著吓倒，包括亚瑟·杨[60]的著作，从这两年的实践中我认识到，如果一个人要过简单的生活，只吃他自己种的东西，而且所种不超出自己的需要，也不用它去交换那些难以满足的更奢侈、更昂贵的物品，那么他只要耕种几平方杆[61]的土地就够了，而且用铲子挖地比用牛耕更便宜，不时地选一块新地也比经常给种过的旧地上肥料省钱；所有他必须干的农活儿，只要在夏天有空的时候随便做做就行了，这样他就不必像人们现在那样，与一头牛，或马，或母牛，或猪拴在一起。作为一个对当前经济和社会运转的成败都不关心的人，我想就上面这点说句公道话。我比康科德的任何一个农民都更独立，因为我没有把自己固定在一座房子或一个农场上，我能以自己那种时刻不安分的天性，做我感兴趣的事。我不仅已经比他们的日子过得好了，假如我的房子真的被烧掉，或者我的庄稼歉收，那我还能过得几乎和以前一样好。
我常想，与其说是人在看守牛群，不如说是牛群在看守人，而牛群有更多的自由。人和牛是在交换劳动，可是如果我们考虑的只是必要的那部分劳动，那么牛是占着更有利的条件，它们的农场要大得多。人要做的一部分交换劳动，是割六个星期的干草，那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毫无疑问，没有一个在各方面都过简单生活的国家，就是说，没有一个哲人的国度会犯这样的大错：让牲畜去干活儿。确实，过去从来没有，短期内好像也不会有哲学家的国度，我也不能肯定，有这样的国家就一定好。可是，我绝不会去驯一匹马或一头牛，束缚它，让它为我做任何它能干的活儿，以免自己只不过变成了一个马夫或牛倌。如果这样做社会似乎就能受益，那么，我们能肯定一个人的收益就不是另一个人的损失，能肯定小马倌有同样的理由跟他的主人一样得到满足吗？就算有些公共工程没有马和牛的帮助就无法完成，而且就让人类和牛马一起来分享这种光荣；是否因此就能说，在没有牲畜的情况下，人不可能完成更配得上自己的工作呢？当人们靠牛马的帮助，开始做那些不仅是不必要的或艺术性的工作，而且还是奢侈和无意义的工作时，就会有少数人不可避免地去做和牛马交换的全部工作，或者，换句话说，成为最强者的奴隶。因此，人不仅为自己内心的兽性而工作，而且作为一种象征，他还为自己身外的牲畜而劳动。虽然我们已经有了许多砖瓦或石头修造的牢固的房子，可是衡量一个农夫是否富裕，仍然要看他的牲口棚在多大程度上超过了他的住房。据说这个城市拥有这一带最大的牛棚和马厩，它在公共建筑方面也不落后；可是在这个县里，供信仰自由或言论自由用的大厅却极少。国家不应该去用高楼大厦来为自己竖立纪念碑，为什么不用抽象思维的力量来纪念呢？一卷《薄伽梵歌》[62]比东方的全部废墟更值得赞美！高塔和殿堂是王孙公子们的奢侈品，一个纯朴而有独立精神的人绝不会听从任何王公的吩咐去做苦工。天才不是任何帝王的侍从，物质的金子，或银子，或大理石也不能使帝王百世流芳，除非只保留一点微不足道的名声。那么，请问，用锤子敲打这么多石头是为了什么呢？我在阿卡狄亚[63]时，没有看到人们用锤子凿石头。许多国家都受一种疯狂的野心支配，想靠留下许多锤子雕琢过的石头使自己不朽。如果人们下同样的功夫去使自己的举止风度完美优雅，结果会怎么样呢？一件明智之举，要比竖立一座高达月亮的纪念碑更值得纪念。我更喜欢看到石头在它们应在的位置。底比斯[64]的辉煌是一种庸俗的辉煌。拥有一百座城门的底比斯已经远远偏离了生活的真正目标，相比之下，围绕老实人的田园的那一平方杆石墙就更加合理了。野蛮的、异教的宗教和文化修造了豪华的寺院，人们称为基督教的文明却没有这样做。一个国家用锤子敲打的石头，大部分只是用来修建坟墓，它活活地埋葬了自己。至于那些金字塔，让人惊讶的并不是金字塔本身，而是这样一个事实：竟有那么多人屈辱到用自己的一生，去为某个野心勃勃的傻瓜修建陵墓，如果他们更聪明些，更勇敢些，真该把这个傻瓜扔进尼罗河淹死，把他的尸体拿去喂狗。我也许可以为他们以及那个野心勃勃的傻瓜找一些借口，但我没有这个时间。至于那些建筑师们的宗教信仰和他们对艺术的热爱，全世界几乎是一样的，不管他们建造的是埃及的神殿，还是美国的银行。代价总是超过所得。虚荣是主要动机，喜欢大蒜、面包和黄油又促进了它。一个有前途的青年建筑师巴尔科姆先生，在古罗马建筑师维特鲁威[65]之后，用硬铅笔和直尺画了一张设计图，然后交给了多布森父子石业公司。当这三十个世纪开始轻视它的时候，人类开始仰视它。说到你们的那些高塔和纪念碑，从前这个镇上有个疯子，他试图要挖一条通往中国的地洞，他进展得很快，据他自己说，他已经听到中国人的锅和水壶发出的响声了；不过，我想我不会特地去赞美他挖的那个洞。很多人都关心西方和东方的那些纪念碑——想知道是谁建造了它们。而我想知道的是，当初谁没有参与建造它们——谁不屑于做这种无聊的事情。不过还是继续算我的账吧。
我在村子里测量，做木工，同时还做各种其他的日工，因为我的手艺多如我的手指头，这样我挣到了13美元34美分。我八个月的伙食费——即从7月4日到下年3月1日结账的日子，虽然我在那里生活了两年多——不包括我自己种的土豆、少量甜玉米和一些豌豆，也不算结账日我手头剩余的东西折成的钱，支出总计为：
米....................1.735美元
糖蜜..................1.73美元（最便宜的那种糖精）
黑麦粗磨粉............1.0475美元
粗玉米粉..............0.9975美元（比黑麦便宜）
猪肉..................0.22美元
以下都是实验，均失败：
面粉..................0.88美元（比玉米粉贵，又麻烦）
食糖..................0.80美元
猪油..................0.65美元
苹果..................0.25美元
苹果干................0.22美元
甘薯..................0.10美元
南瓜一个..............0.06美元
西瓜一个..............0.02美元
盐....................0.03美元
是的，我确实一共吃掉了8美元74美分；可是，如果我不知道大多数读者与我一样内疚负罪，他们的做法公布出来也绝不比我的好，那我就不该这样不知羞耻地公开我的罪过了。第二年，我有时捉几条鱼来做晚餐，有一次甚至杀了一只糟蹋我豆子地的旱獭——如鞑靼人所说，完成了它的灵魂转世——我还吃了它，部分原因也是为了实验；虽然有股麝香的气味，还是让我短时美美地享受了一番。不过我明白长期享用它可不是件好事，就算有村里的屠夫把旱獭去毛开膛收拾好。
同一时期内，衣服和其他零用杂费，虽然不容易看出具体的开销，合计为：
8.4075美元
油和一些家用器具......2.00美元
所以，不算通常要送到外面去做的洗衣活和缝缝补补，因为账单还未到，所有的金钱支出——在这个世界上必须花费、或超出必须花费的范围的全部钱——总计为：
房子..................28.125美元
农场一年开支..........14.725美元
八个月的食物..........8.74美元
八个月的衣服等........8.4075美元
八个月的油等..........2.00美元
共计..................61.9975美元
现在我要对那些需要谋生的读者说几句话。为了支付这笔开销，我卖了农产品，挣得：
23.44美元
做日工挣得............13.34美元
共计..................36.78美元
从总开支中减去此数，差额为25.2175美元——非常接近我开始时拥有的资金，这是预计需要支出的费用——而这只是一方面；另一方面，我不仅因此得到了闲暇、独立和健康，还有了一座属于自己的舒适的房子，想住多久就住多久。
这些统计数字，不管看上去因为有偶然性而似乎失去了意义，但因为它们比较完备，就具有了某种价值。所有的收支我都记在账上了。从以上的估价可以看出，仅食物一项，每星期就要花去我大约27美分。这之后差不多有两年的时间，我的食物是不发酵的黑麦粉和玉米粉、土豆、米、一点儿咸肉、糖蜜和盐，还有饮用水。我这样热爱印度哲学，以米为主要食粮就很合适。为了应付那些有偏见、爱挑剔的人的反对，我不妨还是说一说，如果我有时出去吃饭——我过去总是这样，相信以后还有机会在外面吃饭——那就常常会妨碍我的家庭经济安排。但是我已经说了，到外面吃饭是经常的事，所以一点儿也不影响我这种做比较的说法。
我从自己这两年的经验中知道，即便在这样的纬度上，一个人要获得所必需的食物，非常容易，容易到令人难以置信的地步。我还知道，人可以像动物一样吃简单的食物，却仍然保持健康和力量。我做过一顿自己很满意的饭，在好几方面令我满意，用的就是我在玉米地里采的马齿苋（Portulaca oleracea），煮熟后再加盐。我写出它的拉丁文名字，是因为它的俗名很普通，味道却可口。请问，一个有理智的人，在和平的年代，在平常的中午，有足够的嫩甜玉米棒子，煮熟了再加上点盐，他还希望什么更好的食物呢？即使我稍微变点儿花样，也是为了换换口味，而不是为了健康。但是，人们竟弄到了这种地步：他们经常挨饿，不是因为缺少必需品，而是因为缺少奢侈品；我认识一个好心的女人，她认为自己的儿子丧命是因为他只喝水。
读者会明白，我是从经济学的观点，而不是从饮食的角度来探讨这个问题的，他也不会冒险去尝试我这种简单而有节制的饮食方法，除非他储存了丰富的食物。
最初我用纯玉米粉加盐做面包，是真正的锄头玉米饼[66]，我把饼放在一块木片上，或放在建房时锯下的木条的顶端，在屋外的火上烘烤；可是它们常常会因为烟熏而带股松木的香味儿。我也试过用面粉，可是最后发现还是用黑麦粉和玉米粉混合在一起最方便，也最可口。天气冷的时候，连续烘烤几个这样的小面包是一件挺有趣的事，你小心地照看并翻转它们，就像埃及人照看孵化中的鸡蛋一样。它们是真正的谷物果实，我使它们成熟了，我的感官能闻到它们像别的鲜美的果实一样的芳香。我用布把它们包起来，尽可能长久地保持这种芳香。我研究了烘焙面包这种古老而不可缺少的技艺，请教了能够找到的权威，一直追溯到原始时代，人们最早发明了不发酵的面包，那时人类从吃坚果和生肉，首次进步到吃这种温软而精制的食物；我继续慢慢地探索，读到那次生面团偶然变酸发酵，据信发酵工艺就是那样发展而来的；接着又了解了后来的各种发酵工艺，直到我读到“美好的、香甜的、有益健康的面包”，这是生命的支柱。发酵，有人认为是面包的灵魂，是面包的蜂窝组织的精粹，它像女灶神维斯塔的圣火一样，被虔诚地保留下来——我想，是“五月花”号最初带来了那宝贵的几瓶，它们解决了美洲大陆的问题，它的影响在这片土地上像谷物的波浪一样，仍在升起、膨胀、传向四方。我定期地、忠实地从村子里取来这酵母，直到终于有一天早晨，我忘记了规矩，把我的酵母烫坏了；这意外的事故使我发现，甚至酵母也不是必不可少——因为我的发现不是用综合法而是用分析法得到的——那以后我就高兴地不再用它了，虽然大多数家庭主妇都认真地对我断言，不用酵母的面包可能不安全，而且无益于健康，上了年纪的人还预言，我的生命力会很快地衰退。然而，我发现酵母并非必不可少的成分，我一年没有吃它，仍然活在这个世界上；我高兴自己避免了在口袋里装个小瓶子的麻烦，有时那瓶子会砰的一声响，里面的东西流出来，使我很尴尬。不用它倒更简单，更体面。人这种动物，比其他任何动物都更能适应各种不同的气候和环境。我没有在面包里放苏打，或别的什么酸或碱。似乎我是按照基督诞生前两个世纪加图的烹饪法来做面包的。“Panem depsticium sicfacito. Manus mortariumque bene lavato. Farinam in mortarium indito，aquae paulatim addito，subigitoque pulchre. Ubi bene subegeris，defingito，coquitoque sub testu.”[67]我理解这段话的意思是——“这样揉面做面包。洗净你的手和揉面钵。把粗面粉放入面钵中，慢慢加水，揉匀。待揉好后，使其成形，然后加盖烘烤。”就是说，放在一个烤面包的锅中。他只字未提酵母。可是我还没有做到总能享用这生命的支柱。有一段时间，因为手中缺钱，我一个多月没有见过面包。
在适宜种植黑麦和玉米的这片土地上，每一个新英格兰人都能很容易地生产出自己所需要的所有的面包原料，而不必依赖远方不断波动的市场。然而，我们的生活却远谈不上简朴和独立，在康科德，商店里很难买到又新鲜又甜的玉米粉，脱壳去胚的碎玉米粒和更粗的玉米粉几乎就没有人用了。通常，农民把自己生产的谷物拿来喂牛和猪，然后花更高的价钱到商店里去买至少不是更有益于健康的面粉。我看到自己可以很容易地生产一二蒲式耳的黑麦和玉米，因为黑麦在最贫瘠的地里也能生长，玉米也用不着最好的土地，然后我再用手磨将谷物碾碎，这样我没有米和猪肉也能过日子；如果我需要浓缩的糖，通过实验我发现，可以用南瓜或甜菜根做出一种很好的糖浆蜜，我还知道只要栽种一些槭树，就可以更容易地得到槭糖。在槭树生长期间，除了上面提到过的糖浆蜜之外，我还可以用其他不同的代用品，“因为，”正如我们的先辈所唱的那样——
我们可以用南瓜、欧洲萝卜和胡桃木片
做成蜜液，来甜润我们的双唇。
最后来说盐，那属于食品杂货中最粗的东西。为了弄到盐，可以借机去海边走一趟；或者，如果我根本不用盐，我也许还可以少喝一点儿水。我不知道印第安人曾经为找盐而烦恼过。
这样，在食物方面，我就避免了一切商品交易和以物换物；我已经有了房子，剩下的只是衣服和燃料的问题了。我现在穿的这条马裤是在一个农夫家里缝制的——感谢上天，人还保留着这么多的美德；因为我认为，从一个农夫降为技工，就像一个人降为农夫，同样是件大事，令人难忘；而来到一个新的地方，燃料就成了一个大问题。至于居住之地，假如不允许我继续在政府公地上居住，我可以用和我耕种过的那块地相同的价格，即每英亩8美元8分，购买一英亩土地。但实际上，我认为我住在这块公地上，已经使地价上涨了。
某些对此持怀疑态度的人，有时会问我这样的问题：我是否认为只吃蔬菜就可以生活下去。为了立刻从根本上解决这个问题——因为信仰是根本——我往往是这样回答：我吃木板上的钉子也能活下去。假如他们不能理解这种回答，那我说得再多他们也不可能理解了。就我来说，我很高兴听到有人在做这样的实验，比如说有个年轻人试着靠吃粗硬的生玉米粒儿，生活了两个星期，而且都是用自己的牙齿嚼，代替研磨；松鼠也试过，并且成功了。人类对这样的实验有兴趣，虽然有少数上了年纪的妇人，自己已经没有能力这样做了，或者在磨坊拥有亡夫三分之一的遗产，她们可能会感到惊恐。
我的家具，一部分是自己做的——其余的我没有花钱，所以也没记账——包括一张床、一个桌子、一张书桌、三把椅子、一面直径三英寸的镜子、一把火钳和一个壁炉柴架、一只水壶、一只长柄平底锅、一个煎锅、一把长柄勺、一个洗脸盆、两副刀叉、三个盘子、一个杯子、一把调羹、一只油壶、一个糖浆罐，还有一盏上了日本漆的灯。没有人会穷到需要坐在南瓜上。那是偷懒的办法。在村里住房的阁楼上，有很多我最喜欢的那种椅子，只要去拿就属于你了。家具！感谢上帝，没有家具仓库的帮助我也可以坐，可以站。除了哲学家，谁看见自己的家具堆在车上，那些破烂的空箱子，在光天化日和众目睽睽之下走在路上，会不感到羞愧呢？那是斯波尔丁的家具。看了这样一车家具，我永远无法判断它们是属于一个所谓的富人，还是属于一个穷人；这些家具的主人似乎永远是贫穷的。真的，这种东西越多，你就越穷。每一车看上去好像都装了十二座棚屋里的东西；如果一座棚屋是贫穷，这就是十二倍的贫穷了。请问，为什么我们时常搬家却不丢弃那些家具，就像蜕去我们的皮：最终离开这个世界去往另一个有新家具的世界，丢弃老家具把它们烧掉？这正如把所有的捕兽夹都紧扣在一个人的皮带上，他经过我们放了绳索的荒野时，一定会拖到那些绳索——也拖着他自己的捕兽夹。把尾巴留在夹子里的狐狸是幸运的。麝鼠为了逃命会咬掉自己的第三条腿。难怪人已经失去了自己的灵活性，多少次他处于一种绝境！“先生，恕我冒昧，您说的绝境是什么意思？”如果你是一个善于观察的人，不管什么时候你遇到一个人，你都能知道他后面拥有的一切，是啊，还能知道许多他假装不拥有的东西，甚至他厨房里的家具，以及他留下不愿烧掉的所有华而不实的装饰品，他好像牲口被套在上面一样，尽力往前赶。一个人通过了一个节孔或一道门，可他身后车上满载的家具却卡住过不去，我就说这个人陷入了绝境。当我听到某个衣冠楚楚、外表结实的人，看上去自由自在，一切也安排得妥帖，但说到他的“家具”是否上了保险时，问：“我的家具怎么办呢？”我就怜悯他——那时我欢乐的蝴蝶就罩在了蜘蛛网里。即使那些看上去多年没有任何家具的人，如果你仔细地询问，就会发现，他有几件家具存放在某个人家的谷仓里。今天的英国，我看就像一个老年的绅士，他带着许多行李旅行，都是他日子过久了积攒起来的华而不实的东西，他又没勇气烧掉它们——大箱子、小箱子、圆筒纸板盒，还有包袱。至少应该扔掉前面三种。如今，就算是身体健康的人也不能搬起他的褥子走路[68]，我肯定要劝告那些有病的人，扔掉你的褥子，跑起来。当我看到一个外乡来的移民，背着装了他全部家当的包袱蹒跚而行——那包袱就好像他脖颈后面长出的一个大瘤子——我就可怜他，并不因为那就是他的一切家当，而是因为他必须背着这一切。如果我不得不拖着我的捕兽夹的话，我会注意带一个轻的，也不会让它夹住我的要害部位。不过，也许最聪明的办法是永远不要把自己的手伸进夹子里去。
顺便说一下，我也根本不用花钱买窗帘，因为我不必防备窥视者，除了太阳和月亮，而我愿意它们来窥探我的房间。月亮不会使我的牛奶变酸，或使我的肉腐坏，太阳也不会损坏我的家具，或使我的地毯褪色；如果有时候这位朋友太热情了，我发现躲到大自然提供的某种帘子后面去，倒比居家时增加一项开支更经济划算。有一次，一位女士要送我一个擦鞋底用的地垫，可是我屋里没有地方铺它，我也没时间在屋里或屋外清扫它，就谢绝了，我宁愿在门前的草地上擦我的脚底。最好在坏事开始的时候就防止它。
不久前，我去看了一个教会执事的动产拍卖，因为他的一生并不是没有成就的——
人所做之恶，死后仍流传。[69]
照例，大部分是华而不实没什么价值的东西，还是他父亲在世时就开始积攒下来的。剩下的东西里竟还有一条干绦虫。到现在，这些东西躺在他家阁楼上和其他积满灰尘的洞洞里已经半个世纪了，还没有被烧掉；不但没有生一堆火把它们烧掉，或者说净化处理，还拿出来拍卖，或者说延长它们的生命。邻居们热心地赶来观看，全都买下了，然后小心翼翼地将它们运到自己家的阁楼和布满灰尘的洞洞里，躺在那里，直到这份家产又要清理，就又重新开始。一个人死了就要惹是生非。
或许，一些野蛮民族的风俗值得我们仿效，对我们有益，因为他们至少每年还举行类似蛇蜕皮的活动来抛弃旧的东西；他们有这样的观念，不管现实世界中能否实现。假如我们也庆祝“巴斯克节”，或称“收获第一批果实的圣礼”，如巴特拉姆[70]描述的莫克拉斯印第安人的风俗，这难道不好吗？巴特拉姆写道：“当一个镇子庆祝巴斯克圣礼时，他们已为自己准备好新衣服、新锅、新盘子、新器皿和新家具，然后收集起所有穿破了的衣服和其他可丢弃的旧东西，清扫他们的屋子、广场和整个肮脏的镇子，将垃圾污物连同剩下的谷物和别的陈旧的食物，集中起来堆成一大堆，一把火烧掉。然后他们吃药，斋戒三天，整个镇子都熄了火。斋戒期内，他们禁绝各种欲望和情欲的满足。然后宣布全面的大赦；所有犯罪的人都可以回自己的镇子去。”
“在第四天的早晨，大祭司在公共广场上把干木头放在一起摩擦，生起新的火，镇上的每一户人家都从这里得到新的纯洁的火种。”
然后他们饱餐新鲜的玉米和水果，载歌载舞三天，“在接下来的四天里，他们接待邻近镇子里来访的朋友，与他们一起欢庆节日圣礼，他们的朋友事先也用同样的方式净化自己，做好了准备。”
墨西哥人每五十二年结束时也举行一次类似的净化礼，因为他们相信五十二年终结时正是世界的末日。
我几乎没有听到过比这更虔诚的圣礼了，就如字典里定义的圣礼，是“内心和精神之美德的外在可见的标志”，我一点儿也不怀疑，他们原本是直接受到上天的启示这样做的，虽然他们并没有自己的《圣经》来记录那次启示。
就这样，我完全靠自己的双手劳动养活自己，已经五年多了。我发现，我每年只需要工作大约六个星期，就可以应付全年的生活开销。整个冬天以及大部分夏天，我都可以自由地读书学习。我曾经非常认真地试办过一所学校，我发现我的收支相抵，确切地说，收入抵不上支出，因为我不得不穿衣和训练，更不用说按着学校的要求去思考和信仰了，而且我还损失了时间。因为我教书不是为了我的同胞们的利益，而是为了自己的生计，所以失败了。我也尝试过做生意，可是我发现要把生意做起来，得花上十年工夫，而那时我也许会去见魔鬼了。我真的害怕那时我可能会做着某种所谓兴隆的生意。先前，当我细细思量我能做什么来维持生计的时候，因为顺从朋友的意愿而有过的一些可悲的经历又浮现在脑际，促使我动脑筋想办法，我就常常认真地想去采摘黑果；这我肯定能做到，而且靠它赚的那点儿钱也足够我用——因为我最大的本领就是需求极少——因此需要的资金也很少，对我习惯了的心境也没有什么影响，我这样愚蠢地想。当我认识的那些人毫不犹豫地开始做生意或从事某种职业时，我就想我的这个营生最像他们的职业了；整个夏天漫游于山中，采集我碰到的浆果，然后随意地处理它们；就这样照看阿德墨托斯[71]的羊群。我也梦想过，我可以采集野生的芳草，或者用运干草的车装满常青树的枝条，送给那些看到青枝就会想起树林的村民们，甚至可以运到城里去。可是后来我明白了，商业为它经营的一切带来灾祸，纵然你经营的是来自天国的启示，也摆脱不了和商业有关的全部诅咒。
我因为对某些事物有所偏爱，又特别珍视我的自由，还因为我能过艰苦的生活，而且容易获得成功，所以我还不想花时间去挣钱买华丽的地毯或其他精制的家具，或雅致的厨房，或希腊风格或哥特式的房子。如果有人能够不受干扰就得到这些东西，得到之后又懂得如何利用它们，我就把这种追求让给他们。有些人“勤劳”，似乎是为劳动而热爱劳动，抑或劳动能使他们不去做更糟糕的事；对这种人，我现在没有什么话要说。对那些有了比现在更多的闲暇却不知如何享用的人，我会劝告他们加倍地辛勤劳动，一直干到他们能养活自己，获得他们的自由证书。对我来说，我发现在所有的职业中，做零工是最不受约束的，而且一年只需做三四十天就能养活自己。打工者的一天结束于太阳西沉的时候，然后他就可以自由地专心于他选择的与劳动无关的爱好追求；可是他的雇主，一个月一个月地琢磨算计，一年到头不得喘息。
简言之，信仰和经验使我确信，在这个世界上，如果我们简朴而明智地生活，那么养活自己就不是一件苦事，而是消遣娱乐；那些比较纯朴的民族所做的事情，对于更崇尚人造物质的民族来说，仍然是娱乐。一个人不必满头大汗去养活自己，除非他比我更容易出汗。
我认识的一个年轻人继承了几英亩土地，他告诉我，如果他有办法的话，他就应该像我那样生活。无论如何，我不愿任何人采取我那样的生活方式；因为也许在他学会我的方式之前，我又找到了另一种生活方式，而且我希望这个世界上不同的人越多越好；可是我愿意每个人都非常慎重地找出并追求自己的生活方式，而不是他父亲的、母亲的或邻居的方式。青年人可以选择盖房子、种地或航海，只要不妨碍他去做他告诉我他想做的事，就好了。我们的聪明只在于目标的精确，就像水手或逃亡的奴隶都知道眼睛注视着北极星；但是那已经足够指导我们的一生了。我们也许不能在计算好的时间内到达我们的港口，但我们会保持在正确的航线上。
毫无疑问，在这种情况中，对一个人适用的，对一千个人也更适用，就像一座大房子的价格与小房子的相比，并没有按大小比例增加，因为一个房顶可以盖住几个房间，房子下面也只有一个地窖，一道墙又可以隔出几个房间来。但就我来说，我更喜欢单独的住房。而且，由你自己建造整座房子，比说服邻居相信共用公墙的好处，往往会便宜些；你说服他以后，要想使合用的公墙便宜得多，墙就一定比较薄，隔壁也许住的是个糟糕的邻居，而且他也不保养他那一面的墙壁。通常能做到的合作只是非常小的一部分，而且是表面的；而能有的那一点儿真正的合作，表面上看不出来，却有一种无声的和谐。一个人如果有信仰，他就能在任何地方与具有同样信仰的人合作；如果他没有信仰，无论他与什么样的人交往，他将像世界其他地方的人一样继续过自己的生活。最低和最高意义上的合作，意味着我们一起谋生。我最近听说，有人建议两个年轻人一起去周游世界，一个没钱，路上要在桅杆前、耕犁后挣钱维持生活，另一个衣袋里揣着汇票。显然，他们不可能长久结伴或合作，因为有一个人在合作中根本不做事。他们在旅行冒险中遇到第一个令人关注的危机时就会分手。我前面已经说过，最主要的是，单独旅行的人可以今天就出发，而结伴的人必须等同伴准备好，也许他们要等很长的时间才能上路。
可是这一切太自私了，我听到镇上的一些人这样说。我承认，到目前为止，我很少去做慈善事业。我已经为自己的责任感做出了一些牺牲，包括牺牲做慈善事业这样的乐趣。有些人用尽了他们的本领，劝说我资助镇上的一些穷苦人家；假如我没事做——魔鬼是专为无所事事的人找事做的——我可以尝试这种消遣。可是，当我想高兴地来做这件事，帮助一些穷人，让他们各方面都像我那样舒服自在地生活，把他们过天堂的生活作为一种责任，我甚至已经主动向他们提了出来，可是，他们全都毫不犹豫地愿意继续穷下去。我镇上的男人和妇女用许多方式致力于为同胞做好事，我相信至少有一个人可以不这样做，而去做别的不那么人道的事。你要做慈善事业，必须有天赋，就像做任何其他事一样。说到做善事，那是一种人满为患的职业。而且，我也尝试过一番，虽然看起来可能很奇怪，但我很满意这职业不合我的本性。也许我不应该有意识地故意放弃社会要求于我的这种行善的特殊职业，去拯救世界，使它不致毁灭；我相信在别的地方，有一种类似行善却无比伟大坚强的力量在保护这个世界。不过，我不会妨碍任何人去施展他的天赋；我自己不做，但对于一辈子用全身心去行善的人，我要说：坚持下去，即使全世界都说这是作恶，而他们很可能会这样说的。
我绝不认为我的情况是一种特例，我深信很多读者也会为自己做类似的辩护。做某种事时——我并不保证邻居们会说那是好事——我毫不犹豫地说，我会是一个非常好的雇工；可是怎么做得好，那要由我的雇主来发现。我做的那种好事，是属于常识中的好事，一定在我的主要职业之外，而且大多也是完全无意中做的。人们会很实际地说，从你所在的地方开始，就按照你本来的样子，主要不是为了变得更有价值，心存善意去做好事。如果我也用这种语气说教，我宁愿说：开始去做好人。就好像太阳用自己的火焰照耀出月亮或一颗六等星的光辉后，它会停下来四处走动，像一个罗宾·古德费洛[72]，在每座茅舍的窗下窥视，使人发疯，使肉腐坏变质，使黑暗复得光明，而不是持续地增加它温煦的热度和馈赠，直到它变得无比明亮，凡人不能直视它；同时它沿着自己的轨道，环绕地球运转，为地球做好事，更确切地说，如一位真正的哲学家发现的，是地球围绕着它旋转，得到它的馈赠。当法厄同[73]要以他的馈赠来证明自己出身于天神时，他驾驶着太阳神的四马金车，虽然只一天，却偏离了正常的轨道，烧毁了天国下层街道上的几排房子，将大地的表面烤焦，使每一泓泉水干涸，造出了撒哈拉大沙漠，最后，朱庇特[74]用雷电霹雳将他头朝前击倒在地上，太阳为他的死而悲伤，有一年没有发光。
没有什么气味比变了质的善良更难闻了。那是人的腐尸或神的腐尸发出的臭味。如果我确实知道有人来我家是存心为我做好事，我就会逃命，好像逃离非洲沙漠中被称为西蒙风的那种干热的风，它刮起的沙粒会塞满你的嘴巴、鼻子、耳朵和眼睛，直到你窒息而死，我逃命就是怕他把那些好事做到我身上——他的某些毒素会混进我的血液中。不——如果是这样，我宁愿以自然的方式去承受伤害。一个人，如果我饥饿，他就喂饱我，如果我寒冷，他就使我暖和，如果我掉进沟里，他就把我拉出来，那这个人对我来说就不算好人。我可以给你找一条纽芬兰犬，这些它都能做到。慈善并不是那种对同胞的最广义的爱。霍华德[75]就他本人来说，无疑是非常善良和值得敬重的，而且他也得到了回报；可是比较而言，当我们处于人生最好的阶段，在我们最值得接受帮助的时候，他们的慈善事业却没有帮助我们，那一百个霍华德又有什么用呢？我从未听说过任何一个慈善会议真心诚意地提议对我或像我这样的人做任何善事。
那些耶稣会的会士们也被印第安人难住了，印第安人被绑在火刑柱上烧死时，还向施刑者提出了一些新的折磨方法。他们超越了肉体的痛苦，有时也会超越传教士所能给予他们的任何灵魂的慰藉。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法则，对于那些自己并不在意受到什么样对待的人，没有什么说服力，他们以一种新的方式爱自己的敌人，几乎自愿地宽赦了敌人所做的一切。
你一定要给穷人他们最需要的帮助，虽然正是你的所作所为使他们远远地落在了后面。如果你给他们钱，你应该和他们一起去花这笔钱，而不要给了他们就不管了。我们有时会犯奇怪的错误。穷人并不是经常饥寒交迫，而是衣衫褴褛，邋遢又粗俗。那并不完全是他的不幸，而是他的一种趣味。你如果给他钱，他可能会买更多破旧的衣服。我常常可怜那些笨手笨脚的爱尔兰工人，他们在湖上割冰，穿着破衣烂衫，可我穿着更整洁、多少也更合时的衣服还冷得发抖，直到有一天特别冷，一个掉进水里的人到我屋子里来取暖，我看着他脱掉三条裤子和两双长袜才露出了皮肤，虽然那裤子和袜子确实又脏又破，他有这么多里面的衣服，就可以拒绝我提供给他的外面的衣服了。他真是该落到水里去。于是，我就开始可怜我自己，我意识到，给我一件法兰绒衬衫，就比给他一个廉价衣服店是更了不起的善举。有一千个人在砍邪恶的树枝，但只有一个人在砍伐邪恶的根；也许那个在穷人身上花最多时间和金钱的人，是在用他自己的生活方式尽最大努力制造贫困，那是他徒然努力消除的贫困。正是那些虚伪的奴隶主们，拿出奴隶劳动收益的十分之一，来换取其余的奴隶一个星期天的自由。有的人雇穷人到他们的厨房去干活儿，以此来表示他们对穷人的仁慈。他们自己下厨房工作难道不是更仁慈吗？你炫耀把自己收入的十分之一用于慈善事业了，也许你应该捐出十分之九，将它了结。那么，社会收回的只是十分之一的财富。这是由于财富占有者的慷慨，还是由于主持正义的官员玩忽职守？
慈善几乎是人类高度赞赏的唯一美德。不，它被大大地高估了；是因为我们自私而高估了它的价值。在阳光明媚的一天，就在康科德这里，一个健壮的穷人，对我称赞镇上的一个人，如他所说，那个人对穷人很仁慈，他说的穷人就是指他自己。人类善良的叔叔阿姨们要比他们真正的精神上的父母更受尊重。有一次我听到一位教士关于英国的演讲，他是一个博学而聪明的人，他列举了英国的文学家、政治家和科学家中的杰出人物，如莎士比亚、培根[76]、克伦威尔[77]、弥尔顿[78]、牛顿和其他人，接着就谈起了英国的基督教英雄，好像他的职业要求他这样说一样，他把这些英雄的地位提高到所有其他人物之上，称他们为伟人中之最伟大者。他们是佩恩[79]、霍华德和弗赖夫人[80]。每个人都会觉得他的说法虚妄，言不由衷。最后三个人并不是英国最杰出的男人和女人，他们也许只能算是英国最好的慈善家。
我并不想丝毫减损慈善应该享有的赞美，我只要求公平对待所有用自己的生活和工作给人类带来福祉的人。我看重的主要不是一个人的正直和善心，这些可以说是他的枝叶。这些枝叶褪去绿色而枯萎，做成药茶给病人用，只有微不足道的作用，主要是江湖郎中使用它们。我要的是人中的花朵和果实，花的芬芳随轻风飘送给我，果实的成熟为我们的交流增添风趣。他的善良必不能是局部的、短暂的行为，而是恒久如一的丰盈；他的善行于自己无损，他也是无意识地去做。这是一种掩盖了种种罪恶的慈善。慈善家也常常用回忆自己已经抛弃了的悲伤，作为一种气氛环绕人类，他称之为同情心。我们应该传布的是我们的勇气，而不是绝望，是我们的健康与安适，而不是我们的疾病，注意不要让疾病通过接触传染而蔓延。从哪一块南方的平原上传来哀号？在什么纬度上住着我们应该送去光明的异教徒？谁是那个我们将要去救赎的放纵而残忍的人？如果什么东西给一个人带来病痛，使他失去自己的功能，甚至如果他的肠子痛——那是值得同情的地方——他就要立即开始着手改良这个世界。他自己是这个世界的一个缩影，他发现——这是一个真正的发现，而且是他发现的——这个世界一直在吃未成熟的青苹果；其实在他的眼里，地球本身就是一个巨大的青苹果，想到人类的孩子在苹果还未成熟的时候就去啃食它，那是非常危险的；他那极端的慈善事业就使他直接去找爱斯基摩人和巴塔哥尼亚人[81]，还拥抱了人口众多的印度和中国的乡村；就这样，通过几年的慈善活动，这期间有权有势的人还利用他来达到他们的目的，无疑他也治好了自己的消化不良，地球的一面或双颊也染上了红晕，好像开始成熟起来，生活也不再粗野，重新变得甜美而健康。我从来没有梦想过比我已犯下的更大的罪过。我从来没见过，将来也不会见到比我更坏的人。
我相信，使改革者如此悲伤的，不是他对贫苦同胞的同情，而是他个人的烦恼，虽然他是上帝最圣洁的儿子。让这一切改正过来，让春天向他走来，让黎明在他的卧榻前升起，他就会没有任何歉意地抛弃他那些慷慨的同伴了。我不反对嚼烟草，理由是我自己从来不嚼，那是戒了烟的烟草咀嚼者必须受到的惩罚；虽然我自己也咀嚼过很多东西，我本来是可以反对它们的。如果你什么时候上当受骗去做这类慈善事业，别让你的左手知道你的右手做些什么，因为那不值得知道。救起溺水者，系紧你的鞋带。从容不迫地去做一些自由的劳动。
我们的举止风度，因为和圣人交往，已经被败坏了。我们的赞美诗集中回响着诅咒上帝的优美旋律，在永远忍受他。有人会说，即便是先知和救世主也只是抚慰了人的恐惧，而没有加强人的希望。没有任何地方记载了对生命的赠礼那简单而不由自主的满足，也没有记载对上帝难忘的赞美。一切健康和成就都对我有益，不管它看上去多么遥远而不可即；一切疾病和失败都令我悲伤，给我带来不幸，不管它对我或者我对它有多少同情。那么，如果我们真的要用印第安人的方式，用植物的、磁力的，或自然的方式来使人类得到康复，那么首先让我们像大自然一样简单而健康，驱散挂在我们眉头上的乌云，给我们的毛孔注入一点儿生命。不要继续去做济贫助理，而要努力成为这个世界上的一个有价值的人。
我在设拉子[82]的德高望重的诗人萨迪[83]的《蔷薇园》中读道：“他们问一位智者：在至尊之神种下的远近驰名、高大成荫的树中，没有一种是人们称为阿扎德，或自由树的，只有柏树例外，柏树却不结果实，这其中有什么奥秘？智者回答道：每一种树都有它自己相宜的果实和约定的季节，适时它就葱郁而开花，不合时令它就干枯而萎谢；柏树不受时令影响，它永远欣欣向荣，阿扎德，或宗教的独立者，就具有这种特性——你的心不要固定在无常的变幻上，因为迪贾哈河，或称底格里斯河，在哈里发[84]完全消失以后，将继续流过巴格达：如果你手头很富有，就像枣椰树那样慷慨；可是如果你手中没有可以施舍的，那就像柏树一样，做一个阿扎德，或自由的人吧。”
补充诗篇
贫穷的虚荣
可怜的贫穷的人，你真的过于放肆，
竟要求在苍穹下拥有你的位置，
因为你那简陋的小屋，或你的木桶，
只会培养懒惰或迂腐的品性，
在廉价的阳光下，或阴凉的泉水旁，
有根茎和野菜；在那里你用右手
从心灵上撕去仁爱的激情，
而美好的品德从激情的茎上茂盛地生长，
你损害了人性，使感官迟钝，
像女妖戈耳工[85]，将敏捷活跃的人变为岩石。
我们不需要单调乏味的社会
这属于你的必须节制的社会，
不需要那种违反自然的愚蠢
不知欢乐，不知忧伤；也不需要你被迫的
虚伪消极的坚韧提高到
积极的坚韧之上。这自卑可怜的一伙，
将自己的位置固定在平庸上，
成为你们卑贱的心灵；但我们
只倡导这样的美德，容许无节制、
勇敢和慷慨的行为，威严的高贵，
洞察一切的审慎，无边的宽宏大量，
还有那英雄的美德，
古人不曾留名
只留下一些典范，如赫拉克勒斯，
阿喀琉斯，忒修斯[86]。回到你那令人厌恶的小屋去；
当你看见新的明亮的天空时，
去努力了解那些杰出人物是什么样的人吧。
——托马斯·卡鲁[87]
注释
[1]1英里=1.609344千米。
[2]美国夏威夷群岛的旧称。英国探险家詹姆斯·库克船长1778年发现夏威夷群岛后，以他的保护人桑威奇伯爵的名字命名。
[3]康科德城位于马萨诸塞州东部，波士顿西北约32千米处，是19世纪新英格兰重要的文化中心。在梭罗的时代，那是一个有两千多居民的村庄。
[4]印度古代宗教之一，将人分为婆罗门（祭司）、刹帝利（武士）、吠舍（农民和工商业者）、首陀罗（无技术的劳动者）四大种姓，不同种姓有各自不同的社会职责和义务，婆罗门为四大种姓中的最高等级。此处英文为复数，指婆罗门教的信徒。
[5]希腊神话中最负盛名的英雄，神王宙斯之子，以力大无比、英勇无畏而著称，他为欧律斯透斯服苦役，完成了12件英雄业绩。他的形象多见于艺术作品中，圣物为橄榄树、银白杨、治病温泉与常春藤。
[6]希腊神话中伊菲克勒斯的儿子，赫拉克勒斯的朋友和伙伴。
[7]1英亩=4046.86平方米。
[8]1英尺=0.3048米。
[9]希腊神话中奥革阿斯国王的牛圈，圈中养了数千头牛，30年间从未打扫，赫拉克勒斯的苦役是引阿尔甫斯河水，一天之内将牛圈清扫干净。
[10]1立方英尺=0.028317立方米。
[11]梭罗这里是指相对于肉体的灵魂、精神。
[12]见《圣经·新约·马太福音》第六章19—20节：“勿为自己在世间积累财富，世间蛾子和铁锈会来腐蚀，盗贼会入门偷窃；为自己在天堂积累财富，天堂蛾子和铁锈不来腐蚀，盗贼不入门偷窃。”
[13]希腊神话中，丢卡利翁和妻子皮拉逃过宙斯惩罚人类时降下的洪水，他们依照神示，将母亲大地的石头扔向背后，化作男男女女，重新创造出人类。
[14]拉丁文，大意为自此人成为坚强的物种，历尽艰辛，为我们证明我们的来历。
[15]沃尔特·罗利爵士（Sir Walter Raleigh，约1552—1618），英国探险家、政治家和作家，早期美洲的殖民者，著有《世界史》，写过散文和诗歌。引文出自他的《世界史》。
[16]威廉·威尔伯福斯（Wiliam Wilberforce，1759—1833），英国下院议员、政治家、慈善家，因倡导废除奴隶制而闻名，1823年帮助创建反奴隶制协会。
[17]约翰·伊夫林（John Evelyn，1620—1706），英国乡绅和著作家、皇家学会创始人之一，写有美术、林学、宗教等方面的著作30余部，有著名的日记传世。
[18]希波克拉底（Hippocrates，约公元前460—前377），古希腊医生，被尊为“医学之父”，生平不详。
[19]引自印度教主要经典《往世书》中的《毗湿奴往世书》，《往世书》成书于公元前1世纪至10世纪，是古代印度神话的汇集，现存18部。
[20]南美洲最南端的群岛，隔麦哲伦海峡与南美大陆相望，1520年由葡萄牙航海家麦哲伦发现并命名，西班牙语Tierra del Fuego意为“火之地”。
[21]17世纪初荷兰人在航海探险中登陆澳大利亚，称该地为新荷兰，新荷兰人指澳洲土著。
[22]尤斯图斯·冯·李比希（Justus von Liebig，1803—1873），德国化学家，对早期有机化学的系统分类、化学应用于生物学以及化学教育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23]《圣经》中所说古代以色列人经过荒野时所得的天赐食物。在《新约》中耶稣称自己为“来自天上的真粮”。
[24]指封建王朝时代的中国。
[25]美国马萨诸塞州东北部港市，曾是新英格兰重要的海运和造船业中心，在梭罗的时代这里是与中国进行贸易的主要港口之一。
[26]拉彼鲁兹（La Pérouse，1741—1788），法国航海家，曾在太平洋进行广泛的航海探险旅行，1788年3月10日离开澳大利亚东部的植物学湾后失踪。著有《拉彼鲁兹世界环游记》。
[27]汉诺（Hanno，活动时期约为公元前5世纪），迦太基贵族，曾率船队到非洲西海岸进行探险和殖民活动，著有《汉诺周航记》。
[28]菲菲夫人（Ida Laura Pfeiffer，1797—1858），奥地利旅行家，游记作家，早期的女探险家之一，著有《女士环球旅行记》，她的作品已被译成多国语言。
[29]指每年在皮下又长出一层的植物。
[30]希腊神话中的三个女神，掌管人的生命：克罗托纺生命之线，拉刻西斯使生命之线穿过各种命运，阿特洛波斯剪断生命之线。
[31]希腊神话中的美丽和欢乐女神，是女性优美的化身，最初被尊为丰饶女神，形象是简单的石柱或石浮雕，后演化为美丽的裸体少女，多见于艺术作品中。
[32]英国国王亨利八世1509年至1547年在位，伊丽莎白女王1558年至1603年在位。
[33]皇帝或国王等王室成员穿紫袍，以示显贵。
[34]塞缪尔·莱恩（Samuel Laing，1780—1868），苏格兰旅行家，曾到北欧旅行。
[35]居住在北欧挪威、瑞典、芬兰三国北部和俄罗斯的科拉半岛北极圈内的人。
[36]梭罗用这些词比喻人的住所，有深意，如他曾在日记中表示：文明人有造屋而居的习惯，但他的房屋是一座监狱，他会感到在那里受压抑和限制，而不是得到保护。
[37]佩诺布斯科特印第安人（Penobscot Indians）操阿尔冈昆语，曾住在美国缅因州北部，以渔猎和采集为生，他们常到康科德做买卖。
[38]丹尼尔·古金（Daniel Gookin，1612？—1687）在爱尔兰和英国度过少年时代后，迁往美国，先后在弗吉尼亚和马萨诸塞居住，他担任印第安人的监管期间，对印第安人友善、人道，写过有关美洲印第安人的书。
[39]英国物理学家本杰明·汤普森爵士（Sir Benjamin Thompson，1753—1814）发明的一种壁炉，可防止烟气倒流进入房间。汤普森爵士有多项发明，曾协助创立了伦敦的英国皇家协会。
[40]见《圣经·以西结书》第18章3—4节。
[41]英文shoe-strings是“鞋带”，在梭罗的时代，鞋带多是皮制的；a shoe-string又可指“小额资本”。
[42]乔治·查普曼（George Chapman，1559？—1634），英国诗人、戏剧家、翻译家，著有《和平之泪》《向东方去！》等；所译荷马史诗曾长期被认为是标准的英文译本。
[43]莫摩斯（Momus），希腊神话中的嘲讽和非难指责之神。
[44]密涅瓦（Minerva），罗马神话中的智慧、艺术和手艺之神。
[45]奥罗拉（Aurora）是罗马神话中的曙光女神，在诗歌中，诗人常用奥罗拉指曙光。
[46]门农（Memnon）是希腊神话中特洛伊战争的英雄，希腊人把底比斯附近埃及法老的巨石雕像称为门农，石像每天日出时发出竖琴的乐声。门农迎接日出的形象常见于诗歌中。
[47]传说中的亚述末代国王，以生活奢侈而闻名，喜欢仿效女人的衣着、声音和姿态。
[48]代指美国人。
[49]爱德华·约翰逊（Edward Johnson，1598—1672），美国早期历史学家，他于1654年出版《天国救世主在新英格兰神奇的天意》，即梭罗这里提到的《神奇的天意》，被认为是最早印刷出版的关于新英格兰历史的书。
[50]荷兰人1613年在北美建立的殖民地，1664年英国人占领并统治后，该殖民地以英国约克公爵的名字重新命名为New York（新约克），沿用至今，即今美国东部纽约州一带地区。
[51]菲奇堡铁路公司（Fitchburg Railroad）是美国早期的一家铁路公司，曾修建穿越马萨诸塞州北部的铁路线。
[52]希腊神话传说，当俄底修斯和狄俄墨得斯得知，只要雅典娜的神像留在特洛伊城里，城池就无法攻破时，他们将雅典娜神像从特洛伊城偷走。
[53]他们是梭罗的朋友，包括散文家爱默生（Emerson，1803—1822）、哲学家阿尔科特（Alcott，1799—1888）、诗人钱宁（Channing，1818—1901），以及康科德的农夫霍斯默（Hosmer）及家人。
[54]源出寒鸦向孔雀借羽毛的寓言，“借来的羽毛”可指借来的华美的外衣，或不属于自己的荣耀。
[55]哈佛大学的前身，在马萨诸塞州东部的剑桥。
[56]亚当·斯密（Adam Smith，1723—1790），苏格兰经济学家和哲学家，著有《国富论》；大卫·李嘉图（David Ricardo，1772—1823），英国经济学家，著有《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让·巴蒂斯特·萨伊（Jean-Baptiste Say，1767—1832），法国经济学家，著有《政治经济论》。
[57]英国一匹著名的赛马，传说是世界上跑得最快的马。
[58]成垛木材的体积单位，约128立方英尺，名称来源于旧时捆绑柴薪用的绳子的英文词cord。
[59]英美制容量单位（计量干散颗粒用），英制1蒲式耳合36.37升，美制1蒲式耳合35.24升。
[60]亚瑟·杨（Arthur Young，1741-1820），英国作家，擅长写农业、政治、经济题材，著有《农民历书》《农业编年史》《法国游记》等。
[61]杆为英国旧长度单位，约5米；也可表示一平方杆，合25.29平方米。
[62]《薄伽梵歌》（Bhagavad Gita）是印度教最伟大的经典之一，源于史诗《摩阿婆罗多》第六篇《毗湿摩》，印度教哲学思想的发展常以注释《薄伽梵歌》的形式出现。
[63]古希腊的一个山区，那里的居民过着田园牧歌式的生活，古希腊和古罗马的田园诗和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学作品将这个地区描绘为乐园。
[64]古埃及帝国全盛时期的都城，坐落在尼罗河的两岸，有100座城门。
[65]维特鲁威（Vitruvius Polio），古罗马建筑师、工程师，所著《建筑十书》在文艺复兴时期、巴洛克及新古典主义时期成为古典建筑的经典。
[66]旧时人们将做好的玉米饼置于锄头上，放入火中烘烤，因此而得名。
[67]加图（公元前234—前149），古罗马政治家、演说家，也是第一位重要的拉丁散文作家，著有《农书》，以及今已大部失传的《史源》。这里梭罗是引述加图《农书》中的话。
[68]参见《圣经·新约》中《约翰》第五章第8节“拿你的褥子，走吧”。
[69]引自莎士比亚的悲剧《裘力斯·恺撒》第三幕第二场中安东尼在恺撒葬礼上对市民的讲话。
[70]威廉·巴特拉姆（William Bartram，1739—1823），美国博物学家和旅行家，喜爱探险旅行，著有《游记》。
[71]希腊神话中的英雄、国王，阿波罗因杀死独目巨人而赎罪时，曾为阿德墨托斯放牧羊群。
[72]罗宾·古德费洛（Robin Goodfellow），英格兰民间故事中的顽皮小妖，居住在乡间，喜欢与人开玩笑。在莎士比亚的喜剧《仲夏夜之梦》中以帕克的名字出现。
[73]希腊神话中太阳神赫利俄斯的儿子，他曾驾驶狂奔的马车，载着炽热的太阳四处肆虐，给大地带来灾难，最后被宙斯用雷电劈死。
[74]罗马神话中的天神，主宰一切，相当于希腊神话中的宙斯。
[75]约翰·霍华德（John Howard，1726—1790），英国慈善家，监狱管理和公共卫生等领域的改革家。他曾在欧洲广泛旅行，巡视当地监狱，提出监狱改革的议案。
[76]弗朗西斯·培根（Francis Bacon，1561—1626），英国政治家和哲学家，曾任律师、大法官、检察长、议长等职，著有《新工具》《大不列颠史》和《论说文集》等。
[77]奥利弗·克伦威尔（Oliver Cromwell，1599—1658），英国将军、政治家，清教徒，作为护国公，曾短期统治英格兰、苏格兰和爱尔兰。
[78]约翰·弥尔顿（John Milton，1608—1674），英国最著名的诗人之一，传世作品有诗歌《失乐园》《复乐园》等。
[79]威廉·佩恩（William Penn，1644—1718），英国基督教贵格会教徒，改革家，宗教信仰自由的倡导者，他是北美宾夕法尼亚殖民地的领主，曾帮助建立了费城。
[80]伊丽莎白·弗赖（Elizabeth Fry，1780—1845），英国基督教公谊会的慈善家，曾到欧洲广泛旅行，是欧洲监狱改革运动的主要倡导人之一。
[81]生活在南美洲东南部巴塔哥尼亚高原上的民族，巴塔哥尼亚高原位于阿根廷南部，面积约67.3万平方公里，是美洲最大的荒漠。
[82]伊朗中南部的历史名城，有园林、圣殿和清真寺，是古代波斯的文化中心。
[83]萨迪（Sadi，1213—1291），波斯诗人，传世名作有哲理性叙事诗《果园》和用韵文写成的《蔷薇园》，对后世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蔷薇园》主要由散文构成，含短诗、警句和格言。
[84]哈里发原意“继承人”，是穆罕默德的继承者，后成为伊斯兰国家政教合一的统治者的名称，1924年被废除。
[85]希腊神话中的女妖，任何人见到她的头都会化为顽石。
[86]赫拉克勒斯、阿喀琉斯、忒修斯都是希腊神话中的英雄。
[87]托马斯·卡鲁（Thomas Carew，1594/5—1640），英国骑士派诗人，著有诗歌作品《狂喜》《诗集》等，本节选自他的假面剧《不列颠的天空》，梭罗加了标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