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抗命

一、黄金年代

张嘉璈加入中国银行上海分行时，任分行经理的上司宋汉章是浙江余姚人，另一个任营业部主任的胡稑芗也是余姚人。余姚一隅，地处宁绍中央，乃大儒王阳明、黄宗羲出生地，经世学风所及，再加上近世商风渲染，赴上海经商者，所在多有，宋、胡即其中佼佼者。

宋汉章“静穆寡言”，张嘉璈很少有与之交流的机会，但他与胡稑芗却处得很好。胡曾任上海钱庄经理，于钱业历史、各庄号内容，及其营业手续，颇为熟习，张嘉璈公务之暇与之谈论市面情况，增加知识不少，两人可称莫逆。胡稑芗后来升任中行上海分行副经理，可惜英年早逝。1920年6月，在北京担任中国银行副总裁的张嘉璈乘宁绍轮从沪至甬，在中行宁波分行陈南琴的陪同下，乘车赴余姚，展谒胡君之墓，谒毕又匆匆回沪，足见同人情谊。时有媒体评述道：“胡君系张君契交，张君此次不远千里端为谒墓而来，亦可见情深生死矣。”[20]

宋汉章也有许多让他钦佩之处：低调、内敛、节俭、肯负责。最让他服气的，是宋汉章为人硬气，不徇私，对于那些以政治压力或个人情面商借款项的，宋一概予以拒绝。

汤睿任中国银行总裁实不到一年。1914年7月，汤睿辞职，萨福懋继任。财政总长周自齐呈请政府，将中国银行改由财政部直辖。

这一改动，将国家财政与金融系统混而为一，把中国银行视同财政部附属机关，使之丧失了本应具备的超然独立的中央银行地位，张嘉璈颇感不怿。但一个26岁的年轻人，入行未久，资历尚浅，根本无法予以纠正。

他也很不适应银行界那种冰冷、疏懒的老爷习气。中国银行系户部银行、大清银行转型而来，初期在人事上沿袭清末官督商办的作风，高层行员不乏官宦背景，会计、主簿、司库等技术人员则大量来自票号、盐行及各省督抚的幕府。各地各行的营业处，铜柱环绕，冷冷冰冰，门警森严，有如官厅。而经理、襄理们的主要工作，也都是周旋于官场，或对付需索，或一起闷声发财，从不会考虑升斗小民的利益。

他努力使之有所改观：

我毕业于庆应大学银行理财专科，于欧美、日本金融组织、银行原理，虽极了解，惟求明了实际银行业务，尝于分内职务处理完毕之后，辄检阅前大清银行所存旧档，及过去两年间上海分行与总行及联行往来函牍。复向各部主管人员详询处理职务经验，记入手册，以与所知欧美日本银行一般实施相比较，借资改进。行方原有之优良风尚，如崇尚节约，慎重开支，公私分明，操守谨饬，负责守时，非将当日应办公事办毕，不得离行等，我除以身作则，力予助长，表率同人外，而于采用西式簿记，注意对顾客服务，加强人事管理，擢用才俊之士等，凡足以促进行务日趋现代化之措施，靡不竭力推动，使其实现。[21]

当时中国银行资本微薄，上海分行资产仅有汉口路行屋一座及苏州河堆栈一所，银行信誉尚未确立，吸引存款一时不易。张嘉璈与宋汉章详加考虑后，认为推广营业，应从买卖银圆入手。因为上海的外国银行及钱庄只对银圆存款付给利息，中行正可利用银圆存款付息办法，吸收存款。由于上海分行钞票发行逐渐增加，提供准备之银圆亦随之增加，再加上当年2月政府公布国币条例，中国、交通两行受造币总厂委托，收回旧币，铸造新币，上海分行一面有大宗银币来源，供给市面，一面可向市面吸收过剩银圆，补充发行准备。上海分行地位因之提高，对市面洋厘涨落可随时予以调节，也促进了其他行务的发展。

此时正当20世纪第二个十年中期，欧战方盛，列强无暇东顾，中国本土的实业和金融业得着这一休养生息之机，竟也蓬勃生长开了。肇始于甲午战败的中国的自由资本主义，至此迎来了一个长达十余年的“黄金时代”。如果说此前中国的金融中心在北京，那么自此以后，作为财富荟萃之区的上海已取而代之。银行家们如过江之鲫会集上海，他们的遇合故事，创造着上海的财富神话。

至1915年，在上海租界区区一隅之地开设的中国公私银行（含总行或分支机构）计有中国银行、交通银行、中国通商银行、中华商业储蓄银行、新华储蓄银行、四明银行、聚兴诚银行、盐业银行，以及各省银行十余家。这实有赖世风渐移，民主政治、国家主义、工业化三大潮流日趋蓬勃，同时学习财政金融的海归学生越来越多，而在一般新企业中，也都认为兴办银行风险最小，下野政客和退休官员也急着把手中积蓄转向新的投资途径。

但新式商业银行这个婴儿甫一落地，就落入了两种劲敌的包围之中。这两支劲敌，一为洋商银行，一为传统钱庄。其时，租界内的外商银行，计有美国的花旗、菲律宾、汇兴，英国的汇丰、麦加利、有利，法国的东方汇理、中法实业，日本的正金、台湾、朝鲜、三井、三菱、住友，德国的德华，荷兰的荷兰、安达，俄国的道胜，比利时的华比等19家。而开中国近代金融之先河的钱庄业，也自根深蒂固，已由1912年的28家，发展到1915年初的49家，其中的永丰、福康、顺康等老庄号，更是具有相当实力。在这两支劲敌的包围、侵蚀下，要办好中国自己的新式银行，良非易易。新一代的银行家们都在寻求同道，嘤其鸣矣，求其友声，他们要把一整个精英人群的力量聚合到一起，发出自己的声音。张嘉璈日后回忆，他与李铭、陈光甫、钱新之等江浙银行家年轻一代中的翘楚结成莫逆之交，就在1915年前后，他在上海初入金融界之时。

每年新正，上海金融界例有春宴，参加人物多有外商银行华人经理（通称买办），有各钱庄经理（俗称“档手”），也有沪上各新设银行的正副经理。1915年的春宴，张嘉璈是到上海后第一次参加，因系新进，对于与宴各人，非所熟稔，触眼都是陌生面孔，周旋其间，颇感孤寂。看到同席有一身材颀长的青年，神情也是落落寡合，一搭话，才知是新近从杭州来沪的浙江地方实业银行副经理李铭（字馥荪）。两人竟夕交谈，颇觉投缘，竟成终生同志。

李铭是绍兴人，绍兴人那种尚实、精细、不讲排场的脾性也深入了他的骨髓。李铭祖上三代经营钱庄，亦属殷实人家。晚清时，宁绍商帮执上海滩钱庄业牛耳垂数十年，李家的生意一度做得很大。19世纪末叶上海骤发的橡胶风潮，致使宁绍数十家钱庄遭受打击，李家也不例外，仅余股本二三万两。从那时起，李父就着意要把儿子培养成一个现代银行家。

李父把李铭送进当地有名的私塾念书，后来又入美国浸礼会中学。1905年，李铭东渡扶桑，进山口高等商业学校攻读银行学专业（日后银行界的中坚人物徐寄庼、陈朵如等都是他那时候的同学），毕业后，又入横滨正金银行实习。回国后，深得光复后浙江政坛的一号人物、军政府都督汤寿潜赏识，奉派接收官商合营的浙江银行。当时总经理一职由朱葆三担任，李铭担任总协理，但李铭不满于官股一股独大的地位和政府对行务屡屡插手干预，认为外商银行云集的上海滩才是银行家一展宏图的舞台，遂放弃杭州总行总协理席位，出任刚刚创设不久的浙江地方实业银行上海分行副经理一职。[22]

在热情、朝气、充满活力的李铭介绍下，张嘉璈还结识了浙江兴业银行董事长叶景葵（字揆初，号卷庵），及该行常务董事、第一大股东蒋鸿林（字抑卮）。“浙兴”的前身是浙路银行，四年前开办时，由全浙商办铁路公司认股50万元，另招个人股份50万元，不久前刚把总行从杭州迁来上海。

叶景葵和蒋鸿林是浙江余杭同乡。叶是光绪癸卯科进士，未曾留学国外，却“博览译书，富有欧美日本财经知识”，曾为东三省总督赵尔巽幕僚，担任过东北财政总局会办等要职，任大清银行监督时，还拔擢过宋汉章、吴鼎昌等人。值得一提的是，叶景葵还是个庋藏甚丰的藏书家，日后与好友张元济、陈陶遗等人合作，在上海长乐路创立了私立合众图书馆。蒋“家资丰饶，生性通敏，虽未尝领受新式银行教育，对于银行经营，善能迎接潮流”。叶、蒋二君，其时方四十出头，在一班新进的银行家眼里已算是老人，但在张嘉璈看来，他们都是“融贯新旧、富有学识之人物”。

这个社交圈滚雪球一样扩大了。1915年3月，经朋友杨廷栋介绍，张嘉璈结识了大他8岁的陈光甫（本名辉德，字光甫）。这位日后被称作“中国的摩根”的银行家，江苏镇江人氏，刚刚在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沃顿商学院获得经济学学士学位，不久前因与上司江苏都督张勋冲突，离开了官办的江苏银行——因为这个颟顸的都督大人竟然向银行索要所有存户姓名及资料。他们刚认识时，陈光甫正在他岳父景维行——一个做茶业生意的广东商人——和镇江帮钱庄主们支持下，为创办一家纯私人的商业银行做准备。日后，谁也不会想到，陈光甫在宁波路9号的石库门房子里开出的被称作“小小银行”的上海商业储蓄银行，竟会与浙江兴业银行、浙江地方实业银行鼎足而三，成为“南三行”的翘楚。

同年8月，与老资格的同盟会员、耶鲁大学博士王正廷合作经营一家转运公司的浙江吴兴人钱永铭（字新之），也经人介绍加入了进来。他是天津北洋大学毕业的，官费留日，学的是财经和银行学。再后来加入的，是刚刚取得英国伯明翰大学理学学士和维多利亚大学商科学士学位的徐新六。此人是著名学者徐珂之子，刚回国不久，在北京参加高等文官考试，以第一名被录取，分发到财政部公债司任佥事。日后，他将担任叶景葵的助手，出任兴业银行总经理，并以“学者银行家”之名为世人所知。

到年底，张嘉璈按捺不住兴奋地说：“一年之中，得结识如许金融界新人物，私衷极感兴奋。”与陈光甫的相识经过，张嘉璈自述“彼此倾倒”:陈君光甫，宣统元年留美毕业返国，任职江苏财政清理处。辛亥革命时，江苏都督程德全委任为江苏省银行监督，后称总经理。民国三年，因抗拒江苏都督张勋指令江苏省银行查报存户姓名，辞职。经由杨君廷栋之介绍，得识陈君。接谈之后，彼此倾倒。时陈君组织一转运公司，极愿推动中国、交通两银行发展铁路押汇业务，因特向北京总行推介，于五月中旬，发表其为中行顾问。[23]

1915年6月，陈光甫以十万元资本创办上海商业储蓄银行，张嘉璈和李铭等一众朋友，都着力协助这家“小小银行”开业。上海商业储蓄银行第二次增资时，张嘉璈征得宋汉章同意，由中行上海分行在这家新开办的银行开设同业往来户头，“堆花”五万元，这笔款项日久未动，以示同业支援。日后，两行成为关系密切的“友行”,“咸以服务社会，发展国民经济为职志，在银行界居领导地位”。陈光甫的上海商业储蓄银行、叶景葵的浙江兴业银行、李铭的浙江地方实业银行（上海分行），保持着同进共退的默契步调，世人皆以“南三行”目之，其实力，足与金城、盐业、大陆、中南“北四行”相颉颃。

官股与商股之争，一直是这班新进银行家最为纠结之事，从有新式银行起，他们就无可避免地落入到了权力与市场的夹缝中。即以李铭供职的浙江地方实业银行而言，官股一直希望将该银行改造为省级地方银行，而商股则一心追求利润最大化，力图将该银行发展为商业银行，两股绳总拧不到一起去。日后，在李铭参与努力下，官商股双方终于达成分股协议，将浙江地方实业银行拆解，分别成立官办的浙江地方银行和商办的浙江实业银行，李铭出任浙江实业银行总经理。中国银行虽有中央银行之实，但自从周自齐将之收归财政部直辖后，也时时遭受政治压力，好在李士伟上台任总裁后，为推行纸币，统一各省发行，政府权衡之下，终于把中行与财政部解绑了。

这些上海新式银行家，大多都有留学背景，张嘉璈、李铭、钱新之留日，陈光甫留美，徐新六留欧。蒋抑卮与叶景葵虽没留过学，也是服膺西方知识和新技术的新旧贯通之士。他们在金融财政方面有着几乎相同的知识背景，又都致力于使银行摆脱国家资本，实行商业化，相同的志趣使得他们经常聚在一起。一个松散的银行家午餐会应运而生，开始不过是吃饭、喝酒，也借以探讨时局，交换金融信息，到后来，午餐会成了沪上银行家们的一个常例，时间固定安排在星期五中午，地点也基本固定在宁波路陈光甫的上海商业储蓄银行的那几间石库门房子里。

开始参加的正副经理多来自中国、交通、浙江兴业、浙江地方实业、上海商业储蓄、新华储蓄及盐业等七家，此外如中国通商、四明、中华商业储蓄、江苏省银行等，虽未尝参加聚餐会，无形中受新思潮之浸润，每遇同业共同问题，也常能采取一致步骤，合作解决。此几家银行凭借各自财力，彼此为对方开立同业往来户头，遂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一损俱损、一荣皆荣的金融托拉斯，张嘉璈、陈光甫、李铭、钱新之四人更是成为年轻一代江浙银行家之翘楚。日后的上海银行公会，正是由“星五聚餐会”发展延续而成。有过报人生涯经历、有着办报癖好的张嘉璈还准备编辑发行一份《银行周报》，本已筹备停当，不想第二年发生停兑风潮，只得延期。

这些新式银行家，他们的梦想和野心，是本着现代意识、进取精神和民族主义热情，服务社会、辅助工商，建立外部化的、不依赖于政府的独立的金融市场，并建立进行金融交易、执行金融契约必不可少的制度基础，最终推动商业现代化，乃至整个近代中国的社会转型。这是这一代银行家的魂魄所寄，也是他们的担当。

在上海金融界声名卓著的徐寄庼，曾评介午餐会时期的上海银行家们，开创了一个“精神结合时代”。[24]正因为有着形神归一的结合，在联手抗拒北洋政府的“停兑令”时，上海的银行家们才能够同进共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