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25万行代码：一个时代的终结，一个时代的开始
在20世纪的最后几十年里，一群才华横溢又离经叛道的人点燃了一场创新大爆炸。这场爆炸后来被人们称为“数字革命”。
这些革命者，有的是工程师，有的是创业者，有的是风险投资人。15年来，我一直在记录这群人努力发明新技术的过程。这些新技术改变了人类的行为、文化，以及对自我的认知。这群人的“栖息地”不在别处，就在硅谷。
虽然我穿行于他们之间，但我尽可能不去打扰他们，如此，我得以用影像记录下他们的日常生活。这些人创造出了许多强大的新工具，而这些新工具释放了人们与生俱来的创造力，并开启了一轮规模空前的经济增长。
我和其他人一样，也惊讶于我的摄影生涯竟将我引到了硅谷。一开始我是在纽约拍摄街头生活，后来进入旧金山的艺术学校进行深造，毕业后成为职业摄影记者。到了20世纪80年代中期，我已经准备好做点儿从未做过的事情。当时，我所拍摄的都是悲惨故事，比如艾滋病危机、流离失所的人、奥克兰禁毒战争、摧毁家园的洪水、森林火灾和地震等，我的内心因此十分煎熬。在这些苦难面前，我深受折磨。1985年春天，我首次踏上非洲大地，拍摄由内战和干旱所引发的饥荒。那惨绝人寰的灾难超出了我的认知。作为一个经验丰富的新闻摄影记者，我第一次对我的工作产生了质疑。我开始寻找一个能令人对未来更加乐观的拍摄主题。当然，不公与悲伤无处不在。不过，如果我能找到一种能以具体的方式为这个世界带来希望和意义的事物，那么我认为，我也能在为其摄影的过程中找到自己的人生意义。就在此时，史蒂夫·乔布斯出现了。
在名誉与权势达到巅峰的时刻，乔布斯被迫离开了他参与创办的苹果公司，我至今犹记得我听说这件事情时的情景。当时，决心东山再起的他创办了一家名为NeXT的新公司，旨在研发出能改变教育行业的超级计算机。他计划打造出计算能力堪比大型机，但价格便宜、约30厘米见方的学生电脑。这令我兴趣盎然，因为我多次在杂志拍摄任务中体会到教育的重要性，尤其是在解决许多社会问题时，教育能起到决定性和根本性的作用。这或许就是我苦苦寻觅的拍摄主题。当时，乔布斯已经用Apple II型计算机和麦金塔计算机改变了世界，而我相信他会再一次改变世界。我决定孤注一掷。
通过一个朋友，我联系上了乔布斯。很快，我便得到机会，向NeXT的联合创始人兼创意总监苏珊·卡蕾（Susan Kare）提出我的想法。我问她是否可以允许我在接下来的几年里自由地跟拍乔布斯及其团队，记录他们的一举一动，包括NeXT计算机的设计、制造和销售的全过程。我希望能在这段时间里理解乔布斯的创新过程。卡蕾说，我提出这个想法的时机简直再完美不过了，因为乔布斯正想做类似的事情。乔布斯坚信，改变历史的机遇已掌握在他们手中。于是，我们约定了见面的时间。
与此同时，我向《生活》杂志的图片编辑彼得·豪（Peter Howe）提出拍摄乔布斯的建议，因为乔布斯代表了涌入硅谷的新一代理想主义者。通过拍摄他，我可以了解他是如何创造出颠覆性的产品的。同时，我也希望从中发掘出更宏大的硅谷故事。彼得·豪同意让我进行这种少见的开放式拍摄。于是，万事俱备，只欠说服乔布斯了。
1985年秋天，我驱车南下，到帕洛阿尔托（Palo Alto）与乔布斯及其团队见面。我将车停在他们靠近斯坦福大学的一栋不起眼的办公楼前。在皮克斯动画工作室（Pixar）、iMac、iPod、iPhone和iPad出现之前，以及他在美国商业史上的辉煌复出之前，乔布斯经历了一段挣扎期，而没有人预料到这个时期竟然持续了十几年。随后，他又饱尝失望与挫败，在黑暗的荒野上走过了漫长的旅程。多年以后，NeXT的灰烬中萌发出新芽，新的苹果公司涅槃而生，乔布斯也因此在历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在1985年的秋天，我尚不知道未来会发生什么，但我决心记录下正在发生的一切。
当我踏进那栋办公楼时，卡蕾与NeXT的销售和市场部副总裁丹尼尔·勒维（Dan’l Lewin）正下楼来迎接我。卡蕾告诉我，他们已经同乔布斯讨论过了，乔布斯非常喜欢我的点子。在我拍摄的过程中，不会有人来监督我，我可以拍摄我想拍摄的任何场景。听到这个好消息，我几乎怔住了。正当我回味和消化着这个好消息时，乔布斯从楼梯上走了下来，笑容满面地向我走来。我们就这个项目讨论了几分钟，接着，他握着我的手说：“好的！太棒了！”然后，他便继续往大厅走去。于是，我就这么“上船”了。我当即举起我的相机，开始了工作。
20世纪60年代的反主流文化运动，以及持续多年的经济增长，塑造了乔布斯这一代人。在这段独特的历史时期中，这群离经叛道的人极具破坏性。当时，太空竞赛时代的先锋工程师们早已盘踞在硅谷。这些新人来到硅谷，与老工程师狭路相逢、针锋相对。老一辈技术人员的世界观形成于接连不断的世界性危机，从第二次世界大战和朝鲜战争，到冷战和核武器的出现，再到人造地球卫星的成功发射，以及由此打响的太空探索之战。他们就职的公司，大多都为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NASA）和美国国防部开发系统与产品。他们上班时西装革履，留着寸头，遵守着军队化的纪律。
这些初来乍到的小子则留着长发、趿着凉鞋、穿着牛仔裤，一腔热血地想要驾驭科技的力量，让普通人用上计算机。乔布斯为新公司制定了愿景，即为学生和教育工作者开发简单易用的计算机，让他们能够更快、更好地进行计算、创造和表达自己的想法。
我在NeXT度过了紧张又刺激的3年。3年后，也即1988年10月，在NeXT计算机即将发布之际，我迎来了一个苦乐参半的结果——乔布斯和他的公关团队决定终止《生活》杂志的计划，只因他认为《生活》杂志不再“炫酷”。他们并不担心没有媒体报道NeXT计算机的发布会，因为80多家杂志的邀请函如雪花般飞来，争相想在封面上刊登发布会的盛况。对我来说，要放弃过去3年的努力是很难的，但乔布斯让我得以一窥更宏大的图景，并劝我说，终有一天这些照片一定会出版。在乔布斯的不断鼓励下，我决定扩大这个项目的规模，尽可能地覆盖整个硅谷。
鉴于乔布斯对我的信任，并允许我自由出入他的公司，硅谷的其他顶尖创新者也愿意以同样的方式对待我，比如Adobe系统公司的创始人约翰·沃诺克（John Warnock）和查克·格施克（Chuck Geschke）、乔布斯在苹果公司的主要对手约翰·斯卡利、凯鹏华盈的风险投资家约翰·杜尔（John Doerr）、微软公司的比尔·盖茨（Bill Gates）、欧特克公司的卡罗尔·巴茨（Carol Bartz）、太阳计算机系统公司的比尔·乔伊（Bill Joy）、英特尔公司的戈登·摩尔（Gordon Moore）和安迪·格鲁夫（Andy Grove）、网景通信公司的马克·安德森（Marc Andreessen）、NetObjects公司的萨米尔·阿罗拉（Samir Arora）等七十多位杰出的创新者及其公司。
我的拍摄对象包括许多硬件公司，其制造的产品多种多样，从个人电脑、工作站、大型机、克雷超级计算机和笔式输入的掌上电脑，到虚拟现实眼镜和游戏机。我还拍摄了芯片生产商、通信和网络公司以及软件公司，其产品用途五花八门，包括桌面排版、商业应用、游戏、娱乐、安全、交通、医疗与教育。此外，我的拍摄对象也包括很多互联网初创企业，甚至一些生物技术公司。一些公司在听说了我的项目后主动找上我；还有一些公司是我主动联系的，通常是在内部知情人士向我透露了有关某个特别项目的消息之后。在这些年里，我也总是接到杂志和商业客户的定期拍摄任务，有时这些任务与我的拍摄计划会有所重叠。
在拍摄的时候，我有两方面的考虑。其一，我想拍摄这些公司内部人员每日工作和生活的场景，捕捉员工之间的互动瞬间，探寻他们的行为模式与情感变化，但又想避开其公关团队的干涉和监督。我想了解科技对人类的影响，同时，我很好奇到底是什么促使一些人努力克服看似不可逾越的障碍，而另一些人却完全不愿承担任何风险。有些人愿意自己成立公司，而另一些人则更愿意为别人的公司打工。硅谷似乎吸引了许多愿意冒险的人。或许，我最感兴趣的乃是创新的本质，我想找出激发人们创造力的最佳方法。
其二，我也开始拍摄物体、文件和环境。我学过视觉人类学，从中我了解到，我拍摄的照片可以作为数据，供其他人用来解密这段历史，从而研究这种令我着迷的新文化是如何形成的。这种新文化拥有自己的语言、社会仪式和习俗，所有这些很快就会影响整个社会。
我尤为关注人们流露出来的紧张迹象。这种脆弱性与科技公司在公众心中的形象形成了鲜明对比。他们通常喜欢表现出自己具备极强的能力，这种形象经过强大的公关团队细细打磨，即使在遭遇巨大失败时也要硬撑着。
对于女性在硅谷中所扮演的角色，以及性别多样性（或者说性别多样性的缺乏）带来的影响，我也产生了兴趣。世界观不同的人写出的代码会不会不一样？而这对终端用户又意味着什么呢？
在这段时期里，不断加速的创新改变了工作的本质和公司的结构。随着越来越多的国家将重心放在新技术的开发与应用上，全球商业环境变得越来越重要。虽然在我启动这个拍摄项目之时，硅谷已经成为美国制造业的中心，但随着美国的经济重心从钢铁和汽车转向芯片与信息，变革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发生了；到我完成该项目之时，硅谷那些繁忙的工厂已经搬到其他国家。制造业不再是美国的经济重心，整个国家已经进入了信息经济时代。
“无畏的天才”指的是我所观察到的那些天资卓越之人（他们通常擅长数学和科学），或者拥有远见卓识的天才。除此之外，这些人还拥有一项罕见的能力，那就是不顾一切地大胆追求自己的梦想，将想法付诸实践，而不管结果是好是坏，为此，他们敢于押上所有赌注——健康、理智、家庭、事业。一个人要想发明新技术，所付出的代价是巨大的，而这往往无法为外界所理解。在硅谷，你会看到不少失败的婚姻，还可以看到母亲们在实验室里带孩子，还有失去心智的工程师……我认识的一个年轻程序员就选择了自杀。一些人因诈骗而被关进了监狱。有人损失了几百万美元，也有人一夜进账几十亿美元。在硅谷，失败和成功一样，都是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只是后者更常与硅谷联系在一起。
每过一段时间，就有一些工程师或团队取得突破，我也因此见证了他们欣喜若狂或志得意满的时刻。然而，在喜悦的背后，更多的是辛苦与挫败。由于我经常被卷入他们所经历的情绪“过山车”里，因此，我很自然地会为他们取得的进展而激动，也会为他们的失败而沮丧。作为一个摄影记者，过去我希望自己扮演一个客观的旁观者角色，但此时，这个角色悄然隐去，我开始接受一种更主观、更具诠释性的方法。我虽然仍与他们保持着距离，却无法再完全保持中立，因为我已经成为他们中的一员。我希望他们能取得成功，创造出所有人都能使用并从中受益的机器。
随着个人电脑行业的迅猛发展，互联网腾空而起。1995年，网景通信公司成功实现首次公开募股，这标志着一个突飞猛进的疯狂新时期的到来。人们将这个时期称为“互联网时代”。在这个时代面前，20世纪80年代的狂热与激烈也相形见绌。我认识的人要么打算创办新的网络公司，要么准备跳槽到网络公司。令人伤感的是，我拍摄过的那些理想主义者，那些会说“我想为非洲的孩子制造计算机”的工程师，很快就变成了一心只想着完成上市的淘金者，而这波淘金热注定是无法持续下去的。在我刚开始拍摄时，乔布斯曾向我描述他的“崇高事业”，令我觉得十分有趣、刺激和鼓舞人心。然而，在这波淘金热席卷硅谷之际，这种“崇高事业”渐渐无处可寻。
2000年，互联网泡沫破裂，这标志着一个时代的终结，而我也决定为我的拍摄项目画上一个句号。我收拾行囊，将25万张底片悉心保存，以备后用。我需要休息一下，暂时与科技说“再见”。
2004年，斯坦福大学图书馆购买了我的摄影作品，旨在为历史学家和其他学者保存并提供这些资料。他们强有力的支持再次启发了我，并最终促成了这本书的诞生。
在那个重要的时代，我虽然见证了硅谷的发展与变迁，但我的旅程是率真与质朴的，并不能为硅谷下一个定义，这是毫无疑问的。不过，这段旅程赐予了我一个新的目标。与大多数摄影记者一样，我相信照片具有一种神奇的力量，能够改变人们关于周遭世界的既有观点，甚至有可能推动社会变革。我在硅谷拍摄的照片呈现了那些人改变世界的历程，并记录了他们的生活点滴。这就是我的使命。在我看来，这些照片是有意义的。对于那些慷慨应允我为其拍照的人，我感激不尽。谨以此书献给他们，以表达我对他们那无以伦比的荣耀的敬意。
我的拍摄对象也肩负着自己的使命。他们知道自己能挣大钱，但那并不是他们的首要目标。他们想要创造出能够改变一切的炫酷玩意儿，他们中的许多人致力于改善人类的生活。使命很重要，为什么？因为对大多数人来说，金钱无法提供足够的动力，让他们在艰难时刻依然义无反顾地勇往直前。使命则关乎一生能成就何事，以及为实现梦想甘愿付出的代价。这是一种强大的精神，一种无法用商业计划书来量化的创造力，而这种创造力或许正是获取突破性技术所必需的。
对久经沙场的商人来说，我对那个时代的忠实信徒，以及他们为获得新技术而进行的无私奋斗的描述听起来可能过于简单，或者过于浪漫。然而，我亲眼看到，如果没有激情，如果缺乏那种想要实现目标的强烈欲望，那么，人们将一事无成。
《无畏的天才》一书能促使人们探讨与新技术开发有关的问题、新技术对我们生活的影响，以及我们目前面临的挑战。今天，美国急需科学、技术、工程和数学方面的人才。很多大学生对这些领域颇感兴趣，我们却无法将他们培养成优秀的人才。自2000年以来，美国还没有哪一项重要的科技创新能像个人电脑及其相关产业那样，在制造、营销和工程方面创造出数以百万计的就业岗位。电子商务和社交网络虽然也推动了社会变革，并创造了很多创业机会，但它们提供的传统岗位（附带福利和健康保险的全职工作）还不到5万个。
互联网泡沫破裂带来的一大负面影响是创新几乎停滞不前，因为投资人越来越喜欢低风险的短期项目。虽然硅谷现在正在经历新一波繁荣，新奇的想法层出不穷，但大多都是能够很快面世并投入使用的应用程序，因为投资人希望在短短18个月内就获得回报。那些进展缓慢但十分重要的技术进步（比如解决气候变化问题）需要投资人的耐心等待，而这样的“耐心”投资现在已无处可寻。不幸中的万幸，目前我们所处的这段看似平静的时期，或许只是25年一轮的技术潮流周期之间的正常波动。正如苹果公司联合创始人史蒂夫·沃兹尼亚克（Steve Wozniak）所言，能改变世界的产品并不是年年都会出现。25年前出现的技术目前才趋于成熟，通过提供兼具实用性与创造力的产品，它们过去许下的承诺正在一一变成现实。
如今，新一波激动人心的技术浪潮即将到来，基因组学、纳米技术、传感器、量子计算和3D打印等新技术正在迅猛发展。随着越来越多的人参与到数字革命的浪潮中，富有创意的点子将如繁星一般让我们目不暇接、大开眼界。我们必须准备好迎接这波浪潮，在它奔涌而来之际鼓满风帆、乘风破浪。
在周游世界的旅途中，我发现在世界上的每个角落都能看到硅谷的馈赠。每一天，我都会打开笔记本电脑，使用手机，或打开一些应用程序。倘若追根溯源，它们都能追溯到我在那个年代的某一天曾经走进的某个房间。硅谷一直是这个世界上最伟大的创新引擎。新理想主义正在硅谷这片沃土上生根发芽。例如，斯坦福大学的设计学院在世界上享有盛誉，该学院鼓励“双重底线”公司的发展，这种公司为发展中国家提供切实可行、价格便宜的技术解决方案，同时还能保证盈利。比尔·盖茨和梅琳达·盖茨（Melinda Gates）夫妇发起了一场充满正能量的慈善运动，他们邀请Facebook、谷歌等公司的人加入他们新成立的基金会，并吸纳那些在抗击疾病、解决贫困和教育问题等方面做出杰出贡献的人才。
我们可以从数字革命中吸取经验和教训，以帮助我们应对今天所面临的挑战。当今世界的建造者的故事能够激励下一代工程师和创业者继续前进，超越我们这个时代的局限与愿景，找到他们自己的“不可能的任务”，然后，使不可能成为可能，并将其变成现实。
在这番宏伟的事业与剧烈的翻腾之中，我发现他们拥有一种强烈的原始冲动，那就是发明工具。正是这股冲动，在过去几千年中推动着人类社会不断向前发展。我还看到，即使在现今的硅谷，一些无法控制的、狂野的东西依然存在，这些东西深藏在人类的本性之中。那些无畏的天才能够而且必将助推一场新的技术革命。当这场新革命抬眼远眺，望向那个连想象也很难企及的未来世界时，它或许便能够实现上一场技术革命所许下却没能真正实现的诺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