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版人前言
本书是一个人留下的笔记。这个人，我们依其多次自封的绰号称其“荒原狼”。他的笔记是否需加导论性前言姑且不论，我本人却想在荒原狼的手稿前寥记几笔，以写下我对他的回忆。我对他所知不多，特别是他的过往和来历，我一概不知。但这个人的品性给我留下深刻印象，无论如何我必须说，我对他心怀同情。
荒原狼是个年近五十的男人。几年前的一天，他来到我姑母家，说要找个带家具的住处。他租下了顶层阁楼和旁边的小卧室，并于几天后带着两口箱子和一只大书箱再来，在此住了十来个月。他生性喜静，孑然一身，要不是我们卧室毗邻，偶尔能在楼梯和走廊相遇，我们根本无从相识。与人交往，此人并不在行。就我的观察，他的孤僻无人能及。他的确如他时而自称的一样，是匹荒原狼：本性陌异，狂野，羞怯，甚至十分羞怯，来自一个较之普遍世界截然不同的世界。至于他因资质和命运究竟生活在多深的孤寂中，他又如何自知这种孤寂乃为他的命运，我是后来读他留下的笔记才有所了解。在此之前，我跟他通过几次偶遇和攀谈相识，我发现，尽管在我们的交往中，我对他的印象难免模糊片面，却和我在他笔记中获得的认知基本吻合。
荒原狼初次踏入家门，问我姑母租房的一刻，我恰巧在场。那是个正午，桌上还摆着餐盘，离我出发去店里还剩半小时。我无法忘记他当时在我眼中的奇异与矛盾。他拉了门铃后走进玻璃门，我姑母站在昏暗的过道问明他的来意。可是他，荒原狼，却警觉地昂起留着利落短发的头，用他神经质的鼻子四下嗅着，既没回答，也没道出姓名，而是说：“哦，这里真好闻。”说着，他露出微笑。我好心的姑母也跟着笑了。而我却觉得此人的问候未免荒谬，心生反感。
“是的。”他说，“我是来看您要出租的房子。”
我们三人上了楼梯，走向阁楼时，我才看清他的模样。他个头儿不高，却有着大高个儿的神态举止。他身穿一件时髦舒适的冬大衣，仪表得体却不修边幅，短发已有些花白，胡子刮得精光。起初我并不喜欢他的步态，疲惫拖沓，优柔寡断，和他棱角分明的侧脸以及说话时奔放的腔调极不相称。后来我才知道、注意到，他腿脚不好，这让他举步艰难。他面带固有的令人不适的微笑，打量着楼梯、墙壁、窗户以及楼梯间高大老旧的柜子。看上去，他似乎喜欢这一切，却又同时对这一切感到好笑。总之，此人给人的整体感觉是，他来自一个陌生世界，来自异地他乡，认为我们这里的一切很美，却也有些可笑。对于他，我只能说，他很客气，也算友善。他对房间、房租和早餐毫不迟疑地表示满意。但在他的周身，却洋溢着拘谨的、令人不快的、充满敌意的气息。他租下了阁楼和一间小卧室，认真而耐心地了解了关于暖气、用水、服务和房客管理条例等事宜，表示完全同意，并马上支付了定金。可同时，他又有些魂不守舍，似乎自觉行为古怪，进而玩世不恭，好似对他来说，租房子、与人用德语交谈十分稀罕，而他心里正琢磨着与此毫不相干的事。这就是我对他最初的印象，并不太好，倘若不是他在各种各样的细微之处纠正和补充了我最初的印象——比如他的脸，虽说有几分奇特，却从一开始就很打动我。那是张或许有些特殊，有些忧伤，却清醒、深思熟虑、充满智慧的脸。此外，博得我好感的还有他的态度：尽管他颇费周折才表现出礼貌友善，却丝毫不傲慢。他的态度，相反，近乎恳切，近乎动人。这一点，虽然我后来才明白为什么，却马上被他吸引。
不等参观完两个房间，谈完其他事项，我的午休时间就结束了。我该去店里了。我同他告辞，并请姑母继续招呼他。晚上下班回来后，我姑母说，这位陌生男子租下了房子，过几天就会搬来。只是，他请求姑母不要去警局登记他在此地的住处，因为他是病人，受不了在警局长时间排队，等候办理各种手续。我还清晰地记得我当时听说时有多么惊讶，我如何提醒姑母不要接受这一请求。这个人身上的陌异，在我看来恰巧与他唯恐引人怀疑，对警察有所畏惧吻合。我跟姑母说，不要答应这种奇怪的要求，尤其是我们跟他素昧平生，否则可能招惹麻烦。可话说至此我才知道，我姑母已经答应他了。这位陌生人已彻底迷住了姑母。当然，一旦成了姑母的房客，她总是对他们知情达理、友善亲切，确切地说，甚至像个老妈子或慈母。从前不乏租客利用她这一点。新房客刚搬来后的几周也不例外，我指摘他的毛病，姑母总是亲切地袒护他。
因为他拒绝去警局登记，我心存芥蒂，所以希望至少清楚，姑母对这位陌生人的来历和来意所知多少。她确实略知一二，尽管那天中午我出门后那人并未久留。他对姑母说，他想在我们这座城市住几个月，跑几家图书馆，参观一些古迹。原本短租并不合姑母的意，但他似乎以他特殊的言谈举止赢得了姑母的心，哪怕他的亮相颇为奇怪。总之，房子已然出租，我的反对为时已晚。
“他为什么说这里好闻？”我问。
姑母有时善解人意。她说：“这点我非常清楚。我们这里的气味儿闻起来就干净整洁，生活和睦规矩。他很喜欢。看上去，他似乎已经不习惯这些了，却又需要这一切。”
好吧，我想。我不反对。“但是，”我说，“要是他不习惯规矩和睦的生活，那往后的日子，他怎么过？要是他邋遢，弄得到处脏兮兮，晚上又醉醺醺地回来，你怎么办？”
“咱们拭目以待吧。”她边笑边说。我只好作罢。
事实上，我的担忧毫无道理。这位房客尽管过着没有规律、不太合理的日子，却既不烦扰人，也不妨害人，甚至至今我们还乐意念及他。在内心深处、灵魂深处，这个人对我们俩，我姑母和我，造成了极大的困扰。坦白说，很长时间我都无法摆脱他的影响。夜里我时而梦见他，并因为他，因为有这样一个人的存在而感到困惑不安，尽管他对我来说已堪称亲切。
两天后，车夫送来了这位陌生人的行李。一只漂亮的皮箱令我过目难忘。另外一只大箱子似乎早年远渡重洋，起码上面贴满了发黄的海外旅馆和运输公司的标签。
接着，他本人出现了。他叫哈里·哈勒。从这一刻起，我和这名奇特的男子开始了相识之旅。起初我并未刻意接近他，虽然第一眼见到哈勒我就对他很感兴趣，却在最初的几周没有主动跨出一步，与他接触，或同他攀谈。但我必须承认，我一直留意他，甚至趁他不在进了他的房间，完全出于好奇，偶尔从事了一次“间谍活动”。
我已就荒原狼的外貌做了一番描述。他整个人，甚至第一眼见他，就会给人留下深刻、少见、禀赋超群的印象。他的脸透着智慧，异常温柔活跃的表情折射出他是个不落俗套，内心激越又敏感细腻的人。和他交谈，他会在这种于他来说并不多见的情况下突破边限，走出他的世界，脱口说出他独有的、只属于他的话语。如此一来，我等之流即刻甘拜下风：他比旁人思考得更缜密，对精神事件的看法近乎冷漠，十分客观。他可靠的真知灼见，正是那些真正拥有智慧又不慕虚荣，不锋芒逼人或试图规劝他人，不固执己见的人才有的态度和见地。
我还记得他在此地最后一段日子的一次表态——不，不是表态，仅是一瞥。那时，有个享誉欧洲的历史哲学家、文化批评家要来礼堂做报告。我成功地说服了本来毫无兴趣的荒原狼和我一道前往。我们并排坐在礼堂里。当报告人登上讲台，开始致辞，当他衣冠楚楚、虚荣自负的亮相，让本以为他是位预言家的部分听众感到失望，当他开口奉承观众，并感谢众多观众的光临时，荒原狼短促地瞥向我。那是批判的一瞥——对报告人的致辞和他整个人格。哦！那是可怕而难忘的一瞥，含义足够写一本书！他的目光不仅批判了演讲者，还以其温柔的嘲讽，彻底否定了这个著名人物，而这不过是这一瞥中最微不足道的。这一瞥与其说充满嘲讽，不如说充满悲伤，甚至充满深不可测的、绝望的悲伤。这一瞥包含了不动声色的、某种程度上确凿的、某种程度上已经成为他的习惯和表达方式的绝望。这抹绝望的光，不仅看穿了自负的演讲者的人格，嘲讽和终结了眼下的情境、观众的期许与热情、不自量力的演讲题目——不，荒原狼的一瞥还看穿了整个时代，看穿了所有浮躁的装腔作势，所有追名逐利、浮华虚荣，所有自负浅薄的精神世界中的游戏——啊！不幸的是，这一瞥还更为深刻地看穿了我们的时代、我们的精神世界、我们在文化上的匮乏和无望。它直逼人性要害，在短短一瞬，就意味深长地道出了一位思想家，或许是位先知对尊严和人类生活意义的怀疑。这一瞥似乎在说：“看！我们就这么蠢！看！这就是人！”一切名誉、才智，一切精神上的成就，一切对杰出的追求，对人性的伟大和不朽的追求，统统不过是场愚蠢的游戏！
上述这番话违背了我本来的计划和意图，抢先道明了哈勒的基本本性。而我本想借叙述我和他逐渐认识的过程，慢慢揭示他的全貌。
预先道明哈勒的本性后，倘若再继续讲述他神秘的奇特，逐一记录我如何渐渐感知和了解这种奇特，记录这种异常又可怕的孤独的来由和意义，未免显得多余。最好的办法是，尽量让我本人退居幕后。我并不想自我标榜，讲故事，或进行心理分析。我只想作为一个见证人，更好地再现这名留下荒原狼手稿的古怪男子。
第一眼见他走进我姑母家的玻璃门，像只鸟一样探头探脑，赞许房里气味好闻时，我就已经感到此人的古怪。我对他最初的本能反应是反感。我感觉（姑母虽与我不同，没什么学养，但也有同感）——我感觉这个人有病，患有某种精神病——或有某些脾气秉性方面的缺陷。我本能地以健康人的直觉抵触他。但随着时间的推移，我的抵触被一种同情取代。这个人以其深刻而持续的痛苦，激发了我对他巨大的同情。我看见他身上的孤寂和他心灵的死亡。这一时期，我越来越意识到，这个痛苦之人的病不是发自他秉性中的缺陷，相反，源于他既丰富又无法和谐的天赋和力量。我断定哈勒是位擅长受苦的天才。依照尼采的某些说法，他自身孕育出一种天赋，一种无限而惊人的承受痛苦的才能。我同时断定，他的悲观不是基于蔑视世界，而是基于蔑视他自己，因为他在毫不留情地鞭挞批判各类机构、各种人物时，从未将他本人剔除在外。他的矛头总是最先直指他自己。他是他最先憎恶和否定的人……
在此，我得插个心理学脚注。尽管我对荒原狼的生活所知甚少，却有足够的理由推断，他受过堪称慈爱，却极为严苛、虔诚的父母和老师的教育。这些人拿“碾轧意志”充当教育根本，但在这名学生身上，对个性的泯灭和意志的碾轧并未取得成功。他太强大，太倔强，太骄傲，天分太高。教育没能泯灭他的个性，却唯独教会他一件事：憎恶自己。反对他自己，反对他无辜而高贵的本体，耗尽了他整整一生的想象力和思考力。无论如何，在这一点上，他是个彻头彻尾的基督徒，彻头彻尾的殉道者。他将他力所能及的一切尖酸刻薄、一切批判、一切邪恶、一切仇恨，首先指向他自己。而对待周围的人，他则持续不变地拿出英勇的气概和严肃的态度，去试着爱他们，公正地待他们，不伤害他们。因为在他心中，爱邻人和恨自己同样根深蒂固。如此一来，他整个一生都在佐证这样一个道理：不自爱的人不可能博爱，对自我的憎恶同样如此，它最终会如同极度的自私一样，招致可怕的孤立和绝望。
不过眼下，我该把我的思考搁置一旁，谈谈现实中的情况。我对哈勒先生的初步了解，部分来自我的“间谍行动”，部分来自我姑母的讲述，大多关乎他的生活方式。显然，此人爱思考，是个读书人，没什么正当职业。他往往迟迟不起床，快到中午才穿着睡袍，从卧室几步踱至起居室。起居室位于阁楼，宽敞舒适，带两扇窗。他搬来不久，起居室的模样就较之从前大不一样——塞得满满当当，一段时间后，东西更多——墙上挂着画，钉着素描和不时更换的剪报，还有几张德国小城的照片，一派南国风光，显然是他的家乡。照片之间挂着一些斑斓的水彩画，我后来得知，是他自己的作品。此外还有一张漂亮女人，或者说一位年轻姑娘的照片。有段日子，墙上还挂着暹罗[1]佛像，后来换成米开朗琪罗的《夜》的复制品，随后又挂上圣雄甘地的画像。起居室内到处是书，不仅塞满了书柜，还遍布桌子、精美的旧式写字柜、长沙发、椅子和地板。书里夹的便签时常更换。他的书越来越多，因为他不仅从图书馆整包地背回来，还时常收到邮局的包裹。恐怕住在这间阁楼上的人只能是位学者。此外，符合学者身份的还有室内缭绕的烟雾、随处可见的雪茄头和烟灰缸。只是他的绝大部分书籍并非学术著作，而是各个时代和民族的文学作品。有一段时间，那张他时常整日躺在上头的长沙发上放着六大卷十八世纪末的《苏菲从梅梅尔到萨克森的旅行》。一套《歌德全集》和一套《让·保罗全集》看来他经常翻阅，还有诺瓦利斯、莱辛、雅科比和里希滕贝尔格的著作。几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中夹满字条。大书桌上的书和文件间有时摆一束鲜花，一个随意丢放的水彩盒上布满灰尘，旁边放着烟灰缸。当然，桌上少不了各种装着饮料的瓶子。我看见有个裹着草编套的瓶子里时而装满意大利红酒，那是他从附近的小店里打来的。有时还有一瓶勃艮第酒，一瓶马拉加酒。一个厚瓶子里装的樱桃白兰地，没几天工夫就几乎喝光，随后没有清空，就丢弃在房间的一个角落接灰。我并不想为我的“间谍行为”辩护，甚至愿意公开承认，最初看见他不乏精神追求又游手好闲的生活迹象，我心里有抵触和疑虑。我不仅是普通市民中的一员，习惯规律和有计划地生活和工作，还从不喝酒，不抽烟。因此比起哈勒屋里乱七八糟的画，酒瓶更令我反感。
不仅睡觉和工作，这位陌生人在吃喝方面也毫无规律，十分任性。有时他根本不出门，除了清晨喝杯咖啡外什么也不吃。我姑母偶尔见他唯一的残羹是一个香蕉皮。可有时他又去优雅的餐厅或郊外的小酒馆大吃大喝。他的健康状况似乎不好。除了腿脚不便，上楼吃力外，他好像还患有其他疾病。有一次他无意中提及，他多年来消化和睡眠都不正常。我想，这主要是因为他酗酒的缘故。后来我有时陪他去饭馆，见过他如何快速地、毫无节制地往肚子里灌酒，但真正喝醉，似乎没人见过。
我永远忘不了我和此人的第一次接触。我们本是一幢公寓楼里的邻居，关系淡薄。一天晚上，我从店里回来，惊讶地看见哈勒先生坐在二楼和三楼间的楼梯上。他坐在最上一级台阶，见我上来，挪了身子，好让我过去。我问他是否不舒服，并表示愿意扶他上楼。
这时，他抬头看我。我这才意识到，我将他从梦中唤回现实。他慢慢展露笑颜。他的微笑既美又凄惨，令我心情沉重，随后他邀我坐在他身边。我道谢后表示，我还不太习惯坐在人家门口的楼梯上。
“啊，是啊。”他笑得厉害了，“您说得没错。但等一下，我想告诉您我为何想在这里坐会儿。”
说着，他指向二楼公寓的门口。那里住着一个寡妇。楼梯、窗户和玻璃门间铺着木地板。靠墙立着一个高大的桃心木柜子，上面镀着锡，十分古老。柜子前方有两大盆漂亮的植物，一株杜鹃，一株南洋杉，总是打理得干净透亮，无可指摘。我一直非常喜欢。
“您看，”哈勒继续道，“这个小前厅摆放的南洋杉香气怡人，我路过时常常不舍得走，想停留一会儿。您姑母家也有股香味儿，也收拾得整齐干净，但这个‘小南洋杉广场’，却洁净得发光，擦得纤尘不染，亮得耀眼，让人不忍触碰。我总会深吸口气——您没闻见吗？地板蜡的气味、松节油的余香，还有桃心木、擦洗过的枝叶等混杂在一起的味道。这种味道最完美地体现出忠于细节、注重责任的市民精神，体现出一种纯正、周全和精准。我不知谁住在这儿，但那扇玻璃门后，必定是个充满市民格调的干净整洁的天堂。他们小心谨慎地热衷于服从习俗，尽职尽责。”
见我没吭声，他接着说：“请您别误会，我绝非说风凉话！亲爱的先生，我还远没堕落到要嘲讽市民风范和秩序的地步。我固然活在另一个世界，或许在摆放南洋杉的公寓里一天也待不下去，但是，哪怕我是匹又老又野的荒原狼，我也是母亲的儿子，我母亲也是位市民阶层的妇女，也种花，打扫房间和楼梯，擦拭家具，清洗窗帘，也竭力让家和生活整洁有序。松节油和南洋杉的气味让我想起这一切。我坐在这儿，望着这座秩序安静的小花园，为这一切依然存在感到欣慰。”
他想起身，又有些吃力。我伸手扶他时，他没有拒绝。我依然沉默着，却像从前姑母一样，被这位奇特人物时而散发的魔力征服。我们慢慢并肩上楼，走到他门口。他手里拿着钥匙时，友好地再次望向我：“您从店里回来？哦，我对生意一窍不通。您知道，我不问世事，有点儿离群索居。但我相信，您对读书之类的事也感兴趣。您姑母曾说，您是文理高中毕业的，曾是个不错的‘希腊人’。哦，我今早在诺瓦利斯的书中读到一句话，想给您看看，可以吗？您一定喜欢。”
他带我进了他的房间。室内一股刺鼻的烟草味。他从书堆里抽出一本，翻着，找着——
“啊，这句也好。真好！”他说，“您听听：‘人应当以受苦为荣——每经受一次痛苦，都是一次对我们崇高地位的回忆。’精彩！足足比尼采早八十年！但这句不是我说的那句——您等等——找到了：‘大多数人在不会游泳时不想游泳。’多么机趣，不是吗？他们当然不想游泳！他们为陆地而生，而非为水。他们当然也不愿思考，他们为活着而生，不为思考！是的，谁若思考，视思考为头等重要的事，他虽然可以持续深远地思考下去，但他却误把陆地当成水，终有一天会被淹死。”
他的话吸引了我，引起了我的兴趣。我又在他那儿待了一会儿。打那以后，我们在楼梯或街上遇见时总会聊上几句。一开始，就像在南洋杉前那次一样，他总让我感觉他似乎在讽刺我，但事实并非如此。他对我，就像对那株南洋杉一样，心怀尊敬。他深知他注定孤独，深信他注定要在水中游泳，注定漂泊无根，这让他看到任何市民的日常之举，诸如我总是准时上班，仆人或电车司机的寒暄，都会异常为之着迷，丝毫不懂嘲讽。最初我觉得他的绅士风度和游手好闲，他玩世不恭的伤感不免夸张可笑，但我越来越看清，从他的真空世界出发，以他的疏离感和荒原狼性情打量，他确实欣赏和热爱我们这个小市民的世界。这个世界稳定安全，于他距离遥远又不可企及。这个世界在他眼中意味着永远无法抵达的故土与平静。他每次看见我们的女仆，那个诚实女人，都会真诚地脱帽致敬。我姑母和他聊天，告诉他衣服该修补了，大衣扣子掉了，他都会极其认真专注地倾听，仿佛在做着十足而绝望的努力，要通过一条缝隙，钻入这个微小而和平的世界，在那里安家，哪怕一小时。
第一次在南洋杉前谈话，他自称荒原狼时，我就感到奇怪和不安。这算什么称呼？！但很快，我不仅适应了这一称呼，还在心里、头脑中只称他荒原狼。对于他的出现，时至今日，我仍认为除了荒原狼外，没有更适合他的称谓。一匹闯入城市，迷失在牧群生活中的荒原狼——没有其他形象更能强有力地概括他——他的羞怯孤独，他的野性躁动，他的乡愁，他的无家可归。
有一次，在一场交响音乐会上，我得以整晚观察他。我吃惊地看见他坐在离我不远处，而他完全没注意到我。第一首曲子是亨德尔的作品，高雅、优美，但荒原狼却沉浸在自己的思绪中，与周遭和音乐毫无交集。他坐在那儿，态度淡漠，孤独而拘谨，满面愁云地垂着头。接着演奏的是弗里德曼·巴赫[2]的小交响曲。我发现我的异乡人在几小节后就突然开始微笑。他彻底放松下来，陶醉在音乐中，长达十分钟之久。他看上去如此幸福，仿佛迷失在一场美梦中，乃至我只顾看他，全然忘了音乐。这首曲子结束后，他从梦中醒来，坐直了身子，又似乎意欲起身离开，却依然坐着，听最后一部作品。那是雷格的变奏曲，一部对许多人来说沉闷冗长的变奏曲。荒原狼先是听得认真，接着很快出离了音乐，双手插进口袋，重又陷入沉思。他不像刚才那般幸福、耽于梦幻，而是周身透着忧伤，甚至愤怒。他神情黯然，脸色发灰，似乎幻灭了热情，看上去苍老多病，心怀不满。
音乐会散场后，我在街上又看见他。我走在他身后，见他缩在大衣里，迈着倦怠的步子，朝我们住处的方向走去。一家老式饭馆前，他停下脚步，迟疑地看了看手表，随后进了门。我一时兴起，跟了上去。他在一张市井气十足的餐桌旁落座后，老板娘和女招待像见到了常客，跟他打招呼。我向他问好，坐到他身边。我们坐了一小时。我喝了两杯矿泉水的工夫，他先要了半升葡萄酒，又要了四分之一升。我说，我也去听了音乐会，他没有搭腔。他拿起我的矿泉水瓶，读着上面的商标，问我是否想喝酒，他请客。当他听说我从不喝酒时，脸上又现出无助的表情：“对，您做得对。我也曾节制地生活过多年，还曾长时间斋戒。但眼下，我又回归了宝瓶座，一个阴暗潮湿的星座。”
我回应了他的隐喻，开玩笑说，这世上独他相信星相学，让我觉得纳闷儿。他听后又换成常常刺痛我的极为礼貌的口气：“您说得对。很遗憾，这门学问我还无法相信。”
我起身告辞。他深夜才回家，脚步声一如平常。跟往常一样，他没有立即上床睡觉（我在隔壁听得真亮），而是在起居室的灯光下足足逗留了一小时。
还有一个晚上我无法忘记。那天姑母出门，我独自在家。我听见楼下的门铃响了，去开了门，看见门口站着一位非常漂亮的年轻女士。她问起哈勒先生时，我认出她正是他房里那张照片上的姑娘。我指了指他的门，随后回房。她在楼上待了片刻后，我听见他们双双下楼。他们谈笑自若，一路格外愉快地嬉闹着。我大为吃惊，这位隐士居然有个情人，一个如此年轻貌美、如此优雅的情人，这让我之前对他以及他生活的种种猜测变得更加模糊不清。
不过，短短一小时后他又回来了。他独自一人，迈着沉重忧郁的步子，艰难走上楼梯。他在房中持续几小时轻声踱步，就像一匹笼中之狼。整整一夜，他的灯亮着，直至清晨。
对于他们的关系，我一无所知，不过有一点可以补充：我后来又见过他和这个女人在一起。他们手牵手漫步在大街上。他看上去很幸福。我不由再次惊叹：他那张孤独愁苦的脸，会在某些时刻显得如此优雅亲切，天真动人！我理解了这个女人，也理解了我姑母对他的疼惜。但即便这天晚上，他依然愁眉苦脸地回到家。我在大门口见他大衣里揣着那瓶意大利红酒，随后又像时常发生的一样，他在他楼上的洞穴中拿着酒瓶，坐到半夜。他让我难过。他生活得该多么绝望，多么失意，多么无助啊！
好了，说得够多了。荒原狼过着自杀者的生活——这一点无需继续描述和指明。即便如此，我仍不相信他会自杀。他当时不辞而别，支付了零头儿后离开了我们的城市，踪影全无。我们保管着几封他走后寄给他的信，再没收到他的消息。他除了留下一份他在此地居住时写下的笔记外，什么也没留下。他在手稿上写道，这份稿子归我，任我处置。
我无法验证哈勒手稿中叙述的种种经历是否属实。我毫不怀疑，这些经历中的绝大部分属于文学虚构范畴。但这种虚构绝非随意杜撰，而是试图在显性事件的外衣下，表达灵魂深处的经验历程。哈勒作品中的部分离奇故事，可能出自他住在这里的最后一段日子。而我相信，这一部分基于一些事实和实际生活。那段时间，我们的客人确实在外貌举止上有所改观。他经常外出，甚至夜不归宿，连书也不碰一下。有几次我见他分外活泼，像是恢复了青春，有几次他表现出彻底的轻松愉快。可不久后，他又重新陷入严重的抑郁。他整天待在床上，不思茶饭。这期间，他还和再次现身的情人发生了剧烈甚至疯狂的争吵，闹得四邻不安，为此哈勒还在第二天请求我姑母的原谅。
不，我确信他没有自杀。他还活着。他仍在某处一幢陌生的房子里，拖着疲惫的双腿上下楼梯，在某处出神地盯着锃亮的木地板、精心打理的南洋杉。他白天去图书馆，晚上去老式餐馆或躺在租用的沙发上，躲在窗后，倾听人世间的生活。他深知自己与世隔绝，但他不会自杀，因为残存的信念告诉他，他必须品尝痛苦，品尝心中邪恶的痛苦，直至终点。他必须死于忍受这种痛苦。我常常想念他。他没有让我的生活更轻松，也没有天分支持和促进我身上的坚强和快乐。哦，恰恰相反！但我不是他。我不会过他那种生活。我的生活是平庸的市井生活，安详的、固守职责的生活。为此，我们——我姑母和我，得以在平静中友好地想念他。我姑母比我更了解他，但她从不透露，而是将往事深埋在她善良的心中。
至于哈勒笔记中记录的奇事，那些抑或病态，抑或绝美的奇思妙想，我必须得说，假如这份手稿偶然落在我手上，而我又不认识作者，我一定会愤怒地丢掉它，但与哈勒的相识让我得以部分理解甚至赞赏它。假如我仅仅从中看到一个个体的病态幻想，或看到一位可怜的忧郁症患者，那么我会怀疑是否有必要将其公之于众。但我看到更多，看到一个时代的记录。哈勒的灵魂疾病——正如我今日才知——不是他个人的怪癖，而是一个时代的症候，是整整哈勒一代人的神经官能症。这种疾病绝不仅侵蚀弱者和卑贱者，它更折磨那些强者，那些最有思想、最具天分的人。
无论基于多少真实的经历写就，这份手稿都是一种尝试——不是试图以回避或美化的方式，克服这巨大的时代疾病，而是将疾病本身作为描述的对象。这全部的文字意味着一次地狱之旅，一次时而忧惧时而英勇的旅行，在幽暗的灵魂世界的混沌中，以意志穿越地狱，直面混沌，忍受邪恶，直至终点。
哈勒说过的一番话，是我通达上述理解的钥匙。有一次，我们谈论了所谓中世纪的种种暴行。随后，他对我说：“在当时，这些行为并非暴行。在中世纪人眼中，我们今天的全部生活风格比残忍、恐怖和野蛮的生活风格更令人厌恶！每个时代、每种文化、每种习俗和传统都有自己的风格，都有与之相宜的柔和与冷酷，美与残忍，都视承受某些苦难、忍耐某种恶习为理所当然。人类唯有生活在两个时代、两种文化和宗教的冲突间，才真正受苦，如入地狱。假如一个古希腊罗马人不得不活在中世纪，他必定会悲惨地窒息，正如一个野蛮人窒息在我们的文明中。很多时候，整整一代人生活在两个时代、两种生活方式的夹缝间，对他们来说，一切天理、习俗，全部保障和贞操都荡然无存。当然，并非每个人都能在同等程度上感受到这一点。以尼采的天性，他注定要在上个时代就承受今天的痛苦——今天成千上万人承受的痛苦，他早在当年就孤单一人，不被理解地品尝过。
我时常在阅读哈勒的笔记时想起这番话。哈勒就属于活在两个时代的夹缝间，从一切保障、一切清白中跌落的人。他们的命运，就是将一切人类生活的可疑性上升为个人的痛苦和地狱，去一一经验。
在我看来，这当中蕴藏着他的笔记之于我们的意义，因此我决定将其公之于世。此外，我既不想袒护它，也不想苛责它。唯愿读者们以各自的良知裁断！
[1]泰国古称。（本书注释均为译注）
[2]德国作曲家、管风琴家，约翰·塞巴斯蒂安·巴赫的长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