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历史综述

早期（4—7世纪）

经过6年建设之后，330年5月11日，璀璨新都君士坦丁堡被祝圣启用。此城竣工之际，其缔造者君士坦丁（Constantine）皇帝已58岁，但依旧健壮矍铄。君士坦丁在分隔欧亚的这条狭窄海峡(1)旁修建了一座壮丽的都市，它也成为了进入广袤安纳托利亚内陆和近东的门户。罗马建筑工大幅摧毁、改造了当地的希腊渔镇拜占庭（Byzantium），使其脱胎换骨为与这个举世无双的帝国相配的首都。因此，对许多现代历史学家而言，330年标志着“拜占庭帝国”或“东罗马帝国”的发端。于那些该年春天相聚在博斯普鲁斯海滨的罗马人而言，他们未必觉得历史掀开了新的篇章，只顾得心满意足地看看永恒的罗马在强大领袖引领之下取得的成就与永续的权势。直至1453年春帝国遭奥斯曼土耳其人毁灭为止，拜占庭的居民一直自称“罗马人”。

君士坦丁与他的许多继承人一样，发觉新都适于越过多瑙河，对萨尔马提亚人（Sarmatians）和哥特人（Goths）发起北伐。322年，在成为唯一的皇帝之前，君士坦丁攻击了此河北部伊朗的萨尔马提亚部落并赢得了一场大胜，为了宣扬对萨尔马提亚人的征服，323—324年间还发行了名为“萨尔马提亚的覆灭”（Sarmatia Devicta）的钱币。萨尔马提亚人与日耳曼哥特人都曾为君士坦丁的主要对手、东帝国皇帝李锡尼（Licinius）提供兵员。332年，君士坦丁下令修复了图拉真皇帝所建横跨多瑙河的旧桥，(2)这一象征性的举动向周边民众表明罗马人将重返达契亚(3)（Dacia）—它曾为图拉真皇帝所征服，却又被奥勒良（Aurelianus）皇帝在大部处于动荡之中的三世纪放弃。

君士坦丁与其萨尔马提亚盟友共同开拔讨伐罗马称之为“哥特人”的部落联盟—这是一群来源芜杂不明的人，尽管其核心具有日耳曼成分，但确切的面貌、身份依旧充满争议。哥特人居住在横亘东欧的一片广袤土地上（相当于从今天的罗马尼亚东部至乌克兰南部及克里米亚草原）。从三世纪起，哥特部落民开始劫掠罗马领土；大约同时，其中一些也替罗马军队效力。尽管哥特人数量可观，军力不俗，但君士坦丁的部队还是击败了其国王阿里亚里克（Ariaric）的手下；由于战争和酷寒，他们蒙受了惨重的损失，有一份资料称死亡达10万人。虽然有些夸张，但此数字彰显了北方前线上罗马人与哥特人的血腥博弈。哥特部众接受了罗马的宗主权，直至后者统治瓦解前，始终与其维持和睦。在统治生涯末期，君士坦丁再度对萨尔马提亚人用兵，将他们中许多人迁移至色雷斯、塞西亚(4)（Scythia）、意大利和马其顿。i由于皇帝对多瑙河前线的扫荡如此彻底，在他剩余的统治期内，这里始终太平。

君士坦丁堡为东方战争提供了卓越的战略位置，皇帝从此处可以进军抵抗其最大的威胁—萨珊王朝(6)（Sasanian dynasty）治下的波斯帝国，后者在一个世纪前崛起，日益成为罗马的严重威胁并导致了其主要的挫折（250年代罗马东部防线瓦解时尤为显著）。数百年来，罗马人与东部伊朗各民族交战不休，起初是帕提亚人，之后是其萨珊继承者。即便在巅峰时期，帝国也无力完全并吞美索不达米亚—哈德良放弃了图拉真的征服成果，尽管罗马军队占优并且帕提亚敌人已经崩溃，他依然进行了仓促的撤退。上述事实透露出罗马人缺乏解决东部问题的钥匙：他们很难在叙利亚边境对当地已开化政权赢得决定性胜利，即便偶尔为之，似乎也宁愿敌对的帕提亚或波斯获取底格里斯河与幼发拉底河东部霸权。260年，罗马在东方的势力跌至谷底：瓦勒良皇帝（Valerian）自信满满地东进与异军突起的伊朗人交锋，却于埃德萨会战中遭遇惨败，沦为了萨珊“万王之王”（Shahanshah）沙普尔一世（Shapur I，约240—270年在位）的阶下囚(7)。270年沙普尔的驾崩导致波斯人内乱，令罗马人得以采取行动。卡鲁斯（Carus）皇帝在其短暂统治生涯（282—283年）期间领军穿过亚述，沿底格里斯河南下美索不达米亚，直抵萨珊王朝首都泰西封（Ctesiphon，位于今巴格达以南约35公里）。这类罗马军队深入美索不达米亚讨伐萨珊首都的战役在以后的若干世纪中多次重演，每次“故地重游”都给人如此“既视感”(8)—一旦罗马人来到这里，他们似乎茫然无措。即使他们攻占了泰西封，如同伽列里乌斯(9)（Galerius）298年宣称的那样，他们也无法驻足。这可能是因为该城的规模（它可谓底格里斯河及其周边运河居民区的“复合体”），抑或因为波斯人的顽强抵抗，或者缘于这个复合都市地形复杂、河渠密布导致机动困难。也许当地的酷热与瘟疫桎梏了罗马人。同样，兵临泰西封城下的宣传价值远比攻克或实施占领的困难重重更有意义。283年7月或8月，卡鲁斯的突然去世迫使新皇努梅里安（Numerian）(10)撤军—这是诸多失败中的一次。284年11月，年轻的努梅里安驾崩，多瑙河流域的默西亚（Moesia）都督(11)狄奥克莱斯（Diocles）攫取了帝位，成为了戴克里先（Diocletian）。

在经历了半个世纪（235—284）的军事混乱、经济重创和国内动荡后，戴克里先重新整合了罗马帝国。他在内政、军队方面做出了影响深远的改革，并试图稳定经济。尽管算不上改弦更张（伽列里乌斯任内曾册封亲属担任共治奥古斯都和恺撒），戴克里先确立了一种大胆的方法去解决困扰该国数十年的继承危机与连带的混乱。至293年，他建立了一种基于“四帝共治”（Tetrarchy）的方案。“四帝共治”体系将帝国分为由两位皇帝（奥古斯都）统治的两部分，每位皇帝拥有一名副手（恺撒），前者自愿退位时，后者将接替其权力。正如君士坦丁和其他人证明的那样，该体系只有在人们自愿放弃权力的情况下方能奏效，而这在人类历史上可谓凤毛麟角。在军事领域，最重大的改变是军队的大幅扩充。适逢乱世，无休无止的内外交战严重削弱了帝国的军事力量。戴克里先继承了一支大约389 000人的军队，通过一项宏大的征兵计划，他几乎将其规模扩大了一倍—至大约超过50万人。ii骑兵比例有所提高，这是为了增强攻击能力并与北部、东部敌人的骑兵力量相匹敌。

我们手中最好的资料表明，戴克里先与君士坦丁打造了一支与其先辈截然不同的罗马军队。这一计划的目标是稳定边境，同时确保国内安全—在过去数十年中它已经荡然无存了。尽管依旧好战，并且不乏宣传，但罗马人对越过主要界河（莱茵河、多瑙河、底格里斯河、幼发拉底河）开疆拓土意兴阑珊。然而，随着蛮族变得越发老练，军力也得到提升，在他们的多方压力下，三世纪中，维持那些筛子一样的边境日渐令人力不从心。罗马的边境管控仰仗频繁的惩罚性劫掠、偶尔的大规模入侵、从周边部族与国家（它们也往往是征讨的目标）征兵和与之贸易，但由于广袤边陲情况的变化，也不得不与时俱进。帝国东部保存至今的大量堡垒—例如约旦的莱均（Lejjun）和叙利亚的雷萨法（Resafa），可谓戴克里先决心御蛮族于国门之外的例证。在上述地方，成建制的大型军团兵营将边境部队楔入防线之中。驻守这些要塞的部队被称为“边防军”（limitanei），他们有些是正规军，有些据推测属于民兵。边防部队强大到足以维护治安、镇压内乱；在叙利亚，入侵者常为贝都因部落土匪。在面临大规模侵略时，边境要塞被用于固守待援，援军则是最近创立的“机动野战军”（comitatus）—由选拔自忠诚老练军团（尤其在多瑙河边境）的精锐步骑兵构成。在大型征战时，边防军也会加入远征军中，然而倘若缺乏野战军支援，边防军便缺乏战略主动性。iii当大量外敌来犯，如同337年波斯入侵尼西比斯(12)（Nisibis）和376年哥特人进犯多瑙河时那样，他们将会面对无法冒险忽视的兵力雄厚的据点。

336年，与波斯的战争爆发了。君士坦丁将他19岁的儿子、恺撒君士坦提乌斯（Constantius）派往东部备战。当父亲在337年筹划对萨珊人发动致命一击以便为罗马东翼带来和平之时，君士坦提乌斯的战绩胜负参半。但皇帝永远无法执掌这次战役了。大约在337年复活节，君士坦丁患病，他横渡马尔马拉海峡前往比希尼亚（Bithynia）的海伦波利斯（Helenopolis，今日的赫塞克［Hersek］）温泉疗养。自觉大限将至，他召唤教士施行了曾一度推迟的洗礼（按照基督教普遍信仰，此圣事可洗涤彼时的罪孽）。337年5月22日，皇帝怀着惩治萨珊人的未竟夙愿撒手人寰。

君士坦丁为三个儿子分割了帝国：君士坦丁二世、君士坦斯一世和君士坦提乌斯二世。君士坦丁二世统治极西部领土，包括西班牙、高卢以及不列颠。君士坦斯二世(13)统治包含意大利、北非的中部，而东部则授予了君士坦提乌斯（337—361年在位）。此外，他们的堂兄弟达尔马提乌斯（Dalmatius）和汉尼拔尼亚努斯（Hannibalianus）也被封为恺撒。考虑到君士坦丁单枪匹马地推翻了“四帝共治”，很难想象按照他的构思，上述庞杂分权该如何运作。无论如何，这种情况无法在他身后长期维系。337年，达尔马提乌斯、汉尼拔尼亚努斯以及其他家族成员在君士坦提乌斯的唆使下惨遭屠戮。340年，君士坦丁二世在阿奎莱亚（Aquileia）的一场伏击中阵亡；350年，其兄长君士坦斯于马格嫩提乌斯（Magnentius）的叛乱中遇害。王朝的同室操戈使君士坦提乌斯无法聚焦保卫东部边境的使命—而萨珊人已气势汹汹地重启战端了。

虽不完美，但君士坦提乌斯可谓一名雄姿英发的指挥官。359年，阿米达(14)（Amida）的失陷重创了罗马的声望并凸显了波斯的强大，但在其任内，君士坦提乌斯积极作战，捍卫了罗马的东部利益。在血腥的继位之争结束后，年轻的皇帝面临波斯人对位于上美索不达米亚平原的尼西比斯（即现代叙利亚(15)的努赛宾）的围攻，而这一古城可谓罗马在此地区防御的关键。337年或338年，在年轻有为的万王之王沙普尔二世（Shapur Ⅱ，307—379）(16)亲自率领下，波斯人经过一场惨烈的围攻，重创了这座城市。对抗沙阿(17)（Shah）的是当地叙利亚主教尼西比斯的雅各(18)（Jacob of Nisibis），他组织起防御并鼓舞市民的士气。七十天的交战中，坚韧的守军挫败了攻城塔与地道战的攻击，波斯工兵筑坝令迈格多尼乌斯河(19)（Mygdonius）改道，奔涌的河水冲击城墙，吞没了其中的一段。由于河水令豁口沦为了沼泽，波斯人延缓了进攻。第二日清晨，萨珊人惊见豁口已被与先前的城墙同高的碎石堵住，尼西比斯军民严阵以待，主教则四处奔走，鼓舞士气。沙普尔最后的突袭失败了，波斯人被迫无功而返。

在我们的资料中，君士坦提乌斯与沙普尔战争的其余部分有些混沌不明；似乎罗马、波斯双方发生了许多当时罕见的大规模交战，包括另两次对尼西比斯的重大围攻，以及辛加拉(20)（Singara，位于今伊拉克西部）突出部的两场会战。大约在340年代，辛加拉陷入萨珊人之手。尽管346年波斯人在进犯尼西比斯时尝到了败绩，但大部分战役中，罗马人处于下风。萨珊人于350年第三度尝试攻城，这一次他们耗时四个月，再次引来迈格多尼乌斯河水，淹没城市周边原野。根据一份史料，他们乘船发起了进攻—在这片昔日的荒原绝对算得上“亮丽的风景线”，然而英勇的守军击退了攻势。iv战争陷入了僵局。

由于针对君士坦提乌斯的内乱制约了能够投入对抗萨珊人的人力与物力，双方进入了一阵“暴风雨前的平静”。351年，皇帝任命他的堂弟加卢斯（Gallus）指挥东部前线。这位年轻的恺撒当时大约25岁，军事上颇有才干，但不容于安条克（Antioch）当地精英；354年，他被以所谓的叛国罪处决了。期间萨珊人偃旗息鼓，很大程度上并非缘于加卢斯的能力，而是因为其自身东部中亚前线与匈尼特人（Chionites）爆发了冲突—这是一群来源未知的部族（可能说伊朗语），最终沙普尔击败了他们并将其纳入麾下。罗马作家将匈尼特人称呼为“匈人”，但他们的民族成分和生活方式依旧不明。无论如何，沙普尔把大量匈尼特人收编进自己的军队，当和谈破裂后，他再度将视线转向西方。到了359年，沙阿与新归顺的名叫格伦巴底斯（Grumbates）的国王率领的匈尼特军队前来试探罗马人在幼发拉底河的防线，他们绕开了尼西比斯，试图寻觅渡过泛滥河水的通路。一名高阶罗马叛将安东尼（Antoninus，他由于债台高筑，无力支付税款而投敌）充当了波斯人的谋士。安东尼善于刺探消息，很可能因为他能够广泛接触帝国情报—包含东部军团作战序列及其后勤状况。他的情报对沙普尔至关重要，后者凭此对阿米达发起了进攻，经过73天艰苦围城终于攻克。罗马历史学家阿米阿努斯·马尔切利努斯(21)（Ammianus Marcellinus）生动描绘了罗马人几乎摧毁波斯大营的夜袭，以及萨珊人搬动土方直抵城墙的最终浩大攻势。v沙普尔洗劫了城市，将它的居民放逐至胡齐斯坦（Khuzestan，位于今伊朗的西南部）。

这场重挫之后，君士坦提乌斯改组了他的统帅部。更重要的是，他命令自己的堂弟、西部恺撒尤利安（Julian）率领高卢军队驰援东部。由于部队不愿离家远征，发生哗变，尤利安无法听命。高卢军队反而拥立尤利安为帝，他们兴高采烈地向东进军，准备对抗君士坦提乌斯。听闻堂弟叛乱的消息，君士坦提乌斯中风了—因为怒火攻心，加之多年征战的消耗以及阿米达的惨败。361年11月3日，他很可能因血栓病逝于西利西亚（Cilicia）。尤利安如今已无人可挑战，他紫袍加身，迅速着手倾覆他眼中君士坦丁堕落殿堂的支柱：作为一名“异教徒”，尤利安个人向旧神们进献祭品，命令神庙重开，并积极立法对抗基督徒。然而，他也小心翼翼地避免过分的迫害，以免炮制出太多的“殉道者”。尽管如此，基督徒还是将皇帝视为眼中钉肉中刺—他背叛了真正的信仰，无所不用其极地对其加以摧残。一位基督教主教甚至梦见圣默库里乌斯（Merkourios，军人出身）用长矛刺死了皇帝。

尤利安是位有才能的领袖；此外，尽管他身形瘦小，举止笨拙，却也是个出色的战士。和多数指挥官不同，尤利安身先士卒，故而广受将士爱戴，但冒失也可谓他的“阿喀琉斯之踵”。尤利安怀揣“伟大罗马”的理念并且自比亚历山大，由此得来的热忱或许是他最突出的长处。上述理想，加之报仇雪恨的渴望，令皇帝决心对波斯人发动致命一击—君士坦丁和君士坦提乌斯都不会这般孤注一掷。一位异教徒皇帝带来的对可怕萨珊人的胜利，将会进一步颠覆君士坦丁与其儿子们强加给帝国的基督教信仰。363年3月，尤利安率大军离开安条克，沿着幼发拉底河岸开拔，同时有一支补给舰队相随。尤利安命令罗马藩属亚美尼亚国王阿萨息斯（Arsaces）组建第二支入侵部队从北南下。皇帝进军神速，在四月抵达泰西封前仅遇零星抵抗。击败泰西封守军后，尤利安觉得波斯人已沦为鱼肉，便拒绝了沙普尔求和的提议，但他却无法攻入泰西封城内。相反，随着天气转热，波斯人破坏了大都市泰西封的灌溉系统，制造出一片恶臭泽国，罗马统帅部做出了致命的决定—烧毁补给舰队，攻打内陆。

尤利安率军沿着迪亚拉河(22)（Diyala River）岸北上，以及之后沿底格里斯河撤回叙利亚时，沙普尔二世均如影随形。萨珊人实行焦土战术，持续袭扰，令行军演变为横跨北美索不达米亚的追击战。因酷热、饥渴而精疲力竭的罗马部队被沙漠战压垮了。6月26日，皇帝进行了一场对抗波斯大军的大战。由于炎热，他没有披甲便投入了战斗。一名萨珊骑兵掷出的长矛击中了他，当天，尤利安在营帐内伤重不治。

部队选举约维安（Jovian）为帝，这并非用人唯贤，而是折中的结果—因为他对帝国精英没有威胁。但这一次，整个罗马野战军面临倾覆的危险，它远离故土，而其劲敌正在让罗马人死于饥饿。约维安提议谈和，他接受的条件可谓灾难。尼西比斯，这座罗马桥头堡，这根波斯心头刺，被草率地连同早年戴克里先征服的领土拱手让人。战略天平开始倒向波斯人，不过，耻辱和约墨迹未干，约维安便已撒手人寰—364年冬，皇帝在小亚细亚西部去世。他的继承人瓦伦提尼安一世（Valentinian，364—375年间在位）于同年3月选择弟弟瓦伦斯（Valens，364—378年在位）为共治皇帝。和许多古罗马帝国晚期的军人一样，这对兄弟是潘诺尼亚(23)人（Pannonians，位于多瑙河中部），亦位列古典时代末期最后一批有才干的军人皇帝当中。瓦伦提尼安负责帝国西部事务，而瓦伦斯在君士坦丁堡掌管帝国东半部。364年，两兄弟将帝国军队分割为彼此独立运作的“西军”和“东军”。瓦伦斯挥师东进，当尤利安的亲属普罗科皮乌斯(24)（Procopius）叛乱的消息传来时，前者正在安纳托利亚中部卡帕多西亚（Cappadocia）城市凯撒里亚(25)（Caesarea）。普罗科皮乌斯作为君士坦丁王族成员，堪称“暴发户”瓦伦斯的劲敌。尽管普罗科皮乌斯获得了哥特人的军事支持，但叛军的内部分裂还是导致了他战败并遭处决的命运。

由于此刻东线平稳，瓦伦斯将注意力转向了惩罚哥特人。在一场为期三年的战争中，他降服了多瑙河以北的哥特部落。370年，双方化干戈为玉帛，随后的五年中，北方实现了相对的和平与均衡。谁也无法预料到未来将毁灭哥特政体并逼迫这些部落与罗马鱼死网破的那场大乱。

和许多游牧势力一样，匈人(26)（Huns）似乎是突然在从黑海至中国的广袤草原上兴起的。公元4世纪，阿米阿努斯·马尔切利努斯那份著名且常被引用的记载说，他们是群“衣冠禽兽”，身着鼠皮缝制的衣服，毕生在马背上过着野蛮的生活。真相已经晦暗，难以重见天日了；很可能存在一段更长的哥特—匈人交流与战争史，而非如阿米阿努斯让我们相信的那样。vi匈人的种族起源仍莫衷一是，大概率是一股突厥语族的草原战士“复合体”。vii游牧人军队通常兼收并蓄，至5世纪，在原始的族群以外，“匈人”还包含了中国人、日耳曼人、伊朗人的元素。

375年，匈人闯入了欧洲舞台，击溃了从克里米亚至特兰瓦尼西亚（Transylvania）的哥特人族群，迫使其中许多人逃至多瑙河岸并希望作为难民进入罗马领土。哥特人与罗马人“亦敌亦友”，曾长期替罗马服役，瓦伦斯视之为优良兵员，遂允许成千上万的难民渡河。一旦哥特人进入罗马领土，脱离眼下危险，罗马人就竭力维持秩序，却疏于为大批民众提供补给—他们的精确数目都难以统计。阿米阿努斯甚至引用了罗马诗人维吉尔（Virgil）的话语：就像利比亚沙漠的沙子，数也数不清。viii

罗马官员利用哥特人的窘况牟利，高价出售食物，用狗交换他们的儿童，对这些“客人”不屑一顾。在哥特领导人于马西安诺堡（Marcianople，今保加利亚城市代夫尼亚）参加了罗马人的一场“鸿门宴”后，哥特人起兵反叛。(27)他们由哥特瑟文吉（Tervingi）部落领袖弗里蒂格恩（Fritigern）指挥。来自色雷斯罗马军队的其他哥特人纷纷加入弗里蒂格恩，他撕毁了与罗马人达成的协议，大肆劫掠。在与当地罗马驻军的激战中，哥特人笑到了最后，从此他们在色雷斯便如入无人之境了。(28)

至377年，瓦伦斯得到了警告—他停止了对抗波斯，转而准备讨伐在色雷斯和默西亚狼奔豕突的哥特人。哥特人用俘获的罗马装备充分武装自己，补给充足，已打造出一支精锐之师。到了378年，在格拉提安皇帝（Gratian，367—383年在位，瓦伦提尼安之子）指挥下，西罗马帝国的哥特人陷入了重围，于是他转而驰援东部的叔父瓦伦斯。尽管格拉提安的先头部队建议瓦伦斯等待西部野战军抵达后开战，但东部皇帝渴望独享让自己青史留名的伟大胜利，并且这还能带来统治合法性以及让罗马人有暇处理东部问题—他因此失去了耐心。弗里蒂格恩的军队经阿德里安堡前往东北方以候作为盟友的格鲁森尼(29)（Greutungi）哥特人。瓦伦斯的斥候向他保证说哥特军人数仅有10 000，而东部野战军规模大概是其三倍。弗里蒂格恩请求和平，但瓦伦斯拒绝了他的橄榄枝，并于378年8月9日袭击了哥特人的阵地。只有阿米亚诺斯简短的记载保存至今，考虑到他并非亲历者且更关注战役周边事件，我们对那关键的一天发生了什么所知极为有限。ix

千钧一发之际，格鲁森尼如神兵天降，赶来支援了弗里蒂格恩的瑟文吉人。援军的出现令哥特人在数量上与罗马人旗鼓相当。哥特人占据了一座小山，并在四周结成车阵以保护家眷。整个早晨，哥特骑兵离开车阵点燃旷野，以阻碍罗马人的推进。罗马人在一天中最热的中午时分抵达，阵型已有些散乱。罗马精英部队过分渴望交战，在其余部队做好准备前便贸然出击了，然而他们被轻易地击退；左翼的罗马骑兵在脱离步兵掩护的情况下陷入了哥特步骑兵的包围，也溃散了。此刻哥特人开始攻击罗马左翼并压缩、钳制了罗马阵列。到了傍晚时分，罗马步兵崩溃逃散，屠杀开始了。瓦伦斯被杀，尸骨无存。(30)就后果严重性而言，阿德里安堡堪比坎尼(31)（Cannae）—三分之二的东帝国军队阵亡。格拉提安的抵达也几乎于事无补，因为年轻的西部皇帝不愿让自家军队流血对抗如此顽敌。格拉提安想到了一位失宠的高级指挥官—“西班牙人”狄奥多西（Theodosius），他将被迫致仕的后者召回，并提拔为奥古斯都。而为了令哥特战争的伤口止血，西部皇帝则提供了一些兵员和军需。

尽管阿德里安堡之后许多哥特人与罗马人交战，但也有一部分被帝国招安服役。加入帝国军队的哥特人与日俱增（一如既往地被历史学家贴上“拜占庭人”“东罗马人”或“希腊人”［因为帝国的主要语言是希腊语］的标签），他们构成了东部军队的军官与士兵团体。拜占庭人竭力试图吸收哥特军队，但却未能将他们彻底融入帝国社会。军队、军官不断增强的“蛮族化”自阿德里安堡后持续了约一个世纪，令东部帝国处于一段危险时期，并使它在面临匈人和其他敌人时应对消极乏力。幸运的是，虽然偶有零星冲突，但在5世纪，波斯前线大体平静。这份平静主要应归功于波斯萨珊王朝的内部状况—匈人-嚈哒人(32)（Hunnic Hephthalites）杀死了沙阿卑路斯（Peroz），并俘获其子喀瓦德（Kavad），令波斯遭受重创。(33)488年，喀瓦德继承了王位，在镇压国内敌手巩固统治后，便转而对抗拜占庭帝国。502—506年间的战争标志两大帝国开启了持续一甲子的敌对行动。在嚈哒军队帮助下，喀瓦德夺取了塞奥多西奥波利斯（Theodosiopolis，现代的埃尔祖鲁姆）、马提罗堡（Martyropolis）、阿米达，而阿拉伯辅助部队在其可怕的酋长努曼（Nu‘man）率领下洗劫了美索不达米亚。罗马人笨拙、散乱的指挥令战争拖延至506年方才终结。

到了527年，喀瓦德（488—531年在位）和萨珊人重启了与罗马人的战争。此次战火的燃烧源于高加索地区，以及查士丁一世皇帝（Justin I，518—527年在位）据称拒绝收喀瓦德之子、继承人库斯老(34)（Kosrow，531—579年在位）为养子。从527至531年，拜占庭人和波斯人沿着亚美尼亚的设防边境互相交手，还伴随着萨珊帝国附庸、阿拉伯国王蒙齐尔（Mundhir）的一系列闪电劫掠。蒙齐尔的对手、罗马人资助的阿拉伯人哈里斯（Harith）与波斯一方的阿拉伯人进行了若干场苦战。战争期间，双方互有胜负。军队、指挥官的能耐（或无能），以及战略、后勤方面的制约，令消耗战中没有一方能发动致命一击。尽管双方都热衷于宣传造势且历史上长期敌对，但两个古国均善于与其最大的敌手协商谈判。当喀瓦德在531年去世时，库斯老为了应付国内问题不得不谈判所谓“永久和平”。查士丁尼（527—565年在位）利用这个喘息之机着手恢复地中海西部罗马往日的领土。至其统治末期，他已经收复了部分北非、西班牙南部和意大利。

7世纪初期，拜占庭与波斯全面战争的可怕后果开始呈现。602年，摩里士皇帝（Maurice，582—602年在位）被弑后，他的萨珊对手库斯老二世（Kosrow Ⅱ，590—628，在590—591年的内战期间，罗马人曾帮助他夺回王位）以为摩里士报仇为名对拜占庭宣战。就其性质而言，库斯老二世的战争与过往的交手迥异。尽管起初，萨珊人似乎无意长久占据拜占庭领土，不过罗马人的不堪一击开启了一扇“大门”，萨珊人迅速改换了策略。

602—608年间的罗马—波斯战争是一场划时代的争斗，一位历史学家恰如其分地称之为“古代最后一次大战”。x两个大国图穷匕见，争夺霸权。篡位者福卡斯（Phokas，602—610年在位）发动的政变瓦解了拜占庭的指挥，并激起了对其政权的反抗，它面临着来自东部的入侵和内部叛乱。起初罗马人形势艰难；609—610年间，他们位于叙利亚和美索不达米亚的防线崩溃了，令波斯军队得以攻入安纳托利亚高原、叙利亚、巴勒斯坦和埃及。上述拜占庭东部省份尽管富饶，但防御空虚，因军事挫败、宗教纷争和内战而沦为帝国软肋，对萨珊人而言可谓唾手可得。609年，拜占庭北非天高皇帝远的迦太基总督(35)武装了一支舰队，起兵反叛福卡斯皇帝。610年，舰队抵达君士坦丁堡，推翻了福卡斯，非洲总督之子希拉克略（Heraclius）登上了帝位。

希拉克略对抗波斯人的最初努力堪称灾难。613年，他在安条克附近的沉重损失令萨珊人于同年征服大马士革，并于614年洗劫了圣城耶路撒冷，夺走了至高圣物“真十字架”（True Cross），这可谓拜占庭与基督教惨败的强烈象征。619年，亚历山大港叛变投靠了波斯人，帝国粮仓、人口最稠密的省份埃及随即陷入萨珊人之手。依靠教会支持以及饱含宗教色彩的宣传，希拉克略重新训练并改革了支离破碎的拜占庭军队。624年，皇帝攻入波斯治下的亚美尼亚和阿塞拜疆，洗劫了当地几座城市，随后以一场勇猛的出击令沙阿及其军队肝胆俱裂。库斯老临阵脱逃后，他的军队分崩离析，让拜占庭人能够纵情劫掠。第二年，波斯人出动了三支军队对抗拜占庭人，然而希拉克略以谋略取胜，将其各个击破。626年迎来了战争的高潮。拜占庭与强大的西突厥帝国(36)结盟，后者与波斯北部、东部边境接壤。罗马-突厥的两面夹攻可谓萨珊人战略上的梦魇。波斯一方则与多瑙河北部新势力—游牧的阿瓦尔汗国（Avar khaganate）联合，试图包围罗马。波斯军队跨过博斯普鲁斯海峡进犯伟大的君士坦丁堡，而阿瓦尔军则围困它。波斯人的盟友本计划运送萨珊军横渡以补足围城兵力，然而拜占庭舰队挫败了上述努力。与此同时，希拉克略皇帝孤注一掷地任凭首都直面波斯围攻的重压，自己在东方重启了攻势。在突厥草原牧民和高加索基督教诸侯盟友的支援下，皇帝大胆地长驱直入萨珊帝国的心脏。至627年1月，罗马人蹂躏了波斯富饶的美索不达米亚核心区域，令这片土地狼烟四起，如同炼狱。xi

波斯首都内部，精英阶层意图拯救国家，并于2月23日发动了一场政变。“万王之王”起初被囚禁，在其子喀瓦德二世(37)（Kavad Ⅱ）登基后则遭处决。年轻的喀瓦德在位不到一年，随后波斯陷入了王朝、政治上的混乱。630年，萨珊大元帅(38)沙赫尔巴拉兹（Shahrvaraz）掌控政权，然而两大近东帝国都即将面对多舛的命运了。

大约与沙赫尔巴拉兹赢得萨珊王座以及罗马人持续重返新近夺回的故土同年，一位魅力超凡的阿拉伯传道者穆罕默德占领了他的家乡麦加（Mecca）。他出生于570年(39)左右，大约从610年起获得了一系列神启，历史学家多认为630年前，穆罕默德已孜孜不倦地传道了二十载。在早期伊斯兰教信徒中，穆罕默德信条打造的认同塑造了他们精神上的自信和进取。穆斯林信徒的核心—“圣伴”(40)（阿拉伯语单数音译为“撒哈比”，复数为“撒哈巴”）率领这群人数不多的新教友征服了阿拉伯半岛，随后进入叙利亚。对罗马叙利亚的入侵可谓顺理成章的一出好戏：麦加的阿拉伯人在此已有广阔的贸易、财富网络，而罗马人历经数十年战乱，实力大不如前。

早期阿拉伯军队的成功，一部分应归于阿拉伯人在半岛以及为强权效力的军事经验，一部分归于宗教鼓舞与天启，还有一部分则是贪婪。尽管战火燃烧了几十年，但大部分地区却相对安稳和平—其领土很少被敌军穿越或见证旷日持久的围攻、战斗，而他们繁华的城市与众多居民则预示着丰厚的战利品。

阿拉伯人对拜占庭叙利亚最初的进犯其实发生在波斯战争结束前。发生于现今约旦境内穆阿泰（Mu‘ta）的小规模战役以拜占庭的胜利告终，由于数名早期阿拉伯英雄于此役殉难xii，它在穆斯林记忆中也被镀上了一层史诗色彩。(41)此战还涌现出一位杰出的指挥官哈立德·本·瓦利德(42)（Khalid b. al-Walid），他是未来伟大征服的关键领袖。当高阶指挥官殒命后，瓦利德获得了指挥权，他率部全身而退，赢得了声誉。由于手中关于穆斯林征服的资料是很久以后撰写的，常常支离破碎，甚至互相矛盾，我们只能作出力所能及的最佳“重构”。

当穆罕默德于632年去世时，穆斯林选择由一位哈里发(43)充当精神和政治领袖。在穆罕默德继承人、阿布·伯克尔（Abu Bakr，约632—634年在位）统治时期，穆斯林对叙利亚的入侵加剧了。634年，阿拉伯将领阿姆鲁·本·阿斯(44)（Amr b. al-As）率领一小支穆斯林军队进攻加沙，并击败了当地拜占庭守军。哈立德·本·瓦利德可能于同年带领来自伊拉克的突袭部队沿着罗马领地的边缘穿过了叙利亚沙漠。复活节当天，瓦利德麾下穆斯林攻击了伽珊尼德(45)（Ghassanid）阿拉伯人。伽珊尼德人是拜占庭的阿拉伯基督教盟友，并充当帝国沙漠边境的守护者。瓦利德对伽珊尼德的攻击导致了附近重要城市大马士革的投降—其市民以缴税为代价换取了穆斯林的保护。xiii

634年夏，阿拉伯人再度与拜占庭军队交手，这次是在阿季奈迪恩（Adjnadayn）。xiv我们缺乏关于此战的同时代资料，但我们知道穆斯林又一次取胜。拜占庭军队残部撤退至大马士革并面临穆斯林的围攻。希拉克略从位于霍姆斯（Homs）的指挥部派出的援军在途中便被击败。穆斯林围攻大马士革的细节体现在日后的传说之中：它声称半个城市是和平投诚，而另一半是被强行攻下的。资料如此矛盾，令我们只能大致勾勒这些征服事件。一般认为，希拉克略征集了一支大军并令他们南下解除穆斯林对大马士革的压力，终结阿拉伯人的威胁。当时拜占庭人是否明白他们面对的是一场新的宗教运动尚且存疑，他们也未必知晓穆斯林阿拉伯人与罗马常常轻视的其他阿拉伯人之间的区别。到了635—636年，拜占庭统帅部显然已经意识到，地方军队完全无力应对上述威胁，必须采取断然行动。

636年，已经老迈多病的希拉克略派出了一支据各种版本估计人数在15 000至20 000人(46)之间的大军。他们于戈兰高地（GolanHeights，其伽珊尼德阿拉伯盟友的传统牧场）集结。穆斯林准备迎战这支野战军的部队似乎人数略微占优，并由一批杰出的信徒指挥—包括阿布·俄拜德(47)（Abu Ubayda）、哈立德·本·瓦利德、阿姆鲁·本·阿斯以及未来哈里发穆阿维叶（Mu‘awiya）(48)的兄长耶齐德·本·阿布·苏富扬（Yazid b. Abi Sufyan）。关于之后的雅尔穆克战役（Battle of Yarmouk），并无同时代史料留存；因此，我们并无把握还原战斗或战役的全过程。xv尽管细节不明，战斗的结局却是毋庸置疑的—阿拉伯军队获得了决定性胜利，将希拉克略与拜占庭人逐出了叙利亚。如同不久前萨珊战争中那些晦暗的日子一样，拜占庭军队于安纳托利亚高原的托罗斯山脉（Taurus Mountains）后重新集结。目睹此景，皇帝忆起10年前曾率军在这片高地卧薪尝胆，准备与波斯人的史诗对决，心中想必五味杂陈。然而如今皇帝已年过花甲，其帝国因与波斯数十年的交战而精疲力竭。人力、物力已达极限，士气极为低迷。面对穆斯林既坚决又老练的进犯，帝国当局即无智谋亦无能力加以抵挡。一座接一座城市陷落了。

富庶的叙利亚土地并非穆斯林唯一追求的战利品。639年，阿姆鲁·本·阿斯组织了一场从西奈半岛至埃及门户培琉喜阿姆(49)（Pelusium）的突袭，后者于640年初陷落。穆斯林援军旋即发动了对埃及的全面入侵。尼罗河上的关键要塞巴比伦（Babylon，邻近现代的开罗）同年失守，而亚历山大则在次年投降。至647年，穆斯林已开始进犯拜占庭治下的北非，他们在斯贝特拉（Sbeitla）战役中击溃了当地指挥官格雷戈里(50)（Gregory），粉碎了拜占庭抵抗势力的主心骨。令穆阿维叶·本·阿布·苏富扬（Mu‘awiya ibn Abi Sufyan，661—680年在位）最终登上哈里发宝座的第一次阿拉伯内战（656—661年），给了非洲罗马人重整旗鼓的喘息之机。尽管有着令人鼓舞的开端，但阿非利加并不能“信手拈来”—直到698年拜占庭被逐出迦太基（Carthage），穆斯林的征服才大功告成。

黑暗时代至中期（7—12世纪）

希拉克略及其继承人设法将军队的残部撤往安纳托利亚，战略上的对策包括在乡间分散安置驻军和沿托罗斯山维持防线。这道高原防线（参见地图4）与希拉克略在波斯战争中所维持的大体相当，它持续遭受着倭马亚哈里发国的压力。穆斯林的高机动部队穿透了高原，从起初的劫掠演变为拜占庭安纳托利亚高地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就如同英法百年战争中英格兰的“袭扰”(51)（chevauchées）一般，穆斯林的突袭通常是一种快速的劫掠战，目的为让帝国顾此失彼，削弱它的社会与经济结构。然而，一旦穆阿维叶组建了穆斯林舰队，地中海便沦为了角斗场—伊斯兰的浪潮已经涌到了首都城下，拜占庭帝国只能为生存而战。哈里发对君士坦丁堡派出了一支庞大的远征军，并于674年在马尔马拉海建立了军事基地。这一系列持续的攻势直到678年方才被众志成城的守军挫败，他们初次使用了一种新式武器：“希腊火”，一种基于石脑油的燃烧弹（参见第八章）。717年，穆斯林再度大举攻打拜占庭首都，试图摧毁这个帝国，却又一次蒙受了惨痛的失败。利奥三世（Leo Ⅲ，717—741年在位）以弱胜强，令对手从此不敢再犯。

尽管他们当时对此一无所知，但帝国已经历了风暴的至暗时刻。然而，上述战乱的摧残是全方位的。城市萎缩，几乎烟消云散。货币经济奄奄一息。文学团体和高雅文化走向衰败。之前从未有任何一个帝国，在遭受某个外敌持续打击、失去如此多领土后，还能保存元气。7世纪末至8世纪初的黑暗岁月中，拜占庭人适应了新的情势：在资金和人力上与敌人相比，他们远处于下风。城市的崩溃与财政系统的瓦解迫使军队节衣缩食。上述变化的确切情况尚存争议，不过，似乎军队被部署到了乡村，仅能获得极低的军饷。最初的五个地区驻军由当地军队的残部组建（参见地图4、地图5）—因此，昔日东方野战军（Anatole）的驻地开始得名“安纳托利孔”（Anatolik）。上述军队驻地被称为“军区”（thema），该词的来源未明。军区部队无论是质量还是数量均逊于它们的罗马晚期前辈。装备和训练都有所退化，但这支军队依然是职业化的军事力量，独具特色，并得到了定期操练。黑暗时代的军区部队是一支防御性的力量，其指挥官很少冒险进行会战。相反，拜占庭将领更倾向于通过骚扰削弱敌人，后者从叙利亚基地出发抵达高原的居民区，可谓劳师远征。这种低强度的袭扰与反袭扰（偶尔间杂着拜占庭帝国或阿拉伯的大型远征）成为了从7世纪末至9世纪的“样板”。在这期间，拜占庭安纳托利亚高原的边境居民演变为一种其财富与战争挂钩的“军事氏族”。到了750年，东罗马在人口和经济上都得到了某种程度的恢复—最初的复兴曙光出现于君士坦丁五世（Constantine Ⅴ ，741—775年在位）任内，他挺过了数个军区发动的一场痛苦的叛乱。(52)君士坦丁大约在743年创立了一支常备职业骑兵部队—“靖抚骑兵营”（tagmata），他们驻扎于首都及周边，能够快速集结，充当皇帝的援兵。战役中，靖抚骑兵营是较之地方军区军队更为专业、忠诚、纪律严明的中坚力量。经历了数十年断断续续的防御战后，745年，君士坦丁率领靖抚骑兵营和军区部队征讨哈里发国，当时后者正因第三次内战而步履维艰。xvi

750年，倭马亚王朝被第三次内战推翻，这为依旧深受国内政治与宗教纷争困扰的拜占庭人提供了喘息之机。(53)新兴的伊斯兰阿拔斯王朝以伊拉克为根基(54)，尽管在意识形态上依然坚持“吉哈德”（jihad，圣战），但阿拔斯王朝更偏爱持续的袭扰，而非导致倭马亚王朝垮台的那种失败的大规模进攻。不过，认为阿拔斯王朝不如其前任好战，那就大错特错了。当机会来临时，阿拔斯王朝指挥官们也热衷于高举吉哈德大旗对抗罗马人，某些入侵（例如838年那次）直插拜占庭帝国心腹，若非政治现实掣肘，本可为彻底征服奠定基础。每次对拜占庭城市的大规模入侵和掳掠，漫长蜿蜒的边境线都会狼烟四起。安纳托利亚山峦起伏，乡间多尘土飞扬的丘陵，地区冲突和孱弱的政府令这里催生了“边防军”（akritai）。中世纪希腊史诗《狄奥吉尼斯边防军之歌》(55)（Digenis Akritis，意译则为《混血儿边防军之歌》）刻画了8至10世纪这批边境精英战士的亲密、钦敬和尚武，令其名垂青史。

与哈里发中央政权相比，阿拔斯王朝的地方诸侯（埃米尔）更偏爱集结大队人马，发动全面进攻。后世观之，其中一场远征被现代历史学家誉为拜占庭—阿拉伯战争中的转折点。863年，梅利泰内（Melitene，今土耳其东部城市马拉蒂亚）埃米尔奥马尔·拉克塔（Amr al-Aqta）与贾法尔（Ja‘far，可能为塔尔苏斯［Tarsos］埃米尔）入侵了帝国。贾法尔的部队穿过了拜占庭东部卡帕多西亚地区，但他们却在一个称作“主教牧场”的地方被米海尔三世（Michael Ⅲ）皇帝及其皇家靖抚骑兵营所击败。第二支阿拉伯突袭部队由奥马尔·拉克塔率领继续行动，攻占了黑海岸边的阿米索斯（Amisos，今萨姆松［Samsun］）。9月3日，拜占庭总司令(56)（domestikos ton scholon）彼得罗纳斯（Petronas）使用军区士兵与皇家禁卫骑兵在安纳托利亚拉拉卡翁河（Lalakaon River）附近山区包围了拉克塔，大败梅利泰内军队及其保罗派(57)（Paulician）盟友，后者是一个安纳托利亚东部的基督教异端教派。xvii拉拉卡翁的胜利标志着阿拉伯大规模袭击安纳托利亚心脏地带的终结，并为拜占庭毁灭保罗派位于小亚细亚东部的家园开启了大门。这也证明了阿莫里翁王朝(58)（Amorion dynasty，811—867年）的拜占庭军队可在野战中与阿拉伯军匹敌；因此，到了米海尔三世统治结束的867年，拜占庭在东方转入了攻势，这一势头还将持续百年。

当拜占庭人试图稳住这处国家的命脉（即安纳托利亚与君士坦丁堡及其内陆）时，其余行省损失疆土的情形却加剧了。至750年，大部分拜占庭意大利领土已陷于伦巴第人(59)（Lombards）之手，仅在南部尚存残山剩水。从826年起，西西里被北非穆斯林攻占，长达75年。827年左右，克里特岛被穆斯林袭击者占据，后者在此建立的酋长国堪称海盗巢穴。拜占庭军队和政府遭受的最大灾难，恐怕还不是在阿拉伯前线，而是源于北方挑战帝国的保加尔人（Bulgars）。7至8世纪中，昔日的帝国巴尔干诸行省大部陷于斯拉夫部落以及新兴的保加尔汗国之手。(60)保加尔汗国征服了多瑙河流域的许多斯拉夫部落，至9世纪已演变为帝国主要外敌。811年春，尼基弗鲁斯一世（802—811年在位）皇帝率领一支由职业军人和征召兵组成的大军北渡多瑙河，保加尔可汗克鲁姆（Krum，约802—814年在位）主动求和。尼基弗鲁斯予以严拒，并在811年7月20日纵火洗劫了保加尔首都普利斯卡（Pliska）。随后皇帝带兵南返，然而克鲁姆在一条山路伏击了帝国军队。在一场破晓时分的奇袭中，保加尔人杀死了尼基弗鲁斯并令他的皇子(61)兼指定继承人受了致命伤。克鲁姆军击溃了罗马部队并缴获了其国库，和皇帝一同殒命的还有大量士兵，以至于“基督徒的菁华毁于一旦”。保加尔可汗甚至用皇帝的头盖骨制作了饮器。xviii作为胜利的果实，克鲁姆将其势力向南拓展至拜占庭色雷斯，让帝国陷入了进一步的冲突当中。米海尔一世（Michael I，811—813年在位）领兵对抗保加尔人，然而813年6月和谈失败后，克鲁姆于阿德里安堡（现代的埃迪尔内）附近击败了拜占庭人，兵临君士坦丁堡城下—新皇利奥五世（Leo Ⅴ，813—820年在位）一度试图刺杀可汗。由于无力突破首都牢固的城防，克鲁姆撤退了；途中他蹂躏了色雷斯并攻克大城阿德里安堡。第二年克鲁姆去世，这才令拜占庭免遭更大的羞辱。

马其顿王朝（Macedonian dynasty，867—1022年）时代，作为中世纪拜占庭军力的巅峰，职业军队的招募和供给都增加了。哈里发国政治上的分裂，以及改善的经济、人口状况，使得拜占庭帝国能够从斯拉夫部落手中收复许多巴尔干失地，并且让那些好战的保加尔邻居有所忌惮。针对后者的战争漫长而艰苦。在野心勃勃、精明能干的西美昂（Symeon，893—927年在位）的领导下—他采用了“沙皇”（tsar，恺撒的斯拉夫语化称谓）头衔，这泄露了其帝国雄心—保加尔人为回应贸易争端侵入色雷斯，攻占了阿德里安堡。896年春，拜占庭派出了混合东西部军区以及靖抚骑兵营的部队对抗西美昂，却被后者在保加罗菲格(62)（Bulgarophygon）要塞打得溃不成军。西美昂不满足于拜占庭体制内的地位(63)，发动了针对罗马人的战争，后者与游牧的佩切涅格人（Pechenegs）和塞尔维亚人结盟，并派出了由东部军事世家出身的元帅（domestikos）利奥·福卡斯(64)（Leo Phokas）率领的军队。未来的拜占庭皇帝罗曼努斯·利卡潘努斯（Romanos Lekapenos）指挥海军计划运送佩切涅格人渡河(65)。在阿海洛奥斯（Acheloos，又名安希亚洛斯［Anchialos］），西美昂在利奥军与盟友会师前便予以截击，大败对手—历史学家“辅祭”利奥(66)（Leo the Deacon）记载说，战役爆发75年后，依然能见到堆积如山的罗马人白骨。xix西美昂乘势南下，利奥·福卡斯带领仓促召集的军队前来迎战，却再度被击溃。为了平息叛乱的塞尔维亚属国，沙皇不得不中止与罗马人的战争，直至927年驾崩，他都忙于和塞尔维亚人、克罗地亚人交战，此后其子彼得缔结了和约。

如果说与保加尔人的战争体现出罗马军队的某种“虚有其表”的话，它们也彰显出新罗马的敌人们的实力—狡诈、富有组织性和侵略性。它们还证明了为何拜占庭人更偏爱代理人战争，甚至当力量对比似乎于帝国有利时，也倾向于谈判解决全面冲突。最终，这些冲突（拜占庭人在此过程中付出的鲜血和取得的胜利一样多）说明了罗马军队的韧性—无论是其保加尔还是阿拉伯邻居，都无法通过一场决定性战役来摧毁它。

到了10世纪，曾经令拜占庭人尝尽苦头的阿拉伯入侵者本身也在走下坡路了。拜占庭指挥官越发频繁地主动攻击边境上的穆斯林国家。东部的扩张是与出身安纳托利亚的军事权贵派崛起相辅相成的，尤其是福卡斯、斯科勒鲁斯（Skleros）等家族，他们在同阿拉伯人的斗争中战功卓著，飞黄腾达，身居军队高位。军队带来的威望、军饷、晋升滋养了东部的战争源泉，而东部则提供了战利品和荣誉。一旦其邻居的虚弱曝光，拜占庭人便开始审慎地推进。934年，拜占庭人攻占了梅利泰内，这是东部两个主要阿拉伯埃米尔国之一的心脏(67)。961年，拜占庭总司令尼基弗鲁斯·福卡斯（Nikephoros Phokas）从阿拉伯人手中夺回了克里特岛。两年后，尼基弗鲁斯登上了皇位并继续亲自领兵作战。(68)965年，他摧毁了劫掠成性的塔尔苏斯埃米尔国，拜占庭军队挺进叙利亚。在巴尔干，军队也取得了不小的进展。970年，巴尔达斯·福卡斯（Bardas Phokas）领导下的拜占庭人于阿尔卡迪奥波利斯［Arkadiopolis，即现代的土耳其欧洲部分城市吕莱布尔加兹（Lüleburgaz）］迎战拒绝撤离保加利亚的基辅罗斯大公斯维亚托斯拉夫一世（Sviatoslav I，约942—972年在位）。第二年，约翰·齐米斯基斯（John Tzimiskes，969—976年在位）率领东部野战军横渡多瑙河抵达战场，于杜罗斯托鲁姆(69)（Dorostolon）击败了罗斯人。(70)

马其顿王朝时期的军队越发仰仗职业佣兵。尽管军区部队依旧热衷于服役，然而皇帝与将领们却逐渐要求他们用金钱代替兵役，以便聘请佣兵。这些常备军不仅包括希腊人，还包含了越来越多的外国人成分。其中最知名的当属瓦西里二世（Basil Ⅱ，976—1025年在位）麾下瓦兰吉卫队（Varangian Guard）招募的斯堪的纳维亚罗斯人(71)（Rus），不过直到11世纪，军队的主力还是来自安纳托利亚地区。瓦西里的统治标志着拜占庭军事史上的另一个关键点—他大量消灭了东部那些曾两度叛乱并几乎颠覆其皇位的军事家族。(72)东部战役很大程度上暂停了，以便支持瓦西里对抗保加利亚人的目标。瓦西里二世对保加利亚的战争采取了拜占庭最擅长的方式—“温水煮青蛙”。这种逐步推进、蚕食而非发动大规模会战的策略，体现了瓦西里忠于拜占庭人的偏好：避免决战，倾向于长期、低风险的战争手段。到了保加利亚战争于1018年结束时，罗马帝国的边境已推至多瑙河。皇帝专注巴尔干的代价则是一场大变—东部军事世家遭到清洗，他们在指挥体系中被边缘化。和他们一道被打击的很可能还包括大量经验丰富、能征善战的军队。到了马其顿末代皇帝塞奥多拉女皇(73)（1055—1056）统治时期，罗马军队开始走向衰落。君士坦丁九世（Constantine Ⅸ，1042—1055年在位）皇帝臭名昭著地让成千上万的高加索伊比利亚(74)（Caucasian Iberian）军区部队以金代役，而这笔国库进项却被他用于宫廷挥霍。xx

贯穿11世纪，突厥部落从咸海区域迁移至波斯与南俄罗斯。其中的一支乌斯(75)（Uz）部落联盟入侵了多瑙河沿岸新近吞并的保加利亚各行省。据说君士坦丁十世（Constantine Ⅹ，1059—1067年在位）仅能召集150人前去抵抗他们。1068年，塞尔柱突厥人在阿尔普·阿尔斯兰（Alp Arslan，1064—1072年在位）苏丹领导下，在东部攻占了拜占庭亚美尼亚的大城阿尼（Ani）。新任皇帝罗曼努斯四世·狄奥吉尼斯（Romanos Ⅳ Diogenes，1068—1071年在位）是最后掌权的安纳托利亚军事世家中的一员。他试图恢复军区部队，但最终不得不依赖国内外的雇佣军。他的地位并不稳固，罗曼努斯四世因此寻求对塞尔柱人发动雷霆一击，并凭此稳定帝国富饶的东部。1071年夏，皇帝挥师东进，其混合部队中包含了乌斯人、佩切涅格人、诺曼人(76)（Normans）、希腊人、伊比利亚人与亚美尼亚人—有人认为这是拜占庭所召集过的最大规模的军队。8月中旬，在前往凡湖附近城市曼齐刻尔特（Mantzikert，今名马拉兹吉尔特）途中，他们遭遇了阿尔普·阿尔斯兰率领的人数居于劣势的塞尔柱军。罗曼努斯令部队分兵，派遣其中一支在诺曼冒险家罗塞尔·德·巴约勒（Roussel de Balleul）与拜占庭指挥官约瑟夫·塔奇诺特（Joseph Tarchaneiotes）的率领下前去攻占凡湖边的要塞奇拉特［Chliat，今名阿赫拉特（Akhlat）］，而当战役爆发时，这些部队却逃离了。xxi尽管如此，皇帝的部队在战斗中表现得颇为英勇，突厥人佯败（这是草原游牧民古老的战术，历史上曾摧毁过许多军队）后，他们顶住了对手的反扑。战斗血腥漫长，持续到了第二日，罗曼努斯此时遭显贵安德罗尼科斯·祖卡斯（Andronikos Doukas）背弃，沦为了俘虏。阿尔普·阿尔斯兰释放了罗曼努斯，他的重返掀起了一场内战，从而让突厥人得以继续他们的侵袭。(77)

东部游荡的塞尔柱和土库曼牧民对帝国安定构成了严重威胁。至11世纪末，塞尔柱人或独立的土库曼劫掠者已经占据了大部分安纳托利亚。帝国的安纳托利亚高地幅员辽阔、矿产丰富同时还为帝国提供兵源，此时大部分已然失陷；塞尔柱人还占领了距离君士坦丁堡仅70公里的尼西亚（Nicaea）。与塞尔柱人相比，更严重的威胁来自西方。诺曼人在地中海的出现，永远改变了这里微妙的权力平衡，并产生了一位强大而可怕的新敌人。1 000年前后，诺曼冒险家抵达了意大利南部，发现当地正处于他们所中意的混乱政局之中。1009—1022年间的伦巴第叛乱时期，诺曼战士被当地伦巴第王公雇佣与拜占庭军交战，随后的数十年间，诺曼佣兵常常被意大利南部的伦巴第王公和拜占庭指挥官双方所聘请。拜占庭将领乔治·马尼亚克(78)（George Maniakes）麾下诺曼军队［其中佼佼者包括来自欧特维尔家族（Hauteville Family）的“铁臂”威廉］在1038—1040年的西西里战役中表现突出。马尼亚克的远征失利后，诺曼人转而对抗前拜占庭“雇主”，蹂躏了大半个南意大利。“铁臂”与瓜马尔四世（Guiamar Ⅳ）公爵结盟，在威廉与他的继承人带领下，诺曼人稳步蚕食着拜占庭的南意大利领土。另一位欧特维尔家族成员罗伯特·圭斯卡德(79)（Robert Guiscard）征服了西西里（1061—1091年），1071年攻占巴里（Bari），将拜占庭人逐出了意大利半岛。不过，诺曼人还有更大的雄心—征服拜占庭帝国本身。xxii

阿莱克修斯一世·科穆宁(80)（Alexios I Komnenos，1081—1118年在位）皇帝发现诺曼人令自己如鲠在喉。他来自一个与强大的祖卡斯家族关系密切的军事世家，正是后者的成员在10年前的曼齐刻尔特会战中背叛了皇帝。虽然只有25岁，但皇帝已经在帝国各处的内战中得到了历练，是名经验丰富的将领。正当尼基弗鲁斯三世（1078—1081年在位）准备迎接诺曼人的猛攻时，他夺取了政权。阿莱克修斯匆忙前去对抗1081年春入侵并围攻亚得里亚海岸重要港口都拉基乌姆（Dyrrachium，即现代的阿尔巴尼亚城市都拉斯）的罗伯特·圭斯卡德和他的儿子博希蒙德(81)（Bohemund）。10月，帝国军已进入攻击距离。尽管阿莱克修斯的当地将领建议避战，代之以消耗敌人，但皇帝还是强令交战，这可能是由于他的政治根基不稳。他在部队前方布置了瓦兰吉卫队（此时包含许多因诺曼人征服英格兰而流亡的盎格鲁—撒克逊人），并得到了一队弓箭手的掩护，上述部队直面诺曼人的营地。皇帝本人坐镇指挥拜占庭中军，久经沙场的将军格雷戈里·帕库里亚努斯（Gregory Pakourianos）指挥左翼，另一员安纳托利亚干将尼基弗鲁斯·梅利塞诺斯（Nikephoros Melissenos）领导右翼。圭斯卡德也将部队分为三支，他自己居中对阵阿莱克修斯，其子博希蒙德指挥左翼，另一名诺曼伯爵阿米凯塔斯（Amiketas）领军右翼。多年以后，阿莱克修斯的女儿安娜·科穆宁娜(82)（Anna Komnene）在关于此役的记载中写道，当都拉基乌姆守军出击时，一支瓦兰吉卫队穿过盐沼攻击了诺曼人营地。xxiii圭斯卡德佯败之后，派出一队诺曼骑兵攻打拜占庭中军—然而拜占庭人本身其实深谙这种战术。此计不成，双方便开始了常规战斗。然而，阿米凯塔斯指挥的诺曼军右翼却与瓦兰吉卫队交上了手；诺曼人战败逃往海岸，据说是圭斯卡德之妻盖塔（Gaita）重整了队伍。圭斯卡德派出了一支强大的步兵攻击疲惫不堪、孤立无援的瓦兰吉卫队，后者陷入重围，终于崩溃了。残兵败将遁入一座教堂避难，依照安娜的指控，诺曼人纵火，最终玉石俱焚。(83)此后的战斗中，诺曼人击垮了拜占庭阵线，杀死了数名优秀的将领。帝国的突厥雇佣军作鸟兽散，另一位盟友，杜克里亚（Duklja）国王(84)拒绝对阿莱克修斯施加援手。皇帝戏剧性地阵斩了圭斯卡德的副将，并多次和死神擦肩而过，最终率领残部逃离了战场。到了冬天，诺曼人攻克了都拉基乌姆，掘壕固守，准备挥师东进，直取首都。xxiv

阿莱克修斯通过紧急征收教会圣餐具(85)为自己筹措军费，同时斥巨资与威尼斯人结盟，后者将诺曼人视为海上的强大对手。皇帝还为神圣罗马帝国皇帝亨利四世（Henry Ⅳ，1084—1105年在位）送去了大批黄金，亨利对诺曼人的本土以及罗伯特·圭斯卡德的盟友格列高利七世（Gregory Ⅶ，1073—1085年在位）教皇施加压力。(86)1082年春，圭斯卡德匆忙回师意大利迎战德意志人，而阿莱克修斯则考验着继承了战略城市都拉基乌姆以及诺曼人的伊利里亚领地的博希蒙德。在希腊西部城市约阿尼纳（Ioannina），皇帝试图利用马车来阻挡诺曼骑兵凶悍的冲锋，但博希蒙德轻易破解并将罗马人逐出了战场。之后的一场战役中，阿莱克修斯在拜占庭人前方布置了蒺藜（带有四根尖刺的铁球，一面始终向上，可以刺穿人、马的脚掌），然而诺曼人再度识破了计划，包抄罗马军队，击溃了左右两翼。博希蒙德对拜占庭色萨利（Thessaly）的拉里萨(87)（Larissa）发起了围攻，它坚守了6个月，直至皇帝领兵驰援。阿莱克修斯决定采用佯败之计—考虑到诺曼人对他取得的胜利，一次撤退并不可疑。当博希蒙德追击“败逃”中的罗马主力部队时，皇帝派出了伏兵，蹂躏敌营，同时另一支部队则攻击诺曼人的后方。博希蒙德退兵了。尽管隔年罗伯特·圭斯卡德袭击克基拉岛，重启战端，但这位年迈的诸侯却病逝了，诸子为了争夺遗产纷纷赶回了意大利。

第一次诺曼战争彰显了西方新兴政权能给拜占庭利益造成多么大的威胁。诺曼人并非帝国需要应对的唯一敌手；在安纳托利亚，塞尔柱突厥人已横行无阻。小股拜占庭军队无力回天，遍布昔日帝国内陆的城市、要塞纷纷投降，这让阿莱克修斯仅剩沿海的小片领土。来自欧亚大草原南方的佩切涅格游牧民武力袭击了色雷斯—拜占庭人有胜有负，却虚耗了国库，当其他地方急需宝贵的资源时，帝国被捆住了手脚。到了1090年代，皇帝设法修复了与教廷的关系。众所周知，在备受佩切涅格战争折磨后，阿莱克修斯向教皇请求西方佣兵，却无心插柳，催生了意料之外的第一次十字军东征。

当十字军于1096年末抵达君士坦丁堡时，阿莱克修斯发现了令人头痛的事实：诺曼王公博希蒙德也是其中的一员领袖。精明的皇帝迫使这批西方人许下了效忠的誓言，随后派出军队并提供后勤支援，直至安条克，但此后希腊—十字军联盟便瓦解了。第一次十字军东征至少打击了塞尔柱人，为帝国收复了尼西亚，但也滋养了西方人与希腊人彼此间的敌意。此后的纠葛中，拜占庭人慢慢疏远了那些急于在东地中海分一杯羹的西方政权。虽然在阿莱克修斯建立的科穆宁王朝治下，拜占庭军事力量依旧令人生畏，然而，1176年爆发于弗里吉亚（Phrygia）的密列奥塞法隆（Myriokephalon）战役，罗马人蒙受惨败，宣告他们从突厥人手中争夺安纳托利亚控制权的结束。从此以后，希腊人很大程度已经龟缩至海岸并被扼住了脖子。

在科穆宁王朝时期，军区仅是行政管理区域，当地的军队已被替换为本地职业兵和外国佣兵，尤其是法兰克骑士、突厥人与佩切涅格人。尽管理论上这些职业军人的素质要高于其军区前任，然而他们耗资不菲，因此数量始终有限—科穆宁王朝从未在一场战役中出动两万人以上的军队。军队中的本土成分越来越多地由领取“普罗尼埃”(88)（pronoia）津贴的骑兵构成；这些赠予士兵的收入来自他们驻扎地的土地税。最初上述津贴不可继承，与中世纪西欧的采邑（fief）不同，国家从未放弃供养“普罗尼埃”受益人的土地的所有权。虽然它节约了国家的即时资金消耗，具有财政上的吸引力，但是也滋长了日后荼毒帝国的地方主义和宗派主义。

晚期（13至15世纪）

1204年春，帝国昔日的盟友威尼斯诱使第四次十字军转而瞄准了君士坦丁堡，这导致了帝国作为地中海军事强权之一的终结。1204年4月，经历了数月复杂的政治谋划和外交失败后，西方十字军攻下了首都，对这座基督教世界最伟大的城市烧杀劫掠，整整三日。拜占庭武备废弛；拙劣的指挥、匮乏的资金、曼努埃尔·科穆宁于1180年去世后数十年间每况愈下的低劣军队—这些因素共同引发了这场灾难。军队的崩溃导致了史上罕见的文化悲剧。在拜占庭帝国的废墟中，法兰克人、威尼斯人拼凑出一个畸形的“帝国”，而诸行省希腊地域中心的抵抗风起云涌。60年外国占领，帝国权势、威望尽失，让米海尔八世·帕列奥列格（Michael Ⅷ Palaiologus，1259—1282年在位）领导的只是个区域政权了。

米海尔的帕列奥列格王朝，在希腊、小亚细亚一部以及巴尔干掌权近两个世纪，深受党同伐异、自私自利之苦。与先辈和敌手相比，他们的军队可谓寒酸；1204年以后，从未有过某场战役，拜占庭出动了超过5 000士兵，甚至5 000这一数字可曾实现也很可疑。xxv风雨飘摇的拜占庭陷入了一种常见的“怪圈”：缺乏战士，帝国便不能占据更多领土，而后者的资源才能支撑更多军队，更多军队方能增强安全并收复故土。纵然历史曾为复兴提供过机会—例如蒙古人在13世纪中期横扫安纳托利亚的塞尔柱人，抑或1402年其奥斯曼继承人于安卡拉战役(89)被帖木儿（Timurids）重创—拜占庭人也无力矫正其政治上的弱点。到了1453年春，奥斯曼帝国苏丹穆罕默德二世（1444—1446以及1451—1481年在位）(90)率领土耳其军围攻君士坦丁堡，这座曾经让世界敬畏的城市，而今守军只有区区7 000。他们迎战的是80 000以火药、火炮（让城市雄伟的城墙化为瓦砾）武装起来的意志坚定的穆斯林军。5月29日，在哥伦布踏上新世界前约39年，旧世界中最长寿的帝国覆灭了。资源枯竭，军备废弛，拜占庭终究消失于历史长河中，取而代之的是一个最终可与之媲美的穆斯林帝国—其版图从利比亚直至多瑙河，却也似曾相识地陷入了四面受敌的境地。与拜占庭军队和帝国缓缓步入迟暮相比，它延续千年的惊人事实反而不是那么引人瞩目，而这很大程度上是依靠拜占庭战士的坚忍不拔、灵活变通以及职业素养来维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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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即博斯普鲁斯海峡。译注。

(2)　尼古拉·德费尔（1646—1720）法国制图师、地理学家、雕版师。译注。

(3)　达契亚的地理位置大约相当于现代的罗马尼亚，曾建立达契亚王国。公元106年被图拉真攻占，公元271年，于罗马“三世纪危机”时代临危受命的奥勒良皇帝为了收缩防线，理智地主动放弃了该行省。不过奥勒良并非软弱的君主，任内东征西讨，战功赫赫，收复了罗马帝国此前失去的大片领土。译注。

(4)　塞西亚一词源于希腊语Σκυθική，是希腊人对斯基泰人之地的称谓，大体对应维斯瓦河以东广袤的东欧、中亚地区。译注。

(5)　即著名的《狄奥多西法典》（Codex Theodosianus）。事实上，它是在429年由东罗马皇帝狄奥多西二世和西罗马皇帝瓦伦提尼安三世共同下令编撰的，并于439年1月1日正式在东西罗马施行。法典共16卷，2 000多个法条，是公元4世纪初罗马基督教化以来的法律集成，具有重大意义。译注。

(6)　224年，帕提亚帝国法尔斯总督阿尔达希尔一世起兵推翻了自己的君主阿尔达班四世，并在两年后加冕“万王之王”，创立了萨珊王朝（国祚延续至651年）。萨珊王朝幅员辽阔，曾长期是罗马帝国的劲敌。译注。

(7)　260年，年约60岁的瓦勒良皇帝及其约7万大军在埃德萨会战中全军覆没，皇帝与大批罗马军团士兵沦为俘虏，这是罗马帝国历史上首次君主被俘，对罗马政局造成巨大冲击，西部一度因此出现了分裂独立的高卢帝国。直到270年奥勒良皇帝继位后，罗马帝国的混乱情况才有所好转。译注。

(8)　原文在此处用了一个法语词汇déjà vu—似曾相识，中文通常翻译为“既视感”。译注。

(9)　伽列里乌斯（约258—311）为罗马皇帝戴克里先的重要将领和女婿，293年被戴克里先提拔为“恺撒”（四帝共治制度下的副皇帝），305年成为奥古斯都。

(10)　卡鲁斯登基后，册封自己的两个儿子卡里努斯和努梅里安为恺撒。卡鲁斯去世后，两子分别成为东西部皇帝。译注。

(11)　原文所用英语为duke（公爵），但对应拉丁语为dux。古罗马时代的dux本指蛮族出身的高级军事将领，故译为“都督”。译注。

(12)　尼西比斯当时为罗马帝国美索不达米亚行省省会。现名努赛宾（Nusaybin），位于土耳其东南部。译注。

(13)　原文如此。应为君士坦斯一世。译注。

(14)　阿米达位于底格里斯河右岸，即今日的土耳其城市迪亚巴克尔。

(15)　此处疑有误。努赛宾位于叙土边境，但现在由土耳其管辖。译注。

(16)　根据《大英百科全书》，沙普尔二世生于309年而非307年。译注。

(17)　波斯君主全称为“万王之王”（Shahanshah），简称为“沙阿”，中文有时直接称为“沙”。译注。

(18)　尼西比斯的雅各是一位德高望重的叙利亚主教，曾参加第一次尼西亚公会议，被誉为“美索不达米亚的摩西”，他后来被教会奉为圣人。译注。

(19)　迈格多尼乌斯河即现代位于土耳其、叙利亚境内的杰贾河（Jaghjagh River）。译注。

(20)　辛加拉是罗马帝国在美索不达米亚的重要前哨，第一帕提亚军团（legio I Parthica）即驻扎于此。译注。

(21)　阿米阿努斯·马尔切利努斯为4世纪著名罗马历史学家、军人，曾先后追随君士坦提乌斯二世和尤利安皇帝在东方作战，著有《大事记》（Res Gestae）一书，记载了罗马帝国96年至378年间的历史，今存14—31卷。译注。

(22)　迪亚拉河长445公里，是底格里斯河朝向东北方的支流。译注。

(23)　潘诺尼亚是古罗马行省，大体相当于现代的匈牙利西部、奥地利东部、斯洛文尼亚、克罗地亚、波黑和塞尔维亚北部。译注。

(24)　普罗科皮乌斯（约325—366）和尤利安是表兄弟关系。普罗科皮乌斯一度在君士坦丁堡称帝，野战失利后被麾下将领出卖，最终遭到瓦伦斯处决。译注。

(25)　此城位于小亚细亚，现代的名字是开塞利（Kayseri），注意不要和以色列港口凯撒利亚混淆。译注。

(26)　匈人是否对应中国古代文献中的匈奴，史学界尚存争议，故译者在此并未采用“匈奴”一词。译注。

(27)　当地罗马将军卢皮奇努斯（Lupicinus）计划邀请哥特酋长赴宴并刺杀他，阴谋败露后立刻激起了哥特人大规模叛乱。译注。

(28)　此处指的应该是376年爆发的马西安诺堡战役，卢皮奇努斯集结的罗马军队超过半数阵亡。译注。

(29)　格鲁森尼是哥特人的一支，原本主要生活在邻近黑海的东欧大草原（相当于现代的乌克兰）。译注。

(30)　此役瓦伦斯身负重伤，被部下抬到了一座农家茅屋，一群哥特战士不知皇帝在此，放火烧屋，导致堂堂罗马皇帝死无全尸。译注。

(31)　即公元前216年，汉尼拔围歼罗马主力的坎尼会战。译注。

(32)　嚈哒人是5—8世纪兴起于中亚的一支游牧民族，有时也被称作“白匈奴”，他们一度向西迫使波斯称臣，向南则大举入侵印度，建立了一个广阔的嚈哒帝国。译注。

(33)　卑路斯一世（459—484年在位）统治时期波斯出现了严重饥荒，同时战乱频繁，他先后三次败于嚈哒人之手，最终阵亡。但他的儿子喀瓦德一世未来亲政后励精图治，击败了嚈哒人，恢复了波斯的强盛。译注。

(34)　即库斯老一世，在位期间文治武功十分突出，萨珊帝国达到了鼎盛，他也被誉为波斯历史中帝王的典范。译注。

(35)　即老希拉克略，他是摩里士皇帝统治时期的重要将领，600年被任命为阿非利加总督。608年，他和儿子小希拉克略（575—641）以为摩里士皇帝报仇为名起兵反抗福卡斯。610年，小希拉克略成功登基不久后，老希拉克略病逝。译注。

(36)　希拉克略据说曾与西突厥可汗统叶护在第比利斯会晤，并许诺将公主嫁给统叶护，双方联合发动对波斯的攻势。不过统叶护在628年的内乱中被弑。译注。

(37)　喀瓦德二世青年时代曾长期被父亲囚禁（以免威胁更受宠爱的兄长继位），628年，他被一些高级贵族释放并发动政变。他夺位后不仅弑父，还处决了所有兄弟，导致染疫病逝后帝国陷入严重继承危机。译注。

(38)　该军衔音译为“斯帕巴德”（Spāhbed），字面含义是“总司令”，原本仅设立一人，但在库斯老一世改制后共设立四个方向的四名斯帕巴德。译注。

(39)　穆罕默德的出生年份，还有571年一说。译注。

(40)　指穆罕默德的早期追随者，与他本人有所交集，分为若干等级，最高级的称“十圣人”（包括未来的四大哈里发）。但在对撒哈比的认定上，逊尼派、什叶派有所不同。译注。

(41)　穆斯林方面记录了此役12位烈士的名字，其中不乏重要的撒哈比，例如穆罕默德的养子扎伊德（Zayd ibn Harithah），穆罕默德的堂弟、第四任哈里发阿里的兄长贾法尔（Ja'far ibn Abi Talib）等。译注。

(42)　哈立德·本·瓦利德（642年去世）是穆罕默德至第二任哈里发欧麦尔时代的穆斯林伟大将领，百战百胜，被穆罕默德誉为“安拉之剑”。译注。

(43)　哈里发（Caliph）字面含义为继承者，全称是“安拉使者的继承者”。译注。

(44)　阿姆鲁亦为早期穆斯林名将，曾征服埃及，并两度担任埃及总督。译注。

(45)　伽珊尼德是一批来自也门的阿拉伯部落在黎凡特建立的王国（220—638年），国民多信奉基督教，并为东罗马帝国藩属。译注。

(46)　此役罗马军人数，不同资料来源的估计差异颇大。例如，富勒在《西洋世界军事史》中给出的数字为“约5万人”，而大卫·尼科勒（David Nicolle）在《636年雅尔穆克：穆斯林对叙利亚的征服》（Yarmuk 636 A.D.: The Muslim Conquest of Syria, Osprey Publishing，1994）一书中提供的数据为10万人。译注。

(47)　阿布·俄拜德位居伊斯兰教“十圣人”之一，是穆罕默德亲密战友，穆斯林征服初期重要将领，还曾是哈里发一职的潜在继承人之一，639年因瘟疫在叙利亚病逝。译注。

(48)　即阿拉伯帝国第五代哈里发穆阿维叶一世（606—680），他将哈里发由推举改为世袭，为倭马亚王朝创始人。译注。

(49)　培琉喜阿姆位于尼罗河三角洲最东端，曾为重要贸易枢纽，地理位置十分关键。译注。

(50)　“贵族”格雷戈里为皇族成员，拜占庭帝国阿非利加总督。穆斯林入侵时，他已经起兵造反，自立为帝。斯贝特拉战役中格雷戈里阵亡，而穆斯林收获大批战利品后也选择撤退，一度竟让拜占庭中央政府恢复了对阿非利加总督区的控制，但此役已经动摇了拜占庭对北非统治的根基。译注。

(51)　这里作者使用了一个法语术语chevauchées，字面含义为“骑行”。在中世纪军事领域，它指的是快速对敌人领土烧杀劫掠以便削弱对手的战法，而非攻城略地。译注。

(52)　君士坦丁五世为利奥三世之子，741年他的妹夫，亚美尼亚军区司令阿尔塔瓦兹德（Artabasdos）发起叛乱，自立为帝，并于742年击败君士坦丁五世，入主君士坦丁堡。君士坦丁五世卧薪尝胆，在安纳托利亚军区支持下于次年复辟，并刺瞎阿尔塔瓦兹德双眼，将他和子女流放到修道院。君士坦丁五世精明能干，任内阿拉伯帝国发生了王朝更迭的内战（阿拔斯王朝取代倭马亚王朝），他趁机在东西两个方向发动攻势，均有所斩获。译注。

(53)　利奥三世上台后，开启了持续上百年的“破坏圣像运动”，表面上是关于基督教教义理解执行问题，实际上体现了世俗贵族、军人与教会、僧侣之间的矛盾。这场运动打击了教会势力，增加了中央集权，但也撕裂了社会，增加了东西教会的分歧。译注。

(54)　此前的倭马亚王朝定都大马士革，以叙利亚为根基。而阿拔斯王朝在762年后迁都巴格达。译注。

(55)　《狄奥吉尼斯边防军之歌》被认为是唯一保存至今的拜占庭史诗。其主人公边防军指挥官巴西尔父亲为阿拉伯人，母亲为希腊人，绰号“混血儿”，史诗也因此得名。一般认为史诗存在真实的原型人物—1068—1071年在位的拜占庭皇帝罗曼努斯四世·狄奥吉尼斯（Romanos Ⅳ Diogenes）。译注。

(56)　本书此处所用术语，希腊语原文为δομέστικοςτῶν σχολῶν，最初于8世纪设立，为禁卫骑兵司令，后地位不断升高，9世纪时已实质上相当于拜占庭军队总司令。12世纪“大统领”（Grand domestic）一职创立后它的地位开始下降，从13世纪起至拜占庭覆灭，已经成为纯粹的荣誉虚衔。译注。

(57)　保罗派（Paulicians）是公元7世纪（一说5世纪）发源于亚美尼亚、北叙利亚、两河流域的一个基督教教派。其教义与正统教会存在较大区别，一定程度受摩尼教和马吉安主义影响。它认同基督嗣子说，反对偶像崇拜（包括对十字架和圣母马利亚的崇拜），不承认旧约，使徒中推崇圣保罗，反对圣彼得（也因此反对圣彼得传人教皇），反对正统教会的教阶制度、隐修主义、圣像崇拜和礼仪；神学上认同二元论，即世界分别由一位善神（精神世界）和邪神（物质世界）创造。该教派遭到拜占庭官方镇压，844年一度在小亚细亚东部城市迪夫里伊（Divriği，当时称Tephrike）建立了自己的政权。10世纪后传入东欧，对保加利亚人产生很大影响。译注。

(58)　因王朝首位皇帝米海尔二世出生于小亚细亚城市阿莫里乌姆（Amorium）而得名。译注。

(59)　伦巴第人是发源于瑞典南部的一支日耳曼部落，568年迁徙进入意大利北部，并建立了政权，之后长期与半岛的拜占庭势力展开拉锯争夺，并一度威胁到教廷的安全。712—744年利乌特普兰德（Liutprand）在位时期，不断开疆拓土，国力达到鼎盛。此后教皇请来法兰克国王丕平三世干预，方才遏制了伦巴第人的势头。774年伦巴第王国最终被查理曼灭亡。译注。

(60)　一般认为保加尔人最初是来自东欧大草原的突厥血统半游牧民，经不断迁徙，681年击败拜占庭人后在多瑙河三角洲建立了政权，即未来的保加利亚第一帝国（前期称保加尔汗国）。建国后，保加尔人和巴尔干本地斯拉夫人杂居，逐渐斯拉夫化。译注。

(61)　即斯达乌拉焦斯（Stauracius），他虽然在普利斯卡战役中侥幸逃出生天，但身负重伤，已无法处理朝政，继位不足两月，便在811年10月2日将皇位禅让给了妹夫米海尔一世，本人则在第二年年初病逝。译注。

(62)　即现代的土耳其西北部城市巴巴埃斯基（Babaeski），邻近保加利亚边境。译注。

(63)　西美昂一世的父亲鲍里斯一世于864年受洗皈依了东正教，并奉拜占庭皇帝米海尔三世为教父。而西美昂却在925年宣称自己是保加利亚人和希腊人的皇帝，体现了与父亲截然不同的政治志向。译注。

(64)　利奥·福卡斯来自帝国东部卡帕多西亚地区的军事世家，当时的军衔为“学院禁卫军统帅”（Domestic of the Schools），实质相当于拜占庭陆军元帅。福卡斯家族人才辈出，未来甚至还诞生过一位战功显赫的皇帝尼基弗鲁斯二世·福卡斯。译注。

(65)　即阿海洛奥斯河，全长约40公里，位于保加利亚东部，向南注入黑海。译注。

(66)　10世纪拜占庭编年史家，因曾在君士坦丁堡皇宫担任辅祭而得名，其著作涵盖了从罗曼努斯二世至瓦西里二世统治初期的历史。译注。

(67)　此役是在拜占庭名将约翰·库尔库阿斯（John Kourkouas）领导下获胜的。他在帝国东部多次发动对穆斯林的攻势，战功显赫，并曾回师君士坦丁堡解救首都免遭罗斯人的进犯。译注。

(68)　即尼基弗鲁斯二世（963—969年在位），他针对穆斯林取得了一系列辉煌胜利，甚至被誉为“萨拉森人的白色死神”。969年被亲侄子约翰暗杀，后者篡位成为约翰一世。译注。

(69)　即现代保加利亚东北港口城市锡利斯特拉（Silistra）。译注。

(70)　与斯维亚托斯拉夫的战争充分体现了拜占庭人的权谋和外交手腕。原本拜占庭为了对抗保加利亚第一王国主动与斯维亚托斯拉夫结盟，但斯维亚托斯拉夫入侵保加利亚后连战连捷，如日中天，影响了拜占庭在巴尔干的地位，于是拜占庭反而以保加利亚解放者的身份与罗斯人作战，并和佩切涅格人结盟。斯维亚托斯拉夫在杜罗斯托鲁姆被围困了65天，和约翰皇帝谈判后有条件地投降了，前提是拜占庭允许罗斯人平安返乡。此后拜占庭将斯维亚托斯拉夫退兵的消息通报佩切涅格人，后者中途设伏击杀了罗斯大公。他的儿子弗拉基米尔一世后来引领罗斯皈依了东正教，名垂青史。译注。

(71)　注意这里的罗斯人并非俄罗斯人，而是8—11世纪来自瑞典、定居于波罗的海至黑海间东欧地区的北欧人，11世纪后期逐渐与当地斯拉夫人同化。译注。

(72)　976年至989年，瓦西里二世麾下两员大将巴尔达斯·斯科勒鲁斯（Bardas Skleros）和巴尔达斯·福卡斯曾先后多次叛乱。译注。

(73)　理论上，塞奥多拉女皇自1042年起便先后与姐姐邹伊、姐夫君士坦丁九世共治，但在1055年君士坦丁九世去世后方才独自亲政。译注。

(74)　注意这里的高加索伊比利亚并非伊比利亚半岛，而是古希腊罗马人对高加索地区格鲁吉亚王国的传统称谓，又称“东伊比利亚”。译注。

(75)　亦称乌古斯人（Oghuz Turks），是8世纪形成的操突厥语族乌古斯支系的部落联盟，乌古斯的本意为“部落”，曾经在中亚建立乌古斯叶护国。国家覆灭后其中一支形成日后的塞尔柱突厥人。译注。

(76)　诺曼人意即“北人”，是古代北欧维京人的后裔，10世纪占据法国北部大片土地，获得法王册封建立诺曼底公国。1066年，威廉一世占据英格兰，成立诺曼底王朝。1130年，诺曼贵族鲁杰罗二世建立西西里王国，领有意大利南半部和西西里岛。译注。

(77)　1067年君士坦丁十世去世时，由于其子米海尔七世年幼，罗曼努斯迎娶了君士坦丁十世的遗孀，加冕为共治皇帝。曼齐刻尔特会战失利后，尽管很快重获自由，但罗曼努斯的政敌已经逼迫米海尔七世废黜了他的共治皇帝职位。双方爆发了一场短促的内战，罗曼努斯战败，被刺瞎双眼，流放致死。

(78)　乔治·马尼亚克是一名希腊血统的优秀将领，早年曾在东部从穆斯林手中夺取埃德萨。西西里岛当时也被穆斯林控制，马尼亚克的军事行动最初一度取得成果，但最终因内讧而功败垂成。1042年他被任命为拜占庭帝国意大利督军。1043年被部下拥戴为皇帝起兵反抗君士坦丁九世，兵败身亡。译注。

(79)　阿普利亚公爵罗伯特·圭斯卡德（约1015—1085），绰号“狡诈者”，杰出的诺曼人军事领袖，1044年离开诺曼底，追随家族到意大利闯荡，先后击败拜占庭人、西西里穆斯林、伦巴第人，并与教宗结盟，多次对教宗施以援手。晚年试图征服拜占庭帝国，虽未获成功，但给拜占庭造成了巨大压力。译注。

(80)　阿莱克修斯一世的伯父伊萨克一世曾短暂担任过皇帝。他在位37年，文治武功均颇有建树，成功令摇摇欲坠的拜占庭帝国实现了“科穆宁中兴”。1095年他派遣使者觐见教宗乌尔班二世，请求西方军事援助，间接吹响了十字军东征的号角。阿莱克修斯一世的皇后伊琳娜出身于祖卡斯家族，双方的确关系密切。译注。

(81)　这位便是之后的十字军名将、安条克亲王博希蒙德一世。译注。

(82)　安娜·科穆宁娜为阿莱克修斯长女，她与母后试图影响皇帝传位于自己的丈夫小尼基弗鲁斯·布林尼乌斯，但最终仍是弟弟约翰二世继位。此后安娜·科穆宁娜退出政坛，撰写了《阿莱克修斯传》，是拜占庭历史方面重要的第一手史料。译注。

(83)　教堂为附近的米迦勒教堂。此役导致拜占庭帝国最精锐的瓦兰吉卫队几乎全军覆没。译注。

(84)　这位国王是康斯坦丁·博丁（Constantine Bodin，1081—1101年在位），其王国大体位于现代黑山的东南部，理论上是拜占庭的藩属。译注。

(85)　教会用于宗教活动的圣餐具通常以金银等贵金属制成。译注。

(86)　阿莱克修斯一世对外战争的特点是善于运用合纵连横智取对手，而非硬拼。当时亨利四世与教皇在主教叙任权上产生了严重矛盾。1084年，他一度攻占罗马，并废黜了格列高利七世，另立对立教皇克雷芒三世，从而客观上缓解了拜占庭帝国的压力。译注。

(87)　拉里萨今为色萨利大区首府，希腊第五大城市。译注。

(88)　“普罗尼埃”是拜占庭帝国中后期一套独特的将国家收入赠予特定个人或机构的制度，以奖励其对国家做出的贡献。经费通常来自土地税收，但也可来自渔权、关税等其他项目。受赠者只拥有收益的使用权，原则上并不能转让或继承，因此这套系统与西欧的封建制度并不相同。译注。

(89)　此役奥斯曼帝国苏丹巴耶济德一世兵败被俘，导致帝国陷入了约10年的所谓“大空位”期，也令拜占庭获得了喘息的机会。译注。

(90)　1444年，奥斯曼帝国苏丹穆拉德二世在与匈牙利签署和约后，宣布传位于儿子穆罕默德二世。这是穆罕默德二世首次继位。1446年，由于西部战事吃紧，穆拉德二世宣布复位，直到1451年去世。此后穆罕默德二世方第二度继位。译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