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众所周知，中国先秦诗歌从西周初年（公元前11世纪）到春秋中叶（公元前6世纪）约五百年间，是四言诗发展的黄金时代。这些“先民的歌唱”被周人搜集、整理，编订成我国古代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诗经》以后整整三百年，中国文坛几乎被散文的光辉所笼罩，诗歌则处于沉寂时期。打破这沉寂局面的，乃是天才诗人屈原及其后学宋玉。他们创造了一种具有楚国鲜明地方特色的新诗体。这种诗体就是“楚辞”。“楚辞”和《诗经》迥然不同，它不是集体的歌唱，而是个人的创作；不是现实主义的，而是浪漫主义的；不重自然的写实，而重主观的抒情；不是表现的北国风光，而是表现的南方景象；不是单一的比兴，而是整体的象征；句式不是板滞的四言，而是灵动的杂言；篇章不是回环复沓的短章，而是结构宏大的巨制；风格不是自然质朴，而是弘博丽雅。楚辞鲜明的地方特色，宋代黄伯思在《校定楚辞序》中有经典的概括：“盖屈宋诸骚，皆书楚语，作楚声，纪楚地，名楚物，故可谓之楚辞。”（见《宋文鉴》卷九十二）因为楚辞这种新诗体的代表作，乃是“逸响伟辞，卓绝一世”（鲁迅《汉文学史纲要》）的《离骚》，故后人又称其为“骚体诗”。在中国文学史上往往“风”“骚”并称，以“风”来指代《诗经》，以“骚”来指代楚辞。考“楚辞”这一名称，最早见于西汉武帝时期。司马迁《史记·酷吏列传·张汤传》载：“买臣以楚辞与助俱幸，侍中为太中大夫，用事。”汉成帝时，刘向整理古文献，把楚国人屈原、宋玉所创作的骚体诗和汉代人贾谊、淮南小山、东方朔、严忌、王褒、刘向等人所创作的拟骚诗汇编成集，共十六卷，定名为《楚辞》，从此，“楚辞”遂又成为一部诗歌总集的名称。东汉安帝元初初年，王逸给刘向所编的《楚辞》作注，又加进他自己写的一篇《九思》，而命名全书为《楚辞章句》，为十七卷。刘向编的十六卷本《楚辞》久已亡佚，只有王逸的十七卷本《楚辞章句》流传至今，这就是现存最古的《楚辞》注本。《楚辞》一书是中国文学的古老经典，在中国古代浩如烟海的历史文献中具有极其重要的地位。按照传统的经、史、子、集四部文献分类法，《楚辞》属于“集部”，向来被称为“集部之祖”。打开中国古代最大的丛书《四库全书》，其中“集部”类的第一部书就是《楚辞》。故四库馆臣称：“集部之目，《楚辞》最古。”（见《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一四八“集部总叙”）由于《楚辞》一书在中国文学史上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因此研究楚辞的历史绵延悠久，研究楚辞的论著汗牛充栋，并因此形成了一门专门的学问——楚辞学。
作为一种诗歌体式，楚辞源于“楚声”“楚歌”。在春秋时代，楚国的音乐和民歌被称为“南风”或“南音”。《左传·成公九年》记载，楚人钟仪在晋鼓琴而操“南音”，被誉为“乐操土风，不忘旧也”。战国时楚国的地方乐曲如《涉江》《采菱》《劳商》《九辩》《九歌》《薤露》《阳春》《白雪》等曲目，还都可以从楚辞作品中看到。屈原的《涉江》《九歌》和宋玉的《九辩》，就是借旧题写的新诗。屈原以前的楚地民歌，有刘向《说苑·善说》篇所载楚康王时代（前559-前545年在位）翻译的越族渔家姑娘唱的那首著名的情歌《越人歌》：
今夕何夕兮，搴舟中流？今日何日兮，得与王子同舟？蒙羞被好兮，不訾诟耻。心几烦而不绝兮，得知王子。山有木兮木有枝，心说（悦）君兮君不知！
稍后数十年，又出现了《孟子·离娄上》所引、传为孔子所闻的《孺子歌》：
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我缨。沧浪之水浊兮，可以濯我足。
这两首诗歌都使用语气词“兮”，与后来的楚辞的基本形式相同，乃是楚辞的先导。但这样的民间小调犹如涓涓细流，倘若不被伟大的诗人屈原学习和采用，并创造出“气往轹古，辞来切今，惊采绝艳，难与并能”（《文心雕龙·辨骚》）的《离骚》《九歌》《天问》《九章》等诗作，就不可能形成中国诗歌长河中骚体诗创作的狂潮，成就“一代之文学”。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屈原的出现，是中国诗坛一次辉煌的日出。
屈原这人，诗人气质很重，多愁善感，富于激情，既理智清醒，又感性迷狂。他的生活、为人，都是诗化的。他爱穿奇装异服，服饰新潮、前卫，年既老而不衰。他制芰荷以为衣，集芙蓉以为裳，头戴着高高的帽子，耳缀着亮亮的明珠，身佩着长长的宝剑，腰系着馥郁的香囊，“佩缤纷其繁饰兮，芳菲菲其弥章”（《离骚》），遍体鲜艳，华美芬芳，走起路来还有佩玉叮当作响。他“朝饮木兰之坠露兮，夕餐秋菊之落英”，“折琼枝以为羞兮，精琼爢以为粻”（《离骚》）, “餐六气而饮沆瀣兮，漱正阳而含朝霞”, “吸飞泉之微液兮，怀琬琰之华英”（《远游》）, “捣木兰以矫蕙兮，糳申椒以为粮。播江离与滋菊兮，愿春日以为糗芳”（《惜诵》）, “吸湛露之浮源兮，漱凝霜之雰雰”（《悲回风》）,“登昆仑兮食玉英”（《涉江》），饮清露，含朝霞，吃花粉，食玉英，不食人间烟火，俨然云外神仙。饮食芳洁，十分讲究。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謇吾法夫前修兮，非世俗之所服。”（《离骚》）所服（服饰和服食）都与世俗之人不一样。他还上天下地，沟通天人，时而飞行天上，时而驰骋人间，能向远古的神女表白感情，能请上古的神巫占卜降神。这一切当然都是象征，是隐喻，并非写实，是以服饰和服食的芳洁来表明自己品性的高洁，用上天下地来表现自己的苦苦求索，用追求神女来象征追求明君，用占卜降神来表现自己内心中的矛盾冲突。但这样的奇思幻想竟出自一位曾担任左徒的高官笔下，却实在令人拍案叫绝、叹为观止！要知道他在位时每天一定都有繁重琐碎的政务，周围又有那么多的奸佞小人影响心情，然而他仍然有天真孩童般的满脑子奇想，花季少女般的一系列追求，这是多么难得的灵性和诗情啊！
屈原是个完美主义者，理想主义者，而现实却又偏偏太黑暗，太残酷。他所处的时代，楚国统治集团已腐败到了极点。信谗弃贤是当时政治腐败的重要标志。“世溷浊而嫉贤兮，好蔽美而称恶。”（《离骚》）“谗人高张，贤士无名。”（《卜居》）政府官员不依法办事，为所欲为，是当时政治腐败的另一重要表现。“固时俗之工巧兮，偭规矩而改错。背绳墨以追曲兮，竞周容以为度。”（《离骚》）不注意道德修养，生活糜烂，道德败坏，是当时贵族个人生活作风腐败的反映。“时缤纷其变易兮，又何可以淹留？兰芷变而不芳兮，荃蕙化而为茅。何昔日之芳草兮，今直为此萧艾也？岂其有他故兮？莫好修之害也。”（《离骚》）官员们欲壑难填、贪得无厌，是当时经济腐败的突出表现。“众皆竞进以贪婪兮，凭不厌乎求索。羌内恕己以量人兮，各兴心而嫉妒。”（《离骚》）面对楚国腐败的黑暗现实和国势陵迟的危险局面，屈原经常长吁短叹，泪流千行，忧心如焚，苦不堪言。他在诗篇中一再将历朝历代的明君与昏君、清官与贪官对比进行描写：“昔三后之纯粹兮，固众芳之所在。杂申椒与菌桂兮，岂维纫夫蕙茝！彼尧舜之耿介兮，既遵道而得路。何桀纣之昌披兮，夫唯捷径以窘步。”（《离骚》）“启《九辩》与《九歌》兮，夏康娱以自纵。不顾难以图后兮，五子用失乎家巷。羿淫游以佚畋兮，又好射夫封狐。固乱流其鲜终兮，浞又贪夫厥家。浇身被服强圉兮，纵欲而不忍。日康娱而自忘兮，厥首用夫颠陨。夏桀之常违兮，乃遂焉而逢殃。后辛之菹醢兮，殷宗用而不长。汤禹俨而祗敬兮，周论道而莫差。”（《离骚》）通过这一系列的对比，以揭示“为官清，其政兴；为官贪，其政衰”的兴衰成败规律，为楚王提供历史借镜，其用心可谓良苦！针对楚国腐败的社会现实，屈原高唱：“举贤而授能兮，循绳墨而不颇。”（《离骚》）主张举贤授能，将德才兼备的人选拔来掌权；修明法度，将国家的治理纳入法治轨道。他坚持真理、充满理想，“路曼曼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离骚》）以改革图强为己任，上下求索，表现出英勇的献身精神。尽管遭受无数挫折和打击，然而屈原忠于祖国、热爱祖国的情怀至死不渝。“陟升皇之赫戏兮，忽临睨夫旧乡。仆夫悲余马怀兮，蜷局顾而不行。”（《离骚》）诗人炽热的爱国之情感人肺腑。他爱美时像个少女，而斗争起来却是一位真正的伟男。“草宪”风波闹得那么大，就在于他出台的宪令包含有惩贪肃腐的重大主题，准备掀起一场“廉政风暴”，要和腐朽势力作殊死的斗争，因而触犯了特权阶层的既得利益，所以受到奸佞的诽谤，楚王的流放。“举世皆浊我独清，众人皆醉我独醒，是以见放。”（《渔父》）但屈原“董道不豫”，坚持与楚国腐朽势力斗争到底！在正义与邪恶的较量、生与死的考验中，他无所畏惧，视死如归。他不讳言死，也不怕死。“亦余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虽体解吾犹未变兮，岂余心之可惩？”“宁溘死以流亡兮，余不忍为此态也！”“伏清白以死直兮，固前圣之所厚。”“阽余身而危死兮，览余初其犹未悔。”“既莫足与为美政兮，吾将从彭咸之所居！”（以上《离骚》）“知死不可让，愿勿爱兮。”（《怀沙》）“临沅湘之玄渊兮，遂自忍而沉流。卒没身而绝名兮，惜壅君之不昭。”“宁溘死而流亡兮，恐祸殃之有再。不毕辞而赴渊兮，惜壅君之不识！”（《惜往日》）“宁溘死而流亡兮，不忍为此之常愁。”（《悲回风》）“宁赴湘流，葬于江鱼之腹中。”（《渔父》）他以死明志，多次表明他甘愿为反抗黑暗、追求理想而献身！虽然屈原也知道：“骤谏君而不听兮，任重石之何益？”（《悲回风》）但现实太黑暗了，在无可奈何的情况下，他只能以死抗争，别无选择！屈原之所以选择水死，是有象征意义的，就是为了表明自己清白，表明自己和腐朽势力势不两立！赤条条地来，赤条条地去，葬身鱼腹之中，多么清白，多么干净！即使带有尘世的污垢，也被清清的江水洗刷得干干净净！总之，屈原举贤授能、修明法度的美政理想，忠于祖国、至死不渝的爱国感情，坚持真理、勇于求索的献身精神，代表着历史的进步要求和民族的精神脊梁，千百年来哺育和激励了无数的志士仁人和进步作家！“屈原精神”已成为中华民族精神的代表，是永远值得我们骄傲的“民族魂”。
屈原是楚辞的创始人和代表作家，也是中华民族历史上第一位诗人，一位伟大的爱国诗人。他的作品思想深邃，情感浓郁，构思奇特，想象丰富，意境优美，文辞瑰丽，体现了内容与形式的完美统一。他善于以经天纬地之才，表现各种矛盾与冲突，如《离骚》中表现的生与死、去与留的矛盾与冲突，《九歌》中表现的神与人、圣与俗的矛盾与冲突，《天问》中表现的古与今、明与惑的矛盾与冲突，莫不惊心动魄，震古撼今。屈原开创了中国诗歌由民间集体创作到作家个人创作的新时代。他拉开序幕，即满台精彩。其作品风格不但不重复前人，也不重复自己，呈现出多姿多彩的特征。《离骚》波澜壮阔，幽深隽永；《九歌》迷离飘渺，悱恻绮靡；《天问》恢诡谲怪，瑰丽奇矫；《九章》质朴清新，直率平实；《远游》高蹈飞升，道骨仙风；《大招》夸张渲染，立意高卓；《卜居》《渔父》则韵散结合，迹近赋体。继《诗经》的现实主义之后，屈原开创了浪漫主义的创作方法，大大丰富了我国文学的艺术表现力。他运用大胆的想象、神奇的夸张，交织以古老的神话、优美的传说、原始的宗教、民间的风俗，将历史与现实、神界与人间熔为一炉，创造了一幅幅激动人心的艺术画面，塑造了高大峻洁的自我形象，表现了诗人的崇高理想，形成了神奇谲怪的美学风貌，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屈原重视诗歌意象的创造和组合，将《诗经》孤立的比兴手法发展为系统的象征艺术，形成了有机统一的意象系统。正如王逸所说的：“《离骚》之文，依《诗》取兴，引类譬喻。故善鸟香草，以配忠贞；恶禽臭物，以比谗佞；灵修美人，以媲于君；宓妃佚女，以譬贤臣；虬龙鸾凤，以托君子；飘风云霓，以为小人。”（《楚辞章句·离骚序》）屈原作品中的意象大体可分为三种类型：一是人的意象群，二是物的意象群，三是神的意象群。而每一类意象群内除了某些中性事物外，又有正反对立的两组。屈原“寄情于物”，“托物以讽”，以此来表现肯定或否定的意向和鲜明的爱憎，因而他作品中的意象大多带有浓厚的感情色彩。特别是屈原建构和营造的香草美人意象，芬芳华美，具有经典意义，滋润和沾溉了后世无数作家。屈原作品还常常用男女恋爱婚姻关系来象征政治上的君臣关系，形成了朱熹所谓的“男女君臣之喻”。《离骚》前半篇诗人自比弃妇，后半篇以求女象征求君，均是“男女君臣之喻”整体构思的体现。这不仅符合中国人传统的思维习惯，而且形象生动，表意隽永。《尚书·舜典》云：“诗言志，歌永言。”最早对诗歌的功能作出了明确的概括。比起“三代”人的重言志，屈原更重言情。他在《九章·惜诵》中提出了著名的“发愤以抒情”说。这是屈骚美学的灵魂和精髓，也是中国古代悲剧理论的重要主题。屈原乃有心做政治家，而无心当文学家。“愤怒出诗人”。由于在政治上“信而见疑，忠而被谤”，屈原情不自禁地抒发自己的牢骚与愤懑，遂创作出了震撼千古的光辉诗篇，成为中华民族文学史上伟大的诗人。屈原取得了巨大的艺术成就，他的影响是深远的。王逸《楚辞章句叙》称：“屈原之词（同‘辞’），诚博远矣。自终没以来，名儒博达著造词赋，莫不拟则其仪表，祖式其模范，取其要妙，窃其华藻，所谓金相玉质，百世无匹，名垂罔极，永不刊灭者矣。”刘勰《文心雕龙·辨骚》也指出：“其叙情怨则郁伊而易感，述离居则怆怏而难怀，论山水则循声而得貌，言节候则披文而见时。是以枚贾追风以入丽，马扬沿波而得奇。其衣被词人，非一代也。”
司马迁《史记·屈原贾生列传》说：“屈原既死之后，楚有宋玉、唐勒、景差之徒者，皆好辞而以赋见称，然皆祖屈原之从容辞令，终莫敢直谏。其后楚日以削，数十年竟为秦所灭。”宋玉等人大概只是屈原的后学。唐勒、景差的辞赋今均已佚。宋玉的作品有许多篇流传至今。除《楚辞章句》所收的《九辩》《招魂》两篇为楚辞体诗歌外，《风赋》《高唐赋》《神女赋》《登徒子好色赋》《笛赋》《大言赋》《小言赋》《讽赋》《钓赋》《御赋》，均是赋体文学，且均是散体赋（详参拙著《宋玉研究》上编第五章“著述的真伪”，岳麓书社，2004年9月第1版，第86-111页）。
宋玉是一介寒士。这一身份非常重要。因为屈原是一位大起大落的高官，他传奇性的生活经历，大多数的人是没有的，后来的追随者硬要模仿屈原的创作，就很容易变成空洞的抒情。而宋玉作为一介寒士，他的这一身份和他表现的不平与感伤，倒是最为普遍的人生经历和人生感受。在中国文学史上，宋玉敏感地发现了自然与人生之异质同构关系，通过对自然与人生之双重感伤，开创了中国文学的“伤春”与“悲秋”主题，表现了“贫士失职而志不平”的感伤与哀怨，以及对时代、社会、人生的悲慨。
宋玉的《招魂》结尾开创了中国文学的“伤春”主题，内容如下：
献岁发春兮汩吾南征，菉蘋齐叶兮白芷生。路贯庐江兮左长薄，倚沼畦瀛兮遥望博。青骊结驷兮齐千乘，悬火延起兮玄颜烝。步及骤处兮诱骋先，抑骛若通兮引车右还。与王趋梦兮课后先，君王亲发兮惮青兕。朱明承夜兮时不可以淹，皋兰被径兮斯路渐。湛湛江水兮上有枫，目极千里兮伤春心。魂兮归来，哀江南！
宋玉的《九辩》开头开创了中国文学的“悲秋”主题，内容如下：
悲哉，秋之为气也！萧瑟兮草木摇落而变衰。憭栗兮若在远行，登山临水兮送将归。泬寥兮天高而气清，寂寥兮收潦而水清。憯凄增欷兮薄寒之中人。怆恍懭悢兮去故而就新，坎廪兮贫士失职而志不平。廓落兮羁旅而无友生，惆怅兮而私自怜。燕翩翩其辞归兮，蝉寂寞而无声；雁廱廱而南游兮，鹍鸡啁哳而悲鸣。独申旦而不寐兮，哀蟋蟀之宵征。时亹亹而过中兮，蹇淹留而无成！
从此以后，“伤春”与“悲秋”乃成为中国文人易患的“季节性情绪低落症”和中国文学绵延不绝的永恒主题。这样的情绪、这样的主题未免低沉、沮丧，甚至消极，但却和封建时代众多落魄文人的情感息息相通，引发了历代文人的共鸣。宋玉的“伤春”与“悲秋”遂奠定了中国文学的感伤主义传统。
“屈平联藻于日月，宋玉交彩于风云。”（《文心雕龙·时序》）“屈宋逸步，莫之能追。”（《文心雕龙·辨骚》）在中国文学史上，屈宋历来并称，两人均被尊为“中国文学之祖”。刘师培说：“中国文学，至周末而臻极盛……而屈、宋楚辞，忧深思远，上承风雅之遗，下启词章之体，亦中国文学之祖也。”（《论文杂记》）陆侃如说：“谁是中国文学之祖？我毫不迟疑的说：屈原与宋玉。他们不但给予楚民族文学以永久的生命，并且奠定了中国文学的稳固的基础。”“古代若无屈、宋，则文学史决没有那样灿烂；而楚民族若无屈、宋，则楚文学也决占不到重要的地位。所以，凡研究中国文学的人——尤其研究古代文学的人——都不可不从屈、宋下手。”（《屈原与宋玉》）由此可见，屈原和宋玉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和影响。
传世的《楚辞》，除收入了屈原和宋玉的骚体诗外，还收入了汉代的拟骚诗。汉代人用楚辞形式写作，大都用“代言体”，即作者代表屈原、用屈原的口气来叙事和抒情，这就不能不流于矫揉造作、因袭模拟。王逸《楚辞章句》中收入的汉人辞作，较有特色的是贾谊的《惜誓》和淮南小山的《招隐士》，其中《招隐士》尤为后人称道，原因就在于不是对屈原作品的简单模仿。其他几篇汉人辞作，大都辞气平缓，意不深切，有的甚至“如无所疾病而强为呻吟者”（朱熹《楚辞集注·楚辞辩证上》）。因此，本书干脆将这几篇汉人辞作删掉。
有机会与丁鲁教授合作完成这部《白话格律楚辞》，本人倍感荣幸。丁先生是著名的俄罗斯诗歌翻译家。他翻译的《叶甫盖尼·奥涅金》《叶赛宁抒情诗选》《涅克拉索夫诗选》《克雷洛夫寓言诗全集》享誉士林，深受广大读者喜爱。丁先生同时也是著名的新诗格律研究专家，他撰著的学术专著《中国新诗格律问题》被收入季羡林先生主编的《东方文化集成》丛书出版。丁先生还是著名的诗人，创作了许多白话格律诗。这部《白话格律楚辞》正是丁先生白话格律诗理论的艺术实践，凝集了先生的智慧、心血、修养和追求，也生动形象、逼真传神地传达了屈原、宋玉的艺术精髓。我相信，此书一定会受到古典文学工作者和广大诗歌爱好者的喜爱！丁先生是根据我对《楚辞》的校注与理解来翻译的，读者朋友如果在阅读《白话格律楚辞》时遇到对原文理解的疑惑，可以进一步阅读岳麓书社出版的拙著《白话楚辞》和《楚辞全解》。
2014年4月20日
于湖南科技大学中国古代文学与社会文化研究基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