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本序

赫尔曼·黑塞（1877—1962）是二十世纪上半叶最有影响的欧洲作家之一。文学史家常把他同另一位德语作家托马斯·曼相提并论。他们两人的创作，风格迥然不同，精神却有血缘关系。他们都坚执着欧洲的人文主义传统，并由此出发来观察社会与人生；他们的作品的主人公多半是文艺家，所表现的也多半是文艺家的厄运，并进而反映出现代资本主义社会对文化、对精神、对人的尊严、对人的健康与完美的发展的危害与摧残。他们所憧憬的，也是德国古典派作家，尤其是歌德所提倡、所憧憬的。不同的是，在黑塞心中有着对东方、对印度与中国的精神文化的深情的向往，尤其在中国的古代智慧中，黑塞看到了可以用以医治欧洲时代病的良方。

一九〇四年，黑塞的第一部小说《彼得·卡门青德》由著名的柏林费舍尔出版社出版，并给这位还在故乡、在符腾堡卡尔夫镇一家旧书店当伙计的青年作者带来了巨大的成功。小说写一个在高山农村中长大的少年，进城求学，成为作家，厌倦了都市文明，去到民间，懂得了爱他人的道理，最后回到故乡，返归自然和淳朴天性的人们中去。这部小说一版再版，它仿佛一股清风，在当时为物质至上主义所左右的一代青年头上拂过。黑塞由此开始了自由创作的作家的生涯。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住在瑞士伯尔尼的黑塞在报上发表文章《啊朋友，不要这种声音》。这是席勒的诗《欢乐颂》里的名句，后由贝多芬用在《合唱交响曲》（第九）中，此时，它又被黑塞用来呼吁各交战国正在为战争摇旗呐喊的作家们保持理智。他的祖国——德国的二十几家报刊围攻他，把他骂作“叛国者”。他“被偷听、监视、侦查”。他没有动摇，并表明自己属于未被卷入民族主义和沙文主义旋涡的少数欧洲作家之列。

战后，一九一九年，他化名“埃米尔·辛克莱”发表小说《德米安，一个青年的故事》。辛克莱回顾童年和青年岁月，才明白自己为什么必然会走上战场，也才明白他的朋友德米安曾经给他的启示：旧欧洲“臭腐”（《庄子》语）了，新世界正在诞生，一只形似大鹏的鹞鹰正破壳而出。曾为流俗所惑的辛克莱大声疾呼，要剖析灵魂，寻找自我，要自我负责，才能有“新的人性”去迎接新的未来。托马斯·曼后来在此书的美国版前言中说，《德米安》曾在当时一代德国青年中起过“震撼人心的作用”，并使人联想起歌德的《少年维特之烦恼》于一七七四年所产生的影响。一九二三年，黑塞加入瑞士国籍。

一九三三年，希特勒被任命为德国总理，黑塞则在卢加诺湖畔蒙塔诺拉村的寓所里接待过路的德国流亡者，如布莱希特等。德国在焚书，黑塞则撰文赞扬被禁作家如托马斯·曼、斯蒂芬·茨威格、弗兰茨·卡夫卡等的作品。于是他遭到了来自第三帝国的新的诽谤，他被诬蔑为“犹太人毒化德意志民族灵魂的典型实例”。又是他的祖国——被纳粹党蹂躏的德国，燃起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战火。纳粹德国耀武扬威，不可一世，黑塞则在他的新作中提出，乱世之后的任务便是教育。一九四三年，他的长篇巨著《玻璃珠游戏》因德国拒绝出版而在伯尔尼问世。小说主人公克奈希特（意为“仆人”）走出于乱世（书中称为“花边文学时代”的个人主义泛滥、道德沦丧、战火连绵的时代）之后由一批才识之士所建立的精神贵族的王国，到人世间去，学孔夫子的“知其不可为而为之”，收了一个学生，最后在高山湖中同他的学生比赛游泳时，于山阴笼罩的湖水（阴）中淹死，而他的学生则在阳光沐浴的湖水（阳）中遥遥领先。黑塞希望“青出于蓝而胜于蓝”，把希望寄托于未来。托马斯·曼读后说，这同他本人的小说《浮士德博士》兄弟般地相似。一九四六年，黑塞获诺贝尔文学奖，他在致词中说：“我感到把我和诸位联结在一起的，首先是作为诺贝尔基金之基础的思想，即精神是超民族性的和国际性的，精神的义务不是为战争与破坏服务，而是为和平与谅解服务。”

黑塞自幼受新虔敬派的教育，注重内心的宁和与行为的表率。他的外祖父是久居印度的瑞士传教士和印度学者；他的母亲出生在印度；他的父亲是生在爱沙尼亚的俄籍德意志人，后入瑞士籍，也曾随其岳丈到过印度。在这样的家庭环境里，他获得了对印度的最初的、童话般的印象。一八九一年，他进毛尔布隆修道院的神学班，次年逃离；后入人文中学，又被开除。他日后以这段经历写了小说《轮下》（1906），清算了威廉时代摧残青少年身心的教育制度。他说，小说主人公“吉本拉特死于非命，我自己也险些丧命”。他立志当作家，先后在自鸣钟厂和书店当学徒，工余自学，博览群书，由浪漫派而及古典派，在所有的德语作家中，他“最感激歌德”，因为歌德教人和谐；出于同一原因，他爱莫扎特的音乐。他不愿适应社会，投合时髦。一九〇四年，他同瑞士巴塞尔女子玛丽亚·贝诺利结婚，迁居博恩湖畔的乡村加恩霍芬，住在租来的农舍里。他勤奋写作，兼多种杂志的合作编辑人，致力于各国间的文化交流。他九岁起学小提琴，他的妻子又弹得一手好钢琴。他同瑞士的作曲家、演奏家、指挥家、歌唱家交往。他的诗被谱成歌曲。音乐家的故事《格特露德》（1910）就是这段生活的产物。同《轮下》一样，这里也有两个性格对立的人物：歌剧演员摩特和瘸腿作曲家库恩，他们也是黑塞本人性格的对立的两极。摩特患着“时代病”：个人主义，看重自己，无视他人，总认为自己不为他人所理解。摩特是歌剧演员，他必须去满足观众盲目而狂躁的激情，换取名誉与金钱，但他又厌恶这一切，因此内心孤寂而虚空。他的自杀是绝望却又是抗议。库恩本是学小提琴的大学生，少年气盛，滑雪摔断了腿，从此丧失了青春期的一切欢乐与享受。外在的命运，他无法自主，便力图去创造自己内在的命运，把自己青春的活力倾注在对艺术完美的追求上。对黑塞抱有颇高期望的青年读者不能理解这部小说，尤其不能理解库恩这个人物。为什么甘心寂寞孤独？为什么这样听天由命？当时离第一次世界大战只有四年，黑塞敏感地觉察到，患有时代病的青年容易误入歧途。但他像歌德以来的许多作家那样，并不直接从现实政治生活中取材，而是从另外一个角度，即美学的角度去反映。库恩的处世态度是消极的、逃避的，但这部小说却又自有其积极的意义。

黑塞大约二十七岁时读叔本华的著作，从而重遇印度的哲学思想。后经一些通神学者的指点，他读了《薄加梵歌》《佛语》《吠檀多经》《奥义书》的德译本以及奥尔登贝格所著的《佛陀》一书。他说：“我把整个佛教理解为听天由命和禁欲主义，理解为逃遁到无欲无求的境界，并有多年之久停留在这种状态中。”黑塞的这种思想状况，在长篇小说《格特露德》中的人物库恩身上表现得尤为明显。后来，战争使他摆脱了这种“静观哲学”。

一九一一年，为了逃避家庭蛰居生活，也为了寻获“摆脱欧洲”的途径，黑塞同画家汉斯·施图策内格去印度旅行。他们从意大利热那亚搭船去科伦坡。在船上，黑塞遇到一个留学欧洲的中国人，他因辛亥革命成功，匆匆赶回国去。这个中国人用流利的英语向黑塞背诵了《诗经》中的名篇，使黑塞得到一次美的享受。后来，黑塞把这个中国人写进小说《悉达多》，变成一个摆渡的船公，这是很有象征意义的。黑塞去了科伦坡、槟榔屿、新加坡、南苏门答腊和巨港，最后放弃去印度，径直回国。因此，他的印度之行实际上是下印度之行。他在一封信中谈到途中见闻，说在东方，“日本人到处招人憎恶，名声很坏”，“印度人整个说来并没有给我多少深刻的印象”，但他“意外地发现了更美好的：下印度的华人城市和华人，他们是我所见到的第一个真正的文明民族”。南洋华侨支持孙中山先生领导的辛亥革命，革命成功，那里的华侨自然呈现振奋的精神面貌，因此给黑塞留下了“唯一深刻的印象”，并使他看出“他们有无穷的内在力量和前途”。黑塞回国后，在《回忆亚洲》（1914）一文中又说：中国人“是一个有文化的民族，是一个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受教育并意识到自己的文化的民族，他们不是向后看，而是面向有为的未来”。这次所谓的印度之行，成了黑塞一生中的一个转折点：“由印度转向中国”。

当时，德国的汉学研究方兴未艾。第一次世界大战前，黑塞为《论语》（1910）、《老子》（1911）、《庄子》（1912）的德译本的出版写了书评；战后，又为《易经》德译本（1924）写了书评，并研读了《列子》（1911）和《吕氏春秋》（1928）的德译本。他还给德译中国诗歌与小说选本写评论。一九一五年以前，他读过的中国小说约二百余篇；在中国诗人中他最推崇的是李白。

罗曼·罗兰同黑塞一样对第一次世界大战持反对态度，两人因此结下了深厚友谊。一九一五年，罗兰受黑塞的启发，也把眼光转向东方，认为“明天的太阳一定会从这里升起”。一九一九年，罗兰给泰戈尔的信中说：“为了拯救欧洲，单靠欧洲本身不行，这是明白无误的。亚洲的思想从欧洲的思想得到教益，同样，欧洲的思想也需要亚洲的思想。”同年，黑塞在为《老子》又一种德译本写的评论中说：“我们迫切需要的智慧在《老子》中，把《老子》翻译成欧洲语言，是我们当前唯一的思想任务。”在黑塞看来，西方推崇的唯理论已走向反面，导致物质至上主义。无节制的物质生产与享受，贸易竞争，殖民主义，世界战争，后果不堪。他写道：“一百多年以来，欧洲只知研究科技，建立工厂，计算多少克炸药能杀死一个人”，“许多人不知人是什么”（《德米安》）。所以，有无相生、祸福相依的道理，“沉冥”“反省”的方法，对于痴迷狂乱的欧洲人，真是一服清醒剂。于是，不仅中国古代的智慧进入了他的作品，而且中国的哲人诗人也化作他的作品中的形象。在《克林索最后的夏天》（1920）中，他给画家克林索添上的别名是“李白”，给诗人赫尔曼起的绰号为“杜甫”。他的小说《悉达多》（1922）发表时，他在致斯蒂芬·茨威格的信中说：“我的圣者身穿印度服装，他的智慧与其说接近乔达摩（即释迦牟尼——笔者）不如说接近老子。眼下在我们美好而可怜的德国，老子非常时髦，但几乎所有的人都觉得他是自相矛盾的，然而，他的思想恰恰不是自相矛盾的，而是严格的两极的，是两维的。”他的小说《荒原狼》（1927）是对没落的欧洲一个迷惘者作多层次的心理分析。如果联系到黑塞曾经引用过的《列子·杨朱篇》中下面一段话：“生民之不得休息，为四事故：一为寿，二为名，三为位，四为货。有此四者，畏鬼，畏人，畏威，畏刑；此谓之遁民也。可杀可活，制命在外。不逆命，何羡寿？不矜贵，何羡名？不要势，何羡位？不贪富，何羡货？此之谓顺民也。天下无对，制命在内”，那么，这部小说的主题便一目了然了：人若心中有和平，人世间才有和平。黑塞后来又转而重视孔子的教育思想。表现在他的小说《纳尔齐思和歌尔得蒙》（1930）、《东方之旅》（1932）和《玻璃珠游戏》中的，便是“渴望服务”的精神。黑塞在《我同精神的印度与中国的关系》一文中说，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虽说我的命运越来越严酷，并给我带来了巨大的忧烦痛苦，然而，听天由命的想法逐渐从我的思想中消失了，我有时把自己的这一转变称之为由印度转向中国，即由印度的更重禁欲主义的思想转向更平民化、‘更肯定人生的’中国”。在一个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痛感欧洲文明的衰落并几乎陷于悲观主义的欧洲作家身上，中国的古代智慧竟起了如此积极的影响，恐怕连我们中国人也会感到惊讶的吧。

黑塞的作品，如《彼得·卡门青德》《轮下》《流浪》《荒原狼》《纳尔奇思与歌尔得蒙》等都已经有了中译本，这里再补上《格特露德》，或能有助于对这位作家的更全面的了解。拙译《彼得·卡门青德》发表后，曾有读者来信问，为什么黑塞这样像中国作家，那么，这篇文字就算作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吧！

胡其鼎

一九八六年十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