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隋及初唐诗歌
隋及初唐是诗歌史上的过渡时期。在全国统一局面下，反对统治诗坛的齐梁诗风的斗争，经过曲折，终于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随着斗争的深入，诗的内容和形式也逐渐发生新的变化。
第一节 隋代诗歌
隋文帝统一南北后，国势渐趋富强。但是，在文学上，直承南北朝的浮艳文风，依然占着统治地位。
北周时代苏绰在文风改革上曾提倡过复古，隋文帝在公元五八四年，又继续诏令“公私文翰，并宜实录”。还惩罚了文表写得华艳的泗州刺史司马幼之。后来治书御史李谔上书指斥南朝文风是“连篇累牍，不出月露之形；积案盈箱，唯是风云之状”（《隋书·李谔传》）。文帝又把这篇奏书颁示天下。这两次诏令虽然不可能从根本上改变文坛风气 ，但也产生了一定的积极影响。
隋朝前期，有一些原是北朝的诗人如卢思道、杨素、薛道衡等，曾经写了一些较好的边塞诗。质量虽然不够高，但这类作品在较短时期内先后出现，的确反映了一些新的风气。这里也多少说明了庾信、王褒诗风的影响。
卢思道（约530—582），主要生活在北朝。他的诗曾得到庾信的赞美。《从军行》是他的代表作：
朔方烽火照甘泉，长安飞将出祁连。犀渠玉剑良家子，白马金羁侠少年。平明偃月屯右地，薄暮鱼丽逐左贤。谷中石虎经衔箭，山上金人曾祭天。天涯一去无穷已，蓟门迢递三千里。朝见马岭黄沙合，夕望龙城阵云起。庭中奇树已堪攀，塞外征人殊未还。白雪初下天山外，浮云直上五原间。关山万里不可越，谁能坐对芳菲月？流水本自断人肠，坚冰旧来伤马骨。边庭节物与华异，冬霰秋霜春不歇。长风萧萧渡水来，归雁连连映天没。从军行，军行万里出龙庭。单于渭桥今已拜，将军何处觅功名？
诗中抒写了征人思妇互相思念的痛苦，并对追求功名的将军作了委宛的讽刺。语言清丽流畅，句法多用对偶，具有早期七言歌行的特色。
杨素（544—603）是隋朝开国大臣，非一般的文人。但诗写得很不错。他的《出塞》描写塞外荒寒景色：“荒塞空千里，孤城绝四邻，树寒偏易古，草衰恒不春。……风霜久行役，河朔备艰辛。薄暮边声起，空飞胡骑尘。”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他领兵出塞同突厥作战的生活体验。这首诗曾得到虞世基、薛道衡等著名诗人的酬和。他的《赠薛播州十四首》，回忆身世，怀慕知己，颇有隐微难言之痛。《隋书》本传说这组诗“词气宏拔，风韵秀上”，是有一定根据的。
薛道衡（539—609），字玄卿，河东汾阴（今山西荣河县北）人。曾官至襄州总管，播州刺史，后因迕逆炀帝，被害。他是隋代艺术成就最高的诗人。《昔昔盐》是他的最著名的作品：
垂柳复金堤，蘼芜叶复齐。水溢芙蓉沼，花飞桃李蹊。采桑秦氏女，织锦窦家妻。关山别荡子，风月守空闺。恒敛千金笑，长垂双玉啼。盘龙随镜隐，彩凤逐帷低。飞魂同夜鹊，倦寝忆晨鸡。暗牖悬蛛网，空梁落燕泥。前年过代北，今岁往辽西。一去无消息，那能惜马蹄。
诗虽然是写思妇悬念征人的传统主题，又夹杂了一些齐梁轻靡的词句，但是“暗牖悬蛛网，空梁落燕泥”一联，却能透过环境细节的描写，刻划出思妇孤独寂寞的心境，显出了艺术上的独创性。他的七言长诗《豫章行》，描写了闺中思妇缠绵悱恻的感情，结尾点出“不畏将军成久别，只恐封侯心更移”，深刻地揭示了妇女内心的悲哀和恐惧。他和杨素的《出塞》中“绝漠三秋暮，穷阴万里生。寒夜哀笳曲，霜天断雁声”等句，也有边塞的悲壮气氛。他还有一首著名的小诗《人日思归》：
入春才七日，离家已二年。人归落雁后，思发在花前。
以计算归期的细微思想活动，委宛地表达思家的深情，颇有含蓄不尽的风味。
以上诗篇可以看出隋初诗风的确多少显示南北文学开始合流的一点新气象。在形式格律上，隋诗也有进一步的发展。其中七言诗形式的发展尤为显著。除了前面提到的卢思道、薛道衡的七言歌行而外，如隋炀帝的《江都宫乐歌》，形式上比庾信的《乌夜啼》更接近唐代的七律，而无名氏的《送别诗》：
杨柳青青著地垂，杨花漫漫搅天飞。柳条折尽花飞尽，借问行人归不归。
其悠扬的声调，更宛然是唐代很成熟的七言绝句了。
但是，在整个隋代，齐梁影响都是比较根深蒂固的，不仅来自南朝的诗人江总、虞世基、虞世南等，带着很深的积习，而且北朝文人之趋慕南朝文风，也是长期形成的风气。隋炀帝即位以后，更有意识提倡那种荒淫享乐、粉饰太平的宫体诗风。《隋书·文学传叙》说：“炀帝初习艺文，有非轻侧之论，暨乎即位，一变其风。”其实他早年的“非轻侧”，只是为了迎合他父亲隋文帝的意旨。他骨子里对南朝文化一向非常醉心，他“好为吴语”，“三幸江都”，带头写了《宴东堂》、《嘲司花女》等等宫体诗，其他醉心南朝宫体的文人，也就更肆无忌惮地写起轻侧浮艳的诗歌来了。隋初诗坛的那点清新刚健气息，本来就薄弱，经这种齐梁诗风的冲击，很容易就被冲散了。
总的说来，隋诗是从南北朝向唐诗过渡的最初阶段。
第二节 从上官仪到沈佺期和宋之问
初唐时代，当政的文臣多半都是深受齐梁影响的前朝遗老，唐太宗本人对齐梁文风也很爱好。他自己就带头写淫靡浮艳的宫体诗，富丽呆板的宫廷诗。他命令魏征、房玄龄、虞世南等大臣编纂《北堂书钞》、《艺文类聚》、《文馆词林》等等类书，其目的之一也是为了供给当时文人们采集典故词藻之用。
虞世南是这时期遗老诗人的代表。他在陈朝，就因为“文章婉缛”，“徐陵以为类己”而知名。在隋代他就写过《应诏嘲司花女》等宫体诗。入唐以后的作品几乎全部是奉和、应诏、侍宴等类的作品。只有《咏蝉》的“居高声自远，非是借秋风”等个别诗句尚有兴寄。但他死后，唐太宗却叹息说：“今其云亡，石渠东观无复人矣！”（新旧《唐书》本传）从这句话，我们就可以看出贞观年间的诗坛，实在比隋代还要空虚。倒是诗坛以外的魏征，还写了一首《述怀诗》，表现了他在隋末群雄起义中的经历和豪情。而且他也是当时文臣中对唐太宗、虞世南等人的诗风深表不满的唯一人物。
正是在这种形势下，齐梁诗风就继续蔓延下来，即使有少数新起的优秀诗人，也很难扭转这种颓风。
上官仪（？—664），字游韶，陕州（今河南陕县）人。他是继虞世南之后受到太宗、高宗宠信的诗人。他的诗，十之八九也是奉和应诏之作。例如《八咏应制》一诗就是典型的齐梁宫体诗。“瑶笙燕始归，金堂露初晞。风随少女至，虹共美人归”，完全是一派浮华的宫庭生活气息。“残红艳粉映帘中，戏蝶流莺聚窗外”，更是极尽暗示色情的能事。但是，他也有被唐人赞美仿效的名作。宋计有功《唐诗纪事》卷六说：“高宗承贞观之后，天下无事，（上官）仪独持国政，尝凌晨入朝，巡洛水堤步月徐辔，咏诗曰：‘脉脉广川流，驱马入长洲。鹊飞山月曙，蝉噪野风秋。’音韵清亮，群公望之犹神仙焉。”这首名作，不仅见称于当时，而且屡次为初、盛、中唐诗人步其韵而师其词，如王勃的“猿吟山漏晓，萤散野风秋”；张说的‘雁飞江月冷，猿啸野风秋”；裴迪的“鸟飞争向夕，蝉噪已先秋”；柳宗元的“壁空残月曙，门掩候虫秋”。他除了写这种“绮错婉媚”的诗而外，还把作诗的对偶，归纳为六种对仗的方法。这虽是为他的宫廷诗服务，但对律诗形式的发展多少起了一点促进作用。
继上官仪之后出现在武后时代的宫廷诗人是号称“文章四友”的李峤、苏味道、崔融、杜审言 。“四友”之中，杜审言的成就较高。杜审言（645？—708？），字必简，河南巩县人，是杜甫的祖父。他虽然也写了许多应制诗，但是他身居宫廷的时间较短，在“十年俱薄宦，万里各他方”（《赠崔融二十韵》）的游宦中写过一些较有生活实感的好诗。如《登襄阳城》：
旅客三秋至，层城四望开。楚山横地出，汉水接天回。冠盖非新里，章华即旧台。习池风景异，归路满尘埃。
这首诗气魄相当雄浑。“楚山”两句，笔力尤其横壮。他的《春日京中有怀》，是一首更接近成熟的七律：
今年游寓独游秦，愁思看春不当春。上林苑里花徒发，细柳营前叶漫新。公子南桥应尽头，将军西第几留宾？寄语洛城风日道，明年春色倍还人。
从以上两诗以及他的另一名作《和晋陵陆丞早春游望》，我们可以看出他的诗风貌开始变化，而且在五律、七律的形式创造上，曾经用过不少的功夫。他的《守岁侍宴应制》、《大酺》两诗，已完全符合七律的规格。
和四友同时而稍晚，在武后的宫廷里出现了沈佺期、宋之问这两个在律诗形式上有重要贡献的诗人。沈佺期（卒于开元初），字云卿，相州内黄（今河南内黄）人。宋之问（？—712），字延清，虢州弘农（今河南灵宝）人。他们都媚附张易之等权贵，并以善写应制诗得到武后的赏识。但两人都曾经贬谪荒远之地，他们所写的非宫廷应制的作品中，也有一些优秀的篇章：
闻道黄龙戍，频年不解兵。可怜闺里月，长在汉家营。少妇今春意，良人昨夜情。谁能将旗鼓，一为取龙城？
——沈佺期《杂诗》三首之一
卢家少妇郁金堂，海燕双栖玳瑁梁。九月寒砧催木叶，十年征戍忆辽阳。白狼河北音书断，丹凤城南秋夜长。谁为含愁独不见，更教明月照流黄。
——沈佺期《古意》
阳月南飞雁，传闻至此回。我行殊未已，何日复归来？江静潮初落，林昏瘴不开。明朝望乡处，应见陇头梅。
——宋之问《题大庾岭北驿》
岭外音书断，经冬复历春。近乡情更怯，不敢问来人。
——宋之问《渡汉江》[1]
尽管沈、宋两人都还没有摆脱齐梁的影响，但这些诗都有一定的生活体验作基础。语言的锤炼，气势的流畅，和齐梁浮艳之作不同。在格律形式的完整上，更为历代批评家所推崇。
沈、宋对诗歌的贡献，主要是在声律方面。《新唐书·宋之问传》说：
魏建安迄江左，诗律屡变。至沈约、庾信，以音韵相婉附，属对精密。及之问、佺期，又加靡丽，回忌声病，约句准篇，如锦绣成文。学者宗之，号为沈、宋。
沈、宋两人关于诗律的言论，我们已经看不到了。但是，从现存南北朝、隋、唐诗歌来看，南北朝阴铿的《夹池竹》、《昭君怨》，徐陵的《关山月》、《斗鸡》，庾信的《蒲州刺史中山公许乞酒一车未送》、《舟中望月》等约二十多篇诗，已暗合五律规格。隋及唐初以来，暗合格律的五律更增加了。至于七律，则庾信的《乌夜啼》，隋炀帝的《江都宫乐歌》、《江都夏》等篇已具雏形，到杜审言已完全合格。由此可见，沈、宋在诗律上的贡献，并不在他们自己制定一套格律，而在于从前人和当代人应用形式格律的各种实践经验中，把已经成熟的形式，肯定下来，最后完成律诗“回忌声病，约句准篇”的任务，使以后作诗的人有明确的规格可以遵循。律诗形式的定型，在诗歌发展史上是有重要意义的。自此以后，近体诗和古体诗的界限有了更明确的划分，诗人在创作上，专工新体和专工古体也渐渐有了分道扬镳之势。这的确是“词章改革之大机”（《诗薮》内篇卷四）。
第三节 王绩和四杰
在上述初唐宫廷诗人之外，先后或同时，还陆续出现了一些新起的诗人。他们在创作上努力突破宫廷诗风的统治，取得了一定的成就。唐开国初年的王绩和高宗武后时期的四杰，便是这一批诗人的代表。
王绩（585—644），字无功，自号东皋子，绛州龙门（今山西稷山县）人，郡望太原祁县（今山西太原）。他是隋代学者文中子王通之弟，在隋唐两代都曾经出仕。他早年有过一些事业抱负，但是仕途一失意，就心灰意冷了，在群雄逐鹿的隋唐之际，他并没有什么积极的作为。归田以后，常以阮籍、陶潜自比，作诗也处处模仿他们，但缺乏陶诗那种内在的理想和热情。结果只剩下一种封建士大夫闲适懒散的生活情调，如“阮籍生涯懒，嵇康事业疏”（《田家三首》），“有客谈名理，无人索地租。三男婚令族，五女嫁贤夫”（《独坐》）之类。此外，他还从庄子学来一套既愤世又混世的人生哲学。如《过酒家》：
此日长昏饮，非关养性灵。眼看人尽醉，何忍独为醒？
这和他的“礼乐囚姬旦，诗书缚孔丘”（《赠程处士》）等都是表现对现实的不满，不过这种不满并没有多大的积极意义。
但是，比之同时虞世南的宫廷诗，王绩这些有一定生活内容，风格清新朴素的诗就显得难能可贵了。以下两首诗，更可以显出他的诗歌艺术的成就：
东皋薄暮望，徙倚欲何依？树树皆秋色，山山唯落辉。牧人驱犊返，猎马带禽归。相顾无相识，长歌怀采薇。
——《野望》
北场芸藿罢，东皋刈黍归。相逢秋月满，更值夜萤飞。
——《秋夜喜遇王处士》
这两首诗不仅生动地写出田园景色和他的闲适生活，而且在风格上也是唐诗中最早摆脱齐梁浮艳气息的近体诗。他的《在京思故园见乡人问》一诗，在一连串的问话里，也洋溢着一种关怀家园的殷切心情。无论从思想或艺术来说，他都是唐代山水田园诗派的先驱人物。
在高宗至武后初年，出现了“以文章齐名天下”的“初唐四杰”：王勃、杨炯、卢照邻、骆宾王。他们地位都比较低下，但在唐诗开创时期，都肩负起时代的使命，努力摆脱齐梁诗风的影响，积极开拓诗歌的思想题材的领域，对诗的格律形式也有所探索。
王勃（649—676），字子安，是王通的孙子，王绩的侄孙。青年时代就“迫乎家贫，道未成而受禄”。出仕以后，又两次因事废官，一生处于下位。最后溺海而死。他是一个才学兼富的青年诗人，写过很多学术著作。在诗歌创作上，他和那些宫廷诗人走着不同的道路。杨炯《王勃集序》说：“（勃）尝以龙朔初载（661年左右），文场变体。争构纤微，竞为雕刻。糅之金玉龙凤，乱之朱紫青黄。影带以徇其功，假对以称其美。骨气都尽，刚健不闻。思革其弊，用光志业，……遂使繁综浅术，无藩篱之固；纷绘小才，失金汤之险。积年绮碎，一朝清廓。”可以看出他对“龙朔初载”以上官仪为代表的宫廷诗人所持的反对态度以及诗歌革新的初步成绩。
从他现存的数量不多的诗篇来看，内容虽然还开拓得不够广，但的确已经形成了自己的独特风格。如他的名篇《送杜少府之任蜀川》：
城阙辅三秦，风烟望五津。与君离别意，同是宦游人。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无为在歧路，儿女共沾巾！
“同是宦游人”的赠别，心情本来是复杂的，但他却用“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这样开朗壮阔的诗句把缠绵的儿女之情一笔撇开，变悲凉为豪放，表现了他不平凡的胸怀抱负。他还有一首小诗《山中》：
长江悲已滞，万里念将归。况复高风晚，山山黄叶飞。
用寥寥二十字，表现出一种悲凉浑壮的气势。此外，他的《滕王阁诗》、《采莲曲》等，在七言、杂言诗体形式上也有所探索和创造。他的创作，初步地实践了他诗歌革新的主张，他的优秀诗篇是有充沛的思想感情、真实的生活阅历作基础的。有风有骨，摆脱了齐梁浮华补假的习气，显露唐诗的独特风貌。
杨炯（650—693？），陕西华阴人，曾官盈川令。在四杰中，他的诗数量最少，成就也最低。只有几首写边塞的五律较有特色。《从军行》是他的名作：
烽火照西京，心中自不平。牙璋辞凤阙，铁骑绕龙城。雪暗凋旗画，风多杂鼓声。宁为百夫长，胜作一书生。
这首诗反映了许多士人向往边塞生活的慷慨心情。
卢照邻（637？—689？），字升之，号幽忧子，河北范阳（今北京附近）人。他一生只作过几任小官，很不得意。他在《释疾文》中说：“先朝好吏，予方学孔墨；今上好法，予晚爱老庄。”晚年又得恶疾，卧病十馀年，最后自沉颍水而死。
他的诗以七言歌行最为擅长。《长安古意》是他著名的代表作。在这篇长诗里，他以纵横奔放、富丽铺陈的诗笔揭露了长安上层社会的生活面貌：
长安大道连狭斜，青牛白马七香车。玉辇纵横过主第，金鞭络绎向侯家。龙衔宝盖承朝日，凤吐流苏带晚霞。百丈游丝争绕树，一群娇鸟共啼花。啼花戏蝶千门侧，碧树银台万种色。复道交窗作合欢，双阙连甍垂凤翼。梁家画阁中天起，汉帝金茎云外直。楼前相望不相知，陌上相逢讵相识？借问吹箫向紫烟，曾经学舞度芳年。得成比目何辞死，愿作鸳鸯不羡仙……
这里有如云的车骑，壮丽的宫馆，也有贵族们豢养的歌姬舞女。诗里还写出游侠子弟、廷尉、御史、执金吾、乃至骄横的将相等形形色色的人物，纷纷来到市井娼家：“娼家日暮紫罗裙，清歌一啭口氛氲。北堂夜夜人如月，南陌朝朝骑似云。”但是诗里又指出这一切繁华狂热、堕落颠狂的生活终于会发展到空虚幻灭的结局：“节物风光不相待，桑田沧海须臾改。昔时金阶白玉堂，即今唯见青松在。”为了对这种繁华堕落生活保持清醒批判的态度，在长诗的结尾，诗人故意用萧疏清冷的诗句，写他在长安的寂寞清贫的生活：“寂寂寥寥扬子居，年年岁岁一床书。独有南山桂花发，飞来飞去袭人裾。”这首诗的题材、辞句和萧纲的《乌栖曲》等齐梁宫体非常接近，但思想感情却大不相同。它虽然继承了宫体诗，但也变革了宫体诗。
骆宾王（640？—684），婺州义乌（今浙江义乌）人。作过长安县主簿、临海县丞等小官，曾遭事下狱，最后因参加徐敬业起兵反对武后的活动，写了著名的《讨武曌檄》，事败被杀。他的生活经历很丰富，在四杰中他的诗也最多。他也擅长七言歌行，名作《帝京篇》，内容和《长安古意》相近，而篇幅更大，更多辞赋铺排的成分，在将近结尾的时候，还有与卢诗互相唱和的诗句：“相顾百龄皆有待，居然万化咸应改。桂枝芳气已消亡，柏梁高宴今何在？”同样流露富贵荣华转眼成空之不祥之音，而“待”、“改”、“在”三个韵脚之相同，则绝非偶然之巧合。这两位齐名的作家的的确确是既互相学习，又互相竞赛，在紧张的创作竞赛中，竟照步了对方的韵脚。他曾久戍边城，写了不少边塞诗。如《夕次蒲类津》：
二庭归望断，万里客心愁。山路犹南属，河源自北流。晚风连朔气，新月照边秋。灶火通军壁，烽烟上戍楼。龙庭但苦战，燕颔会封侯。莫作兰山下，空令汉国羞。
这里不仅有立功边塞的豪情壮志，而且有边塞生活的亲切见闻。此外，如《边城落日》、《至分水戍》、《边夜有怀》等都是较好的边塞诗。他的名作《在狱咏蝉》，艺术更为成熟：
西陆蝉声唱，南冠客思侵。那堪玄鬓影，来对白头吟。露重飞难进，风多响易沈。无人信高洁，谁为表予心？
这首诗寄悲愤沉痛于比兴之中，宛转附物，怊怅切情。正像这首诗序所说的：“情沿物应，哀弱羽之飘零；道寄人知，悯余声之寂寞。”不愧是初唐律诗中风骨凝炼的名作。
总的来说，由于历史条件以及他们本身生活的限制，他们的诗都没有彻底洗净齐梁的习气。但是，后人所说的声律风骨兼备的唐诗，究竟是从他们才开始形成：他们开始把诗歌从宫廷移到了市井，从台阁移到江山和塞漠，题材扩大了，思想严肃了，五言八句的律诗形式也由他们开始有了初步的定型。他们“以文章齐名天下”，并不是偶然的。杜甫说：“举天悲富骆，近代惜卢王”（《寄彭州高二十五使君适虢州岑二十七长史参三十韵》），“王杨卢骆当时体”，“不废江河万古流”（《戏为六绝句》之二），更是完全正确的评价。
继卢、骆之后，刘希夷和张若虚进一步地发展了七言歌行。刘希夷的名作《代白头吟》，虽然内容不及《长安古意》、《帝京篇》充实开阔，但音韵格调却更宛转流畅。张若虚的《春江花月夜》，风格上有了更大的变化：
春江潮水连海平，海上明月共潮生。滟滟随波千万里，何处春江无月明。江流宛转绕芳甸，月照花林皆似霰。空里流霜不觉飞，汀上白沙看不见。江天一色无纤尘，皎皎空中孤月轮。江畔何人初见月？江月何年初照人？人生代代无穷已 ，江月年年只相似。不知江月待何人，但见长江送流水……
这首诗的题目是陈后主、隋炀帝都用过的宫体题目，内容也不外游子思妇的传统主题，但是意境和情趣却完全不同了，诗情和哲理自然地融合起来了。诗中想象时间的永恒，空间的无限，对当时读者是有启示性的。当然，这里也有怅惘低沉的感伤，但它绝没有色情、堕落的成分。至于语言的清新优美，韵律的宛转悠扬，更和一般宫体诗的风貌完全不同了。
第四节 陈子昂
继四杰之后，以更坚决的态度起来反对齐梁诗风的统治，在理论和创作实践上都表现了鲜明的创造革新精神的诗人，是陈子昂。
陈子昂（661—702），字伯玉，梓州射洪（今四川射洪县）人。自幼具有豪侠浪漫的性格。少年时代曾闭门读书，遍览经史百家，树立了远大的政治抱负。二十四岁举进士，上书论政，得到武后的重视，任为麟台正字，再迁为右拾遗。他一方面支持武后的政治改革，另一方面对武后的不合理的弊政也屡次提出尖锐的指责。他曾在二十六岁、三十六岁两次从军边塞，对边防军事问题提出过一些有远见的建议。后一次出塞，因为和主将武攸宜意见不合，遭受排斥打击。三十八岁后就辞职还乡。最后被武三思指使县令段简加以迫害，冤死狱中。
陈子昂的思想是很复杂的，他既好纵横任侠，又好佛老神仙，但儒家兼善天下的精神，仍然是他思想的主导方面。从他的许多政论奏疏中，我们可以看到他洞察国家安危的远见，关怀人民疾苦的热情。例如在《上蜀川安危事》的奏疏中，他曾经对诸羌的进犯感到忧虑，对蜀川人民“失业”、“逃亡”深表同情，对“官人贪暴”、“侵渔”、“剥夺”百姓的罪恶加以愤慨的指责。《资治通鉴》引用他的奏疏、政论有四、五处之多。王夫之《读通鉴论》认为陈子昂“非但文士之选”，而且是“大臣”之材，这是完全正确的。他的政治热情是他从事诗歌革新的动力。
陈子昂在著名的《脩竹篇序》里，曾经提出了诗歌革新的正面主张：
东方公足下：文章道弊，五百年矣，汉魏风骨，晋宋莫传，然而文献有可征者。仆尝暇时观齐梁间诗，彩丽竞繁，而兴寄都绝，每以永叹，思古人，常恐逶迤颓靡，风雅不作，以耿耿也。一昨于解三处见明公《咏孤桐篇》，骨气端翔，音情顿挫，光英朗练，有金石声。遂用洗心饰视，发挥幽郁。不图正始之音，复睹于兹；可使建安作者，相视而笑。
在唐诗发展史上，陈子昂这篇短文好像一篇宣言，标志着唐代诗风的革新和转变。我们知道，刘勰、锺嵘反对南朝形式主义诗风，曾经标举过“比兴”、“风骨”的传统。王勃反对龙朔前后的宫廷诗风，也指责他们是“骨气都尽，刚健不闻”。陈子昂继承了他们的主张，一针见血地指出初唐宫廷诗人们所奉为偶像的齐梁诗风是“彩丽竞繁，而兴寄都绝”，指出了“风雅兴寄”和“汉魏风骨”的光辉传统作为创作的先驱榜样，在倡导复古的旗帜下实现诗歌内容的真正革新。态度很坚决，旗帜很鲜明，号召很有力量。“兴寄”和“风骨”都是关系着诗歌生命的首要问题。“兴寄”的实质是要求诗歌发扬批判现实的传统，要求诗歌有鲜明的政治倾向。“风骨”的实质是要求诗歌有高尚充沛的思想感情，有刚健充实的现实内容。从当时情况来说，只有实现内容的真正革新，才能使诗歌负起时代的使命。同时，我们还应该看到，由于“四杰”等诗人的积极努力，新风格的唐诗已经出现，沿袭齐梁的宫廷诗风已经越来越为人们所不满，诗歌革新的时机更加成熟了。陈子昂的革新主张在这个时候提出，不仅有理论的意义，而且富有实践的意义；不仅抨击了陈腐的诗风，而且还为当时正在萌芽成长的新诗人、新诗风开辟道路。
陈子昂的诗歌创作，鲜明有力地体现了他的革新主张。《感遇诗》三十八首，正是表现这种革新精神的主要作品。这些诗并不是同时之作，有的讽刺现实、感慨时事，有的感怀身世、抒发理想。内容广阔丰富，思想也矛盾复杂。首先值得注意的是那些现实性很强的边塞诗，例如：
朝入云中郡，北望单于台。胡秦何密迩，沙朔气雄哉！籍籍天骄子，猖狂已复来。塞垣无名将，亭堠空崔嵬。咄嗟吾何叹，边人涂草莱。
这是他从征塞北时的作品，诗中对将帅无能，使边民不断遭受胡人侵害的现实，深表愤慨。在从征幽州时所写的“朔风吹海树”一篇中，又对边塞将士的爱国热情遭到压抑表示深刻的同情。“丁亥岁云暮”一篇更明白地揭发了武后开蜀山取道袭击吐蕃的穷兵黩武的举动。这些内容都初步突破了泛拟古题的边塞诗传统风气。他对武后内政方面的弊端也有所讽刺。在“圣人不利己”一诗里，他指责了武后雕制佛像、建造佛寺，浪费人力物力的佞佛行为。在“贵人难得意”一诗里，他更勇敢地讽刺了武后对待臣下时而信任、时而杀戮的作风。从这些现实性很强的诗篇中，我们清晰地看到他的政治抱负和他的诗歌革新主张有着密切的内在联系。他的那些感怀身世的诗，也写得很动人：
兰若生春夏，芊蔚何青青。幽独空林色，朱蕤冒紫茎。迟迟白日晚，袅袅秋风生。岁华尽摇落，芳意竟何成？
这里，美好理想无法实现的深沉的苦闷，借楚辞草木零落、美人迟暮的意境，宛转蕴藉地表现出来。但是，他这种苦闷，在不同的时间境遇之下，又转为愤激慷慨之音。如：
本为贵公子，平生实爱才。感时思报国，拔剑起蒿莱。西驰丁零塞，北上单于台。登山见千里，怀古心悠哉！谁言未忘祸，磨灭成尘埃。
《感遇诗》里也有一些叹息人生祸福无常，赞美隐逸求仙，发挥佛老玄理的作品，例如“市人矜巧智”、“玄天幽且默”等篇，都有浓厚的佛老消极思想。
《登幽州台歌》和《蓟丘览古赠卢居士藏用》七首也是他杰出的代表作。这几首诗是他随建安王武攸宜出征契丹的时候写的。卢藏用《陈氏别传》说：
子昂体弱多疾，感激忠义，常欲奋身以答国士。自以官在近侍，又参预军谋，不可见危而惜身苟容。他日又进谏，言甚切至，建安谢绝之，乃署以军曹。子昂知不合，因箝默下列，但兼掌书记而已。因登蓟北楼，感昔乐生、燕昭之事，赋诗数首。乃泫然流涕而歌曰：“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时人莫不知也。
他在《蓟丘览古》中，曾经歌颂了礼贤下士、知人善任的燕昭王、燕太子，感激知遇、乘时立功的乐毅、郭隗等历史人物。俯仰今古，瞻望未来，他更深刻地体验到生不逢时、理想无法实现的痛苦和悲哀，也更深刻地体会了古往今来许多仁人志士在困阨境遇中激愤不平的崇高感情。也正是这种不可遏止的理想和激情，使他唱出了这首浪漫主义的《登幽州台歌》。尽管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他的苦闷无法解决，使这首诗的情调显得相当孤独。但是，也正是这首诗，在当时和后代得到无数读者的深刻同情，卢藏用说这首诗“时人莫不知也”，就是有力的证明。这不愧是齐梁以来两百多年中没有听到过的洪钟巨响。
陈子昂的律诗比较少，但是像《度荆门望楚》，也是初唐律诗中的佳作：
遥遥去巫峡，望望下章台。巴国山川尽，荆门烟雾开。城分苍野外，树断白云隈。今日狂歌客，谁知入楚来。
诗人用气势流畅的笔调，写出了他初次离蜀途中所见的巴楚壮丽山川。风格和其他诗人是有所不同的。
陈子昂仰慕“建安作者”和“正始之音”，他的诗受建安、正始诗人影响较深。唐皎然《诗式》说：“子昂《感遇》，其源出于阮公《咏怀》。”像“兰若生春夏”、“贵人难得意”等比兴托讽的诗篇，以及那些感慨人生祸福无常的诗，的确和阮籍相似。此外如《燕昭王》乃至《登幽州台歌》等，和阮诗“驾言发魏都”、“独坐空堂上”等诗也有意境相通之处。而“丁亥岁云暮”、“本为贵公子”、“朔风吹海树”、“苍苍丁零塞”等边塞诗，则和建安诗中“梗概而多气”的写时事之作比较接近。他的诗中，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同时存在。那些现实主义的作品，有的叙事慷慨沉痛，有的还兼有政论锋芒 。那些偏于抒发理想之作，有的寄兴幽婉，有的又激情奔放，这又是浪漫主义的不同表现。
当然，陈子昂的诗在艺术上也存在一些缺点。他对汉魏南北朝的乐府民歌学习得不够。对七言诗这种新形式也不重视，集中竟没有一首七言诗[2]。《感遇诗》中甚至还有一些作品受玄言诗影响，读起来有些枯燥乏味。但是，他的全部诗作绝没有一点齐梁浮艳的气息，这是更难能可贵的。
总之，他是唐诗开创时期在诗歌革新的理论和实践上都有重大功绩的诗人，杜甫称赞他：“有才继骚雅，哲匠不比肩。公生扬马后，名与日月悬。……千古立忠义，《感遇》有遗篇。”（《陈拾遗故宅》）韩愈称赞他：“国朝盛文章，子昂始高蹈。”（《荐士》）都对他在唐诗发展上的功绩有高度的肯定，也反映了唐代诗人的公论。至于他的《感遇诗》直接启发了张九龄《感遇》和李白《古风》的创作，李白继承他以复古为革新的理论，进一步完成唐诗革新的历史任务，更是众所周知的事实。
陈子昂在散文革新上也是有功绩的。他文集中虽然也还有一些骈文，但那些对策、奏疏，都用的是比较朴实畅达的古代散文，这在唐代，也是开风气之先。所以唐代古文家萧颖士、梁肃、韩愈都对他这方面的努力有较高的评价。
[1] 《渡汉江》一诗在《全唐诗》中虽重出于宋之问、李频两个诗人名下，但汉江地理位置距宋之问家乡虢州弘农更近。《唐诗三百首》将此诗当作浙江睦州人李频的作品，显然不妥。
[2] 只蜀刻本《陈子昂先生全集》有《杨柳枝》七绝一首，真伪难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