托尔斯泰的《忏悔录》：神学、文学和哲学的复合体

忏悔原为一种宗教行为，是信徒本人对违反教义、有悖信仰的思想或行为的一种坦承和反思。自奥古斯丁起，忏悔成为一种书面体裁，奥古斯丁在其《忏悔录》（394—400）中追溯自己走向基督教信仰的过程，他以神为倾诉对象，给出一部焕发着虔敬和智慧之光的属灵自传。18世纪，卢梭写出他的《忏悔录》（1766—1769），这部经典与其说是卢梭的“忏悔”，不如说是他的“呐喊”，卢梭通过对自己成长经历的描述，展示了独立个性艰难的发展史，卢梭赋予“忏悔录”这一形式以文学自传的属性。1870年代末至1880年代初，托尔斯泰又写成这部《忏悔录》（1879—1882）。这三部分别成书于古典时期、18世纪和19世纪的《忏悔录》，是世界文学史上最著名的三部忏悔录，构成独特的“忏悔录三部曲”。从宗教行为意义上的“忏悔”到文学体裁意义上的“忏悔录”，奥古斯丁、卢梭和托尔斯泰相互接力，完成了一次漫长的三级跳，而在汉译中，我们仅在“忏悔”（confession/исповедь）一词之后添加一个“录”字，便轻而易举地传达了他们这三部著作逐渐获得的体裁属性。值得注意的是，这三位作家均在50岁左右开始写作自己的《忏悔录》，这个年纪大约就是但丁所谓“人生的中途”。不过，这三部由三位大作家在同样年纪上写作的同题之作，在内容和风格上却有所不同，如果说，奥古斯丁的《忏悔录》记录了一位基督徒走向信仰的求索过程，主要是一部神学和哲学著作，卢梭的《忏悔录》展示了一位现代人复杂的个性成长史，主要是一部文学自传，那么，托尔斯泰的《忏悔录》则更多地是探索人类生活的意义和人的信仰问题，主要是一部思想著作，更确切地说，是一部用神学体裁和文学笔法完成的思想著作。

在托尔斯泰的各种传记中，一般都会写到他一生中的几次精神危机，或曰思想转折。1860年，托尔斯泰的哥哥尼古拉因病去世，托尔斯泰首次目睹至亲的人的死亡，情感上受到巨大震撼。托尔斯泰是孤儿，母亲和父亲分别在他两岁和九岁时去世，但托尔斯泰当时年岁尚幼，似乎并未感受到像哥哥的死亡所引发的这种精神刺激。他由此开始了两个“转向”，即转向道德诉求和转向家庭生活。他在1862年迎娶索菲娅，并开始了长篇小说《战争与和平》的写作。1869年秋，已完成《战争与和平》的写作并赢得世界性声誉的托尔斯泰，却在旅行途中于阿尔扎马斯城的一家旅店里突然感觉到死神的迫近，即所谓“阿尔扎马斯恐惧”（арзамасский ужас），后来，他借助《安娜·卡列尼娜》等小说的创作逐渐克服了这种恐惧。然而，1870年代末，在小说《安娜·卡列尼娜》给他带来更大荣誉、使他几乎攀上世界文学峰顶之际，他却再次遭遇精神危机，他的这部《忏悔录》就是他这第三次精神危机的产物。这三次精神危机导致了托尔斯泰的三次思想转变，也造就了三部不朽的杰作，它们构成托尔斯泰精神发展史上的三座路标。当然，我们还可以把托尔斯泰1910年11月7日的离家出走当成他一生中的第四次精神危机，这最后一次精神危机的结果就是他的死亡。

1879年，被信仰、道德和社会公正等问题所折磨的托尔斯泰前后造访基辅洞穴修道院和莫斯科谢尔吉圣三一修道院，思想上深受触动，于是开始写作这部《忏悔录》。这部篇幅不大的作品，其写作却历时三年，最终于1882年完稿。这部作品原计划刊于《俄国思想》杂志1882年第5期，连清样都已排好，却突然遭到俄国教会书刊审查机构的阻止，未能面世。1884年，此书在日内瓦出版，之后不久，其手抄本便在俄国各地广为流传，直到1906年，此书方得以在俄国正式出版。托尔斯泰的《忏悔录》有一个副标题，即《一部未发表的作品的序篇》（Вступление к ненапечатанному сочинению），这表明托尔斯泰原本还有一个更雄心勃勃的写作计划，但是，尽管托尔斯泰那部“未发表的作品”最终未能写就，但这个“序篇”本身却已构成一部完整的作品。

与奥古斯丁和卢梭的《忏悔录》相比，托尔斯泰的《忏悔录》篇幅要小得多，但它却同样是托尔斯泰完整的精神自传，是他毕生思想的总结。这部《忏悔录》由16个章节组成，根据其内容大致可划分为这样几个板块：

一是对逝去岁月的回顾和总结（第1—3章）。托尔斯泰回忆道，他出生时即受洗，儿时一直信教，11岁时却听人说“不存在上帝”，18岁发现自己从未有过真正的信仰，“我脱离了宗教”，“不再相信从童年时代起所教给我的一切，但我有某种信仰。至于我信仰什么？我却怎么也说不出来。我也相信上帝，或者不如说，我不否定上帝，至于是怎样的上帝，我就说不上来了”。他开始信仰道德完善，但这种道德完善也逐渐变味，只不过是希望“变得比别人更强——更有名望、更重要、更富有”。想到自己青年时代的所作所为，托尔斯泰羞愧不已：“回想起那些年，我不能不感到可怕、厌恶和痛心。我在战场上杀人，为了杀死对方而挑起决斗，耍钱打牌，吞食农民的劳动，残酷惩罚他们，淫乱，欺骗。说谎、盗窃、各种各样的通奸、酗酒、施暴、杀人……没有哪一种罪行是我没有干过的。我却因为这一切受到称赞，我的同龄人过去和现在都认为我是一个比较有道德的人。”后来，他开始写作，却同样是出于功名心。作家的职业要求他去教别人，可他却不知该教给别人什么，而且他还发现，作家圈的人大多是没有道德的坏人，对艺术的信仰是骗局，文坛等于疯人院。哥哥尼古拉的死，使他对生命的意义产生迷惑；在西方接触到的“进步”概念，也无法使他获得答案；他在乡下创建学校，做调解人，办杂志，不久却感到厌恶；他建立家庭，把生活的意义看成“是要使我和我的家庭生活得尽可能好”；他不懈地写作，一直写到近五十岁。与此同时，他却时常感到茫然、慌乱，甚至绝望，因为他始终未能解决生活的意义和存在的目的这一根本问题。

接下来的第二部分便是对生命意义的追问（第4—7章）。年近五十的托尔斯泰似乎在一切方面都很“幸福”：家庭，事业，财富，健康，名声。可是他却觉得有某个人和他开了一个恶毒的玩笑：让他登上生命的顶峰，却发现生命中什么也没有，过去没有，将来也没有，只有醉生梦死才能活下去，一旦清醒过来，就会觉得一切都是欺骗。于是，自杀的欲望便时刻纠缠着他：“于是我，一个幸福的人，每晚脱衣服时，就要把腰带拿到外面去——每晚我的房间里都只有我独自一人——以免在立柜间搭的横梁上吊死；我也不再带着猎枪去打猎，以免经不起诱惑而用轻而易举的方法摆脱生。我自己也不知道我想要什么，我害怕生，竭力摆脱它，同时又对它还抱有某种希望。”托尔斯泰《忏悔录》这一部分的核心，是他引用的这样一则东方寓言：一位行路人遭遇猛兽，只好躲入一口枯井，井底有恶龙（即死亡），他抓住井壁上的一根灌木（即生命），悬在半空，一白一黑两只老鼠（即昼夜）不停地啃噬他手抓的那根灌木，他知道自己必死无疑，可与此同时，他发现灌木的叶片上有几滴蜜（即生的欢乐），便伸出舌头去舔。托尔斯泰写道：“这不是寓言，而是生活的真相。”可是，托尔斯泰感觉到，那生命灌木上的两滴蜜，即对家庭的爱和对艺术的爱，如今也不再让他感到甜蜜了。他转而诉诸科学和知识，在知识的密林里却同样找不到出路。他在生活中环顾四周，发现了人们摆脱困境的“四条出路”：1.视而不见，即无知；2.及时行乐，即享受；3.自我了断，即自杀；4.苟且偷生，即软弱。可这四种“解脱方式”托尔斯泰都做不到，他因此悲叹：“莫非就我一个人和叔本华这么聪明，竟明白了生是恶并毫无意义？”

第三部分是对理性和信仰的思考（第8—12章）。人类为何存在、如何生存是一个需要用理性来思考的问题，但要理解生的意义就必须摈弃理性，然而却正是理性需要知道这个意义。矛盾出现了，解释不外乎两条：要么是理性并不合理；要么是不合理的东西也未必不合理。除了唯一的知识即理性知识外，还存在着另一种不合乎理性的知识，即宗教，“宗教的一切回答都是赋予人的有限存在以无限的意义”。正是在劳动人民的信仰中，托尔斯泰发现了真正的宗教情感，普通人从不抱怨生活，包括生活中的苦难，他们心平气和，忍受一切，“劳动者平静地、更常见的是怀着愉快的心情生活、受苦和走向死亡”。他们知道生和死的意义，认为一切不是虚空，而都是善。“我认为，创造生活的劳动人民的行动才是唯一真正的事业，这样的生活所具有的意义乃是真理，所以我接受了它。”有两种宗教，有两种生活：刽子手、醉鬼和疯子眼中的生活就是恶，但劳苦大众眼中的生活则是善。托尔斯泰最终意识到：“彼岸——即是上帝，航向——就是老传统，桨——这是赋予我的划向彼岸——与上帝结合——的自由。就这样，生的力量在我身上复活了，我又重新开始生活。”

第四部分是对东正教会的抨击（第13—16章）。托尔斯泰认为，任何宗教的实质在于它能赋予生命以一种不会随死亡而消失的意义，因此，他相信“彼此相爱”，却不信“圣父、圣子和圣灵”的空虚设置；他厌烦教会人士的虚伪和各种形式化的宗教仪式，但在听一位农民朝圣者谈论上帝和信仰时，宗教的意义却呈现在他面前；他质疑东正教会，因为东正教会面对其他教会和教派所持的态度：“可是出现了一些必须加以解决的紧迫问题，而教会对这些问题的解决办法却与支撑着我生活的信仰原理本身直接对立，这就迫使我彻底放弃与东正教往来的可能。”“过去令我感到厌恶的一切，现在却生动地呈现在我面前。尽管我看到了，与那些宗教代表人物比起来，在全体人民中较少那种令我厌恶的谎言杂质——可是我仍然看到，在人民的信仰中真理也掺杂有谎言。”

托尔斯泰的《忏悔录》最后以“一场梦”作为结束，这是托尔斯泰在《忏悔录》完稿三年之后所做的补笔。他写道：“描述这个梦就可以将我上面所作的冗长叙述全部包容无遗，并使之鲜明而清晰。”他梦见他仰面躺着，突然开始思考他从未思考的问题：我是怎么躺着的，我躺在哪里？结果他发现他躺在一张吊床上，为了躺得更舒服，他倒换两腿，却发现两脚悬空了，再往下看，见自己身处无法想象的高处，下面是无底的深渊，“下面的无限令我厌恶和恐惧，上面的无限吸引我并使我坚定起来。我依然靠最后几根还没有滑脱的带子悬挂在深渊之上。”最后他发现，他仅仅躺在一根带子上，却保持着平衡，毫无疑问不会掉下去。“仿佛有谁在对我说：你可千万要记住啊。这时我就醒了。”托尔斯泰的这“一场梦”余音绕梁，像是一个不是结尾的结尾，它赋予《忏悔录》一种开放性结构，同时也表明，托尔斯泰未能在《忏悔录》中完成他的思考。

在托尔斯泰的整个创作过程中，《忏悔录》是一部承上启下的重要作品。托尔斯泰创作伊始，即以其深刻的内省性和思想性见长，在自传三部曲《童年》《少年》《青年》中，在同样具有自传色彩的《一个地主的早晨》中，主人公紧张的心理活动和思想过程就得到了细腻、精确的展示。早在1856年，车尔尼雪夫斯基就独具慧眼地归纳出了托尔斯泰早期创作所体现出的两大特征，即“心灵辩证法”（диалектика души）和“道德情感的纯洁”（чистота нравственного чувства），从此，对人物内心生活复杂性的深究和再现，对人的崇高道德感的发掘和颂扬，就成了托尔斯泰所有作品的不变主题。在托尔斯泰成熟时期的作品中，“道德忏悔”“精神内省”更是成了主人公们的“标配”，《战争与和平》中的安德烈和彼埃尔，《安娜·卡列尼娜》中的列文，都有其高度紧张的精神发展史，都在小说中撰写了一部他们自己的“忏悔录”。在《忏悔录》之前的最后一部作品《安娜·卡列尼娜》中，在其中最具自传色彩的人物列文身上，我们似乎能看到《忏悔录》的前奏。列文旨在实现社会公平的庄园改革尝试，列文把幸福的家庭生活当成理想生活的前提，列文目睹哥哥去世时对生活意义发出的追问，列文因为感觉不到生的意义而产生的自杀冲动，如此等等，都在《忏悔录》中得到了进一步表达。在《安娜·卡列尼娜》的结尾，列文走出客厅，避开众人，来到露台上，独自仰望天空，突然思考起上帝和信仰、知识和理性、善与爱等“永恒问题”，他最终发出这样的感慨：

这种新的感觉没有使我改变，没有使我幸福，没有我所幻想的那样突然间使我恍然大悟——它也和我对儿子的感情一样。什么惊喜也没有。而信仰——或者不是信仰——我不知道是什么，但这种感觉不知不觉地经历了痛苦后出现在我身上，并牢牢地盘踞在我心里了。

我照样还对马车夫伊万生气，照样将进行争论，还是会不合时宜地说出自己的想法，我的心灵与其他一些人的，甚至与妻子的心灵最圣洁的东西之间的那堵墙将依然存在，照样为自己的担心责怪她而又为此感到后悔，照样不会凭理智明白自己为什么祈祷，并还将祈祷——然而我现在的生活，我的全部生活，不管我将遇到任何事情，它的每分每秒——不但不像以前那样毫无意义，而且具有一种不容置疑的善的意义，我有权把它贡献出来，在生活中加以实施。（托尔斯泰：《安娜·卡列尼娜》，靳戈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21年版，第880—881页）

我们不难感觉到，《忏悔录》似乎就是接着《安娜·卡列尼娜》的线索、顺着列文的思路写出来的，托尔斯泰只不过是在《忏悔录》中换了一个人称、换了一种笔法，继续他在《安娜·卡列尼娜》以及包括《战争与和平》在内的他之前所有作品中业已展开的思想探索。

然而，在《忏悔录》之后，托尔斯泰的创作风格却产生某种突转，《忏悔录》就像一道高高的分水岭，把托尔斯泰之前的创作和他的后期创作分隔为两大板块。《忏悔录》中所提出的这些基本问题，如生活的意义、生命的目的、道德的价值、信仰的实质、社会的公正、教会的作用等，都成了托尔斯泰后期创作所诉诸的主题，它们深刻地渗透进了托尔斯泰后期各种体裁的作品，无论是政论还是小说，无论是剧作还是寓言。托尔斯泰后期创作中最重要的作品《复活》，究其实质，也就是主人公聂赫留朵夫的一部“忏悔录”。托尔斯泰在《忏悔录》之后写作的所有作品，都或多或少地带有《忏悔录》的烙印，无论是对社会不公的抨击，还是对善良人性和民间生活真理的呼唤，无论是对自我道德完善的憧憬，还是对生活意义的终极拷问，均可在《忏悔录》中觅得端倪。就这一意义而言，《忏悔录》可以用作解读托尔斯泰后期所有作品的一把钥匙。

《忏悔录》对托尔斯泰后期创作的深刻影响还体现在文风上。在《忏悔录》之后，除《复活》之外，我们就很少看到托尔斯泰的大部头著作了（作为长篇小说，《复活》的篇幅也比《战争与和平》和《安娜·卡列尼娜》要小得多），而且，他的各类体裁作品都开始体现出越来越强的政论性和道德感，文字上也越来越简洁有力，托尔斯泰开始有意识地舍弃那些被他在《什么是艺术》一文中贬为“多余的细节”的现实主义描写，开始追求更具普遍性、抽象性和教谕性的寓言体风格。屠格涅夫认为托尔斯泰《忏悔录》的出众之处，就在于其中所蕴含的“真诚、真实和信念的力量”（искренность，правдивость и сила убеждения），而这些特征也可以用来概括托尔斯泰晚年的所有创作。

《忏悔录》是“托尔斯泰主义”（толстовство）的纲领。《忏悔录》其实并非专为宣扬“托尔斯泰主义”而作，但这部作品所提出、所思考的问题，客观上却为后来定型的“托尔斯泰主义”奠定了基础。《忏悔录》写成后，如我们前面所言，并未立即在俄国境内得到公开传播，托尔斯泰自己恐怕也没把这部作品当作某种宣言性的东西。直到《忏悔录》完稿数年之后，随着托尔斯泰社会威望的不断提升，国际影响的不断增大，他对俄国社会生活的介入不断加深，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意识到他的思想的博大精深，再加上他身边的切尔特科夫、比留科夫等“托尔斯泰主义者”的不断宣传和推广，“托尔斯泰主义”才最终形成。托尔斯泰主义者们创办了专门的出版社“中介”（Посредник），印制托尔斯泰的各种政论小册子和宗教主题的文学作品；成千上万的信众络绎不绝地造访托尔斯泰的庄园亚斯纳亚·波利亚纳，就像是朝觐圣地；托尔斯泰出面抨击官方教会，出资帮助遭受打压的分裂教派。所有这些“反教会”行为，终于促使俄国东正教会在1897年宣布“托尔斯泰主义”为异端学说，在1901年更是革除了托尔斯泰的教籍。所谓“托尔斯泰主义”，其主要内容就是“不以暴力抗恶”（непротивление злу насилием）、“宽恕一切”（всепрощение）、“博爱”（всеобщая любовь）、“个人的道德自我完善”（нравственное самоусовершенствование личности）和“简朴的生活方式”（опрощение）。不难看出，“托尔斯泰主义”是一种神学意义上的混成主义，是不同信仰、不同宗教学说和道德哲学、伦理社会学等因素的合成。不过，所有这些思想观点我们均可在《忏悔录》中发现，《忏悔录》因此也成了托尔斯泰晚年道德诉求、生活哲学和宗教信仰的集中表达。

俄国文学史家米尔斯基对托尔斯泰的《忏悔录》推崇备至，他在其《俄国文学史》称《忏悔录》为“人类灵魂在面对生与死的永恒秘密时所做出的最伟大、最恒久表达之一”，“是俄国文学中最伟大的雄辩杰作”，“《忏悔录》高于他（指托尔斯泰。——引者按）的其他所有作品，这是一部世界性杰作，如我已冒险声称的那样，它与《约伯记》《传道书》和圣奥古斯丁的《忏悔录》处于同一级别”。他还这样具体地界定《忏悔录》的体裁属性、艺术特色以及由《忏悔录》所引发的托尔斯泰的创作转向：

就某种意义而言，《忏悔录》可毫不夸张地被称为其最伟大的艺术作品。它并非事不关己、自给自足的“生活再现”，一如《战争与和平》或《安娜·卡列尼娜》；它是“功利之作”“宣传之作”，就此意义而言更非“纯艺术”。然而，它却含有那两部伟大长篇小说均不具备的一些“美学”品质。它是构筑而成的，且结构技艺高超而又精准。它具有一种雄辩的律动，很难想象这种律动会出自《战争与和平》的作者之手。它更为综合概括，不再依赖其长篇小说中无处不在的现实主义细节之效果。其分析简洁、深刻而又大胆，这里没有任何“心理窥视”（列昂季耶夫语），这种“心理窥视”曾令其早期作品的许多读者望而却步。将《战争与和平》和《安娜·卡列尼娜》与荷马史诗相提并论，有些牵强。《忏悔录》却更有理由与同样伟大的“世界之书”《传道书》和《约伯记》并论。因此，认为托尔斯泰于1880年左右发生的转变是其文学意义上的失败，这一观点纯属谬见。他始终不仅是首屈一指的作家，而且也是首屈一指的俄国文字大师。甚至连他最为枯燥教条的政论，亦属文学杰作和俄语范本。然而事实终归是事实，托尔斯泰自此时起便不再是一位“作家”，亦即不再是一个志在写出文学佳作的人，而成为一位布道者。如今，他所有文字只有一个目的，即阐释和完善其学说。（米尔斯基：《俄国文学史》，刘文飞译，商务印书馆2020年版，第403—404页）

在托尔斯泰《忏悔录》的手稿上，原本并未标有《忏悔录》（Исповедь）之标题，这或许说明，托尔斯泰在写作这部作品时并无“对标”圣奥古斯丁或卢梭同题作品的动机。写作这部作品时，托尔斯泰在给他最好的朋友之一斯特拉霍夫的信中写道：“我很忙，我因这部作品激动不已。这部作品不是一部文学作品，也没打算发表。”托尔斯泰认为《忏悔录》不是文学作品（работа не художественная），而米尔斯基则坚称：“这是一部艺术作品”。就对信仰问题的深刻探究而言，托尔斯泰的《忏悔录》是一部神学著作；就对生活目的和存在意义的不懈追问而言，这是一部哲学著作；就对个人生活史和精神史的艺术再现而言，这又的确是一部文学作品，与托尔斯泰之前、之后的所有小说在主题和风格上均如出一辙。托尔斯泰的《忏悔录》是一部融神学、哲学和文学的因素为一体的杰作，是一部超题材、超体裁的作品。

托尔斯泰的《忏悔录》不仅是他的忏悔录，也是他的质疑录和思辨录，是他思想的结晶，甚至就是他的思考之过程。托尔斯泰的《忏悔录》是没有答案的答案，不是答案的答案，它在说明，思考的过程本身可能就是答案，思考本身就是人的存在的最好证明，即帕斯卡尔所谓“人是一根能思想的苇草”（Man is a reed that thinks）。

托尔斯泰的《忏悔录》是他内心最隐秘情感和思想的最真诚流露和表述，虽然他的忏悔所面对的不是一位神父，而是我们这些读者，我们却依然会有一旁偷听的惶恐和偶获私授的愉悦。阅读《忏悔录》的方式和姿态，可能应该有像帕斯捷尔纳克在《天放晴时》一诗中描写他在面对宇宙、世界和自然的“合唱曲”之“遥远的回响”时所带有的那份感动，即“置身于隐秘的颤抖，/噙着幸福的泪滴”。

刘文飞

2022年8月20日

于京西近山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