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百年,许多人,许多事:杨苡口述自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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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一次大变故

大概是我十来岁的时候,家里发生了父亲去世后又一次大的变故:我们家的大部分钱忽然没了。

父亲究竟留下了多少遗产,我当时不知道,后来也没闹清楚过,反正这一次过后,大部分都损失了。他留下的钱全都存在中国银行,我们是靠利息生活,每月都是问七叔拿钱。七叔是天津中国银行的副行长,只有他手里的图章可以动得了这笔钱。他当副行长,是父亲生前的安排,七叔是留美的,还年轻,父亲觉得得慢慢培养,主持大局的行长的位置给了卞白眉,扬州人,也是留美的。

想动这钱的不是七叔,是三叔。三叔想与别人合伙贩私盐,说是取个整数。七叔原本是不答应的,三叔火了,跟他大闹,他是小弟,最后拗不过,只好松口。结果说贩私盐的船翻了,那笔钱自然也就没了。“整数”是多少,说法不一,我后来听说是二十万,我姐听来的是三十万。

这下家里乱了。娘整天在楼下哭,有段时间,牌也不打了,早上起来梳洗过后,梳头褂子也不脱,光哭,抽水烟袋。花园街大宅子里上上下下嘀嘀咕咕的,全是这事,有一种大祸临头的氛围。连丫头来凤也跟我一脸惊慌地学说。她说,这下完了,杨家败了,以后要到街上要饭了。我不知要饭是怎么回事,只从京戏《拾黄金》里看到过要饭的穿着百衲衣,五颜六色的,很好玩。就想,要饭就要饭呗。我问她,那还可以看电影吗?还有冰激凌吃吗?后来发现有的看,也有的吃,起士林也还照样去,就心安了。

管钱的是七叔,他日子自然不好过。那时中国银行的行长是卞白眉,他女儿和我差不多大,有一次很神秘地对我说,七叔枕头底下压着一把手枪,大概是大人说话时她听来的。枪在我们听来是很可怕的东西,我吓得就去跟母亲说,母亲又去跟娘讲。再一打听,说七叔被这事弄得不得安宁,他也没办法,跟人讲,再逼他他就拿枪自杀。

七叔私自动了父亲留下的钱,也算是又一类型的“挪用公款”了,名声不好,行里就把他调到北平去当那边的中国银行行长了。副的变成正的,听上去不是升了吗?事实上天津才是北方的金融中心,就像上海在南方的地位,北平银行的地位和天津银行不能比,在好多生活在租界的天津人眼中,北平土得很。

父亲的兄弟里面,我接触最多的是七叔。三叔、七叔、瑗叔、狗叔是祖父这一房的,瑗叔、狗叔是老姨太生的,年纪小,而且被歧视。父亲去世后,杨家在中国银行的人是七叔,所以七叔可以说是家里的主心骨。

他是留美的,学什么我不清楚。父亲去世时,交代行长的位子由卞白眉接过去,七叔年轻,还得历练,安排他当天津中国银行的副行长。等他听三叔的话,把家里的积蓄拿去贩私盐蚀了本,在天津待不住了,就调到北平,当北平中国银行行长。在天津的时候,七叔家也住在花园街上,离我们不远,他会坐着敞篷马车过来。

七叔早先喜欢过窑子里一个叫小翠的,但家里是不许的,爷爷的规矩严得很。再说小翠又被王克敏看上,还为她赎了身,七叔这事儿当然是没戏。家里都知道,太太之间还少不了议论。七婶最憨厚,也会加入其中说道。

有一次她们扶乩,也是闲着没事当游戏吧。四个人一人站在方桌的一边,桌子有条腿下面垫一沓子纸,这样桌子就不平了,而后等桌子一动,就说神来了,或是谁的鬼魂亡灵来了。桌子自己怎么会动?还不是哪个碰了的。她们就商议,说请谁呢,不好请长辈,请长辈好像不恭敬。七婶没心没肺的,就说请小翠。都不说话了,有点紧张的气氛,过一阵就说小翠来了。请来了是要和她说话的,扶着桌子的人就问,小翠,你都惦记谁呀?当然没有回话,就听见很轻的声音响了七下。小翠后来是在养老院死的,很惨。她们就啧啧叹息,说小翠死了还想着七爷哩。我在旁边看着的,直想大笑,哪有小翠的影子?七婶是不信这些的,我母亲也不信,但其他几位是信的,好像里面有六婶吧。不管信不信,都当真的一样。后来家里下人之间都在传,说小翠如何如何死了还惦记七爷。

七叔在我眼里总是很严肃,道貌岸然的,真想象不出他当少爷时有过那么一场恋爱。我见到的他当然早不是少爷了,家里人提起来都有点怕的样子。七婶说,有一次她和纮武几个没事,在饭厅里吃崩豆(天津人把油炸的蚕豆叫“崩豆”),七叔忽然进来了,见状大怒,虎着脸一言不发,从插瓶里拿出鸡毛掸子,往吊灯上一捅,灯泡碎了,碎屑落在桌上,到处都是。他气哼哼走开了,大家都吓得不吭气,仆人赶忙进来打扫。为什么发那么大火?七婶说过的,我记不大清了,好像家族里老辈什么人得了恶疾或是病死的,说是和吃豆子有关,家里传下来的规矩,不许吃豆子,蚕豆、毛豆、扁豆……凡豆类都不许吃。禁止归禁止,没人信吃豆子会有多大事,后来家里人还吃,只不过是背着他。这点事也要偷偷摸摸的,想想真是可笑。

七叔过五十大寿时,我去贺过寿。原本是轮不到我的,那年我从中西毕业,去我姐那儿玩(她在燕京读书),就让我跟我姐一块儿代表我们这一房去祝寿。打长途电话,传话传错了,七叔家那边听成娘要去。大房的嫂子要来,那可是大事,所以七叔家一大帮人到火车站去接站,结果发现从车上就下来我一个。七叔绷着脸,很生气的样子,一言不发就上他自己的车上班去了。

过寿的那天,我跟我姐去的。七叔家在王府里,一进的院子,来了很多人,热闹得很。那可能是七叔家最好的时候,他还在家里请梅兰芳吃饭。父亲在世时常请京戏的名角到家里(中国银行一直捧角的),女眷都是回避的,屏风挡起来,要看梅老板,大家只能躲在屏风后面,从缝里张望两眼。

在北平的时候,行里有个女职员,叫徐尔秀,戴眼镜,是个老姑娘,忘了哪个大学毕业的,考取了北平中国银行,外地人,没地方住,七叔家老大的宅院,前院空着,有间房就让她住了。七叔每天早上起来在院里走,找话茬儿和她说话,他一激动脸就会红,说话结巴,和徐小姐说话就有点那意思。家里就有人议论,说七叔喜欢上人家了。他是有家长威风的,谁也不敢说,只有小女儿,她是家里的惯宝贝,跟外人也说,她跟我姐说这事,我就在边上。我姐很吃惊,觉得太糟糕了,说怎么可以呢?七叔对徐小姐有好感是可能的,我在他家住过几天都看得出来,他对徐小姐客气得不自然。七婶也知道这事,只是说,他能怎么样?七叔的确也没怎么样。不可能的嘛,传个字条、写信的机会都没有,过段时间也就过去了。家里都说,七叔喜欢过两个女的,一个是知识分子模样的,一个就是前面说的那小翠。

日本人占领北平、天津后,中国银行悄悄撤往南方,七叔全家都离开了天津,我到昆明就是跟他们一路。七叔后来去了西安,当西安那边的行长,再后来又到成都工作。抗战胜利后到了上海,这时行里没事给他做,位子上都有人了。也是他没本事,跟不上了,这样早早就退了休。他用金条在延庆路顶了一处房子,小儿子杨纮武后来在上海工作、成家,七叔退休后,和七婶就跟着纮武过,一直住那房子。

我到上海,会去看他们。四八年我陪姐夫罗沛霖去上海,去过,解放后也去过。时间太久,当时的情形已记不清,这次那次的也混淆了,只记得他们住得很挤。纮武有两男两女,加上七叔七婶,七八口人住三间房。有一次我在那儿,那时五哥(纮武的哥哥)已被打成“右派”了,七叔心情不好,不说话,在房间里来来回回地走。纮武说他:走来走去的,烦不烦?!他也不吭声。我就想起过去家里人都怕他,纮武当然也怕。他真是老了,没脾气了。

大概那就是最后一次见到七叔吧,后来他是得肺癌死的,家里人都说他也是郁郁而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