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金陵礼学

清代乾嘉之学经由民国年间“章太炎—黄侃”师弟推波，在南京的高等学府绵延传承至今。1928年2月，黄侃（1886—1935）抵达南京，受聘中央大学（其时称第四中山大学，今南京大学前身）中文系教授，授小学、经术。章黄之学在古都金陵的传承由此开启。业师李先生正是“文革”后从南大中文系毕业的第一代研究生，1981年留系工作，深刻濡染了这一学术品格。

1998年，在我入学南京大学中文系两年、正式搬入鼓楼校区之际，先生在《南京大学学报》发表《论章黄之学的学术精神》，倡论“戴—段”与“章—黄”理念迫近、学脉相承，当时对我的触动非同寻常。先生论章太炎（1869—1936）之学曰：

在治学途辙上，当由语言文字而及经史，章说：“年十四五，循俗为场屋之文，非所好也。喜为高论，谓《史》《汉》易及，揣摩入八比，终不似。年十六，当应县试，病未往，任意浏览《史》《汉》，既卒业，知不明训诂，不能治《史》《汉》。乃取《说文解字》段注读之。”“少时治经，谨守朴学，所疏通证明者，在文字器数之间。”这又和戴震学术的发轫如出一辙。

章太炎之学典范地诠释了小学、经史相贯相通，先生所引章说出自1933年4月18日章氏晚年的追忆，由其弟子诸祖耿（1899—1989）旁记成文《记本师章公自述治学之功夫及志向》。文中所述章氏“少时治经，谨守朴学”的例证除取段注读之外，尚有“读《经义述闻》，始知运用《尔雅》《说文》以说经”，“复读学海堂、南菁书院两《经解》皆遍”，又用朴学之法治史，“涉《通典》四五周，学渐实”。对其治学之法，章氏自己曾作出一个理论的概括，其云：“‘经义’所包甚广，史学亦包括在内，可以说‘经义’即是学问全部。”“史即经，经即史，没有什么区别。现在我们假如单单讲经，好像没有用处；单单讲史，亦容易心粗气浮。所以，我的意思，非把两者合而为一不可。研究经的方法，先求训诂文义，进一步再探求他事实上的是非得失。”章氏小学、经史一贯的观点，是从“戴—段”催生出的治学新途，经义出史，训诂为先，注重实学，对我的影响至深至巨，远远超过后来梁启超等的“新史学”对我的第二轮冲击。

章太炎对南京学脉的影响，又主要借助了其弟子黄侃于人生最后几年里在南京大学的学术传播。先生有云：

章氏的上述主张，完全为黄侃所接受，且在黄氏的实践中发扬光大。……例如他说：“语言文字之学，为各种学问之预备，舍此则一无可通。”“凡学问文章，皆宜以章句为始基（黄以周语）。研究章句，即为研究小学。”“学问文章宜由章句训诂起。”黄以周为同治九年（1870）举人，曾主讲南菁书院十五年，传承戴震之学，与孙诒让同为“白衣宗”。关于小学，特别是训诂学，黄侃说：“小学之于群籍，由经史以至词曲，皆不能离之。而或以治小学仅为读周秦两汉之书，误矣。”……黄侃说：“训诂、文词、典制、大义等不可妄为轻重，此经学之大要也。”又说：“治经贵由传注入门，而终能抛弃传注。”“学问贵能深思，得其条贯，果能如此，虽笃守一经，亦能自立。至于见闻广博，而又条理秩然，此尤为可贵者也。”这无疑是要研治者善于反思，寻觅条例，从宏观方面把握经史义理，不要满足于餖饤的功夫。……在以小学通经一说方面，较之章氏，则黄侃颇能扬太炎先生之长，重视经书条理的紬绎，重视义理的归纳和把握，重视结论的周浃肌髓和深刻剔透。

黄侃生前著述甚少，1983年由其侄子黄焯整理出版的《文字声韵训诂笔记》是体现黄侃“小学”之于“经史以至词曲”均不能离之的典型方法论总结。黄侃对“戴—段”的学术意义同样至为推崇，其称“今之小学，乃戴学也”，又说“段玉裁以经证字、以字证经，为百世不易之法”。黄侃所总结的“训诂、文词、典制、大义”则全面走向广义的“小学”观，所重在方法论上的“剖解精密”“反复推求”“展转旁通”，而非“满足于餖饤的功夫”，也即是先生所说的“从宏观方面把握经史义理”，“重视结论的周浃肌髓和深刻剔透”。先生又引黄侃弟子殷孟伦所记笔记并阐发之曰：

人称古代三大绝学：古代天文学、声律学、音韵学。小学居其一绝。真正的有识之士，往往专癖好绝，从小学入门而渐登学术殿堂，搞小学的人当然径由此入，不专搞小学的人也往往由小学而及于经史子集。黄侃说：“小学为物，既称为一切学术基础，则凡研究一切学术者，皆不能离乎小学。《轩语》有：‘由小学而经学，其经学可信；由经学而史学，其史学可信；由史学而子学，其子学可信。’诚哉是言。然则小学效用，所以造成缮性之学，而为群籍升堂入室之阶也。”小学是古代学术的基础。

此段中所引黄侃之语，先生未标出处，显然非出自黄侃之文集，经查检可知出自殷孟伦笔下。殷氏应自黄氏口授直接记录而得，这一条路是“章—黄”所沿袭的标准治学道路，即从小学渐入经史子集。其中所引《輶轩语》乃张之洞所作，这段话后来附入《书目答问补正》书后，故广为传颂，是对乾嘉朴学内在治学路径的精要提炼。如今，我们固然可从《文心雕龙札记》（1962）、《文选黄氏学》（1977）等一睹黄氏用小学之法绵延入集部的成果，更可以从后人整理的《黄侃日记》中寻觅其当年积学路径之宽广、思想火花之缤纷。我至清华后，曾花费一段时日全力以赴条理《禹贡》诸山川地理，正是受黄侃《六祝斋日记》所编《禹贡地名啧隐表》73则札记的启发，而黄氏则自谓受了戴震校《水经注》的影响。

黄侃在南京学统的传承者，当以洪诚（1910—1980）、徐复（1912—2006）二先生最为贴近。先生回忆说：

1979年9月在全国高校训诂学师资培训班上，洪诚先生主讲训诂学，徐复先生讲解了章炳麟经学史名篇《清儒》。洪先生是从训诂学走向“三礼”学的，徐先生从训诂学走向经学。训诂学与礼学，与经学，从来都是密不可分的。

徐复晚年评介洪诚“迨事蕲春黄君，而学以大进。文字音训，素所研习，九经三史，靡不淹该，其说典制名物，如数家珍”，又自谓“1929年，余就学金陵大学，从蕲春黄季刚先生问业。……先生历年所开课程，经史文学，无不擅长，而尤精粹于小学，以古音学著称于世。尝谓小学各书，为读一切经史子集之钤键”。可见二先生均黄侃（字季刚）的嫡传，此后徐复在南京师范大学（前身为金陵大学）任教，洪诚在南京大学任教。我自入学后读洪先生书较徐先生者为多，故而受洪先生“从训诂学走向‘三礼’学”的路辙影响更重。我之探索“伊”字的词义演变，关注名书性质的《尔雅》，留意京都大学的新城新藏，乃至最近由《周官》进入《通典》，与洪先生《雒诵庐论文集》中所收的《略论量词“个”的语源及其在唐以前的发展情况》（1963）、《略论中国古代语言学与名学的关系》（1981）、《关于新城新藏〈东洋天文学研究〉中几个问题的讨论》（1973）、《周官数，释〈通典〉》（1976）数文有着直接的关系。洪先生说：“当年立志搞礼学，还是季刚先生指点的。先生对我说，三礼与小学以及社会史、文化史都有密切关系，现在还有很多问题没有研究，以你的年岁，还来得及。老师的几句话，往往可以影响一个人的一生啊。”黄侃对洪诚的指点，上接“戴—段”，成为我在2004年确定博士论文选题的直接动因，在选题提出后李先生亦欣然同意。我的博士论文2007年完成，以“小学”之法综合分析、推究《仪礼》诸汉本，是洪先生去世二十七年后，南大第一篇以《仪礼》为研究对象的博士论文。当我将论文的改定本发送给尚在韩国访学的李先生，先生手写了长篇的导师评语快递给我，对我勉励有加，更是对金陵学脉不绝如缕的首肯。

先生说：“以章太炎、黄侃、洪诚、徐复先生等为代表的现代经学的造诣、贡献、理据、逻辑起点和指向始终存在于英哲波普尔的第三世界，即语言世界之内。”又说：“在语言世界里，小学、经学同宗同源同在。”这是先生最近对南京学脉之理论意义的精准概括。在这一传承中，当然还有胡小石、汪辟疆，还有段熙仲、钱玄，也包括与先生差不多同时代的许惟贤（1935—）和薛正兴（1942—2010）。段熙仲《礼经十论》（1962）、钱玄《三礼通论》（1996）均是我在博士论文写作过程中第一手的参考资料。许、薛二先生之风仪，我在南大读书期间均曾一睹，惜乎未能深识，今同样借先生之评论以见其学。薛正兴校点清代文学批判家刘熙载的《文集》，在其名作《艺概》之外收录小学三书：

薛本收录刘著《四音定切》《说文双声》《说文叠韵》小学三书，竟占版面404页，几占全书806页之半，当今语学荒落，如无识见，岂肯以一半篇幅盈载刘氏小学三书！古人多以诗文为艺，经史小学为术，《隋志》列经史子集四部，乾嘉三分为义理、考据、词章，小学字书羽翼经子，释读史集，为国学途辙。负才者罕至，孤学者奋迹。焚膏继晷，借小学真诠，考经治史；恒兀兀以穷年，雕龙雕虫，似不可一日无识小之功。刘氏伟岸，学问大家，小学有半，宜也！

薛正兴是洪诚所指导的硕士，与李先生同在1981年毕业，此后至江苏古籍出版社工作。先生对其眼光的揭橥，显然是对黄侃—洪诚学术主张的彰显。

许惟贤更是洪诚的贴身助理，也是《洪诚文集》的整理者，费数十年从事段注的点校，同样在2007年出版了全本段注的点校排印本。这是段注至今唯一一本整理本，先生曾撰书评称“紧紧扣住书证核对这一中心环节，下扎扎实实的硬功夫，在硬功夫的基础上对段注全书标点之，校理之，补缀之，并写成附注附后”，“整理本犹以点金术使段氏宝山里的黄金更纯，使段氏璧更成完璧”。这种“硬功夫”是先生对戴学“说经竱本肇始于小学”的方法归纳，经“黄—洪”的传承，如今再现于许先生之身，再现于点校本段注之中。2007年，于我是具有纪念意义的一年。

“章—黄”与“戴—段”之间，承续者固然是主干，然异变亦相随而至。曾在清华大学中文、历史两系担任教授的杨树达，曾不客气地批评黄侃之学：

清儒学问本分两派：皖派江、戴，主实事求是；吴派惠氏，言信而好古。皖派有解放精神，故能发展；吴派主墨守，则反之。戴弟子有王、段、孔三家，各有创见。惠弟子为江声、余萧客辈，抱残守缺而已。俞荫甫私淑高邮，太炎师荫甫，实承皖派之流而益光大之。季刚受学太炎，应主实事求是；乃其治学力主保守，逆转为东吴惠氏之信而好古。读《诗》必守毛、郑，治《左氏春秋》必守杜征南，治小学必守许氏。于高邮之经学，不论今古文家法惟是之从者，则力诟之，此俗所谓开倒车。

杨先生指出“章”与“黄”之间已有裂痕与断层，在“信而好古”“抱残守缺”的一面，黄侃之学已显露出端倪。章太炎著《訄书》《文始》《新方言》《齐物论释》，在逻辑体系的构建上直逼戴、段，而黄侃则囿于“五十之前不著书”的自设牢笼，终其身只在札记、日记中留下其思考的一地碎钱与几串半成品。李先生在《惠栋评传》的煞尾时，亦曾将惠氏与黄侃作出比较，而援章太炎之说为二者作维护：

惠栋恪守语言文字以解经，这本身就有不寻常的启蒙意义和革命精神。章炳麟曾说：“元和惠氏出，独以汉儒为归，虽迂滞不可通者，犹顺之不改。非惠氏之憨，不如是不足以断倚魁（按：怪异邪僻）之说也。”并认为黄侃可与惠栋伦类比拟之：“自清末讫今几四十岁，学者好为傀异，又过于明清间，故季刚所守视惠氏弥笃焉，犹取注疏，所谓犹愈于野者也。”意即无论惠栋还是黄侃，恪守小学，追求真理，都是为纠正时弊，剿破陋儒俗见之说，有很大的启蒙意义和革命性。

章太炎之说见于为《黄侃论学杂著》十九种所作序言（1936）。章氏将惠栋定性为对于学术空疏“倚魁”有矫枉过正之功，同样，黄侃之恪守、之矫枉，亦在剿破清末公羊学者的“好为傀异”。先生引之，固然认同惠、黄在逆境中力挽狂澜的学术意义，也认同他们在小学上所下的“硬功夫”；但这与先生所倡导的将“小学”作为逻辑与条例而“接着讲”的创新理念，毫无疑问有着显著的区隔。

如果说杨树达所揭之弊，在黄侃那里还只是显现了端倪，那么在金陵的学脉传承中，墨守、固执的气息无疑渐趋张大起来，由此“戴学”的气韵也便近乎干涸。这恐怕正是先生立志回到戴震，撰写《戴震评传》（1992）、《戴震语文学研究》（1998）的初心所在，也是先生两度送我《戴震评传》的期许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