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灾害学研究的近况与民间信仰视角

灾害学研究，是最近三十年史学、社会学等多学科关注的“显学”，然而对灾害民俗记忆、民俗叙事及民俗信仰的研究，似嫌不足。30多年前研究者即指出：

我们的祖先是有观察自然、记录自然的光荣传统的，许多史书、地方志中都有《五行志》《祥异》等篇章，对许多重要的自然现象不管他们懂与不懂都记录下来传给后人。而近代科技工作者确有数典忘祖的现象，不仅对祖先留下的大量记载轻易地斥之为迷信、非科学，而且对正在发生的一些罕见的、现代科学力量尚不能充分解释的现象也麻木不仁、不闻不问，使许多有价值的自然现象仅留下一些不伦不类的传闻。这种不正常的状态亟待改变！[2]

此后这种状况有了较大改变。不过，研究数量的积累，往往未必就真的能够累积为研究质量的飞跃。研究者对此现状感到有些不满：“总体看，数据汇编更多的内容偏重记录灾害本身状况，在灾害来临之际人类采取的救荒减灾措施方面，资料薄弱，对此的研究亦缺乏。”[3]

灾害的历史学、神话学研究，近百年前就已揭开帷幕，积累深厚。邓云特、瞿宣颖、费孝通、黄芝岗等都曾关注灾害研究[4]。王秋桂、萧兵、王孝廉等研究过长江水系上游为主的李冰化牛斗水、二郎神等治水英雄和息壤等神物故事、石崇拜与乞雨关系等[5]。近30年来，李文海、赫治清、张建民等对灾害历史、学科建构及区域性灾荒与环境演变等研究[6]，夏明方的民国自然灾害与乡村社会研究[7]，范丽珠、欧大年（Overmyer）对华北祈雨仪式的民间宗教视角的总结提炼[8]，张堂会对现代文学中民国自然灾害书写的研究，刘守华等对“陷湖”（地震洪灾）等故事的追寻等，颇受瞩目。法国魏丕信考察了清中叶流民、勘灾及救灾弊端，美国格兰姆·贝克考察了抗战时陕西地方病后遗症问题，巴西学者探讨了灾民道德堕落及越轨行为[9]，加拿大Mark Gamsa“The Epidemic of Pneumonic Plague in Manchria 1910-1911”一文提出应关注灾难受众等，但缺少对被灾者的应灾行为心理、民间御灾观念与民俗信仰复杂性的关注。不少国内学者运用泰勒、斯宾塞、弗雷泽、涂尔干等禳灾仪式研究成果，侧重以进化论等探讨其宗教渊源和巫术崇拜遗存。而关于灾害学术史研究卷帙浩繁，难于在有限篇幅内一一介绍，因此仅在论述中随时引用。

近年一些研究综述总结每多忽视专著，如有的关于祈雨习俗、祈雨文学的综述，缺漏甚多，不仅安德明的论著未列，且以诗文为主，基本未涉及明清小说及元代后的研究[10]。须知这是一项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成果，提醒我们需要关注研究者的知识结构问题。

本书主要列出与本论题关联较近成果和重要综述[11]。与本书较切近的研究相对来说要少得多，如安德明等专著中已介绍一些[12]，此不赘。这里还应提到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主编的论文集，其中有关明清蝗灾、水灾、荒政等专题的探讨[13]，与御灾民间信仰研究切近，很有价值。李育红阐述了仪式变迁是社会变迁的影像；罗惠翾认为仪式为信仰者确立了何者为真、善的价值体系，使群体社会趋同；丁宏提出了仪式的现代政治意义及其对民族凝聚力的作用；范长风和刘捷认为原始先民采取了仪式手段、民俗规范和巫医技术缓解水旱之灾生态压力与疗病，眼中的山川河流、神异动植物和山神祠礼是超隐喻的人本思想和生态行为。对明清叙事作品中御灾辟邪仪式的研究多限于名著：孟凡玉探讨了《红楼梦》驱邪及庆典仪式等；潘万木将《水浒传》民间性“聚义”和官方性“忠义”仪式对比；郑晓江提出辟邪文化具有心理转换律、邀宠律等；张月琴以大同北部上演祈雨仪式，指出祈雨是地方性知识场景的集中、村民经济政治和社会关系的集中展现[14]；胡新生的巫术研究涉及求雨、除蝗等，很见功力，但较偏重上古、中古[15]。

既有研究多限于对现象描述、史料发掘整理及灾害事件、后果及发生规律的总结，但对灾害的民俗叙事、应灾御灾抗灾意识的发掘和提炼，对灾害与灾荒所做的文学艺术、社会学和民族学等研究，也是很有意义的。因此，上述研究可作为本书的前提和支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