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节 抗洪故事、英雄庇护及神灵观念

水灾带有季节性，往往被注意到在发生之前有预兆。青城子称“大风雨将至，必先有朕兆”，叙述乾隆四十年（1775）夏末秋初黄昏时，黑云如人手掌直插云霄，梅州县令的幕友断定要有大雨，会暴发洪水，果然两天后应验[99]。对破坏修筑河堤、兴风作浪的水中怪兽如何应对，明清小说笔记多有描述。在根深蒂固的“人治”社会形态下，对抗洪修坝的期许，常常集注在具体的英雄人物身上，从大禹治水以降开始的治水英雄崇拜，在明清呈现出一种泛化扩展的趋势。

首先，是“治水能臣”类型，其在世外高人提示下，除水怪，修筑堤坝。在前举有关史料基础上，掺杂神怪描写的传记文学《于少保萃忠全传》写徐珵改名徐有贞，获允前往张湫治水。他手下有小吏会捧箕招仙术，投词询问筑堤不成缘故，答曰“若要筑堤成，西山访老僧”，徐公遂到定禅庵访老僧，解悟水下有巨鱼，老僧告诫洪口下深处有一怪，“似蛟非蛟，似鳄非鳄，形长力大，口能吐波发浪”，才筑得就被他拱坍。有贞请教，老僧笑答称虽万人亦难捉取，不如用一个“自然除恶，不损于人”之法：

老僧曰：“大人回去，可急取三五千担石灰，装载多船。先令人分付往来船只、附近人家，暂离此数十余里之外。限五日，不许人行动往来。至日，到于洪口，可击锣为号，一声锣响，齐把石灰倾下水底，急把快船飞摇放远，待水底石灰滚化，发蒸起来，此怪必然煮死。除了此怪，那时因水势而导之，堤必成功。”

徐公蒙僧指示，即叩谢辞转，急急与众下山回府。速差人取备石灰，按法行之。果然一夜后，听得洪口水滚如雷。少顷水高接天，冲倒近处房屋无数。居民预先得了晓谕，暂移无害。至第三日后，有贞见洪口水势不高，波平浪息，乃令人驾快船数只，前出哨看。哨船之人果见一怪，身长数丈，遍身鳞甲，头如猪而有须，前有二爪，后有鳞尾，形甚凶恶，浮死于水面之上。哨船人来报有贞。有贞亲往观之，果觉骇异。识者曰：“此猪婆龙也。”[100]

这水怪，实际上是现实中水兽的夸张化神秘化。以石灰除水怪，是一种古老而有效的“土办法”。用破坏水质、伤及无辜的方式驱除水怪，属于不得已为之的不可取的权宜之计。而水怪与水神并用，则体现出对治水英雄的表彰。说是徐有贞找到了水源，但无法堵塞。这时梦见二人（郝回龙、郑当柱）自称河神。两人生前在洪水时为救众人跳入洪口与怪螭大战，斩怪螭后水退堤成。“上帝怜吾二人为众舍身救患，敕吾二人在此守护洪口。”有贞采纳了铸长铁柱与大锅底贯坠于下的方法，渐塞渐筑，而堤遂成。在重技术忽视科学的古代中国，晚至明清也未能摆脱神秘主义思维的束缚，水怪作乱，水神参与，与治水能臣的功绩杂糅一处，治水仍离不开除弊兴利的超现实力量。

其次，是“侠义英雄冒险济众”类型，其运用超人的能力斗水怪、平息水患。夏敬渠（1705—1787）小说写超人英雄文素臣偶然掉入湖中，不料恰好遇见水中一物如牛首，令英雄疑惑，只好随机应变：

浑身碧毵毵的毛，长有尺许，身子笨重，在那里淌来淌去。素臣想着：“这不是水牛，湖中又无猪婆龙，不知是何怪物？”竭力冒出来，却好有一根船腔木，浮到面前。素臣抱住，仔细看那怪时，两角矗起，有二尺来长，昂起头来只管喷水，那浪头就高了些。心念：“发水之故，大约即是此怪。倘能除掉了他，岂不为湖上人弭灾解难？”……素臣怒甚，在他腰间用力一夹。怪竟大吼，回头见背上有人，将身子乱耸。那知素臣不跌下来，因复尽力一夹，趁势又把他颈骨一拗。怪已腾踔起来，望着直泅，素臣被他颠落。却不料那根尾巴，已为素臣扭断，落在船腔之上。水势更大，怪已不见。[101]

搏水怪如陆上“英雄伏怪牛”模式的变形与重演[102]，虽只能说是击伤，还说不上除掉水怪，也属险中取胜。水怪仿佛是洪水蛮野之力的神秘象征，不过，在超人描写中也渗透了写实之笔，写出了斗败水怪的艰难与某种侥幸意味。

甚至有的凡夫俗子，在水患难平的用人之际，临时“造神”。“姓名崇拜—姓名禁忌”关键时也能发挥官民认可的治水功能。“乾隆间，河决淮徐，工迄不就。河督无计，巡行堤上。见河弁有名党德柱者，大喜。以为循名，即可责实。乃择日鸠工呼党至，服以提督冠带，盛席饮之。告以河工难成，欲借以挡水，许官其子孙，并奏请祀为河神。党曰：‘诺。’遂醉而投诸水，随即下土纳秸而堤成，立庙其上，请于朝而祀焉。至今皆称‘党将军庙’，香火极盛。”[103]民间认为河神就该是为民“挡水”的，故名“党德柱”（挡得住）就可以辟水。万建中教授将禁忌分为十种，其中“避讳型禁忌”包括“言讳式”，即：“一些语言在某些场合不能随意使用。人们害怕这些语言会带来灾祸，或给人以不祥的预兆。……中国民间对语言的魔力历来深信不疑。”[104]由于洪水—河流的本质是流动的，而“党德柱”谐音“挡得住”，恰恰就是对其克制、阻遏的一方。因而对于河神来说，这就是具有威慑力的名字。以“言讳”之名者来祭河，带有顶撞的暗示，也表达出堵决护堤的意志。

其三，依靠平时的礼佛吃斋，在洪灾来临之际获益于神灵佑护。清初小说写水灾本是上苍给下界生灵的劫难，水灾中神灵很活跃，“无数的神将，都骑了奇形怪状的鸟兽，在那波涛巨浪之内，一出一入，东指西画，齐喊说道：‘照了天符册籍，逐门淹没，不得脱漏取罪。’后面又随有许多戎装天将，都乘了龙马，也齐喊说：‘丁甲神将，用心查看，但有真君的堤堰及真君亲到过的人家都要仔细防护，毋得缺坏，有违法旨！’……却说那些被水淹死的人总然都是一死，那死的千态万状，种种不一”。许真君特意关照的（仙符为据，或真君亲笔敕令）除外，否则都早记在生死簿上，在劫难逃，常常也有着违反伦理的充分理由。而薛教授之女素姐，与狄希陈（后来将担任成都府经历）则属不应淹溺的，得神灵救护：

可见人的生死都有大数。一个成都府经历便有神祇指引。其薛教授的住房器皿，店里的布匹，冲得一些也没有存下。明白听得神灵说道：“薛振全家都该溺死，赶下水去了不曾？”别的神明回说道：“奉许旌阳真君法旨，全家免死。”说见奉真君亲笔符验。原来道人是许真君托化。若那时薛教授把他当个寻常游方的野道，呼喝傲慢了他，那真君一定也不肯尽力搭救。所以说那君子要无众寡、无小大、无敢慢……[105]

水灾降临，民间信仰期盼神明对善人贵人予以保护，对于命中注定该淹之人也不能使其逃脱。说明对于灾害的恐惧和无力，以及试图进行惩恶扬善的伦理推因。小说写狄员外和薛教授都在不知情时，分别款待过许真君（后者还为其买布做道袍）这个陌生人，无差别地行善，于是全家均得以免被水淹。避灾的心理期盼，同时也体现了道教神仙许真君（斩蛟）与禳避洪水（发蛟）的关系。至于保护的方式，主要是佩带护身符（黄纸画符），或预先留给那些负责生杀予夺的执行者（神将）法旨。

其四，水灾来临之际，当地神仙及时显灵劝诫警示。袁枚（1716—1798）转述怀庆府沈太守亲历，称久雨，黄河水发直灌城中。官民俱登城外高阜看高数丈的河水，饿了三日，忽见一黄衣带笠者乘舟来说欲水退须问我，太守问，答曰“取怀庆府大堂之匾投水中，水即退”，公问，其姓黄，水随其舟渐渐流下。高阜离署数十余里，公之父母俱在署内，彷徨间有陈姓家人识水性，见二老登楼哭泣，愿泅水送信。公得信大喜，即取匾投水，登时水退。“访之里人，云‘某处有黄将军庙’。想怀庆一府，应遭此劫。投其匾于水，算已应此劫故也。公即往拈香，瞻其像，果符所见云。”[106]故事富有隐喻意味，大堂之匾“明镜高悬”投水，暗讽为官执法者须检讨失责，有监督改过之意，“黄衣者”实为水神“黄大王”显灵，此延伸了《西游记》凤仙郡故事的“天意”降灾劝诫寓意[107]。

其实，水灾所派生的次生灾害，也是非常可怕的。谢肇淛就曾多方面地论述黄河治水之难，可谓明清水神抵御水怪传说滋生的持久的现实基础：

当河决归德时，所害地方不多，时议皆欲勿塞，而相国沈公恐贻桑梓之患，故山东、河南二中丞议论不合，而廷推即以河南中丞总督河道，不使齐人有异议也。既开新河，而初开之处深广如式，迤逦而南反浅而狭，议者又私忧之：“下流反浅，何以能行？况所决河广八十余丈，而新开仅三十丈，势必不能容。泛溢之患，在所不免。”而一董役者，奏记督府：“若河流既回，势若雷霆，借其自然之势以冲之，何患浅者之不深乎？”督府大以为然，遂下令放水。不知黄河浊流，下皆泥沙，流势稍缓，下已淤过半矣。一夕水涨，鱼台、单县、丰、沛之间，皆为鱼鳖。督府闻之，惊悸暴卒。此亦宋庆历间李仲昌之覆辙也。

治河犹御敌也，临机应变，岂可限以岁月？以赵营平老将灭一小羌，犹欲屯田持久，俟其自败。癸卯开河之役，聚三十州县正官于河堧（河边地），自秋徂冬，不得休息，每县发丁夫三千，月给其直二千余金，而里排亲戚之运粮行装不与焉。盖河滨薪草、米麦一无所有，衣食之具皆自家中运致，两岸屯聚计三十余万人，秽气薰蒸，死者相枕藉，一丁死则行县补其缺，及春疫气复发，先后死者十余万，而河南界尤甚。役者度日如岁，安能复计久远？况监司催督严急，惟欲速成，宜其草菅民命而迄无成功也。[108]

体会治水之难，极为深切。如果不是亲临实地，熟谙明清有限的技术水平、抗灾力量、医疗设施等综合条件，很难正确估计。上述言治河之难有二：一是开新河的设计技术以及误差导致的后果；二是长官意志急于求成、“人海战术”下的传染病，都是惨痛教训。最关键的还有体制下“人治”的管理效率问题，治河者受到多方面掣肘。“今之治水者，既惧伤田庐，又恐坏城郭；既恐妨运道，又恐惊陵寝；既恐延日月，又欲省金钱；甚至异地之官，竞护其界，异职之使，各争其利；议论无画一之条，利病无审酌之见；幸而苟且成功，足矣，欲保百年无事，安可得乎？”

史家曾敏锐地提出乡村重建沟洫。雷海宗（1902—1962）《古今华北的气候与农事》强调，古代有一套复杂的沟洫系统，除非江河决口，农田有旱无潦。“无雨或缺雨，可致旱灾。但雨多，并不致发生水潦之灾，因为雨水有所宣泄。也因为如此，古代农民的宗教中有旱神而无潦神。旱神称魃，是古代农民所最怕的一位女神，《诗经·大雅·云汉篇》，全篇都是因‘旱魃为虐’而引起的呼吁……雨水本身极难成灾，所以少而又少的雨水之灾没有专神司理。”[109]民俗记忆可证，虽明清洪水暴发的主因离不开降雨过量，但“多建沟洫”的生态战略眼光，非常有见地。沟洫不仅可储水御旱，还能容纳骤降的雨水。与渐渐袭来的旱灾不同，水灾是突发性的，却同样非常可怕。伴随着明清人口骤增，土地、山林开发愈见扩大，水旱灾害的承受力日渐削弱。因此，努力兴修水利、保持植被和维护森林，才是解决水灾危害的必然出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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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管子》卷十八《度地》，房玄龄注，刘绩补注，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第371—372页。

[2] 竺可桢：《清直隶地理的环境与水灾》，《科学》第12卷12期，1927年。

[3] 钟敬文：《中国的水灾传说》，《民众教育季刊》第1卷第2号，1931年2月；《钟敬文民间文学论集》（下），上海文艺出版社1982年，第163—191页。

[4] 佚名：《林公案》第三十四回《秋汛届期履勘襄河险要　堤防巩固奏报江汉安澜》，吉林文史出版社1987年，第189页。

[5] 董含：《三冈识略》卷九《水灾》，辽宁教育出版社2000年，第202页。

[6] 尹会一：《健余先生抚豫条教》卷四《水灾罪己恤民》，王云五主编：《丛书集成初编》第933册，商务印书馆1939年，第27页。

[7] 任笃行辑校：《全校会注集评聊斋志异》卷三《水灾》，齐鲁书社2000年，第732页。

[8] 谢肇淛：《五杂组》卷四《地部二》，上海书店出版社2001年，第72页。

[9] 西周生辑著：《醒世姻缘传》第二十八回《关大帝泥胎显圣　许真君撮土救人》，齐鲁书社1984年，第363—364页。

[10] 段江丽：《〈醒世姻缘传〉研究》，岳麓书社2003年，第175—176页。

[11] 杨树棠：《南皋笔记》卷三，《笔记小说大观》第三十册，江苏广陵古籍刻印社1984年影印，第22页。

[12] 谢肇淛：《五杂组》卷四《地部二》，上海书店出版社2001年，第71—72页。

[13] 丁治棠：《仕隐斋涉笔》卷一，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9—10页。

[14] 西周生辑著：《醒世姻缘传》第二十九回《冯夷神受符放水　六甲将按部巡堤》，齐鲁书社1984年，第380页。

[15] 谢肇淛：《五杂组》卷四《地部二》，上海书店出版社2001年，第72页。

[16] 金木散人：《鼓掌绝尘》第三十八回《乘月夜水魂托梦　报深恩驿使遭诛》，春风文艺出版社1985年，第407—417页。

[17] 赵省伟、李小玉编译：《遗失在西方的中国史：法国彩色画报记录的中国1850—1937》（下），中国计划出版社2015年，第485页。

[18] ［美］薛爱莲：《朱雀：唐代的南方意象》，程章灿、叶蕾蕾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4年，第439—443页。

[19] 乐钧：《耳食录》二编卷三《蛟》，岳麓书社1986年，第208—209页。“塌”，原书误作“榻”。

[20] 乐钧：《耳食录》二编卷三《蛟》，岳麓书社1986年，第208页。

[21] 谢肇淛：《五杂组》卷四《地部二》，上海书店出版社2001年，第72页。

[22] 董含：《三冈识略》卷十补遗《蛟起》，辽宁教育出版社2000年，第231—232页。

[23] 徐珂编撰：《清稗类钞》第十二册《动物类》，中华书局1986年，第5624页。

[24] 王士禛：《池北偶谈》卷二十五《江河之异》，中华书局1982年，第606页。

[25] 李庆辰：《醉茶志怪》卷三《猪龙》，齐鲁书社1988年，第186页。

[26] 刘献廷：《广阳杂记》卷三，中华书局1957年，第138—139页。

[27] 董含：《三冈识略》卷二补遗《木龙》，辽宁教育出版社2000年，第38页。

[28] 李雨堂：《万花楼演义》第三回《奸用奸谋图正士　孽龙孽作陷生灵》，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第19页。

[29] 焦竑：《焦氏笔乘》卷五《鱼龙畏铁》，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第344页。参见《封氏闻见记校注》卷八《鱼龙畏铁》，中华书局2005年，第80页。《资治通鉴》卷一百四十七《梁纪三》载梁武帝天监十三年，北魏降人王足献计，堰淮水以灌寿阳，武帝差二十万人作浮山堰，或言：蛟龙能乘风雨破堰，其性恶铁，乃运东西冶（在建康）铁器数千万沉之。

[30] 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卷三十四《河决之患》，中华书局1977年，第504页。详叙徐有贞此事的《于少保萃忠全传》，据考成书下限在万历末或天启初（1620—1621）或更早，其采集此传说当早于谷应泰著史时，参见陈大康：《四部明代小说成书年代之辨正》，《社会科学》1995年第6期；苗怀明：《几部描写于谦事迹的古代通俗小说考论》，《明清小说研究》2000年第2期。

[31] 李文海、夏明方主编：《中国荒政全书》第二辑（第一卷），北京古籍出版社2003年，第798—800页。

[32] 李丰楙：《降龙罗汉与伏虎罗汉—从〈二十四尊得道罗汉传〉说起》，辜美高、黄霖主编：《明代小说面面观—明代小说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学林出版社2002年，第298页。

[33] 邓志谟：《铁树记》第十四回《孽龙精入赘长沙　许旌阳六次擒蛟》，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年影印，第180页。

[34] 丁柔克：《柳弧》卷三，中华书局2002年，第177页。

[35] 孙高亮：《于少保萃忠全传》第二十五传《神僧指水怪形藏 于公存海涵度量》，人民文学出版社1988年，第127—129页。

[36] 许蔚：《断裂与建构：净明道的历史与文学》，复旦大学博士论文，2011年，第113页。

[37] 李贤等：《大明一统志》卷四十九《南昌府》，三秦出版社1990年，第789页。

[38] 贡少芹、周运镛：《近五十年见闻录》卷五，进步书局1916年，第44页。

[39] 宣鼎：《夜雨秋灯录》卷四《海滨古铁》，黄山书社1995年，第200—201页。原书此处“磐”，误。

[40] 张惠言：《茗柯文编》三编《书山东河工事》，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第124—125页。

[41] 张小聪、黄志繁：《清代江西水灾及其社会应对》，曹树基主编：《田祖有神—明清以来的自然灾害及其社会应对机制》，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145—148页。

[42] 段成式：《酉阳杂俎》前集卷二，中华书局1981年，第19页。

[43] 曾敏行：《独醒杂志》卷九，《宋元笔记小说大观》第三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第3283—3284页。

[44] 洪迈：《夷坚志》乙志卷十《王先生》，中华书局1981年，第267页。

[45] 邓志谟：《新镌晋代许旌阳得道擒蛟铁树记》第九回《玉帝差女童献剑 许旌阳一次斩蛟》，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第91—92页。冯梦龙《警世通言》卷四十《旌阳宫铁树镇妖》写老君寿筵上，太白金星报告四百年后江西有蛟妖为害，千百里将化为海，老君遂奏玉帝，派许逊降世，率群仙灭妖。参见李丰楙：《许逊与萨守坚：邓志谟道教小说研究》，（台北）台湾学生书局1997年；刘守华：《“许真君斩蛟”传说的由来及其价值》，《中国道教》1998年第2期等。

[46] 王守毅：《箨廊琐记》卷三《记蛟珠》，文物出版社2018年，第105页。

[47] 汪寄：《希夷梦》第三十三卷《破肚移心善念深仇都了结　拘魂易体巨奸淫恶自灾殃》，辽沈书社1992年，第535页。

[48] 汪寄：《希夷梦》第三十四卷《怀逆谋群奸授首 舒忠愤二子捐躯》，辽沈书社1992年，第555页。

[49] 林希：《大水破天津—1939年海河大水》，钱钢等主编：《二十世纪中国重灾百录》，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343—344页。

[50] 董含：《三冈识略》卷五《河堤崩坏》，辽宁教育出版社2000年，第114—115页。

[51] 震钧：《天咫偶闻》卷八，北京古籍出版社1982年，第191—192页。

[52] 王守毅：《箨廊琐记》卷六《记城内起蛟》，文物出版社2018年，第206页，

[53] 王守毅：《箨廊琐记》卷四《记水怪》，文物出版社2018年，第136—137页。

[54] 高阳氏不才子：《电世界》第十一回《烘晴蒸汽水旱无灾　消霉杀菌病魔绝种》，《小说时报》宣统元年（1909）第一卷第一期。

[55] 黄芝岗：《中国的水神》，上海文艺出版社1988年影印，第135—137页。而近期研究注意到，明清不断为金龙四大王加封，仅清代就加封18次，封号长达44字。

[56] 徐渭：《金龙四大王传》，《徐渭集》补编，中华书局1983年，第1298—1299页。

[57] 褚人获：《坚瓠集》续集卷三，《笔记小说大观》第十五册，江苏广陵古籍刻印社1984年影印，第367页。其前半部分当本朱国祯编著：《涌幢小品》卷十九《河神》，中华书局1959年，第438页。参见王士禛：《池北偶谈》卷二十五《黄大王》；俞正燮：《癸巳存稿》卷十三《黄大王传》等。

[58] 王士禛：《池北偶谈》卷五《朱公遣婢帖》，中华书局1982年，第95页。

[59] 赵慎畛：《榆巢杂识》上卷《朱梅麓死为河神》，中华书局2001年，第124页。

[60] 赵慎畛：《榆巢杂识》上卷《河神黄守才》，中华书局2001年，第56页。

[61] 贾二强：《唐宋民间信仰·绪言》，福建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5页。

[62] 蔡泰彬：《明代漕河四险及其守护神—金龙四大王》，（台北）《明史研究专刊》第十期，1992年，第124—125页。

[63] 西周生辑著：《醒世姻缘传》第八十六回《吕厨子回家学舌 薛素姐沿路赶船》，齐鲁书社1984年，第1127页。一说，柳将军为柳毅，未详出处，见胡梦飞：《明清时期苏北水神信仰的历史考察》，《江苏社会科学》2013年第3期。又明代隆庆四年（1570）淮安知府陈文烛《柳江军庙记》：“隆庆辛未（1571）夏五月，淮泗大溢，黎民昏垫。秋八月，水妇复溢，环城不消。士民告余曰：‘水神有柳将军者。’余檄山阳县令具主设牲，同祷于淮之滨。水夜退尺许，士民神之，告余曰：‘将军捍水患，宜庙祀之。’乃命经历李凤鸣卜地城西之南河，为殿三间，肖将军貌。大门左右，室各三，数月乃成。”载明代宋祖舜修、方尚祖等纂：（天启）《淮安府志》，荀德麟等点校：《淮安文献丛刻》（六），方志出版社2009年，第822页。

[64] 王立等：《忠奸观念与反面人物形象塑造—论金兀朮的“侠义”性格》，《哈尔滨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4期。

[65] 王士禛：《池北偶谈》卷二十五《黄大王》，中华书局1982年，第604—605页。

[66] 王士禛：《池北偶谈》卷二十五《钓台》，中华书局1982年，第595页。

[67] 陆长春：《香饮楼宾谈》卷二《河神》，《笔记小说大观》第十八册，江苏广陵古籍刻印社1984年影印，第397页。

[68] 董龙凯：《黄河灾害与中国近代山东的河神信仰、社会生活习俗》，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主编：《自然灾害与中国社会历史结构》，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488—515页。这里的统计显然不全，如薛福成《庸盦笔记》卷四载“党将军”，真名为“党得住”（挡得住），在治水语境中象征之意明矣。

[69] 薛福成：《庸盦笔记》卷四《水神显灵》《贾庄工次河神灵迹》，江苏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104—107页。

[70] 王苏陵主编：《三晋石刻大全·长治市黎城卷》，三晋出版社2012年，第458页。参见张玮、郝平：《庙宇空间下的明清华北灾害信仰和乡村社会整合—以昭泽王信仰为例》，《云南社会科学》2021年第2期。

[71] 吴炽昌：《客窗闲话》续集卷一，《笔记小说大观》第二十九册，江苏广陵古籍刻印社1984年影印，第132—133页。

[72] 陈其元：《庸闲斋笔记》卷六《栗恭勤公为河神》，中华书局1989年，第136—137页。

[73] 王立：《美狄亚复仇与中国古代“醒悟嫁仇”及杀子雪怨传说》，《中国比较文学》1995年第1期。

[74] 高继衍：《蝶阶外史》卷二《河帅二则》，《笔记小说大观》第十七册，江苏广陵古籍刻印社1984年影印，第380页。

[75] 毛祥麟：《墨馀录》卷六《栗毓美》，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第88—89页。

[76] 张培仁：《妙香室丛话》卷十三，《笔记小说大观》第十八册，江苏广陵古籍刻印社1984年影印，第123—124页。古代筑墙每版高二尺，“三版”即六尺。

[77] 宣鼎：《夜雨秋灯录》卷六《玉牌殉葬》，黄山书社1995年，第300—303页。在石料不足地区烧砖以代石料和埽，系本治河工程一大发明创造，但也有争议，《宣宗实录》卷二九九载道光十七年（1837）丁酉七月辛卯谕内阁旨：“前据御史李莼奏请将东河砖工暂停烧造……据称道光十五年，该河督栗毓美因原阳一带堤工吃重，本系无工处所，物料不备，即时收买民砖，抛筑挡护，试有成效，因欲多办砖工，以期减埽节费。该尚书周历履勘下北祥河等厅，抛成蛰定之工，压盖碎石，跟浇土戗，现在尚属整齐。并据各道厅密禀，水浅溜缓之处抛砖压石，以及保滩护厓，均堪得力。其水深溜急之处，有‘砖石并用，放手加抛，始经站定者；有屡抛屡塌，改用埽工方能稳固者。用砖抢办险工，未可深恃’等语。治河之法，不外以土制水，取其柔能抵刚。碎石质重体坚，用以防风固埽，亦得刚以济柔之义。砖本土成，原可济料石之不足，于河工亦不无裨益。该河督前请沿堤立窑烧造新砖，本为抢办要工起见。惟土性沙碱，坯难坚实。且近堤例有取土之禁，近料宜防意外之虞。行之日久，流弊滋多。是烧砖不如采石之无弊，用砖不如用石之一劳永逸也。着栗毓美即将已抛砖工，酌量压石浇土以期稳固。所有未抛之砖，并严敕道厅员弁确切报明，存贮河干，以备应用。”载《清实录》第三七册，中华书局1986年影印，第643页。又《清史稿》卷三百八十三称：“毓美治河，风雨危险必躬亲，河道曲折高下乡背，皆所隐度。每曰：‘水将抵某所，急备之。’或以为迂且劳费，毓美曰：‘能知费之为省，乃真能费者也。’水至，乃大服。在任五年，河不为患。殁后吏民思慕，庙祀以为神，数著灵应，加封号，列入祀典。”又《清稗类钞·吏治类》也称：“河工之筑坝护堤，以砖代石，自栗恭勤公毓美始。自后每有大役，碎石秸埽，工用大减，数年省官银百三四十万两，而工益坚。自奏为定例，省费更不可訾算矣。”徐珂编撰：《清稗类钞》第三册，中华书局1984年，第1254页。

[78] 李孟符（李岳瑞）：《春冰室野乘》，山西古籍出版社1996年，第54—56页。

[79] 赵尔巽等：《清史稿》卷八十四《礼三》，中华书局1977年，第2548页。

[80] 百一居士：《壶天录》卷上，《笔记小说大观》第二十二册，江苏广陵古籍刻印社1984年影印，第175页。

[81] 容世诚：《戏曲人类学初探》，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122页。

[82] 黄钧宰：《金壶七墨》卷八《金龙四大王》，《笔记小说大观》第二十七册，江苏广陵古籍刻印社1984年影印，第174页。

[83] 薛福成：《庸盦笔记》卷四《述异·武员唐突河神》，江苏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107—108页。

[84] 丁治棠：《仕隐斋涉笔》卷五《异气》，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107页。

[85] 据元代《徐州洪神庙碑》“护国金龙”，研究者提出始于元代，见蔡泰彬：《明代漕河四险及其守护神—金龙四大王》，（台北）《明史研究专刊》第十期，1992年。王元林、褚福楼：《国家祭祀下的金龙四大王信仰》，《暨南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2期。尽管有夸大国家化主导的倾向，但仍无可否认官方祭祀的推动力，不过这全是为了治河的要害—解除决口溃堤威胁。而论者指出，宋末元初吴县人徐大焯《烬余录》最早记载金龙四大王谢绪为会稽人，“秉性刚毅，以天下自任，咸淳辛未两浙大饥，尽散家财振（赈）给之……吟毕赴水死”，但未成神；《涌幢小品》为其成神最早载录，该信仰有江南背景，见申浩：《近世金龙四大王考—官民互动中的民间信仰现象》，《社会科学》2008年第4期。

[86] 徐珂编撰：《清稗类钞》第八册《丧祭类》，中华书局1986年，第3571页。

[87] 陈康祺：《郎潜纪闻》初笔卷十一《河神诞妄无稽》，中华书局1984年，第237页。

[88] 王圻纂集：《稗史汇编》卷一百三十二《祠祭门·百神》，北京出版社1993年，第2028页。

[89] 朱海滨：《祭祀政策与民间信仰变迁—近世浙江民间信仰研究》，复旦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86—92页。

[90] ［美］何天爵：《真正的中国佬》（Real Chinaman），鞠方安译，中华书局2006年，第129页。

[91] ［美］赵冈：《中国历史上生态环境之变迁》，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1996年，第27页。

[92] 张应昌编：《清诗铎》卷九，中华书局1960年，第113页。

[93] 张应昌编：《清诗铎》卷九，中华书局1960年，第240页。

[94] 张应昌编：《清诗铎》卷九，中华书局1960年，第175—176页。

[95] 高继衍：《蝶阶外史》卷三《柳神》，《笔记小说大观》第十七册，江苏广陵古籍刻印社1984年影印，第388页。

[96] 倚云氏：《绣像升仙传》第七回《青鱼精戏弄小塘 独角龙水淹泗州》，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1994年，第32—33页。

[97] 夏敬渠：《野叟曝言》第三回《只手扼游龙暗破贼坟风水 寻声起涸鲋惊回弱女余生》，人民文学出版社1997年，第29—30页。

[98] 傅泽洪辑录：《行水金鉴》卷四十六《河防疏略》，商务印书馆1936年，第1665—1666页。

[99] 青城子：《亦复如是》卷七《大风雨将至》，重庆出版社2005年，第215页。

[100] 孙高亮：《于少保萃忠全传》第二十五传《神僧指水怪形藏 于公存海涵度量》，人民文学出版社1988年，第127—128页。下面的河神姓名“郝回龙”“郑当柱”，寓意明显。

[101] 夏敬渠：《野叟曝言》第三回《只手扼游龙暗破贼坟风水 寻声起涸鲋惊回弱女余生》，人民文学出版社1997年，第27页。

[102] 王立：《明清怪牛形象的异国情调及佛经翻译文学渊源》，《山西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5期。

[103] 采蘅子：《虫鸣漫录》卷二，《笔记小说大观》第二十二册，江苏广陵古籍刻印社1984年，第364页。

[104] 万建中：《解读禁忌—中国神话、传说和故事中的禁忌主题》，商务印书馆2001年，第247页。参见王立、吴浩：《姓名崇拜与明清小说“斗武通名”研究》，《社科纵横》2021年第6期。

[105] 西周生辑著：《醒世姻缘传》第二十九回《冯夷神受符放水 六甲将按部巡堤》，齐鲁书社1984年，第381页。

[106] 袁枚编撰：《续子不语》卷十《怀庆水灾投匾水息》，《子不语》，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第700页。

[107] 刘卫英等：《〈凤仙郡冒天止雨，孙大圣劝善施霖〉的空间叙事艺术》，《中国古代社会思想文化研究论集》（第四辑），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10年。

[108] 谢肇淛：《五杂组》卷三《地部一》，上海书店出版社2001年，第45—46页。

[109] 雷海宗：《中国文化与中国的兵》，商务印书馆2001年据1940年版重排，第232—233页。此承钱泳说：“昔人治高田之法，凡陂塘池堰，可以潴蓄以备暵旱。可以宣泄以防霖潦者，皆所以治田者也。……今高区皆有陂有塘有池有堰，而民不知浚深以蓄水，一遇亢早，束手无策，坐看苗槁，有哭于野者，有叹于路者，有流离四方者。惜小费而失大利，亦愚矣哉！上浜一浚，为利无穷。早年蓄水以资灌溉，水年藏水以备不虞，深者养鱼为利，浅者种荷为利。其地瘠者，每年以䈒泥取污，即为肥田之利。其与通河较远者，每日汲水浣纱，兼为饮食之利。今常、镇各州县，大半高区，农民不但不浚，而反皆填塞，或筑为道路，或廓其田畴，有谁禁之哉？”钱泳：《履园丛话》卷四《水学·浚池》，中华书局1979年，第103—10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