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里夫的群际竞争和冲突研究

谢里夫的社会影响研究源自19世纪一位重要的情境主义者——卡尔·马克思（Karl Marx）的思想，在社会科学中，他对心理学的影响远不如对政治学、经济学和社会学的影响。马克思在一个多世纪以前（Marx, 1859/1904）提出：不是人的意识决定其社会存在，而是人的社会存在决定其意识。基于这一马克思主义原则，谢里夫转而重新探索个人知觉和判断的社会基础，这是早在前面提及的似动效应研究中就已经开启的研究工作。这次，他进行了一系列经典的群际冲突现场实验。

谢里夫的三个实验都试图证实（Sherif & Sherif, 1953;Sherif, White, & Harvey, 1955; Sherif et al., 1961），群际敌对和消极认知并不是由于不同社会群体的存在而必然产生的后果。谢里夫及其同事坚持认为，敌对情绪和行动实际上源于对稀缺资源的群际竞争，以及其他真实的或感知到的利益冲突。此外，当群际关系由竞争转向合作，并且一个群体就不再试图妨碍另一个群体实现目标，而是开始帮助后者达成目标，这时群际关系便可能不再消极。

为了检验这一情境主义观点，谢里夫和同事花费数年时间开办一个夏令营，在这个夏令营里，他们可以操纵群体之间的关系，然后测量由此产生的群际情绪和行为的变化。他们最著名的三个实验都有相似的基本特征。夏令营的营员都是12岁左右的中产阶级白人男孩，在为期三周的夏令营开始前彼此并不熟悉，这些男孩被分配到两个不同的小木屋中。在研究的初始阶段，两组几乎没有互动。每个小组都开展了手工艺和体育活动（并发展了各种内部社会结构，形成了团体符号、仪式、行话和其他行为规范），这些活动是任何一个美国中产阶级夏令营的标配。在第二阶段，夏令营组织了一系列的组间比赛（棒球、橄榄球、寻宝和拔河），并为获胜小组颁发奖杯与个人奖品（例如，一把新的铅笔刀），而失败小组只有失望和沮丧。

比赛结束后，研究者记录下比赛对营员态度和行为的影响，然后进入实验的第三阶段。这时两组不再是竞争关系，不用互相争夺奖励，在各种活动中，他们不仅需要共同完成一个“高等级”目标，而且要完成该目标必须进行小组间的合作。最具戏剧性的是，两组人在一起外出游玩时，碰上夏令营的卡车出了故障。此时，只有重新启动卡车，他们才能回到营地吃午饭。最后，营员们将一根绳子系到车前的保险杠上，齐心协力拉动绳子，达成了目标。（无独有偶，这根绳子正是此前拔河比赛所用的那根！）

这项短期纵向现场研究的结果清晰且令人信服。尽管把营员分到不同的小组会形成内群体的友谊网，甚至倾向于对自己的小组评价更高，但这并不会产生负面的群际关系。只有群体竞争稀缺资源时，才会出现群际贬损和敌意。通过非正式的观察和一些设计巧妙的游戏形式小实验，研究者发现，随着竞争的开始和加剧，和平共处的规范消失了。两组人抓住一切机会相互辱骂，贬低对方的能力，甚至公开表现出攻击性。当比赛结束时，两组人都坚称他们不想再和对方有任何瓜葛。与此同时，内群体的团结性增强了，组员也更加重视身体的强壮。简言之，群际竞争是引发群际敌意的充分条件。谢里夫总结道，尽管群体之间的文化和明显的体貌差异可能会促使敌意产生，但这种差异并不是敌意产生的必要条件。

谢里夫认为同样重要的是，该实验证明设立“高等级”目标，并为实现该目标进行合作，能够减少群际冲突。非正式的观察和小实验再次表明，昔日的竞争对手甚至敌人之间出现了情感的变化，并发展出了友谊。谢里夫特别指出，这些收获既不是立即取得的，也不是必然会出现的，因为最初的合作尝试并没有打破“我们”和“他们”的群体定向。另外，仅仅进行宣传活动（即使是道德价值观的宣传）通常无法减少敌意。星期天宗教仪式即使暂时中断了竞争，并且特别强烈地呼吁兄弟互爱、宽宥敌人与合作，也没有产生效果。营员们带着肃穆的心情离开仪式，然后几分钟内，他们又回到原来的状态，全神贯注地攻击或侵扰讨厌的外群体。只有群体之间相互依存关系的类型发生转变，才能改变群际态度和行为。

20世纪50年代的社会科学家很自然地将谢里夫的研究与当代的宗教、种族问题，尤其是种族偏见联系起来。他的研究结果为在住房、就业和教育领域废除种族隔离提供了支持，与此同时，也对“单纯接触”（mere contact）的价值发出了警告，“单纯接触”是指没有任何共同目标的合作追求（或许还必须是成功的）时所进行的接触（Cook, 1957, 1979, 1985;Deutsch & Collins, 1951;Gerard & Miller, 1975;Pettigrew, 1971, 1986）。

值得注意的是，在过去20年里，谢里夫的理论至少在一个方面受到了相当有趣的质疑。亨利·泰弗尓（Henry Tajfel）和同事试图证明，即使群体成员之间没有密切的联系，只是将人们“单纯地分类”为不同的名义群体（nominal group），也会引起人们对内群体成员的偏爱和对外群体成员的歧视（Tajfel, 1970, 1981;Tajfel, Billig, Bundy, & Flament, 1971）。例如，在一项研究中，根据孩子们喜欢克利[4]（Klee）还是康定斯基[5]（Kandinsky）的画作，研究者将其分到两个“最小群体”之一，孩子们的任务是把钱分配给内、外群体的成员，他们并不知道这些成员的具体身份。研究结果主要表明，被试给内群体成员的钱要显著高于（尽管幅度很小）外群体成员。在几个不同国家的研究中，这一结论都得到了重复，证明了该结论的稳健性。换句话说，即使最随意和看似无关紧要的群体分类，也可以产生歧视行为。有一些评论家质疑泰弗尓等人的研究不够自然（由于使用了纸笔式的金钱分配方法），并对研究结果与现实的相关性以及研究结果解读的恰当性展开了激烈的争论（见综述R. Brown, 1986, pp.543-551）。但这些研究确实表明了社会知觉一个相当基本的方面：人们倾向于用“我们”和“他们”这两种角度看待世界，并总是假设“我们”在某种程度上更好、应得到更多。泰弗尔等人还提出假设，即社会生活的主观方面（而不仅是物质和客观方面）在社会关系中发挥重要作用。我们将在第6章继续关注这一问题，讨论客观情境和文化的主观方面对社会行为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