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roeconomics｜宏观
专访托马斯.萨金特:“数字人民币是令人无比着迷且进展飞速的事”
数字人民币非常“民主”和“平等”，让普通人也能接触到过去只有富人和机构才能使用的“分布式账本”解决方案。
托马斯·萨金特
201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
北大汇丰萨金特数量经济与金融研究所所长
纽约
作为经济学理性预期学派的领袖人物，托马斯.萨金特（Thomas J. Sargent）为新古典宏观经济学体系的建立和发展做出了杰出贡献。
上世纪70年代，萨金特与卢卡斯、巴洛和华莱士开创了理性预期学派，运用计量经济学模型分析经济政策的持久影响。这给当时西方所推崇的政府干预经济的主张当头一棒，并指出宏观经济学缺乏微观基础，遭到了凯恩斯派老一辈经济学家的批判。如今，该理论已成为经济学的主流思想，萨金特也跻身全球引用率最高的经济学家之列。
2011年，他在普林斯顿大学被授予诺贝尔经济学奖，给在场的青年学子上了一堂宏观经济学“串讲课”，临别时告诉他们要重视自身的潜力。“正如二三十年前的我们，青年人在努力推动经济学的发展”。萨金特回应宏观经济学模型滥用的质疑时指出，“我的同龄人对此感到害怕，甚至有些倚老卖老。”他没有与保罗·罗默站在同一阵营去质疑经济学的“数学性”，而是选择以发展的眼光看待青年学者的学术创造。
蓬勃发展的中国经济社会，吸引着萨金特驻扎下来深入研究。2017年，萨金特教授加盟北京大学汇丰商学院，并担任“萨金特数量经济与金融研究所”所长。他认为，“这样可以了解到关于中国最新的动态，可以在沟通的过程中不断修正自己对中国的误解”。
在接受《北大金融评论》编辑部专访时，萨金特展现出了对中国宏观经济问题的兴趣与关注。他认为中国对数字人民币的试验是一件“令人无比着迷且进展飞速的事情”，因为“它非常‘民主'”和‘平等'，让普通人也能接触到复杂的、直到目前只有富人和机构才能使用的‘分布式账本解决方案'”。
《北大金融评论》：在一次论坛活动中您指出，中国或将成为最大的经济体。但是，人民币的地位却与中国经济实力严重不匹配。您如何看待人民币的未来发展？
托马斯·萨金特：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最大或最强的经济体实则并非其货币在国际上使用最广泛的经济体。例如，曾经，在美国的GDP已经大大超过英国之后，英镑仍然是最主要的国际货币。还有很多诸如此类的例子。比如，在1700年代初期，阿姆斯特丹的货币成为了主流国际货币，但当时阿姆斯特丹的经济规模相对于其邻国经济体还相对较小。哪种货币在国际交易中占主导地位，不仅部分受政府决策的影响，而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律师、银行家和私营企业主的决定，以及他们选择如何签订合同和他们选择在哪些司法管辖区执行合同。
《北大金融评论》：您曾指出，100年后可能会出现另一种世界货币。因为在20世纪30年代，虽然英国的经济已不再强大，但英镑依然保持了世界货币的地位，然后慢慢下滑，最终被美元取代。那么美元会不会也是一样的命运？取代它的将会是哪种货币？或者是否会出现新的权重货币（例如黄金+特别提款权）？
托马斯·萨金特：另一个非常有趣的问题。我想说我并不知道——也许这会是一个惊喜，而惊喜很难或不可能预测。它可能是某种数字货币——实际上根本不是纸质的，而是一种所有公民都可以访问的复杂电子账本。它将部分取决于技术，但不仅仅是电子技术，也包含“经济理论”和“法律理论”，以建立可持续的法规，并确保交易的安全性和无风险性。
《北大金融评论》：您曾指出，区块链会使各国央行变成更好的管理者。这次冬奥会中国正在大力的推广数字人民币，你怎么看待以中国为代表的一些国家央行进入了数字货币的领域？另外，您认为各国央行对待像比特币这样的私人加密货币的态度，哪一种更为可取？是像中国一样对其取缔，还是像印度一样通过30%的交易税来管理它，还是像日本一样应该大力鼓励它？
托马斯·萨金特：又是一个好问题！中国对数字人民币的试验是一件令人无比着迷且进展飞速的事情。在我看来，它非常“民主”和“平等”，因为它让普通人也能接触到复杂的、直到目前只有富人和机构才能使用的“分布式账本解决方案”。
《北大金融评论》：您觉得这一次新冠疫情带给世界最大的变化是什么？是政府的功能，是社会的变化（比如不平等），还是全球协作的变化？
托马斯·萨金特：变化包括你所说的以上所有以及更多，比如对生物学、医学和公共卫生安排研究的巨大冲动。我们的工作方式也发生了巨大变化，例如，高科技公司通过线上开会的方式来实现居家办公。奇怪的是，这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促进科学和学术工作的“全球化”。新冠疫情期间，我在中国和除美国之外的其他地方参加了许多很棒的在线会议，这些会议让我产生了很多新想法和新认识。
《北大金融评论》：疫情期间，很多人被隔离或者被封锁，无法去上班，他们是不是应该得到短期失业补助？但这些失业补助的实施是不是会助长他们不积极工作的动机，他们乐意被封锁，从而削弱了未来的经济激励？
托马斯·萨金特：这也是一个很好的问题，你们关注到了富有同情心的社会保险与公共福利和可能产生的不利激励之间的紧张关系。一些优秀的经济理论家一直在探索平衡这二者的方法，其中中国的一些经济学家已经做出了很多有益的探索，主要属于“动态机制设计”的范畴。
《北大金融评论》：您是“理性预期革命”的领导者之一。您认为“理性预期均衡”依旧适用于当今的高通胀时代吗？
托马斯·萨金特：是的，我认为它依旧适用。后疫情时代，欧美的通货膨胀率大幅飙升，中国和欧美的优秀青年研究人员可以通过“理性预期革命”来试图理解通胀飙升背后的原因。
（金颖琦对本文有突出贡献；编译、责任编辑：都闻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