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一个和八个

一项抉择

1984年春间二三月，轻风微微地吹拂着，如毛的细雨由天上洒落着，千条万条的柔柳在风中轻摇着，绿的草，五彩的花，皆如赶集似的奔聚而来——灿烂的春天来了。那些伶俐的小燕子也由南方飞来，为这个春天平添了许多生趣。

第四纪地质学家、古脊椎动物学家、环境地质学家，被称为“黄土之父”的刘东生在这个春天里，由心底里生发出了一个念头：在黄土高原的腹地——中国西部中心城市西安，设立一个黄土与第四纪地质研究室！刘东生虽已67岁，但思维敏捷，精神矍铄。他也被自己的这个念头振奋了，干练的身板儿愈发地挺得笔直。

对于科学一贯非常敏感的刘东生，对形势、对事物的发展变化同样有着敏锐的感知。那时他从地处贵阳的中科院地球化学研究所（以下简称贵阳地化所）调回北京不久。他想：“北京从事第四纪研究的总部已经被合并撤销了，虽然贵阳有一间‘第四纪室’，可毕竟离黄土很远。如果在黄土高原腹地的西安设立一个‘黄土室’，这样‘一带二’‘二托一’‘三点鼎力’，岂不是最为合理的结构吗？”

说干就干！刘东生首先和地处西北兰州市的中科院兰州冰川冻土研究所（以下简称兰州冰川所）所长施雅风说起此事。早在1964年，也是刘东生科学研究生涯里关键的一年，他就与施雅风结下了深厚的情感。

我国著名地质学家李四光曾说过，研究第四纪必须研究冰川。有一个问题一直在困扰着科学界：黄土物质从何而来？大家普遍认为黄土的形成是戈壁地区岩石风化、破碎，形成粉砂细粒而致。可是究竟有多少黄土是这样形成的？黄土多为粉砂粒级物质，其中棱角鲜明的石英颗粒又是怎么来的呢？有人认为是来源于冰川，因为美洲、欧洲的黄土基本上都分布在冰川沉积的外围。一些欧美学者认为，冰川刨蚀岩石，将其研磨得很细，搬运至冰川外缘沉积下来，再经风吹扬，被搬运到附近，形成黄土。可是从我国黄土分布的地理位置来看，其成因似乎与冰川关系不大，因为我国黄土高原离冰川很远。

“那么，中国黄土的来源到底与冰川有没有关系？这需要做进一步研究。”刘东生懊悔自己以往对中国西部冰川研究得太少了。

谁知真是天赐良机，瞌睡遇上枕头了！刘东生听说国家体委下属的登山协会要攀登位于西藏的希夏邦马峰，而本次活动的发起者，正是时任中科院地理研究所（以下简称北京地理所）冰川冻土研究室主任施雅风。

北京地理所曾经调查了天山、祁连山冰川，获得了冰川“黑化”、融冰化学、增加干旱区水源等研究成果。刘东生按捺不住自己的喜悦，脚下生风地找到施雅风，要求和他一起攀登希夏邦马峰进行科学考察。

希夏邦马峰海拔超过8000米，山顶空气稀薄，人迹罕至，因此对攀登者的身体条件要求极为严苛。“如果您身体检查合格，我们很欢迎！”施雅风说。

刘东生一听，立即按照施雅风和体委的要求去做了全面体检，结果表明他的身体完全合格。在施雅风的提议下，他还被任命为希夏邦马峰科学考察队副队长，跟着施雅风率领的团队出发了。

这次的科学考察队规模相当庞大。1964年2月，来自各地的登山队员、科学考察队员在拉萨集中；3月，到达希夏邦马峰北麓的定日。他们把大本营设在海拔5000米处，登山队员做了多次适应性行军后，于5月2日成功登顶。

这是一次内容十分丰富的科学探险活动。刘东生一行将采集的标本、样品带回北京，交给地质古生物学家仔细研究，还根据研究成果出版了科学报告、画册。

刘东生再次和施雅风以及时任中科院西安分院院长李振声讨论此事。

刘东生的决心很大，他说：“瑞典人安特生写过一本书叫《黄土的儿女》，讲他在中国的地质调查生活。从1946年读那本书起到现在，几十年过去了，我至今没有忘记。在孕育了中华文明的黄土高坡上，有许多事情我们应该去做。西安有水土保持和改良农业的中科院水利部水土保持研究所（以下简称水利部水土保持所），有中科院光学精密机械研究所，可在这一片面积约50万平方公里的黄土地上，我们还应该有专门研读黄土、探索黄土，乃至改造黄土的研究机构呀！”

“如果我们是幸运的地质学家，如果我们是会与黄土对话的地质学家，我们就应该到她的身旁来，跪在她的膝下，仰望着这位脸上布满皱纹的老奶奶，聆听她给自己的后代所讲述的家族历史。她会告诉我们过去260万年来地球上所发生的事情——气候的干湿冷暖，沙漠的走向，草原的交替，植被的演化，人类的迁徙……”刘东生是个文笔佳、口才好的学者，他激动而又滔滔不绝地说着。

身居西部半个多世纪、苦心攀登学术高峰并有卓越贡献的施雅风也说道：“我们是科学家，是要用证据说话的。科学研究的结果是要从自然界获取的，我们当然不允许自己对青藏高原和黄土高原知之甚少。”

“黄土研究的问题，不只是区域的问题，只有对我国黄土的广度和深度，奥秘和变迁进行深入研究，深入到它的‘内心’去，才能充分领略它的传奇。我看在西安设立一个黄土与第四纪地质研究室最合适不过了。”李振声说道。

……

他们三个立即决定：第一步，由时任中科院西安分院党组书记杨文景提议，申报至中科院党组。

令他们欣喜的是，这一提议报上去后，很快就得到了中科院党组的认可。

第二步，争取时任贵阳地化所涂光炽所长和欧阳自远、谢先德副所长的理解和支持。

刘东生萌发的念想眼看着就要变成现实，他变得更加郑重起来。他开始认真思虑、反复琢磨起“让谁来”这个关键问题了。

1984年9月14日，中科院院长办公会讨论通过了这项提议。10月11日，时任中科院副院长叶笃正、孙鸿烈签发文件，中国科学院西安黄土与第四纪地质研究室正式成立。

午后，北京北新桥刘东生家。刘东生坐在椅子上很久了，一动未动。他的脑海里浮现出一长串人名来，他思量良久，这才舒展开了眉头，脸上露出一丝轻松的笑容来。可是，当他坐在书桌前落笔的一瞬，又犹豫了。

刘东生最终写下的是文启忠、郑洪汉、李华梅三个名字，以及“其他人选由贵阳地化所领导考虑”。

名单很快送到了位于贵阳市南明区观水路46号（俗称杨家坝）的贵阳地化所。

20世纪60年代中期，一大批来自五湖四海的优秀儿女，奔赴山川秀美、气候宜人的黔中大地，创建了中国第一个地球化学专业研究机构——贵阳地化所。

建所初期，所里的正式编制人员为626人，1993年，最高峰时编制人员达873人。1985年，由该所抽调的一部分同志在西安建立黄土室；1987年，在广州建立中科院地球化学研究所广州分部，1993年改建为中科院广州地球化学研究所（以下简称广州地化所）。

要在西安建立黄土室的决定传到贵阳地化所后，在所里引起了不小的震动。大西北黄尘漫漫，令人生畏，就连被刘东生点到的三个人也都没有要去的意愿。

消息传回北京，刘东生没有丝毫迟疑，当即奋笔给他的大弟子安芷生书信一封。几天后，又寄信一封。

“刘先生的文字是很棒的！这两封信更是写得情真意切，语重心长，可见老先生对黄土怀有深厚的情感。”安芷生说。

在西安成立黄土室，既是中科院的决定，更是他们师生多年来的一个共同心愿：在黄土的家园建立一个研究黄土的机构！

早在19世纪初，世界上最早研究黄土的德国地理学家李希霍芬曾经说过，中国士大夫总喜欢在窗明几净的书房里吟诗作画，若干年后，中国其他学科可能发展，但地质学，这个需要到野外去研究的学科，不可能有太大发展。当时，中国地质界的先行者丁文江把李希霍芬的这句话翻译出来，写在地质学会的会报上，以警示大家。

刘东生之所以点将学生安芷生，是因为安芷生与陕北的黄土打过20年的交道，酷暑寒冬，风沙走石，安芷生哪一样没有经历过？黄土目睹了安芷生20年来的酸甜苦辣，黄土见证了他们师生共同缔造的一个个辉煌。

那是1981年，刘东生应瑞士籍华裔地质学家、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士许靖华教授之邀，到苏黎世联邦理工学院访问。

一日，许靖华建议刘东生在中国陕西洛川黄土剖面取一个钻孔的系统样品来测试，定会有大大的收获！许靖华说：“确定黄土年代极其重要！”

刘东生深受启发，第一时间传话给安芷生。

那是腊月初，安芷生二话没说，即刻从贵阳启程到了陕西，顶着凛冽的寒风和鹅毛般的大雪，攀塬凿土，风餐露宿。他与陕西第二水文队队员一起，在洛川黄土塬上战斗了一月有余，困了就在附近农家的青石板上铺上厚厚的麦草，裹着大衣睡一觉，饿了就啃块干馒头充饥。

半年后，安芷生把样品寄给了刘东生，同时自己也带了部分样品到澳大利亚国立大学实验室做实验。

两人的实验结果同时出来，结果发现并确定了黄土与古土壤的磁化率是明显不同的。黄土磁化率低（弱），代表干旱气候；古土壤磁化率高（强），代表暖湿气候。二者交互成层，从第四纪早期（约260万年前）到现在，共有几十个交互层，代表存在几十个气候旋回。经过研究，他们惊喜地发现，这与国际上深海沉积物氧同位素变化曲线有相似性。

很快，刘东生和瑞士科学家弗里德里希·海勒（Friedrich Heller）合作，就此项研究成果合写了一篇文章，发表在《自然》这个国际顶级杂志上。

当接到刘东生让他去西安组建黄土室的书信后，安芷生的心里泛起了波澜，这是人生的一次重大转折啊！他眷恋黄土，看重师生情分，也懂得刘东生的用心。刘东生的两封长信强调了三点理由：“西安离黄土近，实践方便；自己独当一面，自由度大；科学研究任由驰骋，天地广阔……”

安芷生思绪万千，可他想：“这毕竟不是我一个人的事情，这是关乎一班人马、一方天地，是要去干一番事业的！”

想着，想着，安芷生有些亢奋，也有些忐忑。

安芷生主意已定！但此时的他却陷入和刘东生相似的情境中。他的脑海里同样地浮现出一串长长的人员名单，他也在排列、比较、组合，多方思虑，再三斟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