概述

1521年，西班牙人以残酷和狡诈的手段，用武力征服了作为墨西哥古印第安文明最后代表的阿兹特克帝国，从此改变了这片土地上的文明进程。此后的墨西哥被称作“新西班牙总督辖区”。

征服者深知，在武力镇压的同时，还必须实行精神奴役，并在摧毁曾使他们惊叹的特诺奇蒂特兰的过程中，迅速派遣传教士，要以他们的天主去统治殖民地民众的灵魂，用自己的语言取代他们的语言，改变他们的思维方式和生活方式。于是，西班牙的方济各会于1524年，多明我会于1526年，奥古斯丁会于1533年，纷纷派遣传教士，在他们称作“新西班牙”的土地上，建修道院，造教堂，还办学校，将欧洲的基督教文化传播开来。

外来强大的新文化和本土传统的旧文化，在碰撞和冲突中终于慢慢地融合，渐渐形成一种独特的新文明，它不但在本土历史上没有先例，而且也有别于宗主国的原型。

然而，这是一个痛苦的过程。殖民者一方面采用高压手段，强制性地推行其文化政策，另一方面考虑到当地的传统势力虽被压制却依然强大而不得不采取灵活变通的办法，或者折中调和，或者改头换面，以求推行的相对顺利。

于是，墨西哥艺术在进入殖民地时期，不可避免地出现两大特点：一、以基督教艺术为主要形态；二、以折中包容为主要方式。这两大特点，不但造就了这一时期艺术的独特有趣一面，而且还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为一个新民族的新文化和新艺术的诞生作出意想不到的准备。一个十分典型的实例，便是瓜达卢佩圣母及其形象的出现[1]：从西班牙的“黑圣母”到墨西哥的“瓜达卢佩圣母”，个中对印第安土著因素的强调，象征着一种新艺术的取向。

在西班牙统治的三百年间，墨西哥艺术实际上存在着两种倾向，即在追随欧洲艺术演变的大趋势中，有相对保守和相对自由的差别；而这一差别又往往与学院艺术和民间艺术联系在一起。换句话说，前一倾向是遵循从西班牙传来的欧洲模式和标准进行模仿性创作，努力向楷模靠近，这更表现在传统的欧洲架上绘画和独立雕刻领域，特别是在作为西班牙圣费尔南多王家美术院分院的墨西哥圣卡洛斯王家美术院于1783年成立之后。后一倾向虽然同样仿欧，但是尺度较宽而有所发挥，这在建筑及建筑装饰领域反映得更为明显。作为结果，毋庸置疑，学欧之作不过尔尔，即使是来自西班牙的艺术家的作品，尽管偶有佳构，也难称大家手笔；而有土著艺术家和工匠参与的建筑装饰领域数量惊人的创作，则异彩纷呈，琳琅满目，构成殖民地时期墨西哥艺术的奇特景观。

显而易见，在这一时期，印第安的创造精神和文明传统，受到毁灭、摧残、压制，却并未死灭尽净，而是潜伏下来，待机而动，或者改变形态，融入外来事物。

总之，三百年的西班牙人统治，结束了墨西哥艺术史上的旧辉煌，开创了新局面。

注释：

[1]在基督教世界，有崇拜“黑圣母”的传统。据称其源出于《旧约》的《雅歌》，其中有一段歌词是：“我虽然黑，却是秀美，如同基达的帐篷，好像所罗门的幔子，不要因日头把我晒黑了，就看轻我。”在西班牙瓜达卢佩的圣马利亚修道院里，就藏有一尊12世纪的“黑圣母”木雕像《宝座抱子圣母》，并在其唱诗堂神职祈祷席的彩绘木浮雕上有光环中披绿袍、踏新月、皮肤黝黑的圣母形象（15世纪）。“黑圣母”是瓜达卢佩所在的埃斯特雷马杜拉地区的主保圣人，其形象遍及该地区。西班牙赴墨远征军手下的军官贡萨洛·德·桑多瓦尔是那里的人士，从家乡带了一件瓜达卢佩圣母像摹本到“新西班牙”，将它供奉在特诺奇蒂特兰城北特佩亚克山上受印第安人崇拜的丰饶繁衍女神托南辛神庙里。

西班牙传教当局为了传教的需要，炮制了圣母马利亚于1531年12月9日在特佩亚克山上向印第安青年胡安·迭戈显灵的传说，并以那位皮肤黝黑十分接近印第安人肤色的“黑圣母”形象博取土著居民的亲近感。此举获得史无前例的成功。于是，圣母显圣地改名瓜达卢佩，而“瓜达卢佩圣母”以光环中披绿袍、踏新月、双手合十、低眉慈目、肤若古铜的标准形象，成为墨西哥乃至整个美洲的供奉对象。

瓜达卢佩圣母形象出现，是艺术上的移植加工，这本是征服者的杰作；然而，当墨西哥人向征服者讨回自由、争取独立时，高举的正是“瓜达卢佩圣母”这面旗帜，这是征服者始料未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