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威尔逊主义与“亲美”、“反日”舆论
1918年1月8日，美国总统威尔逊（Woodrow Wilson）在参众两院联席会议上，提出举世闻名的“十四点原则”，其中分为两大部分，一是“务必”达成的八项目标：公开外交、海洋自由、全面裁军、消除贸易障碍、公正处理殖民地争议、撤出俄罗斯领土、建立国际联盟；一是“应该”达成的六项目标：法国收复亚尔萨斯与洛林、奥匈帝国及奥斯曼帝国少数民族自治、重新调整意大利边界、达达内尔海峡自由化、建立拥有出海口的独立波兰国。[1]其中对中国较具启发意义的为：公开外交、公正处理殖民地问题、奥匈帝国及奥斯曼帝国少数民族自治等。
“十四点原则”清楚体现出威尔逊扬弃秘密外交、尊重民族自决、建立集体安全体系的理想。这些主张对于弱国来说，格外具有说服力，希望能经由强国的提倡，确保自己国家的地位。换言之，威尔逊努力的方向，在以新的国际正义观，取代以往弱肉强食的局面。这样的要求，对当时深陷内忧外患困顿里的中国人而言，犹如久旱逢甘霖。
具有特殊意涵的“十四点原则”，原本是美国总统对战后世界和局安排的政策宣示，如何在现实生活里影响到中国知识分子的思考方式，使其对威尔逊主义与巴黎和会，抱以异乎寻常的期待与信心？在深入探讨这个问题前，我们必须先了解近代以来，美国外交事务与新闻舆论之间关系的演变。这些将有助于理解，为何美国政府宣扬的主张，会在中国引起如此重大的回响。
一、美国政府与公众舆论
在19世纪末期、20世纪初期前后，随着通讯科技的发展、公众事务的勃兴、进步主义观点的盛行与美国在国际事务上所扮演角色的扩充等种种因素，美国的历任总统们开始注意到公众舆论的重要性，并试图透过各种方式来经营或影响舆论的流向，尤其是在美国对外关系上等重大议题上。[2]这种由总统透过各种手段操纵传播媒体，向人民推销外交政策，进而影响公众舆论，主导美国对外政策的模式，近代学者称之为“皇帝式的总统职位”（Imperial Presidency）。[3]在1913年—1921年担任美国总统的威尔逊总统，自然也不例外，深谙美国总统控制媒体与公众舆论之道；他认为“民主政府需要的是一个强有力的行政领导中心”而“指导公众舆论正是总统领导统率力的保证”。[4]因为秉持这样的信念，威尔逊十分重视传播媒体与公众舆论的影响力，也相当清楚国家对外政策与民间公众舆论间的密切关联性，所以在他考虑美国是否要参加欧战这么一个重大议题时，便非常注意美国国内公众舆论对此事的看法。当时美国国内孤立主义论述仍然有相当大的势力，极力反对美国过分涉入欧洲事务，遑论要加入欧洲战局。此外虽然大部分的美国人是主张参战的，不过反战的少数仍然是很大的问题，毕竟美国是一个民族大熔炉式（Melting Pot）的国家，境内存在数以百万计德、奥、匈等民族后裔的美国人，加上国会里反对参战的“顽固派”，这些可能的反弹力量都是威尔逊无法忽视；更何况威尔逊在寻求连任第二次总统任期时，顺利连任成功的竞选口号正是反战的“他（威尔逊）曾使我们远离战争”（He kept us out of war）。[5]这样的背景使得威尔逊在决定是否要对德宣战加入欧战前，不能轻忽美国公众舆论对参战一事的看法。为了有效控制新闻媒体，进而达到操纵公众舆论的目的，威尔逊在向国会提出宣战要求之前，便接受幕僚的建议，准备筹组一个委员会，专门负责控制战争时期美国国内所有新闻讯息的流通。在1917年4月7日美国正式对德宣战后数日，这样一个以控制新闻媒体为手段，以影响国内舆论动向“巩固内部战线”为宗旨的组织便在威尔逊总统的一纸行政命令下，于4月13日宣告成立。这便是公共新闻委员会（Committee on Public Information，简称CPI）。[6]
同一天（4月13日）由美国国务卿、战争部长、海军部长联名写给威尔逊总统的信中，透露了他们预期公共新闻委员会所应该发挥的功能：
关键便在于“检查”（censorship）和“公开”（publicity），这是“公共新闻委员会”所需达成的两个主要任务。所谓“检查”，便是检查删去新闻中可能出现的有利于敌方的言论，问题在于究竟何者属于有利于敌方的新闻言论，认定的标准又是如何，还有反战论述是否亦属于这样范畴之内等问题，都不是能够轻易地一言论定。然而如此关系重大的新闻检查权，却被赋予一个政府单位，也就是说，新闻登删与否的认定标准来源，全然只凭执政者的良心与主观认定。另外所谓的“公开”，美国政府在实际上能做到什么程度的开诚布公，也是一大疑问。处在战争时期的美国政府，面对德国间谍作战的阴影，有可能如上述地将政府施政“尽可能地公开在人民的监督下”吗？政府重要施政方针如果真能公开，又何必要有新闻检查呢？所以基本上，“检查”与“公开”便是一组似是而非、相互矛盾的结合。因此这里“公开”的真正意涵可能只在公开对政府有利的新闻言论，这样才能与“检查”功能毫无矛盾地相辅相成。换言之，“检查”的功能便是筛去不利于政府而有利于敌人的新闻言论，“公开”则在尽力公开宣扬有利于政府但不利敌人的新闻言论。“巩固国内战线”的意义即在于此。本来新闻舆论应是站在政府的对立面，担负着监督政府对内与对外作为的力量，然而随着“公共新闻委员会”的成立，原先被赋予监督功能的新闻舆论却被政府收编进政府行政的一部分。这种球员兼裁判的新闻舆论处理模式，无疑的，对美国所高喊的民主共和与言论自由而言，是莫大的讽刺。
二、“公共新闻委员会”与中国的“亲美”、“反日”舆论
“公共新闻委员会”的功能并不仅限于“巩固国内战线”，事实上，它还担负着美国对世界的新闻舆论作战，亦即巩固协约国战线与中立国战线的任务，这便是“公共新闻委员会”在世界各地分驻机构所勠力的方向，透过结合美国在各地的外交、军事资源，一方面消除敌人在世界各地的影响力，另外一方面则加强美国的影响力。后世学者便分析“公共新闻委员会”在战时宣传的主要任务有四：
此处与中国有着密切相关的，便是美国“公共新闻委员会”在中国的宣传活动。[9]中国在美国加入战争不久后，亦对德宣战，成为协约国中的一员。上述第二项任务为“维持协约国之间的友谊”，所以当时美国“公共新闻委员会”的驻中国机构是如何运作来维持中、美之间的友谊呢？这与中国那时出现，而且日趋强烈的“亲美”、“反日”舆论，到底有无连带关系？最重要的是，威尔逊本人与其“十四点建议”、“民族自决”等主张，之所以在中国享有如此高的知名度，并进而使中国知识分子对于巴黎和会产生异乎寻常的期望，原因究竟何在？换言之，问题便在于，这些对中国未来影响既深且巨的现象与当时美国“公共新闻委员会”在中国所进行的宣传活动有无密切的关系？
当时美国“公共新闻委员会”驻中国代表为卡尔·克罗（Carl Crow）。[10]他在中国的主要任务便是在美国驻华公使“芮恩施（Paul S.Reinsch）的指挥下”，在中国“为威尔逊总统的演说与言论，提供理想的宣传材料”，将威尔逊的一言一行，作“最大可能地公开”宣传；[11]同时也将经由美国海军无线电每日传送过来的各种有关美国的消息，译成中文送交中文报纸登载，[12]使中国人知晓美国与欧洲所发生的种种事情，进而增进中国对美国与整个世界局势的了解。[13]换言之，克罗所执行的任务，便是上述美国“公共新闻委员会”两大任务之一的“公开”，目的在尽力宣扬有利于美国与威尔逊总统的言论。1918年初，当威尔逊发表“十四点原则”之后，芮恩施更建议要收集威尔总统所有战时言论，将之翻成中文并编印成书。[14]于是克罗便商请一位知名的中国学者将之翻译为中文，交由商务印书馆出版。[15]据克罗本人的回忆，此书在中国出版后引起广大的回响，读者响应的信件，如雪花般地飘来，最后竟然有超过一万封的来信。在这些来信者中，各行各业都有，有“寺庙方丈、退休官员、孙中山的支持者、学生以及许多受过旧式教育的知识分子”；在他们的信中都流露出一股“对未来的信心，深信威尔逊总统的言论将会实现，而中国以及其他被压迫的国家，都将获得解放”。[16]
由以上可以确知，美国“公共新闻委员会”透过芮恩施以及克罗的努力，已成功地在许多中国人心中塑造出威尔逊总统完美的形象，似乎他已经成为中国的救星，并即将带领所有受压迫的国家迈向解放之路。就宣传“亲美”舆论这点上，“公共新闻委员会”在中国所获致的成就实在令人惊讶。
然而克罗与“公共新闻委员会”在中国所扮演的角色，不仅仅作为“亲美”舆论的推手，事实上克罗在华工作还有另一努力方向，不过这个方向却已经有些超脱出“公共新闻委员会”海外工作原先所定义的主要功能之一“维持协约国之间的友谊”，这便是揭发日本对华野心与图谋。而此举却间接促成中国“反日”舆论的更加激昂。中国与日本同样为协约国的一员，也都是美国的盟友，克罗的这项工作似乎与“维持协约国之间的友谊”此一目标明显地互相抵触。克罗如此作为的用意何在？由于克罗的宣传工作必须与芮恩施和美国驻华公使馆官员合作，分享机密事宜，所以有机会接触许多中、日间所发生的事情，愈加确信日本对中国的野心。他不讳言地表示“美国公使馆的主要工作便在遏抑日本在中国的活动，并尝试去阻止他们（日本）的阴谋”，因为欧洲战场的胜利固然非常重要，可是将中国暴露在日本野心下，也是一件危险之事，毕竟“协约国在欧洲的所获得”有可能被“在东方的损失”所抵销。[17]正由于秉持这样的信念，芮恩施与克罗，除了致力于宣扬有利于威尔逊与美国政府的舆论、增进中美两国之间的友谊外，同时也十分注意日本在华的一举一动。克罗出身新闻记者，加上又负责“公共新闻委员会”的宣传工作，自然清楚新闻舆论可能产生的作用。美国驻华公使芮恩施则在经历1915年中日“二十一条”交涉后，明白阻止日本企图的最好方法，便是公开这些图谋。[18]是以在芮恩施、克罗的主导下，每当日本有所行动之时，他们制止日本的手段便是将所获得的机密消息，透露给美国人在中国的报纸（如大陆报China Press、密勒氏评论报Millard’s Review等），再传给华文报纸，藉之兴起庞大的舆论攻势，挞伐日本的所作所为。如1917年日本公使重提“二十一条”要求中的第五号，[19]以及1919年日本公使为约束在巴黎和会中国代表的言行所提出的恫吓等等，[20]都是大致遵循这样的模式来进行“反日”的宣传工作。中国公众舆论界的“反日”倾向也就是在这样的推波助澜下，日益壮大。
美国公使馆、“公共新闻委员会”等美国在华官员所勠力形成的“亲美”“反日”舆论，其成效如何可由日本报界对此事的态度得到证明。在1918年12月1日的大阪《每日新闻》有着这样的评论：
这则日本新闻评论正好呼应上述美国在华机构的努力方向，证明芮恩施与克罗等人“亲美”“反日”的舆论宣传的确发挥了一定功效。日本报界已经强烈感受到中国公众舆论界的转变，更不用说日本政府了，当然也深知个中的冷暖。虽然，美国在华宣传活动与中国“亲美”“反日”舆论的形成，两者之间不一定存在绝对必然的因果关系，但是可以想见的，前者的所作所为势必为后者提供了更多成长与茁壮的机会。
三、中国的回响
处在上述舆论宣传背景下的中国知识分子，对于未来有着什么样的看法？是否已经为威尔逊理想主义与“亲美”舆论所深深吸引，以致于对于即将到来的巴黎和会，抱持着不切实际的期待？美国在华机构，无论是公使馆还是“公共新闻委员会”，所宣扬的威尔逊与美国的主张，与事实又有着多大的落差呢？
当威尔逊总统在1918年1月发表“十四点原则”时，中国报纸虽然曾经报导此事，但知识分子那时并未对此产生很大的兴趣。可是随着美国宣传活动的进行、报纸的大力报导，以及欧战的即将告终，威尔逊与“十四点原则”的魅力也就愈来愈大，中国知识分子渐渐堕入威尔逊的梦想里。似乎威尔逊三字便代表一切，是美满未来的化身，由此产生的，则是中国知识分子的巴黎和会热，因此纷纷筹组讨论巴黎和议事的团体。知识分子也开始针对中国在巴黎和会上应有的主张，提出各种建言。显而易见，这是一种受到威尔逊理想主义刺激而产生且范围相当广泛的知识分子运动。
我们可以从在当时社会具有重大影响力的“意见领袖”[22]身上，进一步窥看一般知识分子对于威尔逊主义抱持着的怎么样的态度。[23]蔡元培在1918年11月8在北京天安门“庆祝协约国胜利大会会场”上，发表以“黑暗与光明的消长”为题的演说，称“美总统提出的十四条……是武断主义的末日，平民主义的新纪元”。[24]1918年12月下旬，梁启超在“协约国民协会”上所发表的演说中，认为威尔逊所倡建的国际联盟“当可实现中国政治学者之理想为大同”，几乎已将国际联盟比拟成中国“世界大同”的政治理想。[25]在1918年12月《每周评论》的发刊词中，陈独秀亦持同样正面论调，称威尔逊为“世界上第一等好人”：
在蔡元培的谈话中，即清楚点明威尔逊主义与平民主义的关联性；在梁启超的认知中，将国际联盟等同了世界大同的最高理想；陈独秀则不但点出威尔逊“民族自决”的主张，还将威尔逊封为“世界上第一等好人”。任何与威尔逊有关的事物，都是好的，都是光明正大，都是正义与公理的化身，威尔逊三个字也就几乎成为无所不包、无所不能的。事实上，在中国人的心中，威尔逊已经活脱脱成为“新世界秩序的象征”；而产生的普遍现象为：人们热衷地引用“威尔逊式的词汇”，如“国家主权”与“民族自决”等。[27]
简单来说，那时中国知识分子对于威尔逊的主张有了过分乐观的看法，随意“自由地”理解威尔逊的主张，尤其是对于“民族自决”的观点。他们天真地以为在威尔逊的领导之下，中国人民将可以“决定自己命运”，并收回国家的“主权”，似乎一切的不平等条约与所有外人在华的租借地、租界、特别行政区，都将在威尔逊主义的摧枯拉朽下，宣告结束。[28]中国知识分子们的确相信，不平等的时代过去了，公理与正义的时代即将来临，中国将摆脱以往种种不平等条约的束缚，迈向独立自主的未来。
然而，在中国人自以为是的想象与国际现实之间，却有着相当大的距离。实际上威尔逊所提出的“国家主权”与“民族自决”观念主要是运用在欧洲地区，并非适用于世界上其他地方。美国政府亦无打算要立刻无条件的为中国国家主权的完整作保证与背书的工作。[29]日本在战时与英、法、义等国所签订有关山东问题的密约，更是可能破坏威尔逊主义的最大黑手。宣传与想象是如此崇高美好，但现实上却是如此不定与充满变数，这种在想象与现实间有着明显落差的情况，毫无疑问对中国未来将有很大影响。对中国知识分子而言，巴黎和会这个充满威尔逊理想主义色彩的集会又将为中国舆情带来什么样的冲击呢？胡适在回忆“五四”时，便说过“正因为有了那六个月的乐观与奢望，所以那四五月间的大失望能引起有热力的反动……我们不能不承认那引起全世界人类乐观的威尔逊主义在当日确是‘五四运动’的一种原动力”。[30]
[1]季辛吉（Henry Kissinger）著，顾淑馨、林添贵译《大外交》上册，智库文化，1998，页299。
[2]Robert C.Hilderbrand, Power and the People: Executive Management of Public Opinion in Foreign Affairs, 1897-1921(Chapel Hill: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c1981), pp.3-4.
[3]Robert C.Hilderbrand, Power and the People: Executive Management of Public Opinion in Foreign Affairs, 1897-1921 pp.3-4.
[4]Robert C.Hilderbrand, Power and the People: Executive Management of Public Opinion in Foreign Affairs, 1897-1921 p.94.
[5]James R.Mock and Cederic Larson, Words That Won the War: The Story of the Committee on Public Information, 1917-1919(New York: Russell & Russell, c1939), p.1.
[6]James R.Mock and Cederic Larson, Words That Won the War: The Story of the Committee on Public Information, 1917-1919 p.4.
[7]Robert C.Hilderbrand, Power and the People: Executive Management of Public Opinion in Foreign Affairs, 1897-1921 pp.143-144.
[8]Harold D.Lasswell, Propaganda Technique in The World Warcited from James R.Mock and Cederic Larson, Words That Won the War: The Story of the Committee on Public Information, 1917-1919 p.ix.
[9]关于欧战期间，美国在中国的舆论宣传活动可以参见日本学者山腰宽敏的学术论文。见山腰宽敏：The Media Wars: Launching the May Fourth Movement, World War I and the American Propaganda Activities in China, Led by P.S.Reinsch and Carl Crow（“五四运动与美国对于中国宣传活动再论”），台湾政治大学文学院编《五四运动八十周年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台湾政治大学文学院，1999，页111—136。此处有关美国政府在中国的“亲美”与“反日”宣传工作的讨论，在相当程度上受到山腰宽敏论文的启发。
[10]Carl Crow于1911年前来中国后，先是任职于Thomas F.F.Millard所创办的英文报纸《大陆报》（China Press），并担任“联合通讯社”（The United Press）驻中国的特派员，后来前往日本，负责经营一份名为Japan Advertiser的英文报纸，同时担任“联合通讯社”驻东京特派员。美国参战后，“公共新闻委员会”成立，Crow成为该委员会驻中国的代表。详见Carl Crow, China Takes Her Place , pp.1-7.以及Carl Crow, I Speak for the Chinese(New York: Harper & Brothers, 1937), 3rd ed., p.1.
[11]Carl Crow, China Takes Her Place p.113.
[12]Carl Crow, I Speak for the Chinese p.16.
[13]芮恩施（Paul S.Reinsch）著，李抱宏、盛震溯译《一个美国外交官使华记》〔An American Diplomat In China(New York: Doubleday, Page & Company, 1922.)〕，商务印书馆，1982，页126。
[14]Carl Crow, China Takes Her Place pp.113-114.
[15]这本书是由蒋梦麟翻译，书名为《美国总统参战演说》，详见杨玉圣：《中国人的美国观》，复旦大学出版社，1996，页76。
[16]Carl Crow, China Takes Her Place pp.113-114.
[17]Carl Crow, I Speak for the Chinese p.16.
[18]J.B.Powell, My Twenty-five Years in China（New York: The Macmillan Company, 1942）, 2nd ed., p.43-45.
[19]J.B.Powell, My Twenty-five Years in China p.43-45.
[20]此即1919年2月的小幡酉吉公使恫吓事件。
[21]《东报反对收回山东利权》，《晨报》1918年12月10日，第3版。
[22]此处意见领袖的定义为“耸立在公众之上，提出指导性见解，具有广泛社会影响的人，叫意见领袖，又称作舆论领袖……舆论领袖必然具有政治品格和引人敬慕的气质，善于就国家、世界的重大事项发表意见……舆论领袖不是孤立无援的独立思想家，他们或加入一定的党派……或站在某种思潮的前列，成为政治传播者或社会理想的宣传家”。详见刘建明：《当代舆论学》，陕西人民出版社，1990，页54—57。
[23]以下有关国内意见领袖对于威尔逊的种种看法，部分参考自杨玉圣：《中国人的美国观》，第五章，页73—90。
[24]蔡元培：《黑暗与光明的消长》，载孙常炜编著，《蔡元培先生年谱传记》中册，国史馆，1986，页203。
[25]梁启超：《梁启超在协约国民协会之演说词》，《晨报》1918年12月25日，第2版。
[26]《每周评论》发刊词，收录在《陈独秀文章选编》上册，页304，转引自杨玉圣：《中国人的美国观》，第五章，页75。
[27]Akira Iriye, Across the Pacific: An Inner History of American-East Asian Relations, Rev.Ed., p.137.
[28]Carl Crow, China Takes Her Place pp.112-113.
[29]Akira Iriye, After Imperialism: The Search for a New Order in the Far East, 1921-1931(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5), pp.10-11.
[30]胡适：《纪念五四》，《五四与中国》，时报文化，1979，页597—6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