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
堂吉诃德的典型形象

文美惠

在四百多年前的西班牙，有一个名叫塞万提斯的作家，写了一部名为《堂吉诃德》的小说。书中的主人公堂吉诃德是一个穷乡绅，他异想天开，自命为游侠骑士，骑上一匹瘦马，带了一个侍从，周游各地，行侠仗义，打抱不平。这部书出版以后，堂吉诃德的故事一时传遍了西班牙全国，不论贵族绅士，还是仆役小贩，举国上下如痴似狂，都爱上了这部书。当时的编年史上记载着这样一个故事：

一天，西班牙国王菲利普三世正站在王宫的阳台上，突然看见街道对面走来一个小学生，他手捧一本书，边读边走，不时用手拍打脑门，发出一阵阵狂笑。国王马上就说，这个学生一定在看《堂吉诃德》，不然就是个疯子。派人过去一问，果然他的猜测不错，那个学生读的正是《堂吉诃德》。

所以，有人说《堂吉诃德》是一本“最逗笑的书”[1]。

《堂吉诃德》问世四百多年，读者对它的兴趣始终没有衰退。随着时光的推移，人们对这部作品的深刻思想内容有了更深的感受。《堂吉诃德》使读者发出笑声，也引起读者的感叹和深思。这位善良的骑士受到的侮辱和打击更使有的读者洒下同情的眼泪。

下面是关于《堂吉诃德》的另一个故事：

一个春光明媚的早晨，在德国杜塞多夫城的一个街心公园里，有个男孩正在专心地高声朗读着《堂吉诃德》，这是他识字以后阅读的第一本书。他读到这个思想高尚、行为仗义的骑士受到侮辱和毒打时，禁不住落下了伤心的眼泪。他在悲痛中仿佛觉得身边的树木、泉水、鸟儿和花草都在陪着他一起为这个骑士呜咽抽泣。从这时起，这个孩子深深爱上了堂吉诃德，直到他长大成人，还始终保留着童年的回忆，他的心一直为这位骑士的高尚行为和他遭受的苦难而感动。这个孩子就是十九世纪著名的德国诗人海涅。

为堂吉诃德落泪的不止海涅一人，和他同时代的英国浪漫诗人拜伦也说，《堂吉诃德》是“一切故事里最伤心的故事”[2]。

到今天，堂吉诃德在世界各国人民心目中已经成了一个非常熟悉的形象，他和莎士比亚笔下的哈姆雷特、歌德笔下的浮士德并列为世界文学宝库中的不朽典型。《堂吉诃德》这部文艺复兴时期的巨著，不但成了西班牙民族的骄傲，也是全世界人民共同的精神财富。

许多人不一定读过《堂吉诃德》这部小说，却听说过这个“哭丧脸儿”的游侠骑士的事迹，知道他向风车挑过战，和羊群战斗过。一打开《堂吉诃德》，这个有趣的人物就逗得读者忍俊不禁，开怀大笑。他奇特的冒险构成了全书的喜剧性情节，我们从中就认识了堂吉诃德这个人。

作者一开头就使堂吉诃德和骑士小说里的英雄形象形成鲜明的对比，突出了堂吉诃德的滑稽模样：他明明是个年过半百的干瘦老头儿，偏要夸口说自己是个武艺精通、天下少有的模范骑士；他的坐骑明明是匹皮包骨的瘦马，偏要冠以“罗西南多”的雅号，声称它是世间难得的骏马；他的心上人杜尔西内亚明明是个身体粗壮、嗓门响亮、力气完全不输男人的农村姑娘，而且这位姑娘心目中也从来没有堂吉诃德这个人，堂吉诃德却说她是世界上最尊贵的公主，说她的相貌世上无双，她的声名女中第一，不但为她倾倒，还情愿到深山去隐居修炼，为心上人发疯哭泣。

堂吉诃德的性格里一个突出的特点是脱离实际，把幻想当作现实。在他眼里，到处是巨人魔怪，到处有奇境险遇，他把风车当作巨人，把羊群称之为军队，把送葬的教士当作妖怪，把装红酒的皮袋当作巨人脑袋。他认为这些都是他行侠仗义、降魔除怪的好机会。但是他的好心总是得不到好的结果。他不是被风车叶片扔到远处，就是被牧羊人用石头砸伤，不但自己大吃苦头，还连累别人也跟着倒霉。他搭救受毒打的放羊孩子，反害得这个孩子挨了一顿更厉害的打，几个月下不了床，气得这个孩子诅咒世界上所有的游侠骑士，请求堂吉诃德“哪怕是见我被大卸八块，也不要来救我，不要来帮忙，让我自己承受自己的不幸吧！”被堂吉诃德当作妖魔鬼怪而打下马来并摔断了腿的教士对堂吉诃德说：“我真不明白您这怎么能算匡扶正义！对我来说您这是赤裸裸的欺凌，害我断了一条腿，可能这辈子都伸不直了！您所谓的锄强扶弱难道就是这样欺负我，让我永受屈辱？”堂吉诃德非常顽固，闯了祸不肯认错，闹了那么多笑话，也不肯吸取教训，仍旧蛮干下去，表现了堂吉诃德荒唐而又自信，还十分固执的性格。

塞万提斯用滑稽夸张的艺术表现手法，创造了堂吉诃德这个鲜明的人物形象，既嘲笑了荒唐的骑士小说，也嘲笑了过时的骑士制度，嘲笑了“想叫早成陈迹的过去死里回生”[3]的行为。

今天，我们提到“堂吉诃德式”的人物时，首先想到的就是这样一个耽于幻想，不自量力，好打抱不平而又处处碰壁的可笑骑士。

但是，塞万提斯笔下的堂吉诃德是一个具有丰富而深刻意义的典型性格的人，仅仅把他理解为一个荒唐可笑的人物，是很不够的。像阿维亚内达的续集中那样把堂吉诃德写成是一个只有用鞭子抽打才能使他恢复理智的疯子，更是对堂吉诃德这个形象的歪曲和污蔑。堂吉诃德是一个既复杂而又矛盾的人物，他虽然古怪可笑，但他为了锄强扶弱、济世救人而奋不顾身的那股蛮劲儿，却能引起我们的深思，继而博得我们的钦佩。

堂吉诃德有扫尽人间不平的伟大理想和除暴安良、济贫救弱的善良愿望，他看不惯人压迫人、人欺负人的现象，总是路见不平就拔刀相助，尽管常常看错了对象，打错了地方，但是他的目的是为了扫除害人的妖孽魔怪，在他的可笑举动中流露出的是宏大的胸怀和崇高的理想。

堂吉诃德为了实现理想，还有不畏艰险、百折不回的献身精神。他本来是个身体瘦弱的老头儿，但是在冒险过程中，他好像变成了另一个人，甚至打开狮笼，向巨大的非洲狮子挑战，做出常人所不敢做的勇敢行为。他在游侠冒险时常常被打得遍体鳞伤，被打断肋骨，敲掉门牙，削去耳朵，被猫抓伤，被猪群踩在脚下。然而他都不以为意，把整个身心都献给了骑士事业，只要他的伤口痊愈，他就坐不住睡不稳，又要出发去从事新的冒险。

堂吉诃德本是一个夸张的滑稽人物，作者却把他写得有血有肉，可亲可爱，因为塞万提斯把自己的某些思想、感情和道德品质写进了这个人物里面。塞万提斯在雷邦多海战中不顾生病发热，奋勇当先，参加战斗，左手残废了也不肯离开战斗岗位，一直坚持到胜利，这和堂吉诃德向狮子挑战的勇气和不顾伤残又投入新的冒险的坚持精神不是很相像吗？塞万提斯的大半生都生活在贫困中，曾经几次入狱，深知牢狱的滋味，他说，世界上各种牵制阻碍、一切呼号吵嚷都聚集在监牢里。但是他历尽艰辛，从来没有灰心丧气，从来没有向苦难低头，到晚年还写出了《堂吉诃德》这样一部不朽的作品，这种乐观的精神在堂吉诃德身上不也是非常鲜明的吗？

塞万提斯通过堂吉诃德这个形象，还表达了进步的人文主义思想，在这个人物身上寄托了塞万提斯的爱憎和希望。

人文主义主张个性解放和个人自由，反对封建的君权和神权。在小说里，堂吉诃德放走苦役犯是因为人天生是自由的，把自由的人当奴隶未免残酷。少女玛尔塞拉要求摆脱束缚，过自由的生活。她大胆地走出闺房，抛头露面，到野外放羊。当时这种行为被人们认为是伤风败俗、大逆不道。可是堂吉诃德却完全支持她的行为，不许别人打击她。堂吉诃德还认为所有的好人都该敬重她。

堂吉诃德对被侮辱和玩弄的女性表示了同情和尊重。他主张的是建筑在爱情基础上的婚姻。在小说里赞扬了好几对青年男女对爱情的坚贞态度。堂吉诃德对自己心上人的爱情，既不是中古时期骑士和宫廷贵妇人之间淫乱的两性关系，也不同于文艺复兴时期薄伽丘的《十日谈》里偏重于情欲的爱情。堂吉诃德对杜尔西内亚的爱情没有色欲的成分，强调的是精神的爱慕和灵魂的向往，体现了文艺复兴时期新柏拉图派的恋爱观。

塞万提斯还常常借堂吉诃德这个人物来发议论。堂吉诃德谈到骑士道就神志迷糊，荒唐可笑，但是只要不涉及骑士道的时候，他就显得头脑清醒，很有见识，说出话来学问渊博，令人肃然起敬。堂吉诃德教训要去上任当总督的桑丘怎样做一个贤明的统治者：要关心穷人的疾苦，执法既要公正，又要仁慈。不要偏袒有钱的人，不要接受贿赂等。堂吉诃德主张做文官应该廉洁奉公，做武将应该勇敢，绝不可临阵脱逃。他还主张破除封建等级观念，认为王侯和平民的地位不是永远不变的，王侯不争气也会一代代衰落，而平民由于自己的努力，可以一步步上升，直到王侯。人的贵贱不在于出身或者血统，而在于个人品德的高尚或低劣。堂吉诃德还说，战争的目的是和平。只应该进行正义的战争。这些主张对于当时社会上种种不良现象，如封建等级森严、贵族腐化堕落、官僚贪污纳贿、将官贪生怕死、封建君主对外扩张发动侵略战争等，都有强烈的针对性，反映了塞万提斯反封建的人文主义思想。

促使堂吉诃德出来做游侠的是社会上的黑暗和不平，那么，他到底要把社会改造成什么样子呢？塞万提斯半开玩笑地让堂吉诃德向牧羊人描绘了自己心目中的理想社会——“古人的黄金时代”，在这样原始的社会里，人们吃野果，喝泉水，住树皮盖的屋子，简直成了“茹毛饮血”的野人。这当然是个笑话。然而，堂吉诃德看中了那个时代，主要是因为“生活在那时的人们不分彼此。在那个神圣的时代，天下万物皆为公有”（上卷第十一回）。这种反对私有制的思想不禁使我们联想到文艺复兴时期的思想家如托马斯·摩尔和康帕内拉等人所描绘的理想国的核心内容。

从以上这些方面开看，堂吉诃德是作者笔下的一个理想化的人物。他身上的矛盾很鲜明突出，然而又是十分和谐地融于一身。塞万提斯自己就对堂吉诃德为了实现骑士理想而做出的可笑行为加以嘲笑。但是同时，他又很清楚地把骑士可笑的地方和这个骑士高尚的人文主义理想区分开来。这样，堂吉诃德就成了一个有丰富内涵性格的人。他的幻想是荒唐的，他的行为是鲁莽的，他的游侠冒险惹人发笑。然而，即使在他愚蠢地去进攻大风车和驱赶羊群的时候，他那为理想而牺牲的精神也不由得使我们钦佩。

堂吉诃德性格中的矛盾是现实矛盾的反映。由于西班牙封建势力的顽固，资本主义发展缓慢，代表新兴资产阶级的人文主义运动带有较多的软弱性和不彻底性，再加上塞万提斯本人的阶级局限性，使他看不到解决社会问题的办法，只有把改革社会的希望寄托在过时的骑士理想上。于是，在作者笔下就出现了这样一个堂吉诃德：他穿的是古代骑士的甲胄，要恢复的是中世纪的骑士制度，实际上头脑里却装着当时的人文主义思想。他的理想当然是不可能实现的。堂吉诃德是个喜剧性的人物，但是他身上反映了时代的改革要求和这个要求在当时不能实现的矛盾。这使堂吉诃德这个人物又带有悲剧的性质，以至于像我们在一开始提到的那样，有人认为《堂吉诃德》是一本“最逗笑的书”，有人却认为它是一本“最伤心的书”。马克思就曾在拉萨尔的历史悲剧《弗兰茨·冯·济金根》的主人公济金根身上看到这种悲剧性，并且指出，济金根“实际上只不过是一个堂吉诃德，虽然是被历史认可了的堂吉诃德。”[4]而俄国批评家别林斯基则感叹地说：

“在所有著名的欧洲文学作品中，这样的把严肃和可笑，悲剧性和喜剧性，生活中的琐屑庸俗和伟大美丽的东西交融在一起的例子，……仅见于塞万提斯的堂吉诃德。”[5]

在《堂吉诃德》里，还有一个重要的人物形象，那就是桑丘·潘萨。他又矮又胖，骑着心爱的毛驴，紧紧跟随在堂吉诃德后面，成了一对形影不离的伙伴。他和堂吉诃德在很多方面都形成鲜明的对比：堂吉诃德耽迷于幻想中，梦寐以求的是建立骑士功勋；桑丘却十分讲求实际，贪吃爱睡。堂吉诃德有股蛮劲，敢打敢冲；桑丘却胆小怕事，总是把他拉回到现实生活里来。欧洲文学里常常描写和桑丘相类似的人物，把他们当作取笑的对象，但是在塞万提斯的笔下，桑丘却成了一个复杂而又深刻的现实主义形象。

桑丘在游侠的过程中，越来越了解和热爱他的主人，和他有福同享、有难同当。到了后来，他为了追随堂吉诃德去实现骑士理想，完全不计自己的得失。他虽然不止一次和堂吉诃德陷入困境，也常常想脱离辛苦的游侠事业，但到头来也没有抛弃堂吉诃德。他对公爵夫人说，“我是个忠诚的人，所以除了掘墓的铁锹和锄头，没有什么东西可以把我们分开。”也就是说，只有死亡才能把他们主仆两人分开。桑丘的形象写得丰富多彩，有血有肉，既鲜明又饱满，和堂吉诃德的典型性格相互补充，使得这两个形象都更为突出，更加充实，在读者心中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

[1]说这话的是英国19世纪作家托马斯·卡莱尔。

[2]见拜伦的长诗《唐璜》第十八歌第八节。

[3]海涅：《精印本〈堂吉诃德〉引言》，钱钟书译。

[4]参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

[5]参见别林斯基《答莫斯科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