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带一路”延伸至拉美调研报告

一、“一带一路”这样延伸到拉美

中国提出“一带一路”倡议的时间并不长。以2013年习近平主席首次提出“一带一路”创想为起点，随着中国朋友圈的扩大，“一带一路”倡议的内涵也随之延展。最初的设想是通过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更有效地连接中国腹地与亚洲、非洲和欧洲商业贸易通道。特别是在非洲国家表示愿将本国发展战略同“一带一路”倡议对接后，拉丁美洲国家坐不住了。

拉丁美洲国家多位驻华使节在多种场合代表国家向中国政府表示，愿意积极参与“一带一路”建设。2015年，玻利维亚驻华大使表示：“一带一路”对玻利维亚的未来发展至关重要。之后，秘鲁外交部前部长、驻华大使贡萨洛·古铁雷斯在《人民日报》上发表文章，表达秘鲁希望“一带一路”扩展到拉丁美洲，秘鲁主动融入“一带一路”，“加强中国和拉丁美洲之间的相互依赖、经济互补和技术转让”。时任智利驻华大使豪尔赫·海涅发声，赞扬该倡议旨在通过建设基础设施团结世界，并呼吁中国让拉丁美洲也能加入其中。引用阿根廷外交部前部长苏珊娜·马尔科拉的话说，这项倡议是“一个超越传统丝绸之路到达拉丁美洲的重要多边一体化项目”。

面对拉丁美洲积极寻求加入“一带一路”倡议的呼声，中国给予热情的拥抱：将拉丁美洲与“一带一路”联系起来影响巨大，这个“合唱团”当然需要更多声部的加入。申请加入“合唱团”的还有太平洋地区的国家，这个地区数以万计的岛屿，犹如散落在浩瀚太平洋中的璀璨珍珠，它们本身就位于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南向延伸的地带。

将拉美国家纳入“一带一路”框架范围经过了一段调整的过程。起点始于2017年5月首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期间，习近平主席在与阿根廷总统毛里西奥·马克里的会晤中首次回应，拉美是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自然延伸。至此，由中国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对亚洲、欧洲、非洲、南美洲、大洋洲实现覆盖。这是有史以来由一个最大的新兴经济体向全世界提供规模最大的公共产品合作平台。

2018年1月，在智利召开的中国-拉美和加勒比国家共同体（拉共体，CELAC）论坛第二届部长级会议，通过并发表了《“一带一路”特别声明》。正是在中拉《“一带一路”特别声明》里，“一带一路”倡议被视为中国与拉美之间“为实现互利合作而搭建的新的平台”。中国外交部长王毅表示，“一带一路”将“为中拉全面合作伙伴关系注入新的活力，开辟新的前景”，拉丁美洲地区还被王毅部长称为“一带一路”的“重要参与者”。可以说，这次会议使“一带一路”倡议正式登陆和抵达拉美与加勒比地区，中国向拉美30多个国家发出正式邀请，拉开了“一带一路”延伸到拉美的序幕。

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加入“一带一路”的国家与中国签订了双边《“一带一路”合作协议》或者《共建“一带一路”谅解备忘录》，但也有一些国家，比如特立尼达和多巴哥2018年5月同中国签署了《关于共同推进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的谅解备忘录》。但无论签署的是哪个，内容是一致的。截至2019年4月，拉美和加勒比地区与中国签署“一带一路”双边协议的国家共有19个，约占33个拉美和加勒比国家的57%。与此同时，中国与大洋洲的9个国家也签署了《“一带一路”谅解备忘录》。

2018年7月至2019年7月，《21世纪经济报道》进行了“行走拉美十国”的采访，其中包括已经与中国签署《“一带一路”谅解备忘录》的7个国家，分别是智利、委内瑞拉、厄瓜多尔、秘鲁、巴拿马、古巴和牙买加。在牙买加采访时，中牙两国尚未签署备忘录，而离开牙买加不久后传来了消息，此前牙买加总理霍尔尼斯就曾表态支持中国“一带一路”倡议，那是在中国酒钢集团收购阿尔帕特氧化铝厂的一次庆典活动时。而采访时墨西哥、巴西、阿根廷则没有与中国政府签署《“一带一路”谅解备忘录》，巴西、阿根廷是拉美ABC俱乐部的重要成员国（另一国家是智利），巴西还是金砖国家俱乐部成员。

二、一个小国为何加入“一带一路”“合唱团”

当“一带一路”延伸至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时，此倡议在一些国家受到非议。首先是马来西亚时任总理指责他的前任与中国签订东海岸铁路项目，并在工程已经启动的情形下提出重新谈判。在斯里兰卡，汉班托塔港因政府将港口经营权移交中方而引发西方媒体大肆渲染种种的“不安”。

拉美也不例外。在我们出发的前夕，原来已经同意接受采访的中资项目屡屡被告知，因种种原因“不方便接受采访”。不方便的国家包括厄瓜多尔、阿根廷，还有巴拿马。原因是拉美一些国家的政权从左翼政党转移到右翼政党，新政府开始对中资企业的项目进行审查，比如厄瓜多尔、阿根廷。而与中国建交不久的巴拿马，有美国背景的NGO（非政府组织）在此地非常活跃，利用各种渠道屡屡对政府施压；此间，美国多家机构举办各种听证会，包括美国国会、美中经济与安全审查委员会等，系统性地“审视”中国在西半球的作用与影响，从最初的中国对拉美投资“可疑的经济影响”，到试图在中拉之间设下分歧的“债务外交陷阱”，乃至美国政府要员亲赴拉美，当面劝告拉美国家：“中国以国家为主导的发展模式不一定是这个半球的未来。”最终还给中国扣上了一顶“新帝国主义列强”的帽子。

听起来“一带一路”在拉美的处境艰难。其实不然！面对美国对“一带一路”延伸到拉美的挑拨、指责甚至恫吓，为什么会有19个国家义无反顾地搭上“一带一路”这趟列车呢？事实本身就表明了拉美国家的态度，这是基于对国家利益和中长期趋势的分析结果。

以牙买加为例。牙买加是距离美国只有700多公里的加勒比岛国，其国土面积（10991平方公里）与中国的天津市相差不多，人口总数约290万（2017年）。2019年4月，中国驻牙买加大使田琦与牙买加外交外贸部部长约翰逊-史密斯分别代表中牙两国政府，在牙买加首都金斯敦签署《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与牙买加政府关于共同推进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的谅解备忘录》。而这一切都是在美国下定决心阻止中国“一带一路”进入拉美地区的情况下发生的。为什么牙买加不惧怕美国的恐吓呢？

牙买加是一个农业、工业水平相对落后的小国，国民经济支柱产业是旅游业，长期以来依靠农产品和矿石出口换取外汇，几乎所有的消费品均依靠进口，日子过得有点入不敷出。其最大的进口与出口来源国均是美国。此外，牙买加还是拉美地区为数不多讲英语的国家之一。按照美国国会对牙买加的评估文件，美国与牙买加保持着“亲密的友谊关系”。但是牙买加人抱怨，自冷战结束后，特别是特朗普政府毫不掩饰地宣称“美国优先”，很长时间以来美国公司在这个地区的投资（不包括对外援助）几乎为零。说起来心酸，很多年来牙买加经济中唯一也是最大的外商投资，竟是一家西班牙酒店！“美国开始尝试建立单极世界的愿景，忽视了包括前盟友在内的许多其他国家的利益，加勒比地区在很大程度上被忽视了。”牙买加人这样认为。

2016年，中国在牙买加投资约7.2亿美元，建成了一条贯通牙买加南北的高速公路。这条四车道高速公路，横跨山脉，向南延伸约67公里（约为41.6英里），代替了几个世纪以来从金斯敦前往北海岸穿越峡谷与沼泽的老路。修建南北高速公路是牙买加政府多年的愿望，此前有法国公司投资，在修到1/3遇到地质问题后，法国公司不仅扬长而去，还要求赔偿，此后这条道路被搁置多年。迄今为止，这个项目是中国在加勒比地区最大的投资项目。此外，中国酒钢集团收购了俄罗斯铝业联合公司的牙买加阿尔帕特氧化铝厂，这家企业自1969年建成后的44年里已经被关闭两次。中国酒钢集团对该厂进行约5亿美元的设备更新改造。在外商直接投资只有一位数、青年失业率高达22.3%的小国（见表1），中国已经被牙买加视为“唯一的希望”：中国是牙买加最大的投资与贷款来源国。

权衡两国关系所有潜在的收益与美国施加的负面影响，对牙买加来说是一个钱币的两面。牙买加还是达成了共识：牙买加与更多的加勒比国家必须接受，即美国是该地区的主导力量，牙买加没有兴趣与美国对抗，而是要通过成熟的外交以追求国家利益的最大化。牙买加政府明确表示，签署共建“一带一路”谅解备忘录的目的是“进一步分享中国发展历史机遇”，争取吸引更多的中国投资，以改善基础设施并强化薄弱的基础工业（主要是食品加工业）。这既反映了牙买加政府决心在受传统美国影响的地区开辟国家主权空间的现实，又是美国限制这个地区与中国的外交、经济合作的措施最终并不起作用的原因。

三、中国与拉美贸易往来的四种方式

行走拉美让我们有机会了解“一带一路”倡议延伸到拉美之后发生了什么。拉美十国行共324天，实地调研了中国在拉美十国的130个项目，完成对492人次的访谈。这些项目与相关人员分散在拉美巍峨的安第斯山脉、荒凉的巴塔哥尼亚高原、贫瘠的塔拉拉沙漠、原始的亚马孙热带雨林，以及恢宏的佩里托莫雷诺冰川……总行程15.6万公里。这些项目包括投资、并购、工程承包，总金额788.54亿美元。因此，中国不仅仅是拉丁美洲国家的一个重要的贸易伙伴、一些基础设施的建设者，还是为该地区提供融资信贷的最大资金来源国。

我们沿着中国与拉美国家的双边贸易、基础设施建设、投资并购与金融信贷四条主线，观测中国在拉美以何种方式存在以及存在方式发生的变化。

1.拉美是“一带一路”第七条贸易走廊

自从“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后，中国有规划地打造了六条贸易走廊，包括中蒙俄、新亚欧大陆桥、中国—中亚—西亚、中国—巴基斯坦、孟中印缅和中国—中南半岛六大经济走廊，而中国与拉美的贸易走廊未在其中。但是，无论“在”与“不在”，这条重要的商品贸易走廊一直就在那里！

暂不追溯16世纪“马尼拉大帆船”时期中国开始与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所进行的贸易，我们把叙事的起点拉近到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2001年。

中拉贸易起飞于2003年，虽然经历国际大宗商品价格的下滑有几次起伏，但总体上一直保持快速增长。短短10多年间，中国已经成为拉美第二大贸易伙伴。美洲开发银行在《2017年拉丁美洲贸易趋势》中则给出了详细的数据。这份报告显示，2017年中国与18个拉丁美洲国家和7个加勒比国家的贸易量占到总量的27%，排在美国35%的后面，而比欧盟的6%高出21个百分点（见图1）。

虽然中拉贸易额目前还少于中美贸易额，但是中拉贸易正在快速增长，仍然处于上升阶段。从10多年的历史数据可以看出这一增长态势：中拉贸易额从2002年的170亿美元增至2018年的近3060亿美元。其中，中国从拉美和加勒比地区的进口为近1580亿美元，占中国进口总额的近7.5%；而中国对拉美和加勒比地区的出口总额为1480亿美元，占中国出口总额的5.9%。关键是这一趋势没有减弱的迹象。

根据世界贸易组织2014—2017年商品贸易额和实际国内生产总值年增长百分比的变化，拉美这4年出口增长分别是-2.1%、1.8%、1.9%与2.9%，进口增长分别为-2.7%、-6.4%、-6.8%和4.0%，为发展中国家在世界贸易总额占有34%做出了贡献。

2015年1月8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中国-拉美和加勒比国家共同体论坛首届部长级会议开幕式时提出：“我们要共同努力，实现10年内中拉双方贸易规模达到5000亿美元、中国在拉美地区直接投资存量达到2500亿美元的目标。”大多数研究机构预测，中国超过并大大领先欧盟后，将在2030年超过美国，成为拉美国家第一大贸易伙伴。这一增加中拉贸易和经济增长的长期计划，受到拉美国家普遍的期待。但是从贸易结构上看，拉美以大宗商品换取工业制成品的整体贸易格局并没有得到改善。

前往中交集团在巴西马拉尼昂州投资兴建的圣路易斯港项目采访时看到，这里已经有淡水河谷公司马代拉铁矿石专用港口和伊塔基港口两个港口满负荷运营。2018年淡水河谷生产铁矿石3.9亿吨，其中出口中国的有2.05亿吨，而马代拉港主要运输谷物、纸浆等，大部分运往中国。

面向大西洋望去，海上公共锚地停有26艘船舶等待进港，锚地的船舶比巴拿马科隆港外的还多。在拉丁美洲最大的港口桑托斯港，每年从这里出口的大豆占巴西大豆出口总量的70%，巴西出产的大豆80%运往中国。2018年中国从巴西进口大豆6610万吨，而2016—2017年中国进口大豆超过9300万吨。

长期以来，该地区大多数主要商品出口国，严重依赖中国作为其初级商品出口目的地。目前南美洲的9个国家（不包括哥斯达黎加）高度依赖中国的市场，南美最大的出口国对大豆、石油、铜和铁矿石这四种商品的依赖程度很高。2018年，中国从该地区进口的主要是自然资源大宗产品，包括矿石（29%）、大豆（19%）、石油（19%）和铜（8%）。2017年，巴西对中国出口额占巴西出口总额的近一半，同样地，智利和秘鲁分别为27%和25%。在任何一年里，智利铜产量的绝大部分都运往中国。

贸易流动是双向的。长期以来，中国将拉丁美洲视为一个重要的出口目的地，但是现在中国出口该地区的产品与10年前大不相同了。随着拉美地区对中国制造高端产品整体需求的增加，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在这个地区投资建厂，建设诸如特高压输变电线路、铁路、港口、水库等。中国向拉美国家出售包括电动机械及设备（21%），机械及机械用具（15%），铁路车厢、机动车辆及零部件（7%），尖端的电信设备与电子产品在内的高技术产品大大增加了。当然，众多的一般消费品依然不会缺席。

2.基础设施建设是最大亮点

很长一段时间以来，中国在拉美的贸易从本质上讲一直是“一带一路”式的。比如牙买加南北高速公路项目（PPP，政府与社会资本合作）始于2012年，特许经营协议签署的日期实际上比“一带一路”倡议本身提出时间还早。中国企业在拉美进行的基础设施建设，绝大多数都是原本就在这些国家的发展规划中的，有些大的项目甚至是拉美国家几十年来的梦想。而“一带一路”这个平台起到了加快与助推的作用，更早为所在国的商业、公共服务等一系列广泛的领域带来收益。

根据美洲对话数据库数据，自2002年以来，中国在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关注的有150个交通基础设施项目，事实上应该不止于此。承建厄瓜多尔科卡科多辛克雷水电站的中国电建，在该国还承建了总长510公里的11条高速公路和19座桥梁。截至2018年，150个交通基础设施项目已有约2/3完成并交付使用，还有一小部分正在建设中，其中有为数不多的项目被取消或延迟。比如，委内瑞拉的蒂纳科—阿纳科铁路项目，还有横跨南美洲大陆、连接太平洋岸及大西洋岸（秘鲁和巴西的港口之间）的两洋铁路，巴拿马城至奇里基省铁路，尚在设计与技术、财务可行性研究阶段的阿根廷一个造价约45亿美元的核电站项目，这些项目将成为拉美东道国加入“一带一路”后启动的项目。

仅就基础设施建设，中国在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最成功的有三大类。首先，是港口设施。港口项目在类型和规模上有很大差异，从疏浚到建设，再到收购或者运营。目前中国企业在拉美有20多个港口项目已经完成新建、扩建或者交易并购，还有一些在进行中。其次，是水电站建设。拉美几个最大的水电站，比如中国能建葛洲坝集团正在建设的阿根廷孔拉水电站，总投资额约53亿美元。目前世界各地总造价10亿美元以上的水电站，90%以上均是由中国公司承建。最后，是被称为“国家名片”的特高压输电网。中国在巴西建设的两条美丽山特高压输电网，是特高压走出国门的标志性项目。

3.异军突起的投资与并购

中国企业正在经历从双边贸易、工程承包到投资并购的转变，在矿业、石油、建筑、银行和公用事业等主要行业都能感受到它们的存在。

中国参与的拉美基础设施建设项目分为三类。

第一类属于工程承包类，由所在国用国家主权担保向中国政府贷款，并以此支付工程建设款，被称为政府间框架协议的“两优”（“优买”“优贷”）项目，这类项目占多数。

第二类是参与拉美近年来如雨后春笋般涌现的PPP项目投资，包括道路、风力发电等。

第三类是投资并购（见图2）。中国国家电网在巴西修建了两条美丽山特高压输电线路，美丽山一期与巴西国家电力共同投资，二期则是中国国家电网独立投资，两条特高压输电线路的总投资为70亿美元。中国国家电网还收购了巴西电力企业CPFL，总收购金额296亿雷亚尔，总计超过80亿美元。中国五矿集团等在秘鲁收购的拉斯邦巴斯铜矿，交易金额最大，投资总金额超过100亿美元。另外，国家电力投资公司以约23亿美元收购了巴西圣西芒水电站。2017年，中国在拉美地区的并购达到创纪录的175亿美元，占拉美地区国际并购总额的33.2%。

根据中国商务部统计，截至2017年底，中国对拉美直接投资存量超过3800亿美元。拉美成为仅次于亚洲的中国海外投资第二大目的地。

在港口项目中，中资企业一方面投资新港口的建设，另一方面也收购老的港口。在连接大西洋与太平洋的咽喉巴拿马，中交疏浚公司正在建设科隆集装箱港（PCCP）项目，投资人是山东岚桥集团，这个项目为在大西洋一侧的科隆港又增加了一个集装箱码头。目前已经建成的三个集装箱码头，其中两个分属中国台湾长荣集团、中国香港和记黄埔，另一个是美资与当地合资的曼萨尼约国际码头。PCCP建成后将是科隆港最大的集装箱码头。另外，中交集团在巴西投资的圣路易斯港口也正在建设中。除了新建作为粮食物流产业链条结点的港口，中国公司还参与并购原有的港口。比如，中粮集团在2014—2015年收购了巴西桑托斯港口的两个码头，中国招商局港口控股有限公司收购了巴西巴拉那瓜港口。

中国在拉美密集性地建设与收购港口。比如，在巴西，主要是与国际四大粮商争夺大豆粮源的主战场相关。尽管是在远离中国的拉美，这些不同的中国国有企业也会为了共同的目标携起手来。比如，中粮集团在巴西与国际四大粮商争夺大豆粮源主战场，而另外的企业则配合正面战场投资公路与铁路建设，搭建一个物流畅通的渠道。在巴西约有28%的大豆出口使用北部港口，雨季来临时，连接农业种植带至北部港口的公路上，因大吨位运输车陷入泥泞，排队几天的情况很常见，在一个运输成本奇高的国家损失显而易见。目前有中国企业正着手对道路进行改造，还有新建铁路的规划。

毋庸讳言，这也会让人对中国在拉美日益延长的产业链以及在能源等关键产业持续增加的势力怀有戒心。所以，有人认为，“一带一路”正式扩展到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特别是中国公司正在对拉美基础设施进行更广泛的整合，包括新增与存量的调整，是中国为了确保更有效地将初级商品从当地港口运往中国。比如，上面提到中国在该地区的粮食供应链一体化（生产、加工、物流和营销）方面的努力，当然还包括收购能源、矿产资源企业，使中国在该地区的一些战略部门中占据越来越重要的地位。事实上，原本这些资源大多数也并不掌握在拉美人手中。比如，中粮集团收购的是荷兰公司尼德拉农业和中国香港来宝农业。中国国家电网收购了巴西电力的股份，但巴西政府出售这部分资产的时候是公开市场操作，即便中国公司不买，其他国家的资本也照样进入。只不过让人没有想到的是，巴西政府将国有企业私有化后这些企业很快变成了中国的国有企业。

“很久以来拉美地区存在明显的基础设施赤字，拉丁美洲不仅需要对基础设施进行重大升级，我们还有超过60%的道路未铺设，有超过2000万人无法获得电力。中国帮助改善基础设施，是对我们自己有利。”当地人这样说。

4.活跃在拉美的中国金融机构及其影响

21世纪初开始的拉美黄金10年已经成为过去。2018年行走拉美十国启程前，整个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正处于经济复苏期。2017年这个地区的经济增长率平均为1.3%，而2018年为1.2%，除了智利（4.025%）、秘鲁（3.977%）和巴拿马（3.677%）三个国家经济增长率高于世界经济平均增长率（3.2%）外，墨西哥（1.994%）、牙买加（1.856%）、厄瓜多尔（1.377%）、巴西（1.118%）四国挣扎在世界经济平均增长率水平之下，而阿根廷（-2.515%）与委内瑞拉（-18%）则为经济负增长。总体上拉美地区正处于经济缓慢复苏期。

拉美国家的经济复苏需要吸引更多的投资，在中国资金大举进入的同时，欧盟依旧是本地区最重要的资金来源，而美国对拉美的投资包括美国的对外援助在逐年减少。中国资金的进入在某种程度上填补了缺口。

评估中国在拉美和加勒比地区活动的规模，无论是基础设施建设还是投资与并购，背后都有强大资金的支撑。中国资金流向拉美，并不是近几年才发生的。20世纪90年代初，首都钢铁公司率先进入拉美，收购了秘鲁铁矿；几乎在同一时间，中石油投资秘鲁塔拉拉油田，是中国大型企业进入拉美的先行者。与进入非洲时采用政府间框架合作项目、基础设施建设先行不同，中国进入拉美市场是以投资、并购资源性产品先行的。20多年过去了，中国对拉美的投资从当初的几亿美元，已经增长到现在的几十亿美元、上百亿美元。

本次对130个项目的调研发现，几百家中国企业活跃在拉美，其合作领域更加多元化，包括能源电力、交通运输、制造、信息技术和农业等。拉美地区成为中国企业在“一带一路”沿线投资规模最大、投资产业最多的地区，而每一个项目的背后都有中国金融机构的身影。

目前在拉美地区活跃着三种不同类型的金融机构。

首先，是两家中国政策性银行——中国国家开发银行（CDB）和中国进出口银行（CEXIM）。它们在一些拉美国家设有代表处，并一直担负着双边政府框架项目的大额融资。这些贷款是以国家主权担保借贷与偿还，用于修建包括公路、机场等“互联互通”项目，也有水电站、光伏电站等资源能源开发项目，还有学校、医院、住房等民生项目。相比之下，中国的政策性银行通常提供比美国进出口银行更优惠的利率。同时，为了确保能源安全，政策性银行在拉美一些国家发放了以大宗商品（石油）做抵押的数百亿美元贷款，如委内瑞拉和厄瓜多尔，中国以提前锁定未来多年的石油供给作为交换。有数据显示，两家政策性银行发放的贷款占中国跨境贷款的75%左右。

政策性银行所发挥的作用，从积极的方面来看，中国显然是拉美国家新的和不断增长的资金来源，尤其是那些无法进入全球资本市场的拉美国家。此外，从拉美和加勒比地区的角度来看，这些贷款并未附带与国际金融机构和西方贷款类似的政策条件。关键是政府融资主要是投资长期发展的基础设施和工业项目，而对这些项目的投资，很多是无法依赖“市场之手”实现的。

其次，中国多家商业银行纷纷在拉美地区建立分行或者子行，包括中国工商银行、中国银行、中国建设银行与中国交通银行等，目前在拉美设有10多家分支机构。进入拉美的中国金融机构，规模大、数量多。这些分行、子行的建立，扩大了中国金融在巴西、智利、秘鲁、巴拿马、墨西哥和阿根廷的金融与经济参与度。比如，中国工商银行阿根廷子行已经是当地主流银行之一。中国的商业银行境外分支机构不仅“向内也向外”，它们既为中国公司在该地区运营提供融资与服务，也为当地客户提供以人民币计价的结算、清算、存款、贷款和贸易融资，以及离岸人民币服务。

最后，中国于2014年和2015年先后成立的两家中拉基金活跃于此。一家是由中国进出口银行和国家外汇管理局共同发起的中拉合作基金，另一家是由中国人民银行、国家外汇管理局、中国国家开发银行发起设立的中拉产能合作投资基金。总规模300亿美元的中拉产能合作投资基金首期100亿美元已投入运营，首笔股权投资支持三峡集团参与巴西两个水电站的运营。两家中拉基金虽然初始资金较少，但是以股权合作方式进入，起到了种子资金以及缓解流动性压力的作用。

美洲对话2016年发表的一项研究表明，自2005年以来，中国一直是该地区的融资来源。中国向委内瑞拉贷款672亿美元以换取石油，向巴西贷款289亿美元，向厄瓜多尔和阿根廷分别贷款184亿美元与169亿美元。目前中国为拉美国家提供融资近1500亿美元，比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和美洲开发银行给该地区提供的贷款总额还多。这些还不包括中国人民银行与拉美多国签署的本币互换协议（几百亿美元）与近千亿美元额度的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QFII）。

在外国投资有限，以及多边信贷选择支持拉美基础设施建设意愿微弱的背景下，加上是跨境基础设施建设，中国金融机构成为持续投资拉丁美洲地区的重要资金来源，受到人们的普遍欢迎。事实上，中国已经成为发展中国家的首选贷款人。“中国是拉丁美洲动荡时期的最好的国际合作伙伴。”智利前驻华大使贺乔治（Jorge Heine）说。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后，全球金融机构抛弃一些违约或者重债国家，在这些国家岌岌可危时，是中国伸出了援助之手。

在与伙伴国家谈判一揽子援助计划时，中国往往将不同的金融工具组合在一起，从赠款、低息贷款到以竞争性市场利率提供的出口信贷和贷款不等。中国将官方资金转化为经济、安全声誉的能力在增强。这既是硬实力，也是独特的吸引力。

四、中国登陆拉美的三大焦点议题

关于“一带一路”愿景，对美国人来说应该不陌生。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对被战争破坏的西欧各国所进行的经济援助、协助重建的马歇尔计划，就是将美国商业和金融两股力量融合创造了一种循环，帮助其盟国走出战争创伤。而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是希望重新建构中世纪贸易线路，将欧洲与亚洲连接在一起，通过在“中亚新丝绸之路”和“海上丝绸之路”沿线进行基础设施建设来实现这个目标。

不同的是，中国提出“一带一路”倡议的背景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恢复不同。当今，世界处于南北发展极不均衡的时代。在商品过剩的21世纪，非洲很多国家没有基本的建筑材料——钢铁和水泥，甚至没有一般消费品的生产能力，包括从缝制一件衣服到制造一颗螺丝钉；而拉丁美洲国家，包括一些曾经的世界工业强国，其制造业的衰落、基础设施的落后让人惊叹。

在拉美十国的调研发现，这些国家无论是否加入“一带一路”，形成的共识是：“一带一路”倡议正在为加快全球经济发展提供增长的资本，拉美国家同其他共建国家一样，正在从中获益。但就是有些人跑到拉美对“一带一路”说三道四，离间中拉关系，矛头指向“中国在拉美有地缘野心”。

有关中国登陆拉美的负面言论如下。

1.中国在拉美“掠夺与剥削”？

中国按照国际市场价格从拉丁美洲购买大宗资源性产品，再将制成品销售到拉丁美洲，构建了资源禀赋互补、互利共赢的双边贸易格局，却被扣上了“掠夺与剥削”的帽子，甚至还有人恶意揣度，认为中国的投资是为锁定拉美丰富的自然资源进而提高价格。

的确，中国需求的增加，提升了拉丁美洲自然资源的出口比重，从20世纪90年代的27%上升到52%，占拉丁美洲出口收入的一半以上。但是，中国购买大宗产品，包括每一吨矿石、每一桶原油和每一粒粮食，都是按市场价格。不幸的是，这些大宗商品的“话语权”并没有掌握在中国这个大买主手中，每当需求增加时，中国总是扮演着推动价格上涨的角色：自2007年以来，全球期货市场的小麦、大豆价格分别上涨了82%和65%；铁矿石价格从1997年的每吨30.06美元，最高涨到每吨将近160美元。中国为此付出了更多的成本，而稍许安慰的是，中国与拉美国家的贸易是南南国家之间的转移支付。

当然，加强互联互通有助于进出口贸易，但是中国与拉美各国间不对称的贸易结构与帮助修建基础设施无关。中国为扩大合作领域推出了一系列精心制定的政策：除了提供优惠价格的双边贷款外，还为拉丁美洲设立了多边金融平台，其中包括100亿美元的中国-拉美工业合作投资基金与100亿美元的中拉基础设施基金。2015年中国与拉美和加勒比国家共同体（CELAC）合作，制订分配这些资金的合作计划，主要议题是讨论如何支持拉美工业化、基础设施与可持续发展等。如果全面实施诸如“1+3+6”合作新框架，将有力地支持该地区的工业发展，并使贸易和投资多样化。

为此，巴西前驻华大使胡格内在2012年曾说：“是中国的购买帮助巴西安然度过金融危机。以铁矿石为例，我们曾向欧洲和日本出口了很多铁矿石，当金融危机来临时，欧洲和日本的经济增长放缓，其钢铁产量下降，因此减少了对巴西铁矿石的进口。当时（2008—2009年）巴西对美国、欧洲和日本出口迅速下降，而中国保持了稳健的增长，持续进口大量铁矿石，崛起为巴西重要的市场。中国帮助巴西出口以及使巴西保持贸易顺差。”

2.“债务陷阱”？

“债务陷阱”是有些国家或机构评价中国“一带一路”倡议的高频词。在拉美，人们对“债务陷阱”或者“债务危机”并不陌生。20世纪70年代，巴西、阿根廷和墨西哥等国家为实施“进口替代”的工业化发展战略提供资金而大量借贷。到1983年，该地区从其他国家借贷的债务超过国内生产总值的50%，加上20世纪70年代中期油价飙升超过300%，大多数拉美经济体当时都是石油净进口国，进一步加重了支出。

国际上对政府债务安全性的界定有两个关键性的临界指标：一是政府债务余额占GDP的60%，二是财政赤字占GDP的3%。这两个指标也是国际公认的“预警线”。政府债务低于这两个指标，通常就被认为是安全的，超出这两个指标则意味着风险上升。

一方面这些拉美国家的经济增长放缓，另一方面它们还要努力偿还债务，最终导致其货币贬值，反过来使得偿还债务变得更加困难。到了20世纪80年代初，西方主导的金融市场利率上升。这些因素的组合意味着拉美一些国家的国民收入不足以支付本息还款。

为了应对债务危机，拉美国家不得不向国际金融机构贷款。但是这些贷款是有附加条件的，包括私有化、削减公共支出、取消关税壁垒，从“进口替代”转向“出口导向”的贸易政策，这就是著名的“华盛顿共识”的部分内容。这种转变是摧毁拉美工业化的重要因素。在此期间，拉丁美洲很多国家经历了比世界上任何其他地区更多的新自由主义“结构调整”，结果是：此后20年该地区经济基本上停滞不前，社会发展指标下降，大量抛售公共资产。到了20世纪90年代末，拉丁美洲人已经受够了，开始选举左翼政府执政。这些政府在不同程度上反对新自由主义的“华盛顿共识”，特别是南美洲国家，实施了有利于穷人的公共卫生、教育和住房政策以及战略性产业的国有化。结果经济在很大程度上有显著提升，贫困和不平等程度下降。

拉美经历了持续10多年的大宗商品超级周期，直到2014年左右，拉丁美洲经济体表现强劲，尽管在基础设施普遍薄弱的情况下，依赖初级产品出口收入增加刺激公共和私人国内消费增加，也实现了不俗的经济增长。但是成也萧何败也萧何，大宗资源性产品的周期性特征，让拉美地区国家再次饱受国际价格下降的挫折。从2014年开始，拉美地区少有国家逃过增长方式暴露的脆弱性，随之而来的是较弱的贸易条件导致的拉丁美洲多种货币对美元贬值，重重打击了原本就举步维艰的制造业，进一步加剧了贸易不平衡。结果是一些国家和地区出现“双高”，即公共账户出现大量财政和贸易双赤字，加上较高的通货膨胀率。经过两年的负增长后，从2017年开始，拉美国家才缓慢从这一轮的衰退中复苏。尽管如此，2018年整个地区的经济增长率表现依然不佳，仅为1.2%，低于世界3.2%的平均增长率。拉美这两次的经济动荡或者说是债务危机，与“一带一路”没有任何关系。

拉美近年来的糟糕表现，凸显了该地区竞争力面临挑战。除了劳动法规不完善、重税、教育水平低之外，在基础设施投资上明显不足。比如，阿根廷基础设施的投资率长年只占GDP的2%（阿根廷希望在未来将这一比例提高到6%），投资不足才是提高风险抵抗能力与竞争力的主要障碍。拉丁美洲和加勒比经济委员会（简称“拉加经委会”）全景式地分析了阿根廷、巴西、智利、哥伦比亚、厄瓜多尔、墨西哥和秘鲁的指标，认为基础设施的薄弱是该地区这一轮经济增长放缓的主要因素（另一个因素是政府治理），特别是运输和港口基础设施质量低劣正在妨碍竞争力的提高（见图3、图4）。

根据全球竞争力指数从不同方面审查该地区基础设施显示：阿根廷、巴西、哥伦比亚和秘鲁的运输基础设施质量很差，尤其道路质量是该区域各国的致命弱点，在巴西有时将一种产品运往国外比运往国内的另一个州还要便宜。此外，拉美一些国家虽然拥有丰富的水力资源与风能、热能，但是这里尚有2000万人口在电力覆盖之外。拉美国家需要对道路进行更新改造，政府也制定了很多能源建设的规划。根据拉加经委会的估计，该区域需要将其年度国内生产总值的6.2%用于基础设施建设，在2012—2020年间大约需要320亿美元投资，远远高于当时的投资水平。政府囊中羞涩，导致拉美吸引外国投资者的PPP项目方兴未艾，但这笔账总是要还的。另外则是中国资金的流入，无论是政府借贷还是绿地投资。

中国政府的贷款到底是“债务陷阱”还是雪中送炭？鞋穿在脚上是否舒服，只有穿鞋的人才知道。拉丁美洲国家迫切需要中国提供发展投资和信贷资金，用于修建大型水库、道路、港口以及开发太阳能发电等能源项目。如果说基础设施是发展中经济体增长的关键引擎，那么债务融资就是这一引擎的燃料。而支持生产性投资的公共借款是当今富裕国家发展需要的核心，中国将此移植到发展中国家并推动新兴经济体的经济增长。

如果从拉美地区内部分析，拉美一直处于左右翼政治思潮拉锯中。在经济领域，对公共投资与实现什么样的工业化，两种思潮就像“旋转门”，跟随着左右翼政府的更迭不停地旋转。左翼政府上台后使用“有形之手”专注大型基础设施建设，右翼政府上台即把这些资产私有化，因为其坚信市场的“无形之手”。仅就拉美ABC三个大国，智利的存量国有资产已经被卖得所剩无几，国家战略性资产的概念已经不在其词典中。这里暂不讨论巴西腐败案背后的推手与目的，但是受腐败案牵连的七大国有企业遭到致命性的重击，包括巴西国家石油以及拉丁美洲最大的建筑公司奥德布雷希特。巴西政府正忙于挂牌出售存量国有资产，从电力公司、机场、港口到公共服务项目无所不包。

而玻利维亚是个例外。玻利维亚前总统莫拉莱斯是一位痛恨新自由主义的社会主义者，他在2006年就职后不久，将石油、天然气等领域国有化，并开始将政府公共投资视为玻利维亚经济增长的发动机。2006年以来连续制订国家五年发展计划，确定了由国家主导的工业化推动经济与社会发展的目标。

玻利维亚《2016—2020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包括一项广泛的公共投资计划，由宏观经济缓冲、外部融资和中央银行贷款提供资金。此前，玻利维亚的公共投资占国民收入的比重已经从2005年的6%提高到2014年的13%，提高了一倍以上。世界银行给出基础设施投资占GDP比重不少于5%的政策建议，玻利维亚公共投资和资本存量远超过2015—2020年计划投资的486亿美元，是2006—2014年的2.4倍。在政府计划的公共总投资中，56%用于生产部门，确保大型支出获得足够回报，23%用于基础设施，其余21%用于社会发展领域。

玻利维亚大规模公共投资，旨在缩小基础设施差距并提高生产力，以确保持续的中长期增长。同样作为资源出口型国家，其天然气和矿产部门占出口的80%以上，约占财政收入的20%以及GDP的10%。但是玻利维亚却成功抵御了大宗商品周期性衰退下常见的崩盘，这在拉美地区非常少见。在2015—2017年绝大多数国家经济少有增长甚至出现负增长的时候，玻利维亚经济增长每年保持在4%以上。公共投资使固定资产增加，不仅可以在未来更长的时间内为经济增长做铺垫，而且也将进一步增加一个国家的资本存量，这在中国已经得到验证。中国政府公共基础设施投资占GDP比重年均为8.6%，比北美与西欧的总和还多，世界平均仅为3.5%。

增加公共投资乃至借贷，必然会导致“债务陷阱”吗？债务占GDP的比重是反映一个国家生产和销售商品以偿还现有债务的能力指标。事实上，无论抨击者给出多少假设，公共投资的本质是积累资产而非消费，这部分资产具有明显的“外溢效应”，只要这些资产的收益超过成本，公共投资反过来还能改善政府资产负债表。以玻利维亚发展卫星通信为例，TKSAT-1卫星在中国建造，耗资3亿美元，其中85%的资金来自中国开发银行，15%的资金来自玻利维亚政府。TKSAT-1卫星投入使用后，可使玻利维亚电信公司在15年内节省8100万美元，此外，卫星提供电视服务、网络及有线电视服务，供应商每年还能获得3000万美元收益。

中国有能力与办法处理借贷与偿还的一切事务，中国从来不逼迫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偿还债务，有的只是债务重组与债务减免。比如，古巴是美国严格封锁的对象，被排除在大多数国际贷款组织之外，即使只是短期进口或出口融资，国际金融机构面对古巴的风险也避之不及。在古巴国际收支状况极其脆弱的情况下，只有中国、俄罗斯等向古巴提供政府融资。多年来，尽管古巴出现违约行为，中国、俄罗斯也没有向其采取行动，而是双边政府共同协商进行债务减免或者债务重组。2013年俄罗斯减免古巴250亿~290亿美元的苏联时期债务。2011年与2016年，中国与古巴达成重组数十亿美元债务的协议。2006年在北京举行的中非合作论坛峰会，中国宣布部分减免借给39个非洲国家的100亿美元债务。

2018年，时任美国国务卿蒂勒森在美国奥斯汀大学发表《美国在西半球的参与》演讲，他劝告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警惕中国贷款，说中国正在拉美推动一种“邪恶的国家主导的发展模式”，并警告拉美国家，中国正在“利用其经济实力来增强其在该地区的政治影响力”。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对公共产品的国际投资一直是美国外交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但现在美国对此已经是既无愿望也无能力。但美国必须承认，中国在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没有任何其他伙伴能够填补这一点。中国所提供的公共产品以及倡导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所呈现的互利共赢显然比西方国家的“关怀”“警告”重要得多。

3.拉美国家驳斥“新帝国主义列强”谬论

相较19世纪下半叶的老帝国主义，美国将自世纪之交以来广泛流行的帝国主义2.0版的“新帝国主义”帽子扣在了中国的头上。蒂勒森说，“拉美不需要新帝国主义列强”，还劝告拉美国家“不要过度依赖与中国的经贸联系”，并对“中国如今已成为阿根廷、巴西、智利和秘鲁的最大贸易伙伴感到痛惜”。

中国从来没有把拉美看作自己的势力范围，与很多国家关系的定位是“战略合作伙伴”，反而是美国自认为拉美是自家的“后院”。2013年，时任美国国务卿约翰·克里在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发表讲话时说：无论拉美国家的主权如何，“西半球是我们的后院”。相比之下，是中国还是美国对拉美怀有野心？谁才是尊重拉丁美洲的国家？

至少从20世纪初开始，美国政府一直在拉丁美洲追求大致相同的议程：在整个地区保持美国的霸权地位。2009年4月举行的美洲国家首脑会议上，奥巴马才承诺开启与其他美洲国家建立新的“平等伙伴关系”和“相互尊重”的新时代。但是美国从来没有放弃维持美国在拉美的霸权，这一目标经常被隐藏在促进民主和人权的饰词中。华盛顿在拉丁美洲政治层面的终极使命就是：消除不支持美国经济、安全与外交政策的所有目标。看看美国对待委内瑞拉这样一个主权国家的态度，我们就一目了然了。

2016年夏，奥巴马政府抛出巴西的腐败案，导致左翼总统迪尔玛·罗塞夫被弹劾。几乎在同一时间，美国政府反对阿根廷克里斯蒂娜·基什内尔左翼政府的多边贷款，加剧了阿根廷经济形势的动荡，从而帮助右翼千万富翁毛里西奥·马克里在2015年总统选举中获胜。“新帝国主义”与老帝国主义最大的不同点是，后者以殖民垄断为主要特征，而“新帝国主义”则突出了金融霸权或者金融掠夺的主要特征。坦率地说，自世纪之交以来中国加强对外贸易、资本输出、与发达国家在世界范围的经济竞争、产品输出，客观上加剧了发展中经济体的去工业化或经济结构“初级化”的趋势，但这些并不能表明中国具有“新帝国主义”的特性。

首先，人民币的全球交易量目前只排世界第五，还不如欧元、英镑、日元，更没有美元霸权的铸币税，何谈金融霸权与垄断？其次，中国是一个出口导向型的制造业大国，中国的金融化并没有挤压生产性投资，而这恰恰是美国今日的景象。中国依靠持续多年的生产性投资，创造了生产、消费、投资，以及就业与工资同步的持续增长，在此模式作用下，大量地从发展中经济体吸收大宗初级产品。最后，中国没有依靠金融对拉美国家进行“掠夺性积累”，而金融霸权国家却在榨取拉美国家的经济剩余。美国利用金融霸权数次薅拉美国家的羊毛而声名狼藉。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特别是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和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等一系列国际合作机制，践行金融资本为实体经济服务的宗旨，进而打破了现存的投机导向的金融霸权定律。

美国在拉丁美洲将中国污蔑为“新帝国主义列强”以来，受到拉丁美洲国家的学者和官员的批评或反对。秘鲁商务部部长出面为中国发声，称中国是秘鲁的“好贸易伙伴”；联合国拉丁美洲和加勒比经济委员会主席也发声称，应该邀请更多中国人在该地区投资。如果美国能够像中国那样实施以经济需求驱动该地区发展的政策，可能会更吸引拉美国家而获得更多的尊重。

自2009年以来，美国实施的政策限制了与拉丁美洲的贸易，美国平均每年出台422项对拉美实施的贸易保护主义政策。例如，提高巴西钢铁产品的关税等，恶化了与拉美国家的贸易关系。中国平均每年只有44项对该地区产生负面影响的政策。

这些转变当然会影响拉美人的情绪。在整个拉美地区，人们对具有包容性的中国越发有好感，而对越来越采取保护主义立场的美国的看法变得越来越差。2003年美国皮尤研究中心曾经做过一项调查，涉及“拉丁美洲公众对未来美国影响力的期望是什么”。当时有43%的人选择美国并对美国寄予厚望，中国只有16%。但15年后，拉美地区对中国和美国的看法出现反转，还是皮尤的全球态度调查，拉美地区的顶级经济体现在对中国的评价比对美国更好。比如，多年来中国一直受巴西人青睐，在墨西哥和秘鲁，中国的受欢迎程度自2017年后激增。

作为一个拥有数十年基础设施发展和技术经验的国家，美国原本完全有能力帮助墨西哥或者洪都拉斯这样的邻国建设更具弹性的现代化基础设施网络，在其视为“美国后院”的国家发挥关键作用，为邻国创造真正的经济发展机会。但美国反而选择在美墨边境以每英里耗资2120万美元修建隔离墙，总长1650英里的边界墙将花费350亿美元，并声明要墨西哥支付边界墙的支出。墨西哥下加利福尼亚州政府曾希望美国投资者能够帮助自己修建一条边境铁路，但是没有得到回应，之后才转向请求中国投资。

相比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美国在拉美也有自己的计划。比如，“中美洲北三角繁荣联盟计划”（参与国有危地马拉、洪都拉斯和萨尔瓦多）等。该计划是一项涉及毒品、移民与安全的解决方案。自特朗普就职以来，2018年美国对这个地区的援助减少了42%，从大约5.2亿美元减少到3亿美元。美国对拉美国家援助的出发点，从来都是为了美国的本土安全，是否能促进该地区的经济繁荣并不在美国考虑范围内。

10多年来，美国的表现让拉美国家大失所望不是没有原因的，美国连对拉美的发展援助也一减再减。2018年特朗普政府向国会提出的预算要求，对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的援助比2016年减少了35%，12亿美元将是该地区自2001年以来收到的最少援助（见图5）。特朗普政府在削减对外援助的同时，却将国防预算增加了9%。退一步讲，美国即便给予拉美援助，通常只是支持拉美公共服务和公用事业私有化，这进一步削弱了拉美国家政府在经济中的作用，与中国形成强烈的反差。

委内瑞拉驻德黑兰大使阿蒙霍特普·赞布拉诺说：“拉丁美洲国家15年来一直没有成为美国的后院，美国已经失去了以前在该地区的影响力。”美国伍德罗·威尔逊国际学者中心学者本杰明·克罗伊茨费尔特说：“对公共产品的国际投资一直是美国外交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但现在却不是。如果美国少搞一点霸凌和分化，多搞建设性合作，那么它就能更好地利用它在西半球拥有的外交资源和朋友圈。”现在有人将拉美比喻为“没有人的后院”，更加确切的表述应该是，现在的拉美是一个不需要依赖外部权力的拉丁美洲。美国虽然在拉美有太多的劣迹，但是也曾经倡导过自由贸易，加上军事力量以及倡导的人权，在拉美维持数十年地缘优势。如果美国要保持超级大国的领导力，请扪心自问，拉美国家为何欢迎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一边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一边是欺凌、强权，人们会如何选择？华盛顿应该记住这一点：指责别人的时候，最好先审视自己。

五、“一带一路”倡议如何重塑世界经济地理

“一带一路”倡议到2019年也只是一个只有6岁的“孩童”。6年中，《21世纪经济报道》用了4年的时间，完成陆上、海上丝绸之路五国，非洲七国，拉美十国的一线调研。我们看到过一棵棵结了果实的“树木”，而由这些树木组成的森林到底是什么样的？中国发起的“一带一路”倡议，到底给原有世界的地缘经济与地缘政治带来了什么样的影响与变化？

10多年前世界银行发表了《2009年世界发展报告：重塑世界经济地理》。这个报告传达的最重要的信息是“不平衡的经济增长”，呼吁发达国家“关注这30亿相互重叠的贫穷人口”，并提出一个解决方法——“制定出合理的政策，促进各地的生活水平逐渐趋同”。但2009年可能是发布经济地理报告历年中最糟糕的一年，那时全球正陷入金融危机的恐慌中，人们很难思考促进缩小南北差距的长期变革。

应该说，中国用行动做出了回应。2013年9月7日，在哈萨克斯坦纳扎尔巴耶夫大学，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首次提出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的构想，核心要义就是加强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建设。这是中国提出“一带一路”倡议的开端，中国愿意以自己的资金以及建设能力，为南北“互联互通”提供公共产品。

但同样是全球公共产品的提供，杜鲁门时期的马歇尔计划被认为是“美国的伟大”。这项计划的目标是重建饱受战争蹂躏的欧洲，目的是消除贸易壁垒，实现工业现代化，促进欧洲繁荣，防止共产主义蔓延。而“一带一路”倡议的受众绝大多数是欠发达与发展中国家。这个新崛起的国家所阐述的是“和平发展”与“对人类做出较大贡献”乃至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善意，却被一些不敢亮出真实底牌的人百般挑剔，甚至罔顾事实地污蔑，最终被扣上“新帝国主义列强”的帽子。这种行为既怯懦又虚伪。

经济地理侧重描述商品、知识和人口的流动性。长期以来，全球经济活动空间分布很不均匀，主要生产集中在富裕国家，因为资本与市场只青睐生产要素聚集的地区。生产要素聚集的最大的前提条件是流动性，而流动性最大的前提条件是基础设施的完善。正是因为很多欠发达国家缺少公路、桥梁、港口、航线、数字通信等，而全球经济发展的成果又不能自动惠及欠发达国家，所以经济活动的集中度越高，经济发展越不平衡。

虽然现在全面评估“一带一路”倡议还有些早，但是我们可以借助新的技术与统计方法，从密度、距离、空间三个维度来描述共建“一带一路”国家经济发展的地理变迁。比如，共建国家在人口聚集、商业活动地理空间以及海上货物流动乃至南北国家差距，在“一带一路”项目实施前后究竟发生了哪些变化。

1.“一带一路”项目的夜间灯光指数

对于绝大多数没有去过共建“一带一路”国家的人来说，采用语言描述或者数据统计，来说明“一带一路”项目正在如何影响低收入和中等收入国家经济活动，有些抽象。但是，通过夜间灯光指数观察则会直观而生动。

阿根廷中部（罗萨里奥）铁路沿线白天与夜晚对比强烈。夜间的阿根廷是一幅完全不同的画面，一条条铁路连接一个个城镇，夜间的灯光像一串串发光的珍珠，揭示商业是如何从铁路沿线流出的。像这样的基础设施项目有助于将经济活动，特别是将分散的农村与城镇的家庭和公司同遥远的市场连接，获得更广泛的客户。

中国是为阿根廷基础设施融资最多的国家。从2012年至2018年，仅为阿根廷的国家铁路系统改造就提供了48.7亿美元，分别为1500公里的贝尔格拉诺货运铁路改造（24.7亿美元），以及1626公里的圣马丁铁路改造并扩建项目（24亿美元）。2013—2018年，中国在五大洲参与了上千个类似基础设施项目的投融资，涉及公路、铁路、桥梁、隧道、港口和机场等领域。

汉诺威莱布尼茨大学宏观经济研究所，多年来研究全球国家与地区间的不平等，他们使用了一种不寻常的方法生成的数据——夜间灯光指数来衡量不平等与收入差异。美国空军国防气象卫星每天绕地球14圈，并在夜间用传感器记录地球表面的光线。根据卫星拍摄的图像，他们收集遍布全球3.2万个地区的数据，采用独特的夜间光线地理分布的照明指数计算基尼系数，以衡量区域间的经济不平等。现在世界各地的许多经济学家都在使用这种数据研究经济活动，因为夜间灯光指数与GDP及其他重要的宏观经济指标显示出相当强的相关性，据此可推算出包括工业生产和国家级的信贷增长。

他们在此基础上深入研究中国“走出去”项目地点的数据变化，这些数据覆盖世界138个低收入和中等收入国家，精确定位在6184个地点实施的3485个开发项目，进而分析这些项目与发展中国家经济活动扩散效应的关系。研究结果令人鼓舞：中国在五大洲的各种项目，特别是交通基础设施连接性的项目，正在遏制所在国家地区间经济差距的扩大，进而减少了发展中国家间的不平等，有助于解决全球不稳定。

该课题组公布了使用夜间光强度的高分辨率卫星图像所显示的中国项目的互动高清照片，让我们能够在可视画面上看到“一带一路”项目的全貌。这是在地球夜晚所看到的另一个故事：“一带一路”正在驱散世界最不发达地区的黑暗，带来光明；地球城镇新增添的灯光以及连接它们的交通网络，揭示了整个星球上人类定居和活动正在发生新变化的格局。

这项研究比较专业，是通过追踪分析新建基础设施的特定区域，或者一定区域范围内夜间光强度的变化，计算出人均GDP和人口数量的乘积，观测人口密度和经济活动的关系变化（将国家和国家以下各地区夜间光强度与国内生产总值之间设定一个约为0.3的弹性系数）。他们的研究发现，有中国资助的交通基础设施项目的地区与没有的地区相比，境内经济活动的扩散程度更大。一项特别的发现是，关于交通基础设施与教育相互作用的系数大得令人难以置信。此外，他们将一个接受中国援建基础设施较多的地区与一个只有少部分援建的地区做比较，发现前者GDP增长率提高了5.1个百分点，而后者仅提高了0.5个百分点。

他们所收集的数据虽然并不完全，特别是缺失2017年以后的数据，但并不妨碍这项研究最终得出几项重要结论。

第一，从全球很多国家，特别是那些低收入和中等收入国家夜间灯光的地理分散可以看出，中国在共建“一带一路”国家的基础设施“互联互通”投资，产生了经济溢出效应。

第二，国家以及国家以下地区夜间灯光的地理分散也告诉我们，经济增长的成果正在从狭隘地域向更加广泛的地区扩散，正在加速经济活动的全面扩散。

第三，中国正在帮助发展中国家摆脱大多数经济活动集中在少数城市的不均衡困境，从而拉平了经济活动的空间分布，有可能缩小东道国内部的地区经济差距。

第四，中国在世界各地援助建设的基础设施项目，减少了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定义的“社会”和“经济”（包括运输部门）以及教育和卫生领域的不平等。

第五，中国的发展项目缩小了脆弱和易发生冲突的国家内的空间不平等，将对这些国家的政治稳定产生有利影响。

这项“一带一路”项目如何影响低收入和中等收入国家经济活动的地理分布的研究非常有意义。

2.“一带一路”倡议重塑全球贸易与航运

在观察“丝绸之路经济带”后，再看“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一带一路”对贸易以及航运产生的影响，虽然难以用量化指标评估，但是，以直观的感受来判断，当大西洋沿岸西部的喀麦隆也加入国际贸易航运的队伍中将会发生什么？为了使克里比深水港发挥连接原材料、农产品乃至制造业与全球市场的作用，喀麦隆还修建了连接克里比深水港的道路，以改善连通性。喀麦隆政府致力于基础设施的修建，2015—2017年，其经济增长率高于世界平均增长率。

根据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的统计，“一带一路”倡议实施后5年间，中国参与了34个国家42个港口的建设和运营。这些新建港口的1/5在非洲。往常，非洲在国际贸易体系中的地位经常被简化为统计数据：不到国际贸易的2%。但是，当这个广阔大陆开始投资修建铁路，例如连接肯尼亚、乌干达、卢旺达和南苏丹的标准轨道铁路与港口，当非洲修建更多的电站，让70%的非洲人获得电力供应，保障已经建成的上百个工业园的生产，非洲定会将更多的资源型产品、农产品以及工业加工产品运往亚洲与欧洲，促进贸易增长。

此外，中国“一带一路”倡议下的各种项目，有可能通过增加对原材料和半成品及成品的需求，促进海运贸易增长。该倡议的基础设施发展需要大量的建筑材料，包括干散货、钢铁产品、水泥、重型机械和设备。通过增加拉美国家基础设施建设，将制造业或者农业与全球市场联系起来，可以促进贸易的增长，从而促使许多国家经济增长。

在非洲和拉丁美洲，处于大西洋、太平洋沿岸的数十个欠发达国家像喀麦隆一样修建深水港，众多的国际贸易航线正在开通，必将重塑全球价值链中重要的国际贸易流向。根据荷兰国际集团（ING）的智库对“一带一路”的贸易促进效果的评估，“一带一路”倡议的基础设施互联互通规划陆续完成后，可为世界贸易带来12%的增长。

一目了然的是，在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进行大规模的基础设施建设，需要更多的钢铁、水泥。仅阿根廷贝尔格拉诺铁路改造一个项目，就需要将107台机车、3500辆车、16.5万吨钢轨、230万根钢筋混凝土轨枕（一根钢筋混凝土轨枕重量在60~100公斤）从中国海运到阿根廷。中国为共建国家新建或升级的基础设施还包括公路、桥梁、隧道、管道、港口与机场等，当然还包括发电站、电网以及大坝等水电控制设施。

另外，“一带一路”正在向共建国家制造业转移，会产生工业园区的物流配送。这些建造工业园的发起者很多是中国企业，所以这些工业园与国内企业有着血缘关系。目前中国在非洲建成、在建或筹建的工业产业园约有100个，其中30多个已经开始运营，入园企业近400家，累计投资额近50亿美元，总产值约130亿美元，初步形成了产业集聚效应。将工业园制造业与全球市场联系起来，可以增加所在国的国际贸易量，也会促进这些国家的经济增长。

海运是国际贸易和全球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按价值计算，全球贸易量的80%以上由海运完成。2014年是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一年，发展中国家贸易量首次超过发达国家。这一赶超只用了20年。2000年，发展中国家的贸易量约占世界贸易总量的三分之一，而后迅速增长，到2014年占世界贸易总量的一半。发展中国家在国际贸易中所占比例越来越大的关键因素，是南南贸易即发展中国家之间的贸易的快速增长。

根据联合国《2018年海运报告》的数据，2017年国际海运贸易势头强劲，运输量同比增长4.0%，是过去5年来增长最快的。其中发展中国家继续为全球海运贸易做出重大贡献，占据大多数全球海运贸易量的流动，无论是出口方面（货物装载）还是进口方面（货物卸载），发展中国家分享了世界商品海运总量的63%。这种转变显示，发展中国家已经参与全球或者区域价值链战略的重要部分，已经成为全球海运贸易的主要推动力。相比之下，发达国家只占世界海运进出口货物量的34%（货物装载）和36%（货物卸载）。

上述两个案例只是从两个维度观察了“一带一路”倡议的正面影响，全面的评估需要更长的时间与更多的资源。英国经济与商业研究中心在《2019年世界经济排行榜“一带一路”专项研究》中，大胆地为“一带一路”倡议做了一个长期的预测：到2040年“一带一路”将使世界生产总值每年增长7.1万亿美元。换言之，预计从2019年到2040年，世界生产总值年均增长率将提高0.2个百分点。报告还预测，2040年将有56个国家的年度国内生产总值有超过100亿美元的巨大增长。报告反映了“一带一路”不仅在扩大基础设施的规模，还在促进世界各地贸易的潜在收益方面有特别重大的影响。

3.“一带一路”倡议与南南合作

在得出结论之前，我们先观察两个现象。

一是观察当今世界与国家各自处于什么样的生存状态。

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显著区别是，前者已经处于后工业化时期，服务业也就是商业为主要产业，而发展中国家则大都处于工业化（制造业）时期，有些还处于农业时代。如果追根求源，这些发达国家中大多有殖民或者战争侵略与掠夺等不光彩的历史；发展中国家绝大多数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新独立的亚非拉国家，也包括东欧一些国家，虽然政治上已独立，但是工业基础薄弱，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与发达国家差距巨大。

二是观察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之间的经济存在多大的差距。

首先，发达国家人口仅占世界人口的24%，却拥有世界工业总产值的90%。国外一些经济学家估计，如果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率每年保持在5%，发达国家增长率保持在2.5%，发展中国家要赶上发达国家，还需要150年。

其次，进一步寻找“一带一路”倡议的足迹。截至2018年底，加入“一带一路”倡议的经济体已经有122个，绝大多数是收入较低的发展中经济体。在这122个经济体中，除了奥地利、希腊、意大利、新西兰、澳大利亚与葡萄牙这些发达国家，其余都是发展中国家。表2、表3给出了加入“一带一路”倡议部分国家的人均年收入，2017年奥地利人均年收入为39880美元，约是莫桑比克人均年收入419美元的95倍。

100多年来，就发达与欠发达而言，可以说基本没有变过，唯一变化的就是中国。中国虽然与高收入国家的人均收入尚有差距，但是已经是世界第一大贸易国、第一大工业产品生产国。

在中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之前，国际体系中有两种类型的发展合作，即南北合作与南南合作。南北合作的基础是发达国家有义务协助发展中国家，因为很多发达国家曾经是发展中国家的殖民统治者，它们承诺将其国民总收入的至少0.7%作为发展援助提供给南方国家，但不幸的是，目前只有少数几个国家在兑现这一承诺；南南合作，基础是发展中国家之间的情谊——团结、互利、平等，而没有义务，因为它们之间没有殖民时期的债务需要偿还。

在此不对南北合作与南南合作的成效进行评估，世界上目前仍有75%的国家处于不发达或欠发达状态。由发展中国家组成的77国集团为促进发展中国家集体的经济权益与加强经济合作和技术合作，进行了半个世纪的努力，已经说明了问题。

中国作为新兴的大国，以“一带一路”的创新模式，扛起南南合作的大旗，应该获得的是掌声而非指责。但是在“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后，西方世界再次被震惊：南南合作一直被认为是南北合作的小弟，突然有人大手笔宣布设立总额达51亿美元的两个新基金以协助其他发展中国家，是极具冲击性的。2015年，中国宣布将提供31亿美元，设立“中国气候变化南南合作基金”，以帮助发展中国家应对气候变化。之后中国又宣布，将设立另一个首期为20亿美元的南南合作援助基金，支持发展中国家落实2015年后发展议程。

中国所承诺的南南合作举措，只是希望为南南合作、为人类做出中国的贡献，却被认为是国际关系中的“游戏规则改变者”。人们自然会比较，31亿美元的中国气候援助超过了美国根据《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承诺捐给绿色气候基金（GCF）的30亿美元（但尚未完全交付）。至于20亿美元则用于南南合作和执行联合国通过的2015年后发展议程，议程的核心是可持续发展目标。这一基金有可能帮助发展中国家相互学习发展经验和做法，并在政策和行动方面实现跨越式发展。这是一个展示南南合作能否像南北援助一样做出积极贡献的绝佳机会。

无论西方世界怎么解读，发展中国家人口占世界人口的76%，将发展中国家团结在一起，是自强不息的伟大开拓性举措，具有平等互信、互利共赢、团结互助的特点，可以帮助发展中国家铺平发展和繁荣的新道路，形成新型南南发展合作知识话语体系，为促进区域和全球发展做出重大而有意义的贡献，也是对世界经济与政治地理的最大重塑。

虽然“一带一路”在某些国家的项目遇到一些困难，但互联互通是世界一体化的大势所趋。好消息是“一带一路”倡议在欧洲腹地开花，2019年意大利成为第六个正式加入“一带一路”倡议的西方发达国家，是继希腊之后“一带一路”打开的通往欧洲的第二扇大门。这让人联想到，罗马帝国在公元前450年至公元150年修建了382条大路，最终连接了英国、非洲和中东，该道路网建成部分约8万公里。罗马道路的建设最初是出于军事用途，而“一带一路”则是为了使世界各地的贸易变得更加便利。论事不可趋一时之轻重，当思其久而远者。我们有理由期待“一带一路”的下一个5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