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东京监狱回忆少年时代

前文写的那些事，揭示了我孩提时代的境遇即背景情况。我就生长在那样一个悠闲而愉快的环境里，总有无穷无尽的各式娱乐活动。现实中的快乐和对即将来临的快乐的期待，让我的童心陶醉，对母亲劝我向学之事全然不放在心上。尤其是没有现在这种普通教育制度，村里没有谁愿意像老一辈人那样做学问，就算是孟母也没有办法。村里的孩子们都玩，不玩的时候就帮父母干农活，就这么个风气，所以我完全沉溺在游玩里，废寝忘食地玩。天气好的时候就去野外玩耍，再没有比这更愉快的事了。到户外去与自然为友玩耍，这几乎是我的生命。所以，照母亲要求的那样猫在家里学习，那对我来说简直是无比痛苦的事。但是，最终我还是不得不认真学习了。

在我七八岁的时候，平生第一次被带到习字先生那里去。那个先生是专门负责祭祀氏神的神官，祖先曾世代做骏河守，他住在一个叫作“对面”的聚落里。我每天都去他那里学习写字。先生首先把“伊波吕”假名字母写个样本，我照着在习字本上摹写。说是写了四五页纸，其实也就是胡乱涂抹之后，吊在绳子上晾晒，那时也没有钟表，在等待墨迹晾干的时间里我就玩。虽说是“寺子屋”式的学堂，但是学生只有我一个人，所以非常无聊。可是，如果一直躲在外面玩耍是要被训斥的，于是我就假装在练字，胡乱涂鸦玩耍。如今，在小学校会教授绘画课，绘画课也是学习内容之一。可是，在我小时候的情况完全相反。当时，有句告诫人的俗语，“画人偶的孩子会让人抓头”，意思是说小孩子上课时不好好练字，而是画人偶玩，这样的孩子长大之后会丢人现眼，最终会成为让人抓脑袋感到焦头烂额的人。孩子画画儿，会被认为是涂鸦，从而受到严厉的责骂。但是，因为只有我一个人，所以无聊了就会画着玩。我还记得自己都画了些什么。我画的是老爷出行图。对此，我有必要做个简单的说明。现在孩子的理想是当兵做个大将，身穿挂满勋章和金色绶带的军服，坐在高头大马上指挥军队。那时孩子无限憧憬的理想，和现在孩子的幻想没有太大的差别。我小时候最喜欢玩打仗游戏。学着武士的模样，腰插两把刀，当孩子王领着大家玩。当时，我画老爷出行图来玩，觉得非常有意思。也正好是在这个时期，我曾被母亲领着去参拜过老爷出行的场面。现在回想起来，那个所谓的老爷出行，是指明治维新前德川幕府征伐长州藩时，各地大名打仗回来，行军路过我们那里时的事情。和如今的军队行军不同，从前的大名行军路过某地时，场面非常盛大。大名穿戴着漂亮的盔甲或者身披红色披风，头戴作战用的斗笠，骑在马上，身后跟着几名家臣，扛着枪或旗帜，威风凛凛地列队通过。这种新鲜的感觉在我脑子里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所以就把习字的事撂在一边，画老爷出行图来玩。像这样，我虽然去神官那里学习写字，但什么都没有学，成天只是在玩。而且，我觉得跟画画相比，还是在大自然里玩更愉快。所以，我总是找各种各样的借口，想方设法逃学。母亲认为把我放在家里是不行的，就断然把我送到本山寺属下的一座寺院里去了。

我被送去的寺庙叫作遍照院，住持是一个名叫寂忍的温厚而亲切的老僧。偌大的寺院里，只有他和一个名叫荣助的纳所（烧饭僧）。偶尔也会有来做客的僧人，但多数时候加上我也就3个人。当老僧外出做法事或主持葬礼时，就剩下我和老者荣助二人，所以会感到非常寂寞。荣助原本是个船老大，对社会上的事情非常了解。老僧不在家时我就不练字，让荣助给我讲各种他自身的经历或者老故事。他除了做饭扫地之外也没有别的事可做，所以也总跟我聊天。可是，庙里的气氛阴森森的，佛堂里总是充满了香烛味，让人觉得很不舒服。这绝不是孩子该待的地方。天气好的时候，我也会去庙外面玩，但是不可能有在家里玩耍时的那种快乐了。在这一时期我很悲观，多年之后我都没能清除这种阴影。从那时起我就不以一个人独处为苦。可是，我偶尔回家一次，就再也不肯回庙里去，但被母亲呵斥后，最终还是抹着眼泪回去了。客僧来访时会很热闹，但有时会被欺负，觉得很不舒服。

在寺庙里，除了习字外，我还要学习朗读《孝经》。我在孩童时期有个毛病，老师教过的书本内容，一两次我就记得住也读得出来。但一旦拿到自己的课桌上来读时，就全都不会读了，忘得一干二净。这毛病一直持续到十四五岁，所以，尽管在寺庙里待了一年，《孝经》的学习完全没有进步。如此说来，不是所有的事都像这样忘得一干二净了吗？其实并不是这样。别人讲过的话，听上一遍我就绝不会忘记。从荣助那里听来的故事我全都记得。只有学习朗读古文时，因为完全不懂其意思，只是在短时间内记得住，很快就忘记了。忘性大这件事，是我在孩童时代厌学的最大原因。即便是现在，如果读晦涩的书或听无聊的演说，我会立马睡着。

大村绫夫是津山藩的儒学者，和箕作等人一样，是圣堂出身的汉学家。那时，这位有名的大村先生就在本坊寺教授汉学。本坊寺同属本山寺系列，是幕府时代有官印的寺庙。于是，我首先回到家里，每天从家里去本坊寺跟大村先生学习。在本坊寺有三个小和尚和三四个学生，所以有玩伴。但是，那里的住持脾气很大，容易发怒，为一点小事就会用烟管头砰砰地敲孩子们的头，很可怕。但是，我是大村先生的弟子，并不直接受教于这个老僧，所以不会像别的学生或者小和尚那样被训斥，我记得只被老僧骂过一次。

我跟大村先生从《中庸》开始学习诵读四书，但也只是跟他学过，一点都记不住。回到家也不复习，也没法复习。除了诵读外，大村先生还讲解《十八史略》和《外史》。所有的孩子都要听他讲课。他讲的是我们不曾读过且没有能力阅读的书本内容，我们屈膝跪坐着听两个多小时的课，脚疼得受不了。有时会打盹，但要被老和尚骂。这与其说是每天在接受教育，毋宁说是在遭罪。但是，那个时候的教育大体上就是这个样子，不符合常理的事很多。后来自己再读这些书籍时，有时会心想：哦，原来大村先生说的就是这里！但这也不过是个别地方而已。大村先生温厚笃实，人品高尚。先生非常讲卫生，往往一边上课一边掏耳朵或清除指甲里的污垢，然后扔进烟灰盒里。先生讲课时仪表整洁，非常安静严肃。他的声音爽朗轻快，非常好听，像是听音乐一般。而且，先生对学生很亲切，我一次都没有被他骂过。我在本山寺上学时，世事渐渐地发生了变化，在“山之上”村要兴建学校了。

在明治维新时，统领日本思想界的一大势力乃是汉学。如果深究起来的话，维新大业乃是人类进步的结果，是时势使然。尤其要说的是，此乃受欧洲文明的滔滔大潮激荡所致。但是，这些在维新革命时充当大任、推动维新大业成功的有识之士们，乃是当时主张尊王攘夷、企图颠覆幕府的各藩的汉学家。在当时，他们从浅见絅斋的《靖献遗言》、赖山阳的《日本外史》中吸收改革思想。在明治维新前后，在思想界执牛耳并指导天下志士的人，比如藤田东湖、吉田松阴，他们的思想都来自汉学。像这样，若说明治维新完全是由当时汇聚在汤岛圣堂的学生们所成就的大业也并不为过。如此，维新大业主要是经汉学者之手达成的，所以维新后新政府一成立，那些参与这一事业的汉学者都身居要位。与此同时，汉学也开始复兴。这是理所当然的结果。而且，在冈山有西薇山（毅一），在美作有山田方谷，他们都大张旗鼓地讲授汉学。在东日本，冈鹿门、三岛中洲、中村敬宇等人开设汉学私塾熏陶天下青年。在维新时，为国事奔走的汉学家安达清风到我所在的郡来做郡长，在位于津山东北边的旷野从事名为“日本原野”的开垦事业，并在那里建了汉学私塾。山田方谷主要来我们郡教授汉学。汉学复兴、农家孩子被召集起来学习汉学，还有一个原因是很多有知识的武士阶层人士一时间涌到民间来定居。为何为数众多的士族跑到民间来呢？滨田藩趁着维新时的混乱状态，把原本属于幕府领地的我的家乡霸占为自己的领地。这滨田藩主原本是石州的城主，在维新革命中被打败，于是就烧掉城池，逃到美作来了。这时，原本属于幕府的天领地被该藩夺走。而且，在我们邻乡筑起了城楼，征集新旧领地上的人民来整理地盘。很多藩士因为没有地方居住，就被分配到各村，让他们住在村民家，一两年之后，在每个村子里都建起了一定数量的房屋，让他们在此定居。在我们村里就分配来四家士族和农民同住。这是官府的命令，所以不可能向他们收取房租，倒是我们还要给他们提供各种物品，或者借给他们家什等，非常麻烦。他们依然从藩主那里领取禄米来维持生计，出门时还佩戴两把腰刀。但是，他们已然没有了任何威风，对老百姓也很客气。

如此，无论是在哪个村，都有很多士族与农民一起生活。而且，他们的兴趣爱好与农民全然不同。纯朴的农民们没日没夜地勤勤恳恳地劳作，可是士族从不做任何有益的事，饱食终日，穿得光鲜亮丽，做他们自己喜欢的事，成天游手好闲。所以，对农民的思想以及对当地的风俗人情都带来了很不简单的感化。其影响分为好和坏两个方面。一方面让农民的精神状态起了变化。农民们觉得自己之前很傻，于是就怀疑社会组织结构，结果就养成了凡事敷衍了事的毛病。他们一味地模仿士族的外在生活方式，从而陷入竞相追逐华美之弊。总之，让人觉得士族与农民杂居这事至少破坏了农民原本平静的生活。但是，若换个角度来看，士族也带来了好的结果，这一事实不容忽视。这在教育方面就可以得到确证。换言之，这些生活在我们中间的知识丰富且过惯文明生活的士族男女老少，与我们几乎是同等交往。这会给我们带来各种知识上的益处，尤其是青年农民与他们接触，精神受到冲击，遂生发奋向上之志。士族阶层为农民注入了文明的空气，赋予他们培养理解维新革命事业能力的资质。农民子弟也打算研究汉籍，最终在“山之上”村建起了汉学校。不用说，这是当时的大势所造成的结果，但是，士族去民间扎根定居一事则成为直接的刺激。而且，直接担任教育工作的就是他们这些士族。其实，那时的学校还非常不完备，只是把农民子弟招来，教他们认字和朗读而已。我也在这个学校学习了一段时间，也学过朗读四书。但结果相同，还是什么都没有学到，还是什么都记不住。我在精神上更加痛苦，也体会到了艰辛，更加觉得自己不适合做学问。翻过登明岭就是诞生寺，“山之上”村就紧挨着诞生寺。学校就设在村子寺庙里。我记得在那个学校读书时，曾流行一个很有趣的迷信。当时，按照政府的命令，所有的农民都剪去了头发。孩子们也被剪成了平头。但是，一则恐怖的传闻在四处扩散，说是长着高鼻子、满脸红色络腮胡的毛唐人会使用魔法让剃平头的人昏迷，并抢去他们的财物，吮吸小孩子的鲜血。于是，来上学的孩子们都赶紧在头上梳个酷似蜷曲着的蜻蜓模样的发髻。关于毛唐人有各种各样的传言，这给西洋人造成了各种麻烦，当时的明治政府对此也感到很棘手。

“山之上”村的汉学校只维持了很短一段时间，不久后就建起了小学校。这是一所在成立小学校的名义下设立的汇集了几个村的孩子们的教育机构，学校利用诞生寺的一幢建筑物做校舍。从年龄上说，我已经不适合做小学生了。另外，家里也必须让我帮忙干农活，不能总是去上学。再说我自己对学习毫无兴趣，反而觉得是桩苦差事，所以并不渴望上学。但是，巡回训导（相当于现在的学校视察官）来到我家，说是我们羽出木村一个学生都没有，这于政府面儿上不好看，拜托村里一定要送孩子去上学。于是我就成了小学生。十四五岁的少年读小学一年级，学习诸如丝、犬、家、猫这些词汇。我们班的级别属于一级，班里有从十四五岁到十七八岁的青年。但是，所学内容和教学方法完全是新式的，所以大家都非常热心地学习。内藤、长井两位老师教我们。内藤老师是一位青年人，但他的算术很厉害。我们央求两位老师，主要采用夜课的方式跟他们学习算术和《舆地志略》等。我在这个学校利用晚自习时间学到了西式算术中分数的初级阶段。我上了小学之后，才第一次感到了学习的乐趣，所学的内容我都懂。能听懂授课内容，这给了我极大的快乐。我总是做年级的级长。在那所汉学校里，有的孩子四书五经读得很好，可小学的课程不如我，我总是名列前茅。我的算术成绩尤其好，全校没有谁比我口算能力更强。算术成绩好给了我极大的勇气，其他科目的成绩也渐渐地上来了。有一次，和弓削小学联合考试时，巡回训导也来了。我的口算成绩最好，还得到了奖品。说是奖品，其实也就是一支价值一钱左右的铅笔。尽管如此，能得到奖品我还是很开心的。我在这所小学读书时，因为信口说了句大话，结果招来了莫大的嘲笑。那是发生在某夜晚自习后（我们都在学校住宿），我在跟友人聊天时也不知是哪根筋不对了，说了这样一番话：“与其在这种乡下学习，还不如去东京上大学……”但是，这不切实际的想法在别人看来不过是吹嘘自己的大话，荒唐得很。我还记得自己最后遭到了同学和老师的嘲弄。但是，被当作一时笑料的这件事对我来说倒是个很好的刺激。大家都对我的豪言壮语冷嘲热讽，但有一个人却很同情我的遭遇。这是一位叫作赖子的女同学，她是年级的级长。我和她特别要好。但我前后只在这个小学读了100来天的书，所以与这位对我表示了同情的可爱朋友的交情也就自然而然地中断了。赖子的哥哥与我同岁，是汉学校里的朋友，所以，能和她交往也是极其自然的事情。她是一个大酒厂老板的女儿，头发乌黑，鼻梁挺拔，眼睛大大的，长得非常可爱，是乡下少见的漂亮女孩儿。而且，她性格温顺，既可爱又亲切。放学后，我们往同一个方向回家，所以总是结伴回去。她如果先走一步，一定会打开她家厢房的拉门等我经过。见我过来了，她会一直看着我，开心地对我点头微笑。我也总会同她说两句闲话后才道别。赖子在同我讲话时，动不动就会脸红，我也觉得脸热辣辣的。赖子和我之间的友情十分温馨，但我不知道自己辍学后她怎么样了。但是，她的人品、模样和家境都无可挑剔，学习成绩又很好，她一定嫁了个好人家，过着幸福的日子。我在那之后潜心向学，最后离开了故乡，我们之间也不曾通过信，但是，每当我想起小学时的事情，一定会想起赖子，她那亲切可爱的脸庞会浮现在我的眼前。我在心里祝福她一生幸福。再也没有什么比回忆起儿时的朋友更令人怀念的了，尤其是像对我无比亲切的赖子这样的朋友。

世界从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在母亲热心地要我好好学习时，我讨厌学习并找出各种理由来逃学。但是，就在我稍微懂得学问的妙味，觉得很有趣，自己主动想要学习时，因为家里的状况，我不能继续上学了。在这个时候，我才第一次发现了自己。在那之前的十四五年间，我只是糊里糊涂地活着，完全是时代和环境的奴隶，一切听天由命。虽说小学生活极其短暂，但的确是头一次意识到了自我。换言之，那是个人的独立自主心萌发的时期，也因此引发了我人生中的第一次革命。如今，我来剖析当时的心理状态，或许会成为今后理解我走过了什么样的人生道路的密钥。关于我小时候厌学这事，如果现在深入心理状态来研究的话，会明白这既不是我任性的结果，也不全是因为我觉得玩耍更愉快这个理由。因为那时学习没有任何进步，所以我觉得毫无意思，学习就像是背负重物走远路。故而，我认为自己小时候不爱学习，这与其说是我的罪行，毋宁说是我天性中的缺点使然。如果换个角度来看的话，也可以说是因为当时的教育制度不适合我这种愚钝者。此外，我和其他的孩子相比，抽象知识的发育既晚又不足。孩子的教育从来就像养小鸡仔一样，放在一起来养是弄不好的。人的大脑，正如长相一样是各不相同的。教育也同样如此，必须因材施教。在苏格兰爱丁堡大学，一个年级的学生数控制在10—15人。福禄贝尔、裴斯泰洛齐等人作为教育家，之所以能蜚声世界，就是因为他们深谙此道，并能很好地付诸行动。我童年时代的心理处在一种跛脚状态，也就是说大脑似乎有缺陷。学习《大学》《论语》的朗读，不能长久地记住，很快就忘得无影无踪。但是，对于日常一般的事情则与其他孩子没有什么两样，反倒是比别的孩子记得更牢。学习朗读时我记不住，说到底还是因为我的脑子缺少抽象性趣味。即便说我并非完全欠缺这种能力，但我童年时期在这方面的能力发育也较晚，所以，无论如何也不能机械地记住不解其意的朗读内容。即便是今天，我对哲学也没有太大的兴趣，不喜欢流于抽象性的空想，所以，也讨厌那些独断性的学说。看来，我童年时代的这种倾向在无意识中更加强烈。人的大脑组织是非常巧妙的，完美的大脑并不多见。人们常说某人记事记得牢、某人记性好。但是，记忆也分很多种类。有人擅长记数字，有人对日期或历史事实记得很牢，而有些人则是过目不忘，比如从事音乐的人特别长于分辨声音并牢牢记住。记忆的种类繁多，但人各有所长。耳朵上有两万多个神经连着大脑，这些神经分担着辨认两万多种声音的任务。耳朵具有在一秒钟之内分辨出8—40 000次震动的能力。而眼睛在一秒钟之内，可以8次将映在眼里的东西转换成照片并传送给大脑，大脑再将其刻写在记忆之中。人可以通过锻炼大脑来提高记忆的精准度。我在孩提时代就记不住抽象的东西，我还有个缺点，就是记不住别人的名字。看到别人的容貌，知道与其曾有过来往，但就是想不起对方的名字。在外语中把这种人称为“nomenclatura”，把只是记得住事物名字作为特别的记忆能力。美国的大政治家詹姆斯·吉莱斯皮·布莱恩记名字，尤其记人的能力很厉害。一生中，只要是他见过一次的人的名字都不会忘记。即便10年、20年不曾见面，再次碰面时他也一定叫得出这个人的名字，并款待对方。即便这个人的容貌已发生变化，他也可以通过声音或其他的特点记得牢牢的。如骨相学所示，大脑的每个部分都有各自特殊的职能，所以必须要好好保护大脑。有个让人感到恐怖的故事：在意大利，有一个非常温顺勤劳的矿工。某日，一大块煤炭掉在了他的头上，他受了点轻伤，一周以后他就痊愈了。但是，这位矿工的性情大变，变得非常狰狞。这种变化也实实在在地表现在他的行动上面。和以前完全不同，他打伤了人，甚至成了杀人越货的强盗，最终被关进了监狱。在意大利，切萨雷·龙勃罗梭和恩里科·菲利等著名的学者提出一种新的犯罪学，该学派的人也重新调查了这位犯人。经调查发现，在此人大脑的局部地方发现了煤炭渣，这大概是通过X光发现的，就赶紧将其取了出来。没想到这个令人恐惧的罪犯恢复了以前的性格，又成了一个温顺的人。如此性格上的剧变，就连矿工本人也觉得不可思议。但是，科学证明了因为煤炭渣压迫大脑才出现了这种奇怪的症状。不过，该学派的犯罪理论尚未被社会采用。不管这个理论有多么的正确，但如果被采用了，就会推翻之前的犯罪理论。也就是说，不可能承认意志的独立或自由。这也是今天英国派犯罪学家猛烈反对意大利学派的一个最大的理由。在我看来，这两方都有道理。意大利派的主张因为触及了社会问题的根本要害，所以最终必将取得胜利。总之，要爱护大脑，尤其是父母绝不能敲打孩子的头。

我在小时候，对于不理解意思的朗读，即便是记住了一点也很快就会忘记，但是，普通的事情我轻易就能理解，也能记得住。别人说过的话，只要听过一次就不会忘记。这种实际性的记忆力随着年龄逐渐发达起来，不逊别人。这种大脑的能力是从祖父那里继承来的。我的祖父是个记忆力非常好的人，毕生的见闻他都记得，甚至能背诵孩提时代朗读过的四书，从来没有出现过差错，他真是个头脑清晰的人。在他担任庄屋时，他做记录从不会写错字，这在郡里的庄屋中素有定论，所以向官府呈交的陈情书之类的公文都是让祖父来写。他的记忆力主要体现在实际运用方面，记住所见所闻是他最擅长的事情。看来我从祖父那里继承了些许聪明，从青年时期起，自己在见闻方面的记忆力逐渐发达起来。但我的头脑终究还是很浅薄，复杂的事我就理解不了。所以，我讨厌晦涩难懂的哲学，喜欢历史或社会学这类学问。现在，我要就我的脑子说几句。这是关于我对地理的记忆力和理解力胜人一筹的事情。比如，只走过一次的路我都会记得很清楚。连我都对自己的视觉记忆能力感到惊讶。此外，我读过的书中某个字或某段内容在第几页的第几行我都记得，所以能轻而易举地找到它们。我所具备的精准的视觉能力即观察能力让我喜欢上了旅游。我去陌生地方旅游，走在陌生的道路上会感到无穷的乐趣。我在上小学时发现了做学问的乐趣，而且自认为也能像别人一样做得出学问，突然想要学习了。但是，如前所述，家里的情况并不允许，我就当了农民。在那之后的数年间，我热心干农活。小时候，我喜欢看别人做事，也模仿他们来取乐，但是现在干活成了我的义务。自己实际干了才发现殊为不易，有时甚至还会发生令人痛苦的事情。但是，我老老实实地、热心地干农活，农民们做什么我也学着做。我既会编蓑衣也会打草鞋，既会用牛耕田也会伐木烧炭。割草、砍柴、插秧、除草，甚至放牛、驾驶马车我也都会做。这期间的经历非常有意思。我完全变成了一个地道的农民，每天都去地里干活，身体也变得非常结实了。这个时期从事农活为我后来刻苦学习和吃苦耐劳打下了基础。那时候，在与村里年轻人的交往中，体验到了很多无法用语言来表达的有趣的经验，所以，我不仅精通农活也非常了解农民的心理状态。

在那个时候，我在村里交到了两个宝贵的朋友。我从这两个好友那里得到了极大的愉快和益处。其中一人是横部松次郎，他是一个铁匠的孩子，与我同岁。另外一位是担任名为“对面”闾闾长的家本元泰（现名叫正武），他比我大三四岁。我与这两位成了莫逆之交。三个人能成为这样的好朋友，实在是奇遇。我们交往数年，一次都不曾伤过感情。三个人聚到一起时总是谈得高兴，甚至都忘了时间。我们三人的个性各不相同，境遇也完全相异。我们总是趣味相投，思想也倾向进步。三个人中，一个是手艺匠人，一个是神官，一个是农民。家本要年长些，有处世的经验，口才相当出色。横部原本是在城市长大的，谙熟世事，富于常识，是个人格圆满的才子，而且在他身上看不到才子所惯有的那种轻薄，实在是个优秀的青年。我木讷迟钝，和两位比起来无论在哪个方面都自愧弗如。但是，当时的我平生第一次有了求知的渴望，所以在学习方面确实要比两位胜出一筹。不管做什么，我在三个人中都是进取心最高昂的。两人都是我的前辈，所以我总是视他们为师友，积极寻求交往。我们三人总是相处和谐。有时，我因为与家本意见相左，会产生小小的冲突，但富于常识、素来爱好和平的横部会很好地充当调停，事情总会得到圆满的解决。横部的人品值得尊敬。他也总是心甘情愿地充当我们中的和事佬，所以，只要他在气氛就会很热烈，愉悦感总会油然而生。家本是个富于理性的人，说话条理清楚，总喜欢引经据典，讲一些让我们受益的故事。他还是一个重友情的人，后来他曾给过我许多帮助。像这样，他实在是我难得的畏友。我们三个人做什么都会凑在一起。有段时间，我们研究俳句、和歌等平民文学。横部的父亲精于此道，老人家为我们提供了极大的便利。在我们三人中，带来新知识的通常都是家本。横部也总对我们讲起从其父那里学到的关于平民文学的知识，他本人也发挥自己的趣味，在我们几个同仁之间大放光彩，他在创作上总是独占鳌头，而我总是躲在背后，无法和二位相提并论。但是，我很卖力，一心一意地学习。别人做一首和歌，我就做三首，尽管很拙劣，但我是以数量取胜，我什么都写，慢慢地就不输给这两位了。我们三个步调一致，过得有滋有味。自然，村民对我们的评价甚高，村里的长辈们对我们的言行也抱有相当的敬意。像这样，我们成了村里青年人的楷模，在移风易俗方面所带去的影响极大。我们还曾成立了一个叫作“诚道会”的储蓄组织，存过钱。我们三人作为朋友，一起找过各种乐子也做过各种游戏。但是，我们的游戏通常是一些很妥当的东西，要么是到野外去玩，与自然为友行乐，或者是待在家里沉溺于文学情趣之中。我们的爱好倾向于知识性，绝不玩那种相互间有直接竞争性质的游戏。我们不玩在青年农民间很流行的格斗、竞技、围棋和象棋等直接比赛输赢的游戏。所以，在我们之间丝毫没有夸耀胜利或为失败感到懊恼的事，也没有相互伤害感情的事。因为我们是朋友关系，所以我们要让友谊更加深厚，让我们完美的友情永远持续下去。我们三人尽管分别了将近40年，但一年四季总会互通音讯，一有机会就要相聚，重温旧情。横部现在津山町，在打铁之余也经营五金，取得了成功。家本仍在村里做神官，属于村民中的牛人。唯独我过着放浪的生活，常在异乡饱受苦难。我们三人过着如此不同的人生，毋宁说是极其自然的结果。之所以这样说，乃是因为他们两位与我的境遇完全不同。他们两个都是家里的长子，有固定的职业。然而，我是家里的次子。换言之，不同的境况让我们走上了不同的人生道路。乍见之下，在我们三人以三足鼎立式稳固的友情相交往的时期，若从家庭关系来看的话，我是不可能以同等立场和他们两位来往的。我总去他们两位的家里做客，但是我却不能在家里像招待客人一样来招待他们。所以，对他们两位我自然是退让一步，内心有几分自卑感。说起来这也是我们三个人的友谊得以建立并长久持续的原因之所在。倘若要讲起那个时期的经历，永远都说不完。那个时期我没有吃过任何苦头，过得愉快有趣也有些荒唐。我的家乡不但气候很好，风景也好，家乡的万事万物，一切莫不是为了惠及众生而存在。那段时间的确是我人生中的黄金岁月。那个时候我满怀光辉灿烂的希望，因此我的进取心也与日俱增，做起事情来心情舒畅。无论做什么几乎都能有所斩获。有时候，我如此猛烈的富有进取性的行动也许会让他们两位感到不快。但是，他们原本在经验和见识上都是我的前辈，又是家里的长子，自然度量很宽，凡事都一笑了之。所以，原本是落后者的我在进步。对我的进步，他俩当然是持欢迎态度的。我是家里的次子，总体上说来老二比较聪明，但也任性，气量窄。老二的个性容易偏激，心胸狭隘，且自私自利，为人冷漠。说到底这是家族制度造成的结果，因为老二、老三在家里的地位和继子差不多。但是，老二、老三总是追求进步，更富有进取心，有着想要取代长子的气概。长子总是集全家宠爱于一身，有时会被惯坏，往往会稀里糊涂的。尽管如此，和老二、老三比，长子的气量要宽些，天生就思虑周全，做事公平且很老成。从这个意义上说，他们两位都是长子，在知识经验以及个人成长方面都很完美，这使得我们三人的友情臻至圆满，且在锤炼我的性格方面给予了极大的正面影响。所以，直到今天我依然很庆幸能拥有这两位朋友。

究竟是什么事让我脱离农民生活而立志学问呢？其实，这也是让我改变命运的原因。我辞别故乡四海为家，于贫困艰难的逆境中在他乡讨生活。我之所以喜欢上学问，固然与自己随着年龄的增长而萌生起来的自我独立意识有关，也正如前面所述，是在小学里接受的实用性教育的结果。我小学辍学后，在和前面提到的朋友们交往时学到了很多东西。除此之外，我还自学。我随性乱读，读了《楚汉军谈》等各式各样的通俗小说。哥哥有一套标注了假名读音的《四书》，我拿来读了，还从家本那里借来种种书籍阅读。说到算术，我买来自学用书努力钻研和算，从差分均输到开平方、开立方我都掌握了。不过，这都是抱着好玩的心情来学的，换言之，只是作为个人兴趣的学习。但是，我在那时下了大决心要做学问。身为一介农民要以学问立身，实在是很大胆的事。放在今天，这不算什么事，但在40年前，不得不说这不只是大胆，简直就是莫名其妙的妄语。但是，我就下了这个决心。而且，时至今日，我依然清清楚楚地记得下这个决心时的情景。当时，作为农闲时的副业，我烧炭卖钱。当然，是砍伐自家山林来烧炭，所以并不需要本钱。把自己烧的炭拿去出售，所以是净赚。烧炭是一项技术含量相当高的活计，现在看起来很有趣，但亲自去做则不是一项容易的工作。有时候晚上都不能睡觉。把烧好了的炭装进草口袋时，全身上下一定会变得漆黑一片。但是，烧炭也好，伐木也好，这些经历也并非是什么稀奇的东西。因为去山里就知道，有很多人都以此为业度日，我不过是其中的一员。我把自己烧的炭装进口袋里，每天早上让牛驮6袋，我自己挑4袋，运到几里路开外位于大户的批发商店卖掉。一大早起来就去，所以通常会在10点钟左右回家。当时，在大户的“藏本”家（从前是作为贡米缴纳点的富豪）的厢房里，山田方谷开了一家私塾。所以，每次我来大户都能听到学生们朗读课本的喧哗声，能看到很多学生在开心地玩耍，不由心生羡慕。山田方谷是汉学家，也通晓数理知识，所以他会给学生讲授那时刚在社会上兴起的物理学课程。他发挥其汉学功力，让那些师范学校毕业的人颜面失色。像这样，藏本私塾在乡里很受好评，也激起了我对学问的兴趣。那正好是明治十年（1877年）正月下旬的事情。天还没有亮我就起床了，和平常一样，我让牛驮着炭，自己也挑一些，赶着牛出发去大户。但是，那天从早上开始滴滴答答地下起了大雪。因为没有带伞，从头到脚全身都沾满了雪。而且，装炭的口袋上也积起了雪，担子变得更加沉重了。面对如此状况，我感到非常痛苦，全身的汗都可以拧得出水来了。因为身体发热的缘故，落在身上的雪开始融化，衣服湿漉漉的。头顶上的雪融化后顺着脖子滑溜溜地流到了胸口，那种难受劲儿，现在想起来都还觉得浑身不快。而且，雪越下越大，情况变得更加糟糕，身上的担子越来越沉重，衣服也变得又重又冷。挑着近70公斤重的担子走几里路，原本就很累人，但这天早上感觉特别疲倦。到达藏本批发店时，肩膀简直就要碎裂了。那天和平常一样，从屋里传来学生们的读书声和谈笑声，颇有声势。就在这个瞬间，我突然想到，如果把忍受现在这种痛苦的精神用来学习的话，那一定会学有所成。而且在我看来，做学问即便也要饱受如此痛苦，那也一定要比烧炭驾马车等愉快得多。我断然决定要做学问。就这样，我暗自决定了要以学问为立身之道。为了学问，纵然比现在还要苦，我也在所不辞，我一定要功成名就让别人看看。就这样，我笃定了决心。此时，疲劳和不愉快立马就消失了，我感到无比的愉快。

我依然干农活和烧炭。但是，在下定了决心之后，我的日常生活状态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在那之前，学习于我只是消遣，而今成了有目的的行为，且激起了我数倍于此前的发奋之心。我想尽各种办法来学习。有时我去遍照院，让我以前的老师即那位老僧教我。但是，老僧对近来出版的书籍也弄不明白。在本山寺的茶屋里，有一位名叫佐吉的老头，此人很有学问，我甚至去找过他讨教小说读本方面的问题。在那一段时间里，我煞费苦心，吃了很多苦。和现在情况不同，那时自学非常不方便，母亲总是安慰刻苦奋斗的我。在我下定决心的那个早上，我一回到家马上就把自己的想法告诉了母亲，母亲半信半疑地接受了我的决定，但最后又对我表达了满腔的同情。她鼓励我并祝我成功。母亲在心里一定是为我的决心感到高兴的。在那时，我以一己之力对母亲尽了孝道。母亲从年轻时起，身心都受到了很大的痛苦。因为她过度劳累，一年年地衰老起来了。更要命的是，作为长子的哥哥品行不好。他卖掉田地，把钱花在女人身上。母亲感到了难言的苦闷，我总会安慰她。母亲是一个想得开的人，她绝不说抱怨的话。但是，对我做学问一事，她打心底感到担心。一两年后，当我告别故乡外出求学时，母亲想尽了各种办法，为我做了很多衣服，为我能健健康康地学习感到高兴。

可是，尽管自己下定决心要以学问来立身，但完全不知道从何着手，也找不到人商量，在异乡也没有自己的朋友知己。但是，决心不能因此而动摇。我苦心孤诣地想尽一切办法来学习。我最后做了弓削小学的助教。每月的薪酬为1日元，每天都出勤，负责一年级的教学。这下，我可以安心学习了。但是，毕竟我没有接受过正规的教育，当助教非常吃力。我请求老师给我讲解关于《日本外史》的评论文章。就这样，我在那里待了一年时间。

明治十一年（1878年）秋天，我辞去了弓削小学助教的工作，决定去位于津山的植月村观音寺。这是因为遍照院的老僧调到了该寺。而且，在这个寺庙里设有小学校，我去那里做助教，当然也是为了学习。我给大土井诚之助做助教，他是个很高尚的人。这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告别我那亲爱的故乡去到外地。告别生活了20年的故乡时，总是依依惜别的，尤其是和母亲分别让我非常难过。实际上，我从这个时候起才开始了纯粹的学生生活。因为是要独立开创自己的命运，所以对于前途有一种说不出的感慨。但是，因为我做过农民，不作非分之想，始终秉承农民之于庄稼的观念来营生度日。从某个角度来讲，这个观点有些跟不上时代了，但其结果却是不二的。爱山曾说我是像驮马一样的男人，此言正确。有人认为我是个胆小鬼，我也觉得自己是个胆小鬼。所以，在学生时代我不曾做过大胆出格的事。因为自己胆小，所以无论做什么事，如果没有经过深思熟虑，是不会贸然行动的；也正因为胆小，即便很痛苦，也容易满足现状，这给了我非同寻常的忍耐力。所以，胆小怕事一变而成为百般忍耐，无论遭遇了多大的困难都不会屈服，从这种能够忍耐困难的自信心里产生出一种勇气。在学生时代，我不曾在困难面前退缩过一步，总是采取进取性的方针。关于这些事，我会在后面讲述自己的学生生活时据实说出来。如今，在即将离开故乡之际，有一件事我得说说。那就是关于我的宗教信仰问题，这与我性格的形成有很大的关系。即便是在学生时代，也无法忽视我在故乡受到的宗教教育。

我家世代信奉天台宗，家里所有的人都信仰神佛。我受他们的感化，在孩提时代就培养起了信仰。那时，我总是被母亲或祖父带着去参拜神佛，虔诚地祈祷寿福，相信如果做坏事，就会受到神佛的惩罚。我孩提时代的宗教教育除了来自家庭日常习惯之外，还有更为重要的东西。邻居家有一本名为《三世相》的厚厚的古书，我曾数次借来让母亲或曾祖母讲给我听。这本书通过插图来阐明各种做人的道理，非常有趣。这本《三世相》在培养我的宗教思想上给予了巨大的潜移默化的力量。这原本是佛法方面的迷信思想，但是已经成了我的固定思想，至今在我身上仍有挥之不去的迷信观。这些都是从这本书上学到的，尤其是关于释梦的内容，即便是在今天，我明知它是迷信，但还是不能轻易地忽视这些解析。我认为给孩子的读物，必须要注意对书本的选择。我孩提时代的宗教观是神佛混杂的。而且，宗教会对农民的精神产生极大的力量，尤其是神道教强调神无所不在，人被严重束缚住了手脚。水里有水神，山里有山神。稍微有点头痛或是肚子痛，都要去神官那里，求他向神祈祷。于是，神官会做祈祷，并说这是恶神在惩罚人，或是碰到了金神，是神佛在作祟，云云。接着神官会用种种方法来安抚神灵，并送给祈者一道保护符。患者用水将符吞下，肚子疼就会止住。神官代替医生行医。这些迷信活动在我学生时代就已销声匿迹了。但是，其中的真理性的东西成为我的精神力量，它所宣扬的天道不杀人、生死是天命等信条，给了我的人生极大的自信和力量。

以上是我在故乡生涯中的一斑。关于我的求学生涯，容待他日再讲，今天就此打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