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章　科学中的问题中心和方法中心

近十几年来，越来越多的关注被投放到了“官方”科学的短板和罪过之上。然而，除了林德（Lynd）那精妙的分析之外，对于这种失败来源的讨论一直都被忽视了。本章试图展示，正统科学，尤其是心理学的诸多缺陷，其实是一种以方法或技术中心取向来定义科学的结果。

所谓的方法中心，我指的是，一种认为科学的本质在于其工具、技术、过程、设备、方法，而非其问题、难题、功能、目标的趋势。方法中心最为本质的形式，就是把科学家和工程师、医生、牙医、实验技术人员、玻璃工人、尿液分析员、技术工等混为一谈。方法中心在其最高级的智力层次上，常常将科学和科学方法混为一谈。

一、对于技术的过分强调

对于优雅、精致、技术、设备的过分强调，常常带来的后果就是，贬低了一般意义重大、至关重要、影响深远的问题和创造性。大多数攻读心理学博士的人都明白，这在实践中意味着什么。一个实验无论多么琐碎，只要在方法上令人满意，那便不会受到批判。而一个大胆、突破的问题，由于它可能是“失败的”，那么可能在还没开始之前就被批判致死了。的确，科学文献中的批判通常仅仅意味着对方法、技术、逻辑等的批判。在我熟悉的文献中，我不记得有任何一篇文章，会批判另一篇文章不重要、太琐碎、没多少意义1。

也就是说，一个越来越强烈的倾向就是，学位论文的问题本身不重要，只要论文完成得好即可。简而言之，论文无须对人类认识做出贡献。博士生们只需要知道自己领域内的技术，并且在其中积累足够的材料即可。好的研究概念也很重要，这一点很少被强调。结果便是，那些明显完全没有创造力的人，成了“科学家”。

在高中或大学的科学教学中，即较低的层次上，类似的结果也很常见。学生受到鼓励，把科学等同于直接操作那些设备，按照手册严格执行程序，总之就是跟随别人的领导，重复别人已经发现的成果。他们从来没有被教导过，科学家不同于技术工，也不同于科学书籍的读者。

这些论点很容易受人误解，我并不是在低估方法，我只是想指出，即便在科学中，技术也很容易跟目的混淆起来。只有科学的目的和目标，才能让其方法具有崇高而确证的价值。当然，职业科学家们必须关注其技术，但这仅仅是因为，技术可以帮助他们实现其目的，即回答那些重要的问题。一旦科学家忘记了这一点，他就会成为弗洛伊德所说的那种整天擦拭眼镜，但从来不戴眼镜、不用眼镜的人。

方法中心，倾向于把那些技术工、“设备操作员”，而非“问题提出者”、问题解决者推到科学统帅的地位。虽然我不想创造一种极端而不现实的二元分裂，但是我也可以指出，那些只知道怎么做的人，和知道做什么的人之间是有区别的。前者总是占大多数，他们必然成为科学中的一个“术士阶级”（priests），成为方法、程序或者说仪轨、仪式方面的权威。而这类人在过去一直令人生厌，现在科学成了一个国家和国际政策的问题，这类人就变得尤为危险。这种趋势有着双倍的危险，因为初学者们理解操作工，比理解创造者和理论家，要容易得多。

方法中心倾向于不加区分地过分重视数量关系，将其视为最终目的。这一点是对的，因为方法中心科学更强调如何论证，而非论证了什么。优雅与精确于是和中肯与意涵丰富对立了起来。

方法中心科学家，常常不自觉地倾向于让他们的问题适应于其技术，而非相反。他们一开始的问题就是，我能用我拥有的技术和设备去攻克什么问题，而非应该经常提出的问题：什么是最为重要，最为关键，我可以花时间去解决的问题？若非如此，我们如何解释这样一些现象：大多数平庸的科学家都会竭尽一生待在一个狭小的领域，这些领域的边界不是由一个有关世界的基本问题定义的，而是由一些技术设备的限制来定义的2。在心理学中，只有少数人会发现“动物心理学家”或“统计心理学家”这类概念当中的可笑之处。这些心理学家只要能够相应地利用这些动物或材料，那么就不需要再操心任何问题了。最终，这让我们想起了那个著名的酒鬼故事，酒鬼在找他的钱包，他不是在丢的地方找，而是在路灯下面找，“因为那里光线比较好”。或者又让我们想起那个医生的故事，医生给所有病人开同样的药，因为他只知道治疗一种疾病。

方法中心有一种强烈的倾向，即创造一种等级的科学，在这种有害的等级中，物理学被视为比生物学更“科学”，生物学比心理学更“科学”，心理学比社会学更“科学”。这种等级设想，只能在技术的优雅性、成功性、准确性上才能成为可能。但从问题中心科学的角度来看，这种等级是绝不建议的。因为，谁会认为关于失业、种族偏见、爱的问题，在本质上比星体、钠、肾功能的问题更不重要？

方法中心倾向于刻板地将科学划分成各个门类，在这些门类之间建起高墙，将其分为单独的区域。当雅克·洛布（Jacques Leob）被人问起他是一位神经学家、物理学家、生物学家还是哲学家时，他只是回答道，“我只解决问题”。当然，这就应该是一个更为常见的答案。而倘若有更多像洛布这样的人，那么这对科学是很有好处的。但是，这些良好的特质却受到了哲学的明确反对，以至于科学家成了技术工，成了专家，而非探索真理的冒险者，科学家更多地代表知道，而非困惑。

倘若科学家将自己视为问题的提出者和解决者，而非特殊的技术工，那么就会有一股潮流，让我们关注最前沿的科学动向，关注我们最少、最应该了解的一些心理和社会问题。为什么这些学科领域鲜有人往呢？为什么研究物理学或化学的科学家，比研究心理学问题的科学家多数十倍？让一千个聪慧头脑去制造更好的炸弹（或更好的青霉素），还是让他们去解决民族或心理治疗或剥削的问题，哪一种对人类更有益处呢？

科学中的方法中心论，在科学家和其他真理寻求者之间，在其寻求和理解真理的多种方法上创造了巨大的鸿沟。倘若我们将科学定义为一种对真理、洞见的寻求和理解，以及对重要问题的关注，那么我们必定很难在一方面是科学家，另一方面是诗人、艺术、哲学家之间做出区分3。二者可能关心的是同样的问题。当然，我们还是要做出一种语义上的真正区分，还有一点必须承认，即这种区分主要基于防止错误的方法和技术层面。然而，倘若科学家和诗人、哲人之间的沟壑不如如今这样难以逾越，那么这当然是更好的。方法中心只是将他们归为不同领域，但问题中心将他们视为彼此相助的合作者。大多数伟大科学家的自传都显示出，后者比前者更接近真理。那些最伟大的科学家中，许多人本身就是艺术家或哲学家，他们从哲学家那里收获良多，并不亚于他们从科学同行那里的收获。

二、方法中心和科学正统

方法中心必定带来一种科学正统，后者随后又创造出了一种异端。科学上的问题和疑难都很少被表述、分类、归入一种文档系统。过去的问题不再是问题，而是答案。未来的问题还没有形成。但是，表述和分类过去的方法技术则是可行的。于是，这些表述便成了“科学方法的法则”。它们被奉为圭皋，身上笼罩着传统、忠诚、历史，于是它们也成了对如今的束缚（而非仅仅具有建议性或帮助性）。在那些缺乏创造力、胆怯、保守的人手中，这些“法则”基本上成了一种要求，要求我们按照先辈解决问题的方式来解决当下的问题。

这种态度对于心理学和社会科学尤为危险。要成为真正的科学，这条律令通常意味着：使用物理学和生命科学的技术。因此，在心理学家和社会学家当中，我们倾向于模仿那些古老的技术，而非创造、创新出新的技术，发展的程度、科学家的问题、他们的材料必定不同于物理科学，因此这些新技术是必要的。科学中的传统可以是一种危险的“天赐”，忠诚是一种绝对的威胁。

科学正统的一个主要危险就在于，它倾向于封锁新技术的发展。倘若科学技术的法则已经得到了表述，那么剩下的就是应用它们。新方法、研究的新办法必然受到质疑，通常会面对敌意，比如精神分析、格式塔心理学、罗夏测验。遇到这种敌意，或许部分可以归因于一个事实，即新心理学和社会科学所需要的一种整体性、综合性的逻辑、统计、数学尚未被创造出来。

一般而言，科学的进步是合作的产物。否则，有限的个体怎么可能做出重要甚至重大的发现呢？倘若没有了合作，进步就会陷入停滞，直到某个不需要帮助的伟人出现。正统意味着，拒绝帮助异端。由于只有少数人是天才，因此这意味着连续的、顺利的进步只可能发生在正统科学上。我们可以期待，异端思想长期都受到令人厌倦的忽视和反对，直到某天突然冲破障碍（只要它们是正确的），然后转而成了正统。

方法中心所引起的正统论，其另一种可能更为重要的危害是，它倾向于越来越限制科学的权限。正统论不仅仅阻碍了新技术的发展，也倾向于阻碍与此相关的诸多问题。归根结底，读者完全可以认为，这类问题无法由当下可行的技术回答，例如一些有关主观性的问题、有关价值的问题、有关信仰的问题。这种愚蠢的归因，带来了一种毫无必要的投降、术语上的矛盾以及“非科学的问题”，好似这些问题我们不敢问也不敢回答。当然，任何读过也理解科学史的人，都不敢谈论那些不可能解决的问题；他只会谈论还未解决的问题。根据后一种说法，我们便有了行动的动机，进一步发挥我们的才智和创造性。根据当下科学正统的说法，即“我们能用科学方法做什么（根据我们的所知）”，我们应该走向反面，即自愿接受自我限制，退出人类感兴趣的广泛领域。这种趋势可以走向令人震惊的危险极端。在最近国会准备建立国家研究基金过程中，竟然发生了这样的事情，物理学家希望可以独得一些心理学和社会科学所无法享受的利益，原因是后者不够“科学”。这种论述能有什么依据呢？只可能依据于，技术精妙而成功，独受尊重，但科学提出问题之本质，以及这种本质根植于人类价值和动机之中的事实，则受到了全然忽视。作为一名心理学家，我要如何向我的物理学家朋友解释这类嘲讽呢？我也应该使用他们的技术吗？但是这些技术对于我的问题毫无用处。这些问题不应该得到解决吗？科学家应该从这片完整的领域中撤退，将之还给神学家吗？或者这或许是一种自嘲？这难道不意味着，心理学家很蠢，物理学家聪明？但是这种本身毫无理由的论点，有什么依据呢？依据于印象？那么我就要说我的印象了，在科学团体中，傻子的数量可不比其他群体少。那么哪种印象更有依据呢？

我担心，我只能找到一种可能的解释，这种解释暗自把技术放在了首要，甚至是唯一的地位上。

方法中心的正统论鼓励科学家保持“四平八稳”，而非激进冒险。这使得科学家的正常工作，似乎是在铺好的道路上寸步而行，而非在未知领域开辟新道路。这导致了一种保守性，而非激进地探索未知。这使得科学家成了维稳者，而非先驱4。

而科学家真正的位置至少是在未知的、混沌的、朦胧的、未被阐明的、神秘的领域。一种问题导向的科学，会让科学家常常在必要时处在这种领域中。而科学中强调方法的取向，则不鼓励科学家进入这一领域。

对方法和技术的过分强调，使得科学家认为：（1）他们实际上的更为客观，更少主观；（2）他们自己不需要关心价值。方法在伦理上是中立的，问题和疑难则未必，因为它们迟早会陷入有关价值的难解争论。避免价值问题的一个方式就是强调科学的技术，而非科学的目的。的确，科学中方法中心取向的一个主要根基，就在于尽可能地竭力追求客观性（无价值）。

但是，我们在第1章中已经见到，科学曾经不是，现在不是，也不可能完全是客观的，或者说，独立于人类价值的。进一步而言，它是否应该努力争取变得客观（即一种完全的客观，而非人类尽可能达到的客观），这也是十分值得争论的。本章中提到的所有错误，都证明了忽略人性缺陷所带来的危险。神经症不仅因为他那徒劳的尝试而付出了主观上的代价，而且讽刺的是，他也逐渐成了一个越来越贫乏的思想者。

由于这种幻想独立于价值，价值的标准变得越来越模糊。倘若方法中心观走向了极端（很少如此），倘若这种观念能贯穿始终（他们并不敢如此，因为害怕某些明显愚蠢的结果），那么重要的实验和不重要的实验之间，就不可能做出区分。而只存在技术上可行的实验，和技术上不可行的实验5。仅仅使用方法标准，大多数琐碎的研究就会要求受到跟最具成果的研究同样的重视。当然，这种极端情况不会实际发生，这只是因为我们除了方法上的标准之外，还要求其他的一些尺度和标准。然而，尽管这种错误很少以明显的形式出现，但它常常能以不那么明显的形式被看到。科学杂志上满是这种例子，这些例子展示出，不值得做的事情，也不值得做好。

倘若科学不过是一套规则和程序，那么科学和围棋、炼金术、“防护学”（umbrellaology）或牙医行业又有什么区别呢？

1 “但是，甚至是学者也喜欢在小问题上大做文章。他们称之为原创性研究。重要的是，他们所发现的事实，不为前人所知，而不是这些发现真的值得被认识。而这些事实迟早会被其他专家所用到。所有大学里的这些专家其实都是怀着蚂蚁筑巢式的耐心为彼此写作，期待着某些神秘的结果。”（范多伦，《三个世界》）

“或者，他们整天拿着钓竿坐在泥沼里，觉得自己很深刻，但是那里什么鱼都没有，我甚至不屑于称他们在做表面功夫。”（尼采，《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

一个坐在那里看着运动员们的“运动家”。

2 “我们倾向于去做我们知道如何做的事情，而非努力做我们应该做的事情。”［安申（Anshen），《科学与人》（Science and Man）］

3 “你必须热爱问题本身。”——里尔克

“我们已经认识到了所有的答案、所有的答案：我们不知道的正是问题。”——A. 麦克利什（A. MacLcish），《A. 麦克利什的哈姆雷特》（The Hamlet of A. MacLeish）

4 “天才就是先头部队，他们闪击进无人地带，必然留下未受防护的侧翼。”［考斯特（Koestler），《瑜伽士和政委》（The Yogi and the Commissar）］

5 “科学家被称为‘伟大’并不是因为他解决了某个问题，而是因为他提出了某个问题，对这个问题的解决……带来了真正的进步。”［坎特里尔（Cantril），《对人之特性的一次质询》（An inquiry concerning the characteristics of man）］

“对一个问题的论述，比对它的解决更为重要，后者只是一个数学或实验技术上的问题。要提出新的问题、新的可能性，要从一个新视角来看到老问题，这都需要创造性的想象，都标志着科学上的真正进步。”［爱因斯坦，《物理学的进化》（The Evolution of Physic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