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套装共3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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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章 对科学的心理学理解

对科学的心理学解释起源于一种敏锐的认识,即科学是一种人类创造,而非一种具有自身内在准则的、自动的、非人类的、自发出现的“事物”。科学的起源在于人类的动机,它的目的也就是人类的目的,科学是由人类所建立、更新、维持的。它的准则、组织、表述不仅仅依赖于它所发现的现实自然,也依赖于做此发现的人类本性。心理学家们,尤其是有着临床经验的心理学家们,通过研究人,而非研究他们创造的抽象概念,以一种个人的方式自然而然地接触到这些主题,科学家对于科学也是如此。

而一种误导性的倾向则让人们相信,事实并非如此,这种倾向坚持将科学完全自主化、自调化,并且将之视为一种毫无主观意图的游戏,认为科学有着内在的、类似象棋般不变的规则。心理学家必须将这种倾向视为不现实的、错误的,甚至反实证的。

在本章中,我首先想要给出上述论点所基于的一些更为重要的真理。这一论点的意涵和影响则会在之后呈现。

一、科学家的心理

1.科学家的动机

像人类的其他成员一样,科学家也有一些普遍的需要,比如需要食物、安全、保护、照顾,需要群居、情感关系;也需要尊严、地位、名誉、自尊;还需要自我实现或自我满足,即在个体身上实现个人和种族共有的潜能。这些需要都已经为心理学家们所完全熟知,因为它们的挫折将导致心理病态。

得到较少研究,但仍可以通过共同的观察所知晓的,则是对于纯粹知识(好奇心)、对于理解(哲学、神学、建立价值体系解释的需要)的认知需要。

最后,最鲜为人知的冲动,是对美、对称、简洁、完整、秩序的需要,我们可以将这些称为审美需要,还有与这些审美需要相关的,对于表达、行动、追求完善的需要。

至此,好似其他各种需要、欲望、驱力要么可以归类于以上列出的基本需要,要么可以归类于神经症式需要,要么则是某种特定学习过程的产物。

显然,认知需要是科学哲学家们最为关注的一点。正是人类永恒的好奇心,成了科学的自然发展史上最为重要的动力,而正是人类对于理解、解释、系统化同样永恒的欲望,创造了在更为理论化、更为抽象层面的科学。然而,后一种理论化冲动对科学而言是尤为必要的,因为纯粹的好奇心在动物身上也能经常见到。

然而,在科学的各个阶段,也都涉及一些其他的动机。时常被忽视的一点是,最初的科学理论家常常将科学视为主要服务于人类的一些手段。比方说,培根(Bacon)就非常期待科学能够治愈疾病和贫穷。事实表明,甚至在柏拉图式的纯粹非体力沉思是一种牢靠传统的古希腊科学中,实践和人文倾向也是相当强烈的。同普罗大众共处的认同感和归属感,甚至对人类本身更为强烈的热爱感,常常都是许多科学家的主要动机。有些人投身到科学中,就像他们也可能投身到社会工作或医学中一样,都是为了帮助他人。

最后,我们必须认识到,任何人类的其他动机,都可以成为投身科学、从事科学、做科学研究的最初动机。科学可以是一种谋生手段、一种威望来源、一种自我表达的方式、一种满足某些神经症需要的方式。

在大多数人身上,一种单一的原初重要动机较为罕见,更常见的是各种动机结合在一起,同时起作用。因此,我们可以这样假设,在某一位科学家身上,他工作的动机不仅在于爱,也在于简单的好奇心,不仅在于想获得威望,也需要挣钱,等等。

2.理性和冲动的协同性本质

总而言之,如今很清楚的一点是,把理性和动物性做两分式的对立,已然是过时的做法了,因为理性就像动物进食,其本身就是一种人类的动物性。冲动和理智判断并不相悖,因为理智本身就是一种冲动。总之,越来越清晰的一点是,在健康的人类个体身上,理性和冲动是协同的,而且二者基本上倾向于殊途同归,而非相互背离。非理性并不一定就是不理性或反理性的,而更常见的是一种亲理性的。意动和认知之间长期存在的差异和对立,本身就是一种社会和个体病理情况的产物。

人们对于爱或尊重的需要,如同人们对真理的需要一样“神圣”。“纯”科学并不比“人文”科学有更为本真的价值,当然前者的价值也不比后者低。科学很容易给我们带来愉悦,同时也能带来裨益。古希腊人尊重理性,这并没有错,只是太过专注于此。亚里士多德并没有看到,如同理性一样,爱也是极为人性的。

认知需要的满足和情绪需要的满足,两者间存在暂时的冲突,这一偶然情况驱使我们提出整合、协调、同行的问题,而非冲突和对立的问题。有可能发生的一点是,纯科学家的那种纯粹、客观、不卷入的非人性好奇心,可能会对其他同样重要的人类需要造成威胁,比如说对安全的需要。我在此并不是刻意指原子弹的例子,而是要提到一种更为广泛的事实,即科学本身也蕴含着一种价值体系。毕竟,“纯”科学家所达到境界的极限,并非爱因斯坦或牛顿,而是集中营实验中的那些纳粹“科学家”,或是好莱坞电影中的“疯狂”科学家。一种对于真理和科学,更为完整、更为人性、更为超越的定义是可能的。为了科学而科学,如同为了艺术而艺术一样是病态的。

人们在科学工作中寻求各种不同的满足,就如同人们在社会生活、在工作、在婚姻中所做的那样。不论是老人还是年轻人,是勇敢者还是羞怯者,是恪尽职守者还是嬉戏娱乐者,所有人都能在科学中找到各自的喜好。有些人只是在科学中寻求一种人性的归宿;有些人只是欣赏科学那铁面无私、非情感性的性质。有些人寻求那最根本的法则;有些人重视内容,想了解更多“重要”的事情,即便这种了解不甚精准和完善。有些人喜欢在科学中开创和进取;有些人更愿意稳扎稳打,在已经征服的领域中做组织、整理、管控的工作。有些人在科学中寻求安全感;有些人喜欢冒险和刺激。我们无法描述完美的妻子是什么样子,同样也无法描述完美的科学或科学家、完美的研究活动、完美的问题、完美的方法。也正如我们支持一般的婚姻,并且让个体根据自己的喜好进行选择,因此我们在科学中也是多样化的。

我们分辨出科学的如下几种功能:

科学在寻求问题、解决问题、鼓励预感、做出假设上的功能。

科学在测试、检验、确证、证伪、结论上的功能。它可以尝试并检验假设;它可以重复并检验某些实验;它可以积累事实,使得事实更为可靠。

科学的组织化、理论化、结构化功能,科学研究是为了更大的概括化。

科学的收集历史、储存知识功能。

科学的技术功能,包括科学的工具、方法、技术。

科学的行政、执行、组织功能。

科学的宣传、教育功能。

科学的实用、应用功能。

科学在欣赏、享受、赞叹、荣耀上的功能,即审美功能。

功能的多样性意味着一种必要的劳动分工,只有少数人可以将以上所有这些能力集中在自己身上。劳动分工则需要各类人群、各类兴趣、各类能力和技术。

兴趣反映并体现出个性和人格。品味在科学领域上有所区分,比如选择物理学或人类学,同样在科学领域内部也有各种兴趣区分,比如选择鸟类学或遗传学。而且,这种兴趣还在某个领域中具体问题的选择上有所区别,比如研究倒摄抑制或顿悟,尽管这种兴趣差别出现的程度较低。同样,兴趣还包括在方法、材料、精确程度、应用或使用程度、与人类当下问题的关联程度上有所差异。

在科学中,我们都需要彼此协作,互相补充。倘若所有人都偏爱物理学,而非生物学,那么科学的进展将是不可能的。我们有幸在科学追求上有着不同的兴趣,就如同我们有幸在气候和乐器上有不同偏好。因为某些人喜欢小提琴,而某些人喜欢单簧管或鼓,于是我们才会有交响乐。只有兴趣上的不同,广义上的科学才成为可能。科学需要各类人群(我不是说,“科学可以容忍各类人群”),就像艺术、哲学、政治也需要各类人群一样,因为每个人都可以提出独有的问题,对世界都有独有的理解。即便是精神分裂症患者也有特殊的用途,因为他们的疾病使得他们在某些方面尤为敏感。

一元论的压力对于科学是种真正的危害,因为“对人类的认识”常常只是意味着“对我们自己的认识”。我们倾向于将我们的兴趣、偏见、希望投射到所有人身上。比如说,物理学家、生物学家、社会学家已经表明,由于他们各自的选择,因此他们所关注、重视的方面有着根本性的差别。我完全可以预想到,由于兴趣上的根本差异,他们会在科学、方法、目标、科学价值上有着不同的定义。很明显,我们要对每一个个体,对科学家彼此之间的差异表示容忍和接受,就如同我们在人类其他领域所做的一样。

二、对科学的心理学理解的某些意涵

1.对科学家的研究

对科学家的研究,完全是科学研究的一个基本甚至必要的方面。因为科学作为一种制度,部分是人性的某些方面的扩大投射,因此对这些方面的认识的增长,必定会在科学的认识上扩大很多倍。比方说,任何科学门类当中的任何科学或理论,都会受到这样一些认识增长的影响:(1)对客观和偏见本质的认识;(2)对抽象过程本质的认识;(3)对创造性本质的认识;(4)对文化适应性本质,以及科学家对文化适应性的抗拒本质的认识;(5)对愿望、希望、焦虑、期待产生的感知干扰的认识;(6)对于科学家的角色和地位本质的认识;(7)对我们文化中反智主义的认识;(8)对信心、信念、信仰、确定性本质的认识;等等。当然,更为重要的认识在于我们已经提到的那些问题,尤其是关于科学家的动机和目的的问题。

2.科学和人类价值

科学基于人类价值,它本身也是一种价值体系。人类的情绪、认知、表达、审美需要,正是科学的来源和目标。对于这类需要的满足,就是一种“价值”。对安全感的爱、对真理的爱、对确定性的爱都是如此。对于简洁、精练、优雅、简单、精准、匀称的审美性满足,对于工匠、艺术家、哲学家十分有价值,同样,它们对于数学家和科学家也是如此。

这些价值还不涉及一个事实,即我们共享着我们文化中的一些基本价值,并且我们常常不得不至少在某种程度上遵循这样一些价值:诚实、人性、尊重个体、为社会服务、民主地尊重个体自由选择的权利(即便这种选择是错的)、保持生命与健康、减少痛苦、需要的时候承担信用、分享信用、团队精神、“公正”,等等。

显然,“客观”和“不卷入式的观察”是需要重新定义的。“排除价值”根本上意味着,排除给事实带来偏见的神学和其他权威教条。这种排除在文艺复兴时期是十分必要的,如今也是如此,因为我们依然希望我们的事实尽可能不受干扰。即便如今我们国家里的特殊组织对科学的威胁已经非常微弱了,我们仍然要对抗强大的政治和经济教条。

3.理解价值

然而,为了防止我们对自然、对社会、对人类价值的认识受到干扰,唯一的方法就是一直清晰地意识到这些价值,去理解它们对我们认识的影响,并借助这类理解,来做出必要的修正(我所谓的干扰,既意味着精神干扰,也意味着现实干扰,我们要感知的正是后者)。对于价值、需要、愿望、偏见、恐惧、兴趣、神经症的研究,必须成为一切科学研究的一个基础方面。

这一论点也必须包括全人类更为广泛的一些倾向,即倾向于抽象、分类、看到异同、选择性地关注现实,以及按照人类的兴趣、需要、愿望、恐惧来反复改变现实。以如此方式来将我们的认识归到不同类别(“归类化”)在某些方面很有助益,但是在另一些方面则颇有危害,因为这种做法既鲜明地突出了现实的某些方面,同时也让另一些方面坠入到幽暗中。我们必须明白,尽管自然给予了我们区分的线索,有时候甚至还有“自然的”区分线,但是这些线索常常都是最低限度且模棱两可的。我们时常必须创造一种区分,或者将之强加到自然之上。我们这么做不仅仅依据的是自然的暗示,也是依据我们自身的人性,我们自身无意识的价值、偏见、兴趣。理想的科学就是要将人对理论的干扰降至最低,这种想法绝不可能靠否认人的影响,而只能靠认识人的影响来实现。

我们应该让那些不安的纯科学家感到安心,因为所有这些有关价值的令人不安的论点,都是为了更有效地实现科学的目的,即增进对自然的认识,通过研究认识者来减少我们现有认识中的干扰。

4.人类和非人类的规律

人类心理和非人类自然中的规律,在某些方面是一致的,但是在另一方面则有着显著的差异。人类生活在自然世界中,这一事实并不意味着二者的规则和律法必定相同。生存在这个真实世界中的人类,当然不得不对自然做出一些让步,但是这本身不代表着要否认一个事实,即人类有着自身内在的规律,其不同于自然现实的规律。愿望、恐惧、梦想、希望,所有这些的运作规律都不同于石头、电缆、温度、原子。建构哲学不同于建设桥梁。研究一个家庭,也完全不同于研究一个晶体。我们对于动机和价值的一切论述,都不意味着想要把非人类的自然主观化或心理化,但是我们必定要把人性本身心理化。

这种非人类现实独立于人类的希望和需要,它既没有善意,也没有恶意,它没有目的、目标、意图、功能(只有生活期间的生灵有着目的),也没有意动,没有情感倾向。即便全人类都消失(并非没有可能),这种现实都会存续下去。

理解这种现实的本来面目,而非臆想我们觉得它应该是的样子,不论从“纯粹的”无卷入式的好奇心的角度来看,还是从为了人类直接的目标而预测和控制现实的角度来看,这都是最为理想的。我们不可能完全认识非人类的现实,但是我们可以尽可能地接近它,或多或少地真正了解它,康德的这种说法显然是正确的。

5.科学的社会学

对科学和科学家的社会学研究,值得比如今得到更多的关注。倘若科学家部分是由文化因素所主导的,那么这些科学家所创造的成果也是如此。科学在什么程度上需要其他文化人士的帮助呢?科学家在什么程度上要摆脱其文化,从而获得更加确切的认识呢?科学家在多大程度上应该是国际主义的,而非某国的(比如美国),科学家的成果在多大程度上受到其阶级和阶层的主导呢?我们必须提出并回答这些问题,才能更完整地理解文化对认识自然的“干扰”影响。

6.认识现实的各种方法

科学只是认识自然、社会、心理现实的一种方式。创造性艺术家、哲学家、文本主义作家,甚至挖沟的工人,都可以成为真理的发现者,都应该受到像科学家那般的鼓励1。这些角色不应该被视为彼此排斥,甚至彼此分离。科学家也可以是个诗人、哲学家,甚至是梦想家,比起那些狭隘的同事,这类科学家当然更为优秀。

倘若由于这种心理的多样性,我们把科学视为各种天赋、动机、兴趣合奏的交响曲,那么科学家和非科学家之间的界限就变得模糊了。专注于对科学概念进行批判和分析的科学哲学家,更为接近对纯理论感兴趣的科学家,相较而言,后者与纯技术性的科学家之间的差别则更大。提出一种人性的整合理论的剧作家或诗人,当然也更接近于心理学家,相较而言,后者与工程师的差别则更大。科学史学家要么是历史学家,要么是科学家,二者都可。对个案进行详细研究的临床心理学家或内科医生,相较于他那些忙于抽象和实验的同行,更容易从小说家那里获得精神养料。

我发现,科学家和非科学家之间并没有清晰的界限。我们甚至无法把从事实验研究视为某种标准,因为许多以科学家为职业的人,从来没有,也绝不会去做一个真正的实验。在中学教化学的老师,即便他从没有在化学中有任何新发现,但是他只是读了几本化学周刊,依葫芦画瓢地重复了几个前人的实验,就认为自己是个化学家。相比他而言,在地下室里有了系统探索的兴趣的一个12岁的聪明学生,或者说对广告宣传产生疑心并对此验证的家庭主妇,可能更像是科学家。

一个研究机构里的主席在什么方面算是一个科学家?直到去世,他的时间可能全部用于行政和管理工作。然而,他也希望称自己为一名科学家。

倘若理想的科学家能够集创造性的假设者、严谨的检测实验者、哲学体系构造者、历史学者、技术家、组织家、教育宣传家、应用家、欣赏家于一体,那么我们很容易发现,这个理想的团队可能要由至少9名负责不同功能的个体专家构成,其中任何一人都无须是全能意义上的科学家!

但是,当我们指出,科学家—非科学家的二分法过于简单时,我们也要考虑一个普遍的发现,太过专业的人,从长期来看通常并不能做出多大的成就,因为他作为一个完整的人,是有所欠缺的。这种一般完整的、健康的人,比起一般残缺的人而言,能够更好地完成大多数事情。后者试图通过克制自己的冲动和情绪而成为一个纯粹的思想者,但是矛盾的是,他却成了一个病态者,只能以病态的方式进行思考,因此他并不是一个很好的思想者。简而言之,我们可以预期,有点艺术气息的科学家,比起没有一点艺术气息的同行而言,是更为优秀的。

倘若我们进行个案史研究,那么这一点就非常清晰了。我们那些伟大的科学人物,通常都有着广泛的兴趣,而绝不是狭隘的技术主义者。从亚里士多德到爱因斯坦,从列奥纳多·达·芬奇到弗洛伊德,伟大的发现者都是多才多艺的全才,他们有着人文的、哲学的、社会的、审美的兴趣。

我们必须这样下结论,科学中心理的多样化让我们认识到,通向认识真理的道路有许多条,创造性艺术家、哲学家、人本文学家,不论这些作为个人,还是个人的某些方面,都能成为真理的发现者。

7.心理病理学和科学家

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我们可以期待,那些更加快乐、安全、平静、健康的科学家(或艺术家、机械师、执行长官),比起那些不快乐、不安全、困惑、不健康的同行而言,会成为更好的科学家(或艺术家、机械师、执行长官)。神经症人群会扭曲现实,对现实有所需要,把一种不成熟的认识强加在它之上,这些人对于未知和新颖感到恐惧,他们太过于受制于一种内在的需要,即需要成为现实的反映者,因此他们很容易受到惊吓,太苛求他人的赞许等。

这一事实至少有三种意涵。第一,科学家(更准确地说,广义的真理寻求者)在心理上应该是健康的,而非不健康的,这样才能最好地完成工作。第二,我们可以预期,如果文化有所进步,那么所有人民的健康也会有所进步,对真理的追求也应该进步。第三,我们应该期待,心理治疗对个体科学家,在其个人功能方面会有所促进。

我们已经认识到一个事实,由于我们对于学术自由、终身教职、提高薪资等方面的争取2,更好的社会环境的确对真理求索者有所助益。

1 或许如今理想的艺术家和理想的科学家有如下区别:其一,前者是某种独特(独一无二、唯一、个体性)发现或知识上的专家,而后者则是普遍(一般性的、抽象的)知识上的专家。其二,艺术家更接近一种探索问题、提出问题、做出假设的科学家,而非解决问题、验证问题、创造确定的科学家。后面这些功能一般是科学所独有的责任。在这方面,科学家更像个商人、运动员、外科医生,他们都很实际主义,总是在做验证、做检测。科学家做出的成果,都可以受到验证。倘若他被要求去做自行车,那么我们便可以测定这些自行车。然而,教师、艺术家、教授、治疗师、首相则可以犯下同一个错误,长达40年而一无所获,但同时还感到沾沾自喜,觉得非常有效。一个经典的范例就是,一生都在犯同一个错误的治疗师,之后居然也可以将自己的错误称为“丰富的临床经验”。

2 有些读者会觉得这是一个革命口号,他们觉得有必要继续读下去,对于这些读者,我急迫地推荐迈克尔·波兰尼的伟大著作《个人知识》。倘若你们还没有研究过此书,你们绝对算不上准备好面对下一个世纪。倘若你们没有时间,兴趣不大,没有能力读这本巨著,那么我推荐拙作《科学心理学:一次复兴》(Psychology of Science: A Reconnaissance),此书的优势在于短小易读,而且也有着类似的观点。本章,以及我提到的这两部书,以及在参考文献中的其他文献,都足够好地代表着新的人本主义时代精神,这种精神也反映在科学领域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