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业在创造新文化[1]
◎吴茂英 ◎童逸璇
浙江大学管理学院
尽管传统的经济学研究本身并未系统探讨过创业现象，但创业研究中的许多经典思想，如熊彼特提出的创新型企业家对于生产要素和条件的创新组合、柯兹纳强调的创业者对于尚未实现的利润机会的警觉、奈特主张的企业家对于不确定性的把握和利用，仍带有浓厚的经济学色彩（Foss，et al.，2019）。这些研究将创业视为一个高度抽象去情境化的过程，将创业者看成高度同质化、去个性化的理性人（Foss，et al.，2019；Lounsbury，et al.，2019）。在研究内容上，这些研究大多关注创业的经济结果（如社会经济变革、市场均衡实现、企业利润获取等），很少关注创业过程本身，以及与创业过程密切相关的社会文化情境（Foss，et al.，2019；Lounsbury，et al.，2019）。这些由经济学范式主导的研究及理性人等基本假设，有时难以精确地描摹现实中的创业实践，并可能导致创业研究中的一系列偏误。比如早期创业机会研究中的“机会发现说”（opportunity-discovery perspective），倾向于认为创业机会外生于创业行动，忽视了创业者及其与环境的互动在建构或创造创业机会中的作用。21世纪初，一些创业学者开始倡导打破经济学范式的桎梏，以多学科的视角促进对创业现象的理解。文化创业（cultural entrepreneurship）研究便在这一背景下涌现出来。这一领域的研究将创业过程置于文化和符号意义的范畴中考量，强调文化在创业过程中扮演的独特角色，体现出创业研究的文化转向（cultural turn）。
这一研究范式的转向，与20世纪90年代以来社会科学领域对文化认识的发展息息相关。社会学和组织研究等多个领域中关注文化研究的学者均表示，文化兼具限制性和激励性的双重属性（Lounsbury，et al.，2019；Weber，Dacin，2011；Friedland，Mohr，2004；DiMaggio，1994）。在传统的认知里，文化具体表现为社会规范和价值观念，是个体行为的限制性因素。新近的文化研究则将文化概念化为行为的激励性因素，认为文化是一组能为人们创造和利用并以此解释世界的工具包（Lounsbury，et al.，2019；Weber，Dacin，2011；Swidler，1986）。文化的限制性和激励性属性在文化创业研究中得到了充分体现，即文化创业研究既强调个体或集体创业者通过讲故事积极利用文化资源、创造文化形象和观念的能动性，又强调个体的文化符号活动需与广泛的社会文化观念相匹配（Lounsbury，Glynn，2001；Wry，et al.，2011）。文化的双重属性恰好也体现了吉登斯（Giddens）（1984）结构化理论的思想，即社会结构（social structure）和个体能动性（agency）的二重性特征。根据吉登斯的观点，文化的限制性作用（制度规范）是在创业者循环往复的创业实践（文化的激励性作用）中逐渐形成的。创业者具有个体的能动性，能在日常实践中创造性地利用和组合资源与规则，生产出文化身份和价值规范；而这种不断更新的价值规范又会反过来制约创业者的行为。在这一文化转向的引领下，创业者不再是完全遵循文化规则而行动的文化傀儡，而是有技巧的文化运作者，能在制度制约下创造性地利用文化资源以实现创业目标（Lounsbury，Glynn，2001；Lounsbury，et al.，2019）。
文化创业研究本身也经历了几个不同的发展阶段。文化创业研究发轫于文化创意产业，最初仅指文创产业中的创业现象，即文化资本家（cultural capitalists）和文艺工作者（cultural workers）将自己的艺术与文化理念付诸实践，并以此创建文化机构、生产和销售文化产品的过程。在这一阶段，文化仅仅作为创业活动发生的特定情境（Gehman，Soublière，2017）。自劳恩斯伯里（Lounsbury）和格林（Glynn）（2001）的奠基性文章开始，文化的内涵大大拓宽，文化不再只是作为创业的背景而存在，而贯穿在创业的全过程中，与企业身份构建、合法性获取、价值创造等议题密切相关。创业的过程，同时也是新的文化身份和价值观念的创造过程。这一阶段开始，学者们将文化创业应用于各行各业，如纳米科技、卫星广播、信托投资、社会创业等（Lounsbury，Glynn，2001；Lounsbury，Glynn，2019）。
迈克尔·劳恩斯伯里和玛丽·安·格林：创业在创造新的文化身份
迈克尔·劳恩斯伯里（Michael Lounsbury）和玛丽·安·格林（Mary Ann Glynn）2001年在《战略管理杂志》上发表了《文化创业：故事、合法性和资源获取》一文，它是文化创业研究的开山之作，在结合资源基础观、制度理论、组织身份和文化研究相关理论的基础上，通过理论探讨和创业轶事分析，刻画了创业中涉及的复杂多变的文化过程，即创业者通过讲故事这一文化和符号活动，构建出全新的、具有合法性的文化形象和身份。这种新的文化身份应当具备文化的工具属性，即能帮助创业企业获取资源、创造财富。
对大多数初创企业而言，它们的能力、资源、履历等并不为外界所熟悉，它们的创业身份和前景包含着高度模糊性和不确定性，面临着很强的合法性危机。因此，这些初创阶段的创业者面对着一个棘手的问题——如何向手握资源的关键受众（如股东和投资机构）传递出一个可理解的、有意义的、值得信任的企业文化身份，以谋求新企业的生存和发展？劳恩斯伯里和格林认为，创业故事在这个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创业故事能传递出创业者关于“我们是谁”“我们想要做什么”“为什么我们能获得成功”“为什么我们有资格获得资助”等一系列身份问题的设想，能反映出企业的管理策略、战略目标和价值观念。作为一种重要的企业文化符号，创业故事从诞生之初含糊不清甚至充满矛盾的行动和言语集合中，抽象出叙事的逻辑和线索，形成一个简化的、相对一致的身份描述，并降低身份的不确定性。
那么，在现实的创业实践中，创业故事究竟如何构建并合法化企业文化形象，从而助力企业的资源获取和财富创造？劳恩斯伯里和格林从创业故事的功能和内容、创业故事与创业资本的关联两个层面给出了回答。从创业故事的功能和内容方面看，想要构建并合法化新兴的文化身份，创业者需要在以下几个方面做出努力：首先，创业故事需要保持叙事的忠实度（narrative fidelity），将创业者的文化使命、身份和资源与关键受众的价值观念、利益诉求和未来愿景相匹配，形成文化上的共鸣。在反复的叙述过程中，创业故事会逐渐成为一种为创业活动提供基本原理和说明的制度化的解释框架；而这种解释框架中包含的可理解性，则是合法性建立的基础。其次，创业故事也可以通过把控和调整内容的侧重点，来构建文化身份及其合法性。一方面，创业故事应从企业自身拥有的独特的、可识别的、有价值的资源出发，强调新企业的独特性；另一方面，创业故事应将文化身份的构建置于更广泛的行业层面，关注自身与行业中盛行的文化理念、规范和价值观的匹配程度，强调整个行业的独特优势而非自身特点。在具体的实践中，创业者应根据自身情况采取最优区分策略，在战略独特性（strategic distinctiveness）和规范一致性（normative appropriateness）之间寻求平衡。
不同创业企业所拥有的内部资源和所处的行业环境千差万别。这些异质的资源和制度资本如何渗透到创业故事中，并影响文化创业者构建文化身份及合法性的过程？劳恩斯伯里和格林结合资源基础观和制度理论的相关思想，指出成功的创业故事往往能很好地体现创业企业的资本存量，包括企业的资源资本（如科技、财务、智力、人力和社会资本）和制度资本（如行业合法性、行业规范和价值观、行业基础设施）。这两类资本塑造了创业故事的基本内容，并对创业的文化过程施以影响。关于企业资源资本的讨论体现了资源基础观的思想。作者表示，创业者在创业故事中不仅需要强调企业所拥有的资源和获取资源的能力，还需要展示这些资源的价值和市场关联度。两位学者特别关注三种形式的资源资本，包括有信誉的机构或个体的背书、与高声望群体的关联所带来的社会资本，以及创业者过往的成功经历和出色表现所带来的人力资本。在创业故事中展现出这三种资源资本的企业更容易建立文化身份的合法性并获取资源。关于企业制度资本的讨论，则体现了两位学者希望将创业行为和过程置于更加广阔的社会文化情境中考量的决心。一个能成功建立身份合法性的创业故事，要能把握宏观制度环境的基本特征，并据此灵活地调整创业故事的侧重点。在一个相对成熟、已经具有合法性的行业中，创业故事更加强调自身的独特性；反之，则强调行业的独特优势。当创业企业提供的产品或服务为行业带来了连续性创新，创业故事更突出产品或服务与行业现行实践之间的匹配性；反之，若带来破坏性创新，则突出产品和服务自身的独特价值。
这篇文章突破了以往创业研究忽视社会情境因素的局限，深入细致地揭示了创业的文化过程，即创业者通过讲故事创造出了“新文化”——一种可理解的、有意义的、有价值的文化身份。相较于组织在实体形态上的形成，文化创业视角更关注新组织的诞生所伴随的文化和符号意义，即创业者如何向关键利益相关者讲述新生的组织，如何在讲述过程中构造并合法化新兴的企业身份和形象，并借助这种文化形象进一步获取资源和财富。在该文章的写作过程中，劳恩斯伯里和格林两位学者引入了包含微软、网景、苹果等在内的许多知名企业的创业轶事，深入浅出地阐释了文化创业的理论内涵，使读者的阅读过程更加轻松有趣。这些为人熟知的企业和它们的创业故事，再次证明了讲故事的独特价值——能让陌生的事物变得熟悉，让模糊的思想变得具体可信，让艰深的理论变得清晰易懂。
弗洛里安·尤伯巴赫等学者：基于文化能力的创业叙事过程
劳恩斯伯里和格林及其引领的一系列文化创业研究，将讲故事视为创造合法且独特的文化身份，从而获取资源和合作伙伴的重要方式（Lounsbury，Glynn，2001；Wry，et al.，2011；Garud，et al.，2014）。这些研究默认创业者天生就具备讲故事的能力，从一开始便懂得如何有目的、有技巧地运用文化资源以创造合法的文化身份。然而，事实往往不尽如此。弗洛里安·尤伯巴赫（Florian Ü̈berbacher）等学者2015年在《组织研究》（Organization Studies）上发表了《创业者如何成为有技巧的文化运作者》一文，关注了创业者在创造新文化过程中必备的文化能力是如何发展的，深入探究了“创业者置身于不熟悉的市场环境时，如何逐步锻炼并提升文化能力，以实现新组织的生存和发展”这一问题。
在回答这一问题之前，尤伯巴赫等学者首先从创业者符号管理角度阐释了什么是创业者的文化能力。在创造一种能引起广泛共鸣的身份宣称的过程中，创业者往往需要有技巧地使用符号语言（如类比和隐喻），来塑造资源所有者对于企业文化形象和符号意义的理解。符号语言一方面能帮助创业者强调企业的独特价值和成就，以及企业与利益相关者的独特关系；另一方面，如果企业真实的创业计划和愿景与目标受众的价值观念相冲突，符号语言也能帮助企业在迎合目标受众的同时，隐藏并保护自身的真实利益诉求，这一过程被称为脱耦（decoupling）。总体而言，当创业者能根据特定目标受众的文化框架定制相应的符号管理策略，并在符号行动中表现出高度的自反性（即对于自身能力和局限的考量）时，便可以认为创业者具有较强的文化能力。
那么，创业者的文化能力究竟是如何发展的呢？为了更好地回答这一问题，尤伯巴赫等学者将目光聚焦于文化复杂性较高的创业环境中。这种环境中包含着多种不一致，甚至相互矛盾的文化观念。因此，创业者在文化符号行动（即创造身份宣称以获取资源）中展现出的价值观念，不一定能精确地把握住市场中蕴含的文化资源、机会和限制，甚至可能跟资源所有者的价值主张相冲突。在这种情况下，创业者在一开始并不具备娴熟的文化能力，他们需要在反复的摸索、试错、反思和调整过程中，不断地提升对文化环境的认知，增强自身的符号管理能力。尤伯巴赫等学者关注了这一充满不确定和波折、在反思中不断前行的文化能力发展历程。为了更加深入地揭示文化能力发展的具体机制，尤伯巴赫等学者引入了适应性意义建构（adaptive sensemaking）概念，来诠释创业者面对复杂文化环境中与预期不一致的反馈时，如何理解和思考、如何建构意义，并以此指导接下来的符号应对策略，以逐步提升形象宣称与目标受众文化框架之间的匹配程度，同时也保障了企业自身的自治性和利益诉求。
在研究设计方面，尤伯巴赫等学者采取了纵向单案例研究，关注在欧洲的公共部门外包市场进行公司创业的创业者弗雷德里克（Frederic）及其成立的子公司BluePublic。由于企业本身的营利性价值观与公共部门的公益逻辑之间存在天然的矛盾，弗雷德里克在创业早期经历了巨大的文化冲击，他的创业过程也是他不断增进对于公共部门文化观念的理解、提升符号应对技巧的过程。文章关注了BluePublic在2005~2010年间的5次面向地方政府公共部门进行外包服务的投标活动（3次成功、2次失败），并将这种外包合同获取行动看成企业的资源获取尝试。在投标过程中，掌握资源的公共部门组织处于主导地位，给出一系列非常复杂的投标指南和要求，并对竞标企业的投标文件给出反馈。竞标企业需要在整个投标过程中尽可能地满足公共部门组织的期望，从而获得合同。这个过程涉及双方的持续性交互，往往持续1~3年。
案例研究的结果表明，创业者文化能力的发展是由两种适应性意义建构（即赞同驱动的意义建构和自治驱动的意义建构）共同促成的，这个过程能帮助创业者增强文化警觉（gainingcultural awareness），从而修正符号设定（calibrating symbolic enactment）（见图2-7）。具体而言，在创业者不断进行形象宣称和资源获取行动时，手握资源的目标受众也基于其自身的文化框架，不断地对创业者的符号行为和设定（symbolic actions and enactments）进行评估，并给出反馈。这些反馈中，偏离创业者预期的部分促使创业者进行适应性意义建构，并相应调整未来的符号设定策略。在获取认可和共鸣的“赞同动机”（approval motive）的驱动下，创业团队更加清楚自身的哪些资源可以跟公共部门的文化框架相匹配（识别文化资源），并在接下来的资源获取行动中，采取符号耦合（symbolic coupling）策略，更加强调能跟公共部门的价值观念形成共鸣的身份宣称。在维护自主性和自身利益的“自治动机”（autonomy motive）的驱动下，创业团队更加了解公共部门的哪些文化框架与自身的基本经济诉求相矛盾（识别文化限制），并在之后的身份宣称中，进行符号脱耦（symbolic decoupling），将企业的这部分特征模糊处理，使其可以免受公共部门特定价值观念的限制。
图2-7 创业者如何发展文化能力的理论模型
在劳恩斯伯里和格林的基础上，这篇文章深化了我们对创业的文化创造方式的认识，揭示了创业者文化能力的发展过程。首先，它将研究情境从之前的低文化复杂性和低文化冲突，转向了高文化复杂性和高文化冲突，基于创业者不熟悉的文化情境，提出创业者的文化技能并不是与生俱来的，探讨了意义建构过程在文化能力发展中的重要作用。其次，它表明，在创造具有合法性的身份宣称的过程中，创业者并不是一味地顺从资源所有者提出的要求和期许。当资源所有者的价值观念威胁到了企业自身诉求的实现时，创业者将会通过符号语言的技巧性使用捍卫自身的自主性和资源，这也是创业者文化能力的重要体现。
利安娜·赫德伯格和迈克尔·劳恩斯伯里：创业在传播新的文化观念
尤伯巴赫等学者的研究关注个体企业在面对复杂的文化环境时，如何建立和发展文化能力，以创造合法且独特的身份宣称。尽管尤伯巴赫等在文中指明了企业所面临的“文化冲击”源于公共和私人领域市场中截然不同，甚至互相冲突的文化价值观，但他们的重点仍是面临不同制度逻辑冲突的个体企业如何建构意义和获取资源，并没有关注到更加宏观的制度环境中，拥有不同制度逻辑的市场之间如何交融互动、互相影响。利安娜·赫德伯格（Leanne Hedberg）和劳恩斯伯里2021年在《组织科学》上发表了《不只是小土豆：市场道德化中的文化创业》一文，关注以社会和环境价值为核心的道德市场（moral markets）如何通过文化创业，吸引以经济利益为核心的大型组织的加入，以实现道德市场的规模化，助力于道德观念在社会上的广泛传播。
以往创业研究大多将财富创造作为企业创业的终极目标，而道德市场相关研究则为企业的经济活动赋予了更加多元的价值观念，即企业在创造经济价值的同时，还应该致力于社会、文化和环境价值的实现。然而，考虑到市场往往由效率和利润逻辑主导，在市场中贯彻道德观念是一项艰巨的任务，这在新兴道德市场的规模化过程中得到了更加充分的体现。与道德市场的早期形成过程不同，道德市场的规模化涉及拥有不同利益诉求的多元主体的合作，尤其是以经济目标为导向的大型成熟组织的加入和参与。在这种情况下，大型成熟组织的市场逻辑和初始道德市场成员的社区发展逻辑（如社会福祉、可持续发展）常常互相冲突，导致了制度缺口（institutional void）的出现。制度缺口指多种互相冲突的制度逻辑使得市场中的游戏规则变得含糊不清的情况（Mair，et al.，2012）。因此，如何消除不同制度逻辑的冲突，以实现道德市场在外部大型组织介入下的规模化成长，是这篇文章关注的核心议题。
为了回应文章的研究问题，赫德伯格和劳恩斯伯里针对加拿大西部的一家社区组织“本地食品采购研究室”（以下简称研究室）进行了为期5年的民族志调研。杰姬（Jackie）是这家研究室的发起人，现受雇于一家致力于发展本地食品市场的区域农业文化组织。她曾经是一家餐馆的老板，也是本地食品思潮的积极倡导者，深谙大型组织和本地食品市场的不同制度逻辑。这家研究室联合大型组织（包括1家大型公共医疗系统、1家私人医疗系统、4所大学和2个大型会议中心）的食品采购商，通过一系列会议共同探讨如何将本地食品采购的价值观念融入他们的组织架构中。事实上，在研究室介入前，这些大型组织尝试过自己与本地食品市场建立联系，但都以失败告终。这正是因为这些大型组织所习惯的工业化食品体系与本地食品市场的社区逻辑之间存在巨大冲突。因此，研究室的系列活动中所涉及的观念和实践的改变，对于我们理解道德市场的规模化至关重要。
研究表明，文化创业（即创业者对于文化元素的技巧性使用）在填补制度缺口上发挥了关键作用。在文化创业过程中，创业者改变和调和不同制度逻辑之间的关系，以提升新兴市场的合法性。在该研究案例中，杰姬所主导的研究室通过一系列文化创业过程，使得本地食品市场和工业化食品市场的制度逻辑能够兼容，从而促使大型组织在购买工业化食品的同时，也提升了本地食品的购买量，促进了本地食品市场的规模化和相关价值观念的传播。这个过程先后涉及了价值观和实践的脱耦（decoupling values and practices）、填补制度空缺（bridging the institutional void）、价值观和实践的再耦合（recoupling values and practices）三个阶段。在最初的脱耦阶段，杰姬在跟食品采购商沟通过程中，弱化了本地食品的社会和环境价值，并强调其经济价值，以减少食品采购商感知到的制度逻辑冲突，争取他们的认可、支持和合作。战略性的脱耦过程推动了制度缺口的弥合，这主要通过三种途径实现：①食品采购商开始自主尝试与本地食品供应方的合作，并积极地共享信息；②研究室通过一系列活动帮助采购商建立与本地食品供应方之间的联系；③政府机构开始完善相关的基础设施，比如为小型供应方提高食品安全证书、制定采购政策、建立本地食品集散中心等。在弥合了制度缺口之后，大型组织变得更容易接受本地食品市场的制度逻辑。于是，研究室的成员开始重新将本地食品市场的价值观念跟购买实践相耦合；同时，大型食品采购商开始意识到自身在当地社区的嵌入性。
以往的文化创业研究多关注创业者在创业初期如何发展文化能力、创造并合法化新企业等议题。这篇文章在此基础上，将目光转向创业中后期的文化过程，关注已经创造出来的新兴市场如何扩张和规模化，是对现有文化创业研究的进一步深化和发展。此外，这篇文章也积极响应劳恩斯伯里、格林等学者的号召（Lounsbury，Glynn，2019；Lounsbury，et al.，2019），丰富和拓展文化创业的结果变量，关注经济价值之外的社会和环境价值的创造。该文章也揭示出企业或市场在创造并传播社会和环境价值的过程中可能遇到的制度性阻碍，以及文化创业在减少冲突、填补制度缺口方面的重要作用。这一发现对于气候恶化、环境污染、食品安全等社会问题日益突出的当代社会具有非常重要的借鉴意义。
推动创业研究产生的理论贡献与未来趋势
创业是在创造新文化，这一判断从本质上凝练了创业活动言行二重奏的重要属性。尽管这一属性在其他组织活动中仍普遍存在，但基于高度不确定性和资源匮乏的创业情境，如何实现言行之间紧密互补甚至是互动强化显得更加重要。长期以来，创业研究更注重关注行为，甚至在文化创业研究兴起的早期也仅限于文化创意产业内的创业活动，并未对创业者行为对应的叙事和意义建构予以足够的关注。令人欣喜的是，近年来，创业者基于言语和表述的文化视角研究开始日益成为主流，研究情境也不再局限于文化创意产业，而是拓展到了高科技等更加主流的研究情境，发展势头非常迅猛，甚至有学者提出了创业型表述（entrepreneurial framing）的概念，并借助文献梳理和研究的方式来构建理论框架，呼吁在未来开展相关研究（Snihur，et al.，2021）。
创业创造新文化的过程包含三个递进的层次：第一层次是创业活动创造文化产品和服务；第二层次是创业活动创造文化身份和符号；第三层次是创业活动创造文化价值观和制度规范。这三个层次的递进也体现出企业在面对制度压力和期望时，战略性地使用文化资源、表达自身诉求的能动性差异，分别对应着奥利弗（Oliver）（1991）的战略制度化过程的不同模式——从适应、遵从环境，到协调、对抗环境，再到操纵、创造环境。第一层次的文化创业指早期文化创意产业中的创业活动。在这一创业过程中，创业者所采取的对于制度压力的回应多为顺从（acquiescence），即文化创业者生产出的文化机构、产品、服务或实践，多为文化创业产业中盛行的艺术理念和文化观念的具体体现。第二层次的文化创业由劳恩斯伯里和格林（2001）的开创性研究引领。相关的研究虽然也关注创业者迎合制度中的文化规范以获取合法性，但更加强调创业者通过讲故事等文化符号活动，构建自身独特且合法的文化身份的过程。创业者构造出的文化身份及其符号意义不一定与制度规范完全吻合，因此这一新文化的合法化过程包含着更积极的战略应对技巧，可能表现为妥协（compromise）、回避（avoid）或否认（defy）。例如，尤伯巴赫等学者（2015）发现，文化创业者能够战略性地使用文化脱耦策略，在制度压力下隐藏自身的真实诉求，以捍卫企业的自主性。第三层次的文化创业则体现出创业者面对制度环境时更强的能动性，即他们不再仅仅受制度规范的限制，而是更加积极地推动制度的变革和新型价值观念的普及。此时他们的制度应对策略以操纵（manipulate）为主，尽管过程中也需要配合妥协、回避和否认等技巧的使用。赫德伯格和劳恩斯伯里（2021）的研究便体现了这一层次的文化创业。他们关注在效率和利润至上的制度环境中，遵循社区发展逻辑的道德市场如何进一步扩张和规模化，从而推动新型价值观念的普及。文化创业在这个过程中的作用在于，通过有技巧地使用文化资源和符号语言，减缓甚至消除不同制度逻辑的冲突，帮助市场实现扩张。通过赫德伯格和劳恩斯伯里的探索，我们可以看到文化创业在制度环境复杂多变、多元价值观念交融碰撞的情境中所能发挥出的巨大潜力。在这个过程中，文化创业不仅能帮助已经生成的文化身份实现规模化，还能在蕴含着不确定性和矛盾冲突的环境中创造、引领和传播新的价值观念。
从理论上看，创业在创造新文化这一论断揭示了创业过程中伴随的文化和符号意义，表明了创业不仅关乎新组织或新行业在物质形态上的生成，而且关乎这些新生组织的符号意义和价值观念的形成和传播。也就是说，创业者在创造新兴事物和实践的同时，需要有技巧地组合和利用自身和行业的文化资源，讲述创业故事，构建出具有某种价值和目标导向的文化身份和符号形象，以此赢得关键利益相关者对于新事物和新实践的认可，实现企业的可持续生存和发展。因此，文化创业研究与资源基础观、制度理论，以及组织身份、合法性等研究领域具有天然的紧密关联。在劳恩斯伯里和格林（2001）关注个体企业的基础上，后续研究进一步探究了跨组织（Wry，et al.，2011）和跨时期（Garud，et al.，2014，2019）视角下，讲故事与身份构建、合法性获取之间更加复杂的互动关系。此外，由于以故事促进合法性获取的创业实践大多建立在环境复杂、身份模糊、前景不明等现实情况的基础上（Lounsbury，Glynn，2001；Wry，et al.，2011；Überbacher，et al.，2015），因此，文化创业和意义建构理论有着较高的契合度，为创业和组织研究的进一步融合提供了新的方向。
文化创业对于创业研究的理论贡献，还在于其引入了社会学及文化研究等跨学科视角，以此揭示了创业过程中复杂多样的文化因素。总体而言，文化创业研究将文化视为人们为自己和社会集体的行为赋予意义的解释框架（Lounsbury，Glynn，2001；Überbacher，et al.，2015）。然而文化创业研究中，文化的具体表现形式非常多元。首先，文化可以表现为制度环境中的文化规范和价值观念。文化创业中创造出来的新文化身份需要在一定程度上契合社会文化规范，才能取得其生存发展所需的合法性。这体现了文化研究早期强调的文化的限制性作用。除此之外，文化创业研究更加强调文化的激励性作用，这体现在文化的资源和工具属性，以及文化的能力属性上。具体而言，文化创业学者将文化看成一组可供调用的工具包，并强调创业者灵活地调用工具包，以实现自身或组织发展目标的文化能力。文化能力和文化资源的结合能进一步创造出新的文化，即兼具独特性和合法性的企业文化身份，以及文化身份中折射的价值观念。这种新的文化身份也具有工具属性，能帮助企业进一步获取资源和财富。新的文化观念作为创业者能动地创造新事物的结果，也并不完全受到社会现有文化规范的束缚。具有技巧的符号设定和管理过程（文化能力）能使新兴文化价值免受限制性文化规范的影响，甚至还能促进不同制度逻辑的和解，助力新观念的进一步扩散和传播。
从当代社会的发展趋势来看，文化创业将会在未来的创业研究和实践中展现出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文化创业的过程和机制也会变得更加复杂、更具有情境性。这主要由以下三个现实因素导致：首先，随着数字和信息技术的广泛应用和自媒体的普及，企业或组织讲故事的途径和对象正变得日益多元，它们用以展示自身文化身份的媒介也变得更加丰富，这为创业者的文化创业提供了更多便利，但同时也提升了创业故事在多渠道传播中维持连贯性和一致性的难度。其次，众筹等新型筹资方式的出现，降低了创业活动的门槛，更多有创业想法的个体有机会参与到创业活动中。因此，创业过程中创业者、投资者、消费者和供应商之间的界限变得模糊，角色流动性的增强也使得创业创造新文化的过程变得更加复杂多变。最后，当代社会经济活动的快速发展也伴随着日益突出的社会、文化和环境问题，单纯追求效率和利润的市场逻辑已不再能适应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的要求。社会福祉、文化传承和生态保护等价值观念应该得到更加广泛的关注和认可。而文化创业在推广这些新型价值观念方面的重要作用，也使得相关的研究更具有现实意义。在研究设计方面，大多数研究提倡采用档案研究、民族志、访谈等质性研究方法来探究文化创业的过程和机理（Lounsbury，Glynn，2001；Überbacher，et al.，2015；Hedberg，Lounsbury，2021）；同时，文化创业学者也提倡通过纵向研究设计来探究故事的真实性和动态变化过程（Lounsbury，Glynn，2001；Garud，et al.，2014）。一些新近的研究开始进行量化尝试，比如通过对创业者传记内容分析建立衡量文化创业程度的指标，在此基础上探究文化创业的前因及后果变量（Park，Zhang，2020）。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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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ber, K., and Dacin, M. T., 2011, “The cultural construction of organizational life: introduction to the special issue”, Organization Science, Vol.22, No.2:287-298.
Wry, T., Lounsbury, M., and Glynn, M. A., 2011, “Legitimating nascent collective identities: coordinating cultural entrepreneurship”, Organization science, Vol.22, No.2:449-463.
▣文献推荐
Hedberg, L.M., and Lounsbury, M., 2021, “Not just small potatoes: cultural entrepreneurship in the moralizing of markets”, Organization Science, Vol.32, No.2:433-454.
Lounsbury, M., and Glynn, M.A., 2001, “Cultural entrepreneurship: stories, legitimacy, and the acquisition of resources”, Strategic Management Journal, Vol.22, No.6-7:545-564.
Überbacher, F., Jacobs, C.D., and Cornelissen, J.P., 2015, “How entrepreneurs become skilled cultural operators”, Organization Studies, Vol.36, No.7:925-951.
◉代表性学者
迈克尔·劳恩斯伯里（Michael Lounsbury）
在西北大学获得社会学和组织行为学博士学位，现任阿尔伯塔大学商学院战略创业与管理学系教授，创业创新领域的加拿大研究主席，曾任美国管理学会组织和管理理论分会主席。他担任《组织社会学研究》（Research in the Sociology of Organizations）的系列编辑及多份学术期刊的编委。他的研究兴趣包括组织和制度变革、创业动态、新兴行业和实践的涌现等。E-mail：michael.lounsbury@ualberta.ca。
玛丽·安·格林（Mary Ann Glynn）
在哥伦比亚大学获得工商管理博士学位，现任波士顿学院卡罗尔管理学院的约瑟夫·F·科特管理与组织教授、温斯顿中心研究主任，曾任美国管理学会主席。她的研究兴趣包括身份理论、制度动态性和文化创业等，在《管理学评论》《管理学杂志》《战略管理杂志》《行政科学季刊》等期刊上发表过多篇文章。E-mail：maryann.glynn@bc.edu。
弗洛里安·尤伯巴赫（Florian Überbacher）
在圣加仑大学获得管理学博士学位，现任蒙彼利埃商学院副教授，曾任苏黎世大学讲师和高级研究员。他的研究包括组织理论、制度理论、商业和社会、政企关系、组织权力和影响力、全球化等；教学领域涉及可持续发展管理、经济、人力资源和多样性。在《行政科学季刊》《组织研究》《管理研究杂志》等期刊上发表过多篇论文。E-mail：f.ueberbacher@montpellier-bs.com。
[1] 本文是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项目“新创企业商业模式形成与成长路径”（71732004）、重大项目“创新驱动创业的重大理论与实践问题研究”（72091310）课题三“大型企业创新驱动的创业研究”（72091311）资助的阶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