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业在创造新价值[1]

◎尹珏林 ◎赵嘉欣 ◎林星雨 ◎华欣意

中山大学管理学院

早在2000年，谢恩和文卡塔若曼在《管理学评论》（Academy of Management Review）上发表了《创业作为一个研究领域的前景》一文，创造性地提出了以“创业机会的识别、评价与开发利用”为主线的创业过程研究主张，强调从创业机会的角度去探索创业过程的一般规律。此后，谢恩又多次撰文指出了区分创业和其他学科的两个特征因素：一是作为研究对象的个人与机会的关系（Eckhardt，Shane，2003）；二是这种关系的内在新奇性、不确定性、风险性特征。随着创业研究的逐渐深入，越来越多的研究者意识到创业的核心在于有利可图的机会与有创业精神的个体之间的结合，这突破了以往片面强调创业者作用的偏见，将创业机会摆到了突出的位置。

要素或产品市场的竞争不完善使得市场存在创造新经济价值的机会（Barney，1986；Shane，Venkataraman，2000），即创业机会往往起源于不明确的市场需求、未使用的资源与能力（Kirzner，1997），或者创新性产品与服务（Schumpeter，1934），是能经由创新性资源组合传递更高价值满足市场需求的可能性。创业活动的本质是创业者识别开发创业机会并采取创业行为以实现新的社会和经济价值创造。创业活动表明了创业机会的发现与构建可以通过具体行为填补市场空缺为创业者带来经济收益和社会绩效。这使得自从创业机会成为创业研究的核心议题以来，创业机会来自何处、又是如何被发现或创造，以及如何影响个体创业行为等都成了创业学者的重点研究问题。创业学者对这些重点问题的探索对于构建系统全面的创业机会研究领域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杰弗里·麦克马伦和迪安·谢泼德：不确定性、创业机会与创业行为

2006年，麦克马伦和谢泼德在《管理学评论》上发表了《创业行为和不确定性在创业者理论中的作用》一文，结合已应用于分析创业者行为的经济理论，通过考虑感知不确定性和承担不确定性意愿两方面，构建了一个更为完整的用于分析个体创业行为的概念模型，为分析不确定性、创业机会与创业行为提供了坚实的理论依据和分析框架。

两位学者旗帜鲜明地提出，成为一名创业者就是要根据已经确定值得追求的创业机会并在创业知识和创业动机影响下采取具体行动，而且由于创业行为是随着时间推进的，未来的不可预知性和创业行为固有的新颖性使得创业行为本质上受到不确定性的重要影响。在有风险的决策制定环境中，个体可以收集到有关决策的足够信息以预测与该决策相关的可能结果以及这些可能结果发生的概率。然而，存在不确定性的决策环境更多表现为个体决策时无法收集到有关决策所需的信息进而难以预测决策结果。由于创业行为是否发生取决于个体在多大程度上依赖自我判断，而自我判断又取决于决定是否采取行动时所经历的不确定性程度，使得不确定性成为个体创业行为的重要影响因素。然而，学者们对于不确定性在阻止创业行为方面所产生的影响尚未达成一致意见。有学者认为不确定性程度是潜在创业者和创业行为之间的障碍，也有学者认为缺乏承担不确定性的意愿才是阻碍潜在创业者参与创业活动的原因。

麦克马伦和谢泼德认为个体是否采取创业行为必须同时考虑各种行动要素，例如与感知不确定性有关的创业知识、与承受不确定性意愿有关的创业动机及激发创业行为的特定刺激，这些行动要素中所产生的不确定性都可能潜在影响个体创业行为。基于此，麦克马伦和谢泼德提出了一个“机会注意—机会评估”两阶段的创业行为概念模型（如图2-2所示）。他们对外部环境中的第三方创业机会（third-person opportunity，an opportunity for someone）与个体可开发的创业机会（first-person opportunity，an opportunity for the actor）进行了区分，揭示了创业者如何将第三方创业机会转化为个体可开发的创业机会。具体而言：第一阶段是个体对创业机会的识别与注意阶段，个体拥有的特定的先验知识与个体创业动机结合共同触发个体对第三方创业机会的注意。第二阶段是个体对创业机会的评估阶段，在这一阶段创业者对第三方创业机会中的不确定性的感知触发了其决策过程，个体对第三方创业机会能否成为可开发的创业机会进行创业知识上的可行性评估（feasibility assessment）以及创业动机上的合意性评估（desirability assessment）。如果个体评估后发现该第三方创业机会的回报能够证明承担必要的不确定性是合理的，那么个体会认为该创业机会具有可开发性，进而有足够创业动机来开展具体创业活动以把握该机会。

图2-2 不确定性视角下创业机会与个体创业行为分析框架

基于所提出的两阶段个体创业行为分析模型，麦克马伦和谢泼德重新解读了以熊彼特、柯兹纳、奈特三位代表性经济学家的研究观点在预测个体创业行为时的有效性和不足。

首先，熊彼特认为在创业机会注意阶段，所有个体都可以感知到同样的机会存在，而在创业机会评估阶段，个体由于承受不确定性的程度存在差异使得个体对于创业机会的新颖性评估有着不同标准，进而导致了个体对创业机会评估以及创业行为开展的差异。熊彼特的观点虽然隐含着个体需要有承受不确定性的意愿，但相对忽略了由于个体知识差异造成的感知不确定性的差异，使得熊彼特观点在分析创业活动中仅适用于难以先验评估的突破式创新领域，在经验适用范围上存在较大局限。

其次，与熊彼特聚焦于创业机会评估阶段不同，柯兹纳聚焦创业者对创业机会的注意阶段，而相对忽略个体承担不确定性的意愿，重点从认识论角度关注了创业者的创业警觉性以及成功创业者的共同心理特征。创业警觉是指创业者对市场呈现出有利可图的机会的关注敏感程度，这种警觉性是市场的产物。然而，柯兹纳将创业警觉转化为与市场环境分离的创业者个体判断力，将创业机会识别等同于创业行动，并认为个体拥有的先验知识能帮助其消除创业不确定性。此外，柯兹纳的观点并未考虑到创业动机存在的必要性。事实上，如果缺乏创业动机，那么个体的创业警觉就难以转化为创业行为。

最后，奈特注重分析创业机会评估阶段，对个体创业行为的决策过程进行讨论，认为利润来自不确定性，个人决策时需要对预测需求和成本进行评估。遗憾的是，奈特的观点在分析个体创业行为时难以体现个体对创业机会注意力的分配差异所导致的创业行为差异。

总体而言，麦克马伦和谢泼德的研究通过考察感知不确定性和承担不确定性意愿两方面，构建了个体创业知识和动机如何影响不确定性与个体创业行为之间关系的分析框架，提出了分析个体创业行为的“机会注意—机会评估”两阶段概念模型，为从创业机会视角分析个体创业行为提供了强有力的解释框架，不仅完善了我们对于不确定性与个体创业行为关系的理解，而且对极具影响力的现有经济模型在个体层面上对创业者行为预测有效性的重新阐释也指明了未来研究的重要方向。

罗伊·苏达比等学者：创业机会来源及其内在机制

麦克马伦和谢泼德的研究明确了个体如何将不确定的第三方创业机会转化为具有可行性的创业机会并采取创业行为，突出了创业机会识别在促进个体创业活动开展中起到的重要作用。然而，创业机会的存在是抽象且隐蔽的。对于创业机会来源的探讨有助于创业者及时发现创业机会的“藏身之处”并有效把握创业机会，这使得创业机会来源的探讨日渐成为创业研究领域核心问题之一，尤其是“创业机会是环境中客观存在还是创业者主观塑造”这一基本问题受到了越来越多的关注与讨论。一部分学者在创业者特质理论、构型理论等基础上秉持创业机会的“发现观”，认为创业机会是存在于环境中的客观现实，先于创业者个人观念而存在，需要创业者基于自身特征而从环境中发现，因此他们的研究多聚焦于分析创业机会的环境条件及创业者个人特质。而另一部分学者则从制度理论、创业认知等理论视角出发，认为创业机会并不是由外部环境决定的，不能独立于创业者个人观念而客观存在，秉持创业机会的“创造观”，主张创业机会更可能是一种通过创业者的创造性想象力和社会技能进行社会性建构的结果。值得一提的是，不同于阿尔瓦雷茨（Alvarez）等（2015）所提出的创业机会完全是创业者行动的内生产物这一观点，“创造观”在强调创业者的主观认知的决定作用的同时，一定程度上承认环境中的某些客观条件有助于产生创业机会，例如技术进步、政治或监管范围和人口变化，并承认外部资源环境在创业机会创造中的作用，而这也为在研究中对这两种观点的融合提供了一定的基础。

基于有关创业机会来源这一核心问题的已有研究成果，罗伊·苏达比（Roy Suddaby）等学者2015年在《创业学杂志》上发表了《定性视角下的创业：对创业机会的建构或发现的洞察》一文，将“印记”（imprinting）、“自反”（reflexivity）两种核心构念与“创业机会从何而来”这一核心问题结合起来，为“发现观”与“创造观”提供了相对应的解释机制（见表2-1）。苏达比等学者对9篇发表于《创业学杂志》的有关创业机会的定性研究文章进行梳理，采用扎根理论方法识别出了支撑两种创业机会来源观点的内在机制，即印记与自反。一方面，“印记”是指创业主体所嵌入的社会、政治和经济环境对其所产生的重要且持久的影响。在“发现观”中，复杂的社会历史情境通过影响创业者的感知系统进而限制了他们发现机会的能力，而印记作为一个关键的过程，解释了一些创业者如何比其他人更容易发现创业机会。另一方面，“自反”是指创业主体对由其所嵌入的社会、政治和经济环境所构成的约束的高度自我意识与认知，这种洞察力使创业者能识别这些制约因素并且可以进行设想和改变原有的制度安排。在“创造观”中，自反可以帮助创业者突破客观环境以及印记的限制与约束。

表2-1 创业机会来源观点及核心机制

苏达比等学者进一步从环境观、时间观、创业过程侧重点及分析层次四个方面对基于印记与自反这两种机制的“发现观”与“创造观”之间的联系与区别进行了分析。

第一，在创业者对外部环境性质的感知上，“发现观”认为外部环境是具体的、不变的，外部环境比起创业者而言更加具有能动性，并且创业者与环境之间的界限也更加明显；而“创造观”则认为外部环境更抽象以及易于被重构，创业者与环境之间的界限没有那么明显，并且创业者与环境之间的力量分布较为均匀。

第二，在时间观方面，“发现观”强调时间的影响具有线性、客观以及路径依赖的特征，对创业者而言，创业者早期经历的关键事件随着时间推移对其识别创业机会的能力有着重要且持续的影响，使创业者在发现机会过程中存在一定的路径依赖。不同于“发现观”，“创造观”则认为创业者与环境会不断互动并在互动中改变自身以相互适应，随着时间推移，创业机会在双方反复互动中得以构建，“创造观”强调时间影响的循环性特征。

第三，在描述创业过程的主观或客观程度方面，“发现观”将外部环境中具体的、可衡量的客观因素作为创业的决定因素，在对个体发现创业机会能力的差异的解释时更强调创业行为与实践本身。而“创造观”则倾向于描述创业机会的主观因素，即强调通过创业者主观的和解释性的内心世界提升其想象力，从而突破现有约束、创造新的机会。

第四，在分析层面方面，由于研究者的研究视角不同，“发现观”更侧重于较低层面的分析，关注个人和群体，而“创造观”往往从更宏观的分析层面上开展分析，更加关注行业以及制度层面的创业。通过分析比较两种观点内在机制的联系与区别，苏达比等学者进一步提出这两种观点并非完全对立。印记与自反两种机制也包含一些共同的假设，比如它们都强调社会共享认知（social shared cognition）是创业机会的一个基础因素。因此，对创业者而言，分析创业机会的存在可能更加依赖于如何更有效地将两种机制巧妙地结合在一起，以识别合适的创业机会并及时把握。

总的来说，苏达比等学者所提出的印记与自反这两种内在机制，揭示了创业机会两种来源及其过程的核心区别，为创业机会来源的两种观点的辩论提供了一种新视角，同时也完善了我们对于“创业机会究竟是从何而来”这一问题的理解，为后续有关创业机会的来源与识别过程等研究提供了理论参照。此外，苏达比等学者通过采用定性方法来研究创业机会的来源这一创业领域的核心问题，一定程度上也突破了过往定量方法为创业领域发展带来的限制，推动了创业研究理论范式的发展。

阿斯利·阿里坎等学者：创业者认知如何作用于创业机会形成与开发过程

如前所述，不同于创业机会“发现观”认为个体在创业机会产生这一过程中扮演着被动响应的角色，即强调创业机会源于现有市场的外生冲击，创业机会“创造观”则更强调创业机会形成是创业者搜寻创业机会过程中的内生现象。然而，目前基于“创造观”视角探究创业机会形成过程的研究中仍有两个重要问题一直悬而未决：第一，创业机会形成早期，在奈特不确定性（风险无法被衡量或预判）情况下，创业者为何愿意去创造并建构创业机会？第二，创业机会形成后期，创业者如何创造更多的可能方式去开发创业机会？阿斯利·阿里坎（Asli M. Arikan）等学者2020年在《管理学评论》上发表了《创造机会：创业好奇心、生成性认知与奈特不确定》一文，通过整合认知理论与机会创造理论（creation theory of opportunity）对这两个问题进行了深度剖析并提出可用于解释创业机会形成的新见解，有助于理解创业者的主观能动性如何影响创业机会形成，对创业者创造并识别出创业机会进而开展创业活动有重要启示。

通过探究“创业机会创建阶段”，阿里坎等学者回答了“在不确定条件下，创业者为何愿意去创造并建构创业机会”。具体而言，他们首先论证了在个体无法预判风险的情况下开展创业过程中创业警觉与创业者独有的认知属性解释力失效的原因：一方面，创业警觉源于人们受到与市场相关的外部不完善信息或线索的刺激，而奈特不确定性条件下不存在外源刺激，这使得创业警觉不太可能成为个体创造机会的动机；另一方面，不确定性条件下创业者更容易产生功利性的认知偏差进而影响对于给定机会的捕捉和价值创造，且这些认知偏差也不足以解释创业者为什么要创造机会。

基于此，阿里坎等学者从认知心理学视角提出了创业好奇心作为创业者认知与创业机会建构之间的中介机制，具体解释了在无法预判风险的情况下创业者认知如何以创业好奇心为中介进而影响创业者建构创业机会（见图2-3）。首先，个体在已知情境下无意识的逆向思维或发散思维可能会触发好奇心，熟悉情境与未知属性的碰撞容易激起个体的求知欲从而产生好奇心。其次，有好奇心的个体就会继续在头脑中无意识地模拟认知场景，试图通过重构情境记忆来解决发散或逆向思维产生的不确定性。因此，正是好奇心引起的思维转变激发了创造机会的形成，通过“从熟悉到未知”的心理活动演绎产生了新知识，从而形成可能的创业机会。

图2-3 好奇心驱动创业机会的过程

然而，由好奇心驱动构建的创业机会是一个自然推演的过程，尽管创业机会已初具雏形，但创业者如何有效利用这一机会仍存在高度不确定性。在创业机会形成的后期阶段，创业者如何创造更多的可能方式去开发创业机会就显得尤为重要，这也是文章要重点解决的第二个问题。因此，阿里坎等学者进一步探究了“创业机会开发阶段”，认为影响创业机会开发的核心并非“发现观”所强调的搜索活动，而是不确定条件下创业者认知的生成活动。创业者需要利用创造出的机会对可能的产品和服务理念进行概念化，这些理念对应无法预判风险情况下尚未存在的市场需求。阿里坎等学者以创造性认知、概念认知和记忆分类为基础，解释了创造机会如何通过相应的候选产品转化为尚未存在的市场需求。就文章的理论体系而言，这些认知生成过程使创业者能重新配置其所创造知识的属性以解决创业者的好奇心，并为尚未存在的市场需求提供相应的候选产品以实现创业机会的有效利用。此外，为便于读者更好地理解创业机会形成过程，阿里坎等学者以3M公司研发“便利贴”项目为例，解释了好奇心如何引发奈特不确定性下的机会创造并将其转化为有市场价值的产品。具体来讲，3M公司的西尔弗博士在好奇心的驱使下无意中制造出黏性高却容易剥离的黏合剂，但3M公司对如何将黏合剂市场化毫无头绪，后来实验小组的员工佛莱伊所在的教堂唱诗班需要一类既具黏性又不会损坏赞美诗的书签，这一无关需求使西尔弗博士察觉到纸质书签与黏合剂的结合可以满足条件，由此，3M公司最终推出被公众津津乐道的“便利贴”这一新型办公产品。

总的来说，阿里坎等学者通过“理论构建为主，案例解释为辅”的分析模式明确解释了认知在创业机会形成过程中的作用机理。作为最早探究好奇心如何作用于创业机会过程的研究之一，这篇文章不但扩展了机会创造理论论据，而且对创造机会的评估和治理具有启示。考虑到现实情境中创业者很少独自完成整个创业过程，三位学者在这篇文章末尾提到创业机会形成及有效利用的过程对其他利益相关者的不同挑战：一方面，创业好奇心是一种自我反省、无组织和自我启发的认知过程，需要心理模拟和想象；另一方面，个体的创业好奇心在团队创业环境中是否发挥同样作用，目前仍缺乏明确答案，这需要后续研究整合认知心理学及创业相关理论来进行解释。

推动创业机会研究产生的理论贡献与未来趋势

创业活动的本质是创业者识别创业机会并通过开展具体的创业行为开发创业机会，实现新的社会与经济价值创造。随着越来越多学者聚焦创业机会问题，从认知、行为等多方面探究创业者如何识别、评估与利用创业机会并展开创业活动，创业机会逐渐过渡到了创业研究的舞台中心。上述三篇经典文章对创业机会的来源、创业机会的形成和开发以及创业机会如何转化为创业行为进行了探讨，不仅“追本溯源”、详细地阐述了创业机会产生背后所蕴含的本体论和认识论观点及其产生过程和适用条件，而且从创业机会视角建构了用于分析不确定性与个体创业行为之间关系的“机会注意—机会评估”两阶段概念框架，对创业机会研究产生了重要推动。

一方面，创业机会的来源及其形成，既是创业机会研究的基础，也是实践中展开创业的开始。当前关于机会来源的大部分讨论都集中在被更广泛接受的客观主义观点“发现观”和较少关注的建构主义观点“创造观”，以及这两种观点之间的本体论和认识论的辩论。“发现观”认为，机会的产生独立于创业者存在（Alvarez，Barney，2007；Shane，Venkataraman，2000）。已有许多学者基于机会“发现观”，探究个体拥有的社会网络、创业知识和经验、认知方式等多方面对个体识别创业机会与开展创业活动的影响（Singh，et al.，1999；McMullen，Shepherd，2006）。例如，麦克马伦和谢泼德从创业机会视角所提出的个体创业行为的“机会注意—机会评估”两阶段概念模型体现着机会“发现观”的基本思想，强调机会是独立于创业者的客观存在，个体认知与动机则影响个体对创业机会的识别与开发。不同于已被广泛接受的机会“发现观”，机会“创造观”认为机会是通过社会建构的过程而产生的，并且不能脱离创业者而存在（Arikan，et al.，2020；Baker，Nelson，2005）。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学者认为“创造观”能解释那些“发现观”所无法阐明的一些机会的产生，对创业机会来源的理论起到了重要补充（Alvarez，Barney，2007）。例如，伍德（Wood）和麦金利（McKinley）（2010）基于机会“创造观”提出个体在初始阶段主要依赖个人想象力来想象出机会，但无法确定想象的机会的可行性，需要经过社会网络与他人进行互动来实现机会的意义建构，即个体可以通过参与社会结构来试图吸引潜在的利益相关者支持，将想象的机会转化为客观可行的机会。

由这些代表性研究可以发现，无论是“发现观”还是“创造观”都承认创业者在机会识别与开发中的重要性，但是，正如苏达比等学者所强调，“发现观”与“创造观”的核心机制存在区别。由于受环境被动影响与个体主动认知，不同的创业者认知对创业机会的形成与开发有着不同影响。阿里坎等学者的研究基于“创造观”视角进一步帮助我们理解了创业者的认知能动性如何影响创业机会的形成，对创业者创造并识别出机会进而开展创业活动有着重要启示。苏达比和阿里坎等学者的研究极大程度丰富了我们对创业机会来源及形成的理解，为后续学者深入研究提供了理论参照。

另一方面，创业机会的存在并不天然意味着新的社会与经济价值被创造，只有将创业机会转化为具体的创业行为才能实现所期望的价值创造，因此“创业机会如何转化为创业行为来实现创业价值创造”成了创业机会研究的重要议题。麦克马伦和谢泼德从创业机会视角所提出的个体创业行为的“机会注意—机会评估”两阶段概念模型，同时关注了个体在感知创业机会与承担创业机会不确定性的意愿，阐述了创业者个体把握创业机会并开展创业活动的内在机制，不仅丰富并拓展了对于创业机会与个体创业行为之间关系的理解，而且为后续学者从不确定性视角研究创业机会识别提供了重要的分析思路和研究方向。例如，参照麦克马伦和谢泼德所提出的两阶段概念模型，奥蒂奥（Autio）等学者（2013）结合个体认知理论研究发现，在机会评估阶段创业者的认知风格会因不同外部信息接触产生不同特点。然而，遗憾的是，目前研究分析创业机会创造与后续识别开发为具体创业行为时大多聚焦于个体特征（如创业知识、创业经验、创业网络等），如分析哪些特征的个体更可能主动与环境交互进而创造和开发创业机会并实现成功创业，对于复杂创业环境如何影响个体创造创业机会以及如何与个体认知共同影响个体识别创业机会和开展创业行为尚未得到深入研究，存在较大研究空间。

当今社会经济环境发展呈现VUCA特征，即易变性（volatility）、不确定性（uncertainty）、复杂性（complexity）、模糊性（ambiguity）。VUCA的发展背景是否意味着更多的机会客观存在？是否会增强或减弱创业者个体创造机会的主观能动性？个体成功识别和开发创业机会的具体过程如何受到具有VUCA特征的情境影响？学者们尚未对这些相关疑问达成共识。由于有助于揭示机会“发现观”与“创造观”的情境适用边界，这些问题值得在未来研究中进行深入探讨。

以数字化技术这一具体情境为例，数字创业活动所面对的创业环境更具变化性与挑战性。未来的研究可以在麦克马伦和谢泼德所提出的分析个体创业行为的两阶段模型基础上，将数字创业所面对的环境复杂性考虑在内，分析数字技术驱动情境下的个体创业机会识别与个体创业行为。以互联网大数据、区块链、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数字技术的快速发展使得个体获取知识不再受地理限制而可以从世界范围内获取海量知识和信息。创业者依靠数字技术学习积累大量先验知识将极大影响个体对于不确定性的感知与承担意愿，对个体创业机会的识别和开发有着不容忽视的重要影响。同时，数字技术快速变革对创业者创业警觉与好奇心产生的潜在影响如何进一步影响创业机会的形成与后续创业活动的开展同样值得未来深入思考。

此外，在研究设计方面，这些研究鼓励我们在研究中采用定性研究方法界定清晰的创业现象与问题，并通过归纳推理建立新的理论构念与分析框架以推动创业研究中理论范式的发展。尤其我们可以立足于中国情境，选取典型的创业企业来分析中国文化、价值观、历史事件等塑造下的个体认知如何影响创业者的创业机会发掘与创业行为开展。比如斯晓夫等学者（2016）基于中国大众创业的情境研究创业机会的形成，该研究采用定性方法与扎根理论识别出了创业机会的第三种来源，那就是创业机会的“发现+构建”以及产生创业机会的多路径来源。尤其，越来越多学者提倡在未来的创业研究中可以基于整体的分析视角，运用组态思维和定性比较分析（qualitative comparative analysis，QCA）方法通过集合分析发现要素组态和结果的集合关系，为创业机会与创业行为的因果复杂性研究提供方法上的有效支撑。除了定性方法外，近年来采用实验法观察个体创业行为已成为创业研究的热门方法，为研究个体如何将创业机会转化为创业行为和价值创造提供了更为客观的研究情境。例如，研究者在实验中通过创造与现实创业高度类似的情境，并在严格排除其他干扰的情况下，通过人为操纵提供给实验参与者的创业环境信息、激发特定创业认知模式等来观察个体在复杂创业情境下识别、创造机会与开发机会的具体过程，并进一步区分这一过程带来的价值创造结果，可以更稳健地揭示创业机会与创业行为之间的因果关系。

◈参考文献

Alvarez, S.A. and Barney, J.B., 2007, “Discovery and creation: Alternative theories of entrepreneurial action”, Strategic Entrepreneurship Journal, Vol.1:11-26.

Alvarez, S.A., Young, S.L., and Wooley, J.L., 2015, “Opportunities and institution: A co creation story of the king crab industry”, Journal of Business Venturing, Vol.30, No.1:95112.

Autio, E., Dahlander, L., and Frederiksen, L., 2013, “Information exposure, opportunity evaluation, and entrepreneurial action: An investigation of an online user community”, Academy of Management Journal, Vol.56, No.5:1348-1371.

Baker, T. and Nelson, R.E., 2005, “Creating something from nothing: Resource construction through entrepreneurial bricolage”, Administrative Science Quarterly, Vol.50, No.3:329-366.

Barney, J.B., 1986, “Strategic factor markets: expectations, luck and business strategy”, Management Science, Vol.42:231-1241.

Eckhardt, J.T. and Shane, S., 2003, “Opportunities and entrepreneurship”, Journal of Management, Vol.29, No.3:333-349.

Kirzner, I. M., 1997，How markets work: Disequilibrium, entrepreneurship and discovery, London: Institute of Economic Affairs.

Mathias, B.D., Williams, D.W., and Smith, A.R., 2015, “Entrepreneurial inception: the role of imprinting in entrepreneurial action”, Journal of Business Venturing, Vol.30, No.1:11-28.

Schumpeter, J. A., 1934，The theory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New Brunswick, NJ: Transaction.

Shane, S. and Venkataraman, S., 2000, “The promise of entrepreneurship as a field of research”, Academy of Management Review, Vol.25, No.1:217-226.

Singh, R.P., Hills, G.E., Lumpkin, G.T., and Hybels, R.C., 1999, “The entrepreneurial opportunity recognition process: examining the role of self-perceived alertness and social networks”, Academy of Management Proceedings, Vol.1: G1-G6.

Wood, M.S., and McKinley, W., 2010, “The production of entrepreneurial opportunity: a constructivist perspective”, Strategic Entrepreneurship Journal, Vol.4:66-84.

斯晓夫，王颂，傅颖.创业机会从何而来：发现，构建还是发现+构建？——创业机会的理论前沿研究[J].管理世界，2016（03）：115-127.

▣文献推荐

Arikan, A.M., Arikan, I., and Koparan, I., 2020, “Creation opportunities: entrepreneurial curiosity, generative cognition, and Knightian uncertainty”, Academy of Management Review, Vol.45, No.4:808-824.

McMullen, J. S. and Shepherd, D. A., 2006, “Entrepreneurial action and the role of uncertainty in the theory of the entrepreneur”, Academy of Management Review, Vol.31, No.1:132-152.

Suddaby, R., Bruton, G. D., and Si, S.X., 2015, “Entrepreneurship through a qualitative lens: insights on the construction and/or discovery of entrepreneurial opportunity”, Journal of Business Venturing, Vol.30, No.1:1-10.

◉代表性学者

杰弗里·麦克马伦（Jeffery S. McMullen）

在科罗拉多大学取得战略管理和创业学博士学位，现任印第安纳大学凯利商学院创业学教授。他主要从事有关商业、社会、可持续发展等背景下的创业认知、创业行为和创业机会研究，研究成果发表在《管理学杂志》《管理学评论》《创业学杂志》等期刊上，现任《创业学杂志》主编，曾任《商业视野》（Business Horizons）杂志主编。E-mail：mcmullej@indiana.edu。

迪安·谢泼德（Dean A. Shepherd）

1997年在邦德大学获得战略和创业方向哲学博士学位，现任圣母大学门多萨商学院创业学讲席教授，主要研究领域是创业，特别专注于创业决策和创业学习方面的研究。在《组织科学》《应用心理学杂志》《战略管理杂志》《管理杂志》《创业学杂志》等期刊上发表过70多篇论文。曾任《创业学杂志》主编。E-mail：dsheph1@nd.edu。

罗伊·苏达比（Roy Suddaby）

在阿尔伯塔大学取得博士学位，现任维多利亚大学彼得·古斯塔夫森商学院温斯皮尔管理系主任、华盛顿州立大学卡森商学院和利物浦大学管理学院的管理学教授。他长期从事组织理论与制度变迁研究，曾任《管理学评论》编辑，《管理学杂志》、《行政科学季刊》、《管理研究杂志》（Journal of Management Studies）和《创业学杂志》编辑委员会成员。E-mail：rsuddaby@uvic.ca。

阿斯利·阿里坎（Asli M. Arikan）

在俄亥俄州立大学获得博士学位，现任肯特州立大学战略管理副教授。她的主要研究方向为企业战略、技术投资决策、企业生存、创业机会、估值和认知以及无形资产与企业绩效的关系等。在《战略管理杂志》《管理学评论》《国际商务研究杂志》（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Studies）等期刊上发表了多篇文章。现任《战略管理杂志》和《管理学评论》编委会成员。E-mail：aarikan@kent.edu。

[1] 本文是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社会企业使命漂移机制研究：基于制度复杂性的视角”（72072188）与“在华跨国公司企业社会责任行为机制及其权变策略研究：基于组织合法性的视角”（71672146）资助的阶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