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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彼岸的关怀和此岸的现实

李贽当官时吃过的苦,袁宏道在吴县知县任上感同身受:

人生作吏甚苦,而作令为尤苦,若作吴令则其苦万万倍,直牛马不若矣。[明]袁宏道著,钱伯城笺校:《袁宏道集笺校》第1册《锦帆集之三——尺牍·沈广乘先生》,上海古籍出版社2018年版,第260页。

外人只见袁县令勤政爱民,殊不知他早已牢骚满腹,感慨“吴令甚苦我”,“苦膝欲穿,腰欲断,顶欲落”,分分钟因公殉职的节奏。

家境优渥的袁宏道认为人生有五大“真乐”:

目极世间之色,耳极世间之声,身极世间之鲜,口极世间之谭,一快活也。

堂前列鼎,堂后度曲,宾客满席,男女交舄,烛气薰天,珠翠委地,金钱不足,继以田土,二快活也。

箧中藏万卷书,书皆珍异。宅畔置一馆,馆中约真正同心友十余人,人中立一识见极高,如司马迁、罗贯中、关汉卿者为主,分曹部署,各成一书,远文唐、宋酸儒之陋,近完一代未竟之篇,三快活也。

千金买一舟,舟中置鼓吹一部,妓妾数人,游闲数人,泛家浮宅,不知老之将至,四快活也。

然人生受用至此,不及十年,家资田地荡尽矣。然后一身狼狈,朝不谋夕,托钵歌妓之院,分餐孤老之盘,往来乡亲,恬不知耻,五快活也。[明]袁宏道著,钱伯城笺校:《袁宏道集笺校》第1册《锦帆集之三——尺牍·龚惟长先生》,上海古籍出版社2018年版,第221—222页。

这种顺情遂性、活在当下的人生观,造就了袁宏道“宁今宁俗,不肯拾人一字”的文学主张。在袁宏道看来,语言是随时代不断变化的,今人所谓的“奇字奥句”,安知非古人之街谈巷议?

对此,袁中道附和说:“天下无百年不变之文章。”为了证明这一点,他的诗宁取俚俗,不落陈套,极力变化,浅易率直。

即便如此,袁宏道在评价弟弟的诗时仍说,“佳者”未必令他喜欢,因为不免有蹈袭前人的痕迹,而“疵处”的用语却因“本色独到”而令他“极喜”。由此可见,袁宏道把诗的个性放到诗的完美之上,主张作诗不托于“理”和“闻见知识”,而讲求自然之韵和真实之趣。

有此认知,袁宏道的文章打破铁网,如瀑直下,好发人所不能发,喜用新鲜泼辣的比喻,如写自己患疟疾时说:

倏而雪窖冰霄,倏而烁石流金,南方之焰山,北方之冰国,一朝殆遍矣。[明]袁宏道著,钱伯城笺校:《袁宏道集笺校》第1册《锦帆集之四——尺牍·吴曲罗》,上海古籍出版社2018年版,第287页。

又如情趣盎然、波澜起伏的游记小品:

数日阴雨,苦甚。至双清庄,天稍霁。庄在山脚,诸僧留宿庄中,僧房甚精。溪流激石作声,彻夜到枕上。石篑梦中误以为雨,愁极,遂不能寐。次早,山僧供茗糜,邀石篑起。石篑叹曰:“暴雨如此,将安归乎?有卧游耳。”僧曰:“天已晴,风日甚美,响者乃溪声,非雨声也。”石篑大笑,急披衣起,啜茗数碗,即同行。[明]袁宏道著,钱伯城笺校:《袁宏道集笺校》第2册《解脱集之三——游记、杂著·初至天目双清庄记》,上海古籍出版社2018年版,第484页。

调任北京国子监期间,袁宏道工作稍闲,写了本研究瓶花供养与插花艺术的《瓶史》。此书后来传至日本,引发花道革命,却在刚出版时使他饱受京城士大夫的讥诮。

这也难怪,他们只看到作者事无巨细地谈论花架、容器和水土关系,却不解其欲近山水而不得,乃转求于瓶中之花的无奈。

不久,袁宏道升任礼部仪制司主事,旋即辞官。

几年后,上司写信劝他复出,袁宏道回信婉拒,说自己并非不爱富贵,奈何懒散惯了。别人若从生计出发劝他做官,免受饥寒之苦,他还听得进去;若以建功立业这等大帽子来扣他,那就令他反感了。在他看来,一个人的进与退,都属于水到渠成的事,无论居庙堂而念山林还是居山林而念庙堂,都一样牵缠,一样俗气。

退休后的袁宏道向袁中道感叹:一入宦途,形瘁心劳,远不如闲隐。

其实这个道理该由袁中道向他哥讲,因为他才是耽乐的代表,真的有船,还是一艘名叫“泛凫”的楼船,每次科场不利就驾船巡游江南,在笙歌宴饮中问学会友,散心抒怀,美其名曰“洗涤俗肠”。

随着袁中道屡试不售,其繁花似锦的客游日渐显现出一种故作旷达的悲凉。而视之为“愚兄弟中白眉也”的袁宗道在听说三弟居家之日亦时时豪饮,甚至“大醉江上”后,不禁写信劝道:

以弟之才,久不得意,其磊块不平之气,固宜有此。然吾弟终必达,尚当静养以待时,不可便谓一发不中,遂息机也。[明]袁宗道著:《白苏斋类集》卷十六,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版,第259页。

袁中道没有“息机”,其诗文也被袁宏道誉为“情与境会,顷刻千言,如水东注,令人夺魄”,但等他真正了却“头巾债”(中进士)时,已是47岁高龄。

彼时,父亲和两个哥哥早已归西。

袁中道凄然道:

闭门清坐,微月濛濛。坐紫荆花下,内悲父兄,外悼友朋,因病戒酒,寂寂无一人往来可以倡和者,不知余生何以度日。[明]袁中道著,钱伯城点校:《珂雪斋集(下)》卷七《游居柿录》,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版,第1259页。

才高情深,时乖命蹇。宦海无涯,年寿有限。

七年后,袁中道病逝于南京。

事实上,他早就清楚铁饭碗不好端,考入公门也不过是踏进另一座围城。

年轻时,袁中道赴京探望翰林院修撰兼太子讲师袁宗道,发现大哥“鸡鸣而入,寒暑不辍”,其同僚也终日劳碌,周六一定不休息,周日休息不一定,于是摇头道:“舍水石花鸟之乐,而奔走烟霾沙尘之乡。”

图什么呢?

尤其当袁宗道累死在任上而自己仍迟迟无法中举时,袁中道不禁发出天问:

人生果何利于官,而必为之乎?[明]袁中道著,钱伯城点校:《珂雪斋集(中)》卷二十三《答陶石篑》,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版,第972页。

这个问题袁宗道其实思考过,最后发现无非两难:山野之人,身虽安逸,物质生活却成问题;当官的吃香喝辣,代价却是“冒寒出入,冲暑拜起”。

人固好逸,亦复恶饥,就看你怎么选了。

袁中道适性任情,耽于酒色,但毕竟难断名根,故游冶的同时从不忘提醒自己这些声色犬马、虚掷光阴的享受不过是“锋刀上蜜,甘露毒药”。

袁中道的内心图景是晚明知识分子群体的缩影,即一方面极恋繁华,沉醉风雅;另一方面克己勤学,皓首场屋。

两种对立的价值观集于一身,便撕裂出屠长卿“昙花一梦,遍地虚空”的悲剧人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