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式现代化的独特路径

刘守英

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院长

现代化是人类自有文字以来告别传统社会的一场最伟大变革，它不仅实现了科学技术革命、社会生产力跃迁、现代经济的累积性增长，而且实现了思想革命、制度创新和社会转型。经典路径使英国及其跟随者成为现代化国家，但是后发国家作为跟随者在谋求现代化的道路上靠移植先发国家的制度和模式却充满了曲折、挫败、血腥和动荡，跌入一个个陷阱而不能自拔。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的：“历史条件的多样性，决定了各国选择发展道路的多样性。”中华民族的现代化在西方列强坚船利炮的轰击下开启，先后经历了西方技术和制度的移植、苏式模式的跟随，最终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国情相结合，以实践和问题为导向，艰辛探索出一条中国式现代化道路。

现代化的路没有唯一

现代化是人类历史上最剧烈、最深远、最彻底的一场社会变革

现代化是一个世界性现象，它始于十四五世纪的西欧。一些地区从封建分裂状态走出，形成统一的现代民族国家，为西欧开启现代化提供了前提条件，成为人类现代化的起点。18世纪英国出现的工业革命，将人类带向工业文明，也带来现代化对全球的冲击——先是从西欧到中东欧、北美，然后前往西亚、北非，再进入南亚、东亚和南美。到20世纪，现代化已成为不可抗拒的潮流（钱乘旦，2016）。它不仅是一场人类社会经济社会形态的转变，即从一个以农业为基础的人均收入很低的社会，走向着重利用科学技术的都市化和工业化社会的巨大转变（吉尔伯特·罗兹曼，1981），并且是一种新的文明形式（工业文明）逐渐确立的过程，是人类文明从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的转变。因此，现代化是一场人类全方位的革命性转型，不仅包括经济方面的转型，也包括政治、社会、文化、价值、思想等全方位的转型。

现代化不等同于西化

现代化只有先行者和后来者，所有不是先行者的经济体都是后来者。先行者往往输出它们的模式，后来者往往以先行者的模式、道路为榜样。由于西方是现代化的先行者，现代化往往被不幸地等同于西化，由此造成许多后来者现代化道路遭受挫折。现代化的研究开始于20世纪50年代的美国，它们设定了一套“现代化”的标准，将符合这些标准的标明为“现代”，不符合这些标准的划归“传统”。以这些标准判断，只有西方社会是“现代”的，其他国家都是“传统”的。那些刚摆脱殖民统治的国家在进行国家建构和转型时，只有按西方标准才算是“现代化”，现代化更是被打上很强的意识形态色彩。

现代化有不同的模式和道路

由于文化和历史传统不同，时空与环境条件不同，介入的人与事不同，思想方法和解决方案不同，现代化在各国、各地区呈现出巨大的差异，形成了不同的模式和道路。一个国家或地区现代化的速率和模式基本由本土因素和外来因素及两者之间的相互影响所决定。本土因素反映着一个国家或地区独具的历史背景，外来因素则对现代化的后来者产生重大影响。现代化的先行者主要依靠循序渐进转变各种本土因素，后来者往往依靠外来因素加速改变本土因素。现代化过程就是本土因素和外来因素相互作用和融合的过程，后者构成的共同性与前者构成的特殊性相互交织构成世界现代化复杂而丰富的画卷（吉尔伯特·罗兹曼，1981）。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现代化能否顺利并取得成功，取决于它能否找到适合自己的现代化道路。道路和模式由多种因素作用而成。本土文化与历史会影响现代化道路，但是，相同的文化和历史也可能形成不同的“模式”，不同的文化和历史可能走上相似的道路。没有哪一种“模式”绝对正确或绝对“好”，也没有哪一条道路放之四海而皆准。

中国式现代化的内涵扩展

中国共产党取得政权后，真正开启了这个古老农业大国向乡土中国告别的现代化转型。

从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

1945年党的七大和1949年党的七届二中全会提出，革命胜利之后，新中国的建设目标是将中国稳步地由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把中国建设成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毛泽东还提出了两步走战略：第一步，通过工业化发展生产力，恢复国民经济，由半殖民地半封建经济过渡到新民主主义经济，奠定生产力基础和物质基础；第二步，社会主义因素积累到一定程度、各项条件具备之后，通过互助合作、集体化等途径实现新民主主义经济向社会主义经济的跃迁。

工业、农业、科学文化、国防的四个现代化

毛泽东等领导同志在提出农业国向工业国转变后，就开始谋划共和国建构后的现代化。1954年9月，在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毛泽东提出准备用几个五年计划，将中国现在这样一个经济上、文化上落后的国家“建设成为一个工业化的具有高度现代文化程度的伟大国家”。1954年，周恩来在《政府工作报告》中第一次明确提出我们要建设的现代化是“强大的现代化的工业、现代化的农业、现代化的交通运输业和现代化的国防”。1956年6月的一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上，李先念将现代化表述为“完全现代化的、富强的社会主义的工业国”。1957年6—7月间一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上，周恩来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提醒了“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化工业和现代化农业的社会主义国家”的艰巨性，指出“取得这场斗争的胜利，不是几年而是需要几十年的时间”。1957年2月，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第十一次（扩大）会议上将科学文化纳入现代化的内涵，即“将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工业、现代农业和现代科学文化的社会主义国家”。到1959年12月至1960年2月毛泽东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时，明确了第一代领导集体四个现代化的全部方面，即“建设社会主义，原来要求是工业现代化，农业现代化，科学文化现代化，现在要加上国防现代化”。1962年3—4月的二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提出，要“建立一个独立的、完整的、现代化的国民经济体系”。1963年11—12月的二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号召全国各族人民“为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和现代科学技术的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奋斗”。到1964年12月至1965年1月的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正式提出分两步实现四个现代化，即“从第三个五年计划开始，我国的国民经济发展，可以按两步来考虑：第一步，建立一个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第二步，全面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使我国经济走在世界的前列”。1975年1月的四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周恩来在《政府工作报告》中重申了分两步走方案：“第一步，用十五年时间，即在一九八〇年以前，建成一个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第二步，在本世纪内，全面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使我国国民经济走在世界的前列。”

中国式现代化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邓小平反复强调现代化关乎国家和民族的前途命运，首次提出“中国式现代化”，指出：“我们的现代化建设，必须从中国的实际出发”，“适合中国情况，走出一条中国式的现代化道路”。中国式现代化，其一必须是社会主义的现代化。他指出：“很多人只讲现代化，忘了我们讲的现代化是社会主义现代化”，“中国搞现代化，只能靠社会主义，不能靠资本主义”。其二是全面的现代化。邓小平强调现代化是经济、政治、文化在内的全面现代化。党的十三大报告首次提出：“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其三是“小康”。邓小平给出的解释是：“中国式的现代化，就是把标准放低一点。特别是国民生产总值，按人口平均来说不会很高”；“所谓小康，从国民生产总值来说，就是年人均达到八百美元”。为此提出了三步走战略：第一步，实现国民生产总值比一九八〇年翻一番，解决人民的温饱问题；第二步，到20世纪末，人民生活达到小康水平；第三步，到21世纪中叶，基本实现现代化。

全面协调与科学发展的现代化

随着改革开放取得显著进展，人民物质生活水平大幅提高，我国现代化内涵更加全面且目标更高。其一是全面协调发展的现代化。不仅强调经济现代化、政治现代化和文化现代化，还提出要“相互协调和全面发展”，“不但经济要上去，人民的思想道德、科学文化素质和社会秩序、社会风气都要搞好”。其二是更高水平的全面小康。党的十五大提出：“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使全国人民过上小康生活，并逐步向更高的水平前进。”党的十六大提出：“当人类社会跨入二十一世纪的时候，我国进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新的发展阶段。”由此规划了“新三步走战略”，并提出“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党的十五大提出：“第一个十年实现国民生产总值比2000年翻一番，使人民的小康生活更加宽裕……到建党一百年时，使国民经济更加发展，各项制度更加完善；到世纪中叶建国一百年时，基本实现现代化，建成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国家。”党的十六大进一步重申：“在本世纪头二十年，集中力量，全面建设惠及十几亿人口的更高水平的小康社会。”

随着现代化建设的深入，社会经济发展中面临的不平衡、不协调问题逐渐凸显，以胡锦涛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提出“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的科学发展观。其一是提出“五个统筹”。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要“统筹城乡发展、统筹区域发展、统筹经济社会发展、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在生产力发展的基础上注重社会经济、人与自然各方面的统筹协调，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内涵推向深入和广泛；社会建设连同经济、政治、文化建设被列入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内容。党的十七大修改后的党章提出：“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其二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党的十七大提出：“继续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完成时代赋予的崇高使命。”其三是坚持“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党的十七大重申“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即“我们已经朝着十六大确立的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迈出了坚实步伐，今后要继续努力奋斗，确保到二〇二〇年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

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根据国内国际新情况做出重大判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自此，社会主义现代化被赋予新的内涵和更丰富的内容。其一是提出“四化同步”。党的十八大提出：“坚持走中国特色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道路，推动信息化和工业化深度融合、工业化和城镇化良性互动、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相互协调，促进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同步发展。”其二是提出现代文明形态。将生态文明建设连同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和社会建设加入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之中，党的十九大提出“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目标。其三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到2020年国内生产总值和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比2010年翻一番，全面建成惠及十几亿人口的小康社会。”其四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党的十九大将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作为“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重大历史任务”。党的十九大提出了新时代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新两步走”战略：“第一个阶段，从二〇二〇年到二〇三五年，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基础上，再奋斗十五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第二个阶段，从二〇三五年到本世纪中叶，在基本实现现代化的基础上，再奋斗十五年，把我国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

中国式现代化的动力

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动力是通过体制建构和不断的制度变革来实现一个后来者的现代化赶超。

以新民主主义制度促进农业国的转型

中国共产党将近代中国的危机归结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性质，为了改变旧中国积贫积弱的状况，就必须“变更现在的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地位”。1939年12月，毛泽东界定了中国革命的新民主主义性质，即“现时中国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革命……是新式的特殊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革命……我们称这种革命为新民主主义的革命”，“它在经济上是把帝国主义者和汉奸反动派的大资本大企业收归国家经营，把地主阶级的土地分配给农民所有，同时保存一般的私人资本主义的企业，并不废除富农经济”。1940年1月，毛泽东阐述了新民主主义的经济形态，即“在无产阶级领导下的新民主主义共和国的国营经济是社会主义的性质，是整个国民经济的领导力量，但这个共和国并不没收其他资本主义的私有财产，并不禁止‘不能操纵国民生计’的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在农村，“一般地还不是建立社会主义的农业，但在‘耕者有其田’的基础上所发展起来的各种合作经济，也具有社会主义的因素”，同时“将采取某种必要的方法，没收地主的土地，分配给无地和少地的农民”，而“农村的富农经济，也是容许其存在的”。1947年12月，毛泽东描述了新民主主义的经济结构，即“总起来说，新中国的经济构成是：（1）国营经济，这是领导的成分；（2）由个体逐步地向着集体方向发展的农业经济；（3）独立小工商业者的经济和小的、中等的私人资本主义经济。这些，就是新民主主义的全部国民经济”。1948年9月，毛泽东给出了新民主主义各种经济成分的关系，即“这个国家是无产阶级领导的，所以这些经济都是社会主义性质的。农村个体经济加上城市私人经济在数量上是大的，但是不起决定作用。我们国营经济、公营经济，在数量上较小，但它是起决定作用的。我们的社会经济的名字还是叫‘新民主主义经济’好。”1949年1月，毛泽东强调了新民主主义经济的体制特征，即“一方面，不要以为新民主主义经济不是计划经济，不是向社会主义发展，而认为是自由贸易、自由竞争，向资本主义发展，那是极端错误的……另一方面，必须注意，必须谨慎，不能急于社会主义化”。中国共产党在革命胜利前后进行了新民主主义制度建构。党的七届二中全会制定的新民主主义政策包括：没收官僚资本归人民共和国所有，建立并大力发展社会主义性质的国营经济；利用、限制私人资本主义经济；通过土地改革变地主土地所有制为农民土地所有制，接着“谨慎地、逐步地、积极地”引导农民逐步向合作化和集体化方向发展；实行对外贸易的统制。通过新民主主义制度的选择与建构，破除半殖民地半封建经济结构，积累经济结构中的社会主义因素，以此为社会主义经济结构的建立奠定物质基础和条件，实现从农业国到工业国的转变。

以社会主义制度和计划经济体制推进国家工业化

新中国成立后，国民经济的迅速恢复和国际环境的变化，使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决定走自己的路，以“四个现代化”实现对发达国家的赶超，选择了重工业导向的国家工业化和加快建立国民经济体系的经济发展战略。为了实现赶超，实施重工业导向的国家工业化，以及受社会主义理想和目标的指引，1953年开始向社会主义过渡，建立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其一是通过“三大改造”基本确立社会主义制度。1952年9月，毛泽东形成关于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基本思想，并于1953年12月提出：“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这是一个过渡时期。党在这个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是要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逐步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并逐步实现国家对农业、对手工业和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1954年2月，党的七届四中全会后，社会主义改造正式实施：对个体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采取从互助组到初级合作社，再到高级合作社的农业合作化；对个体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采取由手工业生产小组到手工业供销合作社，再到完全社会主义的手工业生产合作社等的过渡；通过公私合营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1949—1956年，基本实现了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拔了几千年支撑乡土中国的制度根基，在一个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东方大国成功实现了从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转变，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其二是建立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社会主义制度确立之后，为了尽快获取国家工业化战略所需的资本积累，选择了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来进行四个现代化建设。主要内容为：取缔资本主义经济和私人经济，实行单一的社会主义公有制；实行单一的按劳分配制度；实行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取缔商品和市场，制订国家计划；实行农业集体化，确立“三级所有，队为基础”集体所有制。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的建立为推动国家工业化提供了体制基础。

以社会主义市场体制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严重阻滞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造成普遍的贫困，与先发国家的差距越拉越大，陷入“被开除球籍”的危险。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拉开改革大幕，开启社会主义市场体制改革，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伟大历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成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根本制度。1978年12月，十一届三中全会重新确立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1982年9月，邓小平在党的十二大开幕词中提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1984年10月，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提出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是“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明确我国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逐步形成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制度框架。其一是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党的十五大提出“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是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一项基本经济制度”；党的十六大提出“毫不动摇地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和“毫不动摇地鼓励、支持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党的十七大进一步提出“坚持平等保护物权，形成各种所有制经济平等竞争、相互促进新格局”。其二是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经历了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社会主义有计划的商品经济，计划与市场内在统一等体制演进。党的十四大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模式；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进一步提出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框架；党的十五大到十六届五中全会把发展市场经济、实现经济市场化同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结合，推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取得突破性进展；党的十七大提出更好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其三是坚持和完善按劳分配为主体的多种分配方式，允许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带动和帮助后富，逐步走向共同富裕，逐渐形成按劳分配和按生产要素分配相结合，健全劳动、资本、技术、管理等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的制度和体制，兼顾公平和效率，保护合法收入，调节过高收入，取缔非法收入，整顿分配秩序，逐步扭转收入分配差距扩大趋势。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确立和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化，调动了各方面、各主体的积极性，提高了资源配置效率，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了制度保障。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体系构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制度根基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方向，不断推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发展和完善，对社会主义所有制结构和市场经济体制关系、市场和政府关系两个基本问题做了多方面改革，明确了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重要支柱，是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必然要求；进一步坚持“两个毫不动摇”方针，推动各种所有制取长补短、相互促进、共同发展；明确了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这两个方面不是相互排斥或相互否定的，而是相互契合和有机统一的。党的十九大确立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指导地位，加强了党对经济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坚持适应把握引领经济发展新常态，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作为经济工作的主线，坚持问题导向部署经济发展新战略。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为目标，推进“五大文明”建设，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推动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

中国式现代化的独特性

一国现代化的最难之处就在于以自己的独特性抵达甚至拓展普遍性。中国式现代化进程就是不断认识和利用自己的特殊性抵达现代化彼岸的历程。

中国共产党的特质和作用

国家能力是一国实现现代化的必要条件。中国共产党以其非凡的组织和领导特性充当了国家现代化进程中举足轻重的角色。其一是独特的价值理念。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实现国家富强、人民幸福，是近代以来中华民族面临的两大历史任务。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之日起就肩负起“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历史使命。正是这一使命感，使中国共产党在充满荆棘的现代化征程中，克服难以想象的风险、挑战、难题，改变了近代中国一盘散沙、四分五裂、各霸一方的局面。其二是独特的组织力。中国共产党通过严密的组织程序和甄别机制将社会中的优秀分子吸纳进党内，靠独特的选人和培养机制为这些成员的成长和能力施展提供空间。与西方竞选政党体制不同，中国特色的党国体制保证了中国共产党在领导国家现代化和发展谋局中的核心地位。如何保证党在决策中的科学性和“确保党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成为中国共产党长期保持组织优势的关键。中国共产党的创造是：前者依靠民主集中制解决组织的议事决事难题，后者依靠自我监督和自我净化保持组织的生命力。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勇于自我革命是中国共产党区别于其他政党的显著标志”，“始终坚持党要管党、全面从严治党”，“确保我们党在世界形势深刻变化的历史进程中始终走在时代前列，在应对国内外各种风险挑战的历史进程中始终成为全国人民的主心骨”。其三是卓越的领导力。中国共产党通过把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实际相结合，通过纲领、道路、路线方针政策，以问题为导向，坚持发展是硬道理、发展为了人民，保证组织的方向定位、凝聚力和先进性，从而保持和增进推动现代化的领导力。

基于超大人口规模的中国国情

影响一国现代化成败的最大制约因素是国情。各国现代化探索的失败或是因为在现代化的起点上忽视本国国情，或是因为在现代化进程中脱离本国国情。中国的现代化是在一个涵养了几千年农业文明的超大人口规模基本国情下的转型。如何在正视人地关系基本国情下摆脱过重的乡土黏度是中国式现代化最为繁难的问题。一方面，党十分重视“三农”问题，把农民问题放在稳定与发展的关键位置，尤其是将土地问题放在中国现代化的中心地位。革命时期通过土地革命改变传统农民与地主关系，让农民获得土地，既取得了政权也赢得了农民；取得政权后通过土地改革调动广大农民积极性，为农业生产恢复和农业合作化打下制度基础；改革时期通过家庭联产承包制改革和承包权的长期稳定，为农村发展和农民转型提供制度保障；新时代实行农地“三权”分置改革和城乡统一土地市场建设，为农业农村现代化打下基础。除了靠土地问题稳民心，还高度重视农民和农村问题，不断增加农业农村在国家投入中的比重，着力破除城乡二元体制，解决农民就业、社保、医疗、养老问题，推进城乡公共服务均等化，将乡村振兴上升为国家战略。另一方面，党又利用中国独特的土地制度谋发展，努力摆脱土地对农民的束缚，促进中国式工业化城市化进程。改革初期允许农民利用集体土地从事乡镇企业，打开乡村工业化，为农民提供了从事非农就业和增加收入的通道；20世纪90年代末以后，利用低价土地创办园区，形成世界工厂，为农民跨地区流动和分享工业化的成果提供环境，利用土地资本化推进快速城市化；进入新时代以来，着力推进以人为本的新型城镇化，不断赋予农民城市权利，促进农民的市民化，推动中国从“乡土中国”向“城乡中国”的历史性转型。

走自己的路

世界各国经验表明，简单制度和模式移植无法顺利实现一个国家的现代化。中国的现代化是一个寻路、探路和筑路的历程，最后走出一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现代化道路。在革命时期，党领导中国革命多次遭遇“左倾”或者“右倾”的主观主义。1927年8月后，中国革命面临两条道路的选择：一条是照搬照抄俄国十月革命模式，走城市中心暴动的道路；一条是根据中国的具体国情，走“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中国革命道路。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第一代领导集体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国情相结合，走出了一条“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中国革命道路，为中国式现代化打下政权基础。新中国成立后，如何实现社会主义革命，怎样领导国家建设，是摆在全党面前的一个全新而艰巨的任务。作为人类历史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开展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经验无疑是我们学习借鉴的样本。但是，苏联模式的弊病和问题也随着“照抄苏联的办法”被引进到我国并对我国经济建设造成损失。毛泽东于1956年2月25日明确提出，“过去我们就是鉴于他们的经验教训，少走了一些弯路，现在当然更要引以为戒”。苏共二十大上赫鲁晓夫揭露苏联社会主义建设模式的缺点和错误，加速了中国共产党人对中国自己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从“以苏为师”转变为“以苏为鉴”，结合中国的发展阶段和独特性，建立起完整的工业体系，为中国式现代化打下物质基础。

“文革”结束后，以邓小平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深刻洞察和把握和平与发展时代特征，准确判断中国国情，深刻总结我国社会主义建设正反两方面经验，借鉴世界社会主义历史经验，做出把党和国家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实行改革开放的历史性决策，深刻揭示了社会主义本质，确立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路线，明确提出走自己的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面对“红旗到底打得多久”、中国共产党向何处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能否走下去的疑问，江泽民同志强调：“中国的社会主义既不是苏联模式，也不是东欧模式，而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走这条道路，是中国人民经过一百多年的奋斗与探索作出的历史性的选择。”随着中国改革进入深水区，面临经济结构不合理、增长方式不科学、环境资源有限性制约发展、分配不合理等矛盾和问题，胡锦涛同志提出“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和“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回答了“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的时代命题。新时代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瞻远瞩，在重新认识社会主要矛盾的基础上，对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做出战略安排，提出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和把握新发展格局，取得脱贫攻坚战的全面胜利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伟大历史性成就。

依靠人民，为了人民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打江山、守江山，守的是人民的心”；“人民既是历史的创造者、也是历史的见证者，既是历史的‘剧中人’、也是历史的‘剧作者’”。中国共产党干革命、搞建设、抓改革，都是依靠人民、为了人民，中国式现代化也是依靠人民、为了人民。革命时期通过解决农民土地问题赢得人民取得了政权。建设时期依靠农民提供的积累和城市居民的低工资，保障了国家工业化战略的实施。改革时期充分发挥人民群众的智慧和力量，激发广大人民群众的创造性，创造了举世瞩目的“中国奇迹”。新时代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立场，实现了消除绝对贫困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伟大历史性成就。中国式现代化的宗旨是为了人民，人民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最重要主体。中国式现代化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不断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

中国共产党为了实现人民的利益，通过改革、区域扶贫、精准扶贫，创造了消除世界上最大规模绝对贫困的伟大历史性成就，实现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通过中国式结构转变，实现了64.72%的人口城镇化率，加快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进程。同时，注重人的全面发展。新中国成立之初，我国80%的人口是文盲，适龄儿童小学入学率不足20%；到2021年，全国共有普通高校2756所，各种形式的高等教育在学总规模达4430万人，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达57.8%。新中国成立之初，我国人均预期寿命仅有35岁；2019年，我国人均预期寿命达到78.2岁，城镇居民人均预期寿命超过80岁，居民主要健康指标优于世界中高收入国家平均水平。社会保障制度逐步建立，覆盖面持续扩大，多层次社会保障体系不断健全。基本医疗保险覆盖超过13亿人，基本养老保险覆盖近10亿人。

在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后，开启了建设现代化国家新征程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党的十九大对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做出分两个阶段推进的战略安排。要实现这一目标，必须坚持走自己的路，以中国式现代化路径建成一个令世界尊敬的、对人类文明做出重大贡献的现代化国家。为此必须破解新征程中面临的几道现代化难题。

第一，如何真正实现全面的现代化。大多数国家在现代化的进程中往往以工业化、城市化为目标和归宿，由此导致农业现代化的滞后和农民问题的无解。中国在现代化进程中也出现了工业化、城市化加快以及农业现代化和农民市民化滞后的问题。在新征程中，我们提出工业化、城镇化、信息化和农业现代化“四化同步”，就是要避免这种现代化的结构失衡困境。对于中国这种人口超大规模、农民占比高的国家，农业和农民的同步现代化尤为关键。

我们不能走先污染后治理或将污染转嫁的老路，而必须走绿色发展之路，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超越传统资本主义工业文明的现代化，必须真正做到转变传统发展方式，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

一些已经实现和正在追寻现代化的国家往往以物质生活达到一定的水准作为现代化的唯一，忽视了精神层面的现代化，出现现代化中的异化和扭曲。我们要实现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不仅要求物质生活水平提高，家家仓廪实衣食足，而且要求精神文化生活丰富，人人知礼节明荣辱。这种平衡是现代人之所向，也是非常之难，需要在发展目标上改变单一GDP导向，更加注重价值观、文化软实力和人的精神追求。

第二，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和共同富裕。两极分化是所有现代化国家面对的终极挑战，也是我们在新征程中面对的最大难题。共同富裕是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和最终目标，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主要任务。在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中，我们追求共同富裕，当然不能搞以牺牲最大多数劳动者积极性为代价的平均主义，不能搞损害人民财产和财富积累预期的再分配，不能“一刀切”地把不同人群、不同阶层的收入和财产拉平，不能搞不切实际地追求地区之间的齐步走。我们所要实现的共同富裕，其一是“富裕”，即实现人民生活质量的全面提高；其二是“共同”，即不平等程度缩小，城乡、区域差距显著缩小，居民收入和财产差距显著缩小，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扩大中等收入群体，全体人民共享经济发展成果。

第三，现代国家建构与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任何一个国家要建成现代化，最艰巨的任务是如何根据本国的特点完成现代国家建构。任何一个国家要成为现代化国家，都必须解决好国家公共权力的制度化问题。中华文明有绵延2000多年的集中治理传统，中国共产党以其独特的组织和领导特性实现了革命、建设、改革时期的有效治理。在建设现代化国家征程中，如何实现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现代国家治理体系建构，是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关键。并非每一个国家都能成为现代化国家，而每个幸运者的共同特征是在其国家内部建立起权利开放的秩序。要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我们必须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不断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通过制度化开放权利实现中国的现代化国家建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