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与致谢

本书的缘起或许需要做一番解释。我对亚历山大一直很感兴趣，六年前魏登菲尔德和尼科尔森出版社邀请我给他写一部简短的传记。我为承担这项任务而做的研究，使我对这一主题的处理变得更加广泛，大大超出了我和出版商的预料。我的初稿最终写得太长了；于是我做了删减，去掉了文献资料，由此形成了第二个版本。之后又做了大规模的削减和编辑，最终在1970年出版，题为《亚历山大大帝》。至于当前的版本，我返回去以原始的第一稿为底本进行修订，最后的文本其篇幅是先前版本的三至四倍。最初的构想的内核仍然保留在基本的章节安排当中，但正文得到了彻底的修订和扩充，得要一位哲学家来判定这两本书到底是不是同一作品。实际上，我也不是简单地重新拿出初稿并把初稿的文献资料恢复。我在无数的地方修正了自己的观点（有时是因为公开和私下的中肯的批评，有时是因为读到了1968—1969年以来的新书和新文章），最后通过整合此类修订而成当前呈现出来的版本。

我非常受益于亚历山大研究领域的同行：这次我很高兴可以在注释和引证中以个人名义就我所得到的各种各样的益处逐一表示感谢，这些益处是我从同行的学术出版物中获取的。然而出于敬意，我禁不住要再次提及恩斯特·巴迪安教授的名字，他是这一领域的研究者公认的耆宿和在世的最杰出的古代史学者之一，无论我何时向他请教，他都不吝时间，慷慨地拿出他无可匹敌的知识。每当我发现我与他的观点存在分歧，我都会有一种强烈的鲁莽之感。因而在此我不是出于纯粹的客套才强调，无论他还是这里所提及的任何学者，都毋须为书中所表达的观点以及书中众多且不可避免的缺陷负责。献辞只是对诸多恩德和启迪的不成其为回报的回报。

此次终稿的研究和写作是1971—1972年间我在得克萨斯大学做古典学系客座教授期间进行的，那里的条件近乎完美，任何学者都会觉得那是个天堂。我衷心感谢古典学系的同仁，他们以各种方式做了许许多多，使我住得非常开心。1971年秋，我开了一次亚历山大研究的研究生研讨班，可以肯定地说我从中学到的至少和我的学生学到的一样多；我非常感谢他们提出众多极有见识的意见，其中有些在经过同意之后融入了我的文本。战役藏品室的管理员安妮·范德胡夫（Anne Vanderhoof）夫人给了我无尽的帮助——远远超出了职责的要求——不仅是在这项特定的项目上，而且在我研究工作的方方面面。

最后，我要表达一下我对尤金·N·博尔扎教授的感谢，他不仅以超乎应有的友善态度评论了我最初的简本，而且邀请我到美国古代史年会上演讲，间接使我的附录“在格拉尼科斯河的宣传”在出版前至少去掉了部分不足和错误。在此，我又一次深深地感激巴迪安教授，他对这篇文章的敏锐的批评（最初是在演讲时提的，后来通过讨论和通信做了补充），证明他是一位完美的批评家：既有同情心，又有想象力，但完全不能容忍谬论。

这里所用的阿里安著作的译文（我多有改动）是已故的奥布雷·德塞林科特（Aubrey de Selincourt）的译文（企鹅经典丛书），现在又有了修订版，带有杰出学者汉密尔顿博士（Dr J. R. Hamilton）所撰新导言和注释。我所引用的（同样偶有改动）狄奥多罗斯的著作是已故的 C·布拉德福德·韦尔斯（C. Bradford Welles）教授的洛布丛书版（由海涅曼出版社出版）；同样，普鲁塔克的《亚历山大传》是贝纳多特·佩林（Bernadotte Perrin）的洛布丛书版（海涅曼出版社）。第364页欧里庇得斯的《安德洛玛刻》的引文是约翰· 弗雷德里克·尼姆斯（John Frederick Nims）先生的译文，见于芝加哥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希腊悲剧全集》系列；第377页欧氏的《酒神的伴侣》的引文是威廉·阿罗史密斯（William Arrowsmith）的译文，见于同一系列。

古典学系　彼得·格林
得克萨斯大学奥斯汀分校
1972年3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