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应举办自己的经济奥运会

夏禹龙

1984年9月，日本长期信用银行有一个城市经济考察团，由常务董事竹内宏先生带队访问上海。其中有一位先生叫堺屋太一，是作家，也是世博会专家。

他们向汪道涵市长提议，在新中国成立40周年，就是到1989年举办国际博览会，也就是世界博览会。这件事得到了汪道涵同志的同意，因为上海是国际大都市，开世博会是一个很好的契机。当时我也在场，汪道涵市长指定我作为联络员和日本方面联系。

实际上，日本长期信用银行这个经济考察团就是堺屋太一先生促成的。他是社会名流，主持参与了很有名的几次世博会，包括大阪的、筑波的，后来西班牙世博会的日本馆，都是他促成的。他完全从中国应该要办世博会的角度来帮助我们，是他促成了这一个代表团。

之后，日方来了好多次。1985年7月，堺屋太一先生又来了。当时先考虑选址，就是世博会办在什么地方。一个考虑是闵行，因为闵行开发区当时还不太景气，一半是空着的，当然也有其他的限制。我和堺屋太一先生去闵行考察，结果意见一致，觉得浦东花木地区更好，能够和浦东的开发联系起来。这个意见得到汪市长及很多市领导的同意。

当时的想法就是要开发浦东。上海市区面积太小，一定要扩大。到底朝哪里发展，有三派意见：一派意见是北上，就是江湾飞机场不再军用，一直划到宝山；一种意见是南下，就是到金山；还有一个是东进，就是到浦东。大家在浦东这个问题上意见一致，所以决定选花木公社，用博览会带动浦东开发。堺屋太一也曾介绍过，哪个地方要开发就先开博览会，这样交通上去了，地价也上去了，这块地区就起来了。神户就是一个很好的范例，先开一个博览会，不是世博会，是一个小的博览会，结果这块地方交通搞好了，就发展起来了。可以说，当时考虑世博会是为浦东开发打前站的。

如果浦东作为世博会场址，那么问题就来了，过江很困难，当时一座桥也没有，客流量很大怎么办？建造南浦大桥的想法，是从这个时候开始的。1985年，汪市长确定了这个事情，要做可行性报告。他就请市科委牵头，科委的高级工程师汤万方和我等组织了上海的一些专家，包括同济大学和各个局的专家，提出了一个可行性报告。汪道涵还请了两位副市长参加，一位是李肇基，还有一位是倪天增，管城市建设的。

江泽民同志担任市长后，也很关心并赞成世博会项目。他曾问我exposition和exhibition有什么区别。我说exhibition是做生意的，exposition是不做生意的，是一种展览。现在大家都了解这些，但那时都还没概念。

1988年，日本长期信用银行邀请上海方面组织代表团到日本访问，汪道涵彼时已经不是市长，是市政府顾问。此次访问去了十位同志，汪道涵带队，我是副手。从大阪到东京，我们会见了一些企业家，开了两次新闻发布会，主要内容一是浦东开发开放，二是举办世博会。浦东开发开放由另一位同志介绍，世博会是我讲的。

之后，关于世博会的想法实际上停了。1988年，在西郊宾馆举行的一个国际会议就是讨论浦东开发。会议结束后，世博会研究小组就解散了。今天回头来看，当时很多条件都不具备。比如说，过江这个问题伤透了脑筋，只有一条南浦大桥就能解决问题？还要靠渡船。各方面的议论很多，经济负担、交通……还有旅馆也是个问题，人住哪里？日本人介绍日本的办法，在大阪世博会的时候，房间里隔成箱子一样的小空间，里面可以睡觉，后面是一个电视机，还有空调，很便宜。一些大学生和那些没多少钱的可以这么住。总之，确实在交通和居住各方面，那时的条件和现在不能比。另外，中央政府什么态度，上海也不清楚，何况浦东开发也是后来的事情。

1989年之后，邓小平要求更加扩大开放，浦东开发开放又摆上了议程。1990年，大阪举办了“人类与自然”的世界园艺博览会。汪道涵同志觉得我们没有经验，就派了两位同志去学习，但也没什么进展，因为举办世博会牵涉面比较大，是国家行为，整个上海的条件没有像现在这样好，就停顿下来了。

到了1991、1992年，北京申办2000年奥运会。1992年2月20号，我在市计委内部发行的《上海经济计划简报》增刊上写了一篇文章《上海应举办自己的经济奥运会》。因为北京搞奥运会，所以我就提“经济奥运会”。由于这次申办奥运会没有成功，上海这个事情又搁了下来。

2000年12月，中央批准上海申办世博会。我正好到日本去参加会议，就到东京拜访堺屋太一，他是日本企划厅的长官、内阁成员，我去那天他正好卸任，在办公室搬东西。我请他到上海来，因为他是这方面的专家。他欣然同意。2001年2月26日，他在上海做了一次关于世博会主题的报告和座谈会，当时就受邀担任中国申博顾问。

2月27日，他和汪道涵先生会面，我陪同在侧。堺屋太一先生在会面时讲的一段话，令我印象很深刻。他说，中国参加联合国是在政治上融入了国际社会；中国参加WTO是在经济上融入国际社会；现在要举办世博会就是在文化上融入国际社会。我觉得他讲得非常精辟。